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的起源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 伴随大型企业的出现以及公司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断加深，传统股东利益本位的价值观遭遇到了更加社会化的群体利益诉求的冲击。反垄断立法可以被看成是现代公司社会责任运动的源头。经过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推动，公司社会责任成为了工业正义的基本价值和人类生活准则的最新部分。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和生态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与接受的速度将快于以往一切社会。

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法学界以及整个社会科学领域近百年来争论不休[1]的话题。其中涉及的节点不仅包括其概念的内涵确定，社会责任的属性（道德责任抑或法律责任），国际范围的统一标准和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及文化背景的冲突适应关系，传统的公司目的的维持和颠覆等；还涉及公司社会责任的区间边界，公司治理的理念变化和公司权力资源分配格局面临的挑战，董事传统法律义务的调整，公司经营政策理论支撑的哲学基础，公司与政府、公司与社会的关系；甚至关涉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建构基础的正当性问题。公司是契约社会成员理论，公司契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能力理论，公司公民理论等，纷纷挑战传统公司法固守的股东本位理论；在强大的舆论引导下，政府、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发起了种种推进公司社会责任的现实行动，制定公司社会责任的普遍标准，公司社会责任方面的软法性质的文件，觉悟较早的跨国公司和上市公司开始公告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报告。与此同时，公司社会责任开始了嵌入公司法律制度的进程。从法律发展的视角观察，公司社会责任已经早早越过了理论创建和争论的孕育期，作为一个制度新生儿加入到公司法律的阵营之中。新的争论只能局限在它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的层面了：论证其好，就要说明它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性；论证其坏，就要考虑如何控制它的坏毛病在常人社会里肆意发作。

本文作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出现代表了商业文明的进步，体现了社会共同体其他成员对公司行为的理性期望，其入法成为强制性规范也具有法理层面的价值正当性。但是，作者也反对以利益相关者理论取代或者颠覆公司股东本位理论，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义务应当限制在法律规定和普遍道德框架之内，公司为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存在的目的性仍应予以法律维持。这种观点，可以被看成是中立和妥协的思想产物，在哲学上可归结为中庸、二元论和社会进化的观点。基于此出发点，作者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制度起源和人文精神价值发表个人浅见，以与方家商榷。

一、反垄断：公司社会责任制度建设的奠基石

公司制企业产生以前，商业社会的运行主体不外乎是合伙企业和个人企业两种形态。千百年来，商人们沿袭前人的规矩经营企业，遵守了各类行业的清规戒律和世俗的道德准则，生生息息，传承绵延。公司制企业出现伊始，除了出现法人经营实体、由法律系统性安排人行为准则和职责权限以及法人成员有限责任外，对商业社会运行的规则并没有形成挑战性的变革。企业为投资人所设并为投资人的利益而运行的逻辑目的被各种法律所确认，个人企业如此，合伙企业如此，公司企业依然如此。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建构就是以承认和维护私人财产所有制为基础的，公司作为私人营利机构的目的如果被强制偏离这个方向，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常态结构可能意味着被颠覆。

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存在着制度设计者和普罗大众无法预期的超常现象，这种现象可能凶猛地扑向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态，试图改变或者颠覆长期的社会和谐所依赖的价值准则和思维定势，甚至造成政治权力结构的消极无助和制度松动。以公司制企业为例，在经过了工业革命的财富掠夺和积累后，超大规模的公司企业在19世纪末得到足够多的资源，变成一个个金钱帝国。它们在不同的行业中雄踞霸主地位，压制打击任何的竞争者，对政府的主权行为偶尔也敢虎视眈眈。社会开始为这些企业的存在和行为不安了，最多大公司的美国于当时即着手制定了反垄断法[2]，以此制约大公司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滥用经济优势地位压制竞争的行为。自由竞争的制度安排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生存法则，这种法则的完美载体就是自由市场和企业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讲：“每个人都不断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3]这种理论所揭示的社会图景是，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社会的进步和利益自动会实现；企业作为私人资本增值的社会工具，当然应当以本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运营，通过实现投资者最优回报而促进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发展。同时，这种理论认为，完全自由的竞争环境是私人资本发展的绝佳条件，竞争的本质目的就是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是投资金钱的增长，是企业市场地位的巩固和扩张，还是各种经济资源的持续获得。这种理论事实上忽视了资本原始积累中的野蛮、残暴以及资本本身的血腥，忽视了人的灵魂被资本支配情景下的贪婪、自私对整体社会和谐的践踏，特别是对大规模企业利用经济优势地位对整个经济秩序体系的毁坏。正是出于对这种情形的认识和把握，美国率先制定反垄断立法，其宗旨是维护自由公平的市场经济竞争秩序，制约大公司对社会组织结构的磨损与腐蚀，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企业以及其股东的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必要组成部分，企业的活动是社会活动的一方面，但不是全部。人类社会依赖于共同生活的规律而生息繁衍，分工制造了利益分配的差异，商人及其代表他们利益的公司最有可能或者说必然是拥有利益最多的群体，社会的不公很容易在公司的股东与普通的社会成员之间体现出来。在企业群体中，因为企业历史、经营成功、资源占有、市场影响力等原因的不同，而造就了大小规模的不同，在原生态的竞争环境中势必产生大企业掠夺市场、掠夺资源排挤中小企业的垄断[4]局面，社会所期望的共同繁荣的目标受到威胁，甚至政府对社会的管理面临挑战。于是通过建立反垄断法律制度对这种过度竞争现象进行扼制就是维护社会利益的一种选择。事实上，公司社会责任制度建立的序幕就是反垄断立法的开始，只是这个行动的目标还是比较单一，不能涵盖其丰富的内涵。起始的东西总是比较简单甚至是粗糙的，一种概念，一个念头，一种现象的本能的制度化的反映，都可能会演变为一种社会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垄断立法可以被看成是现代公司社会责任运动的起源源头。通过规制垄断企业的行为，调整该企业与其他企业在生存发展中的矛盾，解决外部社会利益与特定企业利益之间发生的冲突，以维护竞争秩序和消费者利益。对于公共部门而言，被法律认可的一定经济秩序包括竞争秩序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利益。

