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经济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市效率 城市规模 城市形态 紧凑度 数据包络分析

0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增长，我国城市化进程也日渐加快。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13年的35年间，我国城镇化率由17.92%上升到了53.73%①，但是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这意味着未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继续发展，还有更多的人要经历由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我国城市数量与规模还将持续扩大。然而，近年来我国城市空间形态以及规模的急剧变化已经带来了交通、生态、住房、城市建设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因此，只有合理控制城市规模，构建适宜的城市形态，我国才能承受住未来城市不断扩张的压力，走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城市，尤其是规模较大的城市有明显的集聚效应，能够带来较高的规模效益、较多的就业机会，产生正外部性，从而推动城市效率的提高。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城市规模可以无限膨胀，因此我们需要明确城市规模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将城市规模控制在效率最优的范围之内。城市形态是影响城市效率的重要因素，目前关于城市形态有两种基本的发展模式――以欧洲为代表的紧凑型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松散型模式，紧凑型城市倡导在有限的城市空间内集中大量人口，发展高密度的产业，提高土地和基础设施利用效率，是一种高效集约的发展模式，对于人口密集、人多地少的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将利用评价相对有效性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综合效率进行估算②，并将其分解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分别与代表城市空间形态的紧凑度和代表城市规模的人口数量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探讨城市规模与空间形态对效率的影响，并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其他部分构成如下：第二被分将回顾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总结该领域研究现状；第三部分将具体介绍模型的构建以及变量的选取；第四部分将报告实证分析和计量的结果；第五部分将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1 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城市空间形态、城市规模和城市效率等方面已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但将城市空间形态与城市规模结合起来，综合考察其对城市效率影响的研究较少。阿隆索（Alonso，1997）通过建立城市成本-收益模型，发现城市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随城市规模扩大呈递增状态，同时边际收益的变化递减而边际成本的变化递增，并由此得出了城市发展的最优规模为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曲线交点所确定的规模。王小鲁和夏小林（1999）通过计量模型的构建，用对数非线性函数来表示不同规模城市的正外部效应与负外部效应，得出前者边际收益递减，后者边际收益递增的结论，并提出城市规模在100-400万人时规模效益最高。金相郁（2006）运用卡利诺模型估算中国城市集聚经济效应，并与城市规模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与大中小城市相比，特大和超大城市的城市聚集经济并不显著的结论。

“紧凑城市”一词首先由George B.Dantzig和Thomas ISaaty（1973）提出，在之后的二十年间，涉及紧凑城市的研究很少。九十年代初期，随着世界各国城市问题的不断暴露，紧凑城市的理念逐渐走入人们视野。欧共体委员会的城市环境绿皮书（Green Paper on the Urban Environment 1990）中将紧凑城市视作“一种解决居住和环境问题的途径”，认为其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布雷赫尼③（Breheny 1997）较为全面的概述了紧凑城市的特征： 即能够促进中心区的重新振兴，节制开发农村地区，提高城市密度，形成功能混合的用地布局，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并在其节点处集中城市开发等。目前为止，学者们对于城市紧凑度的概念仍然有不同的解释，因此度量标准也不尽相同。Galster④等（2011）采用居住密度、建设用地的连续性、建设用地集中性、城市多中心性、用地功能混合程度以及用地功能的空间邻接性等8个指标来界定城市蔓延；Thinh等（2002）基于引力模型提出了紧凑度算法并产生了重要影响；赵玉柱等⑤（2011）在Thinh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种城市空间形态定量化评价指标，即标准化紧凑度指数（NCI）；李金昌、夏青（2010）综合人口密度、地均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三个变量来衡量城市紧凑度。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包络分析模型的构建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数学、运筹学、数理经济学、管理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一个新的交叉领域⑥，由A.Charnes和W.W.Cooper等人创立于1978年，此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衡量相对有效性的成熟的方法，其适用于评价拥有多个投入和多个产出的决策单元（DMU）之间的相对有效性。

设有n个城市（DMU），每个城市都有m种类型的投入和s种类型的产出，设xij为第j个城市对第i种投入的数量，yrj为第j个城市对第r种产出的数量，则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DEA模型为（魏权龄，2004）

minθ=hj0 x λj≤θxi0，i=1，…，m y λj≥y ，r=1，…，s？姿j≥0，j=1，…，n；θ无限制（1）

其中，λj为权重变量，hj0（0≤hj0≤1）为所求的第j个城市的效率指数，hj0的值越接近于1，表示城市效率越高，反之，效率就越低，当hj0=1时，称为DEA有效。式（1）称为CCR-DEA模型，其生产可能集为

Tccr=（x，y） x λj≤x， y λj≤yy≥0，λj≥0，j=1…，n （2）

判断决策单元是否为DEA有效，本质上就是判断该决策单元是否落在生产可能集的生产前沿面上。CCR-DEA模型是在假定生产可能集满足锥性公理的条件下实现的，其满足规模报酬不变，这就决定了CCR模型下的DEA有效既满足技术有效也满足规模有效，即其所求效率为综合效率（Crste）。在式（1）中引入约束条件 λj

=1，则可转变为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该模型生产可能集的公理中没有锥性假设，其规模报酬可变，所以其DEA有效仅为技术有效，所求效率为纯技术效率（Vrste），三种效率之间满足如下关系：

综合效率（Crste）= 纯技术效率（Vrste）×规模效率（Se）⑦

本文将运用CCR-DEA模型与BCC-DEA模型，利用DEAP2.1软件，计算2011年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港澳台以及拉萨市由于大量数据缺失未纳入计算）的纯技术效率（Crste）与规模效率（Vrste）。在城市运行中，纯技术效率主要衡量的是剔除与城市规模相关的效率之后的效率水平，其反映的是城市有效配置和利用资源的能力，即投入是否得到有效的利用；而规模效率主要反映的是城市投入规模的变化引起的产出效率，即产出与投入之间比例是否协调，因此，笔者认为，城市形态主要影响城市纯技术效率，而城市规模主要影响城市规模效率。

