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内涵范文第1篇

摘要：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城乡一体化的时代，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方面。运用文献调研法、逻辑分析法等对城乡体育一体化的内涵进行了辨析，并探讨了目前制约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的因素，同时阐述了全面实现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前提，最后提出了努力形成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内涵；制约因素；理论前提；发展建议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1)06―0037―05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中指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代表大会上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任务，标志着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时代的到来。国务院《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中提到“促进城乡体育资源和公共体育服务均衡配置，逐步建成城乡一体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这清晰地表明了城乡一体化成为我国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向。目前，城乡一体化在国内卫生、文化、教育、交通等研究领域早已成为热点问题。体育研究领域关于城乡一体化的研究刚刚起步，尽管少数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多是零散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化，并没有形成相对清晰的理论分析框架。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概念内涵、制约因素、理论前提以及发展建议等几个方面对城乡体育一体化进行讨论分析，以期丰富与深化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的研究，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体育一体化的理论分析框架贡献绵薄之力。

1 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内涵的多角度分析

1.1 理解“城乡一体化”是理解城乡体育一体化的前提

城乡体育一体化的实质是体育的城乡一体化，因此，理解“城乡一体化”是理解城乡体育一体化的前提。恩格斯最早分析了城市和乡村由分离、对立走向融合、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道格拉斯认为在城乡关系演变过程中，城乡联系的良性循环是乡村内在推力通过一系列“流”与城市的外在辐射扩散力相交合形成的。在我国，原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管理研究中心秘书长骆子程认为：“城乡一体化是以城市为中心，小城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腹地的；有分工、有协作、多层次、开放型的社会经济统一体。”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整体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城乡协调发展问题再次提到议事日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五个统筹，首要的就是城乡统筹，即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总起来讲，城乡一体化是针对“城乡二元结构”提出的发展新思维，有利于城市与农村打破分割壁垒，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有利于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直至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从而使城市和乡村融为一体。

1.2 城乡体育一体化主要是指群众体育的一体化

一般认为，我国体育包括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三个部分，并且这种划分不仅为体育新闻媒介所广泛传播，而且在许多体育理论专家、学者中也成了某种“约定俗成”的定论或范式。本文所指的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主要涉及群众体育领域，竞技体育之所以不被列入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的研究是由于我国竞技体育的运行模式主要以政府行政干预为主，竞技体育的开展多是以城市为举办地，以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为参与对象，以获得奖牌及优异成绩为目标的活动，仍然呈现出“举国体制”的特色，因而目前我国竞技体育不存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问题。把学校体育排除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的研究领域是因为学校体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主要是归教育部门管辖的体育组成部分，《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想农村倾斜。率先在县区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逐步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学校体育可以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走向城乡均衡发展。因此，我们所说的城乡体育一体化主要是指群众体育的城乡一体化。

1.3 城乡体育一体化是针对两个“二元结构”的一体化

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是理解城乡一体化思维的逻辑起点，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两种类型是由存在着的城乡体育二元结构的两种形态决定的。总体来看，我国目前存在着传统的城乡体育二元结构以及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产生的城乡体育二元结构的新形态。传统的城乡体育二元结构主要表现在城市与农村两个地域，包括体育场馆设施、体育资金投入、体育政策制度、体育指导员分布等体育资源的演进性差距，从而使得农村居民的体育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新形态的城乡体育二元结构是指城市里社会群体的“二元”，这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大量来自农村的农民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从而与城市居民共同形成了城市群体的二元机构。与城乡体育二元结构的两种类型相比，城乡体育一体化也应该有两种类型，即城乡之间的城乡体育一体化以及城市群体的城乡体育一体化。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众多农民工的体育状况直接制约着我国体育的整体发展，因而只从城市与农村两个区域维度研究城乡体育一体化是不够的，还应该研究城市内部社会群体的城乡体育一体化。