二、公司社会责任兴起：边争论边实践的世纪工程

反垄断立法的标志性结果之一是挑破了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制度面纱，政府从“守夜人”的角色演变为干预者和裁判者，过往处在正常状态的企业经营中的某些经济手段因与社会利益的冲突而被禁用。社会承认大公司的特殊地位和贡献，又对它们的超常发展表现出种种忧虑，除非事实证明政府还能保持比任何大公司更强的能力以控制社会。这种从制度层面对原有体制的修正一经开始，针对公司行为甚至公司目的的社会检讨如同井喷一般爆发了，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理论界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世纪命题，并且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讨论，公司以及其管理者也加入了这个关涉工业文明的历史性主题会唱。1900年，著名的美国商人卡内基就曾指出：公司的控制股东、管理者必须“把自己手中掌握的公司资金视为一种信托资金，他有义务为了使社会最大限度地受益而管理好这笔资金”[5]。1924年，美国学者奥利弗·谢尔顿（OliverSheldon）首先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其后不久，美国学者多德和伯利之间便开始了著名的持续数十年的公司目的论战，研究公司治理的经济学家、研究公司法的法学家及社会学家和公司的著名管理人纷纷趋之若鹜，参加其中，并且其势很快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学界争论的核心命题是公司究竟为谁的利益而存在，公司的终极社会关怀应不应当作为公司治理机构的正常目标，以及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股东利益冲突时公司决策者的行动准则等。坚持公司只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存在的学者强调公司企业的传统本性与公司治理中董事的法定义务，通过将人的私性本性移植到公司人格性及把公司解释为股东个人牟利工具的角度解释公司目的的纯粹性，淡化对待公司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的关注，其中一些学者也不反对公司对社会负有一定的经营责任，如环保、非歧视用工、必要的慈善捐款等，但其不动摇公司的根本目的的历史传承，即公司唯一为股东利益而存在。主张公司社会责任的学者群体似乎更为庞大，观点不断翻新，也多以公司的实践行动和法律的进步变革为据支持其结论。20世纪上半叶，公司社会责任学派的主流观点局限在公司慈善的层面。支持的论据一是提出了大公司的出现改变了公司与社会的关系，公司从社会获取许多，应当以适当的方式反哺社会；二是强调现代公司中出现的使用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催生了管理者资本主义。管理者资本主义一方面分化了股东资本主义的利益结构，另一方面使管理者在支配公司时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在脱离股东约束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而加以解决。上世纪50年代后，讨论的重点转向公司社会责任概念的明晰和精确，寻求在理论上建立公司社会责任的原则和范畴体系，70年代出现的公司社会回应理论和80年代出现的公司社会表现理论，分别阐述了公司是社会成员以及公司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从道德维度和管理维度论证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路径。80年代，公司学界出现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其借助于产权理论和契约理论的研究，把制度经济学的最新成就带入这一领域，对公司社会责任学说的研究注入新的学术营养，使社会责任外部于公司主体的宽泛理解获取了从公司本位出发观察结论的强大支持。21世纪，学界又提出了公司公民的主张，引导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继续深入。[6]

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进入到上世纪70年代后，一些公众公司开始自觉接受社会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监督，公司的董事和高管将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开始纳入公司治理的目标，试图在公司对股东的责任与对社会的责任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1971年，美国杜邦公司的年度报告中称，“杜邦公司不仅要对劳动者、客户和股东负起责任，而且要对社会公众和公司所在社区负起责任”[7]。在媒体的推动下，公司社会责任迅速成为了具有社会实践内容的具体行动，如环境污染、对南非的贸易制裁、堕胎药品的生产和销售、治疗艾滋病的药品价格、不伤及海豚的捕鱼技术、臭氧层保护和地球气候变暖等重大问题直接成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紧迫的应对目标。[8]到1980年代末期，生产治疗AIDS药品的公司也曾两次大幅度降价，以满足非洲贫困的AIDS病患者能够买得起药品的社会需要。1990年代后公众公司中大量出现了披露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年报[9]，一大批控股公司如沃尔玛、宜家、耐克、迪斯尼等制定了自己的公司社会责任守则。一些非政府组织也积极行动，制定了相关行业的具操作性的标准，如公平劳资关系协会（FLA）标准，道德贸易行动（ETI）标准，外贸零售商协会（AVE）标准，清洁服装运动（CCC）标准等。据统计，到目前为止，控股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制定的公司社会责任守则和标准已经接近500项。[10]此外，社会责任国际组织（SAI）于1998年1月公开了SA8000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和环境为目的的标准。2004年5月1日，欧美国家开始强制推行SA8000标准认证体系，把该标准的加入执行与企业的生产出口订单直接挂钩。[11]1999年1月31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首次提出了“全球协议”（GlobalCompact）的构想。2000年7月26日，全球协议正式启动。其宗旨是促使全球协议的共同精神与原则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一部分，推动主要关系人之间的合作，推动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公民运动，以解决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人权问题、劳动者保护问题和环境问题。[12]目前，全球协议已经演变为全球行动，特别是针对气候变暖的全球行动不仅迫使各国政府必须通过签署共同协议去解决向大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问题，而且已经引起了各国工业公司的普遍重视和积极参与，2009年年底结束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把地球命运问题的尖锐性完全揭示给人类面前，相关的谈判虽未签署可核查的国际协议，但也取得了相当的和谐认可，美国则高调开始了对全球各国产生震撼性影响的碳排放法的立法。[13]

三、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法律反思

从法律层面看，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体现早在上世纪40年代已经出现。1937年德国《股份公司法》中曾经规定公司董事“必须追求股东的利益、公司雇员的利益和公共利益”。英国1980年修订的《公司法》规定董事必须考虑雇员的利益。英国《城市法典》（CityCode）第9条规定“在董事向股东提供建议时，董事应当考虑股东的整体利益和公司雇员及债权人的利益”[14]。1990年3月27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参众两院通过了《宾夕法尼亚州1310法案》，成为该州公司法的修正案。该法案合共5条，前3条主要是赋予董事会抵御恶意收购的权力；后两条则是在收购成功的情况下，规定董事会对职工利益给予特殊保护的要求。[15]到现在，已有逾30个州的公司法作了同类性质的规定。该种规定一般是允许公司章程中可以做出相关的安排[16]，但只有康涅狄格州的公司法采取了强制性的要求。[17]公司社会责任的确是对现实社会理念、生活模式的强行突破，法律强制性的安排总是备受质疑，一种进化的和平演变式的嵌入还是比较具备妥当性。1984年，美国法律研究所（American LawInstitute）提出了一份关于《公司治理的原则：分析与建议》（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Analysis andRecommendations），其中第2. 01条对公司社会责任作了宣示性的、建议性的规定：“商业公司从事商业行为，应当以增进公司的利润和股东的收益为目的。但是如果存在下列情况，则可以不以增进公司的利润和股东的收益为目的而行为：（a）同自然人一样因受法律的要求而履行义务； （b）正常考虑一般伦理道德之要求而进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 （c）可以为了公共福祉、人道事业、教育、慈善的目的，贡献数目合理的公司资源。”这一文件出笼之时，正是美国里根总统执政时期，里根的经济政策仍然是共和党的传统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减少，这种政府经济政策的背景或多或少影响了美国法学会这一文件的基调形成。这一文件反映了法律界在集体回应经济学界及部分法律家参与的围绕公司社会责任展开的激烈争论，充分显示了法律作为社会恒定器的利益平衡功能，是学术界的思想家们对簿公堂时作为法律家的自信、冷静、超然和严谨的理性体现，它容忍了社会的演进但排斥了激烈的变革。其一，文件面对股东们对董事和公司利用公司资金资助社会公益事业的大量诉讼而表达了支持公司的行为但同时又提出了“合理的数目”的限制，它隐含为了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可以甚至应当牺牲短期利益的经营哲学思想，隐含了董事们有权根据公司经营的周边环境开支额外的适当资金以改善公司形象、疏导社区关系、促进社会进步的理念；其二，面对公司经营中的传统宗旨——股东利益最大化与社会生活中的某些具有普遍伦理价值的事件的冲突，文件承认公司应建立符合道义经营的原则；其三，文件继续坚持公司必须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存在和努力的目标宗旨，对利益相关者派主张的修订公司宗旨以及让利益相关者直接介入公司控制权的意见没有任何考量。客观地讲，这一文件对于股东利益为公司宗旨和公司得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平衡考量，其合理价值在法学界是得到公认的，至今影响未减。

