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研究方向范文第1篇

（根据国家政策随时更新）

中南民族大学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的综合性大学，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授权单位。2013年学校有6个专业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热忱欢迎广大学子报考！

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湖北省重点学科）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设立最早、实力最雄厚的传统学科之一。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民族学一级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点。现设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民族教育等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积淀最为浓厚的特色学科。1951年，创建民族研究室，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等参与了全国民族调查，为土家族、黎族等中东南民族识别做出了突出贡献。1983年，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创建了国家民委直属重点研究机构——民族研究所，随后又创建了国内高校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近年来，分别组建了“民族学人类学文献资料中心”和“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室”。民族学学科发展迅速，涌现了一批在全国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拥有较高学术平台。民族学现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一级重点学科和教育部特色专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为精品课程，拥有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现有正高级职称22人，博士生导师14人，85%的研究者有博士学位。2004年学校与中央民族大学联合培养民族学博士研究生，2006年获得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积累了丰富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2011年，学校设立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专家指导委员会，全面负责民族学各二级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工作。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近年来，累计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70余项，发表和出版论著近600篇（部），有50余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目前，学校民族学学术团队已有10余人次被推选为相关学术团体的会长和副会长。

二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民族学

民族学二级学科2013年设置“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

“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立足中南，兼顾全国，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长江流域以及中南地区以回族为主的散杂居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散杂居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主要着力点有二：一是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着重研究影响散杂居民族的突出问题，如散杂居民族关系、省际结合部区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问题。二是关注回族以及伊斯兰教在散杂居民族问题上的突出地位和影响。

多年来，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出版了《湖北回族》、《中南地区回族史》等 10多部著作、100余篇论文，并有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承担的国家、省部级等课题有10多项，如 “长江流域散杂居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国中东部地区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应对机制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时重视研究古今中外民族问题，特别是当代的民族问题，揭示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

“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现实问题。以应用研究为特色，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研究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着力解决当代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探索民族政策的与时俱进，推进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本学科在国内及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其中“完善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制度 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论文，《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评估报告》、《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研究》等专著，堪称本研究领域中富有创新意义的最新成果。关于民族地区生态利益补偿理论、民族利益表达制度等问题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完善以及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学科获得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资助20余项，其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估与制度创新研究”等，立项经费达到180万元。获得省部级奖多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三等奖8项。2008年，我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被教育部批准为精品课程，标志着这个教学科研团队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准。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和“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及其党和政府的扶持政策，深入研究制度变迁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价及政策创新，该方向涵盖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金融发展、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和扶贫开发等诸多方面。该方向既注重理论创新，亦注重服务现实。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这条主线，深入研究人力资源开发及人力资本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效果评价及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有近20年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深厚积淀，有一支较有影响力的导师团队，该团队近年来承担了30余项国家、省部级项目，出版著作20余部，在和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国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和“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两个研究方向。

“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在历的互动、交流、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与发展的历史；注重对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通史及族别史、专题史，特别是土家族、苗族、黎族、畲族等民族的历史，研究南方民族特别是中东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包括南方民族的社会风俗史、社会生活史，重点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开发等等。始终关注历和当代南方各民族文化互动关系的考察，形成了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

本学科研究在我校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主持完成了众多重要课题，其研究成果及水平在全国处于地位。近年来主持、省部级课题10多项，如“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体验式旅游开发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了《瑶族史》、《黎族史》、《土家族文化史》等30多部著作，完成了壮、土家等13个民族简史的修订；在《民族研究》、《光明日报》、《江汉论坛》等期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60多篇。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2项，国家民委、湖北省二、三等奖16项。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研究方向，以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艺术为重点，将民族学与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艺术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重点从象征人类学的视野研究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将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关注民族艺术遗产的保护，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研究方向，主要是在世界美学语境的观照下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资源进行挖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美学思想进行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

本学科具有悠久的研究传统。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学家岑家梧即撰写《图腾艺术史》、《中国民俗艺术概说》等论著，在这一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校学者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艺术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出版了《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东方美学》、《土家族民间美术》、《中国南方各民族民间剪纸美学研究》等20余部专著。在《民族研究》、《新华文摘》等和核心期刊发表了150多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近几年，获得“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现代利用与保护研究——以武陵地区土家族为例”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总经费达60多万元。

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和“民族教育管理”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的主要内容、实践创新、发展预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的理论体系和政策系统。

“民族教育管理”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办学方向、管理体制、民族学校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民族教育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保证体系、教育立法等问题的研究。旨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管理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

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人文地理学研究方向范文第2篇

人类学独特的研究范式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人类学的人观为教育研究提供了逻辑起点，其文化观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审视角度，其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方式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一)人类学的人观为教育研究提供了逻辑起点

