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管理制度范文第1篇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强调整合理念的“全面风险管理”（EnterpriseRiskManagement，ERM）逐步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①大量研究集中于探讨ERM的框架、流程和经济绩效，旨在解决ERM的有效性问题。但与之相对，鲜有研究涉及ERM的决策机制。如果ERM项目可以通过对风险的整合式管理提升股东价值，那么为什么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选择？选择实施或不实施ERM项目的企业究竟有何差别？在ERM决策过程中，究竟是企业特质重要，还是监管约束发挥主导作用？如果企业特质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其作用机制如何？此外，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的特殊制度背景是否会对企业ERM决策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产生影响？其影响途径又是什么？现有研究对于这些基础问题仍缺乏明确的回答。本文利用沪深A股302家非金融类ERM企业2003～2011年的数据，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企业实施ERM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我国非金融类企业实施ERM的决策并非受监管因素的主导，而是受到企业价值最大化动机的驱动，ERM企业与非ERM企业在财务特征、运营特征、治理特征和经济实力四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别；第二，监管差异会对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产生调节作用，受监管企业和非受监管企业在ERM的驱动因素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别；第三，市场化程度也会调节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经济驱动的效果更为显著，而在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监管驱动的作用更强。本研究受益于Liebenberg和Hoyt（2003）[1]、Pa－gach和Warr（2011）[2]的前期成果，但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第一，在既有理论框架内引入制度环境因素，丰富了ERM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内涵；第二，在样本选取方面，采用更稳健的方法识别ERM项目的实施，减轻样本识别偏差；第三，在计量方法设计方面，采用能够捕捉变量变化过程信息的COX比例风险模型替代静态的probit模型，并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第四，将研究对象从保险公司、银行拓展到非金融类企业，为ERM相关理论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

现阶段，虽然直接以ERM的驱动因素为主题的研究尚不多见，但关于传统风险管理（TRM,Tradi－tionalRiskManagement）实施动因的研究却相当丰富。鉴于ERM是对TRM的继承和发展，②因此，对TRM实施动因的文献加以回顾，能够为研究ERM的实施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完全市场条件下，风险管理被视为净现值为负的活动，投资者可以通过多元化方法更高效的规避企业特质风险（Modigliani和Miller，1958）[3]。但是，不完全市场条件下，上述结论不再成立。学者们先后从理论上证明了企业可以通过保险和套期保值方式降低税负（Modigliani和Miller,1963）[4]，降低财务困境成本（Kraus和Litzenberger,1973[5]；Macminn，1987[6]），降低成本（Jensen和Meckling,1976[7]；Macminn，1987[6]），降低监管成本（Mayers和Smith，1987[8]），降低外部资本成本（Froot、Scharfstein和Stein，1993[9]），解决投资不足问题（Mayers和Smith，1987[8]），从而给企业带来价值增值。随后的实证研究也基本支持了上述分析（Nanceetal.,1993[10];Colquitt和Hoyt,1997[11];Hoyt和Khang,2000[12]）。如果说以保险和套期保值为代表的传统风险管理主要基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考虑，ERM由于受到监管层和评级机构的高度关注，其驱动因素则显得更为复杂。2004年，纽交所修订了其公司治理规范，要求审计委员会制定相应的规范以保证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有效进行，从而将风险管理职责提升到董事会层面。巴塞尔协议Ⅱ则在银行业资本充足率评估中新增了操作风险的规定，进一步拓展了风险管理的范围。同时，著名的评级机构也对ERM给予了极高的关注。2005年，标准普尔公司宣布，鉴于ERM的重要性，考虑将其作为评级体系中一个独立的、重要的科目。2006年，国际保险业的权威评级机构A.M.BEST特别公告，宣布其评级过程中加入对于ERM的考虑。2008年，标准普尔正式宣布，在公司评级过程中，将采用两步骤程序评估企业实施ERM的效果。③从国内看，2006年，国资委颁布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并将ERM实施水平纳入到央企及其负责人考核体系中。④在此背景下，161家中央直属企业（2006年数据）掀起一股ERM建设热。综上所述，从全球ERM实践来看，监管约束和评级压力似乎是ERM的主要推手。但是，Kleffneretal（.2003）[13]的一项针对加拿大“风险与保险管理协会”（RIMS）会员单位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到多伦多证交所监管风险管理指引约束的企业在实施ERM项目方面与非监管企业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在被问及企业实施ERM的主要驱动因素时，61%的企业将“风险管理自身的作用”作为首选因素；其次是董事会的推动，占比51%；再次才是为了迎合监管约束，占比37%。

总体来看，问卷分析结果似乎更支持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观点。那么，企业的ERM决策究竟是“监管因素驱动”还是“企业特质因素驱动”？如果监管因素起主导作用，那么可以推断，除了行业差异外（大部分监管规定都是针对特定行业制定的），ERM企业与非ERM企业在公司特质因素方面（如财务特征、经营特征、治理特征等）不会存在显著差异；否则，特质因素的差异则会非常显著。但是，有限的关于ERM实施动因的实证研究并未给出清晰的结论。Liebenberg和Hoy（t2003）[1]以26家实施ERM项目的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logistic模型从企业收益的波动性、企业股票价值的波动性、企业的增长率、机构投资者所拥有的股权比重、长期负债与资本的比率、在高监管国家设置分支机构共6个方面检验企业实施ERM项目的驱动因素，结果发现除杠杆比率外，其他指标均不显著。Pagach和Warr（2011）[2]以138家在美国上市的ERM企业为样本，从财务特征、资产特征、市场特征三个方面对ERM项目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ERM企业与非ERM企业在上述企业特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从而间接证明了企业特质因素而非监管因素是企业实施ERM的主导因素。从国内文献看，从宏观层面探讨ERM框架和流程的研究相对丰富（杨乃定，2002[14]；朱荣恩、贺欣，2003[15]；唐国储、李选举，2003[16]；金若昉、李若山，2005[17]），有限的实证研究主要基于问卷调查考察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建设状况（吕文栋、刘鲁梅，2010[18]；赵杨、吕文栋，2011[19]），从企业微观层面探讨ERM动因和价值的文献尚未看到。本文承袭Liebenberg和Hoyt（2003）[1]、Pagach和Warr（2011）[2]的研究，试图对下述问题做出初步解答：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企业实施ERM的决策到底是“监管因素驱动”还是“企业特质因素驱动”？更进一步，如果企业是基于价值最大化的考虑实施ERM项目，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的ERM决策，其影响机制又是如何？

