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文化经济发展负相关性自成逻辑
长期以来，人们的传统观念，总是将文化与经济割裂开来，认为文化与经济就像两条道上跑的车。事实上，文化与经济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文化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以促进其更好地发展，便成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问题。
一、文化为经济增长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价值导向和现代人力资源
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系统中，文化起着导向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有理性的精神支撑和价值导航。这种理性的精神支撑就是社会先进的文化，这种先进的文化反映现代工业文明精神，满足人们物质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人们的主体意识和思想文化素质，同时也提升人们的价值观念。今天，文化已经渗透到现代经济活动的一切过程和环节。特别是普遍文化认同在减少和克服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贸易冲突和经济摩擦方面，以及在适应贸易环境和投资环境方面，都具有其他系统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能够起到其他系统所起不到的独特作用。
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人力资源，尤其是在当代经济全球化体系中，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对高水平人力资源的倚重就显得更为突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被称之为第三世界经济的“奇迹”，尽管“奇迹”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新加坡在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教育立国”、“科技兴国”的发展战略，建立了一个多元文化相辅相成的良性结构，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文化力”。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也不难发现这一现象，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也是区域生产力水平较高或区域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
文化对经济的重要性远不是文化在经济领域、经济活动中的现实作用,更重要的是文化对经济还具有久远而深刻的意义。可以预见,未来世界的竞争不仅是经济优势的竞争,更是文化优势的竞争。
二、文化的发展有赖于经济的发展
在文化和经济彼此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为文化提供赖以生存、发展和进步的物质基础和保障。
当我们从经济对文化发展的作用的视角来看，一方面，经济为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提供物质基础和丰富的创作源泉。另一方面，经济为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动力和流通市场。经济对文化的需求是促进文化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恩格斯就曾说过，生产发展的需要对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胜过十所大学。在经济的刺激作用下，文化内部产生强大的驱动力以促进其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同时，由于文化艺术具有多方面的审美价值为人们所需要，而当这种需求量逐渐增大时，必然会使其物化成为产品，从而转化为商品价值，并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形成价格，这样，文化就以商品形式在市场上流通。文化产品正是在这一流通过程中实现其价值，并为其自身的再生产积累资金以实现自我发展。显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文化建设的发展规模” 。
正是因为经济对文化发展和进步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文化发展的根本在于经济。经济发达，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就会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相反，经济落后，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就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我们只有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变更我们的经济基础，传统文化才能够战胜强势的西方文化。因此，现代化最重要的，也是首要的，是经济现代化，只有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构建政治现代化，上层建筑现代化，从而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强势文化。
毫无疑问，正是因为经济对文化的作用是直接的，并且，这种直接作用的存在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所以人们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首先关注的必然是经济的发展，并且坚定地认为，只有经济繁荣，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三、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负相关性
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文化和经济总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然而，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总是这样，有的时候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甚至成负相关性，即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自成逻辑”。
我们注意到，文化发达，与之并存的经济有可能非常落后。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化优势等同于生产力优势、经济优势。因为文化作为一种潜在形态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变为经济优势还需要通过许多中介和环节。
同时，经济的发展确实能够促进文化的发展，然而，就像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一样，经济发展对文化的影响除了正面的效应之外，也有一些负面的效应。例如“快餐”式的文化使人们的文化鉴赏水平逐渐下降。应当看到，经济发展在促进文化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客观上也制约其扩大的内容和质量。
经济发展的自成逻辑并不能证明文化发展的自成逻辑，正如生产力是由低向高渐次发展却并不意味着文化也是由低向高渐次发展一样。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非自成逻辑性，也即负相关性，正是说明了两者关系的复杂性，也就是说，文化繁荣并不意味着经济繁荣，同样，经济发达也并不意味这文化发达。