四、公司社会责任关涉人类的终极关怀

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分为士农工商的阶级分割，财富的分配不公从来都是社会的本来现象。无论是成功的商人达则兼济天下，还是草根阶层发动社会叛乱以杀富济贫，利益的长期博弈尚不至于引发人类对整体命运的社会关怀和忧虑。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的繁荣和财富的急剧增长，同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深的恐惧。20世纪早期，社会责任的雏形思虑根源于防控大公司对自由市场经济以至于宪政体制的垄断威胁，并且通过讨论将传统社会慈善行为在理论上提升到社会责任层面。社会利益完全游离于公司事业之外的体制和理论体系的合理性受到广泛的批判，君子取财有道的理念无法涵盖公司对社会应当承担的全部义务。人类开始建立公司伦理，如同自然人那样。二次大战结束后，和平主义意识高涨，总结战争教训是对人类灵魂的严厉拷问，人们既认识到了工业给战争带来的强势动力，也发现和反省到日本的大企业财阀体制对战争的选择发生的推力作用，因此发生了美国占领下对财阀体制的拆解。社会乃至于全球的整体安全利益不仅依赖于对战争手段和规模的控制，而且也存在于包括公司企业在内的全球公民素质的全面提高。三次大战终于没有爆发，但人类的生存却面临了另一类公共灾难的毁灭危险，那就是工业发展对环境的危害。干净的空气，清洁的水，安全的食品，美丽的森林，正在变成稀缺的资源，而可能摧毁地球——我们生存的家园的真正危险是无节制地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在这一点上，公司股东的利益如果被置于极端的位置，就会和社会利益严重冲突，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现代社会人类文明的一项重要标志就是人权。在关涉公司社会责任的空间里，人权体现为不受歧视、不雇佣童工、男女平等、族群平等等工作权以及对公司重大事务的参与权。公司固然是由股东一手创办的，为股东谋求利益往往在公司章程中加以确认。但是，公司在实际运营中吸收了其他的社会成员的贡献并负载了该部分人的期望和利益实现，这部分人被称之为利益相关者，其中包括员工、社区、消费者、债权人等。尽管在理论界就这个问题展开了长期的无休止的争论，也有学者甚至尖锐地批评公司的性质变得模糊，与慈善机构、博物馆、医院类似了[18]，但是股东作为公司唯一的利益所有者的孤零零的旧有学术思考环境和制度架构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学术立场是一回事，而实践运动是更重要的社会景观。从利益相关者的字面意思看，它本身没有颠覆公司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存在的目的性，但股东利益最大化并不是唯一的，股东和其他参与者虽然不是共有公司，但公司应当同时体现其他利益存在主体的合理期望。一些行业守则作为介于道德和法律之间的软法或者说强制性道德，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无约束力。

慈善，是人类社会相互同情、相互帮扶的一种美丽的情感宣泄。经过将公司拟人格的对待，公司公民应当承担一定的慈善义务的观点比较广泛地受到了学界的认可和追捧。作为公司社会责任中的最高道德行为，慈善蕴含了纯洁的人类终极关怀的美学价值和博爱情怀，与公司组织过往的冷冰冰的理性思维在表面上不相容，比如慈善捐款受到公司章程的严格制约，慈善行为的背后又可能附带营利的图谋等。但是，慈善是善，是需要依靠人类的共同付出从而累积的大同精神的体现，无论是滔滔江河还是涓涓溪流，社会都应当对公司的奉献予以褒扬。

我们处在一个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而且是生态全球化和情感全球化的时代，人类的共同价值的一致性过程现在远比以前社会更快认知和接受。“丧钟为谁而鸣”[19]时时在拷问我们的心灵，人类的未来福祉和生存安全不能毁于工业发展的无节制欲望[20]，构建和谐的社会和建立环境美丽不能不确立公司的社会责任。南极的某种企鹅可能面临绝种，太平洋中的某个岛国在可见的将来会失去全部国土，南美洲的原始森林正在遭受掠夺性采伐，一切罪恶的渊薮皆出自我们从古继承下来的贪婪品行，并且移植到公司机器和公司魔兽。现在不是思考的时候，而是必须行动，拯救地球和人类自身也应当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开始。

注释:

[1]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一经提出即在学界发生激烈的争论，最旷日持久和最著名的争论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学者多德（Dodd）和伯利（Berle）之间。多德教授强调公司对雇员、消费者和社会公众负有责任；伯利教授反驳说，商业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公司管理人惟对股东负有信托人义务；在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名义下，各种利益群落都会对公司提出财产要求，私有财产社会的根基就会被动摇，结果就会导致一场经济内战。后来，学界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加入争论，但争论的原始话题一直被保留并结合时代情形而引申到现在。但是，令人忍俊不禁的是经过数十年的争论，多德和伯利各自走向了自己观点的反面，成为学界的一个美谈趣事。

[2]全世界最早的反垄断立法是美国于1890年制定的《谢尔曼法》。该法对垄断的认定采取了严格的“本身违法”标准，但在其后实施的效果因其过于刚性而受到质疑，司法中出现了不少软化标准的判例。到1914年美国颁行《克莱顿法》，对《谢尔曼法》做了方向性的调整，确立了合理原则，即对虽有垄断情形，但效率提高且对竞争环境不构成严重破坏的企业合并与收购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一般不予处罚。这种现象，到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第四次企业并购浪潮期间和期后，联邦政府出于国家总体经济发展需要及增强本国企业竞争力需要，对许多影响全球市场格局的超大企业合并与收购均予以默认。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应对金融危机加剧，各国政府对超大规模企业之间的并购活动往往采取了支持的态度。

[3]Smith，Adam，1930（1776），TheWealth ofNations，London：Cannan ed.，pp. 420-421.

[4]反垄断法规制的垄断状态主要指经济力过度集中的行为，如经营者以独占或有组织联合等形式，凭借经济优势或行政权力，操纵或支配市场，限制和排斥竞争的行为。参见杨紫烜主编：《经济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

[5]Carnegie，The Gosepel ofWealth （1900），pp13.

