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世界公民"不过是一个比喻性的提法--因并无"世界宪法"，何来"世界公民"？然而这一名词却隐含着"超越国家与文化的差异，遵循人类文明之普世价值而行事"的理念，而这种普适价值之于"世界公民"，与一个现代国家的宪法之于其公民，在逻辑上有一种大致的对应关系--只是前者遵循"无形之法"，而后者遵循"有形之法"。

使我思考有关"世界公民"问题的由头，是去年的"9·11"事件。纽约世贸大楼被炸之后，据统计，为此拍手称快的中国大学生达到七成以上。如果是巴格达的大学生持这种态度，不足为怪。但中国大学生的这种反应，却不能不引起深思。虽然随着事件的进程，许多学生的看法有所调整，趋向理性，但这种第一反应，也不能不让人思考当今中国教育的人文缺失。

当今的教育，有多少关于人性、人权、人的尊严、生命的可贵的内容？有多少关于和平、宽容、非暴力、反恐怖的内容？有多少关于民族和解、人类共处，化解仇恨，制止战争的内容？答案是让人失望的。正如青年学者余杰所说:我们的高等教育没有赋予受教育者以法理意义上的"公民素养"，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底线"，文化意义上的"道德情怀"和心灵意义上的"爱的能力"。换言之，我们的高等教育解决了知识的传播问题，却没能告诉学生如何寻找"人何以为人"的答案。教育缺少这些内容，如何能够要求青年学生面对突发事件做出人性和理性的回应呢？

所以，我以为当下的教育不能不着眼于"中国人如何成为新世纪合格的世界公民"这一内容，将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全球性人文主题，引入中国高等教育的视野。

主题之一：和平

人的天性中潜伏着好斗的一面。青少年涉世不深，还不甚理解生命的可贵，生离死别的痛苦。瑞典已故的阿尔瓦·米达尔女士，看到青少年更容易受到暴力的蛊惑，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大众传媒中的暴力。当今世界上一些恐怖组织，就是利用青少年的特点，在他们还不懂得珍视生命的时候，就让他们拿起武器，走上沙场。其他们有人还没来得及体味人生的丰富，爱情的甘甜，青春的躯体却已经变成炮灰。

人类的历史留下了太多的烽火销烟，嗜血杀戮。在19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北欧升起了一面不落的旗帜：瑞典发明家诺贝尔痛感自己发明的火药变成了战争的工具，因而留下遗嘱--把自己的遗产分作五份，其中的一份设立和平奖。从1901年开始，这个奖每年评选一次。一个世纪以来，它标出了人类文明的一道崭新风景--告别战争，走向和平。

和平的对立面不仅是战争，还有一切形式的暴力、恐怖、压制、剥夺。而善良、友好、人道、幸福、互助、博爱等等理念，都包容在和平之中。托尔斯泰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理念，都是想以和平消化暴力。甘地以一生的实践向人们证明:以和平包容和消化暴力，不只是书生的空谈，而是有其实践意义。他领导印度民众，以绝食等和平方式，从英国殖民统治下争得了独立，这给人类解决民族争端和政治争端开启了一条崭新的思路。虽然甘地的反抗方式在面对诸如希特勒那样的独裁统治者可能是无力的，但作为思想家，他的生命力将比所有暴力理论的倡导者更长久。

甘地去世以后，马丁·路德·金成功地领导了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和平主义运动；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所领导的和平主义反抗运动取得了彻底胜利，黑人终于能够与白人平等地治理自己的国家，平等地享有一切公民权利。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共同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们和图图等人一起，成功地把南非从流血冲突中引上了一条和平之路。此前，南非白人对黑人残酷的种族主义统治，已经有三百四十年的历史，创伤之深，堪称世界之最。曼德拉原是非国大武装斗争战略的提出者，是"和平之矛"武装的首任司令，曾经被白人政权关押长达二十八年，但他最后放弃了武装斗争，在胜利的前夜改奉非暴力主义。德克勒克是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最后一任总统。他上台以后，顺应历史潮流，结束种族隔离，释放了曼德拉。在南非首次多种族大选后，曼德拉当选总统，他担任副总统。他们为人类政治史树立了一个对话妥协、化解仇恨的难得范例。

人类虽然不时奏响和平的福音，战争却还是地球上不散的阴云。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物质享受，但也造成了更大的威胁。冷兵器一次只能杀害一个人，核武器一次却能毁灭千百万人。大国的军费开支，已达到天文数字。如果把这些军费开支供给世界上的贫困人口，足够10亿人过上很好的生活。一边是巨大的军费开支，一边是数以十亿计的贫困人口。当今世界，财富分配就是如此不公！发生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数不清的局部战争，先后夺去1·87亿人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平民。这个数字，超过了以往所有的世纪。人类刚刚跨进21世纪的门槛，阿富汗的战争刚刚结束，巴以冲突又呈一触即发之势。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有识之士对人类和平前景的忧思。既然人类还不能完全避免战争，那么就只能用规则来限制战争的规模、范围和对象。超过了这种限制，搞所谓"超限战"，必然受到整个文明人类的谴责。

主题之二：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最早要追溯到罗马俱乐部。罗马俱乐部不是一个娱乐组织，而是一个学术团体，发起人是意大利经济学家佩切依。1968年4月，他邀请来自10个国家的30位科学家、教育家、人类学家、实业家聚会罗马，讨论人类的困境，包括：富足中的贫困；环境的退化；对制度丧失信心；就业无保障；青年的异化；遗弃传统价值；通货膨胀，以及金融和经济混乱。他们把这些称之为"世界性的问题"。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的狂潮之中，没有人考虑这些事情。四年以后，由米都斯博士指导的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计划小组拿出了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中谈到一个法国儿童谜语：池塘里长着一朵水百合花，这种植物每天按两倍的速度生长。如果不加限制，30天不会完全覆盖池塘，闷死水中其他生命。这种植物原来很小，不到它覆盖半个池塘时，谁也想不到修剪它。想到修剪它时，却只剩下最后一天时间来挽救这个池塘了。

