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据为数不多的已有文献，国外相关研究中，WildmanandSiwek和Fank提出文化产品生产中存在着外部规模经济，表现在文化产品生产者在地理位置上的集聚不仅是国际化的，也是本土化的［12］。Schulze在论证规模经济适用性的同时，开创性地把文化产品分为现场表演艺术、不可复制文化产品和可复制文化产品。他认为，传统贸易理论对可复制文化产品贸易的解释性较强，而对不可复制文化产品贸易则不适用。他使用1990~1994年文化产品贸易数据，分析了49个国家文化产品进口贸易决定因素。结果发现，文化相近性是文化产品贸易的重要决定因素，GDP总值、距离和共同语言对文化艺术贸易都产生了显著影响［3］。Marva-sti对文化产品贸易额﹙图书、报纸、电影、唱片领域﹚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语言的相似性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双边文化商品贸易量；国家各种形式贸易壁垒可以保护本国文化产业，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文化产品流动；但该领域生产的规模经济无法得到证明［4］。MarvastiandCanterberry研究了美国对33个国家1991~1995年期间电影出口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语言、教育等因素对其出口具有正面影响［5］。Disdler运用1989~2005年跨国数据检验了双边文化产品贸易的决定因素发现，文化相近性对文化产品贸易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文化产品贸易对于总贸易扩大具有正面影响［6］。

国内学者近年来对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的探究也开始出现，其中以李怀亮和赵有广的研究最具代表性。李怀亮在探讨国际文化竞争问题时指出，目前文化产品贸易可以由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偏好相似理论解释，规模经济是美国文化产业领先世界的主要原因［7］。在另一篇文章中，李怀亮在分析我国文化贸易现状的基础上，从质量和品种、效益、渠道、人才、文化资源等五个方面，对文化产品出口提出了系统性的对策建议［8］。赵有广结合我国文化产业外向国际化过程中存在的较大逆差特点，认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四个：其一，对传统文化的不重视；其二，没有将丰富的文化元素进行梳理，并进行经济化传播；其三，货物贸易体系没有自觉承担起宣传中国文化元素的责任；其四，政府在鼓励、支持、推动文化产品及文化企业走向世界的过程当中措施不具体［9］。同样是在另一篇文章中，作者更重点突出了林德的需求相似理论对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他国对中国文化产品需求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华侨人数及占比、与中国的货物贸易量、交流程度、文化背景、对中国的理解心态、发展水平等［10］。可见，尽管国内学者对文化产品贸易亦作了较为宽泛的分析，提出了颇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但也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未对地区文化产品贸易的独特性及其竞争优势展开更深入的经验研究；缺乏从地区宏观经济背景、相关产业基础、微观文化企业等多个角度系统研究加快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的策略。

苏州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的基本状况

根据国研网对外贸易发展数据库提供的截至2008年的数据，经作者整理，表1首先直接给出的是北京、上海两个副省级城市和浙江、广东和江苏三个省级区域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占总出口的比重情况，以及全国总体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占总出口的比重情况。其中，具体对各地区文化产品出口的衡量，主要以中国海关出口分类标准中有统计的一些项目作为比较近期的衡量。相关数据均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贸易发展数据库。从2008年全国对外出口总值角度来看，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整体情况还是很低的，仅为0.06%，表明整体上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文化产品出口还不是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乃至经济发展的一个较突出特点。总体而言，由于我国文化贸易发展本身起步晚，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小规模进入国际市场，而真正意义上文化产品出口则是9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商业电影的崛起和国外文化产品加工贸易的兴起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这里分析无非是再一次表明，在经过了近十年的发展以后，我国整体文化产品出口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落后状况仍然没有本质上得到改观。