虽然不同的学科领域研究的角度各异，但“人”无疑是人类学和教育学共同的核心课题:教育学注重人的发展，而人类学特别是哲学人类学派善从哲学的角度思考人的本质，其人观为教育研究提供了逻辑起点。人类学关于人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具有接受教育的可能性。人类学家在思考人的本质问题时，将人与动物进行了区分，认为动物的各器官大多是指向并适应于一定的生存环境的，如蝙蝠的声呐系统、蚊子的定位系统等，正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动物的这种具有“特定”功能的器官规定了其在不同环境中的固定行为样式。而人的感觉器官和心理机能则是“未特定化”的，这使得人缺乏动物那种能适应环境的特定本能。但同时，人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本能的“匮乏”也使其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和无限发展的可能性，所以人必须用自己的创造力来补偿这种“先天不足”。由此，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就是开放的，原来具有否定意味的“未特定化”就变成了具有肯定意义的开放性。正如兰德曼(MichaelLandmann)所言，未特定化带给人类的不完善性，恰恰也使人类获得了双重自由，它“一方面从本能的统治下获得自由;另一方面又在趋向创造性的自我决定中走向自由”。［1］二是人具有接受教育的需求。人的“未特定化”特征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使人受到生存挑战，同时又使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而“使人能发挥出内在的巨大潜力、实现超生物性的转变、在巨大需求与广泛开放性之间建立起有效联系、正确塑造自我的一个关键手段就是教育”。［2］换言之，人具有接受教育的需求。这一点，夸美纽斯(JohannAmosComenius)也曾有言:“有人说，人是一个‘可教的动物’，这是一个不坏的定义，实际上，只有受过合适的教育后，人才能成为人。”［3］概而言之，教育离不开对人的理解和对人的价值预设，而教育研究的开展也须建立在对人的既定预设的基础之上。正是从这一维度，我们说人类学的人观乃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

(二)人类学的文化观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审视角度

卡西尔(ErnstCassier)在研究了人类的各种文化现象，如神话、宗教、艺术、语言、历史和科学等后，曾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symbolicum)，他指出: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人以自身的符号化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4］换句话讲，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文化的动物”。使人类本质力量得以确证和心身能力得以延伸的正是文化，而使人类文化的保存、延续、发展和丰富成为可能的恰恰是教育。儿童从自然人成为社会人的过程即是其接受教育，不断“文化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儿童通过对其所属文化群体文化符号的认识、认同、使用，而学习、承继着本民族的文化，与这一文化学习程序相对应的人类学术语便是“濡化”(enculturation)。从这一角度认识和理解“文化学习”的内涵，“可为我们重新思考教育的意义与目标，适时调整教育内容，扩展教育空间，公正对待教育对象，摒弃不合理、反人性的教育体制，提供坚实的认识论基础”。［5］当下，我国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如高考体制、课程内容、双语教育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文化层面的问题，唯有准确把握文化的内涵，方能妥善地解决上述问题。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文化是人类独有的现象，正是文化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与动物不同，人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由符号系统构成的宇宙网络中，而非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中，语言、艺术、宗教、科学等是该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它们共同构成人类思想、经验的交织之网。人类在思想、经验中取得的任何进步都使这一符号网络更为精巧、牢固。在制度化的教育体系中，儿童的课程学习，如数理公式、文学艺术等多是基于由符号组成的人类知识之网。然而，无论人类所创造的符号体系之网多么复杂、精巧，它也只是人类实在世界的表征，而非实在世界本身。而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人类对实在世界的表征要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换言之，制度化教育体系中，儿童所学知识的正确性是相对的。因此，在教育中，我们一方面应研究如何建立人类符号世界与实在世界间的联系，让学生的学习更灵活;另一方面，应让学生学会反思，勿把书本知识当成圣经，而要学会思考，鼓励想象与创造。

(三)人类学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方式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实地调查(fieldwork)是人类学研究中最为重要、基本的研究方法，被称作现代人类学的“基石”，“常常被喻为学术上的成丁礼———一个人类学家的通过标志。即是说没有做过像样的田野工作，就难于被人类学界所认同”。［6］基于实地调查的人种志(Ethnography)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论，通过它，人类学家对于解释教育与教育中质的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给我国教育研究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向:

1．由追求“通则式”解释模式转向重视“个案式”解释模式

我国传统的教育研究往往崇尚“宏大叙事”式的高谈阔论，而不善于从活的教育生活中汲取养分，从而使所得出的教育理论缺乏现实基础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类学范式的教育研究则立足于鲜活的教育事件，对不同的教育文化事项进行“深描”和诠释，充分考虑复杂而多变的现实，不搞“一刀切”，使研究有了活水与源头。

2．由注重“闭门造车”转向青睐“躬身田野”

传统的教育研究大多无视教育与诸多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联系，埋头书斋，对着一堆二手资料进行梳理、“思辨”。基于实地调查的人类学研究范式则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和对研究对象的体悟，参与观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教学行为，并对不同教育现象进行搜集、整理、剖析，形成扎根理论(groundedtheory)。

3．由倾向“政治化”论述转向“务实性”研究

纵观以往教育研究，充满“意识形态话语”的文章屡见不鲜，这些文章或钟爱引用某领导人的论点，或青睐一些政府文件的套话，文风八股，颇为匠气，所得结论往往脱离教育实践。强调“参与观察”的实地调查研究恰恰对政治化倾向的论述起到了“治疗”作用，它使研究能直面教育现实、体悟生活的生机和活力。

二、教育研究之人类学视角的有限性分析

人类学视角的教育研究成果大量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教育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他者声音”的信、效度不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不强及研究成果的去理论化倾向等方面。

