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文学的性质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人文主义 科学主义 科学的人文主义 人文的科学主义

人文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积淀并散发着人性的魅力；而科学主义则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迄今最高智慧的结晶。无论哪一种“主义”，其形成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为满足人们这样或那样的需要而生，在形成“主义”之前由相应的社会与文化孕育而成。因此，对于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我们无需研究出一个绝对的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的定论，它们为解放人类本质的需要而生，都曾在特定的时期大放异彩。

一、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概述

人文主义的诞生，其背后是人类文明至近代漫长的演进过程，世界上任何一个延续至近代的人类文明或多或少都会包含人文的因素。根据资料，“人文主义”一词在1808年德国教育家尼特哈默尔关于古代经典在中等教育中地位的辩论中首次被提到，后于1859年出现在乔治・沃伊特出版的著作《古代经典的复活》当中，该著作又名《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

人文主义相对于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博爱主义有着相对更广的范畴，人文主义主张注重人的个性的关怀，强调维护人性的尊严，提倡自由平等与宽容，反对暴力等野蛮行为。它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对人的绝对权威，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人生幸福。其含义可大致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集中研究人的利益或价值学说、态度或生活方式，其通常排斥超自然主义，强调个人尊严、价值和通过理性自我实现的能力；二是提倡人道主义；三是人文学科即文学文化，古典学问的复兴，个人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以及突出文艺复兴特征性的现世关注。

科学主义诞生于西方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之下，是一种主张以自然科学技术为整个哲学的基础，并确信它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哲学观点。科学主义盛行于现代西方，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成果归纳演绎到人类社会生活中来研究一切社会问题，是在当今世界具有决定性的思考方式。科学主义的含义具有二重性：一是指自然科学家或研究人员对于自然科学典型的研究方法和态度；二是指过度依赖自然科学，将其运用于所有领域的研究，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等。

二、现代西方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发展历程概述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哲学发展迅速，各种流派纷纷呈现，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人文主义的思想帮助他们突破宗教神权统治的枷锁，将人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的潜力得到了无限的激发；科学主义的思想帮助他们大力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不断推动社会变革。这两大思潮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从对立走向融合的过程：19 世纪30 年代到20 世纪初，两大思潮对立基本形成；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两大对立思潮不断发展、完善，逐渐趋近；20世纪70年代至今，是两大对立思潮的融合时期。研究分析现代西方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发展历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1、两大思潮的最初形成

科学主义思潮最初产生于近代西方哲学的经验主义思潮，前后经历了洛克的经验论、贝克莱的主观经验主义、休谟的不可知论等一系列演进过程，其理论范畴一般包含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科学主义是一种主张自然科学技术能解释一切问题的哲学观点，是以科学理性为标准的特殊理性主义。人文主义思潮则产生于近代西方的理性主义，主要有存在主义、生命哲学、意志主义三个流派。人文主义由于涉及面广泛，因此严格的来说并没有一个全世界统一的定义来描述它。与科学主义不同的是，人文主义重视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地位，主张人性的解放与激励，推崇人的感性与理性思维。因此可以看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在形成之初所推崇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很多方面存在对立面。

2、两大思潮在发展中趋近

科学主义思潮从最初的兴起，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后，逐渐完善自身理论体系并形成独立的流派如历史主义、马赫主义、实证主义等。实证主义于19世纪30年代形成于法国，在英国盛行后传播到其他西方国家，其方法论强调观察与实验，注重论证与归纳以求知识的“实证性”。至此科学主义不再推崇以纯粹的自然科学技术去解释一切问题的世界观，要求知识经过人的论证与归纳从而获得实证性。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在发展中逐渐形成意志主义、生命哲学、新康德主义等。他们主张世界的本原是自我或生命亦或人的意志，当强调自我的意志是世界本原时，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当强调世界的本原是意志或生命时，则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这一分化反映了人文主义将对世界的思考纳入到了其哲学系统中。

3、两大思潮的融合

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人们进入了一个对西方近现代主流文化批判继承的超越阶段，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开始出现融合。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被称为“晚期现代的西方哲学”，其出现与现代西方哲学中各个流派发展的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科学主义思潮中，其方法论拘泥于有限的认识论领域中，带有从命题推演命题的逻辑演绎的局限性。人文主义思潮中，存在主义过度注重人的自由和非理性也存在发展的漏洞。因此，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传统西方哲学发出挑战之际，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走向合流，完善各自理论上的缺陷以满足其哲学体系发展的需要。

三、浅析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走向融合的历史必然性

无论人文主义或科学主义，都在历史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纯粹的人文主义或科学主义哲学已不能满足人类对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人们从客观上对科学的人文主义与人文的科学主义提出了诉求：科学的人文主义在旧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增加了理性与科学精神的基因，不再为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消极哲学提供理论支撑，有效地弥补了旧人文主义的缺陷与不足，主张以自然科学技术解释一切为哲学的旧科学主义，过度强调客观规律的重要性，夸大科学与科学方法的作用与意义，脱离了人的精神生活，将人与科学割裂开来，以上这些都是旧科学主义的最大局限性；而人文的科学主义在保留旧科学主义合理内核的前提下，为其增加人文精神，使得科学不再是机械的科学、毫无人情味的冰冷的科学、无视道德约束的残酷科学，而是加入了人性思考的美丽的智慧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一个种的全部特征、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活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观点强调了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人类关系的本质和基础，即“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里的“人”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人的本质的把握从更高层次揭示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走向融合的理论基础，科学主义使人理性地处于各种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反映了人科学的、物质性的存在，反映了人的自觉本质；而人文主义使人具有理想性，使人类具备超越现实性、超越生命本质的精神性力量，反映了人的自由本质。如果说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观点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走向融合的逻辑推演，那么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史则从实践上验证了这一点。单一的人文主义或科学主义对人本质的把握都是局限的、片面的，只有二者对立统一才能全面地反映人的本质，才能更好地指导人类社会进行生产生活实践，从而更快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因此，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走向融合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四、结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以稳定的发展态势不断前进，以智慧化解西方设置的重重障碍，正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坚持以人为本，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从群众最切身的利益出发，着眼于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自然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必须明白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才能使得华夏民族在世界竞争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

分析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发展历程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坚持以人为本，走群众路线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对人本质的把握以及人对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决策，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以实现人与社会全面发展为目标政策的正确性，因此我们应当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断奋斗。

当今，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社会方方面面或面临各式各样的发展瓶颈，然而我们可以借鉴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融合的宝贵经验，以人的发展需要为出发点，结合科学理论为指导，对经济、民生、生态等社会问题进行全面的深化改革，以不留下发展上的短板为目标，为全面实现中国梦打下深厚的根基。

【参考文献】

[1] 布洛克著、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Tenth Edition， Merriam―Webster，Incorporated，Springfield，Massachusetts，U.S.A.，1999.