新古典经济学中，决定产出的因素有投入和技术进步，投入又分为资本、土地、劳动力以及企业家才能。本文城市样本数据全部来自《2012国家城市统计年鉴》（2011年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资本投入，以市区土地面积表示土地投入，以在岗职工人数表示劳动力投入，以教育及科技经费支出表示技术与企业家才能。产出由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在岗职工工资总额三个变量表示。

2.2 城市紧凑度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在相关的若干个变量之间提取少数几个能够代表原来多个变量的主成分，以达到降维的目的。设有p个相关变量xi（i=1，…p），将其标准化后通过线性组合，转换成另一组相互独立的变量yi（i=1，…p），使得（薛薇，2011）

y1=？滋11x1+？滋12x2+？滋13x3+…+？滋1pxpy2=？滋21x1+？滋22x2+？滋23x3+…+？滋2pxpy3=？滋31x1+？滋32x2+？滋33x3+…+？滋3pxp yp=？滋p1x1+？滋p2x2+？滋p3x3+…+？滋ppxp （3）

式（3）中？滋ij为第i个主成分与第j个原始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系数，即载荷。

y1，y2，y3，…，yp依次为原有变量x1，x2，x3，…，xp的第1，2，3…p个主成分，其在总方差中所占比重依次递减，对原有变量的解释能力也逐渐减弱。为了达到降维的目的，我们一般只提取前几个方差较大的主成分来代表所有的原始变量。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总结，笔者认为，紧凑城市有四层最基本含义：即人口密集，居住条件优良，高强度投入以及生产高效率。由此总结出主紧凑度的主要影响变量：即代表人口密集程度的人口密度、代表居住条件的地均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代表投入强度的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代表产出效率的GDP密度。通过SPSS计算四个变量相关系数矩阵得知，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大于0.75，具有较强的线性关系，适合利用主成分分析法。

2.3 普通OLS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构建

多元线性回归的核心是描述一个因变量与两个以上自变量之间线性关系，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是多元线性回归最为基本和常用的方法。设因变量y与自变量x1，x2，x3，…，xk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则其回归模型为

y=β1x1+β2x2+β3x3+…+βkxk+？滋 （4）

式（4）中，？滋为误差项。

本文利用OLS线性回归模型来拟合城市紧凑度与城市纯技术效率（Vrste）之间的关系，其中，紧凑度为解释变量，纯技术效率为被解释变量。由于城市效率还受到城市规模、在岗职工人数、固定资产投资额、教育及科技经费投入额的影响，故将其设为控制变量。

2.4 分位数回归模型的构建

分位数回归的思想由Koenkerh和Basset于1978年首次提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十分成熟，被应用于各个领域。经典线性回归模型描述的是自变量对于因变量条件均值的影响，其假定自变量仅能影响因变量条件分布的位置，而不对其分布的形状等方面产生影响。分位数回归（QR）则是依据自变量来估计因变量条件分位数的一种方法，其可以对特定分布的数据进行估计，提供不同分位数的估计结果。因此，与经典线性回归相比，分位数回归能够更加详细地提供因变量条件分布的信息，从而进行全面的分析。

设Y为被解释变量，X为解释变量，x为控制变量，则分位数回归模型为

Yq=βq*X+a*x+？滋 （5）

式（5）中，q（0

q│Y-β X│ （1-q）│Y-β x│ （6）

本文用城市人口数量代表城市规模，将城市人口数量作为解释变量，规模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建立分位数回归，在规模效率的不同分位点上进行回归，可以更加准确的估计城市规模对规模效率的影响。该模型控制变量包括在岗职工人数、固定资产投资额、教育及科技经费投入额。

3 实证分析结果

3.1 城市效率度量――数据包络分析（DEA）

本文利用201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及DEAP2.1软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方法，计算出了各城市的相对效率水平，包括综合效率（Crste）、纯技术效率（Vrste）以及规模效率（Se），由于样本量过大，本文不再详细列举各城市效率水平。

3.1.1 规模效率分析

计算结果显示，2011年在全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港澳台以及拉萨市除外）中，达到规模效率最大化的城市数量（38个）与规模报酬递减的城市数量（34个）基本持平，大部分城市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215个）。因此，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还有较大空间来扩大城市规模。总体来看，我国大城市数量偏少，小城市人口不足，平均城市规模较小。一般来说，在规模效率达到最优之前，城市的集聚效应与规模呈正比，城市规模偏小显然限制了集聚效应的发挥，这与王小鲁（2010）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著名城市经济学家弗农・亨德森（Henderson，2007）指出：“虽然一些城市在过去几年经历了大规模人口流入，中国总体仍是城市数量众多，人口规模不足”⑧。他认为，如果那些小规模地级市的规模扩大一倍，则其单位劳动力的实际产出可以增长20%-35%。因此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其今后的发展方向仍然应该是吸收人口、扩大规模、增加投入。

3.1.2 纯技术效率分析

2011年全国287个城市的平均纯技术效率为0.79，其中，有58个城市达到了技术有效（即Vrste=1），纯技术效率大于平均值的城市达到了133个，总体来说，中国城市纯技术效率情况较为乐观。从地域分布来看，纯技术效率小于0.6的34个城市中，位于东北、西北、西南、华中、华东、华南的数量分别为5个、3个、3个、14个、6个、3个，除了华中地区占比较多外，我国城市的技术效率分布并没有特别显著的地区差异。