(一)“他者声音”的信、效度不高

人类学者在深入现场进行实地调查时，须秉持一种“离我而去”的主体意识，去倾听“他者的声音”。然而，有研究者在论证人类学取向的教育研究中在解释文化传递和儿童社会化而片面使用濡化时，指出:“在过去的长时间里，当研究教育问题时，人类学家重视被传递的内容，而不是传承的过程;而在传承过程中，更关注教学过程，而非学习过程。在田野工作中，对于儿童实际学到的东西，人类学家宁愿对向导等成年人所提供的信息感兴趣，而不是将焦点放在儿童学习的情境上。”［7］显然，通过此种方式得来的资料其信度是大打折扣的。此外，目前人类学视角的教育研究中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片面强调个人躬身的调查活动，忽视前人已有的研究资料，最终导致重复研究和陷入狭隘的个人所得，这对于研究效果的提高无益;二是“身离”而“心不离”，即虽身在考察现场，却带着客位研究的态度，以先入之见阐述教育现象，或采用一些无需“身离”即可获得资料的研究方法。纵观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轨迹，以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为代表的第一代人类学家所接受的是西方人类学的学术训练，而他们对我国社会的研究沿袭的是典型的人类学社区人种志研究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讲，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人是用西方学术这一他者来反观中国社会的。而当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他者的中国人成为研究者，并运用西方学术规范和学术工具对中国文化进行研究时，就会面临这样的困境:西方学术规范和训练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究竟是水融抑或彼此相争?正如戴蒙(S．Diamond)所发现的:“一个受西方学术训练的印度或非洲人类学家，当他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出现的时候，他的行为并不是一个印度人或非洲人……他完全像一位欧洲学者那样生活和思考(HelivesandthinksasanacademicEuropean)。”［8］人类学视角下的我国教育研究同样存在类似的局限性，研究者往往要面对运用西方学术规范研究中国教育这样的困境，这也正是前文所述“他者声音”信效度不高的原因所在。事实上，正如威廉•亚当斯(WilliamAdams)所言:“人类学最令人欣慰的悖论，也是她最激励人的特征，就在于研究他者的同时也是一个自我发现的生命旅程。”［9］换言之，研究“他者”是为了反观“自我”，这也正是人类学视角下的教育研究之精髓所在。

(二)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不强

实地调查、撰写人种志和进行理论建构是人类学研究的三大法宝，“人类学学者的工作就是选择一项引起他注意的文化事项，然后以详尽的描述去充实它并赋予说明性，以便告诉读者理解他所描述的文化的意义”。［10］教育研究者在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时，可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情境中，采取多种角度了解、观察研究对象并对其充分解释，同时在实地调查中应“注重小型个案研究、注重访谈、注重‘参与观察’、注重体验、注重内省、注重‘深描’”。［11］这里首要的即是研究个案的选择问题。一个“理想的”田野地点的选择，“不仅要考虑资金和入境手续，而且还要考虑到田野点与学科相关问题和争论的适宜性……文化区域与学科领域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因此，具有种姓和洁净意识的印度长期以来都被研究宗教的人类学家视为特别理想的田野点，正如拉美尼亚(具有精细的交换体系)吸引着经济人类学家一样，非洲则(具有裂变式宗教组织)被认为是政治人类学家的理想之地”。［12］同样，在人类学视角下的教育研究中，田野点的选择也是至关重要的，如何使部分与整体有机结合、如何使田野点的选择具有普遍意义都是以人类学为视角的教育研究者不懈追求的目标所在。然而，个案研究最容易产生的问题是普适性不强。同一教育现象，运用同样的研究方法，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研究结论。这正如法国结构人类学大师列维－施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曾慨叹的那样:“我们只有———历来只有———一个自然世界，其性质在一切时代、一切地点都是相同的。然而，千年之间，又何止有成千上万的人类世界在这里和那里此起彼伏，恰如短促的脉搏。”［13］研读时下的一些人类学视角的教育研究，不难发现，即便研究个案非常典型，研究者也重视了主客位视角的转换，但其研究结论推广性仍不强，这也使人类学人种志研究范式“以小见大”的优越性被削弱。

(三)研究成果的“去理论化”倾向

在时下众多人类学视角的教育研究中，从选题到研究计划的制订，再到研究的实施和资料的分析，都存在理论不足的问题。这种现象在一些高校研究生冠以“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成果中尤为突出。如有人研究某个少数民族的校本课程开发，却对编制课程的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知之甚少;有人调查研究某民族地区学校的教育变迁，却连关于教育的基本概念都缺乏，继而不能根据研究所需为教育进行可操作的界定;还有人欲做实地研究，但不具备实地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常识，甚或连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异同都不能区分等。概而言之，我国人类学视角的教育研究成果的“去理论化”倾向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象性理论准备不足。我们强调要从教育理论视角来研究教育问题，此处的教育理论显然不仅仅是单一教育学科的理论，而是具有教育理论性质、由多学科理论知识构成的适合所研究问题的知识体系。换言之，人类学视角下的教育研究者，除必备教育理论专业知识外，还须兼有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二是方法性理论的匮乏。有研究者认为人类学视角下的教育研究所用的实地研究方式没有特别的方法论要求，在深入调查现场时，只需带个照相机、纸和笔就足矣。显然，这不是在谈方法论，也不是在谈方法，而是谈的研究工具。实地研究是一种研究方式，没有固定的方法，它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灵活地运用参与式观察、问卷、访谈甚至实验等传统研究方法，以及口述史、叙事研究等研究方法，只要利于获得全面真实的研究资料，任何方法都可以用。至于方法论，则更是任何研究都不可或缺的，没有方法论意识作指导，便会导致研究理念模糊、方向不明、方法不适用。

