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环境研究
城市与环境研究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城市环境史 人工环境 城市生态学 城市环卫体系 环境正义运动
马丁·麦乐西是美国休士顿大学杰出历史学教授，公共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环境史、公共史、能源史和外交史，是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扛鼎人物，曾经担任“美国环境史学会”（1993—1995）、“公共史全国委员会”（1992—1993）和“公共工程历史学会”（1988-1989）的主席，是城市污染和技术变迁史研究的国际权威。出版了九部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分别是：《公共政策和环境》（2004年），《排放的美国：城市、工业、能源和环境》（2001年），《环卫城市：从殖民地时期至今的美国城市基础设施》（2000年），《城市公共政策：历史模式与方法》（1993年），《托马斯·A·爱迪生与美国现代化》（1990年），《应对富裕：美国工业化时期的能源与环境》（1985年），《城市垃圾：1880—1980年的垃圾、改革和环境》（1981年），《1870—1930年美国城市的污染与改革》（1980年）和《珍珠港的阴影：1941—1946年关于突袭的政治争论》（1977年）。马丁的论著多次获得重要奖励，1972年初出茅庐就以“眼不见、心不想：1860—1920年美国的环境与都市垃圾处理”一文荣获全国研究生优秀论文“乔治·P·哈梦德奖”。《环卫城市》一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先后荣获“美国环境史学会”2000年优秀著作“乔治·伯金斯·马什奖”、“公共工程历史学会”2001年优秀著作“亚伯·沃尔曼奖”和“美国城市史学会”2001年优秀著作“城市史学会奖”。马丁教授曾经担任赫尔辛基大学和巴黎第八大学的访问教授，积极参与欧洲环境史学会和城市史学会的学术活动，在欧美城市环境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这一领域的发展方向。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试图总结马丁教授对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主要贡献；第二部分是作者对马丁教授的访谈，马丁教授就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申论，这对我们深入理解美国环境史的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朱尔·A·塔尔教授[1]也对相关问题做了简短而又独特的回答，本文将以注释的形式列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推进而日新月异，但对城市史的研究仍以“城市郊区化”和“回归城市的新都市主义”的争论为主线，忽视了对城市环境史的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这至少是不全面的，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来看是不适应形势的。相信马丁教授的研究会对我国的城市史研究和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有所启示和借鉴。
[1] 朱尔·A·塔尔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是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开拓者和代表学者之一。马丁·麦乐西曾赞誉他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此，认为他的能量和聪明才智对城市环境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编辑了多本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专集，组织了多次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专题讨论会，培养了多位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博士和青年历史学家。Martin Melosi， “Foreword”， in Joel A. Tarr， The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Sink: Urban Pol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1996， P.XXI.
一 马丁·麦乐西的城市环境史研究
马丁教授从事城市环境史研究是从1971年在德克萨斯大学读研究生时开始的。当时美国的环境运动风起云涌，这是环境史研究兴起的时代大背景。但是与唐纳德·沃斯特等人的环境史概念不同，马丁认为环境史并非象社会史、政治史或城市史一样是一个特殊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从更广阔的、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视野来研究历史的工具，是观察我们社会的引人入胜的基本视窗。与一般的历史学研究不同，环境史从时间、空间和与文字资料具有同样史料价值的景观三个方面来研究历史现象。它虽然不能完全改变传统历史学研究以人为中心的走向，但自然环境从此成为形成和认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因素。 环境史在兴起初期注重道德和政治呼唤，但在走向成熟时，环境史已经成为理解当前政策和和塑造今后的政策的强大武器。[1]所以环境史首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事物的新视野，其次才是提供了新观点。马丁认为，只有这样认识环境史研究，才能给它以合适的定位并消除一系列由于定义不当而引起的复杂问题。[2]
在这个大概念之下，马丁经过艰苦的研究和论争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城市环境史概念。城市环境史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唐纳德·沃斯特的农业生态史模式影响非常大。他认为，环境史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这里的自然指的是非人的自然，所以环境史研究的焦点应该是农村而非城市，城市是作为文化建构的人造环境，建筑史、技术史和城市史早已进行了很好的研究，新兴的环境史不必重复这个老题目，城市被他排除在环境史的研究主题之外。[3]但是，马丁教授并没有盲目崇拜权威，而是为了给城市环境史正名毅然进行探索创新。他的勇气首先来源于他对城市的热爱。马丁生在城市、长在城市，日后还游历了欧美许多国家的城市，亲属中也有人从事环卫工作，所以从小就对城市的诸多问题感兴趣。但促使他走上城市环境史研究道路的主要或直接原因还是H·韦恩·摩尔根教授开设的关于镀金时代和环境史的研讨课。摩尔根教授鼓励并引导马丁研究城市环境问题，也帮助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这篇习作为他赢得了第一个全国性奖励，这种认可、褒奖坚定了他开拓城市环境史这一新领域的决心，即使被别人嘲笑为“垃圾史学家(Garbage historian)”也在所不惜。他坚信，城市环境史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具有很强的挑战性。环境史象关注荒野和自然保护一样关注所谓“人工环境”的时代很快就将到来。[4]
马丁教授勇敢地向沃斯特的主导环境史模式发起了挑战。马丁认为，沃斯特的主张是不合乎逻辑的，与其说他的定义是精心思考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一个修辞的技巧性说法。他呼吁城市环境史学家要在前辈社会科学家开拓的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对城市成长和城市体系扩展进行生态分析的新概念，既要研究城市人工环境也要研究它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马丁在检视城市环境研究的发展历程后认为其中存在三类问题：一是城市在环境史中的地位仍然没能得到很好的定位和解释，城市环境的研究只是环境史的附庸而非有效整合，其中大部分仍然没有脱出城市史和技术史的窠臼；二是城市环境史虽然拓宽了我们对城市的认识，少数研究也吸收了城市生态学的有限知识，但其理论基础依然薄弱。三是现有研究多专注于狭碍的内在论和经验研究，多注重城市如何发挥功能，而忽视对城市如何对周围更大的自然环境发挥作用的研究。综合来看，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从理论上廓清城市的环境史特点。
马丁梳理了美国与城市环境有关的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对城市环境的新认识。他认为，在此之前，诸如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已经研究城市环境，但缺乏历史视野。城市史学家更多地研究城市的成长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并没有认真关注环境问题。环境史学家虽然注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但实际上忽略了人作为城市居民的属性。所以，虽然出版了一些研究城市水污染、大气污染、噪音、废弃物、环卫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但没有从整体上研究美国城市环境史的著作，也没有对城市环境史的理论进行探讨的文章。不过，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领域都对城市史和环境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启示，认为：“在人类历史中，现在是一个环境和城市问题爆炸的时代。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城市的需求、功能和扩张导致了环境病。反过来，健康的城市生活要求我们理解和善待城市及其周围复杂的自然环境”。[5]也就是说，城市环境问题是一个急需研究的历史课题。新城市史的代表人物赫斯伯格顺应时代要求，呼吁城市史研究不能停留在把城市仅仅看作是一个地方的旧思维上，而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过程，其动力模式是三大因素（环境、行为、和团体经历）在更大的城市系统中的相互作用。[6]此后的城市史研究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一是研究城市的成长和扩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与城市化的关系，并据此对城市发展进行分期。二是研究影响市民生活的城市形态和结构，引入了城市形象的概念。三是研究城市生活质量，从而把城市环境与人的反应直接联系在一起。[7]尽管城市史在研究环境方面有一定进展，但是它并未与环境史有机结合，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城市？它是一个文化建构还是一个自然环境呢？马丁教授详细分析了城市生态学的发展历程，从有机论、调节论、生态论、和系统论中吸收了有用的因素[8]，提出了自己对于城市的观点。他认为，城市不但与生态系统有隐喻关系，而且至少还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或派生物。城市还是自然界的主要调节者，城市的成长模式和社会秩序都具有生态意义。另外城市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9]应该说，对城市的这种生态学解释不但给批驳沃斯特把城市排除在环境史研究之外提供了理论基础，也给城市史与环境史的融合、城市环境史自身的发展奠定了内在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城市环境史不但有了学科归属，其发展也名正言顺。
在此基础上，马丁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宽泛的城市环境史概念。在此之前，塔尔已经提出了一个城市环境史定义，他认为，城市环境史“主要研究人造或以人为中心的结构（“人工环境”）和技术如何塑造和改变城市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这些改变对城市及其人口随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反作用”。[10]显然这个定义忽视了自然环境对城市的塑造作用。马丁认为，除了塔儿提到的研究内容之外，还应该包括城市地区的自然特点和资源与自然力、城市成长、空间变化和发展、以及人类活动的相互形塑。正由于此，城市环境史把城市自然史的研究和城市建设史以及它们之间可能的关联这三部分整合在一起。[11]城市既是自然的生态系统（这一思想早在18世纪末就已出现），具有象有机物一样的新陈代谢的功能；也是文化的建构，在某些方面区别于自然环境而与社会以及周边更广泛的自然系统紧密相连。因此城市环境史既与技术史、规划史、建筑史和政治史有关，也与它们有所区别，主要是利用城市生态学的理论研究城市的成长、基础设施、污染以及与城市相关的自然环境的历史演变。唐纳德·沃斯特认为城市只是文化的建构从而把它排除出环境史是没有道理的，同样认为城市就是一个有机体的说法也是片面的。[12]应该说把“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进行僵化的区分是不合适的，自然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自然，它也是人类的文化建构之一，农业本身就是一个非自然的事业，[13]城市也不例外。所以城市史学家关注城市本身，城市环境史学家研究城市的环境，即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然肯定不是沃斯特环境史概念中的那个自然。具体说来，城市环境史主要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城市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对城市的影响；社会对这些影响的反应以及减轻环境问题的努力；人工环境的发展及其在作为自然环境一部分的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
[1] Martin V. Melosi， “Environmental history as a mode of thinking”， in Shannon K. McClendon and Martin Melosi (eds.)， Comparativ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the Americas: Social， Cultur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 Houston: Institute for Public History，1993， P.88， P.93.