1.4 城乡体育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而是公平性发展

平均化发展是一种呆板的、单一的、狭隘的发展模式，形式上的平均最终会导致实际上的不平均。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不是农村人都成为城市人，农村都变成城市，农民都成为农业工人，而是经济社会的城乡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不是单纯的“农村城市化”。同样，“城乡体育一体化”的发展目标也不是“城乡体育一样化”或者“农村体育城市化”，因为我国地区差异、环境差异以及社会群体差异存在着的客观事实，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永远不可能一样化、平均化发展。全面的平均化其实也就是另一种不平等，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更是一种和谐发展，而全面平均化发展则是一种制约性发展。其实，城乡体育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体育的发展有了最广阔的不竭之源，有利于不同地区之间进行互动交流。在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中，“一体化”既是手段又是目标，一体化作为手段强调的是城乡体育的双向沟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动互助，一体化作为目标强调的是缩小城乡体育的差距，实现城乡体育的公平。因而，城乡体育一体化的表述是手段性表述与目标性表述的统一，即“用城乡体育一体化的手段实现城乡体育一体化的目标”。具体来看，城乡体育一体化应当包括体育组织管理、体育政策制度、体育资金投入、体育场地设施、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等多方面，硬件与软件维度的城乡体育的公平性发展。2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制约因素的多维度分析

2.1 硬件维度：困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性问题 城乡体育硬件资源的非均衡发展一直是困扰城乡体育协调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体育场地设施、体育资金投入、体育指导员的配备等几个方面。体育场地设施是城乡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根本保障，虽然城乡体育场馆设施总量不足，但是有调查显示：“群众体育设施城市仍然明显好于农村，市民中有52.9％是在公共体育场地上运动的，而农村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奇缺，只有14.6％的农民在公共体育场地上运动；在公共体育场地运动的市民比例是农民的3.6倍。”体育经费投入是城乡体育开展的动力因素之一，目前全国大部分省份对城市体育经费的投入都远远高于农村，浙江省2005年省和市级群众经费是2.5亿元，而农村体育经费仅仅只有7 860万元。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对公众进行体育教育、技能培训的主要力量，但目前来看，城乡差别仍然很大，有调查显示：“就分布区域而言，我国目前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有90％以上在城镇，广大的农村只占了10％以下。而且东西部的农村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明显高于西部。”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作为一个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边缘群体”，他们在现代城市生活中遭受到如制度、经济、文化、社会组织和地域空间等多维的社会排斥，有调查表明农民工所在单位很少建有体育场地设施，同时城市里公共体育场地上也很少有他们的身影。

2.2 软件维度：制约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的内核性因素

漫长封建社会中的农村传统文化，由于受自然经济的生产特点、聚居方式的制约以及儒家文化的影响，虽经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但根基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国家先后出台了促进农村体育发展的政策制度，但由于农村存在的封建传统文化、农民功利思维的价值取向等导致了农民体育价值观念的落后，在软件维度对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造成了阻抑。2010年我们到江苏农村考察，依然发现许多农民从心理上不接受体育运动，在他们看来体育运动是“玩闹”、“不务正业”，是“赶时髦”、“出风头”；在苏北一些经济落后农村中，许多农民在空闲时宁愿打牌、搓麻将、闲聊天，一些老年人甚至喜好蹲墙角、晒太阳、看热闹。有典型调查对比发现，“即便是在发达地区，57.1％的市民一年中有过体育消费，而农民只有28.6％，市民的体育意识、体育观念明显高于农民。”农民工虽然大多数时间身处城市，但是思想的内核因素依然制约着大多数人的体育参与。一项对珠三角农民工的调杏显示：“在农民工最希望企业给他们提供的文化服务中，选择电视的占30.3％，图书报纸占20.9％，电脑占17.1％，卡拉OK占13.4％，看电影占11.7％，而选择羽毛球、篮球等体育活动的只占了lO％。”调查结果反映了农民工对于体育价值和功能认识还很不充分，没有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

