人文地理分析范文第1篇

人文精神是基于对文化内在价值和意义的自觉，通过行动实现价值取向、人生意义和人的责任并以和谐互动的态度对待个人和社会、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意识、思维和心理状态[1]。其核心是主张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对人类的无限关怀。它贯穿于全部人类历史，融会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表现于言、行、情、理等，负载于各种具体事物。

人文素养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2]。同时又通过人的语言、行动外显出来。人文素养是素养教育的核心内容。

二、人文精神教育的重要性

人文素养教育，在几千年前的中、西方教育家孔子、柏拉图等人那里，就是一个重要议题，后来，历代大教育家也都对此有过或多或少的研究和思考[3]。

关于人文素养、人文精神教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的研究，1984年，美国人文科学促进会就发表过《挽救我们的精神遗产——高等教育人文科学报告书》，对衰微不振的人文素养教育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呼吁加强人文素养培养的重要性。原美国圣母大学校长赫斯柏（T.Hesburgh）指出，完整的教育应同时包括“学习做事”和“学习做人”两大部分[4]。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也指出：“没有人文教育，人类将堕入科技进步带来的文化黑暗及社会灭亡的深渊！”[5]国内学者江苏省高邮师范学校陈友兴指出：可持续发展观作为当代地理教学的基本构成理念，理应使我们在地理教育教学过程中，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6]。

三、湘潭乡土人文精神的特征和形成的历史背景

（一）湘潭乡土人文精神的特征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经几千年之风雨，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中国乡土文化更是中华民族特质的主心骨，其一脉相承造就了民族文化生命的主力。乡土文化为一民族共同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本乡本土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7]。

湘潭的发展也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洗礼，其文化构成具有自己独特的乡土民族特点，特别是湘潭的人文资源很丰富，也很独特。就因为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湘潭的历史悠久长远。湘潭自古以来便是湖中重要的商业中心，早在17世纪就是全国著名的“米市”和“药都”。湘潭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全国重要的粮猪生产基地，因盛产湘莲被称为“中国湘莲之乡”。湘潭是新中国重要的机电工业基地，现以形成以冶金、机电、纺织、化工、建材为主体并极具竞争力的支柱产业。湘潭人文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均很丰富，但两者比较而言，其人文特色更鲜明。湘潭是湖湘文化的源头和重镇，历史上人才辈出。全市在国际国内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有30多位，不仅有无产阶级革命家、、黄公略、罗亦农、陈赓、谭政以及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秋瑾、刘道一等，而且有一代国画大师、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历史上留下的宅地、墓冢、碑坊、亭台、寺庙等许多纪念性建筑，构成了堪称无价之宝的人文资源。湘潭市不仅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湘潭市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锰矿基地，其电解二氧化锰产量占全球的70％，中国第一辆城市轻轨车、第一台315吨自升塔式起重机、第一辆最大牵引力和最大吨位的工矿电力机车均出自于此。

从以上叙述中不难看出，湘潭的人文资源中，一个较大的特色堪称为品位高：有部级优秀旅游城市一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一处、国家森林公园1处，省级风景名胜区2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10处，市县级40处。名山11座，名水4处，名泉1处。国家及省级民俗民间艺术4项。文化方面又以“湘莲文化”、“湘军文化”、“湖湘文化”、“宋窑文化”、“白石文化”，特别是以“思想”为代表。

湘潭乡土人文文化的根本特性，或者说它的个性到底是什么呢？“独立根性”是湘潭乡土人文文化的根本特性，也是湘潭乡土人文文化作为湖湘文化有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根本所在，是湖湘人的气质、风气、价值观等的集中体现。“独立根性”的主要表现即在于“湘潭历代知识精英均焕发着一种“无所依傍，浩然独往”而不囿于陈见的创新精神。在旅游地理教学中能够正确的运用这些湘潭乡土地理的文化知识，就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生活的热情和人生的信念，树立伟大的人生奋斗的目标。

（二）湘潭乡土人文精神形成的原因

首先我们认为湘潭乡土人文精神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一个学派，而是长期以来在现今湘潭地域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文化。从地理原因上分析，湘潭市位于湖南中部、湘江中游,湘潭地处丘陵地带，古代交通不便，长江以南为吴、楚两大诸侯国的封地。两国未立之时，这里都是蛮族居住的地方。湘潭文化是湖湘文化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湖湘文化的前身就是楚蛮文化。这种带有原始野性的“蛮”，使得湘潭人民作风强悍、性格强悍、急躁、脾气倔强，这种人不易被外人接受且易招人排斥，故人人带有强烈的乡土意识和怀乡恋乡情结，这也使得湘潭人具有彪悍的性情且同乡间易于团结。从气候原因上分析，也能看出湘潭人文文化的特殊性：湘潭的地形西北、南两面环山，冬季：凛冽寒潮滚滚南下，长驱直入湖南全境，夏季：南方的阳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发，使三湘大地热气郁集而不得散发。而春秋两季：三湘大地时而受西北方的冷锋控制，时而受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故气候多变，时晴时雨，骤冷骤热。这也使得培养了湘潭人认同天道变化无常的道理和不屈的奋斗精神。从形成的背景环境上分析，湘潭人文精神形成的真正的原因是一种湖南人的人文精神的影响。古时政治严苛，文人骚客一个不小心就被贬流放！湖南人以博怀全方位的接受了他们。湖南人在当时由蛮人一下子接受到了当时的主流文化。流放的地方，中国很多。但没有一处使得被贬流放者将自身的文化理念完整的保留下来！从楚辞的离骚、九歌、九章、天问中跳动的情感和不畏困苦的精神。从“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中忠君爱国的思想。从张朱会讲“先察时后涵养”与“经世致用”中。这些构成了湖南的地域文化，而真正应提倡的是具有兼容并包的博怀的湖南的人文精神。正是在这种湖湘文化精神的笼罩下，湘潭成为了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它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诞生了、、陈赓、谭政、萧三、齐白石、张天翼等英才；也产生过杨度、刘道一、曾国藩等非凡的历史人物。

随着长株潭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湘潭将与长沙、株洲共同构筑省经济实力最雄厚的“金三角”，人文文化将更优越。湘潭交通便捷，通信和城市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配套，投资环境优良；具有雄厚的科技优势，拥有湘潭大学等5所高校和15所中等专业学校，拥有科研机构280多家；湘潭自然资源、人文景观十分丰富，拥有韶山、乌石等驰名中外的人文景观，以及湘江、水府庙等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景色。

四、乡土人文精神的培养

所谓乡土人文精神的培养，是指通过乡土文化的传授，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其实质是人性教育，其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这种精神的养成可以通过乡土文化知识学习的途径来获得，包括乡土广博的文化知识滋养、高雅的文化氛围陶冶、优秀的文化传统熏染和深刻的人生实践体验等。这一教育既重视由外而内的乡土文化生成，更强调自我体验与心灵觉悟，归根结底，它使人理解并重视人生的意义，并给家乡以及社会多一份人文关怀，这样也在根本上体现了教育的本质[8]。

湘潭乡土人文文化底蕴下的人文精神，应该包括崇尚道德、爱国爱家、自强不息、厚道宽容和爱岗敬业等精神。如上述所知：湘潭乡土文化的政治意识极为强烈；湘潭乡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湘潭乡土文化中蕴藏着一种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与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创新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湘潭乡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的主要原因。如何继承这些优秀的人文精神呢？当然先要学习，后才能继承。因此，在旅游地理中渗透这些乡土精神，并且能够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精神上来继承，学习实质，学习精髓,那对于我们培养一代人有着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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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玉滨.21世纪青年的人文素养教育与中华文化[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3）：133-137.

