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第1篇

 

关键词：认识　社会主义　当代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比人类历史上以往一切社会形态都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列宁曾经说过：“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长出来的。”因此，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优越，主要表现在它的特征上。这些特征有：

1．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的基本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因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根据各国实际情况，有步骤地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此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消灭了劳动者世世代代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所以，《共产党宣言》概括说，共产党人的一切理论，归结成一句话，即“消灭私有制。”

2．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充裕的物质生活，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实质，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当然，社会主义同样也承认社会主义成员在某种程度范围内的收入差别，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其他正当手段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全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曾说，社会主义老是贫穷就站不住脚。

3．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这是由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中，由于各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状况不同，因此，要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有步骤地用按劳分配代替一切体现剥削关系的分配制度。只有实行按劳分配，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的，按劳分配也产生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但这不是阶级与剥削的差别。

4．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要发挥优越性、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是要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要在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程中，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改变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5．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和社会的主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过去的劳动支配现在的劳动，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是工人过去的劳动，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就是指工人的劳动变成了异己的、反对工人自己的力量、受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所支配和奴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直接结合在一起的，是现在的劳动支配过去的劳动，劳动者有权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社会主义的积累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建设，以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我们完全可以说，社会主义能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6．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劳动者之间形成了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新型关系，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共同奋斗、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的远大理想和精神风尚，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也不可能有。只有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大多数人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走向富裕，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一、必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实践证明，贯彻落实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根本保证。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可靠的物质前提。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首先是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在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取得胜利的。因而，社会主义制度客观上是建立在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然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不可能长期处在落后的生产力之中，而必须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生产力发展的步伐，不断增强国民经济。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证。

要做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点，就必须认识到社会制度是一定社会形态质的规定性，它包括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同样包括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两方面。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主要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等等。新中国成立6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好的，是不能改变的;具体制度即体制有不完善的地方，可以也应该在改革中进行调整。改革具体制度，并不是改变基本制度，而是调整体制和基本制度之间的矛盾，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建立更加适应基本制度需要的新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巩固和完善基本制度。

   当然，我们要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的，但经过60年的努力和奋斗，已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初步而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成熟、不完善和缺乏经验，在此过程中也出现过某些严重失误，致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经济发展也未能取得更大的应有的成效。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理论指导和历史根源来看主要有两点:一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的认识和判断存在失误。二是多年来对我国基本国情缺乏科学的认识，以致对社会主义理解带有片面性。因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样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使社会主义制度深得人心。

    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

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两项原则。他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还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改革有确定的、不容混淆的历史内容。我们的改革，从根本上说，必须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我们改革的总目标，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任何否认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把改革与社会主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

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第2篇

[关键词]遗产旅游；遗产原真性；旅游价值观；旅游者原真性偏好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4―0035一08

1 引言

很欣喜看到，“原真性”概念正进入我国旅游研究领域。这一概念起自文化遗产科学，是现代遗产保护科学的灵魂、基本观念和准则。它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和遗产旅游”(cultural and heritagetourism)的兴起而进入旅游领域。这有力地证明了旅游科学与遗产科学之间的联系。

我国是一个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其旅游业基本是依托于遗产资源的遗产旅游。文化和自然遗产就其物质性态、内在价值和产权属性而言，属于一种特殊性质的资源。因此，我国旅游研究一定要注意与遗产研究的衔接和协调，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类协调：一是旅游经济学与遗产经济学的协调，尤其是制度层面――即旅游经营制度与遗产管理制度――的协调；二是旅游景点的规划和设计与遗产保护科学的协调，尤其是价值观层面的协调。回顾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围绕遗产旅游的多次论争，无不发生在旅游界与遗产界之间，无不与“制度”和“价值观”这两大主题有关。令人高兴的是，近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我国旅游研究向遗产研究的接近和接纳。在遗产旅游制度方面，张朝枝进行着有意义的探索。在遗产旅游的价值观方面，现正出现对“原真性”概念的关注。周亚庆等人对国际和国内这一研究方向的综评，就是一个证明。可以预期，对这一概念的讨论和阐释，将会成为我国文化和遗产旅游研究中极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热点。很期望我国在这一问题上能有自己的创见和知识贡献，从而有助于协调旅游活动与遗产保护的关系，建立和发展在文化和遗产旅游规划和设计方面的价值观共识，将这一旅游提升到新的文化层次。

自20世纪50年代旅游开始作为新兴产业发展以来，文化和遗产旅游一直是世界旅游业的主体。它主要依托于遗产文化，同时也利用当代文化。在遗产文化中，它既依托物质类文化遗产，又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还依托包括生物、生态、地理、地质资源在内的自然遗产。这些自然遗产旅游与生态旅游，或因其中包含原住民社区，或因自然遗产具有文化、宗教符号价值，因而亦有着相当的文化内涵。“原真性”进入旅游科学领域，发端于文化遗产界对当时文化和遗产旅游中“非原真性”(inauthentic)现象的批评。波斯汀(Boorstin，1961)是将“原真性”概念引入旅游界的第一人。他是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历史学家。此后相继进入这一批评阵营的代表性人物中，麦坎奈尔(MacCannell，1976)是美国景观建筑学家，赫温森(Hewinson，1987)是英国文化历史学家，罗文赛(Lowenthal，1993)是英国文化遗产专家。正是遗产界的这种持之以恒的批评，推进着旅游界对原真性概念的思考和研究，促进这一概念在旅游科学中的生根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这一论争，既发生在遗产界与旅游界之间，此后又发生在旅游界之中，并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国际旅游学术界在2000年做跨世纪回顾时，称之为“巨大的论争”(the great debates)。在遗产领域，“原真性”是一个文化价值观概念。进入旅游领域，它又被人们的哲学观丰富着、变化着。因而可以肯定，这一论争仍会继续，其内容会不断更新，从而提升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内涵。