人文主义文学的性质范文第2篇

质化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是同量化研究(quantitativerseearch)相对的一类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近年来引起了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广泛关注。质化研究的兴起不是某一学科内的事情，而是具有跨学科性质的广泛而深厚的人文思想背景。质化研究的概念有不同的称谓，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将它译为“质的研究”、“质化研究”“质性研究”。陈向明全面概括了质化研究的特点“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与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分析方式以归纳法为主，在当时当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建立假设和理论，通过证伪法和相关检验等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个人背景以及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研究过程是研究结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必须详细加以记载和报道”。

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文精神源于人道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是针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黑暗统治而兴起的。人道主义以人本主义对抗神本主义．以人权对抗神权，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个性解放对抗禁欲主义，以科学理性对抗蒙昧主义，人道主义力图从封建主义、宗教神学的压迫中解放人、恢复人的尊严、肯定人的价值。人道主义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进入20世纪以后人文精神有了新的发展并赋以新的内涵。西方启蒙运动使人的主体地位得以提高，使人的理性力量与创造力得以张扬，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人对自然界的征服获得了极大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资源、气候等人与自然关系的日趋恶化，也带来了国家间的战争、民族冲突、阶级矛盾等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带来了人精神领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物欲横流、精神迷失、人情淡漠、行为失范等一系列精神困惑。当代人文精神的主旨是重新确立人的本性，消除人的异化，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以获得精神的丰满、生活的希望、生存的价值、生命的意义。

2质化研究人文精神的主要特征

方法论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旨在为以人为本的科学研究提供内在思想依据。方法论的人文精神反对盲目崇尚自然科学，把自然科学推至上帝的宝座加以神圣化，造与科技的对立。人文精神反对实证主义的原子论，将人文世界、完整的人格分割成碎片，人文精神倡导的是整体主义(holism)的研究取向，这在质化研究中表现为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和整体主义的研究策略，以反映人类心理行为与文化的完整性、本源性，保持人文世界的原貌。人文精神反对崇尚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研究范式，而倡导心理主义(mentalism)的主观研究范式，重视直接体验、现象描述．重视理解、体悟和现象的意义，反对物理主义的机械还原论和生物主义的生物还原论。质化研究的特点体现了这种心理主义的研究范式，这表现在质化研究主位研究的独特视角、主体间互动的研究立场、详尽描述的表现手段和重视问题研究的意义性、文化性。具体来说，质化研究的人文精神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日常生活的自然主义研究态度对“自然主义”(naturalism)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在科学主义盛行时代，它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将自然科学的模型运用于社会现实研究的一种信念和趣好。然而在本世纪6O年代社会学者马特查(D．Matza)对自然主义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自然主义的应有涵义却是在社会科学中反对对自然科学模型的认同，它是一种研究者直接面对真实社会现实的哲学态度和方法论信念。

在量化研究中研究者总是倾向于对被研究者施加影响，特别是对于量化的实验研究，研究者要精心设计一个人造的实验情境，在实验过程中系统地操纵变量的变化，以便精确地发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一般来说其内外部信度都会很高，但效度由于受到研究者的人为“污染”而大为降低，因为这样的研究同实际自然的情况相差甚远，是对人的原本特性的人为扭曲。质化研究的自然主义态度正是针对上述问题而提出来的。为了克服研究者的人为污染，质化研究者通常是在不引人注目(unobtrusive)的情况下进入研究现场，不控制任何变量，也不从外部强加任何结构于研究情境和被研究者身上，因而方法论者将这种自然情境中的研究称为现场研究(fieldresearch，文化人类学称为田野研究)。这种自然主义态度的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研究者不施“暴政”于研究现场和研究过程，即不将已有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测量手段强加于研究过程，研究者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学习者、访问者来获得有关资料，并对这些资料以“现实故事”、“坦白故事”的方式自然呈现，由读者自行作出体悟和判断。二是研究责任的情境性，它要求所有的资料都必须在收集资料的当下情境中得以解释，质化研究者并不关心研究结果的概括性和可推广性，质化研究的研究责任是准确、详尽而又充分地描述研究的情境和情境中的现象。这种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使人的生活世界、生存方式、生存价值得到自然的显现。

(2)整体主义的研究策略质化研究反对元素主义的分析研究，认为元素不能决定整体，而是相反，元素是由整体的内在条件所决定，部分的过程是由整体的内在性所决定。在质化研究者看来，世界是一个不可感知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是整体现实地组织成有意义的单元，因而我们在分析单元时需要探明的是单元的整体组织构造，事物的特性总是在各部分构成整体时突现出来。从研究设计来看，质化研究的问题陈述都是整体性的，它不同于量化研究的因果陈述、相关陈述；质化研究的假设也不是预设的假设，而是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从资料的收集、分析来看，质化研究者关注整体情况中资料的广泛收集，并以整体组织分析资料，形成整体的分析框架，而不将注意力分散在资料的细枝末节上，认为对个别资料细节的理解须以对资料整体意义的理解为前提，这就是资料的整体分析原则；从质化研究的表达来看，质化研究报告重视生活故事的情境化、情节化的描述，这都体现了其整体性的描述原则。质化研究这种整体主义的研究策略有利于揭示人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的完整性，呈现丰满的人性生活。

(3)主位研究的独特视角“主位(emic)与“客位”(etic)的概念最早由语言学家派克(R．Pike)提出，它们分别来自语言学的两个分支学科音位学(phonemics)和语音学(phonetics)。由于音位学研究单一文化语言系统中的特有发音，语音学研究所有语言中一般的、普遍性的发音，受此启发文化学者提出了“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的概念。所谓“文化主位”是指研究者从单一文化内成员的行为及其意义进行解释，“文化客位”则是指从文化系统外部对泛文化现象(或称普遍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方法论意义上的“客位研究”是指将研究对象看作是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客观对象；“主位研究”则是指在研究中将研究对象看作同研究者一样的能动的主体。质化的主位研究较量化的客位研究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来看，主位研究中的研究者将研究对象看作同自己一样具有文化内涵的主体，它反对客位研究中研究者将研究对象看作独立于自身之外的研究客体。②从研究方式来看，主位研究力图从被研究者的视角来看面对的现象意味着什么，尽力避免研究者对被研究的现象形成先入之见，使自己对被研究现象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它反对客位研究从研究者既有的理论和看法出发，从被研究的现象中去印证普遍的、规律性的东西。③从评价标准来看，主位研究不期望得出一个对其他文化也具有概括意义的结论，只承认有效的理论是来自于具体文化的有事实的理论；并认为在社会研究中不存在超越文化的普遍意义的结论，客位研究那种相信普遍意义的理论可以在多文化的研究资料中进行统计概括是不切实际的。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客位研究将被研究者作为客观对象物，主位研究则将被研究者看作同研究者同等意义的人。

人文主义文学的性质范文第3篇

围绕“反本质主义”，学界近几年展开过激烈争辩。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因承袭苏式教材较多，被当成了本质主义的代表。但在回应中，他断然否定自己是一个本质主义者。因为在他看来，经由尼采、马克思、、邓小平等人的努力，所谓本质与反本质之战早已偃旗息鼓，毫无悬念了。在此意义上，他认为自己恰恰是一个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本质主义”者。