[6]参见沈洪涛、沈艺峰：《前言》，《公司社会责任思想起源与演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7]Dupont’AnnualReport，1971.参见刘俊海：《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若干思考》，《企业社会责任专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

[8]参见刘连煜：《公司监控与公司社会责任》，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1995年版，第63—73页。

[9]1992年，总部设在瑞士巴塞尔的跨国制药公司茨巴盖基（Ciba-Gei gy）发表了除年度财务报告外的全球第一份《公司环境报告》，1994年该公司又公布了《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此后，全球的跨国公司纷纷效仿也在每年各自的社会责任报告。为使各类企业的报告取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比较价值，1997年由联合国官方合作机构提出了自愿的“全球报告倡议”，2000年该机构又发表了“经济、环境和社会业绩可持续性报告指南”，以引导各类报告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10]陈志理、陈全生：《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标准问题的研究报告》，《“21世纪论坛”2005年会议参考资料》，2005年5月20日会议举行。

[11]参见时建中、杨巍：《评公司法修订中的公司社会责任条款》，《企业社会责任专论》，第264页。

[12]参见刘俊海：《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若干思考》，《企业社会责任专论》，第209-210页。

[13]美国国会众议院于2009年6月以219票对212票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该法案的主旨在于对碳排放进行严厉的控制措施，通过征收对碳排放没有限制标准的国家输往美国产品的碳排放税的方式促进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解决，并确定于2020年前降低碳排放17%的目标。该法案对中国将产生重大影响。

[14]参见朱慈蕴：《公司的社会责任：游走于法律责任与道德准则之间》，《中外法学》2008年第1期。

[15]参见甘培忠：《公司控制权的正当行使》，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

[16]法律允许公司章程对恶意并购采取的防范措施的选择主要有三种：一是限制在12个月内购买的某公司的大量股票出售，无论其动机是收购还是反收购；二是允许公司董事会将员工和顾客利益置于股东利益之上；三是规定如果一个兼并者的兼并行动失败，其从中获取的利益转轨目标公司所有。这种保护性规定在当时也引起了许多大公司的担忧，因为完全排斥并购的安排会大大减损商业公司股票的流动性和价值，也会影响公司的整体形象，大约有20个当地最大公司（包括西屋公司、亨氏公司、梅龙公司、阿利根尼卢德伦公司、奎克化学品公司等）决定至少放弃其中一种保护。资料来源：LelisWayne，“ManyCompanies in PennsylvaniaRejectState’sTakeoverProtection”，NewYorkTimes，July20，1990，P.A1.参见（美）斯蒂格利茨著，王尔山等译：《经济学小品和案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1页。

[17]Choper，Coffee&Gilson，Cases andMaterials on Corporation，FifthEd. 2000，Aspen Law& Business，pp41—48.转引自刘连煜：《公司社会责任理论与股东提案权》，《企业社会责任专论》，第500页。

[18]美国经济学家伊普斯坦（Epstein）在其1986年所撰写的论文中说：“在这一激烈的争论（80年代接管斗争）中，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中的公司目标问题出现了一种尖锐的分歧。鉴于许多学者都将它放在公司的整个经营业务中来考虑，公司经理人员也倾向于将它定义为社区服务的部分，以证明其公司是像博物馆或医院一样的‘机构’，它既服务于一种公众利益也服务于股东的个人利益。”布莱尔认为伊普斯坦的学术立场是“公司应为股东利益服务和股东应该拥有更多控制权。”参见玛格丽特.M.布莱尔：《所有权与控制——面向21世纪的公司治理探索》（Ownershipand Contro：l Rethink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The Twenty-FirstCentury），张荣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

人文精神的起源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大庆精神；物化形态；演变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352-02

改革开放以来大庆精神物化形态的演变是按照大庆精神发展的历史时代内容、思想逻辑演进划分的，从稳步发展壮大时期和走向繁荣时期。整个发展过程是连续的，没有发生太大的中断，形成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大庆精神形成的文化遗产是具有普遍价值的，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业文明的发展历程，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缩影。从文化资源的角度看，具有普遍适用性和稀缺性。因此，适合全面的开发与利用。

一、大庆精神物化形态的发展壮大时期

1976年到2006年这三十年是大庆精神物化形态发展壮大时期。在这三十年中，大庆精神以不同的表现样态向世界证明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价值，显示了强大的思想力量和文化活力，并以此为载体印证了大庆精神形成、发展和创新的历史。

1.基本历史线索

第一，“”结束开启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的新时期。“”期间，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一直鼓舞全国工人阶级坚守岗位，坚持生产，为支撑濒临崩溃的经济建设艰苦奋斗。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集团，大庆有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一个是1976年6月，中共大庆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努力争取实现原油产量五千万吨，稳产十年，搞好石油石化，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的奋斗目标；一个是1977年4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大庆召开，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进入新阶段。这两个事件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进入新时期的标志。

借此东风，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涌现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气息的存在样态。第一，电影《创业》重新上映。电影《创业》是以铁人王进喜为原型的一部影视作品，1974年底拍摄完成全国公映，引起轰动，但仅仅放映半个月就被“”打入冷宫。经过和邓小平的批示，1976年，“”被打倒，《创业》重见天日。《创业》是最有影响的反映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电影。第二，艺术纪录片《大庆战歌》十年冷宫见天日。1966年完成，被“”封杀，“”后上映，是“”后首部反映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专题纪录片，当年常以《新闻简报》“加片”形式放映，影响全国。第三，大庆油田结集出版了铁人诗集《大庆凯歌》，1976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标志着铁人诗歌创作进入新阶段，以诗歌为载体反映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第四，传记《铁人王进喜》，张怀德，1997年出版；《铁人传》，孙宝范和卢泽洲执笔，2000年出版。第五，1990年电视剧《铁人》热播。第六，1992年建成王铁人手握刹把的高大塑像，矗立于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前。第七，2003年纪念铁人诞辰80周年，话剧《铁人轶事》上演，社会影响巨大。截至2011年，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影视剧、文学艺术作品数量可观，形成了一个潜力巨大的文化产业资源链，这构成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的重要内容。

第二，1981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中发[1981]47号文件即《中共中央转发国家经委党组的通知》是大庆精神基本内涵确定的标志性文件。该文件肯定了大庆基本经验和大庆精神，也对历时十几年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和普及大庆式企业加以肯定。以47号文件为起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作为思想资源日趋成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和创新，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形成了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是黑龙江创业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时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体系之中。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形成的思想资源构成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的核心内容。其表现形态以历史文献为主，包括中央、省市和企业关于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各种文件、报告、讲话，包括研究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著作、论文和课题以及报纸杂志等等文献资料、学术成果。

第三，中央领导人的多次视察大庆构成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的特殊内容，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文化资源。1978年9月14日邓小平同志视察大庆，指示“要把大庆油田建设成美丽的大油田”；1990年2月25日同志视察大庆，对大庆精神给予全面地阐述和高度的评价，确定了大庆精神基本内涵“爱国、创业、求实、奉献”，并题词“发扬大庆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2000年8月24日同志再次视察大庆，进一步肯定了大庆精神；1995年9月20日，大庆油田举行开发建设35周年暨5000万吨稳产20周年大会，同志为大会题词“发扬大庆精神，搞好二次创业”，同志题词“继续发扬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因为大庆的特殊战略地位，一直是中央领导人关心的重点，所以，中央领导人与大庆的关系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资源场，需要更好地保护开发和有效利用。

第四，以二次采油和三次采油，保大庆油田5000万吨石油高产稳产为核心形成了大庆油田特有的石油科技文化资源；以二次创业为核心形成了大庆现代城市综合体、城市名片和城市价值链；由此产生了一批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有重要影响的生产单位、科研机构，构成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的重要内容。大庆高新区于1992年4月动工建设，同年11月被国务院批准为部级高新区。1995年以后，根据大庆产业发展的实际，分别辟建了宏伟、兴化和林源三个化工园区，经过发展建设，目前形成了一区三园的建设发展格局。2002年开始建设大学城，目前已经初具规模。

