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历史的关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制度；历史文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4-0005-07

中共十以来党中央既重视历史文化，又重视制度建设，系列重要讲话对两者及其之间的关系有着丰富的论述。全面深刻地领悟讲话精神，方能科学地把握历史文化与中国制度的关系。

一、历史文化对社会制度的重要影响

历史文化对社会制度的影响总体上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历史文化对社会制度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不是不相关的或一般的影响；二是历史文化对社会制度的影响是非决定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或唯一的。忽视或轻视历史文化对社会制度的影响不对，神化或夸大历史文化对社会制度的影响也不对。

一方面，历史文化对社会制度具有巨大的影响。

一国实行什么样的制度有诸多因素，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现实因素和历史文化因素等，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社会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悬在空中，而是延续于、扎根于、立足于历史文化。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政治学家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对民主与各种类型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揭示不同文化与民主之间在适应性上的差别，诸如基督教文化与民主融洽，天主教次之，儒家文化与民主有矛盾，伊斯兰文化与民主冲突更大等。的确，历史文化是影响制度选择和制度演进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当今世界各国制度模式之所以多种多样，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历史文化的不同是重要的影响因子。

中国历史文化对社会制度的影响更为突出。各国历史文化对社会制度的影响程度并不一样。一般而言，越是历史文化深厚的国家，这种影响会更大一些、更深一些、更久一些。中华民族具有5000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中国历史文化惯性尤为巨大，对社会制度走向的影响更为显著。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对今天仍然具有很深刻的影响，比如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先哲归纳的一些观念，历经千年演变也一直延续到现在。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绵延不断、丰富厚重的中华文明引发我们对社会制度的深思。中共十以来重视从历史文化阐释当今中国制度，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以文化自信进而增强制度自信。指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而不是制度上的“飞来峰”。

另一方面，历史文化与社会制度之间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

环顾世界的历史和现实，一种历史文化的国家，可能建立这种制度，也可能建立那种制度。一种社会制度，可以存在于这种历史文化的国家，也可以存在于那种历史文化的国家。历史文化与社会制度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但相关性不等于决定性。历史文化是制度选择和制度发展的因素之一，尽管是重要的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历史文化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上，古今中外的事实表明，机械的、单线的历史文化决定论、历史文化宿命论是站不住脚的。

就中国而言，在同样历史文化背景之下，过去的制度与现在的制度不同，这种历史文化过去长期承载了封建制度，而今产生出社会主义制度，即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制度。还要看到，在当下大中国的范围内，既有大陆的社会主义，也有港澳台地区实行的不同制度，即在同时代下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很显然，这些都说明社会制度与历史文化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仅用历史文化解释不了中国制度演进的历史，更解释不了经历制度剧烈演进的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以来，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的自强运动，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十月革命后世界潮流的产物，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产物。辛亥革命革了旧历史的命，革了旧文化的命。的新文化对历史传统是批判性的和革命性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制度演进中路径依赖和路径变迁是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有时强调路径依赖，有时强调路径变迁。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改革，更加强调的是路径变迁。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这是中国历史的转折，也是文化发展的转折。因此，近代以来中国制度变迁所显示的，与其说是对历史文化的延续，不如说是对历史文化的反思。

二、理解中国制度的历史文化自觉

中国社会制度深深扎根于历史文化之中。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指出：“要了解今天的中国、预测明天的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的文化。”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反复把中国当今制度与各个阶段的历史联系起来。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这些都是我们理解今天制度的基础因素。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就社会制度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就政治制度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

当今中国重视制度的历史文化因素，是对社会主义认识深化的自觉。

一方面，社会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是对过去剥削制度的颠覆，在历史文化上也采取断然革命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两个决裂”，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社会主义而言，生产关系的变化，指导思想的变化，政治制度的变化，由此而来的是文化性质的根本变化。这与历史上剥削制度之间的更替、同一制度之间不同王朝的更替，是完全不一样的。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具有历史连续性，必须扎根于历史、结合于国情才有真正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后，融入了中国元素，变换了中国面孔，才被广泛接受和认同，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

从以上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对待历史文化总是包含着否定和继承两个方面，并且两个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有时强调这一方面，有时强调那一方面。总的来说，在革命时期往往强调否定的、跳跃的一面，这是革命的需要，不如此革命就没有合法性；而在建设时期，则要冷静看到传承、连续的一面，不如此就不能长治久安。社会主义对待历史文化的两个方面，只看到一面而忽视另一面不对，不审时度势随意侧重某一方面也不对。

对于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历史上有过很深刻的经验教训。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的情况下，搞“”，全面否定历史文化，既是极端的、错误的，也是片面的、不合时宜的。中国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那些处于造反阶段的政治力量多是对历史文化持批判态度，以寻求变革的正当性；而一旦执政之后，则注重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合法性，所谓逆取顺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历时60多年了，我们应有执政者的成熟心态，应有重视历史文化的自觉。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我们不是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当今中国重视制度的历史文化因素，是对全球化认识深化的自觉。

越是全球化，越是要重视历史文化。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各国之间、各种制度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竞争越来越直接、越来越激烈。在全球化中，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全球化既是各国历史文化交锋、交流、交融的过程，也是各国历史文化发扬光大、独树一帜的契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在全球化中如果我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充分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我们走自己的路就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诸多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我们应当倍加自觉地珍惜。

三、当下中国制度的历史文化基因

历史文化与中国制度的关联，不只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只是理论的而是实践的，不是外在的而是有机的。在中国制度之中，从深层到表层、从宏观到微观、从政治到文化、从内政到外交，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因素。就宏观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几个最重要的理念，如思想基础、基本立场和奋斗目标等，都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在思想基础方面，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这个词语出自《汉书》。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致知力行、学以致用、格物致知、即物穷理、贵在力行、循名责实、重效致用、实干兴邦等思想，并赋予了它崭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在基本立场方面，“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在《管子》中，即有“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的论述。我们党确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等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奋斗目标方面，实现共产主义、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而有关大同、小康的理想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绵延不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的认同和支持。