反本质并不意味着事物没有本质，“事物的本质是指事物的呈现出相对稳定的一致性的特征，它是被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建构起来的。”这一表述与陶东风的建构主义竟然有着惊人的近似。两者的趋同通过福柯“事件化”这一概念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陶东风的建构主义特别强调知识的“地方性”与“历史性”。这一理论的形成主要得益于福柯的“事件化”观念。在福柯那里，“事件化”这个概念首先是指对于“自明性”的决裂，它意味着把所谓的普遍理论、真理还原为一个特殊的事件，它坚持任何理论或真理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时期、出于特定的需要与目的从事的一个“事件”。与之相对应的是历史学的“非事件化”，“由于历史学家失去了对事件的兴趣，从而使其历史理解的原则非事件化。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把分析对象归于最整齐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最终外在于历史的机械论或现成结构。”正是从“事件化”的观念出发，陶东风对已有文艺学学科体系进行了否定性评价，并力图将其还原为事件性的知识论。童庆炳明显不全然排斥这一建构主义思想，甚至认为《文学理论教程》的产生过程就是“事件化”的体现，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特定的事件：这本教材不仅是邓小平“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也不能脱离政治”的一种学术表达，也是一代学人在“”结束后提出的新理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兼顾到文学审美特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理论，基本上符合那个时代语境的历史要求，也可以为当时多数人所接受。这里暂且不究童庆炳相关言论是否有牵强之处，但它起码暗示我们：在当下，即便是苏联文论模式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学者，也对本质主义避之唯恐不及。至少在经验层面，本质主义似乎是盲目守旧、思维僵化、信守教条的同义词。有谁愿意与这样一种保守、落后的观念形态结为学术上的盟友呢?

有意思的是，被视为反本质主义代表的陶东风也作出了相应的辩解。他认为：“‘本质主义’的对应词是‘建构主义’，而不是‘反本质主义’。因为反本质主义给人感觉是完全否认本质的存在，而建构主义则承认存在本质，只是不承认存在无条件的、绝对的普遍本质，反对对本质进行僵化的、非历史的理解。”在论战中，南帆也被一些研究者视为反本质主义者。但他明显谦逊地表示过：“在相当范围内，表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对于认识世界的功绩无可否认”，因此，关系主义不过是“在本质主义收割过的田地里再次耕耘”。他更认可的是具体事物本质的多元化，而不是彻底的去本质化。文学本质的这种多元取决于关系的网络：“关系主义倾向于认为，围绕文学的诸多共存的关系组成了一个网络，它们既互相作用又各司其职。总之，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些交织缠绕的关系化约为一种关系，提炼为一种本质。文学的特征取决于多种关系的共同作用，而不是由一种关系决定。”显而易见，南帆否弃的是固守某一种关系，或者认领有关事物的某一种永叵本质。而且，这种否弃并不意味着取消对事物“特征”与“本质”的认知。

从双方的理论抗辩不难看出，在知识论层面两者并没有水火不容的观念冲突。我们甚至可以说，许多热衷“站队”、“戴帽子”的论文有虚张声势之嫌。不过，这并不表明论争毫无意义。换一个角度可以发现，这场理论论争的烽火主要不是燃烧在知识论层面，而是燃烧在学科理论体系层面。不难看出，在处理一些知识、概念问题时，学界都能较为有效地规避本质主义的禁锢，并防范反本质主义以免陷入虚无主义的陷阱，但在处理理论体系(主要表现为理论教材)时，相互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就分外鲜明了。

二

理论体系上的僵化主要表现在对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二元区分的盲目固守上。童庆炳主编的理论教材在这方面有所表现。对其教材，他作过如是评价：“我们没有吸收当时已经在中国开始流行的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纯语言的文学观，也拒绝回到单一的‘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僵硬的文学观，我们的时代意识也是很清楚的。从教材体系的构架上，我们用文学活动论加以展开，这里我们不但吸收了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活动四要素论，更重要的是运用了马克思的人的活动论，运用了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思想。”该教材体系包罗甚广，主要有“五大板块”，在结构上显然承袭自苏联模式。有论者指出，这一典型的辐辏式结构有明显的弊端：“较为稳固的结构和思维容易转化为封闭的一成不变的结构和思维。”结构封闭性的一个主要体现就是对外部研究的拒斥。尽管在后来的论文中，童庆炳流露出对多元的宽容情绪，但在总体上依旧坚守内部与外部研究的分隔。他认为学界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应当兵分两路：一部分人致力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另一部分人则去研究文学性在各个领域的蔓延。两路人马可以交锋，但不要相互指摘。经此区分，文化研究的一些主题如阶级、性别、民族等，自然难以进入他所主编的理论教材了。陶东风则特别强调要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尽管这一诉求尚未完全成熟。有论者如是批评这一诉求：“强调好政治带给文艺学的自主性，不能推导出好政治也能给文艺学的研究带来突破性进展，从而丰富对于文学性质的认识。从好政治之‘好’中，推导不出文艺学所需要的研究创新，除非硬性地将好政治的‘好’等同于文艺学的创新，可二者根本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处理的也不是同样的问题。”这一批评有一定道理，因为它准确地抓住了陶东风理论资源(如伊格尔顿的政治批评)存在的弊病。以伊格尔顿为例，他确实曾关注过修辞学与话语分析，但在谈到文学理论的政治性时，却又无意中遗忘了形式的理论价值。他认为，形式主义不过是意识形态偏见的共谋犯，已经伴随传统文学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令人困惑的是，陶东风同时还对文化研究颇有微辞，认为“文化研究对于文学主要是一种‘外部’研究，它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的同时，又有消解‘文学自身’的危险”。

从陶东风重建文学理论政治维度的诉求中可以看出，理论体系归根结底涉及“美学立场”与功能问题。或者说，内部、外部之区分，并不纯粹是形式、结构问题，而是关系到文学理论的价值立场。不处理好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价值诉求将沦为空头口号。关系主义在这个层面上显示出了理论活力，它首先要破除的就是这种僵化的内部、外部二分法。早在《文学的维度》一书中，南帆就提出了“话语光谱”这一理论范畴，其意图正在于再度将文学话语引渡到现实之中。这一做法是对形式主义的一个反动，因为侧重“内部研究”的形式主义诸学派的弊病在于其“理论锋刀逐一截断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种种联系”。尽管如此，也不意味着要舍弃形式主义(内部研

究)的理论成果。南帆重新启用了“美学立场”这一在左翼思想界很具实践效能的传统概念。他认为，“如果将美学视为一个实践性问题，同时将美学的洞察方式同文学话语的性质联系起来，那么，美学仍然是文学的前提。”

