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不仅为发展经济学所证明，而且为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所证明。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如何城市化。这种讨论对于中国这种正在城市化，行政力量又起主导作用的国家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城市化一定要有产业支持，坚持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三位一体，切忌“空壳”化 产业发展的顺序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没有城市化，二次、三次产业就失去了发展空间和载体。城市化与相关产业本当融为一体，没有产业支柱的城市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也是发展不起来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产业支持，城市的人口就很难充分就业，就没有足够的收入，就很难刺激消费，而没有消费就没有再生产。笔者的这一番议论绝非空穴来风。现在有的地方搞城市化，没有产业支持，民间戏称为“一条大马路，两行卷帘门”。这样的城市化恰如当年形式主义的大办开发区，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那么，一个城市在产业选择上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首当其冲的是比较优势，是有利于劳动力的转移。比较优势是市场经济的真谛。简单地说，市场经济就是各市场主体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进行交换。不仅自己的蛋糕可以做大，整个社会的蛋糕也可以做得比原来更大。按照发展经济学家约翰·刘易斯的看法，所谓发展就是把传统部门、即农村的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通过发展现代部门不断地予以转移。从实践来看，这种供给必须是有效供给。所谓有效供给就是选择的产业层次对从业人员素质的要求与转移出来的人员的素质相适应，可以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如果选择的产业对人员素质的要求太高，即使城市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转移不出来。剩余劳动力在素质上的不适应是一种结构性失衡。从实践来看，我国浙江温州、台州、宁波等地是城市化、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功的典范。这里基本上不存在农民问题，因为很多企业就是农民办的。农民办的企业自然与农民的素质相适应，故而顺利地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之劳动力成本低（对于真正的企业家来说，如果用机器合算就用机器，用劳动力更合算就用劳动力），产品有竞争力，其客观效果是经济发展得很快。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与人员素质再不断提升。这一典型案例告诉我们，任何技术都是适度技术，是经济技术，即有经济效益的技术，不是技术含量越高越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西部的一些省份在产业选择上无视本地地域偏远、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素质不高的特点，非常时髦地选择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支柱产业。这样的工业化是把现代部门镶嵌到传统部门，是计划经济早期发展工业化的做法，是在复制“二元经济”。 两种不同选择的深层次差异是谁在进行选择。浙江的选择主要是老百姓根据市场需求自发选择的，选择的结果与选择者的利益休戚相关。后者的选择是地方政府决策的，地方政府首脑在进行选择时，首先考虑的是政绩，与老百姓的目的、动机是有差异的。 其次是准确的战略定位。战略定位是发挥比较优势的逻辑必然。一个城市的战略定位就是要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寻找到在一个经济区域中自己的城市所能扮演的角色，找到适合与自己城市的位置，形成城市的品牌和形象。由于在一个经济流动圈中各个城市与生俱来的特征不同，决定了各自担当扮演的角色不同，都当龙头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从自然经济相对封闭的自成体系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龙头城市和配角城市都是独立的主体，是基于自己利益的交换行为，交换的结果是双赢的。嘉兴选择服务于上海，把上海作为自己的大市场，效果相当不错。最后，笔者还想强调的是，在产业选择上一定要正确认识传统产业、夕阳产业和知识经济的关系。传统产业并不等于夕阳产业，比如炼钢确实是传统产业，但并不是夕阳产业，关键是怎么用最新的技术去装备和改造传统产业。这个问题对于老工业基地特别重要。总之，我们不要一听新经济就盲目地兴奋，一听传统产业就黯然神伤。

锻造和提高城市竞争力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概念。笔者以为城市竞争力应当包括一个城市的区位、基础设施、比较优势、交换费用的大小以及开放的程度。 城市的区位、基础设施、比较优势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本文拟重点探讨的是交易费用大小和开放程度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交易费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在《企业性制裁》中提出的一个枢纽性概念，是指企业在市场上搜寻信息、签约履约、甚至包括打官司的种种费用。一个城市的交易费用指明经济行为主体在该城市的生存环境，包括市场秩序、社会信誉、依法行政、减少办事环节、提高办事效率等等。如果一个城市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充斥，缺少信誉，政府部门基于本位主义的利益，压制企业，竭泽而渔，或互相扯皮，就会加大企业的交易费用，这样的城市其竞争力就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相反，则可能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城市竞争力的大小与交易费用的大小成反比例关系。在如何降低城市的交易费用问题上有一个思维方式的转变问题。应当承认，为了提高城市竞争力，大多数城市都采取了提高办事效率，例如集中办公等，这当然是十分可贵的。但这样做的结果时有反复。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例如政府少管一些事情，那就自然减少了环节，减少了依附在各个环节上的人，效率自然就高了。少管事，管自己应当管的事，才是市场经济对政府的要求。 构成城市竞争力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城市的开放程序。研究发现，哪一个城市开放，哪一个城市就发展得快；哪一个城市封闭，哪一个城市就相对落后。原因在于开放可以接受最前沿、最新鲜的观念此外，开放与流动相结合。有了流动就有了活力，就有了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一个着力于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政府应力促开放。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 我们的城市化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进行的，这样的特征决定了地方政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重要的作用可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政府职能，例如搞好基础设施，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努力降低交易费用。二是企业家的职能。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扮演着企业家的角色，发挥着企业家的功能。具体表现为吸引资源，组织资源，发现、创造并展示城市的卖点，把整个城市像商品一样推向市场。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如何扮演企业家的角色呢？要发挥企业家的功能，就必须像企业家那样思考问题。比如引进人才，我们可以按照传统的方式，以比较优惠的条件，连同人才的所有权一并吸引（这是目前很多地方依然采用的方法）。也可以换一种思路，例如以服务一段时间，服务于一个项目的方式，组织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资源。采用这样的方式通常可以找到具有独特优势的人才。因为用人单位不会给这些人父爱主义的保护，有一个很好的退出机制，例如，如果所用人才不符合要求可以及时地终止合同。再比如城市的发展规划，城市建设的重大举措，都可以以市场的方式利用社会上的人才，即利用外脑进行设计、规划、咨询。最后，一个城市的政府作为企业家不能仅仅是做好一般性工作，其主要的甚至是更重要的工作是经营城市，要像商人那样不断发现和创造出城市的卖点，把城市推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