第五，1997年1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授予王启民“新时期铁人”称号。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以老铁人和新铁人为核心共同构成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的英雄文化资源，涌现出了大量的先进人物和典型故事。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代表人物上升为民族英雄，2001年铁人王进喜入选由《半月谈》杂志社主办的《时事资料手册》评出的“百年中国十大人物”；2009年王进喜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铁人王进喜是大庆人的杰出代表，中国石油工人的光辉典范，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楷模，中华民族的英雄。这是一个英雄群体，是一个亟待通过多种宣传载体开发的英雄文化资源。

2.主要特点

大庆精神物化形态的价值开始引起大庆和国家的重视，并采取了大量有效措施进行保护。大庆精神的物化形态得到有效保护；无形资源也不断得到整理和归纳，形成了大庆精神的社会文化场。大庆精神物化形态注入了大量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这一个时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和快速发展时期，因此，大庆精神与时代同步，与时俱进。大庆精神物化形态融入了科技因素。大庆油田要保证5000万吨稳产高产，因此，以二次采油技术和三次采油技术的研发为核心形成了大庆油田科技采油的浪潮。科技因素让大庆精神拥有了新的时代内涵。

二、大庆精神物化形态基本成型时期

2006年至今是大庆精神物化形态基本成型时期，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按照科学规划来开发和利用。

1.基本历史线索

第一，2006年9月26日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开馆，同志题写馆名，这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保护开发与利用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意义。以此为核心形成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的重要内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物化形态重要表现大庆石油工业遗迹、博物馆、纪念馆等有形文化资源。该馆被评为“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先进集体”、“中国革命纪念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单位”、“中国红色旅游十大景区”、“中国最具特色旅游目的地”、“黑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008年6月18日大庆博物馆建成开馆。2009年9月21日大庆石油科技馆落成剪彩，这是国内一流的石油科技馆，是大庆石油会战以来形成的石油科技文化资源的浓缩。2011年5月1日大庆城市规划展示馆建成开馆。一系列各种大型场馆的建成为展示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提供了新的载体，形成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的重要内容

第二，2009年5月电影《铁人》公映，开创了传播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影视剧创作的新时代，成为主旋律电影的代表作。这也为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保护开发与利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从文化创意和文化产业的角度来挖掘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个无尽的宝藏。这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第三，2010年6月18日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组织的“石油魂”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宣讲活动开启，截至2011年11月25日已经进行100次宣讲，取得了很大社会效应。2011年6月15日由中共大庆市委宣传部、油田公司宣传部、石油公司宣传部、炼化公司宣传部和中共大庆市委党校联合组织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大讲堂”开讲，在大庆全市产生很大反响。通过这一系列的宣讲活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文化现象引起了世人进一步关注。

第四，2009年6月26日同志考察大庆。做出“弘扬大庆精神，推动科学发展”的指示；鼓励大庆实现科学发展，创建百年油田；肯定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时代新内涵“三超”精神。2009年龙江省委和中共大庆市委分别做出《龙江省委关于新时期深入学习和弘扬大庆精神的决定》，这是21世纪新的历史时期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新内涵的阐述，赋予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以新的内涵为契机开发和利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培训资源，是一个新的时代工程。

2.主要特点

人文精神的起源范文第3篇

关键词：红色文化；苏区精神；红色旅游；文化弘扬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2-0127-02

红色文化是赣南最丰富、最具比较优势的文化资源。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就决定了弘扬红色文化对赣南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苏区精神是红色文化的精髓和灵魂，体现的是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的内涵精神。因此将红色文化摆到核心位置重点弘扬，是赣南苏区振兴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红色文化的基本概念与内涵

文化是一个很广的概念。有学者认为：“文化，就是人化。它不是一层不变的东西，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1]它有大文化，也有具体的文化。它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又不断在生成，因此历史留下的就是精神和文化。红色文化，是革命领导人在红土地上开展苏区革命留下的精神和文化，同时又可以称为“红土地文化”，指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2]。它是党和革命领导人在革命斗争和建设中一脉相承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它在每一个具体的时期得到继承和发展，是与时俱进的、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中，红色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去理解。在意识形态上，红色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分析，红色文化是赣南特有的精神文化，这样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反过来又影响并服务于政治经济。因此它又被视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反映了赣南苏区革命的特点和赣南人民坚定信念、求真务实、廉洁自律、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从内容结构上讲，红色文化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物质文化主要指红色文物、革命遗址等物质方面的红色资源，包括历史遗物、革命遗址、革命纪念场所、五星红旗、红旗渠、“神舟”航天飞船等物质形式；非物质文化主要表现为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红色革命精神。

归结起来，笔者认为红色文化的内涵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红色文化是最具先进性的民族文化。它是中国优秀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和体现，是民族精神在革命时期的延续、丰富和发展。它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改革创新和民族凝聚力为特征，凝聚和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和优秀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第二，红色文化是最具有吸引力的社会政治文化。它集中体现了我党在文化指导思想上的先进性，折射出了我们党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爱国情怀及其高尚品质。 第三，红色文化所承载的核心元素是坚定的理想信念、科学的创新思维、顽强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道德品质。

二、红色文化与赣南苏区精神的关系

苏区精神是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为内涵的精神。同志在视察赣南工作时指出：“苏区精神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4]赣南苏区精神就是在赣南苏区这片红土地中开展革命斗争培育起来的赣南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这片红土地是苏区精神的发源地，又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发源地。其特有的红色文化和苏区精神的理论内涵具有内在一致性。

1.红色文化和苏区精神的内涵具有一致性

红色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和体现，而苏区精神正是中国优秀的民族精神之一，是民族文化的积淀，是民族精神在苏区时期的延续、丰富和发展，因此红色文化是苏区精神的集中反映和体现。无论是弘扬红色文化还是传承苏区精神，都是为坚定我们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用科学的创新思维求真务实、用顽强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为人民服务。苏维埃运动孕育的伟大苏区精神和干部好作风是赣南红色文化资源的精髓。

2.苏区精神是红色文化的精髓

红色文化的弘扬有主次，重点是对苏区精神的传承与弘扬。红色文化既然体现为一种精神文化，与苏区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苏区时期，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怀着坚定的理想信念， 坚信革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以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为强大的精神支柱，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以罕见的奋斗勇气，自强不息、艰苦奋斗， 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而迎来了中国革命的新曙光。

3.苏区精神是红色文化的灵魂

赣南这片红土地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塑造了赣南苏区人民纯朴、热情、勇敢、坚强的品格，培育了赣南人民向往革命、勇于牺牲的精神气质。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赣南的历史文化与共产党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远大理想，以及为革命敢于斗争、甘于牺牲的精神相结合，孕育、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苏区文化和精神。这种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为内涵的苏区精神就是红色文化的核心与灵魂。