那么，文学究竟是如何依凭美学立场产生实践性效能的呢?这需要考察文学话语的社会位置。在索绪尔那里，语言“共时态”考察的对象是同一时间层面上诸多要素之间的关系。南帆受此启发，认为“功能性的文学考察必将联系到共时态的诸多社会话语系统”。社会话语的光谱由众多的话语系统组成。相对于不同的社会场合、主题与事件，人们必须分别使用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商业话语、礼仪话语，等等。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在话语分析的层面上则可以说主体是诸多话语关系的总和。在众多话语维度中，文学话语是不同寻常的，它作为社会无意识的代言，常常可以最敏锐地察觉到日常语言蕴涵的深刻危机。文学的美学立场正产生于文学话语与日常话语的对撞与冲突之中。南帆的理论受到马尔库塞巨大的启发，甚至“美学立场”一词也来自马氏。马尔库塞敏锐地意识到，发达工业社会凭借资本与技术的力量，已经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统治系统。意识形态循规蹈矩地遵循着固有模式运行，单向度的语言了人们所有的否定意向与逃逸冲动。这时，美学，包括作为感性形态的文学，恰恰大有作为，其感性学的特征与僵化的现实构成了尖锐对立——“审美的天地是一个生活世界，依靠它，自由的需求和潜能，找寻着自身的解放。”马氏甚至认为：“一场革命在何种程度上出现性质上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关系，可以用它是否创造出一种不同的语言来标识，就是说，与控制人的锁链决裂，必须同时与控制人的语汇决裂。”旧的意识形态凭借僵化的形式禁锢人，而张扬感性的美学正可以无情地打破这种习以为常性——“这种习以为常性作用于每一实践领域，包括政治实践，它表现为一种直接意识的自发性，但却是一种反对感性解放的社会操纵的经验。艺术感受，正是要打碎这种直接性。”在南帆看来，这种习以为常性显然已经被铭刻在了日常话语之中，只有借助文学话语才能有效打破实践领域的统制与操控。在特定的时代，文学话语的革新确实可以改写整个社会的人文环境。比如在五四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话语的能量就曾声势浩荡地席卷过人文场域，向社会展示出不同寻常的美学效能。

三

关系主义并没有因美学立场而放弃文学性质的研究。通过话语分析这一方法，它有效地将美学形式与立场结合了起来。在南帆看来，话语分析“是文学、语言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交汇之地”。可见，关系主义所强调的美学立场以形式与意识形态的融通为前提。借此，内部与外部研究之间的硬性区隔得以被有效地穿透。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纯粹的内部研究，因为任何语言形式本身都渗透着意识形态的内容。同时，文学也不是简单的政治替代物，只有依托于语言形式本身，才能产生马尔库塞意义上的美学能量。针对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南帆指出，“文化研究可以放大考察的半径，但是，文本和形式始终是一个不可摆脱的圆心。即使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下，文学批评也仍然要坚持对文本和形式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学批评考察的是意识形态施加在文本和形式之上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最近陶东风在理论上做了一些修正。他着力于探讨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内在关系，以及文学性和文学研究模式在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运用的情况。显然，其最终的目的在于沟通内部与外部研究，找到两者汇通、契合的一面。不过，审美的感性功用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使得文学形式与重建文学“政治维度”的努力之间依旧处于割裂状态。

在此，我们暂且撇下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不谈。值得反思的是，当下的文学异常冷清，其美学能量似乎无从张扬。作为关系主义“美学立场”主要理论资源的马尔库塞学说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有没有局限性呢?在后现代语境当中，美学立场的宣示与坚守是不是有可能滑入另一种“本质主义”?对此，詹姆逊的一些探讨无疑至关紧要。马尔库塞的新感性学说认定感性具有颠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能量。但詹姆逊认为，马氏生活的时代依旧沉浸在一种理想的政治话语实践中，即“昔日对于文化空间、文化功能与文化领域的讨论(最著名的莫如马尔库塞的经典文章《文化的正面性格》)，一向肯定文化领域的所谓‘半自主性’，强调文化产品既诡秘幽幻而又富乌托邦色彩的存在”。遗憾的是，这种文化“半自主性”显然已被

人文主义文学的性质范文第4篇

要确定五四文学的性质，应当首先考察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概念的内涵，因为这些概念的含混往往导致对文学现象判断的失误。在苏联文学理论体系中，诸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是作为“创作方法”而存在的。“创作方法”源于苏联早期“拉普派”的“辨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论。后来，“辨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理论随着拉普派的倒台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创作方法”概念却保留下来，而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就与“创作方法”相联系，成为超历史、非美学的“创作原则”。中国接受了苏联文学理论，就出现了《诗经》、杜甫等属于现实主义，而《楚辞》、李白等属于浪漫主义的说法，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等主张。事实上，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文学现象，不是所谓“创作方法”，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文学思潮。文学思潮一方面体现为特定的文学风格、艺术手法，另一方面，还具有某种历史的内涵，借用舍勒描述现代性的概念，是一种“精神气质”，这一点是文学思潮更本质的方面。作为某种风格、手法，可以具有某种超历史性；但作为某种精神气质，又是一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对五四文学思潮的认定，就必须首先考察其历史规定性。而所谓五四文学属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习见，其缺陷也在于仅仅考虑到世界文学思潮（主要是现实主义）对五四文学的影响，以及五四文学接受的具体艺术手法（主要是写实手法），而忽略了文学思潮的历史规定性，没有顾及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情境以及它的精神气质。如果从严谨的学术立场出发来，不是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概念仅仅理解为某种艺术手法和风格，而是理解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学思潮，就必须承认，五四文学还不具备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历史规定性，不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和精神气质是启蒙主义，而且这种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具有中国的特点，具有开放的、多元的性质。

启蒙主义是欧洲18世纪的文化思潮，也是一种文学思潮。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启蒙文学家，他们宣传的启蒙理性成为启蒙文学的指导思想。在德国有莱辛以及歌德、席勒等为代表的“狂飙运动。在俄国有从罗蒙诺索夫到普希金（普希金曾经被认为是浪漫主义作家，其实应为启蒙主义作家）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启蒙主义文学。还有意大利的启蒙文学等。启蒙主义接续文艺复兴时期的反封建、反教会的传统，继承了人文主义的理想。它高扬理性的旗帜，宣传人类进步的观念，从而发展和超越了文艺复兴精神。从现代性的角度说，启蒙主义确立的理性和主体性原则，成为现代性的核心。启蒙主义文学是鼓吹现代性的文学，而不是批判现代性的文学，这一点是它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根本上不同之处。启蒙主义文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具有反封建的思想内容。18世纪欧洲封建主义统治尚没有被****，启蒙主义者正在开展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为将来****封建主义作思想准备。启蒙主义文学也加入了这场战斗，把封建主义作为自己的敌人。这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把资本主义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不同。第二，启蒙主义文学坚持理性，主要是人文理性，宣传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相信人的崇高和伟大。伴随着理性的乐观精神，启蒙主义文学也渗透着一种感伤主义情调，这是启蒙主义者觉醒后的悲凉情绪。启蒙文学的理性精神与浪漫主义反叛理性甚至颓废倾向，现实主义对人文理性失望，自然主义肯定人的生物性不同。第三，启蒙主义文学既是对古典主义文学的反拨，又是前浪漫主义的文学，它还没有发生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分离和对立，因此客观的描写和主观的抒情、说理融为一体。这与以后浪漫主义偏向主观性而现实主义偏向客观性不同。第四，启蒙主义文学具有平民性，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平民知识分子的文学，体现着平民精神，与贵族化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有本质的不同。在以上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中，核心的精神是对于现代性的鼓吹。这不仅是对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界定，也适用于中国启蒙主义文学。