我国旅游界在原真性概念方面的工作，现尚处于对国外旅游界中萌生的各种观念的介绍的阶段，主要围绕着“客观主义原真性”(objectivistauthenticity)“建构主义原真性”(constructivistauthenticity)“后现代主义原真性”(postmodernistauthenticity)“存在主义原真性”(existentialistauthenticity)等提法。这些介绍较为肤浅，有欠精准：第一，未能与文化和遗产旅游的缘起科学――遗产科学中的“原真性”概念联系起来；第二，未能从国际旅游界的“巨大论争”角度对这些提法的意义与缺失进行认识；第三，未能从国内外文化和遗产旅游实践角度检验这些提法。

本文着眼于“原真性”概念与遗产科学、旅游价值观、文化和遗产旅游之间的关系，并主要讨论4个问题：“authenticity”的中译；遗产科学对“原真性”概念的认识发展；从旅游价值观层面对当代旅游者在文化和遗产旅游中的原真性偏好进行评论；“原真性”概念在文化和遗产旅游中的具体处置。

2 为什么应将“authenticity”译为“原真性”

我国旅游学者对“authenticity”的中译，依然采用我国文化遗产界过去沿用的“真实性”。这既不确切，也不贴切。它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旅游界对“原真性”概念的起源学科――遗产科学――的忽视。现在我国愈来愈多的文化遗产研究者接受和采用“原真性”这一译名。

“authenticity”是一个拉丁语系术语。国际遗产界一致认为，将这一重要概念准确地转译为其他语系，是相当困难的。一位长期为国际文化遗产事业服务的日本学者认为，没有一个传统的亚洲术语能与这一拉丁语系的术语完全一致。可见其翻译之难。

“authenticity”是一个多学科使用的术语，如人文科学、法学、哲学、计算机科学等。为了翻译这一术语，首先应理解这一术语的外文原意。国外文献(词典类工具书、国际条法和规则类文件)大体从3个角度阐释“authenticity”一词：

其一是一般性角度。《韦伯斯特大学辞典(第9版)》(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1983)“authentic”词条中的解释，包含4个关键词：“authoritative”(权威性的)，“fact or reality”(事实或真实)，“trustworthy”(值得相信的)，“original”(原初的)。

其二是人文科学角度。《维京百科》(Wikipedia)在艺术、考古、文物研究和法学领域，对“authentic”的定义是“the truthfulness of origins， attributions，commitments，sincerity，devotion and intentions；not a copy or forgery”(在起源、特性、承诺、真诚性、信仰和意愿方面的真实，而不是一个伪造或复制)。

其三是文化遗产角度。这见诸《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献》(1994)中的说明：“original and subsequent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文化遗产的原初和后续特征)。

此外，一个概念性术语的准确翻译，应遵循两条原则：①应尽可能贴近它在原语种、原学科中的原意；②应尽可能方便它的回译，确保翻译与回译之间的对应性。

这样，基于上述英文释意和术语翻译原则，可以讨论“authenticity”在遗产领域与文化和遗产旅游领域的中译。

首先应指出，在遗产领域将“authenticity”译为“真实性”，存在以下3个问题：①中文“真实”一词包含“真”与“实”两层含义。“authenticity”在遗产科学中的核心含义是“真”，而不是“实”。“实”与“实体”相连，也就是与英文的“physical”之义相连。然而，“authenticity”不仅包含“实体”含义，还包含“非实体”含义。②在遗产科学中，“Authenticity”的“真”是与时间相关的，也就是说，是与“original”(原初的)相连的。而“真实”一词不具有明显的时间相关特征。③将“authenticity”译为“真实性”，将很难做到回译的对称性，因为对应于中文“真实性”的英文术语不是一个，如truthfulness、reality、genuineness等，而且优先选择并非是“authenticity”。

可见，在遗产科学中将“authenticity”译为“真实性”并不恰当。它的准确中译，应抓住和突出“authenticity”中的“真的”(real)与“原初的”(original)这两个特征。将它们合成就是“原真性”，即“原初的真”。这既贴近它的英文原意，同时又能保证回译的对应性。应当说，我国遗产界起初将“authenticity”。译为“真实性”，反映着对英文原意的认识缺失。尽管它至今在我国政府的一些遗产文件中仍留有余绪，但我国遗产学术界已愈来愈多地采用“原真性”译法。

旅游科学的“authenticity”是与文化和遗产旅游相连的，并且是由遗产工作者引入旅游科学的，因此，它的中译应当遵循遗产科学中的中译，即“原真性”。如果坚持译为“真实性”，不免会弄出诸如“现代生活是不真实的(inauthentic)”这样别扭的修辞。还应注意，一些采用“真实性”译法的旅游论文中，还使用“存在本真”、“自我本真”等存在主义哲学提法。其中的“本真”来自英文的“authentic”或“authenticity”。显然，这里的“本真”不能用“真实”代替。这说明“本真”与“真实”是不通用的。然而，“原真”是可包容和体现“本真”之意的。综上所述，旅游科学中的“authenticity”应统一规范地译为“原真性”。