就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领域富有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在政治领域，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最为发达。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在廉政问题上，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在对外战略上，指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兼爱非攻”等理念。当今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在国家统一上，指出，中华民族在探寻民族复兴强盛之道的过程中饱经苦难沧桑，“‘统则强、分必乱’，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珍视国家独立、统一和尊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

历史文化的传承在价值观上尤为凸显。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这些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都内在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

以上可见，在范围上，中国制度中的历史文化因素不是局限于某几个点、某几个方面，而是方方面面，是全局性的；在方式上，中国制度中的历史文化因素不是机械楔入的，而是有机融入的，不是生搬硬套的对接，而是自然而然的贯通。这些说明，历史文化是中国制度内在的“基因”，而不仅仅是点缀的“元素”。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历史文化是中国制度的基因、土壤、根基、血脉，但这些都不等于制度本身。基因与果实不能混同。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史文化中这些优秀的理念，并不一定是每个时代的主流，也不一定为统治者所真正履行。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发掘、发扬和践行这些进步理念和思想的追求。

四、社会制度与历史文化的辩证审视

制度建设既要扎根历史，又要面向时代。一方面，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我们的制度建设，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扎根于历史文化，并不是要固守历史文化，更不是要从现在倒退回去，而是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的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我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指出，“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我们的先人们早就提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毋宁说，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也是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这种历史文化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新时代要大力弘扬的。在当今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之下，要有“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勇气，敢于突破，敢于创新。

制度建设既要汲取历史精华，又要剔除文化糟粕。中国历史文化是多元的和复杂的。所谓多元的，除了儒学的主导地位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学说；除了官方的意识，还有民间的思想。它们之间既是共存的，也有内在的矛盾。所谓复杂的，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既有很多正能量的东西，也有不少负能量的东西。因此，对历史文化要坚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这里尤其需要注意时代的变迁和制度的变迁。历史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从时代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农耕社会、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受到社会发展的局限，有不少的消极因素，诸如官本位、特权思想、忽视个人权利、推崇人治等等。而我们当今是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是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时代变迁和制度变迁。我们只能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待历史文化，而不能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待当今制度。以当今为本位，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

文化与历史的关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红山文化；胡；呼；萨满

中图分类号：K876.3；K89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001-04

赤峰地区位于中国北方辽河流域，史前文化非常发达，并且独具特色，自成体系，是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史前文化区。经过70多年的田野考古出土资料的积累及史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的不断考证，史学界最终将该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小河西文化等文化类型。

2012年之夏，赤峰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沟村出土的一尊陶人，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被称为“是一次神奇的考古发现”。通过对65个残片的复原，一尊距今约5300年，整身、盘坐、戴冠、口呼状磨光红陶人像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尊陶人高55厘米，中空，呈筒状，外表通体磨光，局部施黑彩；双腿弯曲，双脚相对，盘腿而坐；双臂自然下垂，臂肘弯曲，双手交叠，右手在上，搭放在双脚上；头部戴冠，长发挽起，并用条带状饰物捆扎，形成横向的发髻，额顶正中还有一个横向长条状饰物；五官清晰，神态逼真，额顶饱满，眼眶周围内凹，双目呈圆形，炯炯有神，双眉及眼球施黑彩；鼻梁挺直，鼻头略宽，鼻孔与内侧中空部通连；①脸颊明显向内凹陷，外侧线条分明；口部隆起，呈呼喊状；人中清晰可见，下颌呈圆弧状；双耳略呈椭圆形，圆形的耳孔与内侧通连，耳垂处还钻有圆形小孔；脖颈竖直，右侧的脖筋明显；双肩较平，锁骨清晰可见；微凸，右侧稍高，左侧稍低；腹部较平，肚脐眼用小圆孔表示，与腹部内侧通连。该陶人最突出的特征乃口部形状。陶人的身份也一直是大家争论的焦点，相关专家认为此乃红山文化晚期的巫者或者巫王（见图1）。②我们从该陶人收缩的锁骨及眉目间可以看出，他似乎正在用力发声，而张开的嘴所呈现的呼麦状更为形象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他似乎在向上天、向神沟通汇报什么，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巫祝的形象。从民族学角度看，这属于一种萨满形象。所以，这个陶人应该具有通神、通天的能力，而他张嘴正是在向上天祷告。由此可见，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地区存在着以原始萨满祭祀为职业的神职人员，就是我们所说的“巫”，他们扮演着沟通天地、传递上天旨意的角色。从陶人形象推测，他们通过后来在内蒙及东北地区广泛存在的“呼麦”的方式将所求之神呼唤而来以求得启示，而他们张开的嘴就是沟通天地的通道，有崇天、呼气、祭祀的功能。

在红山文化出土的人型文物中，其实不止这尊具有此独特造型，笔者翻阅相关考古报告发现，其他红山文明辐射范围也出土了类似形制的陶人、石人，在此一并列举。如图2，该石人是敖汉旗当地老百姓在田间捡到的，距今约6500年-5000年，为红山文化时期女神石像。从该石像我们可以看出其明显的女性特征：突出的双乳、隆起的腹部，面部表情也比较夸张，以气作法特征明显，与兴隆洼出土陶人十分相似（图3）。图4为巴林右旗那日斯台遗址出土的圆雕巫觋像，该石人形象酷似萨满祭祀时状态，口部微张，做呼天状。图5、图6所示乃为藏于赤峰市博物馆的女神石雕，该像口部张开，颈部有环状圆雕，腹部圆鼓，双乳突出，双肩由简单阴线刻出，大臂顺肩自然下垂 小臂曲肘蜷于胸前，应属萨满以气做法类（呼麦）。

2015年2月，辽宁省文物考古所在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积石冢首次发掘出大量文物，其中包括两尊存世稀少的陶人头像和石人头像。这两个头像与上述红山文化出土的艺术形象极为相似：石像浓眉大眼，宽额厚唇，如铅球般大小；陶像比乒乓球略大，细眉小嘴，头顶有盘绕发髻，嘴部微张做呼麦状（见图7、图8）。

图9是2015年新发现的石雕人面像，在中国最大的史前石城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高20多公分，表情沉静，嘴张开，做呼麦状。