三、理论分析、制度背景和研究假设

在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这一流程上，ERM与TRM并没有实质性差别，使ERM区别于TRM的关键内容包括两点：其一是关注的对象是企业面临的所有风险，包括声誉风险、操作风险等传统风险管理方式无能为力的领域；其二是强调采用系统而非分割的方式对所有风险加以管理，从而保证任何一种单一风险都不会对企业的价值产生负面影响（Stulz,2003）[20]。ERM与TRM的上述区别可能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是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提升资本配置效率，提高风险决策水平（Meulbroek,2002[21]）；其二是整合式的风险管理也会增加实施难度和成本（Cumming、Hirtle,2001）[22]。因此，传统风险管理的驱动因素对ERM应当同样有效，企业的经济实力对于ERM决策也会更为重要。基于Kleffneretal.（2003）[13]、Liebenberg和Hoy（t2003）[1]以及Pagach和Warr（2011）[2]的研究，我们从四个方面刻画可能影响企业ERM决策的企业特质因素，即财务特征、经营特征、治理特征和经济实力。财务特征包括资产负债率、现金比率和经营现金流的波动，此类指标主要用来刻画企业遭受财务困境的可能性。我们预期，负债率高的企业比负债率低的企业更容易遭受财务困境，因此有更强的意愿实施ERM项目，而大量高流动性资产可以保证企业在遭受意外时及时对损失进行补偿，从而提升财务的稳健性。因此，预期现金比率与ERM的实施负相关。此外，现金流波动大的企业更容易遭受低概率的高额损失。因此，预期经营现金流的波动与ERM的实施正相关。经营特征包括资产透明度、企业成长性和经营的多元化，此类指标同时刻画企业遭受财务困境的损失程度。

一般而言，在遭受财务危机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低透明度的资产在紧急处置时很难实现其公允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损失可能会加重。因此，预期资产透明度与ERM的实施负相关。对于高成长性企业而言，其价值主要依赖于未来的现金流，一旦遭遇财务危机，未来现金流的价值很容易被低估。因此，预期企业成长性与ERM的实施正相关。多元化程度与ERM的关系存在两种假说：一种是自然对冲假说，该观点认为，资产的多元化经营可以实现不同风险的自然对冲，因此没有必要实施ERM项目；另一种是规模经济假说，该观点认为，多元化经营提高了风险的复杂程度，因此，多元化企业更容易享受风险整合式管理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治理特征包括机构投资者比例、独立董事占比以及管理层持股数量。西方主流理论认为，机构投资者具有外部治理作用，他们会要求管理层采取积极的措施管理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因此，预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ERM的实施正相关。独立董事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通常具有财务、战略、管理等领域的专业背景。在国外，风险管理委员会一般都由独立董事领导。因此，预期独立董事占比与ERM的实施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数量会影响其风险偏好，由于股票的价值与经营的波动性成反比，因而具有较高持股比例的管理层更有动机实施ERM项目。Cumming、Hirtle（2001）[22]提出，ERM的顺利实施将面临三大挑战：信息技术、监管约束和经济实力。ERM项目通常伴随着流程的再造、信息系统的升级、组织架构的调整、风险管理文化和制度的建设，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