3.2 城市紧凑度度量――主成分分析

本文选取了四个反映城市紧凑度不同侧面的变量，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给出各城市紧凑度的综合得分。由于变量个数较少且相关性较强，本文拟提取一个主成分来解释所有变量。

因子解释原有变量总方差的情况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由上表可知，第一个因子的特征值为3.485，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7.115%，因此，第一个因子可以解释原有4个变量总方差的87.115%。总体上，原有变量的信息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存，因子分子效果较为理想。

因子载荷矩阵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根据上表因子载荷矩阵，可以计算出各城市紧凑度的综合得分，即：紧凑度=0.259*人口密度+0.263*GDP密度+0.277*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0.272*地均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由于变量经过标准化处理，得分存在负值，为了方便下一步分析检验，将所有城市得分全部加3，使其变为正值。

3.3 紧凑度对纯技术效率的影响――普通最小二乘回归

将解释变量紧凑度，被解释变量纯技术效率和控制变量代入模型，利用Stata12.0进行普通OLS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紧凑度对纯技术效率影响普通OLS输出结果

注：*表示p

由上表可以看出，该模型对于纯技术效率的解释力度为15.7%，城市紧凑度对城市纯技术效率有显著影响。城市紧凑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城市纯技术效率将提高11.7%，因此发展紧凑型城市对于促进城市纯技术效率的提高有积极意义。

3.4 城市规模对城市规模效率的影响――分位数回归

将2011年数据代入模型，利用Stata12.0，得出如下结果：

由上表可知，城市规模效率与代表城市规模的城镇人口数量在每个分位点处都呈正相关关系，即城市规模的扩大会引起规模效率的提高。但模型R方较小，说明城市规模效率还受其他很多因素影响，因此相关度较低。在10%的分位点上，城市规模对于规模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0001，且并不显著，即在此时扩大城市规模并不能显著地提高城市规模效率。在25%的分位点上，城市规模对规模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00028，且显著性较10%分位点上有所提高。城市规模对规模效率的影响系数以及显著性在50%的分位点上达到最高，此时城市规模每扩大一个单位，城市规模效率会相应地提高0.067%。在之后的75%分位点和90%分位点上，系数与显著性均依次减小。

从整体来看，城市规模对规模效率影响的强度呈倒U型，由于规模效率与城市规模正相关，因此，在规模效率较小（处在50%分位点以下）时，相应地城市规模也较小，边际规模效率随城市规模扩大而递增，即在城市规模的扩大的过程中，规模效率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反之，在规模效率较大时（处在50%分位点以上）时，城市规模也较大，边际规模效率随城市规模的继续扩大而递减。由此来看，当城市规模较小，规模效率较低时，扩大规模会引起城市规模效率较为显著的提高，而当规模效率随城市规模扩大提高到一定程度后，规模的扩大对于效率增加的贡献开始逐渐降低。

4 结语

本文结合中国城市具体情况，分析了城市规模与城市形态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通过对全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年的截面数据进行数据包络分析（DEA）、主成分分析、普通OLS回归以及分位数回归（QR）之后，得出如下结论：①城市规模对规模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且边际规模效率随城市规模的扩大呈倒U型分布；②我国大多数城市目前尚处在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平均城市规模较小，规模效率存在上升空间，扩大城市规模能够优化规模效率；③我国城市紧凑度没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城市紧凑程度影响城市纯技术效率，随着紧凑度的提高，纯技术效率也会相应地提高。

综上所述，由于城市规模效率随城市规模扩大而提高，且我国城市多为规模报酬递增，因此今后应继续吸纳人口、扩大城市规模。然而，又因为边际规模效率随城市规模的扩大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态势，从国家层面上看，优先发展中小型城市对于整体规模效率的提高有更大的贡献。因此，我国应将重点放在中小城市上，扩大其规模以优化规模效率。同时，提高城市紧凑度能够带动城市纯技术效率的提高，紧凑型城市是一种高效、集约的发展模式，适合我国国情。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②本文城市各项数据均来自《2012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③Breheny.M.Urban：Feasible and Acceptable[J].Cities：1997（4）：209-217.

④Galster G.Hanson.Wrestling sprawl to the ground：defining and measuring an elusive concept.Housing Policy.2001.12（4）：681-717.

⑤赵景柱，宋瑜，石龙宇，唐立娜：城市空间形态紧凑度模型构建方法研究[J].生态学报：2011（21）：6338-6343。

⑥魏权龄：《评价相对有效性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

⑦魏权龄：《评价相对有效性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94-95。

⑧J.Vernon Henderson.《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的政策问题与选择》，载《城市发展研究》2007（04）：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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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经济范文第2篇

关键词：Zipf维数；城市规模分布；“一小时经济圈”；重庆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1-0151-03

2006年11月，重庆市提出了“一圈两翼”（一小时经济圈、渝东北翼、渝东南翼）发展战略，“一小时经济圈”是以主城为核心、以大约1小时通勤距离为半径范围的城市经济区，主要包括主城九区以及永川区、江津区、合川区、双桥区、万盛区、南川区、涪陵区、长寿区、潼南县、铜梁县、大足县、荣昌县、璧山县、綦江县（共23个区县），总面积28661km2，

2008年总人口1 820.7万，非农业人口677.62万，城市化率37.32%。根据未来重庆的战略构想，2020年“一小时经济圈”将形成1个特大城市、5个大城市、7个中等城市、若干小城市的城市体系。本文以“一小时经济圈”的非农业人口为测度指标，用Zipf公式为主要分析方法，对该区域的城市规模分布进行分析。