[3]潘艺林.论人文素养教育的三级功能[J].有色金属高教研究，1997，（4）：5-7.

[4]郭为藩.科技时代的人文教育[M].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3-4.

[5]吴绍春.加强人文素养教育，迎接21世纪挑战[J].石油教育，1998，（9）：6-8.

[6]陈友兴.地理教育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J].地理教学，2002，（3）：18-19.

[7]王财印.教学原理[M].台北：心理出版社，2004：23-24

[8]刘桂侠，仇奔波.新形势、新体会新标准、新理念[J].中地参，2003，（6）.

人文地理分析范文第2篇

在分析之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就诗人的占籍来进行统计，但占籍并非对所有诗人都具有同样的意义，而且占籍本身就有许多难以确定处，比如依据惯例，“籍”是指祖居之地，但究竟某氏于某地居住几代称之为某籍才比较合适呢？是父、祖，还是曾祖、高祖？本文统计虽然以祖居之地为准，但考虑到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所以也兼顾到父辈的情况，比如韩?W(1159-1224)，祖籍开封雍丘，其父韩元吉(1118-?)南渡后已徙居信州上饶，很显然，信州上饶对于出生于南渡三十余年后的韩?W来说，其意义要远比开封雍丘大得多。职是之故，将韩?W划入信州上饶似更合理些。同时，由于统计上的困难，本文暂时只能以今日之省份来统计北宋时代诗人之占籍，而未能恢复到宋时的路、州、军、县的状态，这无形中又给分析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不过从所做的分析来看，还是可以发现和说明一些问题的。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定量化的分析永远只具有参考价值，这也是本文讨论的起点和基础。

一

先从动态化的地理分布说起。

为分析之需要，试将北宋分为四个时间段：第一期：太祖、太宗、真宗时期(960-1022)；第二期：仁宗时期(1023-1063)；第三期：英宗、神宗、哲宗时期(1064-1100)；第四时期：徽宗、钦宗时期(1101-1126)。各期时间大体保持均衡。但诗人的时期归属仍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很难整齐划一。本文则略依诗人及第之年为界，自及第后或稍晚，为其人所属之时代。这是划分时代的一个重要依据，但因具体情况又不得不略有调整，比如各期交替之际可能会有交叉，情形也比较复杂一些；再如北宋开国之初，许多诗人原由五代十国入宋，而北宋末则又有相当大的一批诗人跨入南宋，这都是难以处理的。诗人之分期不易，此处统计仅存其大者，因而表中所列数字亦可有上下浮动之余地。

太祖、太宗及真宗时期(960-1022)为唐、宋诗过渡时期，诗风和前代相比变化不大，至真宗后期，宋诗始变。试将本时期诗人之地理分布作一统计如下（见表1）：

【说明】表中所列仅为可以考知占籍的诗人，无可考者均未列入，这后一部分人数亦相当可观，四个时期分别为：193人（±）、234人（±）、291人（±）、257人（±），总数约为975人。此外，表中所列“科第”一类范围较宽，除进士外，还包括诸科；除常选之外，还包括制科以及三舍赐及第出身者。

据表1所计，依其数字所形成的自然群，可将此二十个省份分为五组：第一组为河南、福建、浙江，人数约在60-75人之间；第二组为江西、山东、河北、江苏、四川、安徽，人数约在30-40人之间；第三组为陕西、山西、湖南、广东，人数约在15-25人之间；第四组为湖北、甘肃、广西、天津、北京、上海、辽宁，人数约在10人以下。

本期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地理分布之范围相当广，共涉及二十个省份，这差不多就是北宋时诗人分布的最大范围（据《全宋诗》统计，整个北宋时期诗人分布共及二十二个省份），而且各地诗人数亦相差无几。尤其是北方几个省份，如西北的甘肃，北方或东北的天津、北京、辽宁，这些地区在此前的中国诗歌史中很少有诗人出现，而今这里却出了诗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其意义却不可忽视。造成这一分布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晚唐五代以来动荡不安的时局。自唐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势力日盛一日，至唐末五代，遂演变成一分裂格局，不仅中原地区不能幸免，即使一些边远之地或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亦被卷入这场争战中，成为此一时期各不同地域之主角。比如北方之五代，其中后唐李氏（李克用、李存勖）、后汉刘氏（刘知远），均为沙陀人；后晋石敬瑭出身不详，或说为西域石国之后裔。政治上的这种碰撞和“沟通”也同时意味着文化上的碰撞和沟通，于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边缘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也同时参与到“文化主流”中来，比如《全宋诗》中收录的一些边缘地区诗人或少数民族诗人，也说明这一情景的普遍存在，如郭从义(909-971)，其先本沙陀部人，后家太原（今属山西），《宋史》卷二五二有传；窦仪(914-966)，蓟州渔阳（今天津蓟县）人，后晋天福中进士，《宋史》卷二六三有传；赵文度(914-974)，蓟州渔阳人，《宋史》卷四八二有传；马文斌，敦煌（今属甘肃）人，太祖开宝三年(970)前后为沙州归义军节度押衙知司书手（见《全宋诗》第一册）等。这些人的身份可能不一样，动机和背景也有所不同，但都因为特殊之政局而与中原文化有了接触。这是从边缘文化汇入主流文化来说。另一方面，又有主流文化之分流。由于分裂和争战，往日之政治中心已不复存在，一元化走向了多元化，文化或文学之中心也被打破，原本集中于两京（唐代都城长安和洛阳）之士子亦不得不离开曾令其神往、依恋的都城，为生存计而奔走四方，比如晚唐著名诗人韩???淄蚰耆耍??胰朊鐾?劳跎笾?淮薜廊冢?V萑耍?苈依疵觯晃ぷ??锥帕耆耍?胧袷芷赣谕踅ǎ皇??嵝荩?闹堇枷?耍?跸资?庠酵酰?滞毒D铣?I，后入蜀依王建；欧阳彬，衡山人，初投楚王马殷，不遇，复投蜀。据《八闽通志》记载，福建之建宁“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故备五方之俗”①。又如四川，在五代蜀国时期，“帝（前蜀高祖王建）虽目不知书，而好与儒生谈论，颇解其理。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帝礼而用焉，使修举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遗”②。可见诗人之分流是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情况。由政治中心的被打破，进而是文化中心的被打破，遂令唐代三百年来之一统文化逐渐为多元化文化所取代。从晚唐五代文人之处境看，这自然是一种悲剧，但当这些文士远走他乡时，在寂寞孤独的漂泊中，也同时将文学的种子撒在了异域，在经历过多年与“异质文化”相碰撞相融合之后，新的文学生命也正在孕育之中。宋代文学承五代之后，也自然承继了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从这一点来看，未必不可以说是宋代文学之幸。