综上分析，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正确地看待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两大车轮的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这就是，一方面，文化与经济虽然其发展各具自己的规律和特点，但是它们彼此依存，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密切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即经济对文化具有基础性作用，文化对经济具有导向性作用，二者具有互动效应，并在相互作用中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非自成逻辑性要求我们在制定社会发展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到文化与经济关系的复杂性，以促进社会快速、有序和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陶一桃:经济文化论[M].冶金工业出版社,2001
[2]程恩富等:文化经济学通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范文第2篇
一、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文化是人们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习俗、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
从文化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原因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马克斯・韦伯认为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起因应该从西方文化中独具的合理性中去寻找。他指出由宗教改革而衍生出来的禁欲主义新教所提倡的“天职”的观念促使企业家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工作伦理观的出现，从而以一种价值合理的行动“创造”出了资本主义。
新制度学派代表人诺斯，指出文化因素可以通过制度环节影响经济绩效。他认为一次正式制度的变迁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正式制度的变迁方向和非正式制度演变在方向上的一致性和相容程度。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必须实现高度的相容，否则就会出现社会摩擦、动荡。可见，作为一个群体或社会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识体系，文化的演进直接影响着制度变迁的深度和广度，从而影响一国的经济绩效。
格雷夫从文化信念与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角度解释文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一、经济制度由文化信仰和组织这两个相关的因素组成，由于文化信仰是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经济制度的变迁受其历史的影响；二、制度结构之所以表现出路径依赖，是因为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社会实施机制的发展，从而压制了背离旧有行为模式的灵活性。
Faria and Leon-Ledesma把文化积淀定义为一套变化缓慢并且在人的一生中接受的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他们把文化积淀设为一个由各种指标组成的变量，通过对87个国家文化积淀指标的回归分析得出：文化积淀与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性；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政治高度不稳定的国家或者实行高度法治的国家相对要小得多。
韦森沿着格雷夫的思路，系统研究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赖以生存的文化因素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社会制度结构的影响，指出中国历史上信奉的集体主义文化因子决定了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内卷性(道路锁定)的路径，而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文化因子决定了西方社会制度变迁外卷性(进化演变)的路径，不同的文化传统导致了不同的变迁路径从而也形成了不同的增长路径。
二、中国文化与经济增长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自此中国开始了制度变迁的历程。这一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12月到1984年9月，是农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扩散过程，其主要的内容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第二阶段从1984年到1992年，是城市经济体制的强制性和诱致替变迁的过程，其主要内容是围绕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实行资产经营承包责任制等改革而推行的包括价格体制改革、市场体系的培育、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改革。第三阶段从1992年春“南巡讲话”开始，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主要内容是在宏观层面上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和所有制结构，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为企业营造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外部条件；在微观层面针对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权责不对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
中国二十多年制度变迁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经济各种制度的高效运行要求有一套高度相容的非正式制度与之契合。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它的有效性取决于一个一般规则，即个人“私域”的不受强制，而这个“私域”的核心内容是个人财产权利的保护。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性正是来自于具有财产权利的个人，通过自由竞争，将个人的专有知识和特殊偏好通过价格表达出来。不难看出，这一套正式制度背后蕴涵的非正式制度或文化基因就是个人主义精神以及对私人财产的尊重和法治精神。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从最深厚的文化层次传承下来的是“家”的概念，一切资源都是属于“家”的而且以血缘关系的亲疏为判断标准进行分配，这种集体主义的文化禀赋使排他性的私人产权很难确立起来。另外，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伦理道德，必然决定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由“关系”决定的，市场是依托于人际关系的网络而发展的，交易是以人的身份为基础的“人格”化交易，因此，交易半径狭小，不利于人和人之间合作秩序的扩展。最后，这种集体主义的伦理道德决定了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习惯于用伦理代替了宗法，用礼俗代替了法律，用家族关系调和了西方社会固有的“个人与社会”和“社会与国家”的冲突。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范文第3篇
关键词：黑土地 文化 经济 发展
人们经常谈及并探讨“晋商”、“徽商”，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东北老工业基等，这些都为地方经济发展打上了地域文化的色彩，其实就是暗指经济和地域文化存在辨证关系，人类追求什么？当然是文化！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也将是经济运作方式与条件的重要因素。但是，也同时体现出这些新兴国家的思维方式也是发散思维，极其活跃。