因此，预期企业的经济实力与ERM的实施呈正相关关系。假设1：如果“监管驱动论”成立，那么上述反映企业特质的因素在ERM企业和非ERM企业之间应当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反之，如果“经济驱动论”成立，那么预期财务特征、经营特征和治理特征则会在企业ERM决策中发挥显著作用。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ERM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可能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在我国，国资委于2006年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具有广泛的影响。该文件为指导性监管约束，并不要求强制执行。但是，考虑到国资委直属央企巨大的资产规模，特殊的产权结构，及其在资本市场的重要地位，有必要对这一指导性监管约束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我们认为，指导性监管约束虽然缺乏强制力，但作为一种制度因素，仍会作用于企业的效用函数（尤其是考虑到央企特殊的产权结构及人事任命制度），从而影响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途径。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经指出，要将ERM实施水平纳入到央企及其负责人考核体系中。可以预期，上述方案一旦严格执行，势必对中央企业开展全面风险管理活动产生更加重大的影响。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2：企业经济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受到监管差异这一制度因素的影响。此外，我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一个重要特征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区在政府干预、地方保护、开放程度、法治环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在国家层面呈现出东、中、西三大板块的格局。依据樊纲等（2011）[23]的研究，东部地区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方面显著优于其他地区。已有研究表明，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的成本（夏立军、方轶强，2005[24]；吕长江等，2011[25]；谢德仁等，2012[26]；黄德忠等，2013[27]）、融资成本（徐浩萍、吕长江，2007[28]；杨丽芳，2014[29]；李晓创，高文书，2013[30]）及风险倾向（陈文婷、李新春，2008[31]）相关。可以预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机制比较健全，竞争更为激烈，企业的风险意识更强，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会更显著。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由于地方保护较强，政府干预较多，企业的风险意识相对薄弱，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因而会较弱。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3：企业经济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受到市场化进程这一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驱动效果更显著；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驱动效果则较弱。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对于二元因变量模型，最常见的计量方法是logit模型。模型的基本思路是，首先针对某一待检验事件，定义该事件发生为1（D=1），未发生为0（D=0）；其次，对于每一个“D=1”的样本企业构建一个“D=0”的配对企业；最后，利用事件发生当年的数据，估计可能影响该事件发生的因素。Shumway（2001）[32]认为，logistic模型是一种静态模型，最大的缺陷是仅仅利用了事件发生当年的信息，而忽视了企业从“D=0”到“D=1”转变的过程信息。COX比例风险模型是弥补上述缺陷的重要方法。作为生存分析的经典工具，COX模型最初被应用在医学领域，但近年来，这一方法开始受到经济学者的关注（Paganoetal.，1988[33]；Deshmukh，2003[34]；Johnson，2004[35]；Danielsenetal.，2007[36]）。COX比例风险模型的基本形式为：h（t）=h0（t）•exp（xβ）（1）式（1）中，h（t）为风险函数，表示企业存活t期后立即死亡的概率（在本文中是指企业宣布实施ERM项目）；h0（t）为基准风险函数，即个体不受外生变量影响情况下的风险函数；X为所有外生变量。COX比例风险模型的一个显著优势是不需要对h0（t）的分布做任何假设，因此在进行参数估计时不依赖特定分布的假设，从而大大扩展了其应用范围。构建COX模型的基本思路。首先，定义时间区间，并建立区间内所有企业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在这一数据集中，对于所有目标事件未发生的年份，均定义“D=0”。其次，将目标事件发生的年份数据定义为“D=1”，并将该样本在随后年份的数据从数据集中删除。因此，COX模型的数据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面板数据，数据数量随事件的发生逐年递减，被称为事件历史数据集（eventhistorydataset）。最后，利用该事件历史数据集，估计影响目标事件发生的因素。相对于logit模型，COX比例风险模型最主要的优点在于捕捉变量随时间演化的过程，并计算出一个目标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参考Liebenberg和Hoyt（2003）[1]、Pagach和War（r2011）[2]等研究，本文用以检测ERM驱动因素的COX比例风险模型如下：ERMit=F（财务特征，运营特征，治理特征，经济实力，制度环境）it-1+eit（2）模型中，i代表每一家样本企业，t代表年份。为了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将所有自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用于测度企业财务特征的变量包括杠杆比率、现金比率以及经营现金流的波动性。前期研究认为，杠杆比率越高的企业，遭受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高，为控制财务困境成本，企业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动机就会越强。现金及其等价物属于高流动性资产，现金比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应对突发事件的流动性资产储备。

因此，现金比率较低的企业，可以从全面风险管理中获得更多的收益。此外，经营现金流波动性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实施ERM，因为通过平滑经营性现金流，可以帮助企业规避现金流短缺的长尾风险，还可以在凸性税率制度下帮助企业降低税收负担。用于测度运营特征的变量包括无形资产占比、企业成长性和多元化经营程度。在无形资产的交易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严重，其价值容易被低估。因此，当企业面临财务困境时，无形资产的变现能力受到制约。所以，无形资产占比较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ERM项目，以降低企业遭受财务困境的可能。同时，对于高成长性的企业而言，其价值通常依附于尚未实现的现金流，而未来的现金流受制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其价值在破产情形下很难完全实现。因此，高成长性的企业也有动机实施ERM项目。此外，多元化经营对于企业ERM决策的影响存在两种对立的解释：一方面，实施多元化的企业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风险的自然对冲，从而降低企业实施整合式风险管理的需求；另一方面，多元化运作意味着协调、管理难度的加大，而强调整合理念的ERM项目则可以使企业获得系统处理企业各类风险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公司治理结构会影响管理层的“风险—收益”组合，并最终影响到企业的风险管理决策。本研究从机构持股比例、董事会独立性和管理层持股比例三个方面考察治理特征对ERM决策的影响。一般而言，机构投资者具有更加丰富的投资经验和专业知识，其不仅关注投资收益，更关注投资风险。因此，机构持股比例高的企业出于外部股东的压力，更倾向于实施ERM项目。与执行董事相比，独立董事有更强的动机建立自己作为决策专家和股东利益看门人的良好声誉，从而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市场价值。因此，独立董事会鼓励管理层积极的从事风险管理活动，降低企业的财务困境成本，提升投资效率。管理层持股对于ERM的实施具有负向影响，原因是股票价值与企业经营收益的波动性正相关，而ERM项目则会降低企业经营收益的波动性，从而降低管理层所持有的股票价值。本研究从企业产权性质及注册地址两个方面考察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对ERM决策的影响。2006年，国资委出台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虽然该指引并非强制执行，但鉴于国有企业特殊的考核机制和晋升机制，指引仍对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在产权保护、融资约束、政府干预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这一差异究竟会对企业ERM决策机制产生何种影响，有待实证检验。此外，研究还控制了企业资产规模。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见表1。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既往研究中，Liebenberg和Hoy（t2003）[1]主要采用保险公司的数据样本，Pagach和Warr（2011）[2]研究的重点也是金融类企业（包括银行和保险公司）。考虑到金融类企业的资产结构、运营特点、治理水平具有特殊性，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非金融类企业，以期对ERM决策的影响因素有更为全面的认识。本研究中，ERM数据采用手工收集。Graceetal.（2010）[37]曾指出，ERM的识别困难是造成相关研究进展缓慢的重要因素。本文借鉴Graceetal（.2010）、Hoyt和Liebenberg（2011）[38]的思路，通过多个关键词交叉印证企业是否开展了ERM项目。具体来说，关键词包括首席风险官、风险管理委员会、战略风险管理、整合风险管理、全面风险管理以及其对应的英文（CRO,ERM,strategicriskmanagement;integratedriskmanagement;holisticriskmanagement）。我们首先在新浪财经、巨潮、百度、中国证监会网站等以及中小板公司的官方网站对上述关键词进行检索，其次对命中目标匹配COSO（2004）报告或者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以检验是否真正实施了ERM项目。经检测，截至2011年底，共有367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实施了ERM项目，剔除有特殊处理经历（ST）及数据残缺的样本，最终有302家企业进入我们的最终数据集，下文对样本进行描述分析。从图1来看，ERM企业基本涵盖了国民经济的主要行业类别，但行业差异比较明显：样本中超过50%的ERM企业来自于制造业，文化产业、农林牧渔业和社会服务业的占比较低。总体来看，ERM企业的行业结构与我国主板上市公司的行业构成基本一致。从图2可知，ERM企业的数量自2003年以来呈逐年递增态势。以2007年为拐点，ERM企业数量呈现出一个跳跃式增长。笔者认为，两个原因可能造成了自2007年以来ERM项目的迅速发展：首先是次贷危机的爆发暴露出传统风险管理方式的弊病，一系列的破产事件迫使国内企业不断反思经营管理策略，在此背景下，ERM理念得以不断推广；其次是国资委自2006年《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以来，先后于2007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召开了四次全面风险管理工作交流会，国资委的持续关注，推动中央直属企业的ERM工作不断迈向新的阶段。图3对302家ERM企业的控制权性质进行了统计。数据显示，国资委直属企业最多，共155家，占比超过50%；其次是地方政府管理的国企，共83家，占比28%；随后是私营、民营、外资类企业，共有61家，占比20%；其他中央部委直属企业（如教育部、铁道部直属企业）最少，仅有3家。ERM企业控制权统计结果似乎支持了“监管驱动论”，受到《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引导的国资委直属企业确实比其他类型的企业更多的实施ERM项目。本研究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还利用CCER数据库的企业多元化数据进行了补充。研究的时间区间设定为2003～2011年（第一家ERM企业出现在2003年）。