一、“一小时经济圈”城市规模分布现状分析

1.城市首位分布显著――城市首位度分析

1939年，马克・杰斐逊（M．Jefferson）提出了城市首位律（Law of the Primate City），即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总要比这个国家的第二位城市大得异乎寻常，体现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智能和情感，在国家中发挥异常突出的影响。代表城镇体系中的城市发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有下列三个城市首位度指数：

两城市指数：S=P1/P2=9.80

四城市指数：S=P1/（P2+P3+P4）=3.73

十一城市指数：S=2P1/（P2+P3+…+P11）= 3.03

按照奥尔巴赫(F．Auerbach)的位序―规模的原理，正常的二城市指数应该是2，正常的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应该是1。“一小时经济圈”的两城市指数为9.8，四城市指数是3.73，十一城市指数是3.03，均明显高于正常值，说明“一小时经济圈”首位城市的垄断性非常强，人口分布差异大，城市规模分布是首位分布。根据表2“一小时经济圈”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个数为1、0、6、8；非农业人口占总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为57.9%、0%、26.34%、15.76%。

2.城市规模分布的分形特征――城市位序―规模法则

城市位序―规模法则是从城市的规模和城市规模位序的关系来考察一个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设想一个区域，其中分布若干聚落，设置一个人口尺度r进行度量，规定人口规模P≥r的聚落为城市，改变人口尺度r，区域内城市数目N（r）发生相应变化。在一定条件下N（r）与r满足幂律关系：

N（r）=Cr-D（1）

可以认为城市的规模分布是自相似的，即具有分形性质[1]。式中C为常数，D为分维。

1949年G.K.Zipf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通用的城市规模分布法则，Zipf公式（可由（1）式变换得来）：

Pr=P1r-q（2）

式中，r为城市位序（r=1，2，3…，n；n为城市总数），Pr为位序为r的城市人口数，系数P1为首位城市人口数，q为参数，有人称之为Zipf维数[2]，实则为分维的倒数，即q=1/D，Zipf维数可以指示区域城市规模分布的特征[3]。令（2）式中r=n，则有：

P1/ Pn=nq（3）

对（2）式做对数变换可得：ln Pr=ln P1-qlnn（4）

式中，Pn为最小城市人口数，则有：

1.当q=1，即D=1时，首位城市与最小城市的人口数之比恰为区域内的城市总数，这是自然状态下的最优分布。

2.当q>1即Dn，此时城市规模分布分散，城市人口分布差异大，首位城市的垄断性较强。

3.当q1时，P1/ Pn

4.当q0即D∞时，所有的城市一样大；当q∞ 即D0时，区域内只有一个城市。这两种极端情况在现实中一般不会出现。

可见，Zipf维数的高低指示区域城市规模分布的性态，从而反映了城市体系的等级结构特征。人们关心的是，Zipf维数是否有一个合适的数值，是否可以随意变化，将Zipf定律置于城市结构和功能模型体系，可以发现q具有深刻的地理意义。

为了清楚表现“一小时经济圈”城市分布的总体特征，根据上页表1作（r，Pr）双对数散点图（见图1），次位城市相对于首位城市陡降，说明“一小时经济圈”的城市规模存在中间层次严重断层。用线性回归进行模拟得到位序―规模方程式：ln Pr=5.2540-1.1756lnr（R2=-0.8994），q的绝对值大于1，说明“一小时经济圈”城市规模分布分散，城市人口分布差异大，首位城市的垄断性较强。

二、“一小时经济圈”城市规模分布时序分析

根据“一小时经济圈”各区县（市）1999―2008年非农业人口数，计算出历年的Zipf指数。表3显示：1999―2008年位序―规模方程的相关系数R2都大于0.89，相关性较好，说明“一小时经济圈”城市规模分布具有较明显的分形特征。q值在1999―2008年期间一直大于1，表明“一小时经济圈”人口向特大城市（主城区）聚集比较显著，城市规模分布一直比较分散（如下页图2），主城区的非农业人口数量一直占了该区域总非农业人口近60%；同时由于该区域次位城市与首位城市的差距非常大，因此要达到整个区域的城市规模协调仍需要很长时间（二、四、十一城市指数分别从1999年的11.85、4.21、3.49下降为2008年的9.8、3.73、3.03）。

q值在1999―2008年间表现为两段：1999―2005年总体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即 “一小时经济圈”非农业人口向主城区聚集数量逐年增加，主城区对该区域非农业人口增长百分比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34.72%增长为2005年63.01%；2006―2008年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即“一小时经济圈”非农业人口开始逐渐趋向于转移到主城区周边的城市（如图2），主城区对该区域非农业人口增长百分比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从2006年的64.42%下降为2008年的50.50%。

三、结论

1.“一小时经济圈”城市规模的时空分布具有自相似的分形性质，城市规模分布分散，城市人口分布差异大，首位城市的垄断性较强。上述结论与地理学、经济学角度分析城市化的结论相一致：2008年重庆市与主城区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分别为933.04平方公里、443.6平方公里、1999年重庆市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仅为302平方公里；2008年主城区第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分别占全市的44.10%、50.34%。

2. 1999―2005年，“一小时经济圈”非农业人口一直以逐年增加的趋势向主城区聚集（2001年构建了三大经济区），① 2006年“一圈两翼”的提出，较好地带动了“一小时经济圈”主城区外圈城市规模的发展，要实现2020年5个大城市、7个中等城市的目标，应重点培育非农业人口数大于25万的江津、涪陵、合川、永川等区县。随着“成渝”、“渝遂”高速公路（铁路）主骨架的建成，由公路、铁路、水运交织组成的综合交通网络将“一小时经济区”主城区外的各级城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城镇连片发展趋势明显，形成了合川、永川、江津三个区域中心城区，众多小城镇构成的城市群框架；上述区县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主城区“退二进三”企业大量入驻和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两大因素成为其城市化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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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One Hour Circle” City Size Distribution of Fractal Research