再看各省之分布状况。在第一方阵中，河南为宋朝立国之基，亦为宋王朝国都之所在，其诗人数处于“三鼎甲”之状元亦在情理之中。但这还是表面现象，从更深层来看，应与此一地域之历史背景有关。在当时人（甚至后世人）心目中，梁、唐、晋、汉、周五代一直是政治、文化正朔之所在（只要看一看史书中大多将此五代帝王列为本纪的事实便可了然），五代至后周时经郭威、柴荣的南征北讨、整顿改革，已初步显示出北方统一之气象，经济逐步恢复，社会趋于稳定，又沾了些“皇都”、“京畿”的地利，文人也就较他省为多，文学也较他省发达。须附带提起的是另外两个诗人数比较靠前的北方省份，一是河北，一是陕西，此二省大概都与后周或者赵宋王朝有些瓜葛：前者为赵宋皇帝著籍之地（赵匡胤为河北涿州人），晚唐五代时虽然一直战事不断，但亦有好文之主，如曾为魏博节度使后为邺王的罗绍威，据史书记载就是“喜文学，好儒士”之人，“每命幕客作四方书檄，小不称旨，坏裂抵弃，自劈笺起草，下笔成文。又癖于七言诗，江东有罗隐，为钱?客，绍威申南阮之敬。（罗）隐以所著文章诗赋酬寄，绍威大倾慕之，乃目其所为诗集曰《偷江东》。今邺中人士多有讽诵”③。至于陕西，本为唐王朝京都之所在，自周世宗显德二年(955)闰九月收复秦、成、阶、凤四州，陕西亦大部分纳入后周之版图④，其文化也自有难以磨灭的传统在。

福建、浙江紧随河南之后，分列第二、第三位。此二省与四川都是五代十国时较为富庶之地，亦为当时文人荟萃之所。福建，盖古闽越之地，唐末五代初，王潮据闽，“乃创四门义学，还流亡，定租税，遣吏巡州县，劝课农桑，交好邻道，保境息民，人皆安?V”⑤。至宋时，“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与江南、二浙略同。然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⑥，其文学之盛，由来已久。又据《福建通志》载：“闽文章为天下传习久矣，四子六经之传注，绍先圣而诏来学，为闽人所撰述者居其五，马、班、韩、欧，卑卑无高论矣，然此不可以文言也。唐相常公衮始以文章诲闽人士，闽号能文者自欧阳四门始，其后陈通方、王鲁复、许稷、盛均、黄滔、翁承赞之徒，各擅才华，驰驱百氏，终唐之世，咸以词赋争鸣。宋兴，名儒辈出，其羽翼经传，表章道学，与夫经济政事?R?R炳炳功垂天壤者，详具人物传矣，其次犹得以雕龙绣虎之技帜树艺林，故观人文于闽，犹挹水于河，取火于燧也。”⑦两浙为《禹贡》扬州之域，东南际海，可以通商，土地肥沃，有鱼、盐、布帛、粳稻之利⑧。五代之时属吴越，吴越王钱?奉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尊奉北朝，与他国修好，因此两浙在五代之时以弱国而独能保境内平安，正如叶适所说：“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⑨由此可见，福建、两浙占天时、地利、人和，其诗人之多、文学之盛亦属必然。

四川也是五代至宋初时文学比较发达的地区，安史之乱时，玄宗避难，已将盛唐文化带往蜀地；前蜀主王建好文喜儒，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入蜀；后蜀主孟昶，“能文章，好博览，有诗才”⑩，“尝立石经于成都，又恐石经流传不广，易以木版。宋世书称刻本始于蜀，今人求宋版，尚以蜀本为佳。昶好文，有功后学，诚未可以成败论。尝言不效王衍作轻薄小词，而其词自工”(11)。说到刻书，还应该提起对五代西蜀和宋初文化发生过重要影响的毋昭裔刻书，据史书记载：“毋昭裔，字河中，龙门人。博学有才名……昭裔性嗜藏书，酷好古文，精经术。常按雍都旧本《九经》，命张德钊书之，刻石于成都学宫。蜀土自唐末以来，学校废绝，昭裔出私财营学宫，立黉舍，且请后主镂版印《九经》，由是文学复盛。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版行之。后子守素赍至中朝，诸书遂大彰于世。所著有《尔雅音略》三卷。”(12)宋初时尚有《开宝藏》、《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三部巨著的刊刻。依常理而论，四川本应有更多的诗人或文学家，但宋太祖到真宗三朝，四川诗人数仅列位第八。这首先可能与北宋初蜀中政局的不稳有关。宋平孟蜀后，将其府库之积尽输于京师，又于常赋外，更置博买务，禁止商旅私市布帛，岁贡之数又加倍，因而在太祖、太宗之时便接连发生了全师雄、王小波、李顺等人领导的大规模起义，以反抗新王朝的暴政(13)。这不能不对四川文学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蜀中士风有关，蜀中士子虽好读古文，却以淡泊名利为尚。据《宋朝事实类苑》记载，此一情形至真宗朝仍然如此：“蜀中士子，旧好古文，不事举业，迨十五年，无一预解名者。”(14)后得张咏奖掖，两川士子方奋起家荣乡之志，才改变了这一局面。

其余如江西，为南唐属地，是五代时文化较发达之地，但宋初方内附不久，因而名列第四(15)。江苏历来为文人荟萃之区，但在五代与宋初时，淮东、淮西（包括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地区）一直处于南北争战之要冲，诗歌无立足之地，因而很难与孔孟之邦的山东较一日之短长。

二

仁宗时期(1023-1063)为北宋诗歌转折之一大关捩，其变化于表2可见：

首先，与表1相对照，总人数已有了变化。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约六十年间，其诗人总数为523人左右，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五代入宋者（以南唐入宋者为多）；而仁宗一朝约四十年，诗人即有767人之多，比上期多出244人（近原来人数二分之一弱），表明仁宗朝右文风气在逐步形成，文学开始走向繁荣。

其二，第一期诗人之地理分布呈均匀状态，涉及二十个省份，除豫、闽、浙三省较突出外，其他各省人数相差无几，说明北宋初期虽已建立起政治中心，但文化之中心尚未完全形成；而在仁宗时期，诗人地理分布却出现越来越集中之趋势：所及省份由原来的二十个减少到十七个，而十七个省份中，闽、浙、苏、豫、赣、川六省诗人数即近600人（598人），约占全部诗人总数（767人，不包括占籍不详者，下同）的77.97%，即四分之三强；而其余各省之数仅为169人，约占总数(767)之22.03%，即四分之一弱！而且这一状况在整个北宋时期一直沿袭下来，尽管其内部略有变化。从文化史和文学史来看，第二期这一地理分布之变化正标志着北宋至仁宗时期文化中心和文学中心的逐渐形成（尽管这中心是多元化的）。

其三，再从各省分布看，一些变化也颇堪注意。其中变化较大者为河南、四川、山东、河北、安徽、山西、湖北等地。河南已从原来三足鼎立的第一方阵中被挤出，降为第四名（尽管与第三名的江苏相差无几）；四川与山东之变化正好相反：四川由原来之第七跃升为第六，几为山东人数之倍，直逼江西；而山东则由原来之第六降为第七，不仅名次下降，再从数字来看，其变化更大：山东原本与江西、江苏及四川处于伯仲之间，而今不仅与赣、苏相差悬殊，即与四川亦不侔矣！河北由原来的第六降至第九；安徽虽然仍列名第八，但在第一期与第二组之江西、江苏人数相差并不大，而此时却已减少为苏、赣各省人数之三分之一弱！山西由原来之第十二位降至第十四位，湖北则由原来之第十五位上升至第十二位。