文化的发展建立在经济繁荣基础之上，文化为经济服务，而经济又推动文化的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文化地位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中国经过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阵痛，如今在世界上gdp产值位列前三名，随之文化地位也显得突出，各地“汉语热”则说明这一点。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培育发展一方文化，带动一方经济发展。文中阐述的黑土文化指的是以东北三省为主，包括内蒙古东部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幅员广阔物产丰富，大森林、大湿地、大粮仓以及丰富的矿藏，世界上少有的黑土地也分布在这里，用地大物博来形容绝不为过。这里民风淳朴、百姓善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些得天独厚的物产资源和人文条件为该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后劲。
一、打造黑土地的生态农业
中国黑土区域包括黑龙江、吉林两省及辽宁北部和内蒙古东北部，总面积101.85万平方公里；乌克兰大平原的面积约为190万平方公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面积约为120万平方公里。3个黑土地带都分布在四季分明的寒温带，由于植被茂盛，冷热季节的更替，导致大量枯枝落叶腐化、分解，形成了厚厚的腐殖质，也就是肥沃的黑土层，“寒地黑土”之称由此而得。寒地黑土物产已经成为世界绿色有机食品最好品质的代表。
绿色是市场消费潮流，而寒地黑土是绿色食品的生产基地，其生产标准是建立在绿色食品标准之上的标准，寒地黑土经济也是超越传统运作模式的现代经济。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黑土物产虽然产品优，但名气不大、品牌不响，外埠商贾经常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收购这里的原产品，经过包装后就能卖出大价钱，而生产寒地黑土物产的人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经济效益。
寒地黑土协会建立健全了一整套以生态经济为统领的生产技术标准、产品标准和服务标准体系，在这套高准则的《寒地黑土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和《寒地黑土证明商标使用管理办法》、《寒地黑土证明商标使用权申请程序》以及产品可追溯的产品安全码等一系列标准和执行制度的“硬性约束”之下，生产基地、相关加工企业和贸易公司都在统一的高标准控制之下执行生产和服务，确保了寒地黑土绿色物产的产品质量和品牌质量。
高纬度、高寒冷，地广人稀，这些独特的自然环境，农作物一年一熟，营养丰富，配合绿色食品的生产，为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打造成绿色食品基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截至去年年末，已有110家企业238个产品使用寒地黑土证明商标，涵盖了农、林、牧、渔、副等各个农业产品，包括粮食及其加工工业、乳、肉、禽、蛋、鱼、瓜、果、茶、饮品、调味品等各个产品类别，我省通过国家认证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面积达到4680万亩，无公害食品实现全覆盖，有1028种产品获得绿色食品认证，172种产品获得有机食品认证，有5225种产品获得无公害食品认证。用鱼皮做衣服是赫哲族妇女的一大特长，如今再做一件鱼皮衣成本相当昂贵，掌握这种技艺的人也屈指可数。
此外，桦树皮制作技艺、鄂伦春族桦树皮船制作技艺、赫哲族伊玛堪、鄂伦春族兽皮制作技艺、哈尔滨冰灯冰雕制作技艺等其他非遗展示，以及赫哲族萨满舞、角雕制作技艺、麦秸工艺等民间艺术也同样精彩绝伦。
二、打造黑土地的生态旅游业
发展文化产业，使得文化发展与国家经济建设同步，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现在经济和文化越来越密不可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抓文化也就是抓经济，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文化品位和精神含量也是其一个有力的体现。最终达到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的和谐共存与发展。从而使文化事业的发展融入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人类从原始经济形态进入农业经济形态、工业经济形态和现在的知识经济形态，历时数千年，经济与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经济是基础，文化反映一定经济时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又反过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这可以称之为文化与经济的“同流”。然后推陈出新，利用现有经济水品建设学习并开发新文化技术的物质基础设施和大环境，之后文化又持续走向发展，再后来两者都
是相互交替发展，就这样相互作用，文化和经济都走上了不断发展的道路。
特定的环境形成了绚丽多姿的寒地黑土文化，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
（1）肇东国画：肇东国画以它的群体优势在国内画坛上崛起，并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引起人们的关注。
（2）海伦剪纸：海伦剪纸有着较高的艺术成果。剪纸带头人傅作仁创作的大型剪纸《东方红》18幅，进京展出，其中《葵花向阳》等3幅作品被总理转赠铁人王进喜和东海舰队。海伦剪纸每年在各级报刊上发表百余件，同国内外进行交流几百幅。
（3）北林风筝：北林风筝群体建立于90年代初，自1990年至1995年连续5年组织8个队参加北京国际风筝赛和山东潍坊国际风筝赛，获一等奖2项，二等奖10项，三等奖7项，团体奖8项。近年来，北林风筝更是越飞越高，队伍不断扩大，花样不断翻新，每年春节在城郊旷野都有大批风筝爱好者追风斗艳，吸引许多游人驻足观看。
（4）庆安版画：庆安版画起源于五十年代末转业官兵业余创作的北大荒版画。进入新世纪，睿智的庆安版画创作群体，以创新的精神和思维，开始把目光盯在了版画的商品化创作上，由单纯艺术作品创作转向文化商品创作
（5）望奎皮影：望奎皮影历史悠久，于清朝同治年间传入望奎，历经百年风雨，从崔春芳、关兴久、张学文到谷宝珍，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了，他们表演的皮影戏《三请樊梨花》、《红月娥做梦》等剧目多次被省电台、电视台采录实况，《三请樊梨花》还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望奎县画家张家纯，将我国传统的皮影艺术通过绘画形式表现出来，创造出皮影画，使之在景灯下的艺术效果定型在纸绢上，充分展示出中国皮影艺术的价值和迷人风采，先后在我省及大洋彼岸美国等地展销。
高纬度、高寒黑土，独特的自然环境形成了独特的黑土文化，在大家热议我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时候，这一特殊地理环境下的高寒“热土”定会不负重望，头顶绿色环保、原生态的桂冠勇立潮头，大生态、纯绿色的物产和旅游将为该地区带来勃勃生机。
参考文献：
1.黑龙江史志，2006.8
2.新华文摘，1984.7
3.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8
4.食品与健康，2000.6
5.理论与观察，2005.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经济 滞后性 中国文化
一、关于中国经济滞后性的几个问题
按目前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估计?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落后于西欧、北美约15年，西部边远地区又落后上述地区l5年，要赶上欧美目前的水平，在一切正常理想的情况下，整体估计，至少要半个世纪。美国学者马·韦斯的一项研究表明：当今世界变化速度约为以前各世纪平均发展速度的5O倍，每1O年的落后就是过去的5个世纪!