如果用启蒙主义文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五四文学思潮，就会发现，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更符合实际。文学的性质首先是由历史特点决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它主要引进欧洲的启蒙理性，批判封建主义，呼唤现代性。它不同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从鲁迅到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批判的矛头始终对准封建主义。五四启蒙运动高举启蒙理性的大旗即科学和民主。科学精神即工具理性，而民主不过是人文理性的政治内容，它们是都是启蒙理性的组成部分。因此，五四启蒙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任务是相似的。由于中国五四时期与欧洲启蒙时期历史语境的相似，五四文学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启蒙主义的性质。五四启蒙运动自觉地以文学为武器，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达到改造国民性和建设现代文明的目的。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的重要一翼。五四文学中无论是被称为现实主义的一派，还是被称为浪漫主义的一派，都有一个基本的倾向，就是受到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且强烈鼓吹这种理性精神。科学主义是五四的主导思潮之一，对科学的崇拜已经形成了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正如胡适所言：“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科学主义的霸权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中达到了顶峰，并极大地影响了五四文学。科学主义与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向往是一致的。五四启蒙者以“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为中国的明天（陈独秀语），讴歌新的生产力，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憧憬，郭沫若把工业化的产物称为“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是严母呀！”（《笔立山头展望》）他歌颂着：“力呦！力呦！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呦！”（《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这个力是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派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更大，如矛盾就以科学主义的立场提倡写实。五四科学主义的重要内容是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传播到中国，演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成为进化的历史观的根据。这种历史观不仅对人性的进步充满信心，而且对科学的昌明寄予希望。对科学精神的歌颂是与启蒙主义文学的主题是一致的。歌德在《浮士德》中，让浮士德在科学的创造中找到了归宿，面对被改造过的世界赞叹到：“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在五四时期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条件具有相似性。当时，中国现代工业文明还十分幼小，它还远没有像欧洲19世纪那样成为人的自然天性的桎梏而引起批评和反叛；争取现代文明而不是批判现代文明成为时代的要求。因此，五四文学与欧洲启蒙文学一样，肯定工具理性，讴歌现代工业文明，也就是说，五四文学具有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同样，五四文学与欧洲启蒙主义文学一样，具有人文主义倾向。五四文学的主题，是批判封建主义，反对宗法礼教，宣扬人道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如鲁迅批判国民性、控诉吃人的旧道德，郭沫若讴歌理性的自我，郁达夫抒发内心的苦闷，王统照强调爱与美、冰心塑造童心，等等。这些主题属于启蒙主义，而不属于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从文学主张上看，五四文学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李大钊提倡“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创造社主张“表现自我”等等，都是启蒙主义的思想主张。启蒙主义宣扬的个性主义是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结合在一起的，如鲁迅的“救救孩子”呼吁，对阿q的灵魂与命运的解剖是为了反思国民性和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即使郁达夫的颓废、感伤也与国家的命运联系着（《沉沦》）。这种理性精神区别于浪漫主义的自我反抗和现实主义的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同时，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理性精神也伴随着一种感伤主义情调。感伤主义是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一种流派和风格，它成为浪漫主义的前奏。鲁迅散文《朝花夕拾》、《野草》里面既有对童年的天真的怀念、对黑暗的奋勇的抗争，也有深沉的悲怆和孤独的绝望。郁达夫的小说展现了带有颓废情调的感伤风格。还有冰心的《超人》、许地山的《命命鸟》、王统照的《沉思》、叶圣陶的《隔膜》、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在探索人生的过程中都诉说着感伤情怀。后起的“乡土小说”也渗透着隐隐的乡愁。甚至如郭沫若的《女神》在昂扬的激情中也有感伤情调。这种感伤情调体现了理性觉醒时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孤独和彷徨。五四启蒙运动给五四文学注入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气质，这一点是无法抹掉的。

启蒙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没有像后来的流浪主义与现实主义那样发生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分裂，它不是纯粹的客观写实，也不是纯粹的主观表现，而是把客观的写实与主观的表达融合为一。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也具备这个特征。鲁迅的作品因写实手法而被看作是现实主义，但《狂人日记》等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且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也在客观写实中糅合了明显的主观性，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虽然是国民性的通病，但主要体现在道家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毒害，把它安在阿q身上，并不符合现实主义的严格写实标准，这是作家对文学形象的主观化创造。俞达夫被看作是浪漫主义者，但他的作品在主观表达的同时也展开了客观的描写。因此，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来界定五四文学往往不能自圆其说，而用启蒙主义来解释五四文学则比较合乎实际。

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性质也表现在它的平民主义主张。启蒙主义是一种平民主义思潮。城市文明的兴起，使第三等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要****贵族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因此，启蒙思想家大都出身平民，如卢梭、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当然也有像伏尔泰等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者，但最重要的是启蒙主义提倡平等思想，这是一种平民主义。启蒙文学也贯穿着平民主义，它的主体是城市平民知识分子，表达他们的思想主张。而浪漫主义文学就精神气质来说是贵族化的，虽然它也有平民出身的作家，但其思想资源来自中世纪文学，它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叛，都表明了这一点。五四启蒙运动的主体是新产生的城市平民知识分子，他们提倡民主，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平民主义。五四文学主张平民文学，白话文运动的内涵就是平民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就提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周作人也提出了平民文学的主张。茅盾提出“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1五四文学不是写英雄豪杰，而是写农民、小市民和平民知识分子等小人物，关注他们的命运、同情他们的遭遇，体现了鲜明的平民精神。五四文学的平民主义性质证明它属于启蒙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文学的代表人物对五四文学的定性。创造社成员并没有自称是浪漫主义，据俞兆平先生考证，所谓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是在30年代被郭沫若、郑伯奇等人追认的，原因是苏联对浪漫主义的肯定。2而此前郭沫若称创造社的文学倾向为“主情主义”。文学研究会确实主张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但这不等于他们的文学实践就真的是现实主义。五四文学的代表人物鲁迅（被定性为现实主义作家）在五四时期没有自称为现实主义，以后也没有给予追认，而是给自己定性为“启蒙主义”，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

所谓五四浪漫主义文学并非真是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中国形式。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是欧洲19世纪上半叶的产物。其时近代工业已经显著地发展起来，城市文明逐步取代传统社会的农业文明。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是历史的进步，但却使人类付出了代价，城市束缚了人的自由，科学排斥了人的灵性，因此文学开始反抗工业文明和工具理性的统治，它讴歌田园生活，回归自然，甚至缅怀中世纪，以想象和抒情甚至神秘主义和病态的颓废情绪来对抗理性的现实，中世纪的希伯来文化传统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资源。正如浪漫主义思想家马丁·亨克尔对浪漫主义的说明：

    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modernity）的第一次自我批判”。2

尽管各国的浪漫派有不同的特点，在政治立场上有进步与反动之分（因此从苏联传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区别了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但对现代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的反叛应当是它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是它的精神气质，而想象和抒情只是附属于于这个本质属性的具体艺术手法。

如果认同对浪漫主义的这种概括——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那么，对照五四文学，就必须承认，它不属于浪漫主义，因为它没有反叛现代性，而是讴歌现代性。最明显的是，被称为浪漫主义代表的郭沫若却在热情地讴歌进步、讴歌新时代、讴歌科学和工业文明。他赞美道：

    黑沉沉的海湾，

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

数不尽的轮船，

        一枝枝的烟囱都开着了黑色

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笔立山头展望》）

其他创造社作家也没有批评科学和工业文明，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五四时期中国工业文明还刚刚起步，十分幼小，而科学精神也刚刚传播进来，它们远没有压迫人的灵性、束缚人的自由，反而是中国从贫穷、愚昧、落后中解放出来的希望之所在。因此，五四文学不但不可能批判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反而讴歌现代性，期盼现代化的来临。