[2] Martin Melosi， “Public History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15， No.4( Fall 1993)， P.18.
[3]参看 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与美国环境史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4] Martin V. Melosi， “Urban Pollut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eded”， Environmental Review， 3(Spring 1979)， Pp.37-45. “The Urban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Historian: Prospects for Research， Teaching，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3(Fall 1980)，Pp526-40.
[5] Thomas R. Detwyler， Melvin G. Marcus (eds.)， Urb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Belmont， 1972， P.VII.
[6] Theodore Hershberg， “The New Urban History: Toward an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of the City”，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5(Nov.，1978)， P.33.
[7] Martin V. Melosi， “The Urban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Historian: Prospects for Research， Teaching，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3(Fall 1980)，Pp528-532.
[8] 有机论认为，城市可以比做人体，是一个自然系统、一个转型的资源联合体，也是“第二自然”。调节论认为，城市是废弃物生产者，也是个“热岛”，还对水循环和大气都产生了影响。生态论比较复杂，把城市放在“生态复合体”中分析其空间模式、组织结构、生态扩张和组成部分的成长。系统论认为，城市是城市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这个系统不但是活动的，也是开放的，而且其中的技术系统既有内部影响也有外部影响。
[9] Martin Melosi，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of Urban Ecology: Frameworks and Concepts”， in Alan R. Berkowitz， Charles H. Nilon， Karen S. Hollweg (eds.)， Understanding Urban Ecosystems: A New Frontier for Science and Education， Springer， 2003， P.197.
[10] Joer A. Tarr， The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Sink: Urban Pol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1996， P.xxii.
[11] Martin Melosi， “The Place of the City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Effluent America: Cities， Industry，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1， P.126.
[12] Graeme Davison， “The city as a natural system: Theories of urban society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in Derek Fraser & Anthony Sutcliffe (eds.)， The Pursuit of Urban history， London， 1983， P.366. Spenser W. Havlick， The Urban Organism， New York，1974， P.12.
[13] William Cronon (ed.)， Uncommon Ground: Rethinking the Human place in nature，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P.25， 80-81.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orton， 1991. 以此理论为指导，马丁教授对美国城市环境史进行了深入研究，重点是19和20世纪美国的城市——工业社会。研究这些问题无疑对接受外交史训练的马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认真补习了市政府如何运作、技术如何发展、城市服务体系的扩展、城市财政政策的特点、垃圾处理和能源供应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开始探索城市成长、城市污染和工业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的研究显然已经超越了城市史、技术史和一般环境史的范围，开拓出了具象的城市环境史的雏形。1980年出版的《美国城市的污染和改革》全面考察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工业化对城市成长的环境影响（污染和环境危机的范围，城市环境意识的出现，改革者在大规模的污染出现时为改善城市生活质量作出的努力。），并以其范围的全国性和时间的历史性以及对将来该领域发展方向的正确预言而被公认为城市环境史的拓荒之作。[1]综观其学术活动，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城市垃圾史；城市环境改革史；城市服务史；城市能源史；和城市环境正义运动史等。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马丁教授也深刻思考了美国城市环境史的功能问题。
垃圾自古以来就存在，因为人类要生产生活就必然会排放和处理废弃物。但是垃圾问题却不是一直存在的，垃圾只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城市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垃圾问题是由工业革命以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人口集中造成的。工业革命对城市生活的影响虽然并非都是负面的，但确实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城市环境退化。与欧洲不同，美国的城市垃圾问题表现出不同特点：一是美国虽然自然资源丰富、空间广大，人口少，但是这些条件并没有让城市免受垃圾和流行病的困扰。二是美国工业的急速增长与城市化同步，出现许多工业城市集中的、深受拥挤、污染、噪音、垃圾和有毒废弃物困扰的城市带，形成了大范围的环境危机。人口迅速流入城市加重了环境危机，死亡率上升。三是解决环境危机的努力是零星的。在1870年代以前，美国主要解决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污水问题，而煤烟却被看成是物质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象征。水问题解决后，美国开始关注垃圾问题，承认它是工业时期的一个重要污染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固体垃圾排放量急速增长，超出了传统的收集和处理能力。但当时人们并不认为垃圾是一种环境危害，而是把它看成是给人造成暂时不方便的讨厌事，因此只要把它移出人们的视线范围就算解决了问题。到1970年代，美国人逐渐意识到了垃圾问题与美国的物质消费和资源保护的联系，告别了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虽然这种意识没有成为环境保护思想的主流，但是超越仅仅处理垃圾转而探讨垃圾的起源确实是一大进步。垃圾被认为是城市过程的一部分，是与人口增减、地理位置、气候波动、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纠结在一起的。解决垃圾问题的关键在于关注垃圾问题的“前端”即垃圾生成问题，要减少废弃物的生产而不是设法收集和处理垃圾。从此以后，主流的美国环境主义运动开始关注城市生活，探讨与荒野和农村不同的另一种环境模式。
成功处理垃圾问题不仅需要对污染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技术发生改变，更需要城市环卫制度的改革。把垃圾问题看成是对整个城市社会的威胁的新认识促使城市居民把垃圾处理看成是市政公共责任，必须透过市政府的机制转换来解决，因为城市化规模的迅速扩大致使私人在垃圾处理方面无能为力。市政府要组织受过专门教育的环卫工程师形成垃圾处理的工作程序和计划，还要鼓励市民大众遵守环卫条例，促进公众参与清洁活动，说服他们采用更好的垃圾收集与处理方法。城市环境改革不但开创了美国历史上垃圾管理制度化的先例，而且对城市居民参与20世纪初的功利性保护运动和1960年代的生态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这次改革也有局限性，它虽然注意到了物质进步只有在注重自然环境的质量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但是它确实没有反思并改革环境污染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更没有质疑造成严重的废弃物的经济体系和社会。显然仅仅研究城市环境改革并不能完全揭示出治理垃圾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马丁教授的《城市的垃圾》一书超越了从政治改革探讨城市环境问题的做法，转而从“决策”的视角来观察污染政治和城市服务体系的发展，如工程师、卫生学家、市民领袖和市政官僚如何互动、私有企业如何承担公共职责、环卫技术的内在价值、政府的作用等。[2]尽管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马丁教授认为，城市垃圾与环境改革史的研究尚需继续努力，对诸如核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不同的运输形式造成的污染、公共环卫工程的发展、污染对特定城市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加强。[3]
从城市垃圾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能源在城市污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加上当时出现了能源危机，马丁教授逐渐深入到能源史研究领域。这里所说的能源主要指化学能、热能、机械能和电能。能源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有密切联系。薪材、煤炭、石油、电力和核能的开发对美国的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能源被过度商品化导致了对其环境影响的忽视，在做出剥削能源的决定时几乎没有考虑能源的环境影响。另外由于美国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美国也就成了世界上能源最浪费的国家之一。从能源史的视角可以把美国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20年到1914年、美国实现工业化的时期。在美国工业革命中，薪材和煤是基本的能源，石油是主要的照明来源，电力系统得到了发展。煤的开采和燃烧既破坏土地也污染了城市的大气。第二阶段是从1914年到1945年，石油成为最重要的能源，电力的生产和使用量急剧上升。石油开采造成的污染主要表现为油管泄漏，石油使用产生的问题主要是汽车尾气。第三阶段是从1945年到1970年，美国进入后工业时代，对能源的需求超出了自己的生产能力，开始从全球组织能源供应。重化工业的污染弥漫全国。第四阶段是1970年代以后，能源危机严重冲击美国的经济和价值体系，核能得以大力发展。[4]能源生产和利用的环境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保护主义、效率运动和各种反污染运动都是某种对由浪费性或破坏性的能源实践造成的特殊威胁的直接反应。到1960年代末，现代环境运动和正在出现的能源危机的结合促使人类对能源利用的环境代价从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进行反思。“大气质量法”、“清洁空气法修正案”、阿拉斯加输油管问题、三里岛事件等都与城市能源使用问题有直接关系。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服务系统作为城市的循环系统和表达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发展相关的当代环境思想的重要载体，在城市的功能和成长中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不但形成了城市的基础设施，还规定了城市的生活质量。马丁教授从全国范围研究了从殖民时代到2000年的美国城市的水供应、废水、固体废弃物处理等环卫服务的发展、评估了它对城市成长和环境的影响。马丁分析城市环卫史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三部分：第一是生态理论，它把环卫服务置于更大的有机环境范围内、评估它对城市及其环境的影响，据此可以把美国城市环卫史分为瘴气（臭气引起疾病的环卫思想）时代（从殖民时代到1880年）、细菌学革命时代（1880-1945）和新生态学时代（1945-2000）。第二是系统理论，认为环卫服务不光是一个有机体，还是一个特殊的技术体系。这个体系与城市的其它部分相互作用，形成相互依赖的更大系统。据此可以鉴别和解释环卫服务本身的功能、动力、结构和发展。第三是路径依赖理论。它源于经济理论，认为第一代的选择毁掉了后一代进行其它可用的选择的可能。也就是说过去的选择对现在的可能性形成重要制约。新技术使用时还会出现闭锁现象，先使用者会把后使用者边缘化，并闭锁了其它技术的使用，产生对次好技术的途径依赖。[5]在这些理论基础上，马丁教授主要探讨了三方面的问题：大众健康和生态理论对环卫服务实践的影响；主要决策者在决定提供何种服务中的作用——环卫人士、工程师、医生和政治领袖；这些选择的环境意涵。从这些具体研究中，马丁教授揭示了技术系统、城市成长和环境影响之间的紧密而又复杂的联系。
