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设计范文精选
前言：在撰写人文主义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他人的优秀作品，小编整理了5篇优秀范文，希望能够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人文主义设计范文第1篇
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环境是指室内空间环境、物理环境、视觉环境和心理环境等，从自然方面看，是客观环境和建筑室外环境的有机融合。室内环境设计中的人文主义是以人为中心主体进行设计，注重的是人的生存环境，旨在提高人的生活质量，维护人的居住利益，表达的是人性的呼声和要求。在室内环境设计中体现人文主义，要求创作灵感应该注重人们视觉上的冲击效果，以人的感受为出发点，体现人的设计情感等，从而创造一个美好、舒适的居住环境。
二、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人文主义体现
1、室内环境艺术设计应适应人的生理、行为特点
室内环境艺术设计终归属于室内设计，最主要的功能是为人们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满足人的生理需求，所以室内环境艺术设计要适应人的生理和行为特点，为人们提供一个生存、生活的环境空间。室内环境艺术设计首先要符合人体的尺寸要求，这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否则再有创意的设计也是徒然的。室内环境艺术设计包括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的设计，建筑内外的光线、空气、声音以及热能的传递和变换都属于软件环境，而地域内的物质空间为人们提供的建筑室内与室外、自然和城市等的相互渗透则属于硬件环境。在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无论是硬环境还是软环境都因为人的参与而产生了特定的意境，从而营造出一种意境美。意境美因人而存在，同时因人而异。设计师在进行室内环境设计、营造环境氛围的时候应该从人的心理和审美出发，通过环境中的色彩、造型以及合适的比例，给人一种良好的感受，从而体现人文主义。此外，室内环境设计还应考虑到不同的人的行为特点，例如，为儿童设计室内环境的时候，桌椅、门窗、开关等方面的设计就应该考虑到儿童身体各方面的尺寸，同时应该增强视觉效果，如图案、色彩等，满足儿童的视觉要求。为老年人的居住环境进行设计的时候应该选用沉稳的色彩搭配、简洁的家具摆设、适当的灯光照明，同时尤其要注意地板的防滑，必要时墙面要安装扶手等方面，充分满足老年人的生活习惯，为他们提供最合适的环境。
2、关注人的心理特征和情感需求
室内环境的艺术设计还应关注人的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不同室内空间的参与者对室内环境场所的感受和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设计时应该先满足人们物质功能上的需求，只有满足了人们物质功能上的需求才能考虑从人为层面上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和心理需求。不同的室内空间由于色彩搭配、空间造型和功能的不同都会给人不同的情感感受和心理体验。空间的整体感应该和处于这个空间环境中的人们的心理定势产生积极的情感融合，只有这样，人们在空间环境中才能产生愉悦的感觉。如果环境的设计和人们的心理定势相违背，那么人们就会产生消极的情感反应，甚至会感到压抑和排斥。例如在进行室内环境设计时，设计者就可以充分利用色彩对人们心理的调节原理来进行设计，通过色彩的不同搭配来调节不同性格的人的心理，从而为人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如，在室内设计中使用黄色系列色彩的搭配，可以营造一个温暖活泼的居住气氛，使人觉得心情明朗，给人带来华贵的感觉；绿色系列色彩给人自然、清新的感觉，可以使人心情愉悦，而绿色也是对人眼最有好处的色彩。蓝色系列色彩给人沉稳、安静的感觉，可以稳定人的情绪。在空间方面，较大的空间会给人自由、舒展的感受，但是如果太大就会让人感到孤独和空旷。室内环境艺术设计过程中的所有元素在进入人们的感觉系统之后，构成了人的感官体验，人们对室内环境的认知是由听觉、视觉、嗅觉和触觉等共同完成的，通过动态的空间设计元素组合使人们在生活过程中得到满足。
3、关注人们的主体审美价值取向
在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可以先了解掌握使用主体环境的人的兴趣方向，通过投其所好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实现设计环境与人们审美心境的完美融合。室内环境设计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进行设计时应该将设计本身和人们的实际需求相融合，也就是协调设计中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就是环境设计中的材料、技术以及工艺等，而外部因素则是人的需求、空间和环境等。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个性化，个人的丰富性慢慢转化为物的丰富性。人们追求物的新奇和个性化，最终都会转化为物的形态，也就是说物是人们需求的载体。由于人们的主体审美价值取向不尽相同，用户的差异化、个性化越来越明显，设计者在进行室内设计的时候已经不能将其看成为自己个人的表演舞台，室内环境设计不能作为是设计师的自我表达。设计师往往和用户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审美价值，这就要求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应该对用户的审美价值取向提出更高的重视。用户的审美价值取向受到文化、生活经历、年龄、性别和职业等的影响，所以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应该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只有这样，设计出来的最终效果才能与用户的审美取向相和谐，从而最大程度化地得到客户的认可。
三、结语
人文主义设计范文第2篇
一、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
深刻认识我国国情和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我们党提出科学理论和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也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个“不发达”首先当然是指生产力的不发达。因此，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但讲初级阶段，不光要讲生产力的不发达，还要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告诉我们，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上述两大任务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统一的整体，并且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一系列不同发展阶段的长久进程中。没有生产力的持久大发展，就不可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我们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离不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和全面把握。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人民的政治生活日趋活跃，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得到了较好维护。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不公、贪污腐败等问题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成熟。所以，我国今天远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至于整个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那就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精辟指出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将不断加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将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此，有两点必须非常明确：第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全面的、深刻的理解。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一个创举，也是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第二，始终坚持改革，鼓励创新。同志指出：“2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与我们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等分不开的。”改革和创新，不仅要总结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积累的极其丰富、极其宝贵的经验，同时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赢得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的优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是大海，海纳百川，不会枯竭。社会主义制度，从理论到实践，从不成熟到成熟，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坚持改革和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蓬勃生机。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历史的、国际的眼光，要有全局的、战略的思维。只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历史任务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认识，才会懂得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而不是别的方针政策，从而增强工作的原则性、坚定性和创造性。