再次，从总体趋势上，本期诗人的地理分布是北方诗人数在下降，南方诗人数在上升，其中重要原因可能与仁宗时期对待南方人的态度与政策的改变有关。赵宋开国，以北方为基，后平南方诸国，遂混天下为一。但长时期的南、北隔绝，统一的表象并没有改变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偏见，据说宋太祖“禁中誓碑”中留下的第一条祖训就是“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邵氏闻见录》卷一）。这一条在赵宋建国之初还不成为大问题，但随着南方人口的增加，南方及第人数和入仕人数的增加，平等相待的要求自然也会被提出来，于是就发生了一系列关乎南、北关系的矛盾冲突。比如宋真宗欲以王钦若（江西新余人）为相，却遇到了时相王旦（河北大名府莘县人）的强烈反对，真宗只好作罢，直到十年后的天禧元年(1017)，王钦若才登上相位(16)。又如寇准（陕西渭北人）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为北方争状元事(17)。北方人与南方人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矛盾如此突出，较量如此激烈，一方面说明真宗朝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偏见是如何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表明南方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令北方人明显感到一种威胁和压力。到仁宗时期，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据程民生统计，北宋时实任宰相共71人，其中北方42人（王祥按：据表应为41人），占59%；南方29人，占41%(18)。这是从整个北宋来说，如果按分期来看，南、北方的变化对比可能更为明显，仍引程民生所作统计为证：

北宋各期南北宰相数量分析表(19)：

这一变化是鲜明的。可以想象，在这鲜明变化的背后，南方是如何一步步拥有了庞大的人口和士人群体。虽然在此之后（甚至在其后的几个时代里）都可能会有北方人卑视南方人的事件，但那可能只是南、北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与此时的意义已截然不同。南方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北宋的政治、社会、文化里，不仅在改变着北宋的政治格局，也在改变着北宋的文化和文学格局，北宋中、后期的政治改革和文学改革，可能都与这一地域文化的变化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三

英宗、神宗、哲宗三朝(1064-1100)诗人地理分布状况如下（见表3）： 从时间跨度与人数比例看，第三期与第二期大体接近（第二期为四十年，第三期为三十六年），而人数反比上期多出50人左右。表明北宋文学已经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

从整体上看，人数在继续保持两极分化之状态下，又有了些新的变化，比如前六省之人数为618人，占总数的73.42%，比上期的77.25%降低了4个百分点；前三省情况则相反，上期中前三省人数为333人，占总数的42.75%，而本期前三省之人数已上升至389人，占到总数的45.79%，上升了3个百分点，说明本期在上期形成文化或文学中心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强化。

再看各省情况：河南继续下滑，已从第一方阵中被挤出，降至第五，人数不及第一名福建的一半，比第二名浙江亦少50余人；江西则由原来之第五升至第三，替代了河南的位置，超出江苏10人左右，超出河南30人左右；山西由原来的第十四升至第九，是诸省中变化较大的一个；湖南由原来的第十降至第十三，陕西由原来的第十一降至第十四，甘肃则被挤出十六名之外，而代替它的是逐渐兴起的地处南方的上海。

上述种种变化或者是在预料之中，如河南、陕西，看似有所升降，其实并无变化，如山西，虽下降了三名，但从其人数来看，与上期并无太大变化（上期为11人，本期为15人），故不必讨论；而首先应特别予以关注的是福建，在第一方阵中已遥遥领先，超出浙江30人左右，超出江西60人左右，这是前两期中不曾有过的事情。福建何以能异军突起？原因何在？本文在分析第一期诗人地理分布时已经指出，闽、浙两省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但何以能保持长久之发展和增长，这就不能不从本期之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福建人口的增长。吴松第指出：福建本为我国东南开发较晚的地区，曾长期地广人稀。唐天宝元年(742)，全区著籍户口仅90686户，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0.8户。“经过唐后期五代的开发，至北宋初的太平兴国年间，户数约达46.8万户，为唐天宝元年的5倍，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4.2户。”“入宋以后，福建一直保持比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在这方面，路治所所在的福州为此提供了例证。据《淳熙三山志》卷一以及《元丰九域志》的数据，计算出福州的户年平均增长率是：太平兴国五年(980)至景德四年(1007)为7.3%，景德四年至治平二年(1065)为9.4%，治平二年至元丰元年(1078)为5.4%，各时期的增长率都不低。福建在太平兴国五年至元丰元年(1078)的户年平均增长率达7.9%，证明当时各府州的人口都有相当的增长。不过，由于这一时期南北各区的人口都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福建的增长率只居全国第十一位。然而，当元丰以后大部分区域的人口增长显著放慢时，福建的增长速度却不曾下降，元丰至崇宁元年仍保持着较高的年平均增长率，因而增长率在各区域的序次上升至第二位。”(20)人口的持续增长可能是保证文学持续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蔡襄当时就说：“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21)虽不无夸耀，但大抵也是实情。

四

徽宗、钦宗时期(1101-1126)诗人地理分布状况如表4：

从各省情况看，浙江与福建仍然高居前列，二省之和为319人，占本期总人数的42%左右（第一期闽浙二省占全部诗人数的24%，第二期占30%，第三期占35%），这似乎都表明浙、闽二省在诗史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只是与上期相比，二省位次正好相反，浙居前，闽居后。不过，如果考虑到科第的情况，闽以154人而有95人有功名，比例约为62%；而浙165人却只有86人，约占52%，又比闽少了10个百分点。那么，也可以说二省并未有高下之分。

本期是北宋建国以来诗人增长率最快的时期。从总的数目上看，本期只有765人，似乎比上期减少了近100人，但是不妨来看看四个时期的人、时之比：第一期六十二年，诗人523人，人、时之比为8.4比1（即平均每年有8.4人）；第二期四十年，诗人767人，人、时之比为19比1；第三期三十六年，诗人858人，人、时之比为23.8比1；本期只有二十五年，却有诗人765人，人、时之比为36比1，比第三期增长了12个百分点以上，比第二期增长了近1倍，比第一期增长了约4.4倍。从第一期到第四期是一条明显攀升的增长曲线，正清晰而形象地描绘出北宋诗歌发展的运行轨迹。本期单位时间里人数比例的大幅增长，不排除统计时技术上所造成的误差（在南北宋交替之际，诗人之划分实难把握），不过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文化发达的结果。此处可以举科举一事为例，据王明清《挥麈前录》记载：“国初每岁放榜，取士极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盖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后又别立分数，考校五路举子。以北人拙于词令，故优取。熙宁三年廷试，罢三题，专以策取士，非杂犯不复黜。然五路举人，尤为疏略。黄道夫榜传胪至第四甲党?卷子，神宗大笑曰：‘此人何由过省？’知举舒信道对以‘五路人用分数取末名过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自后人益以广。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试到八百五人。盖燕、云免省者既众，天下赴南宫试者万人，前后无逾此岁之盛。”(22)从国初的9人中选，到现在的万人赴南宫试和805人正奏名殿试，其间差别已不可以道里计，文学的繁盛亦由此可以想见矣。