3　文化遗产科学对“原真性”概念的认识发展

国际遗产界对“原真性”概念的认识有一个不断丰富和深化的发展过程。它大体可以以3个里程碑式的重要文献为标志。

“原真性”最早出现于《威尼斯》。这是1964年5月在威尼斯召开的“第二届国际历史古迹的建筑师与技师大会”通过的《国际古迹和遗址保护》(International Chaaer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Restoration of Monuments and Sites)的简称。1965年“国际古迹和遗址理事会”(ICOMOS)成立，《威尼斯》成为其“宪法”。它首次采用“原真性”，只不过这一术语是以定语方式出现的――“hand them on inthe full richness of their authenticity”(使它们(古迹和遗址――本文作者注)能以充分完备的原真性传承下去)。《威尼斯》未对“原真性”进行概念性阐述，而是将它体现和落实于遗产保护的具体操作层面。

第二个重要文献是《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献》(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1994)，简称《奈良文献》。这是1994年11月由日本文部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罗马中心(ICCROM)、国际古迹与遗址理事会(ICOMOS)共同在日本奈良召开了题为《与世界遗产公约有关的原真性》的国际专家会议(Conference on Authenticity in Relation to WorldHeritage Convention)通过的。这一会议的背景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当充分考虑遗产所属的文化的多样性、遗产类型的多样性、原真性信息的多样性，以及原真性认证标准的文化特点和多学科性。这些是《威尼斯》未能涉及的。《奈良文献》吸取了澳大利亚的《巴拉》(The Bum Chaaert，1988)和东亚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它对原真性概念的贡献在于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概念框架。

第三个重要文献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05)。《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是不随时间而变的，而《操作指南》(1977―2005)则经常做不定期修改。原真性概念最早出现于《操作指南》(1997)，基本是对《威尼斯》中原真性思想的概括。它最新的2005年版本是“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中国苏州，2004)后推出的。这一版本接纳了《奈良文献》关于原真性概念的全部思想，并做了更准确和细致的表述和拓展，因而具有里程碑意义。

《威尼斯》、《奈良文献》和《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关于原真性概念的主要内容可以概述于表1。

应当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05)对原真性概念的阐述，反映了国际遗产界的最新共识。这不仅应为遗产界遵循，而且也应为以遗产为旅游目标物的旅游界遵循。如果在遗产地实施一种有违遗产原真性的旅游活动，必然会造成遗产破坏。国内外概莫如此，这是遗产旅游的大忌。

4　对国际旅游界的“旅游原真性偏好”研究的评论

国际遗产界对文化和遗产旅游提出“非原真性”(inauthentic)批评，正是基于上述对遗产原真性的理解。国际旅游界也正是在对这一批评的思考和回应中，发展自己对旅游原真性概念的认识的。在这一论争中，如果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是遗产界的攻击期，那么八九十年代则是旅游界的回应期和自身发展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

国际旅游界回应的学术意义在于开辟了对原真性研究的新视角。这就是“旅游者”视角，更准确地说是“旅游者偏好”视角。国际旅游界对旅游者的原 真性偏好，陆续推出多种提法：“客观主义原真性”、“建构主义原真性”、“后现代主义原真性”、“存在主义原真性”。这些新提法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于：它突出了旅游者的文化和精神追求，并将这一追求上升到哲学、价值观层面；这不仅拓展了旅游者与旅游目标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和内容，而且提升了旅游者获得体验的文化和精神层次。可见，原真性概念为旅游科学打开新的文化导向之门，为文化和遗产旅游的规划和设计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观基点、视角和平台。并且，同样重要的是，这一研究对未来的旅游文化研究有着先导作用和启发意义。当然，上述研究仍在争议之中，仍需完善和发展。

我国旅游研究者在理解和介绍这些理论进展时，应当注意以下3点：

4.1客观主义原真性、建构主义原真性、存在主义原真性、后现代主义原真性之间的关系

上述提法并不能相提并论。它们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客观主义原真性”与“存在主义原真性”、“后现代主义原真性”。它们分别代表着旅游者原真性偏好的基本要素，或称为原真性偏好的两极。其中，“客观主义原真性”代表着旅游者价值观的知识性偏好，“存在主义原真性”和“后现代主义原真性”代表着旅游者价值观的主体精神偏好。这两类偏好无疑是有区别的。前者着眼于对遗产原真性的追求和欣赏；后者则重视自我参与和体验。同时还应看到，“客观主义原真性”与“存在主义原真性”、“后现代主义原真性”之间并非绝对对立和排斥。它们有一定的交集，就是说，不同偏好的旅游者都接受和推崇“遗产地旅游”。在旅游目标物选择上，“客观主义原真性”与“存在主义原真性”、“后现代主义原真性”之间的差异，与其说表现在对“遗产”原真性的接受与否，不如更准确地说表现在对“赝遗产”或“真赝混合遗产”的接受与否。“存在主义原真性”和“后现代主义原真性”比起“客观主义原真性”能容纳“赝遗产”与“真赝混合遗产”。