人文地理学研究方向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在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创新乏力的情况下，确立一种新的教 育研究范式取向，将成为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突破口。鉴于我国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重视 不 够，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过于迷信和信仰等问题，又由于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教育 过程的本性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必然要确立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 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 好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一、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

从总体上讲，目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缺乏应有的重视，很多研究者尚无明确的研究范式意识。有学者以某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4年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为文本，分析了这些论 文 中所体现的教育研究范式。结果发现，“大部分的研究者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意识，甚至有些 研 究者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1］。教育研究中有太多的直觉、思辨，有的研究甚 至就是想当然，过于模糊、宽泛、松散，许多结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具有 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所能起到的主要是议论和舆论的作用。它更多的是一 种研 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出建 议”［2］。教育理论中充斥着“正确的废话”，这样的教育研究，难以在学术界获 得应有的地位，难以为教育实践工作者关注，更谈不上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人们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又过于迷信和信仰。当代教育研究笼罩着缠绵悱恻的 经验主义的情趣。许多人认为，运用观察和实验等所谓科学的手段与方法就能确保经验事实 不断得到积累，如能对不断得到的丰富的经验事实加以归纳、总结，就能自动产生科学理 论。狭隘的经验主义使教育科学研究第一线的实践工作者非常蔑视思想和理论，尤其蔑视哲学。在不少人眼里，所谓 教育研究不过是搞几张问卷或量表去调查，或在某个范围内进行种种测试或实验。这种单 凭经验或经验至上的情绪，使教育研究实际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和理论的地步。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崛起于20世纪中期的一种在自然情境中以收集定性资料为主，通过 诠 释和移情的途径来揭示和理解教育及其内部意义的研究范式，虽自20世纪90年代已引入我国 教育研究领域，但之后并未获得正常发展。它对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引导作用也就没能发挥 出来。

二、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的理由

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出发，实现我国教育研究的创新，就必须从教育研究的生产方式上进行变革，也就是说，我们须深 刻认识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在当前教育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 向，其理由如下：

1.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使然

影响教育研究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种历史的因素时刻与教育研究的每一个环节相关， 它就是一定时代的主流的思维方式。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当代社会思维方式的变革在于转换了一种模式，即从主体与客体对立 的、以实证科学为楷模的认识模式，转向以主体间性和互动建构为主的认识模式。这种转变不仅表现在认识的目的、真理、知识的性质等问题的界定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 认识模式本身的解释上。也就是说，认识不再被看做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之间产生的表象 与本质的符合，而是被看做一种解释的活动。这种解释活动依赖于解释者生活于其中的语境 ，即“生活形式”之中，并且解释所产生的意义是一个过程，且永远没有穷尽。

人文思维逻辑与科学思维逻辑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工具有着各自的用途与适用范围，并随对 象的不同特性与需要而决定取舍。当世界经济表现为一体化趋势的时候，科学思维的逻辑就派上了用场，而在当今这个文化多元和追求差异的社会里，追求多样性的人文思维逻辑就占据了主流地位。在此背景下，教育研究过程中也必将注重人文思维逻辑的运用，教育研究范式也必将转向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这是适应哲学思维方式转换潮流的必然选择。

2.教育过程的本性使然

教育过程是教育研究的重点，其本质属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的应然取向。

首先，教育过程是一系列对立范畴的辩证统一体，即物质的与精神的、事实的与价值的、外求的与内省的、存在的与意义的、物化的与人文的等等，但教育活动或教育实践并不是在两极之间摇摆的，而是有层次的。教育的完整意义具有一个“核心”，在一系列对立的两极之间，笔者坚信，教育的“核心”是内隐的和精神的，教育活动的本性在于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和意义的—面。

我们可以说，没有校舍、没有课本，就没有正规教育；没有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准备，教育活动就很难达到它应有的效率。但不能说，有了校舍，有了课本，有了掌握心理学和生理学知识的教师，所发生的教育活动就是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有这样的情况，即一个现代化设备的课堂，传递的却是非科学的知识，这是一种异化的教育，一种负教育。校舍、桌椅、课本和知识 等，虽然是教育活动所不可缺少的，但不是教育活动的核心。教育活动的核心是教育活动所欲表达的人类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以及对意义的关怀与寻觅。因此，教育活动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它内在地与“理解”、“体验”、“价值”、“意义”等范畴联系在一起。

其次，教育活动的核心是精神的和人文的。因为我们无法将全部教育问题的意蕴客观化，无 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 制的操作过程。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由低层面的 内涵推演而来。教育中的人文性或人文精神是历史地生成的，同时也是依据个体的智慧与觉 悟 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同见识、不同修养的个体所见到(悟到)的教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教 育的核心由于文化历史和人格个性的参与，所以它本质上是约定的，而不是外在规定的。因 为其约定性，人类理解或说明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历程，教育活动就 具有了很强的独特性和个体性。由上述可知，教育过程深刻的人文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的取向。