TANG Hong-ling

（ChongqingCityManagement College，Chongqing401331，China）

城市规模经济范文第3篇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不同类型的城市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结构重组和空间扩大。城市规模扩张已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制度在城市经济规模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对于城市制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马歇尔和熊彼特所代表的演化经济学派、凡伯伦所代表的社会心理学派、康芒斯所代表的社会法律学派以及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他们认为制度可以对经济体扩张起着良好的规范性作用，可以指引宏观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诺斯将制度分为两种：非正式的制度指的是由于风俗、传统、地域理念而形成的约定俗成的约束，比如宗教;而正式的制度，则是政府部门为了约束经济行为而制定的一系列的，要求经济参与主体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条款。制度是为利己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存在的，在形成城市规模之后的城市扩张中，合理的制度安排在引导合理的经济秩序，避免柠檬市场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制度的存在有助于避免混乱的经济秩序，使得城市的规模的扩大趋于理性——结构上的不断更新，而不仅仅是规模的扩大。在本文中主要介绍的是城市规模扩张中正式制度所起的作用。

二、城市规模扩张的含义

城市规模扩张的概念最早是在1867年有A.Serda《城市化基本原理》中提出的概念。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外对有关城市规模扩张原理有着不同的解释，形成以人口扩张、空间扩张、文化扩张、生态扩张等等。

1.人口扩张。人口扩张观点认为，将非城市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这个简单的过程就完成了城市规模扩大。H.Eldridge认为人口的集中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而他的支持者提出了“第一产业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人口规模不断转移”的观点。这种理论在现在虽然不能全面成立因其忽视了众多思想、文化、经济、社会等现实问题。但是从目前城市经济发展的进程来看，人口扩张成为已经成为了城市经济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

2.空间扩张 。空间扩张指的是在城市规模扩张中，一定地域的产业结构、管理手段、服务设施、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要素由小到大、由粗到精、由分散到集中、由单一到复合的一种转换或重组的动态过程。但是这种片面的强调，忽视了精神、思维、教育等人文素养的变迁。

3.文化扩张。文化扩张指的是将城市发展理念、教育理念带入到乡村，通过人文影响逐渐实现扩张。这种规模扩张忽略了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片面强调人文影响。

三、制度在城市规模扩张中的作用

当初期的城市经由一定的路径依赖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再进行更深层次的发展、壮大时，自发的城市规模扩张已经不能满足快速膨胀的城市形势，而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弥补这种不足，避免“公地悲剧”。制度具有权威性、强制性的特征。有效的制度可以协调各方面因素，实现城市经济规模有序扩张。已初具产业规模的城市，若要实现城市的合理化发展，则必须要对城市作出长远性、整体性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要基于整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特征、经济要素、人口规模等作出合理判断。尤其重要的是，城市自身所处的经济位置、发展理念、发展目标作出合理判断。

1.避免公地悲剧 制度可以有效避免“公地悲剧”。所谓的“公地悲剧”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经济人利益最大化属性和公共物品属性造成的公共物品的大量灭失。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在自组织性扩张中，由于每个经济经济个体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很多公共利益，比如环境、交通等等，从而对经济发展形成阻碍。在这种依靠城市原始本能进行扩张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政府可以通过指定一系列的相关法规、制度，实行强制性措施，来实现城市经济的快速、稳定、持续发展。

2.先行导向型作用 制度引导具有先行导向性。城市政府作为城市制度的制定者，在即将开发城市某个地区、某项产业时，必然会出台一些列的相关政策。政府在制定制度时会结合城市的产业布局、竞争力发展而做出的决议。这时，作为经济个体，企业若选择政府要投资开发的土地进行商业活动，政府则会有大量的优惠政策;若无优惠政策，政府也会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大量吸引资金，形成良好的商业、生活环境，这样给企业发展带来长远契机。在我国改革开放城市经济的发展探索中不难发现，滞后型的制度总会带来一些列的问题。以山东省会济南为例。在发展初期，政府采取了放任自流的发展态度，当再次采取措施时，原有的经济格局已不易再被打破，整个城市呈现出轴对称的发展趋势，只能在周线的基础上，很小范围内的向周围发展。因为“伦敦车辙”效应，整个城市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已经形成规模，只能在既定基础上发展。基于很多早期城市存在的明显问题，现在我国城市扩展规划具有明显的先行导向型作用。以上海的浦东新区为例，强有力政策的前期引导已经为入驻浦东新区的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润，浦东新区的发展也有效带动了整个上海的经济发展。

3.实现城市有效率扩张 制度引导可以实现城市的有效率扩张。有效率的扩张指的是，城市产业结构的改进、提升带来的城市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原有的地域不能承受这种扩张带来的人口、土地的增长，进而寻求更多发展空间的扩展行为。作为整体经济的总揽全局者，政府出台每项经济政策时都会考虑经济的长远发展，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预留一定的空间，而不仅仅是为了扩大规模而城市外延。对于城市需要郊区化的产业，政府就会相应的提供一系列的基础设施作为辅助，通常这些辅助设施会由于原先厂商原先所处地域，因而会吸引大量的厂商形成集聚，将外部化优势内部化，逐渐具有规模优势。对于整个城市发展而言，将相似性产业集中到一起，有利于节约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且若所有不同的产业全部分散到一个城市的不同外部，带动所处新区域的发展，形成新的商业中心，最终会形成多个市中心的格局。有利于土地、劳动力资本的有效利用，进而加快城镇化进程。