五

如前所述，诗人占籍及其地理分布的研究自然不可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尽管如此，通过这种方式还是能说明一部分问题，比如文学史常讲北宋诗歌的发展经历了形成、发展、鼎盛等过程，这一说法自然不错，但给人的感觉未免抽象而空泛。如果从北宋诗人地理时空的分布来看，却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见上节）；又比如研究者常说南方文学之盛，亦可由上面所列数字得到更为直接而强烈的印证。不过，诗人地理分布研究之意义也许并不在这些具体的说明上，甚至也不在于能否解决问题上，而是它可能提供的研究线索以及所隐含的某些问题，这才是最值得重视的东西。上文已就诗人占籍及其地理分布进行了一些分析，但这显然还不是它所提供给我们的全部内容，比如从诗人总数来看，北宋时期占籍可考的福建诗人共507人，占全部占籍可考诗人总数的17.42%，比浙江诗人数多出1.27个百分点（浙江为470人，占总数的16.15%），但福建的科第人数却比浙江多出5.12个百分点（福建为339人，占科第总数的20.67%，浙江为255人，占总数的15.55%），而浙江的诗僧数却比福建多出近7个百分点（浙江为82人，占诗僧总数的26.03%，福建为60人，占总数的19.05%），闽、浙两省的诗僧总数为142人，占全部北宋诗僧人数的45.08%。又如苏、豫、鲁，其诗人数分别列于第三、第五、第七，而其诗僧数却分别列于第五、第十、第十二；与此相对的是赣、川、皖、湘，诗人数分列第四、第六、第八、第十，而诗僧数却分列第三、第四、第六、第七。这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诸如此类甚多，难以细述，下面试拈出两个问题来略加申说。

1.关于诗人数量、分布与文学繁荣、高潮的问题。

从上面所描述的四个时期的诗歌发展来看，增长曲线直线上升，至北宋末达到最高点，无论是从诗人分布的范围，还是从人、时之比例，都无可争议地证明徽宗、钦宗时（也包括南渡初在内）是北宋诗歌最为繁荣的时期。这似乎和一般诗歌史或文学史的描述很不同，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北宋末期大诗人少，因而人们可能在有意无意间忽视了诗人大量存在这一文学事实，二是在对于如何理解“繁荣”的涵义上有所不同。在笔者看来，文学繁荣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学高潮，二者有时可以取不同的步调，这其中有一个“量”和“质”的问题，也有一个诗史意义的问题。比如北宋初，诗人的地理分布非常广，列于《全宋诗》中的人数量也不算少，但此时的诗歌不仅从“量”上与中、后期无法相比（初期诗人作有5首以上者已经很少，至于像后世动辄几十卷上百卷的诗作更是百不一见），从“质”上更不能望后来者之项背，因此宋初诗歌仍处于不发达时期。但宋初诗歌的不可忽视处不在于其量之多寡、其质之高下好坏，而在于它从各不同地域文化中所带来的文化传统，比如巴蜀文化、八闽文化、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等，这些不同的甚至是“异质”的文化与中原的传统文化相融合，才成为北宋诗歌和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基础。这才是宋初诗歌价值之所在。北宋末的情况与宋初又有所不同，诗人数量庞大，分布广泛，诗歌数量又非常多，不能不说是诗歌繁荣之盛世。但与第二、第三期相比，本期明显缺少诗歌“名家”、“大家”，如谢?，有诗七卷；李彭，有诗十卷；汪藻，有诗五卷；王庭?，有诗二十六卷；周紫芝，有诗四十一卷；曾几，有诗九卷；洪皓，有诗三卷，这些人在宋代诗歌史上可以算得上几流作者呢？其实讨论或者品评这些人为几流作者也许意义并不大，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一诗歌现象所能引发出来的思考。文学高潮有文学高潮的意义，文学繁荣有文学繁荣的意义。北宋末年诗歌正在走向普泛化、通俗化和世俗化，诗歌逐渐从内在的情感体验、生命体验转变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可供研习的课程或学问，转变成一种世俗生活中应酬往来的工具，转变为一种高贵、文雅的身份标志，因而与唐代以及唐代之前的文学判然有别，而与南宋文学尤其是与元明清文学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脉相承的关系(23)。这也许远比单纯地比较高下要有意义得多。

2.关于宋代“文化中心”的问题。

学界一般认为北宋时期文化中心在北方，以汴、洛为中心，至南宋而南移（宋史及经济史亦有此说法）。如果从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状况，再结合宋代文学之演进情形来看，这一说法显然还缺少坚实的基础。首先要注意的是，北方诗歌虽然略输南方一筹，但北方以文名家者并不少，据《全宋文》所录，宋初时北方散文家要比南方为多，即使到后来，文的数量也不逊色于南方。而且北方之文与南方之文也很不同，它不是那种注重艺术性的“纯文学性”的文，而是以实用性为主的质朴无华的文，它不是像南方那样通过文来显示文人的艺术才能，而是通过文来表达思想、政见，传达信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南方成就在诗，而北方成就在文。这是地域环境使然，北方地域的厚实凝重与北方文学的凝重稳健，南方地域的轻灵清秀与南方文学的清秀俊逸，有着地理、文化的一致性，这是在讨论南北文学差异时不能不考虑的事情。其次，从动态的地理分布看，除第一期河南占天时、地利、人和而能排名第一外，在其余时段里，北方一直处于劣势，河南也从第二期开始不断下降；而南方诗人数一直占据压倒性优势，尤其是闽、浙、赣、苏、蜀等地，从最初即与河南分庭抗礼，到后期更是遥遥领先。再从静态的地理分布看，诗人数列第一至第五位的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苏、河南（五省中南方有其四），这五省诗人分别占占籍可考诗人总数的17.42%、16.15%、10.96%、10.82%和10.38%；这前五省之和为1913人，占北宋占籍可考诗人总数的65.74%，近三分之二！而其他十七个省份才占三分之一强。由此可以断言，在北宋时期，诗歌（以及文学与文化）就存在着多元化的格局。无可否认，由于封建时代文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和各地不同的政治地位，汴、洛很自然就成了北宋的“文化（文学）中心”，但是诗人数位居第一至第四的闽、浙、苏、赣呢？难道可以否定它们的文学重要性吗？难道可以否定它们在当时的“文化（文学）中心”地位吗？显然不能，因为如果没有相当厚重的地域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没有相当数量的文学创作，没有相当浓厚的创作热情和风气，要想出现这么多的诗人，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24)！当然，闽、浙、苏、赣与汴、洛毕竟有所不同，虽然同样都是“文化（文学）中心”，但汴、洛显然又是当时的“文化（文学）活动中心”。正是这一多元化格局构成了北宋诗歌的基本架构，这应该成为学界对北宋诗歌评估的一个前提和基础。其实不仅文学上如此，经济上也是如此。自唐以来，南方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每年通过漕运向京师大量输运粮食及其他物品，入宋后，数量更是大得惊人。正如北宋刑部侍郎王觌所说：“自祖宗以来，军国之费，多出于东南。”(25)富弼说得更为具体，他说：“伏思朝廷用度，如军食、币帛、茶盐、泉货、金铜铅锡以至羽毛、胶漆，尽出九道（指淮南东西二路、江南东西二路、荆湖北路、两浙、福建、广南东西路）。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匮者，得此九道供亿使之然尔。此九道者，朝廷之所仰给也。”(26)北方的经济仰仗于南方已成为不争之事实，而在如此雄厚经济基础之上的南方文化和文学也完全可以和北方并驾齐驱，争一日之短长。但是由于南方在北宋时期还不是政治中心，因而对于注重在社会性实践（辅佐皇帝，治理天下）中实现人生价值的古代文人来说，北方（尤其是京都）便很自然地会成为他们聚集、活动之中心。他们来自四面八方，然后将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带入到北方文化中来，共同促成了北宋文化和文学的繁荣和鼎盛。因而最后的结论便是：北宋时文人之活动中心在北方，南渡之后，随着政治中心之南移，文人活动中心也移至南方，但是宋代始终存在着文学（文化）中心的多元化格局，南宋时如此，北宋也不例外。