二、关于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抓住并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对我国来说，历史上大的发展机遇不多。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了，闭关锁国、列强侵略使中国丧失了发展机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的某些重大失误，特别是“”十年浩劫，又使我们丧失了一次大的发展机遇。机遇难得，稍纵即逝，有了就要牢牢抓住。改革开放28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是一个奇迹。今后，中国还有没有这样的机遇期，还能有多长时间？我说有，多长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内外政策和应对能力。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值得高度重视的新情况、新特点。但外部环境总体对我们有利，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大的战争一时打不起来，我们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完全有可能的。历史告诉我们，落后被人瞧不起，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要抓住当前国际有利时机加快发展自己。发展是硬道理，不仅是解决国内一切问题的基础，也是增强我国外交实力的基础。国家间的竞争，基础在实力。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就是大道理。各条战线都要以现代化建设为大局，配合大局，从大局出发，根据自己工作的性质和特点为大局服务。
三、关于和平发展道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是由中国文化传统决定的，是由中国适应世界发展潮流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由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决定的。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是什么？就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外交，也是内政，因而，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国内来讲，就是把发展放在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依靠扩大内需来促进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有广袤的土地和比较丰富的资源，有潜力巨大的市场，这些都是中国能够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实现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在发展中会遇到资源、能源、环境等瓶颈制约，但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我们还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消除影响发展的体制障碍，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讲清楚中国的发展主要靠自己，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外界认为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对外掠夺和扩张的疑虑。事实上，中国发展了，不仅会对周边而且会对整个世界的发展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从对外来讲，就是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要是：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自主地、独立地判断国际问题，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也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我国内政；反对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自己也永远不称霸。在今后的对外交往中，要更好地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友好相处。无论国家大小贫富强弱，一视同仁，一律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就要致力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个新秩序的核心是平等、尊重、互利，最终目标是构建和谐世界；就要在对外经贸往来和对外文化交流中体现互利共赢、彼此尊重的原则；就要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和军事扩张。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里饱受列强的侵略和欺侮，深知侵略和压迫给一个民族带来的苦难。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真诚的、坚定的。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选择，也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外交方针，决不是权宜之计。坚持这个方针，就要抓住机遇，排除干扰，专心致志，发展自己；在国际上坚持不扛旗、不当头。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个方针，我们才得以不断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回旋余地。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会日益增多，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继续坚持这个方针？答案是肯定的，没有任何理由改变这个方针。当然，我们应当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增强对外工作的主动性和进取性。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许多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要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积极发挥作用，有效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且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推进国际和区域经济合作。四、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交流我国要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必须靠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增强，靠人民生活富裕幸福，还要靠国民素质、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和道德力量。近些年来，我们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坚持加强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重视对外文化交流，显示出改革开放、团结进取、平等友好、坦诚负责的国家形象。国际上对我们客观、理性、友善的评价越来越多，欢迎中国的发展、主张加强对华合作的声音越来越大，这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因此，我们要从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重视和加强文化建设与文化交流。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现在世界上有两千多个民族，人类文明随着多种民族的相互交往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或文明的多样性，不仅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长期存在。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正是这种多样文化的并存、交汇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之间不应该互相歧视、敌视、排斥，而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形成和谐多彩的人类文化。