2.3 政府维度：服务职能没有积极发挥

我国体育政府的主线即国家体育总局、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到地(市)、县各级体育局，人员编制只到县级，没有延伸到乡镇，基层乡镇是以文体站的设置进行体育的管理。从目前来看，政府层面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制约着城乡体育一体化的发展。首先，地方政府(特别是一把手)的体育政绩衡量观念改观不大，政府关注度更高的还是竞技体育的发展，由于群众体育工作对象多、涉及范围大，工作业绩显效过程慢，很难受到领导重视。其次，政府存在着对城市与农村体育管理的分割机制，没有从功能区划上、空间布局上统筹规划城乡体育系统，而是分开规划、区别对待，把城市体育与农村体育作为两个分离的子系统。城乡体育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职责划分不明也是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的阻力，主要体现在省(市)体育局不能有效发挥积极作用，造成中央政府越过省级直接对基层城乡体育进行统筹，这种直接的统筹和管理措施很难取得良好效果；乡镇体育政府由于缺乏资金、缺少编制，发展农村体育的积极性不高，容易形成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的基层阻力。再次，城乡体育一体化的推进不仅仅是体育局一个部门的事情，涉及规划、建设、卫生、环保、宣传、财政等多个部门的协同共进，然而，由于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协调不力，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诸如体育场地规划不合理、体育场馆设施边建边拆或者只拆不建等问题。

2.4 社会维度：广泛参与仍然形成不足

经过新公共服务改革运动，国外地方与基层政府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转换的原因主要是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偏离问题日益突出。从学理上讲，政府功能转换的方向是由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发展。地方与基层政府既不“掌舵”，也不“划桨”，而是服务。政府只是公共政策的参与者，并与其他治理主体共同引导着社会前进的方向。20世纪80年代，原国家体委提出了“体育社会化”的方针，其主要涵义是：“尽可能调动全社会参与体育的积极性与潜力，包括参与体育活动，参与兴办各项体育事业，参与、占有与分享属于全民财富的社会主义体育”。城乡体育一体化的推进需要大量的体育资源，政府无力全部承担，其余社会化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在城乡一体化大背景下，体育社会化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以及时反映、更好满足城乡多层次、多样化的体育需求。然而，目前来看，社会组织参与群众体育的积极性并不高，“占有几乎全部公共体育资源和权益的政府部门，独家经营，管办合一，政事不分，身兼资源的所有者、服务产品的生产提供者和经营者、服务活动的管理者等多种角色。”政府的“行政垄断”，造成了社会资金、组织、人才等资源难以融入体育事业发展的行列；形成的体育市场缺乏规范与秩序，难以发展壮大。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乡体育一体化更好的发展。

3 现实的乌托邦――城乡体育一体化全面实现基础

3.1 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是城乡体育一体化实现的物质基础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是城乡体育一体化的前提条件，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对体育的发展具有支配作用。当前，我国仍然是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城乡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一些地区的农村中甚至还存在着绝对贫困的现象，农民的吃穿住等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满足。马斯洛认为：“人们在转向较高层次的需求之前，总是尽力满足吃、穿、住等生理的需求。一个人在饥饿时不会对其它任何事物感兴趣，他的主要动力是得到食物。”农民为了基本的生产生活已经耗去了很多的生物能量，在农闲或生产间歇之余再让他们蓬勃地开展体育运动不符合实际。农民工到城市就是为了打工赚钱，他们本来就勤俭节约，因而很难再拿出钱去消费体育，整日劳作的疲惫状况也很难让他们再消耗体力参加体育活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就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生产经营、居民收入水平、经济发展等方面，逐渐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实现一体化发展。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只有农村经济提升了，农民收入提高了，福利保障增加 了，体育场地设施改善了，健身氛围繁荣了，农民才能从农业劳作中解放出时间和精力，同市民一样，在闲暇时段享用体育公共服务，快乐进行体育活动，从而不用像以往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般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而经济基础是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前提。