4.肃清市场 制度可以肃清市场，提高产业竞争力。存在城市扩张需求的产业，基本都是厂商数目较多、现行的城市规模中限制了行业发展，因此需要更大的空间来满足行业需求。而厂商数目较多的产业，极易形成“柠檬市场”——即具有价格优势的劣质产品占据优势地位，而价格较高的质量较优的产品则占据了劣势地位，使得这个城市的产业相对于其他城市，不具有竞争优势。城市扩张中，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一些列的相关制度限制劣质产品生产者的外向扩展，提高劣质厂商的机会成本;对符合条件的优质厂商提供优惠政策从而降低其生产成本。通过市场作用，淘汰劣质厂商，肃清市场，提高城市的整体竞争力。

城市规模经济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市体系 等级 规模

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城市人口增长和地区经济差异越来越明显，城市等级体系也必然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动。我国城市数量多、区位优势和经济发展差异巨大，加强城市等级体系的研究对于探索新时期我国城市发展规律和制定合理的城市群发展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市等级体系的概念界定

基于城市等级体系的自身特点，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等级体系的研究主要是以定量研究为主，对其定性研究较少，因此城市等级体系的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在一些研究中将城市等级体系、城市规模等级和城市体系等级混合来用。

城市规模等级是衡量城市大小的指标，包括人口规模、用地规模、经济职能规模和基础设施规模四部分，在实际应用中主要以人口规模为主。依据城市非农人口规模指标将我国城市分为五个等级：超特大城市（人口1000万及以上）、特大城市（人口大于100万小于1000万）、大城市（人口在50万到100万）、中等城市（人口在20万到50万）和小城市（人口规模20万以下）。

城市等级体系是指按照城市多项指标的综合对城市进行定位，它包含了城市中心地区和广大乡村地区，以及多产业体系的区域经济系统，城市等级的确定对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城市等级绝不等同于城市规模，一些人口多的城市其等级不一定高，人口相同的城市也不一定就属于同一个等级。但在一些实际研究中，直接以人口规模指标来划分城市等级。

城市体系是指一定地域内在功能和等级方面互相联系的城市总体，城市体系是对多个城市来说。它包括城市功能体系、城市等级体系两种类型和规模结构、职能结构、空间结构三个基本结构。城市体系可按城市规模的大小划分为若干个级别，但并不意味着这个级别就能代替整个体系的等级。

综上所述，并不能说单个的城市规模或城市等级就是城市等级体系，本文所讲的城市等级体系为城市规模和城市等级的综合体。

二、城市等级体系的相关理论综述

城市等级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几个重要的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为依托。克里斯塔勒型（Christaller-type）的城市空间体系是在农业腹地的扩大导致制造业生产地点分散（通过产品差异或运输成本导致多组货物生产组织的产生）中自发形成的。城市等级体系的演化经历了三种不同的传统模式，第一模式是采用阿隆索（1964）——米尔斯（1967）——穆斯（1969）单中心城市模型，这是杜能（1826）土地利用模式的重新修正，其中“偏僻的小镇”有中央商务区（CBD）取代。第二模式是亨德森（1974）作为经济模型的城镇体系，也就是作为一个集合的城市，其主要研究城市规模和类型（Henderson，1987，1988）。第三模式是克里斯塔勒（1933）和廖什（1940）的中心地理论，以均质的平原空间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为理论基础。

（一）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

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是由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 Christaller）和德国经济学家廖什（A. Losch）分别于1933年和1940年提出的，50年代起开始流行于英语国家，之后传播到其他国家，被认为是20世纪人文地理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通过对德国南部城镇的调查，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发表了《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一书，系统地阐明了中心地的数量、规模和分布模式，建立起了中心地理论。克里斯塔勒创建中心地理论深受杜能和韦伯区位论的影响，所以他的理论也建立在“理想地表”之上；其后又引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即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理性人假说。克里斯塔勒指出级别高越高的中心地生产较高级别的中心货物或提供较高级别的服务，反之亦然。根据中心地的服务范围，提出了正六边形的网络服务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K=3的不同级别的中心地数量的递推公式。

克里斯塔勒认为，有三个原则支配中心地体系的形成，即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不同的原则有类似于K=3的中心体系网络分布，只是在不同的原则下K的取值不同而已，市场原则下取值为3，交通原则下取值为4，行政原则下取值为7。以上三个原则共同导致了城市等级体系的形成。

1940年，德国经济学家奥古斯特·廖什出版了《区位经济学》一书，在书中他利用数学推导和经济学理论，得出了一个与克里斯塔勒学说完全相同的区位模型。与克里斯塔勒不同，廖什更多的是从企业区位理论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方法，提出自己的生产区位景观。廖什出色的工作，为中心地理论树立了更为牢固的理论基础。

此后，1958年，贝里（B.J.L. Berry）和加里森（W. L. Garrison）对中心地理论作出了一些新的解释。首先，他们增补了中心地理论的假设，即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是均质分布的。其次，由于当时克里斯塔勒的《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尚未译成英文，贝里和加里森对六边形网络做了自己的解释。在构造中心地等级体系时，贝里和加里森明确提出了“边际等级货物”这一概念，这对中心地理论是一个发展。1962年贝里又提出中心地等级的提高，职能单位数目的增加比中心地职能数目的增加要快。1967年贝里又指出中心地理论假设条件变化后对中心地等级体系的影响。他认为，人口密度越高，地区潜在的消费也越高，因此，中心地等级体系中的层次潜在数目就越多。便利、快捷、低成本的交通将减少低级中心地的重要性，有利于较高级别中心地的发展，这一点符合美国中心地的发展态势。他还指出，农业社会由于消费水平低，中心地职能分化程度低，中心地等级体系的层次数也较少。