环境正义运动因为主要关注城市有毒废弃物的问题自然就成为马丁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问题。与环境正义相关的还有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平等。环境种族主义是传统的种族主义之有意或无意的扩展，主要指在政策制订、法律执行和把某个社区选定为污染工业和废弃物处理的地方等方面存在歧视。环境平等指在有关条例、法规和实践指导下平等地对待和保护所有民族，不偏坦多数民族。环境正义在外延上比前两者都要广泛，强调所有人都有权享有安全和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空间。这里的环境不但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等内容。现在的分析家、决策者、媒体和政治倡导者更乐意用环境正义这个概念。[6]环境正义运动并不是从主流环境主义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其根源是1950—60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催化剂是1979年的瓦伦抗议运动。从此以后，美国公众对有毒废弃物的关注就象对三里岛事件后对核问题的担心一样强烈，环境正义运动很快从“不在我后院主义(NIMBYism)”发展成“不在任何人后院主义(NIABYism，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在许多学者看来，这是一种激进的环境民众主义(Radical environmental populism)。[7]它的迅速发展推动联邦环保局成立了环境正义办公室，国会虽然至今没有通过环境正义法，但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2月了第12898号总统命令，要求“联邦政府为了达到环境正义的目标，必须关注少数民族和低收入阶层所在社区的环境和人类健康状况。”由此可以看出，环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种族和阶级问题。从环境史的视野来看，环境正义运动提出了许多新研究议题，如环境正义与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确切相互关系，是先有贫穷后环境恶化还是先环境恶化然后少数民族迁入？环境是一个文化建构还是一个自然存在？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的环境感知有何不同？环境正义运动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取向与现代环境主义运动中的生态中心主义之间的冲突；直接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城市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环境主义运动本身的目标和性质问题等。[8]
环境史学毫无疑问也是长线的基础研究，它有什么用呢？它比传统的历史学在就业市场上有什么优势呢？马丁教授在这一方面也做了有益的探索。尽管初期的许多环境史学家被认为是环境倡导者，但环境史研究并没有得到公众的强烈响应。政策制定者、商业领袖和环境主义者也不会自觉吸取“历史教训”。当时还出现了严重的史学危机，年轻的史学家在历史学圈子内寻找工作的成功率极低，即使得到了职位，不但薪水低而且升迁机会少。马丁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呼吁城市环境史与公共政策史和工程史结合。他认为，城市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性质及其研究当前问题的历史根源的学术旨趣都会帮助年轻的历史学家跳出传统的束缚，超越狭隘的职业目标，积极向历史学圈外发展。1977年，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美国专业历史学家成立了“促进历史学发展全国协调委员会”，鼓励历史学家积极向公共政策领域发展，还提供许多可能需要专业史学家的新领域的信息，包括政府的环境项目和规划，政府中需要以历史分析为管理工具的办公室和项目等。也就是说要把学生培养成面向社会、贴近市场的而不是学究的公共历史学家(Public Historian)。其中一个广阔领域就是公共工程史，主要项目是历史自然和文化遗产。在这个领域，历史学家可以和公共工程专家结合起来，把历史分析应用于处理当前的公共服务和环境问题。城市环境史学家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作用：在准备“环境政策法”委托的环境影响研究时提供历史分析（有说服力的资料和适当的分析框架）；研究申请专利时被忽略或拒绝的项目是否在当前可用；就城市规划进行咨询；为环境项目或为设立新项目提供专业证据（历史学家能鉴定历史证据的准确性和确定其适用范围）。到1980年代，公共史学也已走出为史学家寻找学术研究以外的工作的初期目标，转向了用历史学的通用方法技巧（研究、分析、解释、和交流）影响大众。实际上，城市环境史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非常强调交流和重视受众。公共史学与城市环境史在环境问题上的融合与互动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9]城市环境史研究为专业历史学家和大众开启了互动的大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把历史模式和方法应用于对当前环境问题的处理；二是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把环境问题展示给大众。例如文化资源管理（濒危物种保护区、国家公园、文化生态旅行等），诉讼支持和环境补偿（专家见证和补偿认定），博物馆（环境展览）、媒体（传播环境文化的绿色荧屏）、和历史学会（环境历史旅行），政策分析（用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影响联邦环境政策和大众的选择）等。[10]城市环境史研究者还可以成立历史咨询公司，通过向委托人提供历史资料和合理分析来帮助他建立信心。例如阿兰·奈韦尔的“历史研究同人有限公司”不但做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和历史资源概览，也写自然资源管理史，还寻找有毒废弃物所在地的潜在负责方，还帮助诉讼方就水权、历史上的土地利用、河流的航行权等打赢官司或减免罪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公司的工作首先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有关规定，其次必须保守委托人的秘密，在与委托人的协议之下展开工作。某些国家机构也雇佣环境史学家来写历史、筹备展览、组织编写文集、或从事资源评估的工作。但必须注意不要成为“御用历史学家”（一味吹捧或为其辩护），也必须协调历史学家的兴趣和单位的特殊性与保密性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机构史学家和专业史学家以及咨询员这三个角色之间要达成协调平衡。另外，无论是专业史学家、咨询员、机构史学家和咨询公司都应该设法普及自己的环境史研究：把自己学术化的成果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读本、儿童读物等；制成资料片或其它影视作品；与本专业圈子之外的专业团体讨论自己的环境史研究成果；举办更多的丰富多样的环境史展览；积极参与广泛的文化资源管理项目。一句话，就是要利用多种形式和渠道，把学术成果变成大众知识。
总之，马丁教授在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中不但进行了大量理论建设，还做出了深入细致的具体研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指出了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今后需要着力发展的方向。一是进行世界性的比较研究。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环境问题的具体表现肯定不相同，但城市成长、污染、服务处理等肯定有相同之处。美国的经验是进行比较的一个有用的参照系。二是社会史研究与环境史的相互交叉。在过去三十多年，社会史大发展，影响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社会学家安德鲁·萨兹(Andrew Szasz)的“生态民众主义”对我们认识种族、阶级和性别在环境运动的演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非常有益。三是深化城市环境史与公共史的相互渗透。今年3月召开的美国环境史学会的年会就是与公共史学会合作，就两者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马丁把自己的下一个研究计划确定为撰写《环卫城市》的姊妹篇《网络化城市》，探讨网络城市的交通、运输和能源系统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最终回答他开始研究城市环境史时所提出的基本问题。[11]
[1] Martin V. Melosi， Effluent America: Cities， Industry，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1， P.7.
[2] Martin Melosi， Garbage in the Cities: Refuse， Reform， and the Environment 1880—1980，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81.
[3] Martin V. Melosi (ed.)， Pollution and Reform in American Cities 1870—1930，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0， P.207.
[4] Martin Melosi， Coping with Abundanc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in Industrial Americ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8.
[5] Martin Melosi， The Sanitary City: Urban Infrastructure i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14.
[6] Martin Melosi and Philip Scarpino (eds.)， Public history and the environment，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P.227.
[7] Andrew Szasz， Ecopopulism: Toxic waste and the movement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Minneapolis， 1994， P.6.
[8] Martin Melosi， “Equity， Eco-racism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Vol.19， No.3( Fall 1995)， P.11.
[9] Martin Reuss， Shelley Booksp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public historians”， ASEH News 2(September， 1991)， P.1.
[10] Martin Melosi and Philip Scarpino (eds.)， op cit， P.VIII.