3.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

教育不是当时当世之事，而是古已有之，教育研究亦是如此。因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 趣就成为今日教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从我国传统教育的内在意蕴来看，我国传统强调为学贵在觉悟。许慎在《说文解字》 中认为，“学”为“觉悟”。为学的根本意义在于觉悟，这一点决定了我国一切学术 的 根本路向。中国人为学的目的，是致力于学问的探讨，不仅求真，而且求善、求美、求意趣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是意义的生成，强调教育研究的主题在于深入解析教育现象背后 的意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追求意义的建构，这与我国传统为学求意趣的研究指向有殊途同 归之妙。

其次，我国传统教育研究讲求道理，道理是开创性思想家的洞见慧识，是以其学养、智慧和觉悟作铺垫的，脱离不了主体性的肯认或体认。道理所具有的哲理强制性和普遍接受性，本质上是建立在相互主体性脉络意义的合情合理与共认共识之上的。合情合理指道理的强制性，共认共识指道理的普遍性，意味着相互主体的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3］。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和融合，走向“主体间性”，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主体和客体达到“视域融合”式的理解。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中注重研究主体的相互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不谋而合。

最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所达成的是学问，是觉悟，这决定了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内省而不是外求；是体验(体悟)，而非经验(感知)。一句话，它是为求“心”，而非为证“物”。心的觉悟或者说生命的体验是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法门。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者的重新体验和表达，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一致的。

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种种暗合为其在我国的生长提供了可能。 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本土化

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其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 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1.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做到“古为今用”

要使外来理论在我国生根发展，不仅要研究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更要透过表面现象， 去把握教育文化传统的内在血脉。因为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失去了本国文化传统的支撑，再好的理论和方法也难免走样。教育研究必 须对本国的教育传统进行应有的提炼和升华，才能使民族精神在研究范式的演进中得以弘扬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要实现本土化，无论如何都应以我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这 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教育研究时，不能人为地割断现代教育研究与其历史之间的联系，否则 ，我们的研究就只能是一具外壳，而没有生命活力。

2.恰当解决外来与本土的关系，做到“洋为中用”

众所周知，实践总是特定时空中的实践，悬离于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之外的教育实践并不存 在。由于教育思想构建过程本身也是在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中进行的，因此，尽管特定文化 与社会境脉可能具有某种类型的代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文化与社会的某些共同 特 征，但任何教育思想都首先是体现或蕴涵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属性，反映着特定文化与社 会的价值诉求。正是这些具体的文化与社会意蕴，正是这些背后的东西，使思想具有了某 些相应的话语特征［4］。就人文主义教育研究范式的引进而言，它生长于西方特定 的文化与社会境脉之中，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社会的话语特征。要想确立对中国教育研究 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教育研究范式，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境脉，并使其最终带有 “中国话语”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在吸收外来优秀成果之后，还要有一个“外来思想的本土化 ” 过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经过这样一个基于本土实践的再赋义、再改造的工作，便不再是外 来的理论，而成为本土的教育研究范式。

3.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实际上，教育研究的不同范式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替代和否定的过程。迄今为止，任何一种 单一的研究范式都不能在整体上为教育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释。各种研究范式都有其长处和短 处，这说明每种研究范式都有其价值性和局限性，其合理性是相对的。笔者认为，当前我国 教育 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是基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而补偏救弊所做出的选择。为 了更全面合理地解决教育中的问题，教育研究需要各种范式的“和平共处”，以充分发挥 各自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朱志勇．教育研究方法论范式与方法的反思［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5(1) ．

［2］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12)．

人文地理学研究方向范文第4篇

摘要：在认知心理学领域里存在着三种研究取向，即符号加工取向、联结主义取向和生态主义取向。对心理学生态主义研究取向的界定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梳理广义生态学取向下的认知实证研究，可知认知生态学取向的研究模式有三种：情绪与认知、任务情境与认知、社会文化因素与认知。认知生态学应注重狭义生态学取向的认知研究，在动态系统研究中加入社会文化因素，并结合认知风格、个性特征等因素来探讨社会文化对认知的影响机制，加大生态学方法如生态瞬时评估法（EMA）的应用。

中图分类号：B84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2)04－0104－04

Review on the Ecological Mode of Cognitive Research

SHAO Hua1,2

(1.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erbin 150080; 2.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Key words: cognitive ecology; cognitive psychology;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orientations in the field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namely the ones of symbol processing, connectionism and ecology. The ecology orientation can be defined in both broad and narrow senses. A variety of cognitive researches are analyzed and categorized under the general orientation of ecology, and the research modes of ecology orientation are presented, which mainly involve emotional, task context,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Future cognitive ecology should focus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cology in its narrow sense,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shall be incorporated into a dynamic research system, some factors (eg. cognitive styl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so on) shall be integrated for the discussion of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exert impact on cognition, and the use of ecological method such as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EMA) shall be increased.