从以上陶人、石人形象可以看出，它们都呈用力呼喊之状，而且这不是普通的歌唱形式，而是至今仍然在蒙古高原上流传的呼麦艺术形式。作为人类社会早期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其实是一种宗教祭祀方式的源头，呼麦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说与萨满巫术祭祀有着紧密的关系。在阿勒泰山和西伯利亚地区，至今仍然保留着以萨满呼麦的方式沟通人神的宗教习俗。而这一原始宗教祭祀习俗源自于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我国内蒙古每年都会联合蒙古国等国家举办呼麦大会。③2009年，“中国内蒙古呼麦大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成功。蒙古高原这些具有呼麦特征的陶人、石人的出现，让我们确认这些史前艺术形象呈现的就是人类原始萨满宗教祭祀仪式。

在远古社会，蒙古高原原始先民生活环境极其恶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其低下，面对大自然无情肆虐时，他们显得无能为力，只好乞求上天的帮助。于是以“呼”的方法祈求神灵庇佑的巫师出现了，他们可以沟通天地，庇护百姓，壮大部落实力。随着历史车轮向前转动，巫师这一阶层逐渐消亡，但他们与上天沟通的仪式却以“呼麦”的方式流传下来。据《逸周书》记载，在今晋北、内蒙古地区存在楼烦之胡、林胡、北胡之胡等胡族。④那么什么是胡？为什么称之为胡？

《说文解字》：胡字从古从月。《康熙字典》解释为：“【唐】豕虑小炯】【】【正】洪孤切，音瑚。”古者，故也，从口十；月者，肉也。从字形、字义上理解：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存在着一种象征祭祀权力的权杖或旗帜，是为“干”，读为“hán”、“kān”，音同蒙语的“可汗”。而蒙古部可汗手中的苏鲁锭，也称苏立德，下部口者，正如张开的嘴。 肉， 代表喉咙，也为祭祀所用之祭品。综合这三点我们不难看出，胡字在古意上意为祭祀时候用嘴大声呼喊，亦或理解为在祭祀之时用嘴呼喊的人。

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胡”的定义也在不断变化。在汉文籍中，记载有东胡、胡、西胡部。“胡”是指以匈奴族为主的活动在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西部胡”是指以月氏为代表的西北部、西部地区的诸族；“东胡”是指活动在匈奴以东的游牧诸族。实际上，东胡、胡、西胡都是由血缘相同的部落或不同的部落结合而成的游牧群体，他们长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内狩猎、游牧、生活，逐步融合成较大的区域性集团，⑤现在学界将其归纳为匈奴部落、东胡族及存在于西域的各部等。

《周礼・考工记总目》记载：“粤无搏，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郑玄注引郑司农曰：胡，今匈奴。”《汉书・匈奴传上》：“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两汉时期，“胡”多指匈奴。汉、魏、晋、南北朝时，“胡”也可指西域诸国。王国维在《鬼方昆夷验犹考》中提出，胡为匈奴人的自称，“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一曰胡，曰匈奴，乃其本名”。后来，他又在《西胡考》和《西胡续考》中从西胡的角度对胡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汉人谓西域诸国为西胡，本对匈奴与东胡言之……是后汉人于葱岭东西诸国，皆谓之西胡也。魏晋六朝犹袭此名。西胡亦单呼为胡，《汉书・西域传》中：“西夜与胡异，其种类氏羌行国，逐水草往来。是其所谓为胡，乃指西域城郭诸国，非谓游牧之匈奴，后汉以降，甸奴浸微，西域诸国，遂专是号。六朝以后，史传释典所用胡字，皆不以之斥北狄而以之斥西戎。唐人皆祖其说。然除印度外，凡西域诸国皆谓之胡。”吕思勉也说：“胡之名，初本专指匈奴，后乃勋为北族通称，更后，则凡深目高鼻多须，形貌与东方人异者，举以是称焉。其初她以称北族也，以其形貌相同，不可无以为别，故以方位冠之。乌丸、鲜卑之先，称为东胡是也。其后循是例，施诸西北，则曰西胡，曰西域胡。但曰胡者，略称也。居地可以屡迁，俗尚亦易融合，惟形貌之异，卒不可泯，故匈奴、乌丸、鲜卑等，入中国后，胡名遂隐厂准西域人则始终蒙是称焉。浸假凡貌类西域人者，皆以是称之，而胡之名，遂自方位之殊，易为种族之别矣。”匈奴及匈奴余种，可以称胡，鲜卑、乌桓、吐谷浑等‘东胡’族可以称胡，西域诸族也可称胡。

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将北方少数民族称为北狄，秦汉以后又称“胡人”，泛指匈奴、鲜卑、氐、羌、吐蕃、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族等部落。匈奴本是胡（Hun、Huns）的汉语音记，最早记述匈奴的著作是《逸周书・王会解》：“北方台正东……匈戎狡犬。狡犬者，巨身，四足果（裸）。”《逸周书・王会解》文后所附《伊尹朝献・商书》记载：“正北”有“戎翟、匈奴、楼烦”、“东胡”等。犬戎、戎翟、匈戎（匈奴）是分别记述的。《山海经・海内南经》：“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郭璞云：“一曰检犹’。《史记匈奴传索引》引应助《风俗通》云：‘殷时曰獯鬻，改曰匈奴。’又晋灼云：‘尧时曰荤鬻、周曰猃狁，秦曰匈奴。’案以上三名并一声之转。”⑥三代时期，戎有一支叫犬戎，与西戎血统相同，曾经终结西周，逼迫周王室东迁。在中原武力强大以后，这支犬戎被驱逐北移，与北方的北狄部族融合，在战国时代、秦汉之际，形成匈奴，称为胡。