第二层面是“建构主义原真性”。它不能独立视为旅游者原真性偏好的基本要素，而是“客观主义原真性”与“存在主义原真性”、“后现代主义原真性”这两极偏好的派生物。首先，具有“建构主义原真性”的旅游目标物，不是遗产，不具有严格的遗产原真性；其次，由于它通过复制、仿制或其他技术途径，引入了某些遗产要素和文化成分，因而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非物质原真性。“建构主义原真性”的旅游目标物可以为存在主义原真性偏好者和后现代主义原真性偏好者服务，如果他们追求的体验真的对遗产原真性不讲究的话。这些目标物在一定情况下又能为客观主义原真性偏好者服务。这就是说，当这些旅游者没有条件前往真正遗产地，但又迫切希望获得对这些遗产地的某种知识体验时，“建构主义”景点往往成为他们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如北京人游世界公园。可见，“建构主义原真性”无论如何不是独立于“客观主义原真性”和“存在主义原真性”、“后现代主义原真性”之外的旅游偏好需求，而是从属于它们，是第二等的。如果简单化地认为“建构主义者真实性既关注客体的真实性，也强调旅游主体的自身差异会带来不同的体验”，(客观主义原真性与存在主义原真性的)“绝对的客观真实或自我本真都不是最好的选择”，这一评论实质忽视了客体原真性的层次与主体体验的品位，因而是不正确的。

4.2 应从哲学上与文化和遗产旅游多样性上把握对“存在主义原真性”和“后现代主义原真性”的理解

应当看到，“存在主义原真性”和“后现代主义原真性”作为科学概念尚不完善和成熟。迄今的研究多是建立在存在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的一些个人偏好与旅游目标物原真性之间的联系上；并且这些联系多是片段的，甚至一时一地的，尚未覆盖文化和遗产旅游的所有形态和内容。这一情况颇似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环境领域的境遇。作为他们个人在环境领域的表现，既有崇尚自然、主张天人合一的“道”派(Taoists)或生态中心主义者(ecocentrists)，也有个人至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者(anthropocentrists)。他们都不能代表这两种哲学的环境观。它们的环境观，如“环境存在主义”(environmental existentialism)、“后现代环境伦理学”(postmodern environmental ethics)等，是需要通过深入研究才能规范地建立起来。文化和遗产旅游中的“存在主义原真性”和“后现代主义原真性”概念，亦应建立在对存在主义旅游观与后现代主义旅游观的更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基础上。

为此，需要在哲学层面将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向旅游价值观移植，以建立它们各自对旅游价值观的基本共识，尤其是建立对“存在主义原真性”和“后现代主义原真性”概念的共识。然而，这一工作极为不易。

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与其说它们是哲学学派，不如说是哲学运动。运动总是包含各种派别的。就存在主义而言，在探寻问题和主旨上，各派别是相同或相似的，但答案则往往不同，以至对存在主义也难有统一定义。这一特征更体现在后现代主义中；并在相当程度上也表现于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

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共识与歧义并存”的特征，在原真性概念上也很突出。这一概念受到的关注度，对它的肯定与否定的争议，以及肯定与否定中的见解多样性，是令人惊叹的。甚至作为存在主义支柱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者身份也因此受到质疑。

可见，建立“存在主义原真性”共识和“后现代主义原真性”共识，不是轻而易举的。这里需要的不是笼统讨论这些概念，而应具体关注以下5个问题：①不同的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派别对原真性概念的认识差异；②原真性概念在哲学中用于“主体”(subiect)、“自身”(self)时与用于“客体”(object)、“他者”(other)时的含义差异；③哲学中的原真性与旅游科学中的原真性的概念差异；④原真性概念在文化和遗产旅游中用于“旅游者”与用于“旅游目标物”之间的含义差异；⑤原真性概念用于“旅游目标物”时，对“遗产及其文化”与“非遗产及其文化”的含义差异，对“静态遗产”(static heritage)与“活态遗产”(1iving heritage)的含义差异。

如果对上述5个问题不做思考，对国际旅游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争论没有了解，而根据数篇国外文章，侈言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毫不关心旅游客体的真实性”，“完全不把‘不真实’当作一回事”，“它完全抹杀了‘真’与‘伪’的界限，它认为仿真与虚象变得如此真实，比真实还要真实，已达到一种‘超真实’”，这样的表述是轻率的、片面的。我国旅游研究者应当重视来自国外旅游实践的见解，如以色列人对犹太教朝圣旅游(TAGLIT)的讨论，英国人 对历史遗产地旅游的讨论。他们对文化和遗产旅游中的原真性概念的评论，对旅游者原真性偏好与旅游目标物原真性之间的关系的辨析，对“存在主义原真性”和“后现代主义原真性”的处理，更有启发意义。