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走自己的路。我们从来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不是相背离的，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我们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成民主和法治国家。我们要立足国情，在实践中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规律。当前，我们要以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公民权益、反对腐败行为、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增进社会和谐为重点，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样做，就能使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上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和认同。要全面提高国民素质。这就要优先发展教育。必须强化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全面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这就要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思想道德体系。尤其要注重诚实守信教育，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在国际交往中树立讲信用、重承诺、言必信、行必果的良好形象。这就要加强对公民在涉外场合的文明修养教育，引导他们在境外尊重当地法律法规和民俗习惯，注意公众场合的言谈举止，当好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国形象的展示者。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我们要加强涉外管理，打击偷渡、走私、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建立对外人员交往的良好秩序。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是沟通各国人民心灵的桥梁，也是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世界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精华，例如：“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尊师重教”的教育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社会伦理思想，等等。我们要运用各种形式和手段，包括巡演巡展、汉语教学、学术交流和互办文化年等，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增强国际影响力。要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图书、影视等文化产品的出口，推动中国文化产品特别是文化精品走向世界。要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全面、准确、及时地向外界介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也不回避我国存在的问题。善于运用灵活多样的对外宣传和交往方式，尽量使用国际社会听得懂、易理解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交流，增强宣传的有效性，努力引导各方面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国际作用，营造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
人文主义设计范文第3篇
深刻认识我国国情和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我们党提出科学理论和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也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
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个“不发达”首先当然是指生产力的不发达。因此，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但讲初级阶段，不光要讲生产力的不发达，还要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告诉我们，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上述两大任务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统一的整体，并且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一系列不同发展阶段的长久进程中。没有生产力的持久大发展，就不可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我们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离不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和全面把握。
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人民的政治生活日趋活跃，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得到了较好维护。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不公、贪污腐败等问题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成熟。所以，我国今天远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至于整个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那就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精辟指出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将不断加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将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此，有两点必须非常明确：第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全面的、深刻的理解。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一个创举，也是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第二，始终坚持改革，鼓励创新。同志指出：“2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与我们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等分不开的。”改革和创新，不仅要总结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积累的极其丰富、极其宝贵的经验，同时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赢得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的优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是大海，海纳百川，不会枯竭。社会主义制度，从理论到实践，从不成熟到成熟，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坚持改革和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蓬勃生机。
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历史的、国际的眼光，要有全局的、战略的思维。只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历史任务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认识，才会懂得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而不是别的方针政策，从而增强工作的原则性、坚定性和创造性。
二、关于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