三、弘扬红色文化、振兴赣南苏区的策略途径

1.大力发展红色旅游，通过红色旅游提高红色文化的知名度

赣南保留有大量的红色文物和革命旧址，是客家的摇篮，典型的“客乡”，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且颇具特色。据统计，仅散布在赣南保存完好的革命旧址（群）、纪念建筑物等物质类红色文化资源就有 267 处[2]。因此大力开展红色旅游是振兴赣南苏区的特色形式。首先，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对革命旧居旧址做好修缮和保护，同时完善红色景点的旅游配套设施；增强旅游区的服务功能，实现红色旅游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其次，拓宽旅游渠道，深化与周边省市的旅游合作。赣南地跨赣闽粤三省，是珠三角、厦漳泉地区的直接腹地和内地通向东南沿海的重要通道，因而深化与闽西、粤东、粤北的旅游合作，对赣南苏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打造精品旅游景区和红色经典线路。通天岩、宋代砖城墙、八景台等人文景观，重视旅游资源整合，以瑞金为核心起点，向于都、石城扩展，重点创建一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建立融红色文化、绿色生态、历史文化、民俗风情旅游于一体的红色文化旅游区”[2]让赣南成为全国著名的红色旅游目的地。

第四，发展体验式旅游。设计一些与当地文化习俗相关的旅游产品，比如兴国红歌会、赣县谜灯会、瑞金、于都长征一渡团体竞争赛，让游客参与其中，体验红色旅游的趣味性和观赏性，让红色文化的精神和内涵更直观地展现出来。

2.加快文化体系的构建，推动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

红色文化资源是赣南特色之一。应把红色文化基地充分利用起来，比如中央苏区红色博物馆、兴国将军馆、故居等，把它们作为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发挥红色文化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提升赣南人民和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知。第二，应抓好文化设施的建设，特别是城乡公共文化设施。比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以及乡镇综合文化站、社区文化室、农家书屋等，为赣南人民了解红色文化创造资源条件。第三，扩大电视广播的覆盖区域，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实现广播电视村村通，让赣南人民都更直观的学习并了解红色文化。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文化创新，吸纳人才，鼓励社会、民间进行创新。比如发展红色新闻出版社或者以红色文化为特色的油画艺术，使之形成专业化的、有特色有内涵的文化产业。促进赣南专业化、科学化文化产业链的形成，积极开展红色文化创意园，赣南红色文化影视基地等红色文化产业园基地建设，实现赣南由红色文化资源大市向红色文化强市的历史性转变。

3.充分发挥红色文艺在红色文化弘扬中的宣传作用

红色文艺是红色土地上特有的艺术风范。红色文艺主要包括红色戏剧、红色山歌等。比如兴国山歌、赣南采茶戏、赣州东河戏这三项就已被纳入国家非物质红色文化遗产。红色文艺与红色文化是相辅相成的。红色文艺以一种生动形象的姿态展现了赣南地区人们的风采和精神面貌，同时又丰富充实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文艺的方式通常易被人们喜爱和接纳，丰富和宣传红色文艺活动可以助推红色文化的弘扬，并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因此文广系统、艺术团可以增加基层文艺巡演，努力创造反映苏区精神的文艺精品，逐步让红色文艺进校园、进课堂、进小区，培育乡村文艺能人，指导文艺宣传工作，激发大家对红色文化的热情，使赣南成为展示红色历史、文化、风情的大舞台。

4.培养一批具有丰富历史知识和红色文化知识的人才，编制红色旅游的教科书

红色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资源。大学生作为弘扬红色文化的主体，人才的培养势在必行。只有具备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对红色文化有深刻的了解，才能向外界准确传达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因此高校应重视红色文化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红色精神教育要进入学校教材之中，一方面，可以编制教科书，将红色文化纳入教育体系轨道。另一方面，通过制作红色旅游手册、红色文物宣传单等手段广泛传播红色文化知识。

5.打造赣南红色品牌产业

赣南有非常多特色资源，比如赣南脐橙、赣南硒鼓，这些都赣州本土的资源。要帮助这些产业越走越远，必须帮助树立文化品牌意识，并且在品牌中体现文化价值，提升赣南的知名度和形象。每一个优秀的品牌一定要有文化底蕴做灵魂，才不至于像空中楼阁，容易倒塌。因此赣南的品牌要做优秀应根植于红色文化，利用本土化、特色化、通俗化的红色产业披上文化的盛装，增加品牌附加价值。

赣南苏区的振兴发展，离不开一个充满浓郁红色文化的人文环境和氛围，不能缺少一条体现红色文化的旅游精品路线，不可忽视一个充满朝气的红色文化产业群，更要打开了解赣南苏区文化特色的最佳通道。

参考文献：

[1]荒坪.红土地与客家文丛-红色无际[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3.

[2]谢庐明，陈建平.赣南红色文化资源分析评价与开发研究[J].党史文苑，2007（20）.

[3]刘绍卫.加快红色旅游的发展[J].广西党史，2005（2）.

[4]付小清.红色文化的传承价值探析[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9.

人文精神的起源范文第4篇

关键词：延安； 红色文化资源； 思想政治理论课； 育人功能

中图分类号： G64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1－0072－03

2010年5月13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时，提出“努力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欢、终生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1］。为此，我们深感作为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责任的重大，义不容辞，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地处革命圣地，更应该承担起这份重担。因此，我们建立了“延安红色文化”实践教学基地，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对于大学生进行实践性教学环节，努力为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一门大学生真心喜欢、终生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尽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

一、对延安红色文化的解读

要把握延安红色文化的内涵，首先还得从文化、红色文化谈起。关于“文化”一词在《辞海》中表述为，“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2］当然，这里讲的文化是从广义的角度而言的，是指文化资源包含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种表现形态。

红色文化是我国文化现象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就广义的角度上而言，所谓“红色文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的解放与自由，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历史过程中的文化现象。具体说来，它包括革命时期的井冈山文化、长征文化、延安文化、太行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庆文化、“两弹一星”文化、“九八”抗洪文化、“5.12”抗震救灾文化，以及反映这些文化的遗迹、文物、具体事件、纪念馆、博物馆、烈士陵园等等。就狭义而言（本文讲的红色文化是从狭义的角度而言的），红色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革命精神及其所遗留的纪念地、标志物。当然，红色文化资源又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两种形态。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形象直观，在推动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民族文化遗产革命时期形成的文艺和民间习俗为核心，内涵丰富，有着更加巨大的开发空间和潜力。因此，所谓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是指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延安全境解放期间，在延安所发生的革命历史事件、革命遗址，在这一时期创作的革命文章、诗篇、歌曲、戏剧等作品（物质文化）以及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凝结而成的革命传统（精神文化）这两种表现形态。

二、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在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的作用

大学是人生接受教育最为关键的阶段，这个阶段最为突出的特点是逐渐形成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青年学生在这个阶段除了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外，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价值观是事关国家与民族振兴的大事。在父母的眼里，孩子离开家庭就意味着把孩子托付给了学校；在学生眼里，进入大学就意味着开始独立决定自己的人生；从国家的角度而言，要求大学把孩子们培养成未来的栋梁之材。然而，近些年有关这个象牙塔里天之骄子自杀、打架斗殴、酗酒、、盗窃等行为的报道却屡见不鲜。反思这些现象的发生，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着直接的相互联系。为此，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加强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校园实践教学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实践教学的实践基地，多次的教学实践已证明，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在推动我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具体表现如下：