同样从总值出口角度来看，各﹙副﹚省级区域中，北京以0.783%的比重，位居首位。作为一个具有世界级知名度的现代化大都市，北京不仅有着更加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其经济发展已经比较明显地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相应的服务经济特色变得非常突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也在全国名列前茅，并形成了一定的集聚特色和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从其文化产品出口目标市场特点来看，对日本文化产品出口占到了其当年对日本总出口比重的4.931%，发达国家市场中同样比较高的还有美国﹙1.647%﹚，对香港和台湾的文化产品出口比重也达到了1.961%和1.311%。排在第二位的是上海，其出口目标市场份额最高的是日本﹙0.272%﹚，其次是香港﹙0.148%﹚。和北京相比，应该说无论总体还是分不同目标市场比较，上海与其还是存在着明显差距的。具体就江苏来看，这里计算得到其文化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仅为0.018%，与浙江整体上比较接近，但与排在第三位的广东还是有着不小差距。作为两个外向型经济特色都非常突出的经济大省，江苏和广东在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很多基础条件方面都是最为接近的，但是这里文化产品出口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距，无不表明两者在进一步发展战略思路上，已经开始有所差异。而围绕着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这两个地区在一些关键要素禀赋累积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可能更大，如对于文化产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区域创新能力与创新制度环境方面。基于以上比较分析，我们也就不难推测，作为体现江苏经济发展特点的一个典型，苏州文化产业及其对外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的总体状况应该说并不会很突出。尤其是和最能体现广州经济发展特点的深圳相比，可能彼此之间的差距会更大。

在上面分析基础上，表2进一步从动态角度考察了苏州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和文化环境。从与苏州文化产业发展相关的机构绝对数变化情况来看，从事艺术事业和群众文化事业的机构总数在1990~2009年间有着较大幅度的减少，但是从单位机构职工人数来看，则又有一定幅度的增加。这表明，尽管苏州文化产业发展相关机构的绝对数是减少了，但单位机构规模却逐渐朝着能够更好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的方向稳步发展。比较而言，这里文物事业和图书馆事业不仅机构总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张，同时规模经济性也有了显著提高。这就进一步展现了苏州文化产业赖以发展的文化环境建设及其质量水平是在不断上升的。再从苏州主要文化活动发展特点来看，除了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次在2000~2008年略有降低﹙2008~2009年又有所回升﹚、文物保护参观人数水平在1990~2000年存在较明显下降外，其他大多文化活动均呈现出较快增长势头。由此可以认为，在苏州文化产业赖以发展的文化环境逐步得到改善的同时，苏州本土消费者对于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客观需求也在快速增长，这又构成了苏州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重要的市场规模基础。综合而言，在国际分工格局的情况下，苏州从一开始对外开放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就是集中于通过大力发展制造业﹙特别是加工制造﹚和推动工业化进程，来带动本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国际环境影响下的早期发展战略定位，构成了苏州后续发展重要的“路径依赖”，进而也决定了苏州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服务业整体发展，在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掩盖下，居于了相对更加次要的地位。近年来，面对资源环境约束和经济结构发展转型的客观要求，苏州在国内已经较早提出创新型城市建设目标﹙深圳应该说是最早的，且其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在国内也是最高的﹚。显然，苏州既有的良好文化产业发展环境及较好的教育支撑条件都将为其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苏州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的竞争力分析

1.竞争力评价体系构建

借鉴学术界对于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经验研究结论，下面具体从地区文化基础环境、经济发展环境、服务经济能力、创新活力和对外开放环境五个方面入手，建立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动力机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1﹚文化基础环境。文化底蕴和文化产业发展基础是一个国家乃至地区文化产业及其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源泉。可以说，一个地区要想取得良好的文化产品出口贸易业绩，必须拥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和坚实的文化产业发展基础。对一个地区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所依赖的文化基础环境进行评价的指标选择，这里主要包括：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每万人影剧院数目；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从业人员占总第三产业总从业人员比重；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技术人员占第三产业人员比重。