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抓住并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对我国来说，历史上大的发展机遇不多。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了，闭关锁国、列强侵略使中国丧失了发展机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的某些重大失误，特别是“”十年浩劫，又使我们丧失了一次大的发展机遇。机遇难得，稍纵即逝，有了就要牢牢抓住。改革开放28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是一个奇迹。今后，中国还有没有这样的机遇期，还能有多长时间？我说有，多长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内外政策和应对能力。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值得高度重视的新情况、新特点。但外部环境总体对我们有利，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大的战争一时打不起来，我们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完全有可能的。历史告诉我们，落后被人瞧不起，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要抓住当前国际有利时机加快发展自己。发展是硬道理，不仅是解决国内一切问题的基础，也是增强我国外交实力的基础。国家间的竞争，基础在实力。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就是大道理。各条战线都要以现代化建设为大局，配合大局，从大局出发，根据自己工作的性质和特点为大局服务。
三、关于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是由中国文化传统决定的，是由中国适应世界发展潮流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由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决定的。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是什么？就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外交，也是内政，因而，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从国内来讲，就是把发展放在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依靠扩大内需来促进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有广袤的土地和比较丰富的资源，有潜力巨大的市场，这些都是中国能够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实现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在发展中会遇到资源、能源、环境等瓶颈制约，但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我们还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消除影响发展的体制障碍，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讲清楚中国的发展主要靠自己，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外界认为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对外掠夺和扩张的疑虑。事实上，中国发展了，不仅会对周边而且会对整个世界的发展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从对外来讲，就是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要是：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自主地、独立地判断国际问题，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也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我国内政；反对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自己也永远不称霸。在今后的对外交往中，要更好地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友好相处。无论国家大小贫富强弱，一视同仁，一律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就要致力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个新秩序的核心是平等、尊重、互利，最终目标是构建和谐世界；就要在对外经贸往来和对外文化交流中体现互利共赢、彼此尊重的原则；就要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和军事扩张。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里饱受列强的侵略和欺侮，深知侵略和压迫给一个民族带来的苦难。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真诚的、坚定的。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选择，也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外交方针，决不是权宜之计。坚持这个方针，就要抓住机遇，排除干扰，专心致志，发展自己；在国际上坚持不扛旗、不当头。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个方针，我们才得以不断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回旋余地。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会日益增多，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继续坚持这个方针？答案是肯定的，没有任何理由改变这个方针。当然，我们应当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增强对外工作的主动性和进取性。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许多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要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积极发挥作用，有效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且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推进国际和区域经济合作。
四、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交流
我国要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必须靠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增强，靠人民生活富裕幸福，还要靠国民素质、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和道德力量。近些年来，我们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坚持加强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重视对外文化交流，显示出改革开放、团结进取、平等友好、坦诚负责的国家形象。国际上对我们客观、理性、友善的评价越来越多，欢迎中国的发展、主张加强对华合作的声音越来越大，这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因此，我们要从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重视和加强文化建设与文化交流。
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现在世界上有两千多个民族，人类文明随着多种民族的相互交往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或文明的多样性，不仅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长期存在。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正是这种多样文化的并存、交汇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之间不应该互相歧视、敌视、排斥，而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形成和谐多彩的人类文化。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走自己的路。我们从来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不是相背离的，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我们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成民主和法治国家。我们要立足国情，在实践中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规律。当前，我们要以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公民权益、反对腐败行为、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增进社会和谐为重点，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样做，就能使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上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和认同。