我们的地球何尝不是一个池塘？人类繁衍了几百万年，不曾感受自身繁衍的压力。在10000年前，地球上的人口只有大约10万；在1500年前，人口的数量达到1亿；150年前，人口的数量达到10亿。疾病、饥荒和战争给人类造成不幸，但同时也抑制着人口数量的增长。进入20世纪，由于医学的进步，婴儿的成活率大大提高，人的寿命也大大延长。到了20世纪后半叶，人类猛然发现，如果放纵自身的繁衍，马上就要超过地球能够容纳的限度。我们的家园--地球，已经到了"最后一天"！

现在，地球上的人口已经从60亿向70亿迈进。生活中，人们处处能感到人口的拥挤。从交通堵塞，生存空间狭窄，就业机会不足，到江河湖海和大气的污染，耕地的匮乏，森林的滥伐，草原的退化，物种的灭绝，无一不与人口太多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中国人觉悟到应当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如今，中国的计划生育在城市已经大见成效，但在一些农村地区，生育的冲动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夏衍生前曾谈到建国后有三大失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失误，可以通过落实政策，较快地解决；破坏教育的失误，则需要十年功夫来挽回，所谓十年树人。而人口政策的失误，几十年的努力也难以弥补。中国的人口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适宜的数量。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口，也已经大大超过了适宜的数量。人口不要说实现负增长，就是达到零增长，也要花费一个世纪的时间，且还要为此付出巨大的情感代价和人伦代价。

人口已经过多，又不能马上降下来，怎么拯救地球和人类自身？调整发展方式就成了当务之急。继《增长的极限》之后，经济学家舒马赫在1973年发表的《小的是美好的》提出了持久性经济学的新思路；社会活动家里夫金等发表了《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更强调了人类面临着耗尽地球上的非再生资源的危险。人类能不能节制自身的物质欲望，谨慎地使用能够改变自然的现代技术呢？普罗米修斯把火交给人类，给人类以无穷的力量；但他也曾警告人类，如果不懂得谨慎使用，火也能给人类带来灾难。

值得庆幸的是人类在危机的关头引起了警觉。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组建，到《东京宣言》的诞生，就是国际社会觉悟的标志。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经从少数思想家的焦虑，变成各文明国家的共识。中国也采纳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政策，但要达到发展方式与资源环境的和谐，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主题之三：全球化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西方冷战结束，一个新名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类的生活中，这就是全球化。有人为全球化叫好，有人对全球化抗议；有人赞美全球化是阳光，有人诅咒全球化是阴影。众声喧哗，不绝于耳。其中，我觉得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说得最实在："讨论并不是关于全球化好还是不好，她已经在那儿了。关键是怎样对付她。"

全球化的含义是多层次的，比如经济的层次、环境的层次、军事的层次、社会与文化的层次和政治法律的层次。从制止战争，维护和平，反对恐怖，禁止，保障人权，保护生态，控制人口，到缩小贫富差距，防范金融危机，防止高科技犯罪，维护普世价值，规范全球伦理，都已经不是某一民族国家可以单独解决好的问题。人类已经进入了地球村的时代。地球村意味着全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而不只是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的拼盘。

有远见的思想家早就看到，如同一个地区的公共事务，要有一个地方政府管理；一个国家的事务，要有一个国家的政府管理；地球村的事务，也需要一个世界政府来管理。从康德到爱因斯坦，都提出过这种意见。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联合国，已经是当今世界政府的雏形。在21世纪，它能否真正起到世界政府的作用，目前还是未知数。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全球化趋势中却是一个后来者。居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秩序主导地位的，目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无论着眼于中国的利益，还是着眼于全球的公正，世界的现状都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全球化不止带来了融合与交流，也伴随着摩擦与冲突，甚至是血与火的斗争，生与死的抉择。因此，时常听到打碎现有秩序，另起炉灶的激烈呼声。对此，我是不敢苟同的。我也没有看到谁有力量彻底打碎这种秩序。没有秩序的世界比秩序不完美的世界更可怕。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包括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机构，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之所以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秩序，是因为人类总结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逐步走向明智。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面对国际事务，不应当是一个专门说"不"的角色，不应当是一个弃权的角色，而应当参与其中，作为建设性的角色，为改善现有的国际秩序发出自己的声音，承担自己的道义责任。中国应当真诚地履行"自由、平等、团结、宽容、尊重自然和分担责任"六大核心国际价值观，为"和平、发展、环境、人权"四大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世界的尊敬。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同时存在着两种趋势：一种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一种是强弱重新洗牌的趋势。五六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抓住了，我们错过了。我们被封锁于国际社会之外，不得不自力更生，但付出了很高的代价。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在改革开放中重新融入国际社会，人民生活改善，国力迅速提高。这也证明，相对落后的国家，把握住重新洗牌的机会，有可能后来居上。中国如果能够抓牢这次机遇，让发展的势头在21世纪延续下去，古老的中华民族就会重新焕发青春。

在"世界公民"的维度上，值得讨论的人文主题当然不止于此。比如由和平可以引伸到人权和国家主权的关系，民族独立与民族主义狂热的关系，普世价值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由发展可以引伸到环境与生态的保护，科学精神的张扬与科学主义的自省，市场机制利弊的反思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