匈奴族部落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衰落于公元1世纪，是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有过较大影响的民族。匈奴在东汉初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入塞，北匈奴西迁。匈奴社会存在两个图腾崇拜系统，即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匈奴人崇拜天地、日月、鬼神和祖宗，并定时祭祀。“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每年正月，诸部首领集会单于庭，举行春祭。五月，部众大会于龙城，祭祖先、天地和鬼神。“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笼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林，课校人畜”。“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林，课校人畜计。服虔曰：‘，音带。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也。’师古曰：‘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天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计者，人畜之数。’”⑦可见在匈奴社会中，祭祀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匈奴族也崇拜龙，因为匈奴族也是华夏文明的子孙。“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⑧淳维乃是匈奴始祖名。有史载：“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故应劭《风俗通》曰：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晋灼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韦昭云：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则淳维是其始祖，盖与獯粥是一也。”⑨淳维或称獯粥，这个匈奴的始祖，原是夏桀的儿子之一，因避汤而迁徙到北方的大漠。因为匈奴的祖先也是华夏族，所以，他们崇拜龙是有理据的。

在匈奴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之后，他们采取与中原一样的祭龙神、呼龙神的神权信仰，这是和汉王朝争夺正统权力的开始。也因此让我们看到了“胡”人与中原王朝为争夺祭统权进而争夺政统权所进行的舆论宣传的痕迹。

“胡人”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很早，在战国各诸侯争霸之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其中的胡服就是指胡人穿着胡的衣服。贾谊的《过秦论》也有“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的句子。这里的胡人，指的是哪一种胡？顾炎武先生曾指出，胡在最初有三种意思：一是取象于牛胡；二是寿考之称；三与“何”字同义。⑩胡指匈奴，也包括东胡，也就是匈奴东边的胡人。史籍记载东胡后来分为乌桓和鲜卑二部。

关于东胡来源，早在商代就有东胡的活动的记载。“东胡”这个称谓最早出现在《逸周书・王会篇》：“正北……匈奴……东胡。”后又有“东胡、黄罴”的记载。《史记》有云：“当是之时，……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这反映的基本是秦汉时期他的活动情况。张久和认为，《史记・索隐》引服虔云：“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东胡一名是当时中原人对匈奴（胡）以东各部落的称谓，是族他称。东胡的活动范围很广，张久和：“东胡的活动范围大致限定在呼伦河、额尔古纳河以东，黑龙江上游以南，嫩江流域东西，老哈河流域南北这一区域。”“根据有关文献记载，东胡活动区域大体上在今内蒙东南、辽河的西部，它包括西拉木伦河、黄金河、老哈河以及大小凌河流域一带，由西北而东南横跨内蒙古、辽宁两个省，南北数千里，这里山水及平原兼而有之。”如果从考古学的角度上看，东胡族系应当分布在现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学者们普遍认为，东胡的考古学文化为富河文化、红山文化等。这说明东胡的祖先们在西拉木伦河流域活动的历史非常久远，只是没有历史记载罢了。林干也说过：“综合十二台营子、乌金塘和南山根三地出土铜器散布的情况，大体上可以测定当时东胡人的活动范围约在今内蒙古东部老哈河上游东南至辽宁大凌河小凌河流域，即包括今天的赤峰市、朝阳市、锦州市及周围大片地方。”这一片区域正是历史上红山文化的发源地及辐射范围。虽然现在缺乏东胡的祭祀习俗的更详实的材料，但是相关考古发现可以作为论据支撑，我们可以大胆推测，与红山文化辐射范围有重合的东胡族在“呼天”祭祀习俗与上文红山文化的祭祀习俗有着共通之处。也就是说，东胡民族的原始信仰与红山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红山文化的萨满巫术就是胡人的源头。赤峰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沟村出土的陶人的呼状姿势与胡人的呼麦也许就是这一联系的有力证据。从这个角度说，也许胡人的原始文明就是红山文化的一部分。

注 释：

①张国强，刘晓琳.红山文化敖汉陶人探悉[N].赤峰学院学报，2013，（10）.

②高平.内蒙古赤峰：史前陶人出土考古价值巨大[N].光明日报，2012，（7）.

③范子烨.呼麦艺术的鼻祖：对兴隆沟红山文化陶塑人像的音乐学解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11-23.

④张亚初.从古文字谈胡、胡国与东胡[J].文博，1992，（03）.

⑤何天明.东胡到鲜卑檀石槐时期的政权演变[J].阴山学刊，2008，（06）.

⑥张碧波.南有大汉，北有强胡[A].内蒙古第三届草原文化研讨会论文集[C].2006.

⑦《后汉书》（卷八九）[M].中华书局，1982.

⑧⑨司马迁.史记（卷一一0）[M].中华书局，1982.

⑩陈健文.试论中国早期“胡”概念之渊源.欧亚学刊，2007，（06）.

王禹浪，许盈.国内三十年东胡族研究综述[J].哈尔滨学报，2015，（05）.

张久和.东胡系各族综观[J].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02）.

文化与历史的关系范文第3篇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457―6241(2012)09―0022―05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下称修订稿)的课程设计，从课程目标的确定、课程内容的选择与呈现方式以及实施建议，在实验稿的基础上都有了较大的改进。特别是初中历史学科课程性质和课程理念的明确提出和阐述，体现了我国中学历史课程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一、初中历史学科的课程性质

课程定位是课程设计的首要问题。只有了解一门课程的属性、特点以及功能和作用才能把握它的基本面貌，也才能在此基础上确定课程的目标，并据此精选和组织学习内容。

实验稿虽然也有课程性质的专门论述，但由于观点不明确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深，修订稿对此作了较大的调整。

实验稿的表述：

历史(7～9年级)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学生获得历史基本知识和技能，初步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逐步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初步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理解和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学习和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中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修订稿的表述：

历史课程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基础课程，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义务教育阶段7～9年级的历史课程在基础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具有以下特性：

思想性　坚持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使学生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拓展国际视野，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基础性　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以普及历史常识为主，引领学生掌握基本的、重要的历史知识和技能，逐步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为学生进一步的学习与发展打下基础。

人文性　以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陶冶学生的心灵，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人文素养，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综合性　注重人类历史不同领域发展的关联性，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使学生逐步学会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对历史和社会进行全面的认识。

对某一门学科课程性质的说明，一般要从其在学校课程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对学生成长发展的独特作用，以及课程实施的特点等方面展开。最好以特点相标识，以便于实施者把握。实验稿所表述的，只是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方面的任务，而不是历史课的性质。这样的定位，实际上没有明确历史科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区别，没有说清楚历史学科的独特价值。有关“历史(7―9年级)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的定义也不甚妥当，因为“必修课”不能说明历史课程性质的本质问题。