要全面提高国民素质。这就要优先发展教育。必须强化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全面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这就要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思想道德体系。尤其要注重诚实守信教育，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在国际交往中树立讲信用、重承诺、言必信、行必果的良好形象。这就要加强对公民在涉外场合的文明修养教育，引导他们在境外尊重当地法律法规和民俗习惯，注意公众场合的言谈举止，当好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国形象的展示者。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我们要加强涉外管理，打击偷渡、走私、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建立对外人员交往的良好秩序。
人文主义设计范文第4篇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1)04-0017-05
我们知道，雇佣劳动概念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性概念。由此出发，马克思相继提出了生产价格、利润、平均利润、利息和资本的有机构成等概念，通过对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的研究，完成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严格的经济学分析和批判。然而，文本显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在从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概念出发去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同时，又重新提出和使用了“劳动的异化”。这种情况使许多研究者感到困惑不解，而随着马克思早期哲学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问世，由此出现了把《资本论》予以“人道主义化”、进而是“人本主义化”的解释思潮。这种情况在“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前者以M·吕贝尔、伊·费彻尔等人为代表，后者则以卢卡奇、弗罗姆等人为代表。按照他们的理解，在马克思数十年的经济学研究工作中，一直到《资本论》的写作，他都没有放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所做的，不过是使这一理论更加深入和细致化而已。
历经人道主义思潮、实践唯物主义以及实践本体论的争论，国内学术界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所批判，但是，由于这种批判主要局限于哲学原理或唯物史观的层面，以“实践”或“生产”为基础性概念而展开，而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经济学语境。事实上，开人本主义的解释思路之先的卢卡奇当时并没有看到《1844年手稿》，他主要是从《资本论》中读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在哲学原理和唯物史观层面，卢卡奇和我们持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的许多学者并无根本分歧，我们甚至可以由实践唯物主义合乎逻辑地推导出对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解释。因此，暂时撇开一般的哲学争论，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和社会批判理论的关系入手，通过一些具体的文本学分析，或许能为上述争论理出一种新的场地。
一
根据我们的分析，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所论述的异化劳动实际上是他在还很不熟悉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下用以表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人本主义哲学概念。（注：参见孙伯＠①：《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中对《1844年手稿》的有关阐释。）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范畴，它兼有社会认知和主体价值批判两种功能。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首先在社会历史观的视域中解构了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理论，从而通过清算以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为代表的德国意识形态哲学，创立了以劳动的社会分工为理论线索的唯物史观。他已经意识到，采取异化等概念来进行历史分析事实上只能涉及社会经济关系的现象层面。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话来说：“把一切现实的关系都宣布为异化的”，只能把“这些关系和现实的个人都变成关于异化的完全抽象的词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6-317页。）随后，以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性继承为基础，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和资本》这两个文本中，当马克思重新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时，他开始以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概念为逻辑基点展开分析和批判。只是由于尚未发现劳动的二重性原理，这里的雇佣劳动概念还主要是一般地指称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价值的劳动。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不但没有再使用异化劳动概念，他甚至连“异化”这一概念都很少提及。只有在《共产党宣言》中，在讽刺和嘲笑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他在否定性的意义上提到一次“外化”。他说：“大家知道，天主教的僧侣曾经在古代异教的经典著作原稿上写了一些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用正相反的态度对待了法国的不信神的作品。他们在法文的原文下添进了自己的一套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批判货币关系的法文原稿下面添上了‘人性的异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5页。）这表明，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资本论》以前，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彻底地否定了异化劳动概念的社会认知功能。因此，有理由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资本论》（以下简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只是在主体价值批判的意义上提出并使用劳动的异化概念的。那么，仅仅在主体价值批判的意义上，劳动的异化概念和《1844年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概念是否有根本的区别呢？回答是肯定的。为了清楚地说明这种区别，我们首先对马克思在前后不同的经济学手稿中关于劳动的对象化特征的主体价值设定作一些必要的分析。
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界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1-202页。）因此，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包含着双重的对象化特征：活动本身的对象化和劳动的客观条件（劳动对象和劳动原料）的对象化。一方面，发生活动的对象化，通过对象化、人的愿望、构思和意图的客体化和物质化得以实现。没有这一情况，就不可能有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人通过劳动即通过“消失在产品中”的活动而维持其肉体的生存，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另一方面，自然界物质从原料状态变成今天人们常常讲的“第二自然界”即构成社会环境的对象。因此，主体活动的对象化，同对象性和客体之被提到社会水平，同自然资源、能量和信息的社会历史化紧密相连的。对于上述这种一般哲学人类学意义上劳动的对象化特征，在马克思前后期不同的经济学手稿中，他的有关分析和阐述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而只是在具体内容上有着详细和简略的不同。但是，我们这里要指出的是，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在把劳动概念一般地规定为体现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的对象性活动的同时，他又赋予这种对象化活动以先验的价值设定。也就是说，在《1844年手稿》中，劳动对象化实际上有着二重含义，即它包括劳动活动本身的对象化、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对象化和“真正的人”的“类本质”的现实确证方式。而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则明确清除了他关于劳动的对象化特征的人本主义价值设定。