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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的研究主体探讨

文化哲学的研究主体探讨

李鹏程则从哲学的角度给予文化哲学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哲学作为一种对世界、对人类智慧的追求,其内容不应当只局限于对世界本源的探索以及对知识和逻辑的探索这样的领域,而是应当面对整个人类文化,去思考和解释整个人类文化,哲学本身也是人类文化的结晶,所以文化哲学也应当面对“哲学”本身。文化哲学首先是哲学而不是文化学,这是一种比较“哲学”的理解方式。而衣俊卿则认为,文化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研究范式”[1],是哲学研究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是关于人的自我意识与人类社会内在的批判性的文化精神的哲学。这种理解范式“一是把关于人和世界的形而上的理性反思和实证的文化批判内在地结合起来;二是使哲学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和生活世界内在的大众文化相互交汇。”[2]。这种观点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共识,笔者认为,这也许正是文化哲学出现的目的与现实意义所在,传统的纯粹形而上学的理性在面对工业社会人的精神问题的时候,其批判与解释功能越来越苍白、“边缘化”,而文化哲学则从人类整体的生存方式去把握文化模式,批判工业社会下人类的精神危机,从而进行自觉地文化转型与建构。文化哲学这种研究方式即不远离现实生活世界,又不使自身消解到具体的实证思维中去,兼具哲学的超越性与时代感,对当今哲学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关于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历来就众说纷纭。很多人质疑文化哲学的合理性就在于它的研究领域实在太宽泛了。无论是以本尼迪克特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以韦伯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学理论、以福柯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还是存在主义的人本主义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靠近或者揭示文化哲学的主题。但是,在文化哲学的众多研究领域中,有没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文化哲学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其研究的主体都与人的存在方式直接相关。学者李晓东曾经把西方文化哲学的研究分为三类,分别是人的文化哲学、社会文化哲学和类的文化哲学。人的文化哲学是对人的个体状态的把握与研究,其特点在于把处于个体状态的人的存在以及与个体密切相关的问题与文化结合起来,以个体的人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关注个人的发展,从对个人的关注和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和反思两个方面阐述个体文化特质发展的必要性;社会文化哲学则以作为人类群体形态的社会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其侧重点在于考察社会以及社会不同层次群体间的文化差别,以及这种差别中所体现的哲学意义,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重新的认识与审视;类的文化哲学以个人与群体相统一的人类总体作为研究的起点,从人与非人相区别的角度认识人的文化特质,其侧重点在于审视和论证人类与人类之外的世界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的文化特质[3]。

由此可见,不管研究形式怎么千变万化,文化哲学的研究主旨始终离不开对“人”的关注与审视。在众多哲学流派中,文化哲学最为明确地提出回归生活世界的要求,所谓生活世界,即不再是抽象的理性世界,而是活生生人的世界,是人类生活、工作、交往与创造文化与价值的世界。文化不是与政治、经济并列的一种具体对象,甚至并不简单地是思想或者意识,文化内化于人类文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发的左右人的行动。文化存在于个体之外,但我们却总是表现出文化所要求的行为与思维方式,这便是文化。梁漱溟把文化界定为“人类生活的样法”,人总是文化的人。因此,从文化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来看,当文化哲学提出哲学研究的对象应该从外在事物回归到生活世界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倡导哲学理性向人本身的回归。

人本身就应该是哲学研究的主体,然而,人的问题并非单纯的学理问题,对人的存在、本质、价值、意义等重要课题进行形而上的运思,这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而且必要的。但是,真正的哲学却不能满足于此,从现实的文化与历史视角中去考察人,从人类整体生活方式与思考方式去把握人更深层次的内涵,这便是文化哲学出现并发展的理由,也充分体现了文化哲学的时代精神。因此,关注时代、解释时代、反思时代,并将这种反思的成果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变革中去,这便是文化哲学建构的内在要求与历史责任。文化哲学的出现不仅要满足对现有文化模式与理论反思与批判的需要,同时也应该对人类未来文化发展作形而上的思考。文化哲学不仅要回答“文化是什么?”的问题,同时还应该回答“文化将要或者应该怎么样?”从这个意义上,文化哲学不仅仅是认识论,同时也是价值观。

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从鸦片战争开始或者更早,先进的知识分子便开始思索传统文化的走向以及中国人的方向。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传统文化陷入危机。改革开放后,在社会生产率和科学技术的催化作用下,人一步步的沦为物的奴隶,物质文明进步了,但人类生存的内在困境却丝毫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文化哲学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便是克服人文精神、自然主义、科学精神的分裂状态,内在的统一人文与科学、利益与自然,力图完成人文精神、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的有机整合,实现人类自身全面发展的自觉追求。总之,人的完善应视为文化哲学的最高追求,舍勒把文化哲学称为“拯救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哲学的终极意义应该是把人类从物的异化世界中解放出来,恢复人的自由、尊严与完整性。

作者:史茹单位:广东培正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