修订稿对相关内容作了新的表述。首先将历史课定义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基础课程”。并在说明其地位和设置意义的基础上，从“思想性”“基础性”“人文性”和“综合性”四个方面分别阐述了历史课程的基本特点。

1.思想性

历史课是一门思想性很强的学科。通过学习历史，尤其是本国史，能够较全面具体地了解自己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并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本国的国情和政策。在现代国家，由于公民对形成国策的影响日益增大，而对史实的考虑又影响到公民对国家政策的态度，所以没有哪一个国家会不关心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正是从这个意义说，“公民的历史意识对未来具有政治上的意义”。1996年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5~12年级)的开篇就明确地指明了这一点：

历史知识是一个人在政治方面具有明智才能的前提。没有历史，一个人无法明智地研究社会中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道德问题。而且，没有历史知识以及它所支持的历史研究，一个人无法成长为见多识广、独特的公民。这些恰恰是有效参与民主制管理与我们所有公民履行国家民主制理念时所必需的。

近代“国民意识”的形成，无不以公民们对其民族、国家和历史所具有的认同感、尊严感为基础。因此，培育对国家的忠诚一直是历史课程的主旨。即使在倡导多元文化视角和营造世界公民氛围的今天，任何国家的学校历史教育都未在这一点有所松懈。著名史学家吴晗早在1934年就说过：“我们不希望每一个学生将来都是史学家，我们希望每一个学生将来都是社会上的健全公民。但在中学或大学时期应当给他们以充分的关于国家和民族的常识。”

2.综合性

历史知识包罗万象，既有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内容，也有中国和外国的内容，并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历史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其特性就是在联系中确定的。历史现象的相互联系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纵向的联系，如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历史发展的线索和基本进程等；一种是横向联系，如同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通过纵向与横向的联系，可以总结出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规律。历史分析的方法是历史学习和历史研究中最为常用的方法，历史的因果联系分析则是其主要的方式。因为历史的产生与发展、延续与变化、渐进与突进，都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受到时代、环境、条件的制约，又受到阶级、集团以及个人利益的左右，还受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习惯等方面的影响。因果联系有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和互为因果等多种形式。只有认识到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3.基础性

从学校系统的地位而言，初中历史课程与其他学科一样承担着基础教育的任务。从课程系统的地位而言，历史课程不仅以其知识的综合性为其他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也以其思想性和人文性为学生的社会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17和18世纪，许多教育先驱者都强调历史学科的重要性，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认识到了历史教育对提高人的基本素养的价值。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强调，“熟悉历史是整个人生的教育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他终身的眼目”。洛克认为历史是“持重与公民知识的主宰”。卢梭则把历史作为“爱弥儿”的第四期，即教育的最后一个时期(15岁以后)的最重要的学科。

4.人文性

与自然科学相比，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课以具有独立个体的人和人类社会为认识对象，关注的是人的思想境界建设，主要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从这一属性出发，修订稿提出了历史课程在增长学生的社会见识方面的作用。“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的关系”，以达到“提高人文素养”的目的。历史课程在学生的道德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杜威认为历史学科是形成人的道德品性的最优良‘的学科。在他所设计的课程中，历史是“作为间接的社会学和实验的伦理学来予以重视的”。他坚信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都可以从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中找到典范，并由此作出结论说，“历史是永恒的建设性的道德遗产”，历史教学“将发挥最自然的伦理价值”。

二、初中历史学科的课程理念

课程理念是课程设计者蕴含于课程之中，需要课程实施者付诸实践的教育教学的信念，是课程的灵魂。与实验稿相比较，修订稿对历史课程理念的阐述更为清晰而准确，凸显了历史学科的特点和价值。

1.普及历史常识的理念

蕴含着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历史常识的传承，无论对个人、民族还是国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历史常识的普及，关系到一代新人的知识底蕴是否丰厚，中华民族的文化能否传承，关系到未来民族发展的前途。

所谓“普及”，一是规定历史课程作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以此达到普及的目的；二是指有关课程内容和要求的确定面向全体学生，能让学习这门课的所有学生都达到课程目标的要求。课程标准的制定，既考虑了我国不同地区学生的学习需要和条件，也考虑到了初中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内容标准的设计，体现了统一要求与灵活处理相结合的原则。如多数学习要点只是“对学习内容和基本目标提出了原则性要求”，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具体状况酌情处理。

“历史常识”是相对而言的。与高中和大学相比，初中的学习内容只是常识性的历史知识。即知识相对浅显通俗，课程难度较小，初中学生都能认知和理解。修订稿课程内容的选择充分考虑了初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生活经验，使相关的内容贴近现代社会、贴近学生的生活，避免了抽象历史概念和理性知识的堆积。与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的内容相比，初中课程的历史知识有_定的系统性，修订稿在实验稿的基础上补充了必要的框架性知识和主干知识，使初中历史课程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知识系统。

与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相比，初中的“历史常识”无论是知识的范围还是内容都有较大的扩展。从知识范围看，《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六大板块的内容，展示了不同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以及“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历史内容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和地域范围相对较广，学生能够在此基础上“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从内容上看，既有与政治制度、战争和改革有关的政治史，也有与宗教、哲学、文学和艺术有关的思想文化史，还有经济史、科技史和社会史，涉及的领域较广。同时，历史常识不单指与基本的历史事实和评价有关的历史知识，还包括与收集、利用历史知识的程序有关的基本技能，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基本的历史意识。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修订稿提出了“以普及历史常识为基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课程理念。

2.公民教育的理念

修订稿从时展和社会前进的需求出发，将“培育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作为初中历史课程改革的前提，将培养“良好综合素质的合格公民”作为基本目标，并从培育学生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国际意识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