劳动的对象化依然被赋予了主体价值设定，但这种设定仅仅限于实际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个人的个性发展而言，它不再包含人的先验类本质对象化的含义。马克思认为，劳动活动之体现为对象性结果，同时意味着劳动者能力和劳动者主体意识（自觉的劳动目的）的“外化”，而通过这种对象化，劳动者主体不断超越自己本身的自然界限，发展自己的个性。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又将这种对象化称为“人的内在本质的充分发挥”及其在客观的物质材料上的显示。很显然，无论就其基本含义和实际批判功能而言，这里所说的“人的内在本质”和费尔巴哈哲学中的“类本质”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根据对劳动的对象化特征的不同价值设定，在马克思前后期不同的经济学手稿中，虽然同样以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的非人道性和它对人的个性的压抑为现实指向，但是他对劳动的异化的规定却有着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首先表现为判定劳动异化的方法论和标准的差异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有关劳动异化的内容的不同理解。在《1844年手稿》中，以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为方法论根据，马克思着眼点主要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理想统一关系，因此，它判定劳动异化的标准实际上是非历史的。通过把一般哲学人类学意义上劳动的对象化特征理想化，以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为先验价值悬设，马克思认为，所谓“异化劳动”，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佣工人”、“谋生的活动”，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工人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和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异化。而在《资本论》中，以新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方法论指导，马克思则主要是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或起点时提出“劳动的异化”的。也就是说，一般的主体价值判断是以对客观的社会历史事实的研究为基础的；对象化劳动之所以异化，并不是因为和人的先验的类本质相背离，而是因为对象化劳动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实际性质使然。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事实上的基础和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26页。）。在此意义上，他认为，所谓“劳动的异化”，仅仅是指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中伴随着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彻底分离而产生的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本身的支配和奴役现象。他说：“劳动把劳动客观条件——因而也是把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客体性——看作是他人财产的关系：劳动的异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9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所以马克思又把劳动的异化和劳动产品的异化看作同义词。
二
劳动的异化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它又以何种方式而消亡？在《1844年手稿》中，由于其哲学人本主义思维方式的制约和经济学知识的缺乏，马克思提出了但却没有解决上述问题。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通过对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的社会历史分析，对此作出了严格的经济学分析。他首先区分了两种形式的“物化”：一种是我们刚刚分析过的具体劳动的对象化即劳动产品的生产；另一种物化则是指商品经济中劳动的社会性即抽象劳动的物化。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形式的物化是指，在商品社会中——他的前提是以私有制和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分工，彼此全面依赖的和相互漠不关心的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而，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实际上只能表现在交换价值上，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又把这种物化称为商品拜物教现象或商品生产关系的异化，即“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89页。）正是由于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的社会性的物化，商品生产过程的实质在于它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者实际关心的问题，首先不是劳动产品对自己的具体有用性，而是它能换取多少别人的产品，也就是说，他所关心的不是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交换价值。但是由于竞争的自发性和由此而来的供求关系的不断变动，交换价值的确定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而不断变化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控制和支配着每一个人的活动。“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关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页。）因为商品的价值形式必然发展为货币，劳动的社会有用性物化为货币，这样又产生了货币拜物教或金钱拜物教。在货币这种纯抽象财富的形式上，任何特殊的使用价值都消失了，因为所有者和商品之间的任何个人关系也消失了，它作为一种抽象人格，同商品生产者的个性发生“完全异己的和外在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在简单商品经济中，也即仅仅在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情况下，由于商品生产关系并没有成为整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仍然处在直接统一的关系中，或者劳动者和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同时从属于另外一些人，或者劳动者本身是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所有者，虽然作为劳动的社会性的物化形式的商品和货币已经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控制和支配着商品生产者，但这种异己性还没有在生产体内部表现为劳动的客观条件和活劳动的直接对抗。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中，由于商品的价值形式已经从货币发展为资本，人和人之间的社会联系采取了全面的物化形式。与此相对应，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彻底分离了。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二者通过劳动力买卖的方式重新结合在一起，但这种结合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出现。我们已经知道，与简单的商品生产过程相比，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的本质在于它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劳动的客观条件取得了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主观的存在——从资本变成资本家，另一方面，劳动能力与它自己的条件相对立的单纯主观的存在，使劳动能力具有对于这些条件来说只是无所谓的客观形式——劳动能力只是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价值，而与实现它自身的条件本身，即与具有别种使用价值的各价值相并列。因此，并不是这些条件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能力的实现条件来实现，而是劳动能力仅仅作为增值和保存这些条件的价值（与劳动能力相对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的条件从生产过程中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9-460页。）劳动的社会性的物化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在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的条件下，物化劳动成为活劳动的统治者和支配者，这就是劳动的异化。