五四文学缺乏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精神和怪诞风格，而体现出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和比较古典的风格。浪漫主义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希伯来文学传统，带有神秘主义、传奇色彩和怪诞风格，甚至表现出颓废的情调。而五四文学植根于中国文化的理性主义土壤中，浸淫于启蒙主义的时代精神中，它没有吸收欧洲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精神，也没有体现出神秘主义、传奇色彩和怪诞风格。即使被称为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也是如此。创造社主张表现文学的“全”与“美 ”，同时有注重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郭沫若的诗歌充满了激情和想象，但又洋溢着理性精神，他讴歌自科学、民主、自由，高扬自我，对未来满怀希望。这与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气质相去甚远。郁达夫虽然有某种颓废情调，但他的伤感仍然带有社会的、理性的内涵，他的性苦闷与作为弱国子民的压抑感联系在一起。在《沉沦》的结尾中，主人公感叹道：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这种情调正是五四时代的基本精神气质，它是理性的、启蒙主义的，而不是非理性的、浪漫主义的。

五四文学直接受到启蒙主义文学的强烈影响，像卢梭、伏尔泰等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歌德、席勒、莱辛等启蒙主义作家的作品大量译介，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五四文学吸收了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理性精神和反封建主义的战斗精神，用以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和改造国民性。因此，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中的倾向于主观的一派，主要是创造社代表的一派，就更接近欧洲启蒙主义，特别是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狂飙突击运动”时期歌德对郭沫若的影响可见一斑。郭沫若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内容“大体以歌德为中心”，他把歌德奉为人类仅有的两个“球形的发展”的天才（另一个是孔子）。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郭沫若说：“我译此书，与歌德思想有种种共鸣之点”，包括“他的主情主义”、：他的泛神思想“、”他对于自然的赞美“、“他对于原始生活的景仰”、“他对于小儿的尊崇”等。于此可见创造社为代表的文学流派是属于启蒙主义的。而同时，许多继承了启蒙主义传统的浪漫主义作家（即所谓“积极的浪漫主义”）的作品也大量译介，如拜论、雪莱、海涅、雨果、密茨凯维支等；而如许来格尔兄弟等所谓“消极浪漫主义”则很少译介。浪漫主义更多地是作为启蒙主义文学资源被接受的。五四启蒙文学接受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反叛性、抒情性，而没有接受它的反现代性。因此，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是推动了启蒙主义文学的发生，而没有形成独立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如果说对五四文学的浪漫主义尚有怀疑的话，那么，对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性质则几乎是没有异议的。五四时期的文学家、理论家确实主张现实主义，也把五四文学定位于现实主义。但是，正像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依据他对自己的看法一样，不能根据五四时期的文学主张和对五四文学的评价来确定五四文学的性质。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史的描述，都把五四文学的主流定性为现实主义，并认为五四现实主义的代表就是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但这种认识是经不起推敲的。现实主义的本质不仅仅是写实，而在于其精神气质等历史规定性。欧洲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以写实的手段来揭露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灾难和人性的堕落，从而成为继浪漫主义之后又一次对现代性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以人道主义为武器而展开的。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大师对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和堕落进行了揭露、控诉、抨击，并提出了以爱为核心的社会理想。同时，19世纪的实证主义哲学成为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只有抓住这个精神气质，才把握住了现实主义的本质。

五四文学虽然吸收了欧洲文学的写实手法、批判精神，但它不是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批判封建主义，呼吁现代性。因此，五四文学的精神气质是与现代性一致的，它的审美理想是理性的、乐观进取的。这一点是五四文学不属于现实主义而属于启蒙主义的最重要的根据。五四时期，中国仍然处于封建主义统治之下，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远远没有发展起来，封建关系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阻力。五四启蒙运动就是批判封建主义的运动，他的社会理想是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而理性即科学和民主就成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五四文学不具有欧洲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即它没有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没有质疑现代性，没有对现代性的沉重的失望和深刻的反省。五四文学是指向现代性的，它坚信并憧憬理性精神（科学与民主），体现了少年中国的青春朝气。这种精神气质是与欧洲启蒙文学相似的。鲁迅批判的对象是农民的愚昧和知识分子的软弱、消极，从而控诉封建主义文化的吃人本质，在强烈的批判精神中仍然饱含着对现性的认同。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作品也展开了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并体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创造新社会的信念。

五四现实主义说的主要依据是五四文学的科学精神，因为科学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基础。据米达安·格兰特的说法：“‘现实主义’源自哲学，描述一种‘目的’，即现实的获得。‘自然主义’源自自然哲学即科学，描述一种‘方法’，有助于获得现实的方法。”1但是，五四文学依据的科学精神主要是进化论。自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就被当作生存竞争、社会进步的根据，演变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精神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体现出对人类前途的乐观精神，这种社会历史观成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五四文学不是把真实性、客观性放在首位，而是把进步性、战斗性放在首位。它没有达到现实主义的严格的客观性，更没有达到自然主义的精密性。五四文学中标榜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一派，主要是以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一派，在客观描写中渗透着鲜明的主观性。如鲁迅很明显地受到进化论的影响，批判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成为他的作品的主导思想。因此他“排众数而任个人，掊物质而张灵明”（《摩罗诗力说》），并没有尊奉科学主义，倒是偏重于主观性。有关这一点，前面已经谈过了，此处不再重复。欧洲现实主义依据的是实证哲学；自然主义依据的是生物学，而五四文学既没有受到实证哲学的重大影响，更没有受到生物学的重大影响，而主要是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的影响。甚至现实主义之被引进，也因为按照进化的文学观念，中国在摆脱古典主义以后，应该进入现实主义阶段。陈独秀认为：“我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2因此，不能以科学精神为根据把五四文学确定为现实主义，它的进化论只能导致启蒙主义。