现代认知心理学产生于20世纪中期，它是心理学在行为主义衰落后对意识研究的回归，20世纪70年展成为一个影响广泛的学派。目前普遍认为在认知心理学领域存在三种研究取向，即符号加工取向、联结主义取向和生态主义取向。我们知道，任何学科中的生态学研究取向都是近年来在快速发展的生态学的影响下而产生的。心理学的生态学研究取向主张在现实环境、现实生活中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即要研究人的现实行为和自然发生的心理过程，这种取向认为人的认知不会发生在文化背景之外〔1〕，而是在人所从事的各种活动的基础上生成的。可见，生态学研究取向所强调的是人与环境的动态交互过程。

一、认知心理学的生态研究取向界定

谈到生态意义范围内的认知心理学研究，首先要确定的是，认知心理学的生态学研究取向到底是如何界定的，或者从更广阔意义上讲，生态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是如何界定的？很多研究者认为生态心理学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范式，把它看成是一种取向比看成是一门学科更为妥当，更能反映目前它内部比较复杂的现状，也更具包容性。

奈瑟和赫夫特是生态学取向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们对心理学生态学取向研究做出了明确界定。1976年奈瑟在《认知与现实》一书中论述了“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的概念，并进一步认为，不仅实验室研究应该使用更多自然的测试材料，而且很多研究应该在现实生活的场景中进行。对日常情境中的认知的关注——这就是对认知生态取向的界定。承认背景性因素在心理现象中的关键作用，以多元的和交互的因果性取代单一因果性和对事件的单向解释，这就是生态心理学的基本思想。易芳对二人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进一步指出，可以按照对环境关注程度和方式的差异把现有研究分为两大类：一类把环境看作是研究对象的背景，另外一类则是把环境和人的交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广义生态心理学取向的研究包括这两类的研究，而狭义生态心理学取向的研究则只包括后一类研究〔2〕。

综上，在理解生态学研究取向内涵的基础上，对认知领域的各种生态学取向研究进行梳理、分类，以进一步明确在此领域如何开展具体的研究，并促进认知的生态主义取向研究快速向前发展，应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所在。

二、认知的生态学取向实证研究模式

按照广义的生态取向研究范畴来看，认知心理学领域的很多研究都具有生态学意义。从广义上讲，只要考虑了外界因素如文化、教育、个性特征、情绪等对认知的影响，就可以认为是属于生态意义范围内的研究。而如果在研究过程中考虑了认知与其他因素的动态交互性，就可以说这是狭义的生态取向研究。对以往的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类，可知认知的生态学研究有如下主要模式。

1.模式一：情绪与认知

关于情绪与认知的研究或者涉及此方面的研究有很多。Smith和Lazarus等在1990年探讨过认知—动机—情绪系统〔3〕，根据他们的观点，认知评估会影响个体的应对，而情感指向的应对策略会影响个体的目标、信仰和意图等认知因素。后来很多学者在探讨相应问题（例如应对、情感计算的相关研究）时，都以此为基础来构建自己的模型。这些研究共同的结论就是这些因素之间以及它们与外界环境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的。

在情绪对认知的影响方面，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是以不同的情绪类型和情绪调节方式为自变量，以考察被试的认知。情绪类型一般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具体为焦虑、抑郁等情绪。情绪调节方式有原因调节、反应调节、减弱调节、增强调节。很多研究都证明了情绪对知觉、注意、执行控制和决策等都具有一定影响。有些研究亦提出了相应的模型，如Pessoa提出双竞争模型来描述情绪和情感如何影响信息加工的过程。刘烨等专门探讨了认知与情绪的交互作用，并对情绪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作了详细总结〔4〕。庄锦英探讨了积极和消极情绪对大脑信息加工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积极情绪条件下，被试更多采用自动加工，大脑的加工速度变快，加工内容增多，创造能力增强；消极情绪条件下，被试更多采用控制加工，大脑加工速度变慢〔5〕。卢家楣等人探讨了焦虑类型对学生创造性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焦虑状态对学生的创造性有显著影响〔6〕。此类研究在方法上也越来越重视生态学效度，如在自然教学情境中诱发学生的负性情绪。关于抑郁症患者认知方式特点的研究也很多，而认知疗法也是比较有效的广泛使用的方法。但是抑郁症患者的抑郁情绪与认知到底何因何果，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2.模式二：任务情境与认知

这是一种具有高生态效度的研究。与传统的实验室研究不同的是，被试所要完成的任务或者所需面对的问题都是具有实际生活意义的。我们每天面对的问题都是形形的，并不是实验室里单调的无实际意义的问题。因此，任务情境的安排是很重要也是很必要的。聂晶认为，在内隐学习的研究中，动态系统范式就是这样一种研究。具体实施方法就是在实验室中对人们的实际问题解决过程进行模拟，因此系统任务就具有了独特、真实的情境〔7〕。动态系统范式与其他范式相区别的地方就在于其真实的任务情境，也就是说随着个体的活动，任务情境也在改变，而任务情境的改变，又会影响个体的活动，这是一种交互的、动态的关系。在认知心理学中，Dauwalder等人亦指出，最近认知科学的发展表明，复杂性理论与动力学的一般方法对行为和认知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已经建立的动力学范式在方法上可以给我们最好的帮助，二是智力活动的目标导向观点很好地体现了动态协同方法的思想〔8〕。