1.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了本源性优质资源

如上所述，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延安全境解放期间所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凝结而成的革命传统。它折射着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思想作风和优良品质，彰显出中国革命理论的先进性，是中国革命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军队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教育，始终坚持为“为人民得解放”、“为三座大山”、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使命。由此可见，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所呈现出的理想信念、政治立场、价值追求、精神品质与思想作风，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基本内容同宗同源，同时在新的时代我们又赋予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新的内容，既体现其优质性，又凸显出教育的本源性。因此，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优质资源和本源性的思想理论教育支撑。

2.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观导向

价值观在《辞海》中表述为：“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系统观点。起着行为取向、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尺度的作用。［3］这说明了价值观是支撑人类生活的精神支柱，它决定着人类行为的取向，人类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取向，因而它对于人类的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导引意义。就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彰显出的价值观来看，它再现了延安时期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观及其伟大实践，这种价值观与实践观科学地把党的利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个人利益，统一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斗争中。这就客观真实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观导向。特别是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所呈现出的要忠诚于党、忠于革命首先就是要以党的利益和革命利益为重；忠于人民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报效国家、献身革命就要坚持国家民族利益至上，坚持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前途命运高度统一。可见，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观教育教学内涵，形成了天然的“联姻”，并为其提供了正确的教育教学导向。

3.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奠定了优秀的革命文化根基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基本职能就是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如所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是凝聚人心、激励全国人们团结奋斗的基础性工作”。［4］这也就是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所以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事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是因为它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5］由此可见，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应该充分体现出先进文化的支撑性和根基性。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和制度，承载着革命军人听党指挥、匡正勇胜的军魂，勇往直前、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保家卫国、爱国爱民的革命情怀，英勇牺牲、献身使命的革命气节。这种优秀革命文化的先进性，既被红色革命历史所印证，又被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所检验，还被时代所认同和接纳。它的内涵特质、历史地位、精神价值，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基本内涵本源上达到了有机统一，因而客观上、本质上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奠定了优秀文化根基。

4.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一种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是人们超越时空感悟红色历史的客观载体。每一件珍贵文物、每一处革命遗址、每一个革命事件、每一位革命先辈、每一种革命精神，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展示着中国共产党人英勇斗争的光辉历史，都以不容置疑的史实诠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热爱祖国、依靠群众、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思想道德境界，诠释着人民军队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爱国奉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关于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和道德观等方面的教育，可以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找到真实的、有说服力的教育素材。开发、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成果，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其优势就在于它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与红色革命历史事实进行对话，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对话，让大学生在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信服的事实面前亲自去感知和体验，从而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三、充分发挥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在思想政治教学中的育人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是做人的工作、做人的精神世界的工作。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职能。正如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就是做人的工作，做群众的工作，涉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等领域，也就是人们的精神生活”。［6］

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是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高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极为重要环节。对此，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的教育价值，早在解放之初，就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邓小平指出：“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革命）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7］20世纪80年代末，指出：“无论现在还是今后，我们都应该发扬井冈山精神，发扬长征精神，发扬延安精神。革命传统、革命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永远不能丢。”［8］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引导大学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充分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这一地理优势，为进一步提高当代大学生们思想政治素质又开辟了一个新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达到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这一目的，除了按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搞好教学之外，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创建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实践教学基地。以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载体的红色革命精神，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蕴涵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无私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等，为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源泉。

因此，在加强课堂教学、校园实践教学的基础上，我们又建立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实践教学基地，充分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可以进一步增强对大学生进行中国革命传统教育、中国近现代史教育、艰苦奋斗精神等教育，帮助他们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国史，体会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必须倍加珍惜，从而使他们进一步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民族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有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同时，进一步开发、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成果，利用实践基地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其优势就在于它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与红色革命历史事实进行对话，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对话，让大学生在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信服的事实面前亲自去感知和体验，从而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以达到提高当代大学生们的思想政治素质这一最终目的。

概而言之，以“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实践教学基地，充分利用枣园、王家坪、杨家岭、凤凰山等这些红色文化资源以其承载的革命历史、宝贵精神作为当代大学生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和培养大学生们的民族精神，进一步加大对于大学生们在实践基地的教学环节，使民族精神渗透到大学生们的血肉之中，成为他们的内在灵魂，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

参考文献

［1］袁贵仁.努力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6）：11－14.

［2］［3］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4］［5］［6］.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28，65，53.

人文精神的起源范文第5篇

关键词:黄河三角洲 历史发展溯源 经济开发

黄河三角洲有几个涵盖区域不尽相同的概念。古代黄河三角洲以河南巩县为顶点,北起天津,南达徐淮;近代黄河三角洲以山东垦利县宁海为顶点,北起套儿河口,南到支脉河;现代黄河三角洲以垦利县渔洼为顶点,西起挑河,南达宋春荣沟;经济地理意义上的黄河三角洲指山东东营和滨州两市的全部以及淄博市的高青县。本文所指黄河三角洲即为经济地理的概念。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战略转变的过程中,发展黄河三角洲经济的战略意义在于,选定这样一个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率先试验和探索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就是既能使经济高速增长,又能使资源合理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为资源型地区、新开发地区和正在进行发展方式转变的地区创造经验、提供示范。

黄河三角洲历史发展溯源

黄河三角洲是典型的移民区域,其经济的发展与移民精神有着必然联系,移民带来的多元化生活方式也促进了黄河三角洲的经济发展。自明初以来的六百多年间,先后有三次移民迁入大潮:第一次是明洪武、永乐年间来自山西洪洞与河北枣强的移民;第二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来自鲁西和部分军队的移民;第三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自鲁西和全国各大油田的移民。除此之外,小规模的移民迁入源源不断。如果将1999年的三峡移民圈入,那么,黄河三角洲移民始自明初,延续至20 世纪末,历时七个世纪。纵贯古今的移民,不仅以其开拓性的业绩,演绎着黄河三角洲的沧桑之变,谱写了黄河三角洲由寂静到沸腾、由沉睡到苏醒、由荒漠到富庶的历史,而且创造了内涵丰富的黄河三角洲移民精神。本文以此为其历史发展渊源的一个切入点,进行详细研究。

(一)顾全大局的爱国精神

黄河三角洲移民以有组织的政府移民为主。其中,古代移民是明初政府为解决中原地区地广人稀、田土荒芜问题而进行的。移民故乡太平安定,而迁入地荒凉凋敝,双方之间存在较大的环境反差。近现代时期的黄河三角洲移民,不管是工业职工、科研人员、知识青年,还是现役军人和农民,大多属于政府为改建东平湖水库、建设大孤岛林场、开发胜利油田、建立国营农场等开发建设而进行的有组织的移民。古往今来,移民以国家需要、民族大义为重,放弃安定舒适的生活环境,背井离乡,舍家弃业,体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坚韧顽强的拼搏精神

黄河三角洲的自然环境具有多面性。这里东濒渤海,拥有中国第二大河流——黄河以及丰富的土地资源。但是泥质海岸,海水倒灌,也使土壤含盐量高,土地贫瘠。“武定府属地土素称碱薄”,“那井泉都是盐卤一般的咸苦”。