（收稿日期：2005年9月23日）

注释：

①《八闽通志》卷三《风俗·建宁府》引《建安志》，［明］黄仲昭修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十国春秋》卷三五《前蜀·高祖本纪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九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685页。

③《五代诗话》卷二《罗绍威》，清代王士祯原编，郑方坤删补，戴鸿森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又，罗绍威曾屈尊下拜罗隐，称其为叔，见《五代史补》卷一“罗隐东归”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闰九月。

⑤《十国春秋》卷九《闽·司空世家》，［清］吴任臣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宋史地理志汇释》卷八九《福建路》，郭黎安编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⑦康熙《福建通志》卷五一《文苑传》，《北京图书馆珍本丛刊》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⑧参见《宋史地理志汇释》卷八八《两浙路》。

⑨叶适《民事中》，《水心别集》卷二，《叶适集》，刘公纯、王孝鲁、李哲夫点校，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64页。

⑩《五代诗话》卷一引《野人闲话》，［清］王士祯原编，郑方坤删补，戴鸿森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11)《五代诗话》卷一引《边州见闻录》。

(12)《十国春秋》卷五二《前蜀·毋昭裔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68-769页。《宋史》卷四七九《毋守素传》等均有记载。

(13) 参见贾大泉主编《四川通史》第四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五七《知人荐举·张乖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49页。

(15) 按：宋平定荆南、后蜀、南唐、吴越等地，为招徕各地人才，曾出台相应举措，如《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载：太祖乾德末年，“川蜀、荆湖内附，试数道所贡士，县次往还续食”；太宗开宝中，“江南未平，进士林松、雷说试不中格，以其间道来归，亦赐三传出身”。

(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天禧元年八月：“庚午，以枢密使、同平章事王钦若为左仆射、平章事。先是，上欲相钦若，王旦曰：‘钦若遭逢陛下，恩礼已隆，且乞令在枢密院，两府任用亦均。臣见祖宗朝未尝使南方人当国，虽古称立贤无方，然必贤士乃可。臣位居元宰，不敢阻抑人，此亦公议也。’上遂止。及旦罢，上卒相钦若。钦若尝语人曰：‘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75页）

(1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三月戊戌，赵安仁等上礼部合格人数姓名，“故事，当赐第，必召其高第数人并见，又参择其材质可者然后赐第一。时新喻人萧贯与（蔡）齐并见，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上意已属之。知枢密院寇准又言：‘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齐遂居第一。上喜谓准曰：‘得人矣。’特召金吾给七驺，出两节传呼，因以为例。准性自矜，尤恶南人轻巧。既出，谓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齐，胶水人也。”（第1920页）

(18)北方41人分别为：开封府9人，京西7人，京东6人，河北14人，河东2人，陕西3人；南方29人分别为：淮南4人，两浙6人，江西6人，福建9人，成都路3人，阆州1人。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143页。

(19)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第150页。

(20)吴松第《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7-498页。另，参见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5页。

(21)蔡襄《兴化军仙游县登第记序》，《蔡襄集》卷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2)王明清《挥麈前录》卷三“国初取士极少，无逾宣和之盛”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23)参见拙文《试论柳永词的词史意义》，载于《语言文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4)需要说明的是：据有关人口史、移民史的研究结果来考察，除了五代十国和靖康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都不在本文统计的范围之内）分别有较大规模的移民外，整个北宋时期的人口迁移与流动的幅度和数量都不太大，其人口的增长还是以本地的自然增长为主，外来的人口影响较小。比如河南省有一部分人口是由北迁入者，苏、赣则有移出亦有移入，而北宋时期诗人数最多的闽、浙二省，其人口移入者远不如移出者为多。参见吴松第《中国移民史》第四卷《辽宋金元时期》第六章、第七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陈景盛《福建历代人口论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林汀水《福建人口迁徙论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人文地理分析范文第3篇

一、 中学地理学科中人文精神教育的基本内容

1.尊重与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知识是地理教学最基本的内容之一，其内容阐明了人类活动对自然施加的种种影响及其带来的后果。它的内容包含如下人文精神教育因素：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人既不能屈服于自然，做自然的奴隶，同时也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无休止地破坏和掠夺自然[5]。人既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人文精神在人的双重身份之间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在人类傲视大自然时警醒人类别忘了自己的自然属性。

2.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资源和环境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地理学科在人口、资源和环境教育的内容比较全面，如人口激增将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所以控制人口增长和提高人口素质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注意节约和综合开发是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6]。在地理学科中，环境道德教育是三维目标中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所重视的教育目标之一，任何破坏环境的行为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学地理教学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7]。

3.了解历史文化，树立全球意识

通过对一些主要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了解，使学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有一个大体的掌握，了解文明古国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及其对世界产生的重要作用。意识到，一个民族的文化，政治、经济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的集中表现[8]，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核心力量。全球自然人文环境的整体性和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有助于学生全球意识的培养和确立，如气候变化、经济危机等局部问题，都会带来全球性的影响。

4.热爱祖国、培养地理美感

我国地域辽阔、地貌气候多样、民族众多、风光迥异，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逐渐增强吸引着全球的目光。身处自然和人文环境都比较优越的中国，人们更应当刻苦学习，热爱报国，献身社会。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自然和人文要素的相互关系与作用的学科，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审美对象[5]。地理事物和现象在大自然和社会中进行着有序的整合，形成了雄、奇、险、秀、幽和意蕴深长等特色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它们是最具体、最直观、最现实的审美教育内容，而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中的部分内容就是地理学科教学进行审美教育的重要资源。

二、 农村中学地理教学中的人文教育现状及原因分析

1.地理教学不受重视

扭曲的环境氛围影响地理教学的顺利进行，在生活中，人们认为利用地理知识为自己生活服务的机会少，且在多数农村学生和家长潜意识里受光宗耀祖，“跳农门”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等思想的影响，大部分农村家庭认为地理可学可不学[9]，这种错误的观念及舆论环境，使学生在心理和行为上倾向于数理化等学科，轻视地理学科。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学校及家长对地理学科便有所忽视。在许多发达国家，中小学地理课时一般都占总课时的6%左右，而在我国却只占总课时的2%[10]，在我国农村的中学地理课时更少，多数被抢占去填补“主科”的补充课时，身在农村的学生，几乎没有课余时间来学习地理和培养对它的兴趣，部分农村中学对地理学科的教与学的监督完全处于“真空”状态，而人文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