纵观今日中国经济滞后的原因，大致为四大过程：
第一就是历史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未曾经历过的、二三千年延续至今不断的封建传统文化。什么君子性_格，儒学精神，乐天品德，恬淡心境，不管这些传统包含什么优良的成份，不管现代西方人如何重新评价这些传统，并希望从中寻求减缓未来振荡烈度的阻挡力，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之中，即在资本主义借助工业革命得以抬头的时期，在强权、拼搏、竞争的年代，这些传统文化肯定成了中华民族被抛在后面的重要原因。
第二是184o年以后我们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中竟达百年之久。中国人在这一深渊中，不仅因国家虚弱而饱受了屈辱和伤害，而且因性格的软弱而培养了或者是卑微的崇洋媚外，或者是反常的盲目排外，又或者是自暴自弃、苟安偷生的乐天安命?并陷入了传统文化受到压抑、抛弃，外来文化又受到敌视、排斥的痛苦心境之中。在这百年之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教育均受到了极大的扭曲。
第三是解放后，我们用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度接受苏联模式，并强化其弱点。特别在过庋集权、压制民主、束缚自由、压抑个性、限制文化选择、封闭社会活动、僵化体制、统死思想、听任官僚主义盛行、用政治统治一切等方面，我们在1957年转向后越走越远。第四是1957年的突然转向，直至发展到“继续革命”的十年动乱。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我们今天关于改革的主要思想，特别是关于发展经济、现代化，对知识与人才的认识、政治民主等思想，在1956年都曾出现过。而从1948年至1973年，世界经济正走上空前大发展的道路，呈现出有史以来最富有生气的景象。整个世界从工业革命转向信息革命是从1956年开始的，美国白领阶层超过蓝领工人在1956—1957年间出现……正当世界急剧向前发展变化的时候，我们竟有整整20年步步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这四大过程是相关的。例如，十年动乱就是封建僵尸借苏联僵化模式和扭曲心态还魂的产物，其中任何一过程都不可能单一地导致今天中国的落后结呆。这四大过程也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四大背景，并且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中国入今后的每一步行动，其对于今日中国经济滞后性影响的主要表现为：
1、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增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行业垄断现实存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指出，尽管十几年来我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很快，年增长约8，但结构和效益状况与架子不相称，经济结构失调的问题不解决，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就很难得到保证。
2、国企改革困难重重。国有经济目前存在的问题，不仅源于国有企业产权界定的缺陷和政企职能不分的状况，以及由此导致的经营机制僵化，还源于国有经济战线太长，布局太散，单从企业微观层面入手进行企业改革，很难取得突破。要改变国有经济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就必须对其进行战略性改组，同时相应地在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3、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有的甚至严重滞后，导致对社会经济生活缺乏必要的监督和规范化的管理，腐败违法案件时有发生。实践证明，对经营者的监督比选好经营者显得更重要，建立一个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比选好企业领导班子显得更为重要。“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一名言已明显地在90以上的国有亏损企业中应验了。国有企业的出路在于改革，这是大家都已达成的共识。由于改革的不规范，不少国有企业改制后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造成效益滑坡，经营状况日益恶化，有些股份制企业甚至搞得股东血本无归。
4、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致使内需不旺，同时也影响了人才的合理流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着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的问题，许多外商企业、私营企业没有参加养老、医疗和住房保险的社会统筹，使国有、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对进入非国有企业就业和自谋职业存在后顾之忧。
5、缺乏能真正叫得响的国际品牌。品牌经营是经济发展到过剩经济后的必然产物，名牌代表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名牌代表着企业拥有的市场。由于我国长期的短缺经济因素，造成了企业对名牌意识的淡薄。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外名牌大量涌入，使得国内企业受到巨大冲击，损失了大量市场份额，形势非常严峻。面对国外厂商咄咄逼入的进攻态势以及国内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实施名牌战略已刻不容缓。
6、缺乏一支真正的企业家队伍和创新的人才队伍。严格地讲，目前体制内企业的厂长、经理以至董事长、总裁，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官员，其价值实际上被认为基本等同于行政官员的价值。有关机构曾对2000家亏损企业作过调查，结论是80以上的企业亏损是由于经营不善而致，而经营管理不善的责任主要体现是国企领导入和领导班子的问题。前卫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书中就悲观地提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该定理推出了国企的几个“不可能”——“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所有权约束不可能”。
二、中国经济的滞后性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文化具有稳固性。一种文化形成之后，就会延续一定的时间，甚至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形成传统；文化具有制约性，一旦为社会认可，就会要求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都去遵从，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1、儒家学说思想对中国入的影响根深蒂固，其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儒家学说的历史进步性是无法否认的，儒家解决了人对人的问题，以“温、良、恭、俭、让”为基本方针，其积极作用是促进了和谐的人际关系，消极作用是限制了健康个性的发展，容易使人失掉原则性。同时整个儒家学说不仅很少提到科技经济这方面的的问题，而且明确地表示出对劳动和生产的轻视，这不能不说是儒家的一大错误。爱因斯坦曾指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第一把标尺是要看他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而在中国，倘若没有人际关系，你就会失去创造活动的基本条件；反之，只要你人际关系好，即使你没有才能，也可以好处多多。因此，人们就不会再去潜心研究、刻苦创造，而不得不用更多的精力和心血去经营人际关系，其结果是大大地削弱了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而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是社会前进的宝贵动力。人际关系可以使人生财，但绝对生不出创造之才，而搞经济建设需要的恰恰是后者。同时，如果只是一味强调和谐，就必然忽视竞争，而竞争是生物界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事实，人类就是在竞争中不断进步的。