在关于前瞻记忆的实验研究中，此种模式的研究也非常广泛。例如，前瞻记忆的自然研究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完成的。在向被试布置前瞻记忆任务后，要求他们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中来完成任务，对日常情境中的各种影响因素不加控制或很少控制。而前瞻记忆的情境模拟法则是由主试安排、模拟一个日常生活活动的情境，然后将前瞻记忆任务植入这一情境中，从而对被试的前瞻记忆成绩进行考察。可以说情境模拟法既具有实验法的优点又兼顾了生态效度。

3.模式三：社会文化因素与认知

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社会文化在心理学发展中的作用是不能被忽视的。吴晓燕等认为，文化认知观是指从生态、社会和文化的视角研究人类认知的一种理论模型，其基本依据是：（1）文化存在实质上就是人类认知能力作用的结果和表现形式；（2）当今人类社会中，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认知活动，都可以纳入到文化框架中去分析和认识〔9〕。这实质就是用社会文化心智论代替计算心智论。

社会文化对人类认知是否有影响？答案是肯定的。这主要表现在对认知领域的跨文化研究方面。在国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认知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有了迅速的发展。杨红升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为被试，研究知觉、记忆、思维、面孔识别等认知过程，结果显示，这些都受到文化因素影响。文化不仅会影响到价值观、自我概念、人格等心理的建构，同时也会对从基本的感知觉活动到面孔识别、记忆以及思维等高级认知过程产生显著的影响〔10〕。在认知的跨文化研究中，自变量主要集中在国家、民族、生态环境、居住环境、社会结构、教育、生产方式等因素上。汪洪等人研究了文化程度对脑认知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对认知活动有重要影响〔11〕。陈中永等人对我国八个被试组的多民族认知方式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一定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策略、社会结构的紧密性和社会化倾向、现代化影响因素对个体的认知操作和认知方式都有重要影响〔12〕。陈姝娟等人以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儿童为被试，研究他们认知方式的特点，并考察不同认知方式与视错觉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视错觉和认知方式的文化差异显著，且居住环境、年龄和认知方式是影响视错觉的重要变量〔13〕。

这些研究表明，人类最基本的心理过程——认知是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也许，跨文化研究的最初目的是要证明人类的心理过程是具有一致性的，对人类心理的研究可以排除文化及外界其他因素的影响。事实却是相反的，那么试图排除一切外界因素干扰的实验室研究还是不是唯一有价值的研究手段呢？社会文化因素对认知的影响已毋庸置疑，文化差异的解释已没有多大意义，文化对认知具体的影响机制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有人提出，在对认知活动的文化差异进行研究时，有必要对文化背景的内涵进行剖析，解析出具体的变量，然后对文化差异背后的因果关系做深入研究〔9〕。这给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

三、研究展望

认知的生态学取向研究是认知研究领域一个很有潜力的发展方向。在以后的研究中，要更加注重狭义的生态学取向的认知研究，即注重认知与环境动态交互过程的研究。人与环境是共生的，是互相建构的，研究复杂的认知必须要结合认知发生的外界环境因素。

在认知的生态学研究中，社会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这类研究基本上属于广义的生态学取向研究范围，即只是静态的考察文化背景对认知的影响。研究者在这一点上可以有所突破，如在采用动态系统研究法时，可以考虑选择不同文化背景的被试，或在实验过程中加进教育因素等等。社会文化因素对认知的影响作用已经很明显，但这种影响的机制到底是什么？是否具备一定的神经基础？这也许应该结合进化心理学、神经科学进行研究，并应考虑人的个性特征。值得一提的是，认知风格这个概念就涉及到人的信息加工方式的特点。社会文化因素对认知风格存在影响，而社会文化因素和认知风格对认知过程都存在影响，这已被证明。但认知风格是不是外界因素影响认知过程的中介变量，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同时，其他的人格特征因素是否对认知过程存在一定影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在认知的生态取向研究中，生态瞬时评估法（EMA）的使用应该得到大力推广。生态瞬时评估法是1994年提出的，国外关于EMA的研究已经活跃了几十年，在临床心理学领域使用最为广泛，而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此已有很多学者表示关注。生态瞬时评估强调对现实生活中表露出来的行为进行观察、评估和研究，它是一种研究模式，包括一系列具体方法和基本的方法论。EMA的研究设计、评估内容和技术等都是围绕具体研究进行的，取决于研究者的目的和所基于的理论框架。但是对研究对象现实评估数据的收集是EMA研究的共性和重点。EMA的具体研究方法包括日记形式的纸笔评估、直接行为观察、自我监测、经验抽样、动态监测等等〔14〕。前面已述，对认知心理学生态取向的界定即是“对日常情境中认知的关注”，而生态瞬时评估正是能为这种研究取向服务的一种研究方法。

当然，认知的生态学研究方法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思考和完善，例如说如何建立更合理有效的研究模型或范式，如何更好地加强实验室方法与生态学方法的结合，使之更好地为具体研究服务等等。总之，认知的生态学研究取向以及具体的生态研究模式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也是非常具有前景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Galotti,K.M.Cognitive Psychology in and out of the Laboratory〔M〕.Washington:Brooks/Cple Publishing Company,1994:27．

〔2〕易 芳．生态心理学之界说〔J〕．心理学探新，2005，（2）：12-16．

〔3〕Smith,C.A.,Lazarus,R.S.Pervin,Editor,Handbook of Personality:Theory and Research〔M〕.New York:Guilford Press,1990:609-637.