五、实证结果

（一）全样本实证

结果在不考虑特殊的制度背景时，究竟是哪些因素驱动了企业实施ERM的决策？我们首先构造了一个类似于Pagach和Warr（2011）[2]的样本，对“监管驱动”抑或“经济驱动”两种观点进行了检验。

1.单变量描述统计。从表4可知，在SASAC子样本中，所有被考察的10个变量中有6个在ERM企业和非ERM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分别是：现金流波动性、无形资产占比、市账比、机构持股数量、独立董事占比和企业规模。这意味着，即使受到指导性监管约束，企业特质仍然在ERM实施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非SASAC子样本中，也有6个变量在ERM企业和非ERM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分别是：现金比率、现金流波动性、市账比、机构持股数量、独立董事占比和企业规模。与SASAC子样本相比，新增了现金比率，而无形资产占比则不再显著。对比两个子样本可知，在指导性监管约束下，企业特质（而不是监管约束）仍然是企业ERM决策的主要驱动因素，但监管程度的差异可能导致企业特质作用于ERM的效果发生改变。

2.多变量回归检验。从表5可以看出，在监管程度存在差异时，企业实施ERM的驱动因素存在显著的不同。在受到指导性监管约束的子样本中，影响ERM决策的变量（资产负债比率、经营现金流的波动性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不考虑制度背景时的回归结果完全不同。资产负债率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越容易遭受财务困境的企业，反而越不倾向于实施ERM。这一结果与Liebenberg和Hoy（t2003）的结论相悖，而与Pagach和War（r2011）的结论一致。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所具有的预算软约束特征，可能的解释是，财务困境成本对于ERM决策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低于门槛值时，财务困境成本对于ERM决策具有正向作用（正如其他子样本所展示的结果）；一旦高于门槛值，预算软约束效应将发挥主导作用，企业可能因为依赖心理而放松对于风险的主动管理。⑥与Liebenberg和Hoy（t2003）、Pagach和War（r2011）的结论相反，外部机构投资者不仅没有促进全面风险管理水平的提升，反而对ERM决策起到负向作用。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是由我国机构投资者的不成熟导致的。既有研究表明，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以价值投资为导向的成熟的机构投资者严重缺乏，由于羊群效应等原因，机构投资者并未扮演资本市场的稳定器作用（宋军、吴冲锋，2001[41]；孙培源、施东晖，2002[42]；何佳等，2007[43]；金鑫等，2011[44]）。较强的投机性决定了其更加关注即期利益，短期成本高昂且效果存在时滞的ERM项目明显对其缺乏吸引力。此时，机构投资者将采用“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的方式，抵制ERM的实施。此外，现金流波动性显著为正，意味着企业希望通过实施ERM项目，平抑经营波动，降低因现金断流所引致的财务困境成本。在非SASAC子样本中，由于没有受到监管约束这一制度冲击，企业实施ERM的驱动因素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具有较高成长性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ERM项目；独立董事占比与ERM决策负相关，而资产规模与ERM决策正相关。上述结论与全样本回归结果类似。综上所述，在受到指导性监管约束条件下，ERM实施决策仍受到企业特质因素的影响，但监管差异会导致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发生变化：受监管企业在制定ERM决策时，更多的受到财务状况的影响，而非受监管企业的ERM决策更多的受到治理水平和经营质量的影响。假设2得到证实。

（二）考虑市场化程度差异的实证结果

作为转型经济体，我国各地区市场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不同的市场化水平下，政府干预、地方保护、对外开放、金融和中介发展程度等要素都存在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一差异是否会导致“监管驱动”和“经济驱动”的地位发生变化？进一步，哪些作用于企业ERM决策的企业特质因素会受到市场化程度差异的影响？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参照樊纲等（2011）的报告，将样本企业按照注册地址划分为东、中、西、东北四个子样本。考虑到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样本较少，将其合并，并统称为非东部地区子样本。同时，借鉴杨灿明和孙群力（2008）[45]的研究，将辽宁省调整到东部地区子样本。⑦重新组合后，东部地区子样本包括183家ERM企业，非东部地区子样本包括119家ERM企业。