2、重情面，讲人情，法制观念淡薄，不依法办事、照章办事，以人治代法治，是中国社会的病根之一。重情轻法，不严格依法办事，不遵守交易规则，有章不循，曾导致中国经济领域的“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必然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近年有学者从经济学层面对腐败现象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结论是：在当今中国，腐败行为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高回报，以最小风险投入取得最大收益的一本万利的“好买卖”。也正因如此，腐败致使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正常事情不能正常办，导致了一批“蛀虫”对国有企业的恶意经营和对国有资产的大肆侵吞。法律法规在人们头脑中的淡薄，出现了经济领域中的种种“怪现象”：一些企业为扩大市场占有率，排挤竞争对手，公然违背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和《价格法》中关于经营者开展公平、公开、公正竞争的要求，采取价格垄断、价格欺诈、低价倾销和变相涨价进行非法竞争，无序竞争；为小区域利益，便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使得假冒伪劣商品在一些地方畅通无阻，走私贩私日益猖獗；企业不规范破产行为，借“破产”之名，行逃债之实的破产欺诈现象，而无视《破产法》的存在和债权人的利益。有人分析：在企业管理活动中，美国是以“法”为中心的管理，日本是以“理”为中心的管理，中国是以“情”为特质的管理。以法为中心的管理，强调尊重规则和秩序，追求卓越的特征使它一直处于创新管理的领先地位。以理为中心的管理善于对人家成功的管理模式进行改进，追求功利而牺牲道义，追求群体利益而牺牲个人。以情为特质的管理，则注重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偏重于人的作用和价值实现，对制度管理和条例管理比较松懈，在强调人事关系方面，理性精神表现得不充分。实践表明，管理社会经济生活应该以国家法律法规为依据，建立企业对外经济行为的管理机制．实施对企业行为的法规化管理。以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强制性原则精神为指导，是强化企业管理的关键。
3、中国文化中的诸多病症体现在中国经济体制上，便使得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较多缺陷。今天，对于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实现，仍在致力于缩短传统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和发达工业化国家差距的中国，正面临着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双重压力。我们工业经济的管理科学尚未完成，又要提出知识经济下的管理科学，而且我们的不少管理行为还带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带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农业经济的特征，在这种“多种经济特征”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确实使我们的管理很难在较短时间内达到知识经济的要求。中国企业联合会的调查结果表明，国有大中型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其一，国有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新体制；其二，国有企业负担过重，在竞争中步履艰难；其三，政企不分，国有企业难以挣脱体制的桎梏；其四，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经营者动力不足。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致使我们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分配不公的经济制度使人勤奋无望；非民主化的政治制度束缚人的创造发挥；任人唯亲的人事制度使人才受到排斥压制；僵化陈旧的教育制度使人的创新精神受到限制。
过去对国有经济的改组，主要是通过计划方式进行的。实践证明，这种由政府“拉郎配”或者说是“用小舢舨焊接航空母舰”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中国必须直接面对造成脆弱性的根源，关键还是要寻求将社会公平、有效的风险分担以及个人责任与激励机制结合起来的制度安排。根本的出路在于打破旧文化传统观念和制度的束缚，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改组，一定要加快以建立业主负责制为核心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废除“市长项目”，把钱花在最有用的地方。为规范市场中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需要首先规范自身的行为，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主要扮演裁判员而非运动员的角色，不能越俎代疱，去处理应当由企业自行处理的人、财、物、产、供、销等问题，而要办好自己应当办的事情，特别是着重于竞争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4、多年来形成的重“仕”轻“商”的传统观念，使得中国的国有经济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只有政府官员。中国人自古以来很少把劲铆到科学技术和经商上，轻视科研人员和商人(“商人重利轻别离”)，历来都把劲用到争取做官上，结果，那科学技术、生产工具、生产力和社会经济自然也就越来越落后，而做官之术则越来越高明。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的官好处最多，利益最大。其实，决定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首先应该是商人，企业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就是要赚钱。企业经营管理者和政府官员的职责不同，对其要求也不应一样，应该将二者的管理、待遇、职业及评价标准分开，不能用党政机关干部的标准来考核企业经营管理者。只有形成一个强大的职业企业家队伍，造就一大批职业管理者，才能真正发挥管理者在企业脱困中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家队伍必须靠市场来培育，政府应营造培养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市场，为企业家队伍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5、长期的中国文化积淀形成了中国人安于现状，害怕冒险，讳疾忌医，缺乏忧患意识等国民性中的不良基质，使得中国人在经济领域缺乏开拓进取和开创精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中国古来就有“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之说．