4.3旅游者原真性偏好与其旅游活动的关系

这一关系体现于两方面内容。其一是旅游者如何选择旅游目标物；其二是旅游者如何根据旅游目标物策划他的旅游活动。

首先是旅游目标地的选择。所谓“旅”意味着“外出”，意味着户外、外地、外国。这样做无非是追求自身家庭、本地、本国所没有的事物，或者说追求那些事物的原真性。这些原真的事物，是口传、书面、绘画和音像、复制等不可比拟也不能替代的。即使是复制，原址复制也比异地复制更受欢迎，因为原址比异地更具原真。可见，追求事物的原真性是旅游活动的天性，是旅游者的基本和共同的偏好。这一点，无论是东方还是存在主义流行的西方，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正进入后现代社会的发达国家，无论是“客观主义”偏好者还是“建构主义”、“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偏好者，概莫能外。事实上，存在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在选择旅游目标物时，往往与客观主义者一样，总是有一定的或起码的原真性要求，甚至会优先选择原真性丰富的事、物和地方。其后，才是对更深层的知识、文化和精神体验的进一步追求。他们选择旅游，意味着他们在乎旅游客体的原真性。否则，他们就呆在家里好了，完全不必外出。如何综合平衡和协调“旅游客体原真性”与旅游者自身“知识、文化和精神追求”，会因旅游者的价值观偏好而异，因他们个人的文化水平、阅历、身体和经济状况、旅游地社会和环境等因素而异。这应是旅游者对目标地选择的一般状况。比如，具有宗教偏好的旅游者，会优先选择具有原真性的宗教圣地，如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之于犹太教，麦加之于伊斯兰教，拉萨之于藏传佛教。到那些地方朝圣，最有利于他们回归自我本真和实现自我体验。轻言“对宗教旅游者，自我本真才最具吸引力”，而否认他们对旅游目标物的原真性追求，是完全背离事实的。

其次是旅游者对目标物旅游活动的策划。这里重要的是应使旅游活动与旅游目标物相协调。所谓“协调”，是指能既满足旅游者偏好，又不妨碍与损害旅游目标物的原真性。这一问题在遗产地旅游中尤应警惕。发达国家的旅游者，尽管很有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意识，但会警惕旅游活动对遗产地的破坏。他们的旅游偏好行为，会适应遗产地及其原真性，而不是不分场合地要求满足个人所有的偏好要求。即使如此，像威尼斯这样的历史名城，依然感到后现代主义旅游的威胁。

5　“原真性”概念在文化和遗产旅游中的处置

在认识了遗产科学中的“原真性”与旅游科学中的“原真性偏好”基础上，可以进而较为具体地讨论原真性概念在文化和遗产旅游中的处置。主要讨论3个问题：①如何识别和营建旅游目标物；②如何根据不同类型的旅游目标物满足和规范旅游者的不同的原真性偏好；③如何扩展旅游者的原真性偏好的文化范畴。

5.1 如何识别和营建文化和遗产旅游的目标物

文化和遗产旅游是一个从形态到内容都相当宽泛的概念。其中的重点是文化，“遗产”属于文化之中。有历史文化与现、当代文化；有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有静态文化(如古迹、遗址)与活态文化；有人类社会文化与自然文化。它们均可构成文化和遗产旅游的目标物。作为旅游目标物，它们是需要识别和营建的。这种识别和营建的基础，是旅游者的原真性偏好。根据“客观主义原真性”、“建构主义原真性”、“存在主义原真性”和“后现代主义原真性”，旅游目标物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旅游目标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地。它们具有真正的遗产原真性，应仔细加以识别。为了旅游，它也需要营建，但这一营建必须严格遵循遗产保护规则。它的新建和改建部分不能丝毫有损遗产地的原真性；它对被损毁遗产的重建(reconstruction)，“只有在完整详细的文献基础上，不能有一丝臆造，方可接受”(《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05)，第86节)。因此，它给予旅游者的应首先是纯粹的遗产原真性体验。

第二类旅游目标物是通过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或局部模仿与组合而营造的产物，如北京的世界公园、中华民族园等。这些不是遗产，但与遗产的知识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或程度不等的联系。同时它们又有着为满足新的旅游功能需求而建造的设施。这样，它既能提供类似遗产的某种“舞台体验”，又提供遗产地不能进行的其他旅游活动。

第三类旅游目标物是当代文化娱乐场所，最典型者是美国的迪斯尼乐园(Disneyland)。它们是纯粹的当代文化创意产物。它们可以包含遗产文化要素，也可以完全不包含。即使包含遗产文化要素，也不必拘泥于遗产原真性，而可将这一要素作为符号，进行新的文化再创造。这里的灵魂是“创意”。或者说，只有“创意”才是“原真的”，即“创意原真性”。在此意义上，美国的迪斯尼是“原真的”(authentic)，而法国、香港、日本等地的迪斯尼则是“非原真的”(inauthentic)。由此可解释它们在旅游吸引力上的差异。第三类旅游目标物给予旅游者的应是极具个性的独特的当代文化体验。

5.2 如何根据不同类型的旅游目标物，满足和规范旅游者的不同的原真性偏好

上述3类旅游目标物与旅游者的原真性偏好的关系，不是一一对应，而是交互对应。表2概括了不同的旅游偏好者对不同类型的旅游目标物的可接受性及体验满足度。

表2表明，旅游者应根据自己的具体偏好，选择恰当的旅游目标物，而不应将自己的偏好强加于旅游目标物。

这里尤应谨慎处理第一类旅游目标物(遗产地)与旅游者的关系。如果那里能接纳或允许开展旅游者所需求的活动，那么它基本会成为旅游者的第一选择。如果它不能或不允许开展那些旅游活动，勉强开展必然会在物质层面和非物质层面造成对遗产地原真性的破坏。由于遗产破坏大多是不可逆的，遗产地旅游千万要警惕和防止。这也是第一类旅游目标物相较于第二、第三类目标物的特别之处。它的管理应遵循《国际文化旅游》(International Cultural Tourism Charter)。

5.3如何扩展旅游者的原真性偏好的文化范畴

提升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层次，是现代旅游业，尤其是现代文化和遗产旅游的发展方向。而这一提升，首先应是价值观提升。它既包括价值观的多样化，又包括价值观的深层化。我们正是从这一角度认识“客观主义原真性”、“建构主义原真性”、“后现代主义原真性”、“存在主义原真性”等提法的意义的。也正是从这一角度，看到仍有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发展旅游价值观，意味着扩展旅游者的原真性偏好的文化范畴。