1.单变量描述统计。从表6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看，与全样本统计结果基本一致。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与非ERM企业相比，ERM企业的运营波动性更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更高，企业规模也更大。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ERM企业的财务杠杆更高，经营波动性更强，成长性更高，机构投资者持股量更大，治理结构更完善，规模也更大。统计结果同时也表明，流动资金持有量与ERM的实施呈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保守型企业更倾向于实施ERM项目，这些企业的管理层通过持有大量的流动性资金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非正常高额损失。

2.多变量回归检验。从表7可以看出，在不同市场化进程的地区，企业实施ERM的驱动因素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特质因素对ERM的实施起到主导作用。基于前述相同原因，经营现金流方差、市值账面比、资产规模与ERM的实施正相关，而多元化程度、独立董事占比和管理层持股数量则与ERM实施负相关。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在控制企业规模后，经营现金流波动率、市账比、多元化程度、独立董事占比、管理层持股数量等指标均不再显著，只有无形资产占比一个因素对ERM的实施有显著作用。上述结论可能意味着，在政府干预较强、市场竞争环境较差、对外开放程度较弱的地区，监管约束（而不是企业特质）在企业实施ERM项目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假设3得到证实。

（三）稳健性检验

1.采用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对302家ERM企业按照行业（证监会三位代码）和资产规模分别构造配对组，然后采用Probit模型对ERM的驱动因素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如表8所示。结果显示，企业成长性、资产规模与ERM的实施正相关，多元化程度、机构持股比例、独立董事占比与ERM的实施负相关。对比COX比例风险模型全样本回归结果，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但部分变量的显著性有所降低（如前所述，这正是COX模型相对于Probit模型的一个优点）。总体来看，我们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⑧2.考虑两权合一的调节效应。在前述回归结果中，管理层持股数量与ERM的实施呈负相关关系，我们的解释是董事会的制衡机制发挥了作用。按照这一推断，如果CEO与董事长两权合一，那么董事会的监督机制便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此时，管理层持股数量应当与ERM的实施正相关。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我们在回归方程中纳入了管理层持股数量与两权合一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见表9。可以看到，加入两权合一及交互项后，主要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水平不变。测度CEO与董事长两权合一的变量符号显著为负，意味着两权合一不利于企业ERM项目实施，这与两权合一具有负向治理效应的结论一致（蒲自立、刘芍佳，2004）[46]。最重要的是，管理层持股数量与两权合一的交互项符号为正（但在10%的水平上不显著），这意味着当CEO与董事长两权合一时，董事会对管理层的制衡机制不再有效，导致风险规避动机越强的管理层（体现为持股数量大）越倾向于实施ERM，而风险追逐动机越强的管理层反而得不到相应的制约。原有推断得到支持。此外，我们还采用做交互项的方法，检验了监管差异、市场化程度差异对影响ERM决策的企业特质因素的调节作用，所得结论也证实了本文的研究是稳健的。

六、结论及展望

企业环境管理制度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企业管理;特点;对比 

1 计划经济体制中企业管理的主要不足 

1.1 管理者不重视内部控制和管理 

在现代管理机制中，各个企业普遍认识到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中心地位，许多企业的领导者也都参与其中，加强了对企业的控制管理。但是在旧体制下，企业管理者把管理力度大都放在了生产的管理上，把关注焦点放在了生产的进度上，对内部管理管理缺乏重视，甚至有点管理者认为管理不是什么制度关注的事情，只要管理好了生产也就管理好了企业的整个财务，忽视了管理的作用，这样的领导人负责制最后只能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 

1.2 管理制度不健全 

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强了自身的财务管理工作，提升了财务部门在企业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一些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只是强调了人员的考勤，而忽视其职业道德的管理；制定工作人员的工作岗位职责，却没有制定与之配套的监督机制，其制度在整体上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科学的、合理的体系。在前期的目标制定上缺乏预期性，在后期的管理中没有做到严格执行，落实到各个环节之中，其滞后性通常给违法行为的发生开了绿灯，另外其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内容较为片面、零散，没有使相关责任人参与其中，更没有带动其他普遍职员自觉自愿的加入到监督管理机制中，以为企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1.3 管理观念陈旧 

在旧体制以及中小企业自身因素的整体环境下，许多中小企业对财务管理的重视度较低，管理方式较为单一，思想更是守旧落后。一些企业的领导者自身知识较为匮乏，缺乏实际管理能力。如在财务管理上认为财务就是记账和算账的一些简单工作，不需要专门的管理。既缺乏现代财务管理知识和认识，又没有现代财务管理技能，使得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中心地位作用没有显示出来，财务管理没有与企业的市场经营结合起来，从长远来看势必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因为财务管理不严导致财务信息不真实、会计核算不准确、部门或个人越权违纪等现象的发生。 

1.4 沟通不流畅、部门间协调不一致 

在旧体制中许多企业对各个部门设定了不同的制度，形成了分而管之的局面，同时在不同部分之间由于内部的沟通失效，加上企业内部的竞争就使得部门之间、员工之间、领导与员工之间的沟通失真、失效。有些人为了自身的小利益不惜损害他人和集体的利益，而当事故发生时某些人又极力推卸责任，而不是共同协商解决问题。长此以往企业就会失去他的活力、信息交流不及时、信息的有效性缺乏、员工之间缺乏信任，给企业的发展带来诸多诟病，严重束缚了企业的发展，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 

1.5 财务管理意识淡薄 

在旧体制中由于大多数企业都是属于国营或公私合营性质，对生产实行包产包销，因此这些企业在财务管理上也就形成了懈怠，把企业当成个人或国家的，很少有企业建立独立的财务管理部分和监督部门，在此思想下也就造成了他们在财务管理上的结构混乱，既想获得更多的备用资金，却又造成了资金的闲置没有发挥其功效。