这种明哲保身的滑头哲学教人在待人处世中自卑自下，不可与众不同，不得自我表现，这种世故哲学一经形成，就对世风产生出极其恶劣的影响，使人的心灵扭曲，人格变得卑下，人的素质格调也就日渐下滑。中国人历来认为，变革求新是极其危险的，“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话到嘴边留半句，事到理上让三分”，“饱经世事少开口，看破人情但点头”，由此可见，中国人重关系、重和谐的国民性已经到了不讲原则的地步了。中国人在谈到本国、本民族时更喜欢扬自己的优点和成绩，总是沉浸在四大发明中沾沾自喜，却忌于谈论自己的缺点和失误。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弱点，正是使弱者变成强者的头等障碍。在现实生活出现的凡事瞒上不瞒下，“注水”统计报表，浮夸风，“数字产官，官产数字”的恶性循环等恰恰是这一文化的最好注释。这也就难怪有外国投资者到中国后连连感慨：“在我们国家，如果有一项改革方案出台，支持者和反对者态度鲜明；而在中国，人人都在喊改革，可就是改不动。”有意思的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最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中，除了极少数的一些“官商”、“官倒”们是靠手中的权力之外，有相当一批人是那些无正当职业者的社会闲散人员(当时戏称为“真正的无产者”)，因为他们原本就一无所有，大不了仍旧一无所有。
6、我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的观念和心理因素造成的，中国文化自古重生产轻消费，先储蓄后消费，重视物质消费轻服务消费，并常常把勤俭节约与鼓励消费相对立。中国人没有超前消费的观念，赚了钱除了维持生存或养家糊口必需的消费外，其余大部是要存起来的，钱越少的人存钱比例往往越大，因为他们有个预期的收入和支出，用老百姓的话讲叫“天晴防下雨”，如果预期收入越来越少，就只好把存起来的钱当保命钱。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是完善失业和养老保险制度，提高统筹层次，扩大覆盖面，提高收缴率，改进保险金拨付办法，实现社会化发放。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再就业服务中心，采取财政、企业、社会多方筹集资金的办法，保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拓宽就业渠道，帮助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逐步发挥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对下岗职工培训等措施，提高下岗职工的整体素质和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以此达到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
随着中国加入wTO，“与国际接轨”已不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又喜又忧的活生生的现实。历史潮流不进则退。事实证明，一个国家只有自身强大的时候，才会对外来文化采取理解、宽容和接纳的态度。而对外来文化的非理性排斥，则常常是自身软弱、颓废甚至是处于危亡之境况的一种抗拒性表现。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经济 滞后性 中国文化
一、关于中国经济滞后性的几个问题
按目前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估计?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落后于西欧、北美约15年，西部边远地区又落后上述地区l5年，要赶上欧美目前的水平，在一切正常理想的情况下，整体估计，至少要半个世纪。美国学者马·韦斯的一项研究表明：当今世界变化速度约为以前各世纪平均发展速度的5o倍，每1o年的落后就是过去的5个世纪!
纵观今日中国经济滞后的原因，大致为四大过程：
第一就是历史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未曾经历过的、二三千年延续至今不断的封建传统文化。什么君子性_格，儒学精神，乐天品德，恬淡心境，不管这些传统包含什么优良的成份，不管现代西方人如何重新评价这些传统，并希望从中寻求减缓未来振荡烈度的阻挡力，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之中，即在资本主义借助工业革命得以抬头的时期，在强权、拼搏、竞争的年代，这些传统文化肯定成了中华民族被抛在后面的重要原因。
第二是184o年以后我们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中竟达百年之久。中国人在这一深渊中，不仅因国家虚弱而饱受了屈辱和伤害，而且因性格的软弱而培养了或者是卑微的崇洋媚外，或者是反常的盲目排外，又或者是自暴自弃、苟安偷生的乐天安命?并陷入了传统文化受到压抑、抛弃，外来文化又受到敌视、排斥的痛苦心境之中。在这百年之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教育均受到了极大的扭曲。
第三是解放后，我们用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度接受苏联模式，并强化其弱点。特别在过庋集权、压制民主、束缚自由、压抑个性、限制文化选择、封闭社会活动、僵化体制、统死思想、听任官僚主义盛行、用政治统治一切等方面，我们在1957年转向后越走越远。第四是1957年的突然转向，直至发展到“继续革命”的十年动乱。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我们今天关于改革的主要思想，特别是关于发展经济、现代化，对知识与人才的认识、政治民主等思想，在1956年都曾出现过。而从1948年至1973年，世界经济正走上空前大发展的道路，呈现出有史以来最富有生气的景象。整个世界从工业革命转向信息革命是从1956年开始的，美国白领阶层超过蓝领工人在1956—1957年间出现……正当世界急剧向前发展变化的时候，我们竟有整整20年步步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这四大过程是相关的。例如，十年动乱就是封建僵尸借苏联僵化模式和扭曲心态还魂的产物，其中任何一过程都不可能单一地导致今天中国的落后结呆。这四大过程也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四大背景，并且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中国入今后的每一步行动，其对于今日中国经济滞后性影响的主要表现为：
1、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增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行业垄断现实存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指出，尽管十几年来我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很快，年增长约8，但结构和效益状况与架子不相称，经济结构失调的问题不解决，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就很难得到保证。