其一是由西方文化价值观向东方文化价值观的扩展，由发达国家文化价值观向发展中国家文化价值观的扩展。前一种扩展是在旅游文化中克服由单一文化主导的弊病，引入更多的历史和民族多样性要素；后一种扩展是在旅游文化中根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余孽，注入国际公正、民族平等要素。

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第3篇

一、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及广义之分，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后者则可等同于是马克思主义。基于当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多是建立在狭义的基础之上的。例如，蒲国良曾谈过广义概念进行研究的弊端，即当广义角度下，科学社会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而在研究中却并没有完全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以至于自相矛盾而无法应题。当然也有学者以广义角度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进行研究，如吴雄丞、常宗耀等，他们认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甚至毛泽东思想同样视为科学。那么如何确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对此学术界的学者们也持有不同意见，其中，秦宜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必须具备五项特点：特有的质的的规定性、能够反映共性、超越历史的普遍性、是最核心层次的原理、是历史的同时也是与时俱进的。而李健、孙代尧则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不同的层次，应先划分层次再做具体研究。

二、理解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和依据

科学社会主义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是建立在对唯心主义、空想主义、资本主义及工人运动的思考及批判之上所提出的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基本原则。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和把握应建立在以下前提和依据之上。首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实际上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区分，在理解中应了解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马列主义各自的概念与核心。其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相似之处，也十分容易混淆，在理解中应注意。同时，应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并不相同，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则高于基本原理，因为其更为宏观且抽象化。有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理高于基本原则，因为原理更具操作性。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理与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此外，科学社会主义已应用于多个国家的政策方针之中，在对其进行理解的时候也应该将此带入，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

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论述

（一）经济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在经济视角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张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相互统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应该是对应的，能够相互适应并相辅相成。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处于不平衡状态时，极易导致生产的发展受到阻碍。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现实为基础，才能显出其科学性，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应从实际出发，结合国情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因素，来确定与生产水平一致的生产关系，从而使生产力得到提升。对于苏联来说，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为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有生产部门均由整个社会参与管理，即为重视公众的利益，社会追求共有而废除私有。由此可知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比较重视，所实行的管理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然而苏联模式终究是失败的，究其原因在于斯大林违背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平衡，完全公有制需建立在较为发达的生产关系水平上，而苏联当时的生产力是难以达到的。对于当前中国而言，以中国模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1978年邓小平领导时期的中国与1924年的苏联十分近似，生产力水平极为有限，邓小平随后提出了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然而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仍旧不高。当时中国正视此前的国情实际，确立了正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随后中国根据国情实际制定了适宜的发展计划，至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已越发平稳适宜。

（二）政治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在政治方面应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这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就已提出，并在后来进行了多次强调，应增强人的独立自助精神，应遵从民主的意见，领导委员都应由民主选举，且应遵从更多人的意见，保持党的公正公平。苏联模式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其所采取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最初，斯大林为了集权而剥夺了许多党员的权利，而在领导党员的选择上也多选择其亲信，中央领导人无视党章党政，以个人意见主导党的意见，党代表大会虚有其表，且原本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多次延迟，不能按期召开。而后，苏联开始了中央集权、以党代替政治额体制，越发高度集权，而忽视广大群众的意见，因此导致了失败。对比苏联，中国也有相似之处，中国也曾有一段时间采取了与苏联类似的模式，索性邓小平及时阻止了错误，恢复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给予了民众更多权利，也更加维护了党的权威。同时，他完善了党代表大会制度，逐渐确立了差额选举方式，主张公开公平选举而非亲信制。民主集中制的确定使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得以明确。

（三）文化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文化方面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为民服务的原则。所谓无产阶级，是指不谋取自己的私利，以集体利益为己任，无民族等差别或歧视，追求更多人的利益。苏联模式的失败反面说明了集体利益的重要性。早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开始逐渐出现所谓“特权”，主要表现在少数领导有特权，而有滥用职权的现象发生。特权有被废除，但不久又因种种原因得以恢复，而变本加厉。长期的特权制使党政中央职能混乱，官僚主义明显，官僚肆意挥霍国家财产，使苏联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人民群众与党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恶化。对比苏联模式，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坚持为人民服务，更为看重人民利益，在“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以及“中国梦”中都有所体现。多年来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记得服务人民的使命，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正如所描述的中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仅仅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第4篇

    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从对历史的本原、主体等问题的哲学反思的角度即历史哲学角度提出了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历史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等论断。下面我们对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内容及哲学内涵作一分析。 