2.地理教学内容的分离

教学内容的分离一般体现在人对课程教学内容的分割上，具体到农村中学地理教学主要体现在：第一，教学内容的实践与学生生活相分离。新课改后，地理教材融合了很多与人地关系紧密结合的内容和活动，但由于升学压力和课时少等矛盾，大部分农村中学地理老师在教学中“穿新鞋走老路”将很多有意义的地理教学活动和案例一带而过，甚至省略，使地理教学依然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分离。第二，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自主安排使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相分离。目前我国地理教材的编排主要是“由偏重自然地理向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相结合的方向转变、自然地理内容由集中讲述向分散在区域地理中讲述的方向转变”[11]，这本是个好现象，但很多地理教师为了教学方便，人为地将两部分知识分开，割裂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

人文地理分析范文第4篇

一、人文地理复习策略

1．理清脉络，构建知识体系

人文地理知识理解起来并不难，但内容分散且不容易抓住重点，需要记忆的东西较多。因此同学们应抓住人文地理“形散神聚”的特点，理清知识线索、构建知识体系，把书本由厚变薄，形成自己的知识网络。

人文地理考查的核心主题包括人口（增长、迁移、分布、容量）、城市（城市化、城市区位、空间结构）、工业、农业（区位选择、地域类型）、商业（区位因素）、交通运输（主要方式、区位选择）等（形散），而其中区位分析与评价是贯穿人文地理始终的灵魂（神聚）。复习中我们可以以“区位分析与评价”为主题构建知识网络：

此外，复习中还可针对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单位，抓住一条线索将单个知识串连起来形成清晰的知识链。以“人口数量的变化”为例：

2．求同存异，建立思维模型

“用学过的知识解决新问题”是高考命题的立意所在，亦即“题在书外、理在书中”。尽管试题情境、问题设计千变万化、推陈出新，但答题所用的知识、原理还是教材中的。对于“切入容易深入难”的人文地理而言，建立思维模型是提高思维能力、防止思维偏差的有效策略。以高考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区位分析与评价”为例：

（1）求同――构建区位因素结构

各种人类活动的区位选择多受自然因素（位置、地形、气候、河流、资源等）、经济因素（劳动力、市场、交通等）和社会因素（政策、环境、科技等）的影响，因此要用综合的观点观察分析区位因素。

（2）存异――形成区位分析方法

根据区位分析与评价的不同要求，对同类问题进行归纳,构建区位分析微观模型。如主导因素分析（理清各区位因素间的主次关系，找出决定性因素）、动态分析（用发展的眼光分析某类或某地区区位因素的变化）、综合分析（从自然、社会、经济等方面分析）、辩证分析（从有利、不利或优势条件、制约因素两方面分析）、比较分析（找出两者或两地位因素的异同点，并分析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等。

（3）发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原理模型是经典的、抽象的、简化的形式。因地制宜是区位选择的“魂”，因此区位分析与评价要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区域为背景对区位因素进行描述与阐释，使区位分析与评价“区域化”。

3．抓住联系，学会综合分析

人文地理知识的考查不是孤立的，多是从区域的角度研究人类活动现象，注重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区域地理的联系与融合。自然地理是人文地理的基础，区域地理是人文地理的归宿，我们在进行人文地理复习时一定要形成这样的意识：与自然地理恋爱，与区域地理联姻。

以农业变迁为例：长江三角洲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近年来其水稻种植面积却逐渐减少。长江三角洲作为“鱼米之乡”的区位因素，既要从地形、气候、水源、土壤等自然条件方面分析，也要考虑劳动力、种植历史等人文条件，而这些自然、人文条件恰恰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特征的组成部分，且相应的自然条件往往都是图中“应有之义”。要从发展变化的视角找出“水稻种植减少”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非农业用地增加，导致水稻播种面积减少；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鲜活农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增加导致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从以上两例分析可以看出，高考对人文地理的考查多以区域为载体，将解答所需要的有用信息巧妙地隐藏在图表中，对图中自然要素、区域特征信息的获取与解读往往是组织答案的落脚点。

4．以图为本，强化图表技能

图表是地理的特色，尤其是在表达人文地理的空间分布格局与时间变化规律方面更具优势，因此高考试题多以新颖的地理图表为载体考查人文地理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在2011年高考地理试题所选用的214幅图表中，与人文地理相关的图表接近2/3。

在复习中要加强图表技能的训练，面对纷繁复杂的图表，要从“读会图”向“会读图”转变。首先，要根据图名确定图表所反映的主题，利用图例从图表中的线条、符号、数据中找出“有什么”；其次，对获取的信息进行整理，认清图中各要素的特征，明确“怎么样”；最后，分析揭示图中各要素反映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理解“为什么”。要注重地图信息的叠加和图文转换，提高图表阅读的深度。

以地理统计图为例，解读地理统计图表要正确理解图表所表述的地理信息，判读其表示信息的数量或等级，并以这些显性信息为基础找出隐性规律与变化趋势，解释或说明相关地理事物的特征、原理和规律。其解读方法、技巧为：抓双重联系（图内信息；图外知识）、重数据分析（定量分析数量特征；定性分析趋势；对比分析找差异）、归纳总结（综合评价得结论）。

5．关注现实，用地理视角看世界

书本是经典的、抽象的，现实是复杂的、具体的。复习中我们要拓展知识来源、活化地理知识，要特别关注与地理相关的现实问题、热点问题及贴近生活的素材，让课本知识和现实生活有机地结合，学会从地理的视角认识世界，在具体材料中提取有用的地理信息，还要将书本中的地理知识、原理还原到实际领域来解决具体问题。

二、人文地理解题指导

人文地理试题的综合性、开放性强，切入容易深入难，答题往往词不达意，甚至离题甚远。不少同学感觉人文地理答准、答全很难。现以两道经典试题为例窥斑见豹，以期对同学们有所启发。

【例1】（2011年山东文综卷）下图为我国东部地区甲、乙两城市三个年份常住人口密度分布图，图中楼高表示2000年城市商务楼相对高度。请读图回答1~2题。

1.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1982~2000年，两城市的市中心常住人口密度变化特征相同

B. 1982~2000年，两城市的边缘区常住人口密度变化特征不同

C. 2000年甲城市的人口规模比乙城市的小

D. 2000年乙城市的服务范围比甲城市的小

2.关于2000年两城市功能区分布的推断，最有可能的是 ①甲城市的中心商务区位于M处 ②乙城市的中心商务区位于P处 ③甲城市的卫星城位于N处 ④乙城市的卫星城位于Q处（）

A. ①② B. ②③C. ①④D. ③④

【解题思路】 第1题，该题以统计图为载体考查城市功能分区与城市化进程，重在考查图表信息的判断与推理能力。从图中可以看出，1982~2000年，甲城市市中心人口密度逐渐下降，乙城市市中心人口密度不断上升，两城市的边缘区人口密度都逐渐上升。甲城市各地段人口密度与楼高都比乙城市高，且城市边缘距市中心远，因此甲城市人口规模、服务范围比乙城市大。第2题，该题根据人口密度的变化和楼高统计判断城市功能分区的划分。从楼高和人口密度判断，甲城市中心商务区位于市中心M处的，N处人口密度与楼高比周边地区高，为甲城市的卫星城；乙城市P处人口密度与楼高最大，为中心商务区；由1982~2000年人口密度变化可以推断，乙城市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尚未形成卫星城。