2 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管理的特点 

2.1 注重管理和创新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产生了竞争且竞争压力日益增大，知识和人才成为企业之间竞争的实质，因此当前制约企业发展的不再是资金和生产能力了而是企业是否拥有高素质的员工、高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员工了，创新成为了影响和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创新不仅包括管理上的创新还有技术上，产品的研发、保障、销售等各个环节之中。另外如何运用有效的管理来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成为了管理者应不断研究和探索的重点。因为创新是企业保持自身优势，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稳定市场，保持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获取经营效益的根本途径。 

2.2 重视人力资源的管理 

在市场经济中人才就是企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本国企业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同时外来强势企业也不断涌入国内，因此给我国企业带来了无限生机的同时更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在现代企业中管理者也越发的重视自身人才库的建

设和人才资源的管理，尽量避免企业所需关键人才的流失以造成企业的损失，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地位也逐渐提升，成为企业发展中不可缺少关键部门。 

2.3 注重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大多数企业的经营战略发生了改变，大力发挥和塑造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以稳定自身优势或形成自身的品牌，稳定市场。当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和格局的形成，许多企业不得不将主要精力转向与提高自身的整体实力，不断向附加值高，利于自己实现垄断优 

势核心业务领域发展，在与其他企业竞争的同时逐渐创造出自身的强势产品，在稳定市场份额的同时打造出了属于自身的品牌。品牌化道路、品牌化效应不仅是当下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将是未来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2.4 注重市场营销 

在旧体制中企业不用为产品的销售而担心，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实行的自负盈亏的经营策略，国家不再包产包销，因此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对产品的销售是影响企业生存的大前提。现代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也日益加强了营销的管理。在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中企业将以赢得客户信赖的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围绕满足顾客需要这个核心，逐渐形成自身的销售方式、理念、优势。 

企业环境管理制度范文第3篇

是一套以原则为形式的逻辑推理，其主要目的在于提供能用来评价、开拓和完善会计实务的通用观点所构成的一套前后一致的合理的原则。管理会计。它是通过一系列专门积累资料，以为内部管理服务为主，面向未来的规划和控制日常发生的一切活动，为企业领导决策提供数据资料。它主要通过对企业价值的预测、计划、控制和决策，包括企业财务目标的制订、利润规划、财务预算的编制、财务控制与成本控制、投资决策和融资决策，新产品开发预测和销售预测等，为加强企业管理，参与决策服务。

管理会计目标即确定各项经济目标 包括对目标利润、目标销售量(或销售额)、目标成本、目标资金需要量的预测与确定；协助管理当局对计划期间一次性的重大经济作出专门决策(包括短期经营决策与长期投资决策)；以及在上述基础上编制出资源最佳配置与流动的全面预算与责任预算。合理使用经济资源 包括在责权利相结合的基础上制订适合本企业具体情况的责任会计制度；并利用行为的原理与逾励策略，以及我国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充分调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促使他们自觉自愿地以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务的消耗与最少的资金占用来完成计划所规定和各项目标。调节控制经济活动 ．包括事前制订成本控制制度和开展价值工程活动进行预防性和前馈性的控制与调节；以及日常根据各责任单位定期编制的业绩报告所反映的实际数与预算数的差异进行反馈性的控制与调节’，借以保证各项经济目标的实现。

评价考核经济业绩 包括利用标准成本制度结合变动成本法，对日常发生的经济活动进行追踪、收集和计算；定期根据各责任单位编送的业绩报告来评价和考核它们的实绩与成果；确定它们履行经管责任的情况和应受的奖罚；经验、揭露矛盾，挖掘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潜力，并及时提出合理化建议，促进生产力的。

会计管理体制是一国会计模式的重要。不同的经济环境造就了不同的会计管理体制。本文主要：会计管理体制的形成机理；会计管理体制的概念界定；各种社会经济环境对会计管理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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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环境管理制度范文第4篇

关键词：日本企业管理；环境保护机制；环境保护措施

中图分类号：DF4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0-0000-01

日本企业管理体系中主要是以环境保护为主，坚持以企业与环境为生存为目标，以环境管理体系为标准，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本文主要分析日本企业管理中的环境保护内容及特点，研究其如何实现高效生产与环境保护两者的协调。

一、日本企业管理体系中环境保护机制的内容

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的国家，政府也制定了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及政策，日本企业为了能够满足日本政府及日本群众消费的需求，实现商品生产、环境保护、节约能源三方面的协调，也制定了企业环境管理机制，以达到此目的，实现平衡生产。

1.确定企业环境管理方针

企业环境管理中的方针应以企业健康发展及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地球环境的变化与企业管理环境的变化为基础，制定的企业未来的发展途径及目标。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如何使企业能够更好的适应环境变化，从而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开辟出新的业务，不仅能够有效避免环境风险，还能使企业具有环境保护形象，使社会对企业认可。

2.制定环境管理体系

首先，规划环境管理机制。企业为了防止环境污染的发生，将环境保护及治理加入了企业长期发展计划中，制定出了完善的环境管理机制，内容包括：企业发展、环境目标、共同发展指标。其次，创建完善的环境管理措施。企业在执行环境管理措施的过程中，要求企业中的工作人员具有环境保护理念，使环境保护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企业的责任，将环境保护理念渗透到企业中每个工作人员心中。最后，制定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环境管理。企业在产品生产的过程中，应以绿色设计为主（要求见图1），在对产品进行清洁和采购过程中，按照国际制定的环境管理标准，以降低环境负荷的材料及设备为主。企业在产品的制造过程中，使用的是对环境没有危害的工艺及设备，利用废弃物的循环再利用技术，尽可能地减少产品在生产及使用过程中对人体及环境的伤害。