[11] 马丁的城市环境史研究是从对两个基本问题发问开始的，一是城市如何适应自然界？二是蚁冢和城市有何区别？ 二 马丁·麦乐西访谈
问：城市史和环境史都是相对较新的分支学科，这两个不同研究领域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
答：要回答这个问题既简单也复杂。环境史由于具有宽泛的关注点和多学科的视野而很有包容性。虽然环境史领域最初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但是把人放在一系列环境（包括城市）中来考虑似乎也是很合适的。城市环境史领域的大多数最初的研究要么研究城市内部的自然发展及其环境含义（例如污染的发生），要么区分“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在许多情况下，“人工环境”被认为外在于自然，是人重塑自然或毁坏自然的产物。这种观点的主要内在假设是：城市建筑在本质上是非自然的，因此它外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至少与它相反。如此一来，城市就被认为是人对自然的入侵。这一视角的问题在于：它假定人类的建筑物或耕种物在本质上都是非自然的、或者假定耕种的不同形式之间存在根本差异，换言之，就是把农业与城市建筑对立起来。通过这些假定，这个视角把人远远排除在自然界之外。它还假定非人的生命体形成的巨变——例如海狸形成的海狸坝——也必须用与看待城市建筑不同的眼光来关照。对我来说，这似乎与从历史角度研究环境所需要的基本前提是互相矛盾的。其实，城市史与环境史有合乎情理的交集。研究城市的内在发展和城市与周边地区的联系的城市生态学就需要也应该有一个历史基础。如果把城市看成是人为了不同目的而开拓的对象，那就肯定能把城市史和环境史协调起来。
问：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存在着城市环境史与农业生态史之争，您如何评价农业生态史模式？如何整和这两种观点？[1]
答：在某一段时间，您提到的这两种观点之间可能存在鸿沟，也肯定有观察环境和环境史的不同方式，但这更象是多元的视角而不是某种两极的冲突。我认为，由于学者们经常试图区分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这就形成了某种类型的知识鸿沟。其实，那些把知识资本全部投入农业生态观点的学者通常不探讨城市问题，同样那些研究城市的学者也很少跃出城市的范围。但我并不认为这会形成某种知识冲突。进而言之，必须在比诸如城市与乡村、城市与自然等更广阔的背景中考虑它们的“位置”。我坚信，大多数学术研究领域，这种类型划分现在不再会流行。这种类型划分流行的领域是那些以特定的环境为研究对象的领域，主导这种环境的是一种或另一种人类耕作方式、自然扩张性、经济发展等。令人有点吃惊的是，研究欧洲环境的许多学者比澳大利亚或美国学者在城市发展中投入的注意力要比研究自然多。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观察也存在粗率的简单化的问题，与20世纪的欧洲相比，10世纪的欧洲是非常不同的，因此对城市的关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局限的。最近出版的大部分环境史论著对问题的分析都很复杂深刻，都否定了简单的城市与农村、城市与自然的两极区分。学者们正在探讨超越了这两极的广泛问题。在许多方面，环境史的研究热点正在从旧时对“自然是什么”的冥思变成对新问题的探讨，这些新问题是从不同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新思维提出来的。对语言、感知、文化态度等的关注都要求我们超越诸如认为城市与自然必然发生冲突的静态建构。
问：您心目中的城市环境史是什么？它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是什么？[2]
答：我认为，城市环境史就是城市及其所在地区的自然特点和自然资源既影响了自然力、城市成长、空间变化、发展和人类活动，又被这些因素塑造的历史。因此城市环境史就是城市自然史和城市建筑史研究的结合以及他们可能的相互作用。这种复杂化也许没有必要，但是它包含了人的构造物和城市以外的世界之间的互惠关系。我并没有把感知、思想和形象包括进这个定义，但城市环境史实际上也研究这些领域。如前所述，重要的是不把城市排除出我们对环境、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的理解之外。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城市处于经济发展、政治、文化等大多数人类活动的舞台的中心。城市至少具有这样的优势，它提供了一个在全世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观察研究的对象和平台。所以，城市环境史的局限并不在于它的研究视野具有和地域限制一样多的局限性，相反，“城市历史”还包含了大量地域、位置、文化和环境的不同。城市环境研究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它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无限多样性。我不认为城市环境研究有明确的方法论，但我认为城市环境研究主要应集中于城市成长、基础设施和污染健康问题。大部分研究采用“内在论”的观点，也就是从内部看城市成长和发展的方式。威廉·克罗农和少数其他学者更多地采用了“外在论”的观点，把研究焦点对准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相互影响。这两种研究各有优点，但肯定需要用整体的理论视野来更好地整和。我也欣赏这样的观点，即从把城市与环境史中的关键主题相联系的生态观点来考察城市。但这需要更为谨慎的扎实研究。
问：从城市环境史的角度看，您怎么评价克罗农教授研究芝加哥的著作？它是通向城市环境史的桥梁还是其它什么？[3]
答：威廉·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会》在许多方面都是开拓性著作。他通过对物质流动和关键物资的商品化的研究把城市与周边地区联系起来，这在弄清楚理解城市环境所必须的更大背景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尽管这一研究赢得了广泛赞誉，但是很少有学者尝试在他的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其他城市、或者深入分析《自然的大都会》曾经想展示给我们的问题。在更广泛的自然界中考察城市、认同城市与周边地区的一系列联系、探索更多的关于城市如何对商品、人和思想来说都象正在转型的机体一样发挥作用等都是非常有必要研究的问题。可以肯定，这些问题中的许多已经得到解释，但很少是在环境史的语境中解释的。我对这本书的主要意见是它没有深入理解芝加哥本身。研究物质流入流出城市并不能说明城市本身是怎么转型的。城市的哪些特点受到了克罗农已经清楚解释的、正在发生变化的经济和环境冲击的影响？总之，《自然的大都会》是一部非常杰出的“外在论”的城市环境史，而不是一部“内在论”的城市环境史。
问：美国环境史学家正在重新建构“自然”概念，它的知识基础是什么？“第二自然”或“人工环境”的含义是什么？[4]
答：我多少知道一点后现代主义知识争论对环境史学家更深入地思考文化、语言和感知问题的影响。长期以来，“自然”已经具有相当固定的内涵，但仍有关于什么是自然、什么是荒野等诸如此类问题的争论。环境史学家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上研究这种关系的变化也是绝对必要的。把自然看成是文化建构的概念似乎也是一个合适的研究切入点。“第二自然”这个概念已经从许多方面得到了解释，但最常见的是用它来刻画人类活动对自然的修正进而产生与原始状态非常不同的状态。我感到这个概念比较混乱模糊，因为“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关系似乎并不清楚。这似乎是在玩用不同术语就可以更好表现自然的文字游戏。“人工环境”过去常常被用于描述人类建构的自然特征，这些特征可能是从自然界中的自然资源中抽象出来的，但被人类的行动改变了。不过，这个概念并没有考虑除人之外的其它动物的活动。海狸坝或蚁冢是不是人工环境的一部分？如果它们不是，那就意味着我们把人类活动明显地置于自然界之外，也就是说，蚂蚁和海狸完全可以在自然的节律中做自己的事，但人类行动是非常不同的，常常不但自外于自然而且诅咒甚至加害自然。这样思考会提出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关于人类活动的问题，也会让人与自然冲突起来。如果不把人类活动看得如此复杂，可能会比较有利，但是必须把它重新整和进对在自然界活动的生命体的讨论中。如果我们想把人类活动看成是对自然的入侵，那么我们必须从把它看成是研究人在自然界发挥作用的大话语的一部分的角度来研究。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把人类活动看成是对自然的必然毁灭，因为这似乎否定了人的生物本质。
问：您怎么从城市环境史的角度考虑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正义运动？由于它的核心是人类中心主义，那么这意味着环境主义运动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5]
答：环境正义运动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权运动底色的政治运动开始的，它后来就变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对环境正义的呼吁来自学术界、政界和草根民众。最初的许多论著是论战性质的，但是历史学家开始研究一系列涉及环境种族主义的个案，就为研究环境正义问题提供了许多必须的经验事实。由于这个运动是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开始的，因此环境种族主义的诉求并没有建立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上。另外部分整和起来的行动团体也想把自己与传统的环境主义者分开。他们认为，传统环境主义者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问题，不重视城市环境问题。他们没有研究历史上的城市环境改革，但这些改革实际上弥补和加强了保护运动和荒野保护行动。环境正义运动确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研究的更多的是穷人、有色人和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的悲惨命运而不是自然环境。虽然环境正义只是在环境史的范围内提出对种族和阶级的重要探索，但是它确实已经做出了巨大贡献。历史学家现在必须直面这些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不过，认为废弃物的处理设施或有毒废弃物的排放点是被有意识的安排在有色人的居住点周围这个论点并没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其实，环境种族主义的事例自古以来就存在，但在研究环境不平等时很难把种族和阶级分开。这些不平等经常影响穷人，也影响有色人。虽然环境种族主义的所有诉求不能得到全面证明，但是环境正义运动确实开启了讨论环境不平等问题的大门。从这一点来看，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探讨。对城市环境史学家来说，它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这些研究必须包括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内容。
问：请您谈谈技术在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的作用。[6]
答：与一般的环境史领域不同，技术在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大多数早期的著作都研究城市的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环境代价，尤其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这些问题。果真如此，各种技术确实在从制造设备到交通网络中都发挥着核心作用。能源利用和相关技术的变化就象各种城市服务的发展一样都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尽管技术在早期的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要比在荒野研究中的作用大得多，但是把技术理解成是对自然的入侵、是与自然力冲突的力量、最终会毁灭环境的认知仍然在城市研究文献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管他们研究城市、乡村还是荒野，许多环境史学家在把技术看成是有点外在于自然力或与自然力相对这一点上是十分相似的。最近，城市环境史学家正在慢慢地改变给技术贴上邪恶或毁灭性力量的标签的做法，把注意力转向研究对技术应用的选择及其对城市成长和发展的复杂影响这些方面。这种变化与技术史研究领域的转向完全是同步的。在技术史研究中，技术的文化建构在近几年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城市环境史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已经超越了仅仅关注技术问题的狭隘思路，转而研究一系列与其相关的问题，包括由非人类活动引起的景观变迁的问题，气候问题，围绕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往的环境史学家并不是有意回避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确实在其他学科中得到了更多的研究。总之，在研究人工环境时，技术和技术变化仍是研究的核心。希望能有更多的把环境史与技术史交叉融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尝试。
问：“9·11事件”对环境史研究有什么影响？环境史研究在未来会怎么发展？[7]
答：很难回答“9·11事件”对环境史研究以及诸如此类的恶性事件对人民生活产生了什么具体影响。泰得·斯泰因伯格、麦克·戴维斯和其他学者已经对“自然”灾害做了一些研究，但没有直接涉及诸如“9·11事件”这样的问题。对战争和环境的研究兴趣是最近才出现的，但它最终会把恐怖主义与诸如它的环境影响这样的相关问题整和在一起。有关“9·11事件”对纽约城造成空气污染的最新报道肯定会引起现在的环境史研究者的重视。两年前，我参加了“美国民用建筑工程师协会”就“9·11事件”举行的一次研讨会，我们讨论了“9·11事件”，也讨论了其它许多民用建筑问题。我知道，“9·11事件”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进入许多研究领域的文献中，但是可能是以很微妙的方式而不是成为研究的中心。象我这样的历史学家并不太适合预测未来。不过，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点是，环境史被越来越频繁地与“主流”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例如，种族、阶级和性别是大部分历史分支学科研究的重心，现在也成了环境史学家越来越感兴趣的领域。对大的历史趋势的解释也以环境史的论题为基础，例如泰得·斯泰因伯格新近出版的美国环境史著作。对环境观点和视野的文化建构的兴趣肯定也会把环境史与某些后现代主义趋势联系在一起。大体上看，环境史可能会改变孤立的状态。我希望它的核心是在全球规模上研究广泛的历史问题，这种全球视野能把环境关注与许多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
Martin Melosi and his Studies of the U.S. Urb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Bao Maohong
Prof. Martin Melosi is a leading environmental historia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was once the Presidents of “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1993-1995)， of “National Committee of Public History”(1992-1993)， of “Public Works Historical Societies”(1988-1989). This paper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first is to introduce his main achievements from the theoretical base，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of urb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o the concrete researchs， such as garbage history， energy history， history of urban infrastructure，etc. The second is an interview with Prof. Martin Melosi. He put forward his own interpretation on some key subjects， namely the relation of urb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Agroec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relation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built environment， the role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played by technology， the natur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 Addtionally， the very concise ，but valuable response to the similar questions by Prof. Joel A. Tarr is attached in the footnotes.