【参考答案】 1. D2. B

【规律总结】 统计图的判读，首先要读图名，接着要根据图例弄清图中线、条的含义，把握统计图表达的内容，然后是找出线、条发展变化的趋势，再结合所学知识、原理对变化趋势做出合理的分析与阐释。

【例2】（2011年江苏单科卷）下图为北非简图，右下图为甲乙两地气温和降水统计图。读图回答问题。

（1）乙地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该地区大多数城镇分布在沿海的主要因素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影响该地区陆路交通布局的主要因素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题思路】 该题以北非区域图、气温和降水统计图为载体考查农业发展、城镇分布和交通布局的区位因素，对信息获取及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要求较高。（1）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切忌泛泛而谈，要结合具体区域回答，从图中获取有用信息：等高线河谷平原；临河灌溉水源；气候图热带沙漠气候光热资源、昼夜温差。图文中没有相关的社会经济信息，可不涉及；（2）对“大多数城镇分布在沿海”要从自然和社会经济两方面分析，要特别注意“沿海”的限定条件。思路：等高线沿海多平原；气候图地中海气候（容易漏掉）；石油等资源资源开发；临海海运便利。（3）交通布局受经济、社会和自然等因素影响，结合图示信息可知：图中铁路、公路主要连接城镇和矿产地，因此城镇分布和资源开发是影响交通布局的主导因素；在山区铁路多沿等高线延伸，因此地形影响选线。

人文地理分析范文第5篇

一、必修三的课程地位

高中地理必修一（自然地理）主要是认识自然地理现象、地理原理规律，从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阐述了人地关系；必修二（人文地理）的内容则是人们如何从环境中获取生产生活所需的资源，因地制宜地改造自然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主要是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阐述了人地关系。此后，课程体系安排了地理必修三（区域地理），强调“以某区域为例，分析……”，要求学生用必修一和必修二所学的概念、原理、规律、观点、方法等系统地理主干知识，联系实际，分析区域特征，比较区域差异，解决区域问题。

二、必修三的高考地位

由表1可知，选择题涉及区域地理的考点不多，考点动向无明显规律，有些知识点没考到，可能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命题材料。

由表2可知，必考综合题两题，一中一外，给出文字和图表等材料，让学生进行成因分析、推断影响，提出解决地理问题的对策与措施，探讨可持续发展的利与弊。区域地理是高考命题的重要载体，选择题和选考题也常常涉及区域地理。考查的重点是综合分析思维能力，描述、阐释、论证和探讨地理问题等，强调地理能力。如描述或推测地形、气候、河流（水文水系）、植被等自然要素的特征，概括其空间格局，分析影响因素，描述或推测农业、工业、城市、人口等人文要素的特征，分析影响因素、区域主要热点问题及其产生原因和危害并提出解决措施。

三、必修三的区域组成

由表3可知，必修三涉及的地理区域，没有面面俱到，重点是通过案例学习，培养学生掌握分析相应问题的方法、思路、要点等，学会运用区域有关图文资料，探讨、分析、解决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关现实问题，培养其学习方法，提升其学习能力。

四、必修三的教学建议

1.区域与系统结合

系统地理知识要落实到区域，区域要再现系统地理知识。必修一、必修二系统地理核心主干知识+地理区域（区域地图），是高考常用模式。试题基于图表，基于地理学的两大特点（区域性和综合性），将地理问题落实到不同空间尺度的具体区域，考查区域空间定位（位置特征）、区域自然及人文特征判断，注重区域实证、支撑系统地理理论，强调系统地理与地理区域的有机整合。地理必修三的教学，侧重案例教学，必须以必修一和必修二的系统地理加以论证支撑，帮助学生分析、解剖案例，有效提取相关的地理原理、规律，掌握分析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维方法。例如，《流域的综合开发》一课的教学中，首先，要补充河流水系和水文特征及其成因的相关知识；其次，要分析田纳西河流域的自然地理l件，包括流域的地形、气候、水系、水文特征以及自然资源等，还有人口、农业、工业、交通等社会经济条件；最后，要分析流域发展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根据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三结合的原则，探寻该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根据不利条件寻求整改策略。学生只有抽取了流域的综合开发利用知识点分析地理原理和规律，用动态的观点去分析区域间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就能进一步分析黄河、长江、尼罗河、伏尔加河等流域的综合开发利用，从而达到课标的要求。

2.归纳与比较结合

高中地理必修三的教学总结，常常要运用表格归纳与表格比较两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中，要用地理环境整体性的思维帮助学生归纳出带规律性的区域特征的分析方法，例如，《荒漠化的防治》一节的教学总结如表4所示。

学生懂得了“荒漠化”分析问题的方法，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分析同类型的案例。

区域的比较，不仅要横向比较，而且要纵向比较，如表5和表6。

3.课堂与实践结合

课堂教学强调地理空间思维训练，尝试让学生联系时政新闻热点，联系本地实际，做到课堂涉及区域的举一反三，讨论区域的保护和治理措施，提升学生空间感知能力和空间分析能力。例如，让两位学生分别代表南水北调“调出区”的居民和“调入区”的居民，扮演角色，进行对话，交流看法。又如，让四个学生模拟导游，带领四组同学赴我国东北地区、西北地区、青藏高原，澳大利亚国家四地的旅行，分别描述在不同地区所能观察到的主要地理景观和地理现象，说出到上述地区旅行应携带的主要生活用品。

课外教学强调综合实践，例如，①收看《地理・中国》《文明之旅》《探索》等相关电视节目，关注G20杭州峰会，了解20个成员国和被邀请的嘉宾国的空间分布、地理位置、人口规模、经济实力等，引导学生多了解世界文明；②讨论冠豸山下某地瓜干厂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以及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而提出改进措施；③结合冠豸山的城区交通建设实际，讨论城市化过程对于区域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应当注意的问题；④调查冠豸山天池历史与现状，开展冠豸山天池终年有水的实践研究，了解在野外考察中GPS的功能，用电子地图查询莲峰镇和揭乐乡城镇历史、交通变化、旅游发展等信息；⑤调查家乡一片荒废（或利用不合理）的土地，探讨这片土地荒废（或利用不合理）的原因。如果这片土地让你来规划开发，你将作何打算？为什么？

4.教学与应试结合

高考试题往往是围绕区域“在哪里”“怎么样”“为什么”和“怎么办”的思路设计开放性的问题。课堂教学可以尝试“课题研究”的方式，用新情境设计出新问题，将考点融入其中，让学生去开展区域问题为中心的探究学习。在分析中提高《考试说明》的四项能力：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的能力；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基本技能的能力；描述和阐述地理事物、地理基本原理与规律的能力；论证和探讨地理问题的能力。

（1）区域定位：在哪里？包括经纬度位置（半球位置、高中低纬或五带位置） 、海陆位置、相对位置（从属位置、相邻位置）、大气环流位置、板块位置、交通位置等。

（2）区域特征：怎么样？包括区域的气候、地形、河流（水文水系）、植被、自然资源、农业、工业、城市等地理特征，了解该区域热点问题（如环境问题、农业问题等）。

（3）原理分析：为什么？分析自然要素成因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学会探讨区域热点问题产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