日本环境厅了环境保护的分类。（见图2）

3.采用企业管理环境披露制度

企业管理环境披露制度是以执行企业环境会计工作及环境报告书来开展的。企业环境会计工作主要是企业对环境保护采取的措施中的投入资金及效益，并对此进行计算、分析及报告。环境报告书主要是企业将环境管理中的目标及成果，通过报告文书的形式进行发表。[1]

二、日本企业管理体系中环境保护机制的实施措施

1.以行业为本

日本企业中的环境保护机制已经被运用到各个行业中，包括建筑行业、制造行业、金融行业、运输行业等大大小小的企业，都根据自身企业的特点及环境保护的特点，制定了多元化环境保护机制，通过加强环境保护管理制度，以此来提高自身企业的经济效率及行业竞争能力。比如资源的循环再利用、环保技术的研发、环保方面的信息交流等等。

2.使用高科技

日本企业通过研发环保的高科技，不仅降低了环境负荷，改善了环境现状，还为企业开创了全新的领域。目前很多日本企业都有自己研发环境技术的机构、研发环境技术的团队及研发环境技术的场所，所以环境污染及预防对日本企业来说，还是一种商机。据调查，目前日本企业正在研究海外环境技术市场的开发，以提高日本企业的经济效益。

3.高标准的管理制度

日本政府提出了在21世o中，要创建节能、消费、循环利用的模式，使日本的整个社会生活都可以循环持续的发展。在这一目标中，日本的许多企业都将废弃物的循环再利用为企业目前的重点内容，以实现零排放的目标。[2]

三、结束语

日本并未强制性的要求企业公开环境问题，但是目前已有超过10%的企业都发表了环境报告。90年代之后，日本政府也创建了实现21世纪资源循环再利用型的社会发展目标，日本企业通过实施绿色设计、采购、清洁及生产等运行方式，努力的朝着这个目标发展。在此过程中还存在多多少少的问题，但是通过社会的不断发展，企业管理中环境保护机制也在不断的完善，企业经济及环境保护平衡的目标也在不断实现。

参考文献：

企业环境管理制度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环境管理； 环境战略； 环境规制； 战略管理

Abstract： With the sustained and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people and government enterpris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emandin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corporate strategic management planning.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choice factors， the impact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trategies， given the different enterprises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selection strategy.

Keyword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Strateg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随着我国经济近三十年来持续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民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国际上对我国的环境保护也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政府面临更大的环保压力，不断出台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的标准，对企业环境治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污染是企业将内部治理成本推向公众，由社会承担环境管制后，企业将承担越来越多的污染治理成本，某些污染严重的企业甚至可能被关闭。在资源投入不变的条件下，企业的总产出会相应减少。环境管制越严格，产出减少越多。因此，必须协调工业增长与环境保护两者间的矛盾，在节约资源同时，尽可能多生产低污染产品和尽可能少排放污染物。面临日益严格的环境约束条件，我国企业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规划，将环境因素加入企业的战略规划中，实施环境战略管理，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

一 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

近二十年来，传统假设和波特假设是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关系研究的两个基本假设。传统论者以Walley和Whitehead为主要代表人物，他们认为，治污成本是由于环境规制而给企业增加的额外成本，包括治污设备的购买、环境税和环境费、设备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薪水等（Walley， Whitehead 1996）。治污成本的出现会提高企业的总成本，因而减少了企业利润，影响企业生产再循环，并导致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生产率下降，减少了技术更新的投资，最终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以波特假设（Porter， 1991）为主要研究前提的学者们认为，受到环境规制的企业会因为环境规制而比没有受到环境规制的企业更有优势。合理的环境规制会促进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提高，新产品和新工艺会带来“创新补偿”，再者，因为污染治理与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提高经常会同时发生，所以这种“创新补偿”是非常普遍的。因此，受到环境规制的企业会拥有“先动优势”（许士春，2007）。

二 企业环境战略选择的影响因素

不同的企业在面临环境规制的约束时，在不同的情况下会采取不同的环境战略，可能会采取积极配合的行为，也可能采取消极对抗的行为。影响企业环境战略选择的内部因素包括企业自身技术状况、企业战略定位等，外部因素包括规制强度、市场环境、以及竞争企业的行为等。

（1）环境技术收益

企业积极实行环境管理规制的内在驱动力是由环境保护技术带来的环保收益。如果通过技术创新而带来的环保收益低于创新成本，就会大大降低企业环保创新，实施环境管理规制的积极性。政府或相关监管部门应大力保护实行环境规制的企业，抵制劣质产品对绿色环保产品的冲击，大力改善政策监管环境，进一步引导企业实施环境规范（陈建伟，2009）。

（2）环境规制强度

政府或环境监管部门制定并实施不同强度的环境规制政策，会给企业增加不同程度的环境补偿成本。目前，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使得企业不得不将产品的环保因素纳入企业经营战略当中。当政府或监管部门实施不同的强度的环境规制政策时，企业表现出来的行为也有所不同，有的可能会加强技术投入，降低其产品的环境污染情况，从而减少市场进入阻力；有的企业会加大环境公关力度，从而提升其产品的“绿色”知名度；有的企业，尤其是重污染企业会因为排污成本而降低排污冲动。

（3）企业环境技术实力

通常，面对环境规制，企业会因其环境保护技术能力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对于那些规模大、知名度高、市场份额大的企业而言，政府和公众对它们的关注程度较高。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企业出于品牌形象与企业形象的考虑，不论其环境保护技术能力强弱，都会形成高额的环境保护机会成本。大型实力企业违规导致的损失会远大于更新技术实力的成本。而规模小的企业由于没有技术更新的比较优势，吸纳环境技术成本的能力比较弱，可能会铤而走险，逃避环境规制。