[1] 朱尔认为，沃斯特的农业生态范式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们还必须研究城市和工业环境。在历史上，城市与它的农业地区和周边地区是相互作用的。城市既剥削城市所在地的环境，也剥削周边地区的环境。周边地区的物质流向了城市经济，反过来城市的物质也流向了周边地区，例如粪肥、废弃物等。
[2] 朱尔认为，城市环境史主要是这样的历史，即人造的、以人为中心的结构（人工环境）和技术如何塑造和改变了城市所在地的自然环境，这种改变的结果反过来又如何改变了城市本身和它的人口。城市环境史有许多仍在扩展的维度，其中的大部分可以包括在我所说的“城市新陈代谢”主题之内。还有一些涉及城市景观的重塑和环境平等与正义的重要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必须强调的是城市不是树，即不是有机体。
[3] 朱尔认为，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会》是研究城市周边地区的物质和自然资源开发、加工及其流进和流出城市的经典著作。不过，它并没有研究城市对其所在地的剥削和利用以及城市废弃物向周边地区的转移问题。
[4] 朱尔认为，如果出于描述的目的，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概念就是有用的，但并不必然会被当成语言时尚来使用。人工环境是一个城市概念。根据我的理解，它涉及人类对城市基础设施及以此为基础的结构的建设问题。它不但包括基础设施的地上部分，也包括它的地下部分。
[5] 朱尔认为，环境正义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城市环境史研究中应该得到全面的探讨，但是这并不是说要把当前的标准强加给历史。我们应该清楚，我们理解的是过去发生的变化。它确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不过许多其它的城市环境问题也是如此。
城市与环境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SWOT分析推进策略
引言
从社会学上来看，“公众参与就是以社会群众、社会组织、单位或个人为主体，在其权利义务范围内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一般来讲，除企业和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责外，其他的环境保护参与都属于公众参与的范畴。当前世界各个国家都开始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和公众参与情况，并在对公众参与深刻内涵的不断认识上逐渐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基础，因此，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在环保工作中，必须发挥社会公众的主人翁精神，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环境保护事业才有无尽的力量源泉。
一、公众参与城市环境保护的现状
（一）国外城市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的情况
在西方国家的环境法律法规中，大部分实行的是环境公益诉讼。和申诉、建议等措施相比较，环境公益诉讼可以更加有效的保护环境利益。公民以及各个环保团体通过合理的使用环境权，进而提出有关民事、刑事诉讼的措施来保护环境，借助国家强制力要求污染者规范自己的行为，让受到环境问题侵害的公民获得合理的赔偿。而且可以令环境执法部门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实施保护环境的措施，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审查。
日本相对于中国，人口资源压力更大，却是世界上环境保护搞得极好的国家之一。日本通过颁布《公害健康基本法》、《公害对策基本法》等法律，用强制的方式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在城市进步和发展的进程中注重公民的环境保护素质和道德发展水平，使得民众自觉的从我做起保护环境，为国家和社会的长久发展作出贡献。
（二）我国城市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情况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在不断恶化的进程中，各个阶层公众参与的环保的意识也在不断的增强。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对于环境的持续发展和经济的合理腾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等文件的提出完善和发展了有关公众参与的制度规定，其中提出的重要一点就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最根本的就是积极调动公民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大潮中来。但是在我国公众起到的仅仅是舆论监督和建议批评，权利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起不到真正实质性的作用。对于公民个人而言，更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自己在环境保护中的权利和义务，并开始自觉地从我做起，守护环境保护中的规则，也会对一些破坏环境的行为加以制止和批判，公民个人的力量不段地参与到环境保护之中。
二、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SWOT分析
（一）我国公众参与城市环境保护的优势
在我国的宪法中，公众参与国家管理的一些条款成为在环境保护中落实公众参与的宪法基础。同时，一些有关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也有一些有关公众参与的规定，比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说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我国公民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社会公众应不断努力提高自身、社区及区域的自然、人文环境，同时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社会的发展在满足城市当代人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的基础上，也要考虑到城市未来人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当前人们以及子孙后代都离不开环境。人与环境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公众的参与意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二）我国公众参与城市环境保护的劣势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并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处，对环境保护并没有发挥到应有的作用。我国大部分人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文化水平不高，对环境保护并未形成良性的概念，大部分人没有积极参与其中。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是工业企业和人民的生活污染，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人们的意识在提高，但却并没有与行动形成正比，环境保护行动的不到位也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前我国城市环境的信息得不到有效公开，公众的参与程度有限。虽然政府和社会以及公众也在为环境问题出谋划策，但是在这方面没有形成有效规范的制度保证。国家也在一些环境保护的法律规范中提出公众的舆论导向作用和参与要求，可是这些纸面上的文件很难落到实处。公众不知该如何参与，参与到什么程度才不违反法律的规定，这么做无非是纸上谈兵，缺乏实际意义。政府积极鼓励公众参与，但却不做引导，盲目的环境保护人士只能说是有心无力。
（三）我国公众参与城市环境保护的机遇
当前，我国正处在扩大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尤其需要处理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国际市场对环保的要求愈来愈高，需要及时调整外贸和产业结构，这是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积极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理论、方法和形式等还处在不断的探索当中，但其发挥出的巨大作用却已经被世人所公认。随着国民素质、环境意识和法制观念的提高，以及合理地借鉴国外公众参与的宝贵经验和发展模式，结合我国具体实际进行改革和开拓，我国公众对环保的参与也将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
（四）我国公众参与城市环境保护的威胁
我国刚刚从农业国转变到工业国没多久，国家富强需要发展经济，而目前经济的腾飞需要大力发展国家工业。人民的意识水平需要从对环境并没有太大影响的小农思想转变到对工业污染认识和合理抵制的思想，人们的意识水平需要不断发展和改善。目前我国环境保护还是主要依靠政府，人民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或者说作用很小。要想取得环境保的重大进展，必须改善这种状况，让人们能够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
我国环境保护社团的功能并没有真正的发挥出来。当前的环保社团基本都是由政府组织和发起的，而且数量有限，作用不大。真正的由公众发起组织的环保社团少得可怜，面对资金、力量的方面的问题往往是无能为力，组织的目的是好的，但却没有实力和支撑去完成使命。无法去影响到政府决策，无法限制和约束企业的行为，都限制着社保团体的发展和对环境保护发挥的作用。
三、推进我国公众参与城市环境保护的策略
（一）转变观念，允许和鼓励公众参与
1.我国的环保意识教育在不断发展，从小做起的环保思想也深入人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境教育的进步，我们在不断地探索着符合国情，适合规律的环境教育方法。在环境保护意识教育的同时，更加注重行为教育，以及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理念，积极参与，动手动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青少年是未来祖国发展的生力军，也是环保的中坚力量，教育文化程度直接关系到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水平和程度。
2.显而易见，城市的环境保护离不开城市居民的积极参与，因此，提高城市居民的参与意识很有必要。通过媒体、社会、政府的宣传提高城市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例如，通过真实的环境报道让人们了解到环境恶化带来的危害；通过环境教育宣传片，环保讲座等形式使得环境保护观念深入人心；多组织环境公益活动，调动民众参与，深刻环保必要性；倡导绿色消费，杜绝铺张浪费，阳光生活，健康生活。
（二）提供制度保障，建立长效机制
环境保护的发展离不开健康的社会氛围，而要想保持长效的健康机制，国家必须予以合理的制度保障。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建立一套规范的合理的，符合阶段性要求的制度性保障很有必要，对于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和公众参与的深度的进步很有必要。
1.建立信息公开制度。若要使公众参与能够更加有效，透明的、合理的信息公开制度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环境知情权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重要的基本权利，政府要提高自己的责任意识，上行下效，严格规范环境信息制度，敢于并乐于接受公众的批评监督，认真对待公众提出的合理意见建议，让公众能够在对环境问题真正了解的基础上参与到环保的大潮中。政府透明公开，敢于负责，民众积极参与，监督管理，这样做不仅不会影响城市形象，更重要的是为城市的长久发展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2.完善环境诉讼制度。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工业企业的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都为城市环境的健康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长久以来，工业企业带来的城市污染和人民生活的健康是在城市发展中形成的重要矛盾。如何引导工业企业健康发展，保护城市环境，维护城市居民的合法权益很有意义。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于解决企业对居民环境生活造成损害的情况并未做出集中的明确的规定和保护。建立和完善环境诉讼制度，让公众自觉的参与环境保护，能够依靠合理的诉讼机制，用法律的武器维护权益，是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最有效的方式。
（三）扩大参与范围，增加参与深度
1.鼓励和支持民众参与环境投资。长期以来，环保问题一直受到资金短缺的制约。所以说，建立合理的环保投资机制，鼓励民间的环保人士参与到环境保护的投资中去，并通过相应的优惠政策，给予投资者一定的精神或物质奖励，以使更多的人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建设中去，这也不失为一项好的措施。具体的说来，社会公众应该有偿使用环境公共物品或设施服务，如支付居民日常生活的垃圾处理费；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到义务环保的队伍中去。
2.大力发展民间环保社团，拓宽民众参与渠道。当前我国民间环保社团的发展程度很低，效果也并不理想，政府组织的环保社团能力有限，对环境事业的发展起到的作用也很有限。随着我国环境教育的发展，青少年学生的环保意识空前进步，各地的中小学校也不断组织学生参加环保行动，深化环保意识。特别是现在的大学环境教育发展迅速，学校中的环保社团基本都是由热爱环境的大学生自发组织，效果很好，但范围和影响不大。在社会上由环保爱心人士自发组织，形成健康和积极的社会氛围，才是城市环境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政府要在鼓励民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同时，大力发展和扶持民间环保社团，使得民众的参与渠道得以拓展，增加参与深度。
（四）给予物质帮助，确保参与的实效
1.政府需要加强宏观规划和指导，弥补市场缺陷。政府管理对于环境保护有着重要作用，城市发展的程度，官员政绩的考核都应该包括城市环境的好坏。政府要加强对环境污染企业的管理，加大生态环境的投资，将环境治理和保护纳入到政府财政预算中。现在我们讲究和谐社会，不仅要做到社会与发展的和谐，更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深刻认识到城市的长久发展与环境的好坏息息相关，市场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必然会“照顾不到”，这时就需要政府参与，资金和直接的管理投资都能够保证参与的实效。
2.对环境保护进行计划和工程建设，注入资金保证。建立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切实增加各级财政的环境保护支出。主要用于综合性、公益性强的重大环境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示范工程、区域和流域环境综合整治、环境管理能力建设、重要环保立法和政策研究项目、重大环保科技项目等。要切实加强对保障公众参与监督管理的财政环保投入，完善参与机制，确保参与实效，依靠公众的力量，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结语
公众参与的力量，是一种蕴藏巨大潜能的力量，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力量。环境问题在各种程度上都影响着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利益的要求就会促使公众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中去，因此公众的参与成为必然。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深度，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生态文明的发展程度，社会的和谐程度以及国家环境保护水平。环境污染问题与公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仅靠政府或某些部门是难以解决的，只有实现公众参与才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发达国家在公众参与方面的丰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信息的加速传播，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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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艳芳.和谐社会视域下的生态文明[J].传承（学术理论版），2010年第12期.