首先，在培养民族意识方面，通过小学的《品德与社会》课，学生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初中的历史课则进一步告诉学生：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有哪些?具有怎样的特点?它们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它们为人类作出了哪些贡献?通过本民族及其文化传统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及其对世界文明贡献的学习，可以使学生生成并强化民族意识，振奋起民族的精神，进而提高捍卫民族利益的责任心。修订稿安排了相关的课程内容，并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中提出了明确的学习任务。一方面要求在学习中国文明史内容的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具体国情，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要求在了解我国民族关系史内容的基础上，“认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点，认识到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相影响与融合的重要性。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在当代中国，爱社会主义与爱祖国本质上是一致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修订稿通过中国史内容的组织，呈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和爱国主义的传统。其中，中国古代史的内容反映了民族精神的形成过程和特点。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则反映了民族精神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与特点，通过学习，“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决定作用，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初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增强历史的责任感”。

拓展国际视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要求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共同维护、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各国的历史课程都强调有关国际意识的培养问题。国际意识的培养，首先要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意识两者之间的关系。修订稿既关注民族认同感的培育，也关注其他异质文化；既注重在全球化时代表现民族自豪感，彰显自身的民族特色，也注意“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学习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

3.育人为本的理念

修订稿在提出历史课程人文性特点的基础上，阐述了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人格教育、增长历史见识和增强历史思考力则是其基本内容。

健康的人格，一般包括自信、友善、有责任感、有抗挫折能力和善于自我管理等几个因素。这些因素在历史课程中有大量鲜活的事例，学生可以在了解和体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完善健康的人格。修订稿在课程性质、课程理念和课程目标几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提示。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上，指出了相关的学习要求：“初步理解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高对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识别判断力，逐步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个性品质。”历史课程中的人格教育，是一个以相关历史现象的情感体验、历史思维的发展和主体意识的成长综合而成的过程，也是学生的社会性生成和完善的过程。

文化与历史的关系范文第4篇

一、社会史与全球史

如今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对全球化历史溯源，我们看到15世纪以后由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地球上东西方以及各大陆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逐步打破了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闭塞或半隔绝状态，世界渐渐连成一个整体。

全球化带给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新思考。德国社会史学家于尔根·科卡提出，至今最后一次的，现在最高涨的热潮是历史科学向跨民族的世界历史或全球史的开放。什么是“我们的历史”，这一观念由此改变了。民族维度并没有消失，跨民族的维度在我们的经历与期望中，在我们的自我理解中与行为空间中的分量加重了。他认为：首先我们在社会史研究中也应该加深对空间的思考，将界限作为研究专题，把民族国家之间的划界当作史实问题来研究，而不是简单地预定为史实。其次，比较研究，即系统地寻找相同与相异之处，是历史学者超越民族史的最佳途径。第三，关于“西方与其他”的专题。于尔根·科卡强调对全球史研究的开放，能够给社会史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它能迫使社会史学者，用对外部因素、广泛的交织、跨民族冲突与共生关系的关注，来补充他们在社会内部动力范畴内作出的习惯解释。[1]

美国学者彭慕兰探讨全球史（世界史）与社会史的关系，他提出可以把社会史分成日常生活史（劳动、饮食、育儿、恋爱、退职、残疾等）、大规模社会组织史（如国家社会关系、阶级构成、种族关系）、社会运动史（或认为推动社会变化的历史）三个部分，“世界史应当从具有浓厚社会史成分的不断发展的研究计划中、从宏大的社会史思维中吸收很多东西。”[2]268综合社会史研究成果建立与世界史的联系，对于彭慕兰提出的理论至关重要。

就中国史而言，明代社会的重大变迁出现在16世纪也不是偶然的，恰恰与中外贸易开展，中国大量商品出口，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息息相关。明朝不断尝试赋役征收折银，从宪宗成化时代开始[3]到神宗万历实行一条鞭法制度化，明朝赋役征收折银化的过程与风俗变化的阶段符合。资料与研究表明，成化时期是明朝社会风尚趋变的时期，中经正德嘉靖之际的变化提速，至万历时期风尚奢华蔚为大观。白银货币化对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影响重大，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使得新的经济成分增长，社会各阶层的商业显著。[4]明代社会风俗的明显变化与日常生活中白银的流通和使用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所造成的。然而白银在明清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使用程度与作用究竟怎样，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赵世瑜对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有新的设想。他认为：无论是在世界史还是在东亚史上，16世纪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正是在这时，明朝深为“北虏南倭”问题所困扰。学界以往对明代“北虏”问题的解释框架，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突史及明蒙关系史。在与其相提并论的“南倭”问题得到新的解释并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海洋贸易史框架后，对“北虏”问题的认识变化依然不大。事实上，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同样是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这使我们认识到，“内陆史视角”的观察与思考应成为传统的“海洋史视角”的重要补充。[5]

由上可见，我们在继承传统学术遗产的同时，结合“全球化”的概念，强化世界史意识，对于明清社会变迁应当有更深入的研究。

二、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路径

台湾学术界有效开展了对于日常生活史与物质文化的探讨。台湾学者“重视生活情景背后的文化心态，设法从这一问题在时间中的发展看出文化性格的常与变， 并且设法与该社会的整体结构取得联系”[6]5，《导言》。中研院“明清的社会与生活”主题计划所举办的“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分组题目可见研究趣味，即包括：明清士大夫的工作与娱乐安排，日常生活的档案：类书大全、细小的问题，文字与事物，城市空间、国家、城市生活的旋律。吴智和教授带领的明史研究小组探讨明代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民间生活也是台湾生活史研究中使用的概念。

台湾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代表作是胡晓真、王鸿泰编的《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本书以生活为主题，包含“天子至庶民”“生活与规范”“生活与知识”“生活与文化”四个子题，代表四个不同层次或面向的生活史探索。消费生活取得的进展引人注目，巫仁恕教授《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版）提出晚明时期已经形成“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是奠基在都市化的基础上的，巫仁恕最新著作《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版）以明代中叶至清中叶江南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活动作为研究核心，尝试将“空间”的观念带入到消费研究的领域，并且由城市空间出发，探讨明清城市内休闲消费活动如何改变了空间结构，进而分析现象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纠结。