（4）消费者对产品环境性能的偏好

环保产品的市场需求会因为消费者对产品、生产过程的认知程度不同而不同。一般消费者更偏向于同类商品中的具有环保属性的产品。这种环保偏好会使得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获得超额利润，而因此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消费者的环境偏好会对环境生产企业的生产战略形成影响。

三 不同的环境管理策略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不同的企业对环境管理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可以分为积极的环境战略和消极的环境战略两大类，消极的环境战略有规制应对型，积极的环境战略分为分险规避型和机会追求型。

（1）规制应对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一般中小企业会用其主营业务收益来弥补额外产生的环保成本，因此，利润的降低会使得这些企业缺乏实施环境规制的积极性，往往采取规制应对型战略。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发展和监管力度弱的原因，会放松对地方中小企业的环境监管力度，导致环境规制失效。从短期看，政府的这种行为会降低中小企业内部成本，使得更多的资源能配置给生产环节，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从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那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但是，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一种发展的趋势，从长期角度看，采取这种战略的企业将不能适应发展的需求从而退出市场（马中东，陈莹，2010）。

（2）风险规避环境战略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采取风险规避型环境战略的企业通过建立专门的污染治理设施，或更新改造设备来使污染排放达到环境标准。一般说来，大型企业会倾向于选择风险规避型战略。大型企业的生产规模和产量较大，相较小型企业而言，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其生产成本低，可通过增加产量来抵消建造或购置专门的污染处理设备时带来的成本增加。面对越来越严格的环境约束条件，改善企业的环保技术，利用大型企业具备的规模经济效应，不仅仅能增加产品的环保属性，还能减少产品进入市场的阻力，增强企业知名度，树立良好企业形象，最终导致企业竞争力增强。而另一方面，技术落后、规模较小的中小型企业由于不具备规模经济效应，当实施环境规制时，单位产量增加的治污成本大于单位生产成本的增量，给企业带来绝大的财务负担，往往使有限的资源不能分配到生产和市场环节上，久而久之，企业经营愈加困难，产品竞争力因为成本上升而下降，最终退出市场。

（3）机会追求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一般发达地区的重污染大型企业会采用机会追求型战略。这些企业因为其所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承受的环境诉讼风险、消费者偏好转移、市场竞争机制和股东的压力也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大型企业较大。而这些企业一般在这种市场环境下，采取积极策略，主动开发高端的新产品，利用消费者对环保需求的心里，进一步掌握市场。不仅仅可以降低该地区的污染程度，也可重塑企业形象，更可最小化废物的产生、污染的排放以及产品寿命终结时的处理成本，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四 环境约束下企业的战略选择

一般来说，企业的环境战略选择与治污方法选择主要有四种关系：规制应对型――采取末端治理技术或缴纳排污费；风险规避型――更新改造设备或建立专门的污染治理设施；机会追求型――环境技术创新（马中东，陈莹，2010）。

（1）对于企业而言，消极的采取规制应对型策略对小企业在短期可能有利，从长期来讲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环境规制严格化趋势已成定局，严厉的经济性或行政处罚，对于那些采取消极策略的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而言，无异于“饮鸩止渴”，骤增的环保规制成本甚至取消这些企业市场竞争的资格。但是对于小企业而言采取风险规避型策略对企业而言不是很经济，这也要求政府采取有效的中小企业环境规制政策。在对中小企业进行环境规制时不但应该提供足够的激励，还应该帮助中小企业克服制约治污能力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同时，小企业也要积极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应对环境管制的要求，获得可持续发展。

（2）对于大企业而言，应该采取积极的企业环境策略。处于较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高污染的大企业，或是产业中的主导企业适合采取机会追求型环境战略。这些企业把环境规制作为新的市场突破，利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技术、管理与理念创新再次树立企业良好形象，提升企业竞争力，从而牢牢把握和占据市场。波特假设中所描述的积极进行产品创新与过程创新的企业正是属于这种类型（张，2005）。企业以创新来弥补规制成本，并可能获取一定的正的收益。相关的研究证实自主研发对环境技术效率提高有显著的贡献，技术改造对环境技术效率有显著的负向效应，技术引进是提升环境技术效率的重要途径。

（3）合理的企业规模有利于环境技术效率的提高。规模较大的企业适合采取风险规避型环境战略，通过建立专门的污染治理设施，或更新改造设备来使污染排放达到环境标准。大企业往往具有规模和技术优势，在建造或购置专门的治污设备时，增加的治污成本容易被内部吸收，并且在实施环境规制的过程中，往往利用环境规制这个契机开发新产品，占领市场，掌握先动优势，增强企业知名度，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五 结论

不同的企业在面临环境规制的约束时，在不同的情况下会采取不同的环境战略。环境技术收益、环境规制强度、企业环境技术实力和消费者对产品环境性能的偏好等因素都会影响企业环境战略的选择。不同的企业对环境管理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消极的环境战略有规制应对型，积极的环境战略分为分险规避型和机会追求型。

消极的采取规制应对型策略对小企业在短期可能有利，从长期来讲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对于大企业而言，应该采取积极的企业环境策略。处于较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高污染的大企业，或是产业中的主导企业适合采取机会追求型环境战略。规模较大的企业适合采取风险规避型环境战略，通过建立专门的污染治理设施，或更新改造设备来使污染排放达到环境标准。

[参考文献]

[1] Walley N. and Whitehead. “It’s Not Easy Been Green” in R. Welford and R. Starkey （eds） [R]. The Earth scanin Business and the Environment. London， Earth scan， 1996： 334-337.

[2] Porter M E. America’s Green Strategy [J]. Scientific American，1991（4）： 168.

[3] 许士春， 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基于"波特假说"的质疑[J]. 国际贸易问题， 2007（5）： 78-83

[4] 陈建伟， 环境规制下企业策略分析[D]. 厦门大学，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