[3] 廖芷君.环境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协调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0年10月.
[4] 罗文慧，石巍，向淑阳.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J].中国产业，2011年第1期.
城市与环境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快速城市化；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1-0155-05
中国城市化进程已经经历了近六十年的曲折发展历程，中国用了近四十七年的时间完成了城市化发展的起步阶段，从1996年开始进入城市化发展中期的快速成长阶段。在快速城市化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问题日益严重。传统城市化以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环境污染破坏为代价而追求经济发展，“破坏治理”的恶性循环发展模式让区域发展付出了沉痛代价。通过已有研究文献探讨中国快速城市化问题，整理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成果，为中国快速城市化地区的理性发展和相关研究的深入提供理论参考。
一、中国快速城市化问题
1.城市化速度水平高于质量水平。尽管目前中国城市人口占比已达51.3%，但调查研究显示，城市中农民工及其家属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大约仅为城市户籍人口的1/10。教育资源、医疗设施、分红收益是按照户籍分层的，并未形成人口劳动力的城乡一体化，为此不少学者定量研究了城市化质量问题。王德利建立了包括城市基础实力、城市化发展协调度、城市化发展可持续水平三个维度的31个指标体系及城市化发展质量评价模型、城市化发展“质”、“量”协调性测度模型，进而评价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质量指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数从1978年的0.371到2008年的0.622，年均增长0.81%，比城市化率的年均增长速度0.88%低0.07%，总体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1]。当前中国城市化处于质量、速度及二者协调性的转折发展时期，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数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城市化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协调性欠佳[2]。总体上来说中国城市化的质量水平还很低，不少地方的城市化之路还是城市面积的“摊大饼式”扩张，配套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完全满足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城中村”普遍存在。推进城市常住人口的福利均等化，在供水、交通、燃气、住房等方面打破城乡区别、地区转接障碍，是保障城市化快速高质发展的关键问题。
2.土地城市化效率较低。城市化的过程是部分农村土地变成城市用地的过程，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中国城市化表现为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跃进化”问题明显。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1999—2007年，每年新增建设用地1 760.5平方公里的同时，年均征用农民土地1 397.1平方公里，征地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79.4%。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7.2%，但吸纳的人口只增长了4%。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李培祥从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的关系分析入手，阐述了广东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二者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3]。陈春提出中国新增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不高，并从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出发，提出建设用地规模内生决定于整个地区的经济水平，进而构建了建设用地扩张效率指数（CLI），并据此对中国各省建设用地扩张效率以及东中西部建设用地扩张效率进行了测算[4]。陈锡文（2011年）在“十二五”城镇化发展高层论坛指出，推进城市化建设过程决不能放松对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不能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总结已有研究，中国土地城市化“”的趋向主要表现在：一是盲目地发展城市，大规模建设，导致建设用地增加速度虽快，却难以保证土地利用效率，地均GDP低下；二是城市扩展速度非常快，重发展轻污染治理，付出了严重的环境代价；三是由于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缺乏指导、灾害损毁等原因，中国耕地资源流失严重[5～6]。
3.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尖锐。资源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合理的资源开发利用可以造福人类，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则会造成环境破环，影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然而，人类在实现财富高速积累的同时，人口规模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膨胀，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类生存空间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7]。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城市化发展速度逐渐超出城市的承载能力，一些大城市发展规模超过了自身资源环境承载力，导致城市过度拥挤、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地下水位下降、空气污染上升、自然环境恶化等严重的自然环境问题，并带来城市发展成本大幅度上升；（2）城市人口扩张超过了城市经济承载力，城市提供就业岗位增长速度慢于就业人口增长的速度，导致城市失业增长，进而加剧城市贫困与城市犯罪；（3）城市发展速度超过了城市社会承载力，导致城市的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公共住宅、公共基础设施等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短缺，由此造成不同城市人群享受公共服务差距加大、社会发展矛盾与冲突加剧。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频出，不仅影响城市化进程，还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恶性发展模式。因此，研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长远的现实意义。
二、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性研究
（一）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性研究阶段
基于国内外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国内外关于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理论构建阶段。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代表性很强的人地关系观点。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和荀况“人定足以胜天，天定足以胜人”的思想是其典型代表。1891年，德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是环境的产物，其生存、活动和发展严格受环境制约，具有“环境决定种族的发展”，“环境影响人们心理的变化”，“环境影响人们的组织和社会发展”等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白兰士为首的法国人文地理学家认为“自然条件只提供可能性，而人类则按照自己的欲望及能力加以选择利用”。以上人地关系思想，是早期学者探讨人口与环境关系的重要思想成果，但仅停留在理论构建阶段。
2.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问题导向阶段。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人口的迅速增加、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许多人口学者、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开始重视人口对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压力问题研究，探讨应对措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美国F.A.皮尔逊和F.A.哈珀的《世界的饥饿》（1945）、W.福格特的《生存之路》（1949）等。对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一般来说可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两个派别 [8]。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认为人口的增长会导致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恶化，在其报告《增长的极限》（1972）中认为世界面临“人炸”的危机，并认为“人口危机”会导致“资源危机”[9～11]。以博斯拉普（Boserup）、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及朱立安·西蒙等学者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缓解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对人类发展的限制，人类能够解决由于人炸带来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问题[12～13]。在此阶段，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引导学者们研究，人居环境建设开始成为研究的重心。
3.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目标导向阶段。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学者对人口与环境关系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模式成为必然的选择。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方面，其中既有对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综合研究，也有从自然地理、资源等各要素的单方面研究；既有战略、模式等宏观层面研究，也有人口调控、产业布局、资源利用与保护等微观层面研究；既有资源环境承载力、人口规模调控等理论研究，也有相应的定量测度研究[14～15]。David Turnock（2000）认为在控制环境污染和保护环境等可持续发展活动中应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Rwabizambuga和Alexis（2007）在《环境安全与发展》一文中论述了人口安全和发展与资源环境安全的关系[16～17]。Mark Patrick Taylor在《当代社会人口迁移的动力：资源和机会的不均衡分布》一文中认为自然资源的分布不均与环境差异是导致当代社会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之一[11]。姚愉芳等对由人口、资源、经济与环境子系统组成的PREE系统，采用系统动力学与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定量研究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及系统的可持续发展[18]。吴文恒、牛叔文等用主成分分析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1985—2004年的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态势[19]。此阶段的研究更侧重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目标、人居环境建设目标而进行问题的剖析和措施体系的构建。
全球人居环境论坛（GFHS）是世界人居环境领域高规格的对话平台，论坛树立以人为本的目标和宗旨，致力于研究和应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认为只有人与环境的关系和谐，生态系统保持在良性循环水平上，人的发展才能获得永续的发展空间。
（二）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是关乎人类发展和资源环境可持续的重要内容，一直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多年来已经形成了如人地系统理论、人口承载力理论、人口转移理论、生态环境保护理论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纵观已有研究，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可归结为基于可持续发展、基于某要素或层面两个方面。
1.基于可持续发展系统探讨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有四个特性：综合性、系统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这些特性决定了系统科学研究方法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合理的人口数量问题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最大人口问题；第二，人口承载能力问题；第三，经济最优人口问题；最后是最小人口数量问题。按照目前的科技水平，中国的最大人口数，大概在18亿～20亿之间，人口承载力的界线是16亿左右[20]。