〔4〕刘 烨，付秋芳，傅小兰．认知与情绪的交互作用〔J〕．科学通报，2009，54（18）：2783-2796．

〔5〕庄锦英．情绪影响决策内隐认知机制的实验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3：81．

〔6〕卢家楣，贺 雯，等．焦虑对学生创造性的影响〔J〕．心理学报，2005,37（6）:791-796．

〔7〕聂 晶．内隐学习的动态系统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5：11-15．

〔8〕Wolfgang Tschacher,Jean-Pierre Dauwalder.The Dynamical Systems Approach to Cognition: Concepts and Empirical Paradigms Based on Self-Organization,Embodiment,and Coordination Dynamics(Studies of Nonlinear Phenomena in Life Science)〔M〕.New Jersey:New Jersey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Pte.Ltd.,2003:121.

〔9〕吴晓燕，华．文化认知观：认知的生态、社会和文化特征〔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0（1）：114-119，119．

〔10〕杨红升．文化差异的认知影响〔J〕．心理科学，2007，30(4):1002-1005．

〔11〕汪 洪，陈志勇，等．文化程度对军事训练成绩及脑认知功能的影响〔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5，14（3）：215．

〔12〕陈中永，郑 雪．中国多民族认知活动方式的跨文化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25-33．

人文地理学研究方向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文化转向；翻译研究；中国翻译研究

一、译学“文化转向”的发展历程

“文化”一词在20世纪中后期的译学界绝对算得上炙手可热。继语言学派的大发展之后，翻译学者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在文本外因素上。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论，将文化、语言、文学及社会等因素称为不同的系统，而这些系统组合在一起则构成了多元系统。该学派突破了语言学派专注于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把翻译和社会、历史、文化联系起来，该观点可以看作是文化转向的萌芽。随着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的发展，翻译学进入了新的阶段，翻译文化学派产生。翻译理论家兰伯特在多元系统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译学研究对象，巴斯奈特一度致力于推进译学领域和文化及其他研究领域的合作（Gentzler， 2004： 192）。1990 年，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问世，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其后又出版了多种专著、论文集，集中反映了他们的思想观点。在专著中，他们从“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等方面讨论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化转向”全面进入翻译研究领域，近几年西方国家较有影响的翻译理论著作主要是文化学派的作品。与此同时，“文化转向”越来越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最后发展成为女权主义、食人主义、后殖民主义 和后帝国主义理论，关心的更是政治、权力、民族、种族、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问题。（潘文国，2002）

二、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启示

面对“文化转向”的新浪潮，中国学者态度不尽相同。一些人对“文化转向”不吝褒扬之辞，一些人则不置可否。他们认为语言学派才是对翻译进行的内在、本体的研究，也是未来译学的发展方向（吕俊， 2004）。

1、文化学派和语言学派的翻译观

语言学派在翻译研究中的某些不足使得学者另辟蹊径，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不可否认，文化学派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但语言学派的成就依然不可忽视。文化学派和翻译学派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共同处于翻译研究这个大系统内。处理好翻译研究中两大研究方法的关系也是未来中国译学的发展重点。值得强调的是，两大研究方法的互依共存并不意味着两者要同步发展。在特定的时段内，翻译理论家会将其中一种角度作为研究重点。由于语言学派自身存在不足，而文化学派又使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所以现阶段内文化角度是译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2、学科意识与学科独立

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摇篮时期到成熟直至确立，文化学派的贡献功不可没。正是由于“文化转向”这一口号的提出，翻译学突破了语言学的桎梏，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阐释学、女性主义以及文化等领域引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王宁：2006，6-10）。在我国，翻译理论家认识到将翻译学树立为独立学科的重要性，并为此奋斗。如潘文国对西方国国家过去三十年的翻译研究发展进行了归纳及简评。除此之外，翻译教育也得到国家重视：教育部批准设立翻译专业；翻译杂志及翻译研究论文的扩大；译学术语的统一；译学工具书的编纂和出版，都标志着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确立。而这些都是与文化转向后掀起的翻译研究高潮分不开的。

3、加大文化输出

从语言学到文化学翻译研究，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都是由西方人首先提出。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我们要避免单一地译介阐释国外的理论，同时要加大文化输出大力向外译介本国的优秀文化。

“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是10：1以上，而对欧美的逆差是100：1以上。从美国引进的图书版权有4068种，输出14种；从英国引进图书版权2030种，输出16种；从日本引进的图书版权694种，输出22种。”（郭建中，2007：91）汉译外图书的出版少得可怜。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应该加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工作，比如成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资助国外出版社翻译出版中国的图书和向国外图书馆赠送图书，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我国的翻译家应该加强汉译外的研究，促进中国文化的推广。

参考文献：

[1]Gentzler，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2nd ed.Shanghai：Shanghai.

[2]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3]郭建中.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和向语言学回归的必然.翻译研究新论.2007.

[4]吕俊.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反思.外国语. 2004， （4）.

[5]潘文国. 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 中国翻译. 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