贫瘠的土地与频繁决口泛滥的黄河,对黄河三角洲民众的生活构成了严重威胁,移民的生活环境极不安定。艰苦的自然环境,磨练了移民顽强坚韧的意志,养成了百折不挠的移民心态与性格。

(三)白手起家的开拓精神

开拓创业是移民精神的共性与核心内涵。黄河三角洲移民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特殊性,而显现出格外明显的开拓精神。

黄河三角洲因黄河携沙填海而产生,土地资源极为丰富,且与日俱增。因此,对比其他地区的移民,黄河三角洲移民面对的更多的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如此丰富的土地资源,在为移民提供了充足的谋生空间的同时,更构成对移民意志与生存能力的挑战。白手起家是对黄河三角洲移民创业的最恰当的表述。

黄河三角洲以“屋子”为后缀的地名,就反映了移民白手起家、艰辛创业的历程。这类地名多见于黄河口地区。由于黄河三角洲的自然生态比较脆弱,新淤土地肥沃易耨,却极易盐碱退化。为了生存,移民摸索出了弃旧就新,由远而近逐耕河滩新淤地的生产方式。在近海处搭建的仅在耕作季节临时栖身的简易窝棚,称为“种地屋子”。起初,“种地屋子”大多是半地穴式的。条件略有改善后,改为地面建筑。起初,“种地屋子”星星点点地散落于茫茫荒滩。日久,随着土地盐碱化的推进,前来垦种河滩的移民越来越多,“种地屋子”也愈益增多。若干“种地屋子”连接起来,便形成了村落。这些独存于黄河三角洲地区极具特色的地名,直观地反映了移民因陋就简求生存的艰辛历程。

(四)灵活多变的务实精神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社会,百姓唯以田土为生。但是,黄河三角洲贫瘠的土地,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使移民仅靠农耕难以维持生计。为了生存,移民因地制宜,采取灵活多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可农则农,可盐则盐,可渔则渔,可商则商。在地势高处垦田种粮,在濒海地区引水晒盐,在海边河汊捕鱼捞虾,农闲时节则从事商贸活动。黄河三角洲濒海地带和黄河入海口地区的居民家庭,存放着多种多样的生产工具。既有从事农耕的锄、镰、锨、镢,又有用于盐业生产的盐耙、木锨,还有用以捕鱼捞虾的渔网、鱼竿等。一些移民甚至跟着黄河走。尤其在黄河口地区,许多移民一户两家,被称为“老家”的房屋在离海较远的内地,而被称为“新家”的房屋便是在黄河口地区或海边搭建的简易住房。适宜劳作的季节在“新家”耕田、晒盐、捕渔,季节过后便返回“老家”居住。这种由内而外,由西而东的游走式的生产、生活方式,俗称“赶黄河”,反映了移民聪明灵活的务实精神。

(五)宽厚友善的协作精神

黄河三角洲移民时间的长久和来源的广泛,造就了黄河三角洲移民社会的兼容性,培养了移民包容友善的处世态度。同时,黄河三角洲各地发展程度和谋生难易程度的差异性,也使历史时期的移民比较善于变更生存空间。黄河的频繁决溢,更使移民生活动荡不安。家园的不稳定性,使移民在迁徙流动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淡化了守土安乡的传统观念,土地、房屋等在其他地区被视如生命的财富,在黄河三角洲移民心中却相对淡然,鲜见邻里之间因争夺土地或房前屋后空间等而发生斗殴、争讼之事。相反,在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移民感到危难之中最需要的是人,是左邻右舍,是亲戚朋友,因而形成了重于家族观念的邻里意识,邻里间宽容和睦,互助友善。遇有婚丧嫁娶之事,亲邻之间便会自动结成慰扶帮团。因此,在这块拥有36个民族的土地上,来自不同地域的拓荒者们患难相助,友爱和善。大家彼此平等,无贵贱,无积怨,少有中国传统的封建族居之弊,却充溢着协作互助的传统美德。

加快黄河三角洲经济开发的对策及建议

(一)抓住历史机遇

黄河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一起,并称我国三大江河三角洲,也是世界上著名的河流三角洲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之地,而作为母亲河携众流归沧海之处的黄河三角洲地区,却由于历史、地理、气候和人文、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发展缓慢,现代化进程相对滞后。

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1992年,山东省将黄河三角洲的开发与开放列为重大的跨世纪工程。1994年,国务院又把“黄河三角洲地区的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列入《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黄河三角洲开发被作为第一批优先项目向国际社会推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支持黄河三角洲可持续发展”,作为援助中国21世纪议程的第一个优先项目。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把“发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正式列入国家“十五”计划纲要。党的十四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开发与开放的方针,将环渤海地区列为中国开放开发的重点区域之一。这一切为黄河三角洲的开发构筑了适宜的外部环境。

(二)彰显精神财富

尽管黄河三角洲移民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是,黄河三角洲移民研究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黄河三角洲移民精神”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更长期处于自在或隐匿状态,缺乏科学的总结提炼和充分的彰显。

由于黄河三角洲的居民大多由不同时期的各地移民融合而成,土著居民所占比例相对偏少,在一般移民区域中区分清晰的土客概念,在黄河三角洲地区却比较模糊。久而久之,在长期相濡以沫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原本来自不同地域的各地移民,逐渐淡化了自己的移民身份,以黄河三角洲为家乡。与之相适应,移民在黄河三角洲开发中的主力军角色也处于不自觉状态。移民对其自身创造的精神财富,既无意于总结提炼,更疏于凸显与张扬,甚至对移民精神的概念都感到陌生。因此,出现了黄河三角洲移民精神客观存在,却鲜为人知,更没有唱响的资源闲置局面。

因此,弘扬移民精神,首先要在充分挖掘、提炼移民精神的基础上,作好舆论宣传工作。展示、凸显黄河三角洲移民精神的丰富内涵,像“延安精神”、“抗战精神”、“深圳精神”一样,唱响“黄河三角洲移民精神”,使移民精神成为激励黄河三角洲人开拓奋进,拼搏进取,进行二次创业的巨大精神动力。

(三)精心设计方式方法

从较高的层面理解,黄河三角洲移民精神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人性化的、源自于内心的优秀品质,是一种体现移民的精神需求、价值取向和文化品位等多方面的人文精神。弘扬黄河三角洲移民精神,要综合运用教育的、宣传的、文化的综合手段。

1.催生市民精神。要把移民精神与黄河三角洲城市精神相结合,强化黄河三角洲人的奋斗超越意识和区域振兴的责任感,把对黄河三角洲移民精神的理解与弘扬转化为人文素养的规范和提升,表现在言行举止中,体现在建设黄河三角洲的创业实践中。例如:可以通过行政、制度等手段,采用先进、科学和可操作的规章制度,引导规范黄河三角洲居民把利益追求和价值取向与塑造人文、培育文明统一起来,形成强有力的主流导向,推动社会对先进人文要素的认同和实践。引导黄河三角洲人承认个人价值,支持个人发展,崇尚个人奋斗,变“等、靠、要”为“拼、创、超”,让追求财富的观念和自主创业的精神成为黄河三角洲人崇尚的主流文化,使移民精神内化为黄河三角洲人的自觉行动,真正使黄河三角洲移民精神生生不息、代代延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