2、国企改革困难重重。国有经济目前存在的问题，不仅源于国有企业产权界定的缺陷和政企职能不分的状况，以及由此导致的经营机制僵化，还源于国有经济战线太长，布局太散，单从企业微观层面入手进行企业改革，很难取得突破。要改变国有经济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就必须对其进行战略性改组，同时相应地在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3、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有的甚至严重滞后，导致对社会经济生活缺乏必要的监督和规范化的管理，腐败违法案件时有发生。实践证明，对经营者的监督比选好经营者显得更重要，建立一个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比选好企业领导班子显得更为重要。“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一名言已明显地在90以上的国有亏损企业中应验了。国有企业的出路在于改革，这是大家都已达成的共识。由于改革的不规范，不少国有企业改制后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造成效益滑坡，经营状况日益恶化，有些股份制企业甚至搞得股东血本无归。
4、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致使内需不旺，同时也影响了人才的合理流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着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的问题，许多外商企业、私营企业没有参加养老、医疗和住房保险的社会统筹，使国有、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对进入非国有企业就业和自谋职业存在后顾之忧。
5、缺乏能真正叫得响的国际品牌。品牌经营是经济发展到过剩经济后的必然产物，名牌代表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名牌代表着企业拥有的市场。由于我国长期的短缺经济因素，造成了企业对名牌意识的淡薄。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外名牌大量涌入，使得国内企业受到巨大冲击，损失了大量市场份额，形势非常严峻。面对国外厂商咄咄逼入的进攻态势以及国内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实施名牌战略已刻不容缓。
6、缺乏一支真正的企业家队伍和创新的人才队伍。严格地讲，目前体制内企业的厂长、经理以至董事长、总裁，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官员，其价值实际上被认为基本等同于行政官员的价值。有关机构曾对2000家亏损企业作过调查，结论是80以上的企业亏损是由于经营不善而致，而经营管理不善的责任主要体现是国企领导入和领导班子的问题。前卫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书中就悲观地提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该定理推出了国企的几个“不可能”——“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所有权约束不可能”。
二、中国经济的滞后性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文化具有稳固性。一种文化形成之后，就会延续一定的时间，甚至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形成传统；文化具有制约性，一旦为社会认可，就会要求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都去遵从，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1、儒家学说思想对中国入的影响根深蒂固，其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儒家学说的历史进步性是无法否认的，儒家解决了人对人的问题，以“温、良、恭、俭、让”为基本方针，其积极作用是促进了和谐的人际关系，消极作用是限制了健康个性的发展，容易使人失掉原则性。同时整个儒家学说不仅很少提到科技经济这方面的的问题，而且明确地表示出对劳动和生产的轻视，这不能不说是儒家的一大错误。爱因斯坦曾指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第一把标尺是要看他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而在中国，倘若没有人际关系，你就会失去创造活动的基本条件；反之，只要你人际关系好，即使你没有才能，也可以好处多多。因此，人们就不会再去潜心研究、刻苦创造，而不得不用更多的精力和心血去经营人际关系，其结果是大大地削弱了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而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是社会前进的宝
贵动力。人际关系可以使人生财，但绝对生不出创造之才，而搞经济建设需要的恰恰是后者。同时，如果只是一味强调和谐，就必然忽视竞争，而竞争是生物界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事实，人类就是在竞争中不断进步的。
2、重情面，讲人情，法制观念淡薄，不依法办事、照章办事，以人治代法治，是中国社会的病根之一。重情轻法，不严格依法办事，不遵守交易规则，有章不循，曾导致中国经济领域的“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必然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近年有学者从经济学层面对腐败现象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结论是：在当今中国，腐败行为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高回报，以最小风险投入取得最大收益的一本万利的“好买卖”。也正因如此，腐败致使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正常事情不能正常办，导致了一批“蛀虫”对国有企业的恶意经营和对国有资产的大肆侵吞。法律法规在人们头脑中的淡薄，出现了经济领域中的种种“怪现象”：一些企业为扩大市场占有率，排挤竞争对手，公然违背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和《价格法》中关于经营者开展公平、公开、公正竞争的要求，采取价格垄断、价格欺诈、低价倾销和变相涨价进行非法竞争，无序竞争；为小区域利益，便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使得假冒伪劣商品在一些地方畅通无阻，走私贩私日益猖獗；企业不规范破产行为，借“破产”之名，行逃债之实的破产欺诈现象，而无视《破产法》的存在和债权人的利益。有人分析：在企业管理活动中，美国是以“法”为中心的管理，日本是以“理”为中心的管理，中国是以“情”为特质的管理。以法为中心的管理，强调尊重规则和秩序，追求卓越的特征使它一直处于创新管理的领先地位。以理为中心的管理善于对人家成功的管理模式进行改进，追求功利而牺牲道义，追求群体利益而牺牲个人。以情为特质的管理，则注重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偏重于人的作用和价值实现，对制度管理和条例管理比较松懈，在强调人事关系方面，理性精神表现得不充分。实践表明，管理社会经济生活应该以国家法律法规为依据，建立企业对外经济行为的管理机制．实施对企业行为的法规化管理。以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强制性原则精神为指导，是强化企业管理的关键。