﹙2﹚经济发展环境。地区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将为其文化产业及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并且只有经济得到良好发展，才能进一步为一个地区创造良好的文化制度环境。这里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环境的评价指标选择包括人均GDP、GDP增速﹙近三年平均值﹚、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其中，人均GDP体现了一个地区所能够获得的规模经济效应大小。GDP增速衡量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则从不同产业结构角度体现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结构的基本特点及其合理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体现了一个地区对基础设施和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能力和重视度。由于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所依赖的设施主要由高等院校、众多的图书馆和文化馆、设施完善的影剧院、满足游憩需要的大型游乐场等组成，可见文化产业的发展相对而言对基础设施有着更高的要求。最后，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体现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环境。

﹙3﹚服务经济能力。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服务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服务经济发展状况评价指标的选择中，这里用第三产业占总从业人员比重反映一个地区服务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服务经济的规模效应越突出，对文化产业及文化产品出口发展的促进作用也越明显。考虑到以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代表的服务经济结构高级化对文化产业及文化产品出口发展有更直接的影响，这里分别以金融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反映服务经济内部结构特点。鉴于文化产业发展本身所具有的创新性特点和对金融服务等更高的要求，这里为了体现融资功能的重要影响，还专门以每万人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体现一个地区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融资条件。

﹙4﹚创新活力。创新活力主要由创新环境和创新能力两部分组成，这里以每万人高校学生数、政府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重和政府科学支出占总支出比重来衡量一个地区创新环境；以每万市民专利授权数和每万市民中企业家数来体现一个地区实际的创新能力大小。

﹙5﹚对外开放环境。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随着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往来的不断增加，各国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为此，需要更主动地利用开放机遇来明确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的目标，并制定适当的文化产业对外开放战略，以此保证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良好发展。对一个地区开放环境的考察指标包括：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GDP比重、当年新签项目﹙合同﹚数、外资和港澳台工业企业所占比重。此外，考虑到国际互联网用户数﹙万户﹚和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万户﹚体现了一个城市通讯服务条件，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辆﹚体现了一个城市的通勤能力。因此，这里还关注了每万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户﹚、每万人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户﹚、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等所体现的对外通勤能力对文化产业及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作用。

2.综合比较结果

按照上面具体设定的影响苏州文化产业及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的五个动力机制，下面我们将主要从城市层面展开讨论，重点以长三角地区城市为背景。同时考虑到我国各城市文化产业及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中，从相对规模和质量层次来看，位于珠三角的深圳、广州和珠海均比较靠前，因此实际定量比较分析中，也包括了这三个城市。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有城市均为市辖区，而不包括下辖县。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最后进一步以19个城市为背景，针对影响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的五个动力机制，通过因子分析，将指标综合到一个框架下进行考察。对因子分析法的具体原理，这里不再赘述。对于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从相关指标情况来看，在未指定因子个数的情况下，系统运算给出的结果也是在五个因子的情况下，其解释了原有变量总方差的79.647%，应该说原有变量信息的丢失还是比较少的，因子分析总体结果比较理想。

最终，使用因子分析法得到各城市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动力机制综合影响效果情况如表3。从中不难看出，以上五个方面动力因素综合影响结果中，其对深圳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突出；其次是上海；苏州相比较而言，综合各方面机制作用后，最终还是排在了第三位。这充分说明，尽管苏州文化产业及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的总体规模还不是很大，甚至与深圳、上海、广州、珠海等城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其发展所具备的潜在动力因素还是很强的，甚至超过了珠海和广州﹙这两个城市分列第四、五位﹚。当然，由于苏州一直以来战略发展定位的路径依赖影响和经济发展深化转型的序幕才刚刚开始，促进文化产业及文化产品出口选择增长的潜在动力机制和优势还有待进一步得到释放。尤其是需要从政策引导上，予以及早重视和合理引导。