贝里（Berry，1967）的概括特征的前两个已由Fujita等（1999）、Tabuchi和Thisse（2011）的研究演绎得出。可见，城市等级体系依托于中心地理论而产生和发展。

（二）亨德森城市体系理论（Henderson-type）

城市经济学在针对城市区规模和类型结构的研究中构建了关于城市等级体系的模型（Henderson，1974等）。亨德森认为经济体为城市的集合（A Collection of Cities），其中存在两种相反的作用力，即产业在城市的地理集聚产生外部经济，同时，越大的城市存在越高通勤成本引发城市的非经济性。同时，亨德森提出由于产业间的规模经济存在差异，而城市非经济性决定于城市规模，由此解释了存在大量具有不同规模的专业化城市现象。但亨德森的城市体系无法处理城市空间分布及相互空间作业关系等空间问题，因此可以被视为无空间城市体系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上的城市等级体系研究，将空间因素重新带回城市等级体系理论的模型。该研究始于Fujita和Krugman（1995）对于“杜能”空间经济框架中单中心城市形成机制的建模，随后，Mori（1995）、Fujita和Mori（1997）逐步推进，最后Fujita等（1999）完成创作。此后，Tabuchi和Thisse（2011）对此进行了必要的补充。

（三）城市首位律（law of the primate city）

城市首位律是马克·杰斐逊（M. Jefferson）早在1939年对国家城市规模分布规律的一种概括。杰斐逊分析了51个国家（其中6个国家为两个不同时段）的情况，列出了每个国家前三位城市的规模和比例关系，发现其中有28个国家的最大城市是第二位城市人口的两倍以上，有18个国家大于第二位城市三倍以上。他将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据明显优势的城市定义为首位城市（primate city）。其定义的首位城市也就是一个国家中最高等级的城市。

首位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体系中的城市人口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这不免以偏概全。为了改进首位度2城市指数的简单化，又有人提出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

（四）城市金字塔

城市金字塔是指城市按规模大小分成等级，等级越高的城市数量越小。高等级的城市唯一金字塔的顶部，低等级的城市是城市规模等级金字塔的基础。不同规模等级城市数量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每一规模等级城市数量与其上一规模等级城市数相除的伤（K值）来表示。

城市金字塔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城市规模分布的简便方法。戴维斯（K. Davis）把城市金字塔的规模等级边界规范化，当城市规模按两倍数分级时，发现世界和城市体系发育的大国基本符合各规模级城市的数目随着规模级降低而倍增的规律。

（五）位序——规模法则（rank-size rule）

位序——规模法则从城市的规模和城市规模位序的关系来考察一个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

最早是1913年奥尔巴克（F. Auerbach）发现五个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城市人口数据符合下式

PiRi=K

式中：Pi是一国城市按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序后第i位城市的人口数；Ri是第i位城市的位序；K是常数。

1925年罗特卡（A.J. Lotka）发现美国符合

PiRi0.93=5000000

他给出了一个比奥尔巴克方程能更好地拟合美国1920年的100个最大城市的模式。罗特卡的贡献在于对位序变量允许有一个指数。

1936年在辛格（H.W. Singer）的研究中才出现一般转化公式（以10为底的对数的转化公式），相当于：

PiRiq=K

1949年捷夫（G.K. Zipf）提出在经济发达国家里，一体化的城市体系的城市规模分布可用简单的公式表示：Pr=P1/R。式中：Pr是第r位城市的人口；P1是最大城市的人口；R是Pr城市的位序。

捷夫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作为一种理想的均衡状态，已被很多人介绍。

三、城市等级体系实证研究综述

城市等级体系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对城市等级体系的研究多是从经济地理学科理论基础出发。国内外对城市等级体系的研究中最常见的问题是关于城市等级体系的划分。传统的方法是从单一的人口规模角度划分；或者是从行政职能的角度划分，但以人口规模方法最为多见。

国外对城市体系研究最早的要数奥尔巴赫（F. Auerbach），他于1913年提出的位序-规模法则，用公式来表示一个城市的规模和该城市在国家所有城市按人口规模排序的关系。罗特卡对奥尔巴克的约束性方程做了修正，辛格（H.W. Singer）1936年提出了一般转移公式。1949年捷夫（G.K. Zipf）提出了在经济发达国家里一体化城市规模分布的表达式。马克·杰斐逊（M.Jefferson）于1939年提出了城市首位律（Law of the Primate City），通过对51个国家（其中6个国家为两个不同时段）的情况分析，他发现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要比第二位城市大两倍或三倍以上。马克·杰斐逊还提出了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

我国学者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理论。比较成功的有：严重敏、宁越敏（1980年）和徐学强（1982年）先后用全国城镇的详细人口资料进行的位序-规模律的检验，指出我国城市整体上符合位序——规模法则；王法辉（1989年）用更系统的设市城市资料计算（1949—1987年）历年位序——规模模式参数；周一星（1989年）对中国各省区二、四、十一城市指数计算；徐学强（1982年）、李少星（2009）周一星（1986年）对80年代以前中国的城市规模等级结构详细的分析等。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一些学者在前人研究城市规模等级体系的成果上，将城市等级体系的研究进一步推进和细分。其中，陈彦光（2001，2002，2010，）等，运用理论模型对美国一些城市和我国一些城市进行实证研究，验证实际发展中的城市对模型的拟合度；J.K. Ahn，H.O. Nourse，张弘芬提出城市等级体系空间经济相互依存模型，提出产业等级和城市等级体系的关联；王发曾（1993年）针对河南省提出建立城市体系等级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对河南省的城市发展提出建议；魏守华、韩晨霞（2010年）对城市等级与服务业发展采用基于份额偏离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对我国城市等级与城市发展阶段的联系具有借鉴意义；刘继生、陈彦光（2001年）对城市等级体系结构进行宏观——微观对称性分析，具有创新意义；李震、杨永春根据我国城市发展的自身特色将GDP的规模分布于城市等级变化进行等级结构扁平化抑或是等级性加强的分析，指出我国城市GDP规模分布于城市等级变化等级结构加强，而不是西方国家的扁平化，但加强速度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有减弱趋向；我国还有一些学者将交通网络引入城市等级体系的研究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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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争胜，邓线平. 中国城市等级体系问题的初步研究[J].城市研究（南京），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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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城市规模经济范文第5篇