3、中国文化中的诸多病症体现在中国经济体制上，便使得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较多缺陷。今天，对于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实现，仍在致力于缩短传统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和发达工业化国家差距的中国，正面临着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双重压力。我们工业经济的管理科学尚未完成，又要提出知识经济下的管理科学，而且我们的不少管理行为还带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带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农业经济的特征，在这种“多种经济特征”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确实使我们的管理很难在较短时间内达到知识经济的要求。中国企业联合会的调查结果表明，国有大中型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其一，国有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新体制；其二，国有企业负担过重，在竞争中步履艰难；其三，政企不分，国有企业难以挣脱体制的桎梏；其四，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经营者动力不足。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致使我们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分配不公的经济制度使人勤奋无望；非民主化的政治制度束缚人的创造发挥；任人唯亲的人事制度使人才受到排斥压制；僵化陈旧的教育制度使人的创新精神受到限制。
过去对国有经济的改组，主要是通过计划方式进行的。实践证明，这种由政府“拉郎配”或者说是“用小舢舨焊接航空母舰”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中国必须直接面对造成脆弱性的根源，关键还是要寻求将社会公平、有效的风险分担以及个人责任与激励机制结合起来的制度安排。根本的出路在于打破旧文化传统观念和制度的束缚，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改组，一定要加快以建立业主负责制为核心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废除“市长项目”，把钱花在最有用的地方。为规范市场中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需要首先规范自身的行为，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主要扮演裁判员而非运动员的角色，不能越俎代疱，去处理应当由企业自行处理的人、财、物、产、供、销等问题，而要办好自己应当办的事情，特别是着重于竞争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4、多年来形成的重“仕”轻“商”的传统观念，使得中国的国有经济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只有政府官员。中国人自古以来很少把劲铆到科学技术和经商上，轻视科研人员和商人(“商人重利轻别离”)，历来都把劲用到争取做官上，结果，那科学技术、生产工具、生产力和社会经济自然也就越来越落后，而做官之术则越来越高明。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的官好处最多，利益最大。其实，决定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首先应该是商人，企业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就是要赚钱。企业经营管理者和政府官员的职责不同，对其要求也不应一样，应该将二者的管理、待遇、职业及评价标准分开，不能用党政机关干部的标准来考核企业经营管理者。只有形成一个强大的职业企业家队伍，造就一大批职业管理者，才能真正发挥管理者在企业脱困中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家队伍必须靠市场来培育，政府应营造培养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市场，为企业家队伍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5、长期的中国文化积淀形成了中国人安于现状，害怕冒险，讳疾忌医，缺乏忧患意识等国民性中的不良基质，使得中国人在经济领域缺乏开拓进取和开创精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中国古来就有“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之说．这种明哲保身的滑头哲学教人在待人处世中自卑自下，不可与众不同，不得自我表现，这种世故哲学一经形成，就对世风产生出极其恶劣的影响，使人的心灵扭曲，人格变得卑下，人的素质格调也就日渐下滑。中国人历来认为，变革求新是极其危险的，“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话到嘴边留半句，事到理上让三分”，“饱经世事少开口，看破人情但点头”，由此可见，中国人重关系、重和谐的国民性已经到了不讲原则的地步了。中国人在谈到本国、本民族时更喜欢扬自己的优点和成绩，总是沉浸在四大发明中沾沾自喜，却忌于谈论自己的缺点和失误。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弱点，正是使弱者变成强者的头等障碍。在现实生活出现的凡事瞒上不瞒下，“注水”统计报表，浮夸风，“数字产官，官产数字”的恶性循环等恰恰是这一文化的最好注释。这也就难怪有外国投资者到中国后连连感慨：“在我们国家，如果有一项改革方案出台，支持者和反对者态度鲜明；而在中国，人人都在喊改革，可就是改不动。”有意思的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最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中，除了极少数的一些“官商”、“官倒”们是靠手中的权力之外，有相当一批人是那些无正当职业者的社会闲散人员(当时戏称为“真正的无产者”)，因为他们原本就一无所有，大不了仍旧一无所有。
6、我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的观念和心理因素造成的，中国文化自古重生产轻消费，先储蓄后消费，重视物质消费轻服务消费，并常常把勤俭节约与鼓励消费相对立。中国人没有超前消费的观念，赚了钱除了维持生存或养家糊口必需的消费外，其余大部是要存起来的，钱越少的人存钱比例往往越大，因为他们有个预期的收入和支出，用老百姓的话讲叫“天晴防下雨”，如果预期收入越来越少，就只好把存起来
的钱当保命钱。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是完善失业和养老保险制度，提高统筹层次，扩大覆盖面，提高收缴率，改进保险金拨付办法，实现社会化发放。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再就业服务中心，采取财政、企业、社会多方筹集资金的办法，保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拓宽就业渠道，帮助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逐步发挥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对下岗职工培训等措施，提高下岗职工的整体素质和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以此达到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
随着中国加入wto，“与国际接轨”已不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又喜又忧的活生生的现实。历史潮流不进则退。事实证明，一个国家只有自身强大的时候，才会对外来文化采取理解、宽容和接纳的态度。而对外来文化的非理性排斥，则常常是自身软弱、颓废甚至是处于危亡之境况的一种抗拒性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