具体地，对苏州而言，开放环境是其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最具有比较优势的动力机制因素；其次，较好的经济基础也为其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随着苏州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客观要求不断加强，同时伴随政策引导下发展战略的调整，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服务经济发展特点会变得更加突出。总之，以此为动力源，进一步充分挖掘苏州丰富的文化底蕴，进而更好促进苏州文化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张和对外文化出口贸易发展经验的累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坚持深化改革，着力提升苏州服务经济质量、优化苏州创新环境，最终形成苏州文化产业发展及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更强的综合动力机制。五、主要研究结论通过对包括苏州在内的长三角地级城市以及深圳、广州等城市文化产业及其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现状、相对地位和动力机制的综合比较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研究结论：从苏州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总体情况来看，相对深圳、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苏州乃至整个江苏省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的总体规模还很小。这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一直以来发展政策思路上还是偏重于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进一步转型相对滞后，由此制约了苏州包括文化产业发展在内的经济服务化。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地域分布特点方面，同样受路径依赖影响，日本成为包括苏州在内的江苏省一个重要出口集中地；而要在更高端文化产品出口市场上具备一定竞争力，美国市场的开拓还是最重要的。从各地区对台湾市场文化产品出口情况来看，长三角区域上海和江苏份额相对而言是最高的。但从现状来看，这种关系还主要体现在双边制造业领域内的分工合作与经贸往来，还没有在包括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在内的服务经济领域得到更进一步释放。对苏州来说，如果能够尽早认识到这一点，并采取更具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加快发展台湾市场，必定能够更好体现出先发优势并获得相应的收益回报。总体而言，苏州文化产业发展环境正在朝着集约化和规模经济效应更加突出的方向迈进。但是服务经济结构高级化特点不突出，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具体从苏州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和比较优势特点来看，首先，苏州的文化产业发展基础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和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相比，服务经济发展方面还有不足，使得其文化产业及出口贸易发展的基础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对于苏州文化产业发展来说，还有值得关注的方面就是如何形成南京、苏州和杭州三地在文化产业发展上的适当错位，既保持一定的合理竞争又能够促进彼此之间分工合作关系的深化，进而促进三地在对外文化产品出口贸易方面的优势整合。其次，影响苏州文化产业及其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经济发展环境分析表明，尽管苏州由于工业化快速发展形成了非常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是苏州原有制造业发展模式带来的固化影响，其服务经济整体发展的相对滞后特点依然很突出，导致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比较缓慢。这也使得苏州以政府财政收入等形式存在的、可大量用于基础投资的资金，没有办法更好地投入到能够带来更高价值增值能力的服务经济中去。再者，影响苏州文化产品出口的服务经济能力比较分析表明，苏州经济服务化特点并不是很突出，甚至与其较突出的规模经济相比，还显得很不协调。当然即便如此，对苏州而言，其服务经济中的金融服务及其融资环境条件相对还是比较好的，这将为其文化产业及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也是其文化产业发展所依赖的服务经济能力整体水平提升很重要的突破口。再就影响苏州文化产品出口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环境建设来看，分析表明，与苏州庞大的政府财政收入相比，苏州对教育和科技投入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而与其他城市相比，尽管苏州在技术含量相对较少的外观设计专利上体现出了一定优势，但这并不能掩盖苏州整体创新产出层次仍然较低的事实，集中体现在发明专利方面。这也构成了苏州文化产业及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层次获得实质性提升的一个关键问题。研究最后指出，苏州微观企业层面较突出的企业家规模应该说是苏州现阶段创新活力最好的体现和最重要的支撑，而政府基于教育和科技支出所体现的宏观层面对创新的支持力度还有待继续提高。最后就影响苏州文化产品出口的外部环境建设来看，应该说苏州在对外经济合作上还是具有很强优势的，这有助于提高苏州文化产业的对外开放和交流。当然，在对外通勤能力方面，苏州的总体状况以人均所体现的基础发展水平并不是很理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总之，尽管苏州文化产业及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的总体规模目前来看还不是很大，甚至与深圳、上海等还存在很大差距，但是其发展所具备的潜在动力因素还是很强的。其中，开放环境是其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最具有比较优势的动力机制因素；较好的经济基础也为其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随着苏州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客观要求的不断加强，同时伴随政策引导下发展战略的调整，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服务经济发展特点会变得更加突出，这两方面优势条件也会更多得到释放。通过促进苏州文化产业发展，最终形成苏州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的综合动力机制。

作者：陈健单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