一、我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数量统计分析

1.全国不同规模的城市数量总体统计

按照2014年11月21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规定，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据此，对全国2003-2012年不同规模城市的数量进行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为更直观地展示2003-2012年全国不同规模城市的数量变化情况，将表1的数据反映在图1中。

结合表1和图1可知：2003-2012年，（1）我国城市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城市总数处于653-657个的区间范围；（2）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I的数量也基本保持稳定、波动较小，区间范围分别是1-3个、4-5个和5-9个；（3）大城市II和中等城市的数量分别以2008年和2007年为界，呈现出先逐年减少再逐年增加的态势，其中大城市II数量先从55个（2003年）减少到44个（2008年）后又增加到50个（2012年），中等城市数量先从95个（2003年）减少到84个（2007年）后又增加到91个（2012年）；（4）只有小城市I的数量保持逐年增加，从196个（2003年）增加到251个（2012年）；（5）小城市II的数量总体上呈减少趋势，从292个（2003年）减少到247个（2012年）。

2.全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数量的分布统计

截至2012年，我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数量的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为更直观地展示2012年全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数量变化情况，将表2的数据反映在图2中。

结合表2和图2可知：截至2012年，（1）我国城市分布并不均衡，四大经济区域的城市个数从多到少依次为：东部地区（238个）、中部和西部地区（均为169个）、东北地区（89个）；（2）超大城市（3个）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3）特大城市（5个）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3个）；（4）大城市I在各区域均有分布且数量较少（均不超过3个）；（5）大城市II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24个），其次依次为西部地区（11个）、中部地区（9个）和东北地区（6个）；（6）中等城市在四大经济区域呈梯度分布，从多到少依次为东部地区（31个）、中部地区（28个）、西部地区（18个）和东北地区（14个）；（7）小城市I在四大经济区域呈梯度分布，从多到少依次为东部地区（95个）、中部地区（71个）、西部地区（61个）和东北地区（24个）；（8）小城市II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76个）和东部地区（71个），其次依次是中部地区（58个）和东北地区（42个）。

二、我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统计分析

1.全国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统计

全国2003-2012年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为更直观地展示2003-2012年全国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变化情况，将表3的数据反映在图3中。

结合表3和图3可知：2003-2012年，（1）我国城市城区人口总体上呈增加态势，但其在全国总人口中的占比始终处于25%-28%的区间范围；2003年与2012年城市城区总人口分别为33805.01万和36989.68万；（2）超大城市的城区人口总体上呈快速增加态势，从1278.23万（2003年）增加到5218.87万（2012年）；（3）特大城市的城区人口波动较大，总体上呈减少态势，2003年与2012年城区人口分别为3548.87万和3084.29万；（4）大城市I的城区人口波动较大，总体上呈减少态势，2012年有较大反弹；（5）大城市II的城区人口总体上呈减少态势，2003年与2012年城区人口分别为9023.14万和8225.56万；（6）中等城市的城区人口先逐年减少再逐年增加，从6728.77万（2003年）减少到5832.36万（2007年）后再增加到6414.07万（2012年）；（7）小城市I的城区人口保持逐年增加态势，从6026.95万（2003年）增加到7805.14万（2012年）；（8）小城市II的城区人口总体上呈减少态势，2003年与2012年城区人口分别为3661.47万和3300.1万。

2.全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人口的统计分析

截至2012年，全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为更直观地展示2012年全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变化情况，将表4的数据反映在图4中。

结合表4和图4可知：截至2012年，（1）我国城市城区人口分布并不均衡，四大经济区域的城市城区人口从多到少依次为：东部地区（17426.83万）、中部地区（7666.47万人）、西部地区（7433.85万）、东北地区（4462.53万）；（2）超大城市人口（5218.87万）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3）特大城市、大城市II的城区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54.08%和49.33%）；（4）大城市I的城区人口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38.27%）；（5）中等城市和小城市I的城区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34.85%和30.61）和中部地区（37.36%和29.37%）。

三、我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建成区面积统计分析

1.全国不同规模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总体统计

全国2003-2012年不同规模城市的建成区面积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为更直观地展示2003-2012年全国不同规模城市的建成区变化情况，将表5的数据反映在图5中。

结合表5和图5可知：2003-2012年，（1）我国城市建成区逐年扩大，建成区面积28586.38平方公里（2003年）逐年增加到45506.37平方公里（2012年），增长了59.19%；（2）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I的建成区面积波动较大；与2003年相比，三类城市2012年的建成区面积分别增长468.30%、17.39%和41.81%；（3）大城市II、中等城市和小城市I的建成区逐年扩大，建成区面积分别从2003年的6612.76平方公里、5489.18平方公里和5967.45平方公里增加到2012年的11433.72平方公里、8176.05平方公里和10637.01平方公里；（4）小城市II建城区总体上呈缓慢扩张态势，2003年和2012年的建成区面积分别为4354.89平方公里和4986.74平方公里。

2.全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建成区面积的统计分析

截至2012年，全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建成区面积统计结果如表6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