    毛泽东曾系统地学习与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着作,阅读中国人翻译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及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着作。从这些着作中,毛泽东系统地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使他进一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探讨历史创造者问题。他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原理,并结合他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经验与体会,提出了关于历史创造者和历史创造问题的三个着名论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唯一动力;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在以上三个论断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和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两个论断基本含义相近,而且都有相同思维的直接起因和相同的历史文化思想的内涵,这两个论断明确地断定了人民或劳动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即历史创造主体,具有深厚的历史哲学的意味,如果进一步深入剖析其中的哲学内涵,对于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哲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曾在《神圣家族》中提出了“整个的历史过程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的论断,但这一论断所肯定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决定历史过程,而且反过来人民群众也由历史过程所决定,而是以人民群众与历史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来考虑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并未直接断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列宁承认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历史,又承认历史是由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他指出:“在一百多年以前,创造历史的是一小撮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则尚在沉睡不醒的状态中。因此,当时历史的进展也是缓慢得可怕的”,“现在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一般文化,其中也有群众的文化。战争唤醒了群众,以空前未有的惨祸和痛苦激起人们。战争推动了历史,于是历史在现时就是以火车头般速度飞快前进,现在,历史是上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门前了。”(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列宁主要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大众文化,从而使劳动群众享有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的文化教育与文化创造的权利,人民群众创造了新文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而且列宁还断定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创造了历史,显然这里所讲的历史,主要是指文化活动。而毛泽东提出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并明确指出历史不是由帝王将相创造的,不是英雄人物创造的,这不是简单的关于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而是从历史的创造者的高度对历史的本原的反思,或者是说对决定历史运动的根本力量的反思,是具有历史哲学的意味的,而不可等同于一般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的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当然,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原理的。下面,我们试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论述这个论断所具有的合理的内涵。 

    首先,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力量,人类历史发展归结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劳动者广大的劳动人民是生产力诸要素中首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要素。或者说“全人类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劳动者”(列宁),这样看来,归根结底,是广大的劳动者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毛泽东提出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论述正是基本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在1938年毛泽东所读的中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所着的《社会学大纲》一书中,详细地论述了生产力的诸要素:“社会的生产力是生产过程中物的要素与人的要素之统一,即生产手段与人类劳动之统一”,“从社会的方面看,社会的生产力是社会的人类及其所创造的生产手段之社会的内容。”还说:“劳动者是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等等。(注:《李达文集》,第2卷,361~3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毛泽东正是以这些原理为基础,而提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论断的。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论断也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的基础的思想相符合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也就是说,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创造历史的不是别的,正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广大劳动人民。恩格斯还直接指出:“自阶级产生以来,从没有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不要一个劳动阶级而能够存在下去……不管不事生产的上层社会发生什么变动,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也无法生存。”(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这也是肯定劳动者创造历史的作用,肯定劳动者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地位。 

    其次,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不仅是人类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也是人类文化与文明成果的直接或间接创造者。从总体上看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全部成果都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55页。)这就表明文化成果是建立在物质生产活动及经济关系基础上的,因此文化从根本上讲也是由劳动人民所创造。至于文明成果,更离不开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物质财富作为基础,因此从根本上讲,人类文明的成果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不仅如此,劳动人民还直接创造诗歌、戏曲、通俗文学、讲唱文学等文学形式和创造了人类发明的大部分,可以说人类文化和文明中有相当部分都是来自于劳动人民。 

    最后,在革命与战争时期,劳动人民武装起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新的社会生活,从而又推动历史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毛泽东曾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为例来说明广大劳动人民的这种历史创造作用。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较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历史创造作用其实质,在于打破一个旧的秩序,而建立新的秩序,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此层含义在前文已详细论过,此处不再赘述。 

    我认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思想从以上三个方面都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尽管毛泽东的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思想不可避免打上了当时那个特定的时期的深深烙印,但也应当充分肯定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贡献。 

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第5篇

 

【关 键 词】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历史形态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

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过程中对社会历史形态有过多种理论描述，但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划分方法有如下两种：一是通常所讲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第一阶段)。二是三种社会形态理论，即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第一种社会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社会分工不发达的基础之上的。在人的存在方式上，第一种社会形态表现为人是共同体的附属物，即“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不过是实体的附属物，或者是实体的纯粹天然的部分” (p.)。在共同体的连接方式上，表现为人的相互依赖。在社会的形式上，第一种社会形态包含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就是自然经济社会，也就是前资本主义社会。

第二种社会形态即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这一阶段的特征，首先，表现为高度发达的分工和交换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条件。其次，表现为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因此，人的表面上的独立性是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之上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就是商品经济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其典型形式。

第三种社会形态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产品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的物化现象将不复存在，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以人的发展程度为尺度的三形态论是以经济形式为基础，并由经济形式所决定的。以生产力和人的分工交往为尺度的五大经济形态论和以人的发展程度为尺度的三大社会形态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区别只是分析社会发展的视角或者说标准不同，三形态论是从人的视角即“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 (p.)的视角，五形态论从社会的视角即“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 (p.)的视角；三形态论以人的自由发展度为标准，五形态论则是用生产关系的标准，从本质上来讲两者是完全一致和统一的。“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据。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社会的发展，一是客体角度，即从人类物质生产的双重关系入手，考察物质生产同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揭示社会关系体系即社会演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一是从主体的角度，考察社会的不同发展状态对人类发展的意义。这两个方面在马克思那里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 (p.)这种统一性是建立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是以生产力作为根本尺度的。实际上，生产力的标准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其他几种划分的一致性的根本尺度。

二、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形态

人类政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岁月的艰难探索。人类的童年，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处于蒙昧和野蛮状态。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特别是生产工具的改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逐渐产生了社会分工和剩余产品，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正是由于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使“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生产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p.)可见，国家产生的最初原因是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直接原因是阶级的产生和阶级斗争的出现，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组织。另一方面，国家的产生又是社会职能分化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独立化的结果。“从分工的观点来看问题最容易理解。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同样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 (p.-)因此，国家也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并进行社会公共管理的政治组织，这是从原始社会继承下来的。如果说阶级统治是国家特有的本质，那么维护公共利益并进行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包括国家产生前的原始社会和国家形成后的社会的共同本质。 (p.)因为“在阶级对立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偏远的地区，这种公共权利可能极其微小，几乎若有若无的”，但它确已存在，而且在国家产生以后，“这种公共权利在每个国家里都有存在”。 (p.)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p.)，国家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标志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开端。因此，原始社会人类还处于蒙昧和野蛮状态，政治文明无从谈起，更谈不上政治文明的形态，原始社会的末期奴隶制国家的出现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形态的起点。