2.基于某要素或层面探讨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一是从人口数量来探讨协调性问题。朱国宏关研究指出，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其实就是土地资源所能提供的食物总量及其所能负担的人口数[21]。袁建华等估算表明：如果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人均年用淡水量为532吨，那么，从水资源上看，中国的适度人口是11.45亿[22]。许多科学家对中国最大人口容量进行了分析，有的根据最稀缺资源如淡水、土地等计算中国可以承载的最大人口数字；有的考虑综合国力、生活水平、经济增长、资源分配、环境保护等因素，计算既可使这一代人满意，也为后代留下发展余地的人口容量极限[23]；也有的建立了十分复杂的数学模型，利用计算机进行仿真运算，考虑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还有一些学者简单地利用过去许多地区发展的经验数据来估计人口容量[24]。二是从人口和土地利用关系来探讨。对人口与土地利用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与土地利用方式、人口与耕地面积变化、人口与土地退化之间关系的定性描述和定量关系的研究上。比尔鲍若与乔尔斯（Bilsborrow and Geores，1993）论证了人口密度与农用可耕地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伊万逊（Evanson，1993）分析了印度的情况，指出人口的增长导致人们耕种更多的土地，同时更集约化地使用现有土地；明克（Mink，1993）也发现了人口的年增长率与农业土地面积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25～26]。成升魁、沈镭研究了青藏高原的人口数量与环境问题，实地考察了青藏高原人口—资源—经济之间的互动匹配关系，用朱宝树提出的“P-E-R”模式估算得出：“人口过快增长是引起资源耗竭与退化、环境质量下降、经济发展缓慢的关键因素”[27]。三是从人口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来揭示其问题。在人口与环境污染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人口变化是否引起环境污染的加剧，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居民对哪些污染物质比较敏感等方面。王祎俊认为，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增长导致了对资源需求的增加，加剧环境污染；而人口就业在经济中不同产业的分布使得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有所改变，不同产业之间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亦有所不同，所以人口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作用影响了环境污染[28]。赵艳霞根据辽宁省统计局提供的资料列表比较全省14个城市的人口与环境污染情况，认为人口增长加剧了环境恶化与生态失衡，并通过作用于经济增长进而作用于环境恶化[29]。四是从人口与森林减少的相关性来解释资源量的问题。塞克森那（SaxenaandNautiyal）等发现人口数量和社会经济状况对森林减少都有重要的影响，在考虑其他因素下，人口不得不被认为是森林减少的驱动因素之一。艾建林通过分析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的数据研究人口增长对林地稳定性的影响，以及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态问题，发现人均占有森林资源的数量急剧下降，人均可合理利用的资源量日益减少，森林承担的负荷越来越重[30]。五是从人口与气候变化相关性来论证人口规模问题。地球上曾经经历过多次的气候变化，例如冰期和间冰期。但是，人们发现近年来气候变化的幅度和形式已经超出了正常状态。许多研究表明，大气中二氧化碳气体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引起的。按照美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意见，“世界上人口越多，对提供食物、能源、衣服、住房的资源的需求越大，所有这些活动都与CO2气体排放有关”。为了研究人口对气候变化上的驱动作用程度，保罗·艾利奇曾经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框架，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个框架假定环境影响I是由人口规模P、人均消费水平A以及技术决定的人均污染产生量T三者相互作用决定的，即I=PAT。这个方程被一些研究者用来检验人口规模在气候变化上相对于其他要素的重要程度。
（三）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方法
1.土地人口承载力模型。土地人口承载力受人口、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技术等诸多因子要素制约，它反映的是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整体水平和协调程度。通过对多因子要素的评价分析，根据各因子对土地人口承载力所起作用的差异，重点探索其主要影响因子，并从动态角度，对各因子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揭示土地资源利用系统的内在规律和反馈机制，提高土地人口承载力。国内外对土地人口承载力的研究，常采用单因子分析法、多目标决策分析法、土地资源分析法、系统动力学方法和非线性规划方法等几种方式。其中，前两种方法均把某一地区的土地资源所能承载的人口上限作为承载力计算的目标，基本属于静态的研究方法；后三种分析方法则属动态研究方法。郭艳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价，从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的最大供给量分析，人口规模应控制在3 000万人以下，人均占地200m2左右[31]。
2.协调度模型。吴文恒、牛叔文等人用主成分分析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中国1985—2004年的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态势[19]。结果表明：中国与全面小康标准差距较大，资源环境容量空间有限，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人口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不协同发展贯穿了这一时段，应选择人口与资源环境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模式。天津社科院的阎耀军在探讨建立城市主要方面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理论依据的同时，依据理论原则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的结构特点，提出了由人口（P）、资源（R）、环境（E）、经济（E）、社会（S）和域外六个子系统为基本框架的指标体系（简称PREES）[32]。在这个框架中，每个子系统内部所包含的具体指标，都按照对立统一关系划分为相互对应的两个指标群，从而可以大大增强该指标体系的分析比较功能。刘小林设计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对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大子系统的协调发展进行定量评价，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反映各子系统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估，确定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并介绍二、三、四系统间的协调系数及计算方法，以此衡量某一系统与其他系统相适应的程度[33]。
3.遥感技术与仿真模拟。近年来在环境动态监测各评价方面被广泛应用的遥感信息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结合，能够通过对不同地理单元内各种地理信息的采集、转换和软件工具的集成处理，对资源环境演变的空间模式、要素间的统计关系以及时间变化进行系统模拟。目前怎样将表达长期时间序列和系统内部结构关系的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与擅长反映空间动态变化的地理信息系统模型结合起来，可能是人口与资源环境研究未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工作。
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解译，可以获取准确的资源空间信息并实现数据的空间化，研究的科学性和精确程度将会逐步提高。比如系统动力学（SD）的应用，可以对土地人口承载力系统进行动态的定量化计算，借助遥感技术（RS）能够得到快速、准确的数据，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可以对土地人口承载力进行空间分析，随着研究方法的成熟，SD、RS、GIS这三项技术必将在土地人口承载力的研究领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王炜撰文指出应按照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加大遥感技术的研究范围和领域，结合地面常规监测，使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34]。周晨列举了遥感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土地利用监测、区域生态调查、环境污染事故调查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35]。
三、快速城市化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趋势
1.深化理论体系研究。在全球对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日益重视下，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和城市理性发展要求下，将在基础理论、实践案例、法律制度等方面不断加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1）深化基础理论研究。以协调发展已成熟的理论为基础，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中国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理论体系，充分考虑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具体现实情况，以及基本制度等，构建适合中国人口发展特点、城市化模式、资源禀赋、环境格局的协调发展理论及其体系。（2）加强实践示范。由于不同区域具体情况存在很大差别，各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践也不相同。主要表现在各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关键领域、重点问题以及优先项目的选择等存在较大差别。学者们关于各区域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将逐渐形成实践案例示范，供不同区域、不同模式的相近区域参考借鉴。（3）完善法律制度。全球正逐步完善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加强可持续发展立法，完善有关法律制度。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制定和完善人口、资源环境、自然灾害防治以及信息资源共享和利用等方面的法规，并根据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世贸组织的规则，修订相应的法规。同时，政府致力于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实施保障体系，严格依法行政，加强执法监督，切实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法律制度得以实施。（4）强化经济支撑。对于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的投入，视不同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有明显区别。未来有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城镇体系规划，合理确定城市发展规模，并通过行政和经济的措施来达到控制城市规模增长的目的。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地区和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制定一套系统的限制或者鼓励政策，使之与该地区的资源环境相适应，鼓励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好的区域多聚集产业和人口，减少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发展的宏观成本。
2.逐步建立人口与资源环境互动调控体系。从未来的研究趋势来看，人口与资源环境系统相互协调应当在现有的理论框架上有所突破，应当在深刻认识人口、社会经济以及资源环境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关系及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关系的数理关系；确立人口、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达到协调时相互之间的精确的数理关系；应当建立可操作的使各子系统相互趋于协调的最优策略选择方法。通过市场机制强化环境管理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市场机制的主要手段包括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税费、排污权交易、押金退款制度、财政补贴、处罚制度等。在促进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经济手段选择上，中国应两手并举，双管齐下。首先，中国应该从税收、信贷政策、财政支持等方面，对于积极主动地推进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组织、团体、企业和个人给予优惠政策，以鼓励和引导更多的社会组织、团体和企业主动地推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其次，中国应加大对破坏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组织、团体、企业和个人以严厉的经济惩罚。
3.加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的定量分析及动态监测。为了能够及时把握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状况的时间趋势特征、及时掌握相关信息、便于人口、资源环境系统预警分析，在协调性测度时间动态特征方面也应当设立依据不同区域自身状况、可以进行纵向比较的参照值，区域相关决策人员可以根据这一参照值随时了解本区域协调状态时间动态变动趋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体现人口、资源环境复合大系统的层次性、目的性和动态性特征。
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考核办法是当前国际较为流行的实现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考核方案。中国应结合自身的实际，加以研究和推广。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它是运用生态学的规律而不是运用机械论的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的。它打破了传统经济的单向流动的线性生产模式，倡导“资源产品再资源”的反馈式经济发展模式。在推广循环经济的同时，中国还应以绿色经济为考核全国和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绿色经济不仅能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统一的程度，可以很好地表达和反映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思想和要求。
四、结语