五四文学倡导现实主义，也大力译介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但是，为什么没有形成现实主义思潮而形成了启蒙主义思潮呢？为什么理论主张与文学实践不一致呢？一个原因是，欧洲现实主义距离五四时期较近，五四文学受到现实主义余波的强大影响，五四文学自觉地学习和引进现实主义，并自称为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而欧洲启蒙主义距离五四时期较远，因此虽然继承了启蒙主义精神，但启蒙主义并没有获得承认。这样，五四文学就发生了文学主张与文学实践的不一致。此外，外来文学思潮的传播要受到本国文学实践选择、改造、同化，从而使外来文学思潮发生了变形。中国启蒙时代的历史情境规定了欧洲现实主义思潮注定要融入中国启蒙主义的文学实践。五四启蒙运动需要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对欧洲启蒙主义文学大量引进，同时，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也进行了同化、改造，使之成为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五四文学受到欧洲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少，而受到俄国“人生派”的影响较大。郑伯奇在五四后总结道：“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始终接近着俄国的人生派而没有发展到自然主义”。319世纪的俄国正处于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历史关头，反封建的启蒙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相继出现并融合为一体，因此，被称作现实主义的俄国文学就包含着启蒙主义的因素或者就是启蒙主义。除了普希金等启蒙作家之外，像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岗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以及别、车、杜等虽然服膺现实主义，但他们作品的精神气质是启蒙主义的，因为这些作品是反对封建****、鼓吹自由主义的，是争取现代性的，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不是批判现代性的。即使如托尔斯泰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在批判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同时，也严厉地批判了腐朽的封建贵族统治，从而与启蒙主义相联系。这样，对俄国文学的接受就侧重于启蒙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五四文学对欧洲现实主义的接受也有被启蒙主义同化的倾向。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本来是揭露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而在中国则演变为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主题，具有了反封建的意义，成为启蒙主义文学的样板。鲁迅对北欧现实主义文学的译介也是为了吸收被压迫民族的反抗精神，从而成为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写实手法上，而没有深入到其精神气质即历史的规定性层面上。从文学革命开始，对现实主义（当时称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认识就停留在写实手法上，如陈独秀的“三大主义”中就有“曰推倒陈腐的铺陈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写实主义主要是针对古典主义的“铺陈”，而其自身特点也主要是真实（“立诚”）。五四启蒙主义者很少从批判现代性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主义，而多从符合科学精神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主义。茅盾认为：“近代西洋文学是写实的，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1他之所以由提倡新浪漫主义而改为提倡自然主义，也是出于对中国文学不善于客观描写而需要加强写实训练这样一个认识。2五四文学对现实主义的接受重艺术手法，而对其精神气质则有所屏弃。茅盾曾经批评现实主义“（一）是在太重客观的描写，（二）是在太重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但是徒事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使读者感着沉闷烦扰的痛苦，终至失望。”3他强调自己提倡的“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4同样，五四文学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不加区分，也是仅着眼于写实手法的相同，而忽略了二者精神气质的不同。由于屏弃了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人生观的自然主义”），仅仅学习和引进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技术上的长处”），于是，五四文学就自以为属于现实主义，而实际上是启蒙主义的。

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不同于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它是多元、开放的启蒙主义。这主要因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所处的世界文学的环境造成的。在五四时期，欧美文学已经进入了现代主义阶段，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已经成为过去的文学思潮。这意味着五四文学虽然具有启蒙主义的历史规定性，但它的思想资源并不仅仅有启蒙主义，还有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因此，五四文学不仅吸收了启蒙主义文学的精神，而且还吸收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思想和写作手法。这种状况使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具有了多元化的特征。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虽然都属于启蒙主义思潮，但由于受到的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不同，吸收的文学思想资源不同，因此就具有了不同的风格。创造社受欧洲浪漫主义影响较大，因此偏于主观表达。文学研究会受到欧洲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大，因此偏于客观写实。此外，现代主义对五四文学也有影响，如鲁迅吸收了表现主义的某些美学思想和艺术手法，写作了带有表现主义风格的《野草》、《故事新编》等。因此当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做总结时，他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5五四文学对欧洲多种文学思潮的开放性，也使五四文学具有了多种文学思潮的因子，它已经不是“纯粹的”启蒙主义了，带有了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等风格、特征。可以说，由于吸收了多种文学思潮的因子，五四启蒙文学较之欧洲18世纪启蒙文学要丰富、深刻得多，无论从思想内容上还是从艺术手法上都是如此。正因为这样，五四启蒙文学就具有过渡的性质，拥有了自我超越的品格。它在五四以后发展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五四以后中国迅速走向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文学的任务除了继续批判封建主义外，对被扭曲的现代化和城市文明的反叛、批判也提到日程上来，于是产生了沈从文的留恋淳朴的乡村文明、抨击堕落的城市文明的浪漫主义小说；老舍的描写市民的没落命运的现实主义小说，以及茅盾的《子夜》为代表的批判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还有李金发代表的象征派诗歌，施蛰存、刘呐鸥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无名氏代表的先锋小说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以现代性的视角来看待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就会发现，它也具有开放的启蒙主义的特征。与五四文学一样，以往对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定位起码是不准确的。新时期文学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的传统，以人道主义来批判封建主义的变体，呼吁科学、民主、主张个性解放，它的历史规定性是启蒙主义的。同时，它又吸收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具有了多元形态。只是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兴起，才产生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如新写实小说）和现代主义（各种先锋文学）才出现。这一段历史的重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

最后，我们应当反省一下，为什么在长达大半个世纪中会对五四文学思潮作出不当定性。首先，受到苏联“创作方法”概念影响，对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的理解具有非历史性。其次，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质定位不准，把一个争取现代性的启蒙时期当成了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时期，从而把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错误地当成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还有，就是受到苏联尊崇现实主义的观念的影响，硬把启蒙主义“拔高”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补充）。现在，以现代性理论为准绳，就可以拨开历史的迷雾，还五四文学的本来面目，并进而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出新的描述。

 

 

注释：

[1] 俞兆平《写实与浪漫》，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1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1 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茅盾全集〉第18卷（中国文论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2 参阅俞兆平〈〈写实与浪漫〉〉，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0——143页。

1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2 转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1 达米安·格兰特《现实主义》，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2 陈独秀《答张永言》，1915年1月15日《新青年》第1卷第4号。

3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1 矛盾《文学与人生》，《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香港文学研究社1972年版，第58页。

2 参阅俞兆平〈〈浪漫与写实〉〉，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2页——75页。

3 《茅盾〈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学生杂志〉第7卷第9期，1920年8月版。

人文主义文学的性质范文第5篇

关键词：意义；精神家园；科学精神；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04-011-03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进发……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它凸显了精神家园终极关怀的重要意义。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素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但是，正如中国科协在制订《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中所指出的：“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多年停滞不前，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羁绊和影响逐步显现。相对于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教育状况而言，科学精神的培育尤为严重落后。”…因此，肩负着高素质人才培养使命的高等学校的重要地位将愈加凸显，突出对大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意义重大。

精神家园是对生命意义和人生追求的终极追问与安顿，是主体的精神支柱、情感寄托和心灵归宿，是精神畅适自足的故乡，是人格安身立命的根基，是给心灵以秩序、温情、希望和力量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和意义解释框架。全球化引起的时空巨变给民族文化带来紧密感与紧张感，使精神家园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要以生命意识的唤醒与觉悟，以尊重和肯定激起并强化人的生命价值为前提和归宿。人才培养作为精神家园构建的主渠道，只有秉承科学精神的价值理性，才能历经物质世界的复兴与变幻，找回人生自由、平等、正义，寻求理想与精神的崇高与宁静，拯救日渐荒芜的精神家园。

一、精神家园的“意义”解读

近百年来，西方哲学家对精神家园的“意义”解读进行了逐步深入的探讨。狄尔泰首先倡导人文科学的作用与价值主要在于对于人类的“活”的精神世界的研究；李凯尔特继而提出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重要区别在于文化科学是探讨与“价值”相联系的文化世界的学问；胡塞尔主张只有把自然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搁置”起来而采用现象学的态度和方法才能真正了解人的“生活世界”；卡西尔则指出人文科学所具有的认知理想，既不在于探求规律的普遍性，也不在于认识事实与现象的个别性，而在于把握“人的本质”，即“人并不是生活在铁板事实的世界之中，并不是根据他的直接需要和意愿而生活，而是生活在想象的激情之中，生活在希望与恐惧、幻觉与醒悟、空想与梦境之中……”就精神家园的“意义”层面而言，狄尔泰进一步强调可以用“爱好”或“重要性”来表示“意义”所特有的更深层次的含义；克乃夫・贝尔在“重大的”、“可以深层追究_的”含义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美学命题“美是有意义的形式”。分析哲学也认识到了自身单一意义理论的局限，关注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在《活出意义来》中强调了人性的意义。