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形态的划分理论，从社会客体的向度来划分，可以将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形态划分为奴隶制社会的政治文明、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这也是目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一种划分方法。若从主体人的发展的向度来划分，政治文明的历史形态可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物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人类在改造社会的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积极的政治成果和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的进步状态，政治文明体现的是社会中人的文明的、科学的、合理的组织和交换方式。政治文明更多地是从主体人的角度来反映社会进步程度的，因此，政治文明历史发展的三形态论比五形态论更能体现政治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更加符合政治文明的内在精神。

人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政治文明演进的第一种形态，它诞生的标志就是国家的产生。虽然国家给人类带来的并非都是福音，国家权力的私有化和权力的滥用给人类带来了残酷的剥削、压迫、战争、腐败、不公平等不文明现象，但是与原始氏族社会组织相比，国家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产物，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因而国家产生是政治文明诞生的标志。然而，以原始氏族的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中产生出来的国家还是一种处于低级阶段的国家，虽然摆脱了血缘关系的束缚，但仍留下了深深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对社会共同体依赖的痕迹，表现为人的依附关系。君权神授、等级观念是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政治理念，君主制制度是该阶段最典型的政治制度，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权力控制

    

和奴役、剥夺是该阶段主流的政治行为。可见，人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的阶段是轻视人、奴役人，使人具有依附性的阶段。绝大多数人在这里没有被视为人，“哪些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就像繁殖出来的奴隶或马匹一样，完全成了他们主人的附属品。世袭主人就是这个社会的一切。这个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它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它本身所感触到的那个样子。他们认为自己就是他们所知道的那个样子，他们骑在那些只知道做主人的‘忠臣良民，并随时准备效劳’而不知道别的使命的政治动物的脖子上。” (p.)这就是第一阶段政治文明状况的生动写照。绝大部分人没有人的独立性或者根本就不被当作人，完全成了主人的附属物。人类政治文明的第一种形态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以上描述的只是总体特征，事实上政治文明的第一形态其内涵及其表现形式也是丰富多彩的。从历时态来看，经历了从奴隶社会的政治文明到封建社会政治文明的飞跃，虽然同属一种形态，但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与奴隶社会的政治文明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共时态来看，同一形态的同一时段，不同的民族、国家或地区由于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尤其是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差异，政治文明的形式也表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古希腊雅典的城邦民主制与其他地区相比表现出鲜明特色，堪称奴隶制政治文明的一朵奇葩。中国封建社会高度的专制集权制与欧洲的封建领主制又有着显著的差异。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明的文官制度则以其独特的体系成为现代文官制度的开山鼻祖。

物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演进的第二种形态。经过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人的依赖关系社会的漫长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自然分工为社会分工所代替，自然经济逐步发展为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使生产的每一个要素从属于交换，“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 (p.)。商品经济的巨大力量进一步推进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从根本上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深化，扩大了人们交往的范围，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人的需要、意志、价值取向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 (p.)。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是经济基础的变化的必然要求。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人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为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物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所取代。物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以资产阶级的政治文明为典型形式。资产阶级的政治文明高举“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大旗，以“人民主权论”、“三权分立学说”和“代议制理论”为其基本的政治理念体系，建立了以政党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制度、现代法制制度、权力制衡监督制度等等为主题的一整套政治制度框架。从人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过渡到物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是历史性的巨大进步，开启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大门。一方面，物的依赖关系从政治上消灭了封建等级制度，从法律上废除了人的依赖关系，确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而使广大人民群众从以往的自然依附和人力依附中解放出来，成为市场行为的平等独立的主体，获得了主体人权的独立性。市场经济社会普遍的物质交换和人的多方面需求以及“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 (p.)，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政治文明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物的依赖关系政治文明所规定的人的独立性是有前提的，社会多方面的需求是以个人的片面的需求为前提，全面的社会关系以个人片面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人全面而深刻地遭受资本的奴役，遭受社会关系“物役性”的种种压迫。这种独立性只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独立性，在资本的统治下，“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 (p.)。人的选择能力还有待于提高，选择的空间还有待于拓展。在物的依赖关系政治文明所规定的平等也是形式上的，法律规定公民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文化发展” (p.)。因此，公民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完全取决于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经济上实质的不平等，虚幻地表现了平等。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专政，不过“每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p.)。资产阶级的政治文明在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确实代表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和愿望，但资产阶级政治文明只是用物的依赖关系代替了人的依赖关系，和人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是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统治和专政，在本质上是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的第三种历史形态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政治文明。这一阶段，人们摆脱了物的依赖性，真正获得了人的独立性，逐步形成“自由人的联体”，实现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到那时，“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们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p.-)这是人类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社会。

三、现实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方位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方位取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向世界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p.)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p.)这个转变时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过渡形态。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而且明确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方位。作为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取向，在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形态上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历史继承性，在本质上具有共产主义价值取向新的内在规定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物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政治文明过渡的历史形态，是对物的依赖关系的扬弃和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政治文明的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