如何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不协调等诸多问题，很多专家也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政府对于相关问题同样给予了高度关注。面对严峻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和基于对未来的充分考虑，研究谋求二者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探索人口与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笔者认为应该加强二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国是人多而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过去快速发展带来了许多环境问题，历史欠账较多。因此，目前中国应更加高度重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规范和推广绿色经济考核办法；建立以金融手段和市场机制为主体的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调控体系；通过立法等形势鼓励和支持社会公共组织、团体和个人参与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监督工作；依靠协调发展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和谐的国民经济体系；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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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环境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长株潭地区；城市群建设；生态环境；关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 F29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Kuznets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curve），说明人均收入与分配之间的关联随着经济的增长呈现出一种倒U型的曲线关系。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倒U型曲线被证实可用于表述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如工业生产产值与劳动力之间的比重，企业发展的运行轨迹，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等。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等人，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可能对美国本土环境的影响问题，首次使用42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研究分析了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联关系，发现部分环境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总悬浮颗粒物等）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呈现倒U形曲线，即初期环境质量的恶化程度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环境质量的恶化程序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趋缓，1993年Panayotou首次将这种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简称EKC）。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以来，学者们对其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笔者在综合诸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长株潭城市群1990年至2010年的城市化水平（反映经济发展程度）和环境污染物浓度中三个主要指标（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和总悬浮颗粒物）的相关数据，建立关系模型，深入分析其相互关系，并提出建议。
二、长株潭城市群建设及环境状况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中东部，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两两相距不足40公里，结构紧凑。2007年，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9年，长株潭GDP总量达5509.04亿元，为2005年的1.74倍，前四年年均增长14.8%，比全省平均水平快1.0个百分点。占全省GDP总量由2005年的40.6%上到至42.2%，四年上升1.6个百分点。2009年长株潭城市群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2396.58亿元，为2005年的1.97倍，占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05年的37.1%上升到2009年的49.7%。规模工业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全省平均水平。前四年规模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2.0%，比全省平均水平快1.2个百分点。规模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5年的23.6%上升到2009年的31.1%。2009年，长株潭城市群实现地方财政收入351.56亿元，占全省的40.6%，比2005年提高3.3个百分点；增长24.1%，增幅比全省平均水平快7.2个百分点；对全省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54.8%，拉动全省地方财政收入增长9.5个百分点。
长株潭三市废水污染物排放主要集中在化工、有色、钢铁三大行业，占三市废水污染总量的73%。而长株潭三市空气中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酸雨污染严重，属于我国重酸雨区，也是省内酸雨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二氧化硫、烟尘、粉尘排放量分别占全省的27.4%、28%、27.2%。废气污染物排放主要集中在火电、建材、化工和有色冶炼行业，占三市废气污染物总量的88%。
三、计量模型构建与分析
依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提及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因素，长株潭城市群实例选取人均GDP这个具体经济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的水平（侧面反映城市群建设水平），选取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和总悬浮颗粒物三个具体的环境指标来反映环境质量的程度（或生态环境的好坏程度）。
长株潭城市群实例研究采用二次多项式简化模型，其形式为：
其中Yt表示为t时刻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环境指标，xt表示为t时刻长株潭城市群建设水平，即人均GDP指标，β0表示常数项，β1和β2分别代表xt、x的待估参数，εt为随机误差项。
从此模型可以得到，由于各β组合形式的不同，对应有不同的曲线，具体的区别为：当β1>0，β2
根据1990年到2010年（因部分年份数据无法确定，从中抽取6至12年数据研究20年的发展趋势）长株潭城市群人均GDP及环境污染情况具体数据，并利用上述二次多项式模型拟合求解结果如下：
由三组计量模型的曲线及其趋势可以看出：长株潭城市群建设指标与生态环境指标的演变轨迹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都呈倒U型发展。就总的趋势来看，长株潭城市群已处于经过了某个转折点，经济增长在促进环境质量的提升阶段。从曲线具体数据分析可知，2002年以前，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环境恶化呈上升驱势，这主要是由于此阶段长株潭城市群的工业化发展急剧提速，社会意识主流形态是以经济发展为第一导向——以生态环境换经济发展，特别是到了2002年生态环境恶化程度达到了峰值。自2002年以后，政府意识到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改善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环境，特别是自2006年以后，随着高新技术、节能技术以及绿色概念的普及，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四、关于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环境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促进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的建设，提出以下建议。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根据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规划，找准各市定位，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等方式，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大力发展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加快产业转型。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加强监管，实行环境污染问责制度。将环境生态保护作为市场运行机制中重要的一环，建立并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政策体系。同时，加强生态环境监管，强化政府职责，形成生态环境准入制度，极力倡导绿色导向，形成社会舆论监督氛围。
[参 考 文 献]
[1]GROSSMAN G， KRUEGER A.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C]//Geneva： NBER， Working Paper， No.3914， 1991
[2]PANAYOTOU T. Empirical tests and policy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C]//Geneva： Working Paper WP238， Technology and Employment Programme，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1993
城市与环境研究范文第5篇
与城市人口的激增速度成正比的生活垃圾日产量，令中国城市生态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在主席签发的《新环保法》第一章第一条明确提出：“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新环保法明确指出“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采取有利于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如何处理生活垃圾与城市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既是我们政府和城市管理者的天然职责、天然使命，同时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建设美丽中国的共同期盼。当我们决心以科学态度直面问题的时候，我们还需拿出改革的勇气，同时配以科学系统的分析方法，去寻求对问题最有益的解决方式。
目前，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法技术状况与水平正处在从“单一处理法”向“综合处理”转变的阶段。所谓“单一处理”指的是以“卫生填埋”、“堆肥”、“焚烧”三种方式处理垃圾。
“卫生填埋”指的是将固体废物填埋于不透水材质或低渗水性土壤内，并设有渗滤液、填埋气体收集或处理设施及地下水监测装置的填埋场的处理方法。这是世界各国主要的垃圾处理方式。优点是技术成熟，操作简单，便于管理、处理量大，投资小、运行费用较低。不过，它的缺点也很明显：比如可回收物、可焚烧组分或可堆肥组分等可以实现资源回收的部分与被一并填埋，即使考虑填埋气的回收利用，混合垃圾填埋的资源化水平仍很低。此外，我国混合垃圾含水率和有机物含量都很高，因此渗滤液产生量大，处理成本高；沼气产生量大，控制其排放也增加了处理成本。在场址选择方面，“卫生填埋”大量占用填埋场的空间资源，这与当下城市发展的总体方向并不匹配。
“高温堆肥”令生活垃圾中的有机成分在成为农田肥料的同时，还可以消除其环境污染，杀灭垃圾中的病菌。这种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具有两大特性。一是无害化，二是资源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我国很多中小城市尚未实行垃圾分类，堆肥厂在运作过程中必须将石块、金属、玻璃、塑料等不可降解的废弃物分拣出来，另行处理，这样一来，费用大幅提高。
最近几年，以“焚烧”的方式处理生活垃圾成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艺主要方式之一。焚烧法的特点是占地面积小、处理周期短。其缺点是焚烧成本相对较高，生活垃圾中水分和盐分含量较高，焚烧易产生烟气并腐蚀焚烧炉，烟气处理难度与污染控制成本显著上升。
既然在生活垃圾处理工艺中“单一处理法”并不能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中国城市未来发展的需要，那么就有必要做出工艺上的改进。业内人士称之为“综合处理法”。目前中国各大城市正参照发达国家做一些有益的尝试。
在一些发达国家，生活垃圾综合处理系统（MSW integrated processing system）是一套严谨完整的体系。从收运车辆到转运站、分选中心、回收站、焚烧厂、堆肥厂、填埋场，其间有着一整套规范的操作流程。涵盖生活垃圾综合处理系统、处理设施的优化设置、垃圾物流的优化分配、能量自给综合处理工艺四个主要方面。首先，他们针对不同生活垃圾处理方式适用性分析的基础上，实施根据不同地域具体情况选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及其组合；其次，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选址一般结合当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和现有处理设施等情况综合考虑得到，没有固定的技术路线；再次，综合处理系统研究的核心内容，目标是以“总费用最小，总费用为运输费用、填埋费用、堆肥费用、焚烧费用、回收费用之和减去回收材料收入、堆肥肥料收入、焚烧能量收入”。在此基础上，他们尝试综合多种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的工艺，实现系统能量的完全自给，这不同于以往垃圾焚烧厂的余热利用系统。在这个新系统中，能量一般来自焚烧系统产生的热能或电能，还可以利用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产热发电。
生活垃圾处理工艺的先进与否直接关乎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未来的发展潜力。建设城市垃圾设施，发展城市垃圾产业，立足点在于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群众生活提供优质的生态环境。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把科教兴国提到了关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高度。推而广之，科技创新称得上是城市垃圾处理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助推器。《“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亦指出：“积极推动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和推广，重点推动清洁焚烧、二恶英控制、飞灰无害化处置和利用、填埋气收集利用、渗滤液处理、气味控制、非正规生活垃圾堆放点治理、小型化生活垃圾处理装置等关键技术的研究和推广，鼓励采用资源化利用技术处理生活垃圾。把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纳入国家相关科技支撑计划，加强对垃圾处理基础性、关键性技术和标准的研究。”在党的十报告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样的高度，党代会报告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天蓝、地绿、水净等自然环境的描述。
相对于杭州、上海、北京、成都、西安等大城市而言，中国中小城市的城市垃圾处理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资本化、产业化、市场化决定着这个新兴产业的未来。城市垃圾处理的根本就是改变粗放式城市化发展模式。具体的做法是将传统观念中没用的垃圾转化为能源、再生资源，甚至转变为财富，最终实现重复利用。对于城市垃圾处理的前景而言，当然是优先考虑如何获取生态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从而将传统城市垃圾处理产业改造为城市化过程中的朝阳产业，实现行业升级转型与城市生态环境效益的最佳结合。让我们的城市以无害化、生态化、低碳化、绿色化、集约化的面貌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