可以说，意义论就是人文科学。正如海德格尔所强调的：意义是存在的意义，尽管它由人揭示并使人成其为人。人文科学的价值体系恰恰是将“意义”层面提升、演绎，进而与精神家园紧密相连。在人文科学范畴内，“意义”所指称的并不是实在对象，而是某种精神境界，即意境；“意义”所表达的不是基于自然需求之上的具体特定目的，而是人类实现人性的升华所需；“意义”对终极价值目标的追问，使得意义与人的自我意识密切相关；“意义”是超越自我生存状态的人性化；“意义”整体境界所具有的无限可能性超出了逻辑概念，却呈现为审美直观的对象。从康德的本体论(形而上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人学”性质，到胡塞尔反抗科学实证主义而倡导重建形而上学本体论，把针对客体主义的“超验哲学”称为“人文科学”，其目标正是“意义”。深刻理解人文科学的价值体系，处理人文科学趋俗化倾向与精神家园终极关怀的矛盾，提升“意义”的科学认识势在必行。

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当注重引导学生在“意义”层面建构理想的精神家园，凸显大学生的精神境界与其个性主体的内在价值关联。精神家园对于个体的人来说，是在社会生活与实践中建构的。价值取向和价值体系具有涵盖性与统摄性，对不同时代的每个社会成员都会造成深刻的影响，使其在不同程度上认同与接受，成为其精神世界的内核，塑造理想境界的精神风貌。而人的精神世界又是有层级的，这就形成了不同的精神境界，精神境界作为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冯友兰曾经将人的人生境界分为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其中以“天地境界”为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创新型人才的知识结构中除了哲学，史学和文学、艺术学也都能帮助人类提高、塑造精神境界。人的精神家园，除了价值体系和精神境界，还包含人的性情、人的修养、人的气质等内容。由此可见，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关注对学生的精神境界的培养，使学生的精神境界趋于理性和完善，科学精神的培养与构建至关重要。

二、科学精神与精神家园的内在联系

科学精神作为意识形态，表现为独立的个人大脑在运动变化着的客观事物刺激下自觉产生的积极改变现状的创造欲望和力量，是遵循客观规律前提下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科学精神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科学精神即人们在科学实践中形成的追求真理、不断逼近真理的探究精神和勇气，其基本内涵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精神同科学知识、科学思维、科学方法构成科学文化统一体。本文从科学精神的价值理性层面，将其理解为“科学精神就是科学的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具有信念价值、解释价值、认知价值、增殖价值和审美价值”。在价值理性层面，科学精神与精神家园的“意义”层面有着科学的逻辑统一。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在为科学寻求基础的同时，也为认识人类世界存在的价值以及人类生存本身提供意义。建构共有的精神家园，不能没有科学精神的培养。而科学精神的深层价值体现在对精神文明的增益和更新上，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是真善美的统一体。精神家园作为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与发展总是立足于科学的文化价值体系之中。尽管精神文化不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物质实体，却总能

在人类的物质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主导着物质文化的价值取向。精神会以心理活动以及意识形态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人们所认知、所实践、所提升，在具体文化行为中，科学精神所追求的真、善、美与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知、情、意是完美统一的。

工业文明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对人自身带来了危害。这一点，最早作出深入分析的恰恰是马克思。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深刻地指出，工业文明使自然界成为与人敌对的异己力量，而与此同时，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又造成了商品拜物教，使人的类本性也被异化了。因此，问题已不再是工业文明的“物性”方面，而是它的“人性”方面；不再是它的“物化”方面，而是它的“文化”方面，成为现代社会批判的重心。法兰克福学派掀起的工业文化批判的主旨就在这里，他们所针对的主要不是“支配一切的物”，而是“单向度的人”。由于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工作性质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人类身体的机能退化，人类不得不面对生理危机。而随着生态危机的恶化，使得当代人与自然矛盾加剧的原因非常复杂。解决矛盾需要人们具备科学精神，尊重客观实际，从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超越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制约，理性地对待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近期目标与终极关怀之间的矛盾。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问题是科学精神的价值理性所在，其直接体现着人类的一种崇高的理想和精神――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科学精神作为人类的基本精神文化需求，其自身的提升历程也就是精神家园的构筑历程。

科学精神来源于对自然社会认知与反思的思维总结，因而科学精神启迪人们尊重事实、崇尚理性、追求创新的精神，培养高尚的情操、坚强的意志、非凡的品格，教人们如何面对未知、思考人生和社会，应对各种文化思潮。它反对一切形式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从而深刻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从科学造福人类的终极关怀上看，科学的无私奉献精神、合作宽容的团队意识以及崇尚文明的社会意识，推进着人类思想和行为方式的道德化，使人克服利己主义、自我中心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狭隘主义思想倾向，从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并引导社会道德观念沿着正确方向更新和发展。由此可见，科学精神不仅保障着科学自身的不断发展，而且对人们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态度等方面起到持续向前的推进作用。作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理想信仰建构中的高素质人才而言，树立科学精神，对于构建“意义”层面的精神家园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三、在科学精神的启示下。提升高校人才的精神家园意识培养

高等学校对于高素质人才精神家园的构建具有导向作用、凝聚作用、模塑作用和辐射作用。大学生精神文化对社会的发展、对社会思潮的形成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高等教育体制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于大学生体验精神家园的精神境界，培养科学的精神气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精神实质正是对科学精神内涵的诠释：其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因此，我国高等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酌精神实质就是要求真务实，培养学生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其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包含着在继承前人间接经验基础上的直接经验的探索，强调在继承的基础上勇于创新，与时俱进，把人类的科学文化成果不断推陈出新，推向文明的科学精神。其三，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包含着团结协作、求真务实、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可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如果忽略了对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学。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导下，可以使得高素质人才的精神境界与精神气质达到有机的结合，为“意义”层面精神家园的建构提供思想和理论基础。

1.提升高素质人才的人生境界修养。人生境界的内涵不仅包括着客观的物质基础，也包含主观的精神修养；不仅能够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更要为人类未来发展的精神需要提供憧憬与寄托。因而，高素质人才精神家园的建构，不妨以理想人生境界的建构为基点，用崇高的思想理论塑造精神家园的境界。毕竟，精神家园是一种精神实在，旨在促进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与完善。构建“意义”层面的精神家园，首先应当构建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的引导作用，用科学的理论思想保证精神家园的社会理想性与群体可行性，提升学生的境界修养，为构建“意义”层面的精神家园塑造科学的精神气质。

2.深化高素质人才的精神家园理论素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成为塑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正确理论，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塑造科学精神，驾驭“意义”境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只有坚定政治信念，提升政治信仰，才会凝聚“自我”意识，塑造精神家园的“超我”境界，实现社会发展的理想前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既是传承、传播和创造静态的道德文化的途径，又是人类精神交往实践过程的一部分，具有历史生成的动态特征。因此，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有助于将科学的理念深入人心，强化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在学生具有崇高精神境界的基础上，保障精神家园境界的升华，彰显“意义”的精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