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价值增值过程和实际的劳动过程不过是同一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与《1844年手稿》中那种从人的先验类本质出发的纯粹的主体价值判断相区别，他认为，劳动的异化和劳动的物化一样都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历史事实，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的物化同时就是劳动的异化。当然，正如我们已经多次指出的，否定从人的先验的类本质出发的纯粹的主体价值判断，只不过是要把这种主体价值判断建立在对社会历史事实即客观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而并不就意味着否定主体价值判断本身。马克思进一步认为，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必须把劳动的物化和劳动的异化区别开来。劳动的物化是指劳动产品的生产，是从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来讲的。这种物化是人的生存、发展的基础，因而也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劳动的异化则是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社会性的物化发展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必然后果。也就是说，劳动的异化只存在于“个人的活动”不表现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即只存在于个人劳动只有迂回曲折地通过交换才表现为社会劳动的历史条件。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由于劳动的社会性的物化，劳动的物化才同时就是劳动的异化。因此，马克思认为，随着以私有制和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分工的废除，因而也就是在劳动的客观条件归公共所有的社会中，由于社会总劳动在各个生产部门的分配的计划性的实现，“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了这种异化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61页。）
具体说来，消除劳动的异化现象的现实可能性存在于何处？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异化只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即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客观地发生和存在的，因此，它也必须是在这种经济结构本身创造出客观的物质条件以后才能得到消除。在他看来，在其现实性上，个人个性的充实而自由的发展以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个人能力的发展和个人自由时间的增加为前提的，而这又是以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基础的。
三
这样，在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全面物化这一现象时，必须同时避免两种观点：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马克思这样写到：“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存为前提的，这种生产在产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里，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的观点一同升入天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109页。）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谈到劳动的异化现象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物化的消除而消除以后，也即在未来的人类社会第三种形态中，活劳动在具体的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时，马克思提出了“真正自由的劳动”。在其表层语义上，这一概念好象只是《1844年手稿》中“自由自觉的活动”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个人自主活动”的另一种说法，但在马克思前后期不同文本中的主体价值视域中，“真正自由的劳动”、“自由自觉的劳动”和“个人自主活动”这三个概念的具体含义和实际功能却有明确的区分。关于后两个概念的不同，我们在前面已经进行了分析，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是马克思从“真正的人”的“类本质”出发先验本体设定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概念，“个人自主活动”是马克思根据对人类历史各个发展阶段个人个性的活动方式的概括提出的唯物史观概念，但总的说来，这两个概念皆担当着主体价值尺度的方法论功能。而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真正自由的劳动这一概念却主要是一种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分析为理论基础的价值理想，它既不一般地指称人类历史各个阶段上个人个性的活动方式，也不蕴涵任何先验的人本主义含义。也就是说，马克思这里所规定的“真正自由的劳动”，只是一种特定历史阶段上即人类社会第三种形态中出现的个人以个性实现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的的物质生产劳动。按照马克思的描述，“真正自由的劳动”是以高度发展的物质生产方式为社会历史基础的，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自动化生产成为普遍的形式，活劳动不再直接地参与产品的生产，人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发生关系的。在这里“(1)劳动具有社会性；(2)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13页。）
人文主义设计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以格林菲尔德为核心代表人物的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该学派不仅有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实践价值，具体表现在学校管理中的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同时，从该派理论可以观察到当前我国中小学人文管理中存在的误区并有助于改进之道的探寻。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C·霍金森（C.Hodgkinson）、W·英格里西（W.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1]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2]。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探析
尽管说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同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事实上它除了有理论贡献外在实践上也不无裨益，尤其是它对个体及其价值重要性的强调。在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中片面、极端的观点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来考察其实践价值。
（一）组织目标
一般而言，管理是围绕着一定组织目标展开的各种具体活动，因而组织目标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组织目标上，人文主义学派强调的是个体的目标而不是组织整体或其所属各个部门机构的目标，甚至否认有组织目标的存在。格林菲尔德曾经说过：“许多人并不相信组织的目标，他们只有‘在组织中做什么和怎样做才正确’的认识。”[3]152这种观点从现实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组织成员对其所在组织的目标还是会有所认同或共识，就如教职员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有其理解和共识一样。对于这一点，格林菲尔德最后不得不指出，所谓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有权力的组织成员的目标：“组织目标是当前最有势力的组织联盟的当务之急和意旨。”[3]152显而易见，校长的职位和权力足以使其意志转化为学校的目标。对此，笔者曾经在做一个中学校长负责制的调研中，发现教职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确持有此种态度，认为“那都是领导们的意思”“校长说了算的”。这样的学校发展目标对教职工中的认同感及其产生的导向作用可想而知。因此，人文主义学派比较极端的强调个人目标的观点事实上从一个反向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学校组织目标如发展规划的确立必须倾听教工的意见、反映个体的心声、调动群众的参与，从而充分代表利益相关个体的意志；退一步讲，即使是校长有好的规划与设想也应当在充分征求意见、获取教职员工支持与共识的前提下予以合法化。超级秘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