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二者有一定的共生性，基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结合，其突破点概括起来就是从生活史推究背后的形成逻辑，并思考它的社会文化意义。例如王鸿泰先生谈到物质文化消费与大众文化特别是生活关系的研究方法：“从细节上去看，具体地观察各种不同的“物”，到底在什么范围内流传？经历了什么样的流通过程？如何进入个人生活领域？对个人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再考察有哪些人？什么样的人？参与这个物的世界？同时，推论人与物的互动，可能构成什么样的社会文化与人际网络？”[7]352日常生活史研究需要认识“物”，借鉴多学科知识与方法非常有必要。

中国大陆最近值得注意的著作有宋立中《闲雅与浮华：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周榆华《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等。宋书所论明清江南居民节日、鲜花、时尚消费文化的表现形式与影响意义，以及游船、旅馆、娱乐服务业的经营形态，给人印象深刻；周书出自文学研究者之手，论述的对象主要指从事虚文的“词章家”一类，或者说在经济上，不靠制度保障而以文作为谋生工具、自求生路的人，揭示出诗文如何谋生以及文人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体现的诸色人等是活生生的，借助物质消费才可以进入日常的生活状态，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探讨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

三、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

历史人类学与日常生活史不可分离。历史人类学研究民俗习惯的历史变迁，以揭示人的行为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根植于生活。日常生活史是历史人类学的重要出发点，历史人类学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而是强调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欧美学术界诸多重要流派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立足于日常生活的历史人类学研究。2002年德国学者汉斯·梅迪克撰写的《历史人类学》词条指出：“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独特形象而言，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史与体验史……‘历史人类学’的出发点认为，历史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不能被理解为完美无缺的，而应该被理解为‘文化文本’与‘文化建构’。在理解‘历史人类学’时，人们必须在历史进程中研究历史的物质性。”[8]132133这是具有浓烈新文化史色彩的论述。

历史人类学也与地域社会史有不解之缘。明清社会史立足于地域与田野实践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已经处理到日常生活、地域社会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陈春声谈到“走向历史现场”问题时，结合自己在韩江流域的梅州和潮州地区的研究实践，阐明历史人类学了解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强调在历史现场中“了解传统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在提倡“眼光向下”，强调重视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的时候，要把握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在“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国家的或精英的“话语”背后，百姓日常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意识，是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9]

历史人类学研究需要借助民间文献，而理解民间文献离不开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认识。郑振满指出民间文献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他说：“每一种民间文献可能都和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果不把民间文献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不了解各种民间文献的作者和使用范围，也不能真正理解民间文献的历史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田野，就需要历史人类学了。”[10]358就是说，历史人类学通过田野调查与解读民间文献理解“人群”和“生活方式”。

可见，历史人类学重视地域、从生活出发的研究取向，是社会史研究十分需要的。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社会史研究的趋势，或许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是社会空间的扩展，强调研究中把握好社会与村落、城市、区域乃至全球化的关系；其次重视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联袂，将感觉、日常生活、社会与文化的建构等等纳入视野；最后强调跨学科的视野，这些年历史人类学、艺术社会史、医疗社会史、法制社会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社会史展示出美好的学术前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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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斯特凡·约尔丹.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文化与历史的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历史的文本性；《一粒麦种》

引 言

新历史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它突破了以往“文学反映历史”的思维模式，讨论历史、思想、意识，思考艺术与人生、文本与历史现实的关系。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学与历史的相辅相成，并且，认为文学与历史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依赖关系。历史的文学书写与文学的历史解释表明文学与历史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一关系成为新历史主义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海登“历史的文本性”所描绘的历史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充满了虚构的话语和需要阐述的空白点，真实而连续的历史是无法描摹和记录的［1］（407）。路易斯·蒙特洛斯认为，文本具有历史性，因为包括批评者所研究的文本以及批评文本本身的一切写作和阅读方式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和物质环境，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1］（393）。正是文学文本中历史的、社会的、时代的共性，构成了文学的历史性氛围，即“文本的历史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建立了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产生了文本与历史“张力制衡”的关系，从文本的视角关注历史，从历史的背景理解文本，审视历史与文本，历史与个人的关系。

新历史主义者致力于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把注意力扩展到为形式主义所忽略的、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即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学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恩古吉·瓦·提安哥的《一粒麦种》集中体现了新历史主义的原则，将作品置于非洲的历史背景和文学实践的关系之中，这样一来，《一粒麦种》、恩古吉的非洲社会文化语境、作品与同时代其他文本的关系、《一粒麦种》与肯尼亚独立史的联系等共同构成了小说中历史的文本性以及文本的历史性的研究因素。小说中，通过多重叙述的穿插，将文本话语无意识地侵入到肯尼亚自“茅茅运动”以来近十年的历史之中，消解了肯尼亚漫长独立过程中的时间距离，从而使漫长而袤远的独立历史统统缩进了《一粒麦种》的文本之中。恩古吉通过文本设计而重构了一段文学性的历史，使历史的文本性特征鲜明地展示出来。同时，恩古吉又通过穿插倒叙，以及一系列事件的设置而使文本不断指向历史，显示出文本的历史性。

一、 历史的文本性

在非洲文学领域，文学写作的基本主题是为人提供恰当的历史感。历史问题及历史在去殖民化的背景中所具有的意义是备受争论的议题之一。恩古吉的《一粒麦种》将作者对于变革过程中的忧虑外化为对后殖民时期体验的权威描述。

关于历史的文本性的理解，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海登·怀特认为：“历史事件都是实际上发生过，但不再可能直接观察到，为了使它们成为反映的客体，就必须对它们用某种自然或专门的语言进行描述，但不论采取何种叙事描写，都无法避免地对先前发声的事件进行重构。这种通过语言重构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再次将语言进行凝聚、置换、象征和两度修改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新文本产生的过程。因而，历史本身是一个文本”。［3］（386）此外，海登·怀特还认为：历史是一种诗意的虚构的叙事话语，对历史的阐释需要加以文学性的修辞。新历史主义者还认为：历史是一种话语。这种历史观不再将历史视为对过去时间的真实描述，而是视为描述过去事件的一种话语［1］（398）。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2］（44）。历史通过语言的不断重构成为了不同的文本，而这些文本不只是所谓的记录真实事件的历史，具有文本性的历史可以被不同的人根据他们个人过去的经验重新书写和阐释。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文本的因素。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个别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等等，最后才能构成文学文本［6］（238）。恩古吉的文学作品一直都力求以历史记忆和个人经历为线索，对肯尼亚从殖民时期到实现独立的过渡时期社会生活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一粒麦种》正是这样一部文学性和历史性完美结合的小说。《一粒麦种》出版于肯尼亚独立之后，这一历史事件永远属于过去，对我们来说无法亲历，因此它只能以经过语言凝聚、置换、象征以及与文本生成有关的两度修改的历史描述的面目在小说中出现。我们在《一粒麦种》中所感受到的历史，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是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性的文学性建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肯尼亚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赢得了独立。”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它虽然真实存在，不过却属于过去。在《一粒麦种》中，肯尼亚的独立的历史并不是作为一个单一的历史事件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串联在一起，叙述性地再现出历史。小说中关于茅茅运动的起源以及茅茅运动组织，身着红色军服的英国军队对肯尼亚的统治，以及一九五二年白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等历史事件都在对肯尼亚历史的编撰过程中，由于恩古吉所面对的是无序的事件，他需要通过包容、排除、强调、从属等手段对历史进行剪裁、拼贴。如此一来，同样的历史事件，通过不同的文学性叙述建构，采用以虚构为文学性的文学语言表述模式，历史话语的文学性昭然若揭，历史与文学的界墙轰然倒塌。

二、 文本的历史性

“文本的历史性”首先要明确一切“文本”都是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下的产物，也就是一切文本都无可避免的具有社会历史性，而任何一种对“文本”的解读都不是客观的，都带有其社会历史性，而且都是在具体历史环境中解读的［2］（43）。此外，“文本”本身就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从而使文本自身成为一个动态开放的、未完成的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可将文本单纯看作对历史的“反映”或者“表达”，因为文本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事件”，是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文本是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蒙特洛斯认为，文本具有历史性，因为包括批评者所研究的文本以及批评文本本身的一切写作和阅读方式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和物质环境，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新历史主义强调不能孤立地待看文学史和历史，也不能将文学话语同其他与政治、历史相关的话语割裂开来，而应该将文学置于非文学的视角之下，研究文学作品文学性、政治性、历史性等。

所有书写的文本，不仅包括批评家研究的文本，也包括人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历史具体性，镶嵌着社会历史的内容［4］（673）。因而，历史视界使文本成为一个不断解释而且不断被解释的螺旋体。历史语境使文本构成一种既连续又断裂的感觉和反思空间［1］（412）。肯尼亚的独立历史延伸《一粒麦种》的文本维度，是文本的写作和阅读成为生命诗性的尺度。《一粒麦种》中蕴含着由作者象征意图和用以批评过去的反讽话语构成的张力。小说中屡次提及的角色都和肯尼亚历史的重大事件相关，正如他们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演变为沉重历史象征的化身。书中一开始提到的瓦瑞老人（意为“河流”），是这历史的河流连系了肯尼亚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说，瓦瑞的一生就是一部茅茅运动简史”［5］（19）小说中的主人公基孔由（意为“肚脐”），他是几代人的纵向连系，他当选了茅茅组织的支部书记，他非常独立，凡事力求成功，村民们都很尊敬、钦佩他，而且还竞相向他学习。而他的妻子梦碧则采用了吉库尤圣母的名字，她是吉库尤人敬拜的女神。她也出现在民间传说的歌中：“吉库尤人和梦碧在一起，烧断刀柄，得到安逸”［5］（88）梦碧的哥哥基希卡则暗示“匆匆的一代”，在小说中他也在独立战争中牺牲。而卡冉加则有着另外一代人的名字。穆苟这一名字则是用非洲文化中最令人崇敬的预言家之名来命名，并被错误地推举为独立运动中的大英雄，被视为民众的救星。“大家传诵着穆苟的名字，互相谈论着他的传奇故事。这样的情景在平常的几十种是难得一见的，但今天是特别的一天。今夜肯尼亚会实现自由。我们的英雄穆苟，不再是普通人。”［5］（103）

《一粒麦种》出版于肯尼亚独立之后，它的副标题是“肯尼亚历史上一段最黑暗岁月的缩影”。恩古吉曾于一九七七年因抗议当局对英语的强制性教育而被政府逮捕，直到肯尼亚独裁者阿拉普·莫伊下台才终于能以安全回国。在创作过程中，恩古吉很好地将自己从非洲生活中直接获得各种经验材料整合起来；并且将自己的创作活动同非洲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视角有机调合。因此，文学创作并不是孤立的，它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密不可分。此外，文本并不只是被动的接受社会的政治的影响，文本在一定程度上还对社会具有反作用，即：文本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必然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小说中，肯尼亚历史几乎成为了小说中的一个角色，恩古吉并不回避历史的本质和意义问题，也没有弱化历史的力量。小说细致描绘了肯尼亚当代历史的轮廓，涵盖了从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反英群众组织的成立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民族独立期间民众心目中的重大时刻，重点表现了小说中非洲人民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颠覆，以及被压抑和边缘化者对主导话语权的颠覆，虽然这种颠覆必然地受到抑制，却表现了非洲人民对民族命运的抗争，并极力强调人们对现代肯尼亚历史的感知。

结语

对新历史主义批评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过去二十年中理论热的一个重大发展， 一种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如何在历史中研究文本的运动。 恩古吉创作了这部反映肯尼亚独立的小说， 目的是回溯肯尼亚的去殖民历史，并思索人物角色同他们所处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恩古吉利用现实主义来发掘可预知的主题和社会群体，并将他们放置在混乱但丰富的历史文本中真实再现了那段残酷但真切存在的殖民统治。而这段历史无论对于肯尼亚还是对英国，对于作者还是读者， 对于白人还是黑人都会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种阴影萦绕至今，并且会继续影响非洲文学作品。恩古吉在历史的影响下孜孜不倦地追求新的文学形式，而且运用这些形式来表达他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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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庆译. 一粒麦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