3.2 城乡群体的社会整合是城乡体育一体化实现的社会基础

整合是指个人同地方的、地区的和其他社会中介机构的联系的纽带被减弱，同时与庞大的城市及工业网络组织的联系加强了，这种关系的变化为弹性社会中的个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当前我国社会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呈现分化加剧的局丽，传统的弱势群体主要是一些孤、寡、疾、残人员，如今农民、城市下岗工人以及农民工构成了弱势群体的主体。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认为，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主要是来自社会本身的人口增长和生产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分工，因为分工破坏了以强烈的集体意识为特征的道德规范，使不同职业的人们在生活经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同质性降低，从而削弱了传统社会的机构团结的纽带集体意识。国家体育制度对城乡体育提供的空间不一样，并且缺乏规范体育利益博弈的制度安排，造成了体育资源不断地向强势群体的积聚。同时，与强势群体相比，弱势群体在权利方面、发展机遇方面、物质生活条件方面的劣势带来了他们参与体育的障碍。目前，国家采取的诸如下岗工人再就业措施、制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供的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以及实行的城乡居民户籍制度改革等等，都是在加大城乡不同群体的社会整合力度。换句话说，只有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完成，进入社会整合阶段后，城乡体育一体化才可能完全实现。

3.3 体制上的城乡一体化是城乡体育一体化实现的制度基础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的实行与之相适应.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在市场经济时代，这种管理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不协调性日益明显。当然，体育管理体制存在问题并非宣告它已步入“寿终正寝”，而是要在国家发展大环境下在改革中坚持，在发展中完善。现在看来，国家“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引领着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体育事业的城乡一体化必然会成为发展趋势，而适应这种趋势，则需要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反过来说，如果体育管理体制不进行与城乡一体化相适应的改革，那么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如同“空架子”，只能是“空喊口号”。从机构设置上，体育管理部门应本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从“划桨者”向“掌舵者”转变，从而形成宏观指导、政策支持、过程监管的服务功能。从权利划分上，体育政府应逐步放权让利，转变职能。管理学认为，管理体制是由管理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既然群众体育以事业为主体同时兼有部分产业性质，那么在管理方面就要有所不同。属于事业部分主要由政府通过宏观政策进行调控，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属于产业部分的则进入市场，采取社会管理型，由社会向人们提供有偿服务。各级政府还应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促进城乡体育一体化的建立。同时废除不公正的制度和政策，建立城乡体育一体化的体制机制，这样才能使城乡居民真正的共同享受公共体育资源。

4 从现实走向可能――努力形成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的建议

4.1 按照城乡一体化的模式合理布局公共体育资源

体育场馆设施、体育经费投入、体育指导员配备等公共体育资源是体育发展的基本载体，要形成体育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按照城乡一体化的模式布局这些资源。首先应在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指导下，与规划局、建设局、土地局、教育局等相关部门协同布局公共体育资源，这是整体的布局原则；其次按照公共体育资源的不同类型进行布局，体育场馆设施的布局应在遵循一定原则基础上加大对不发达农村地区的建设力度，同时积极与公司企业协商，共建适应于农民工体育的场馆设施。体育经费投入要调整体育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群众体育财政投入比重，通过均等化财政转移支付均衡不同区域、不同层级政府间财政能力，促使区域间公众享有大体相同的公共体育资源和服务，特别是加大对乡镇、行政村、自然村、社区村等农村区域体育财政的投入力度，通过多种形式，鼓励和引导民间组织广泛参与群众体育。在社会体育指导员方面进一步完善体育指导员登记和注册制度，实行体育指导员定人、定职和定岗分类管理，建立体育指导员定期再培训和考核机制，逐步引导体育指导员立足社区、行政村以及企业单位，开展健身指导服务，切实提高城乡居民健身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建设城乡一体化的国民体质监测体系，加大对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体质监测力度。

4.2 明确不同层级体育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政府机构及工作人员的城乡一体化是实现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政府在城乡体育一体化的转变过程中发挥着“掌舵者”的功能，要使这种功能充分发挥，首先应明确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责划分，强化省、市政府的统筹城乡体育发展的职能，城乡体育一体化在空间意义上具有国家层面、省、市、县以及小城镇、行政村多个层面，如果国家越过省级政府直接对城乡体育进行统筹发展，由于起点较高，可能发展的效果欠佳，而县级政府层面由于所处层面较低，财权小而事务重，特别是不能很好地解决区域差异性问题，因而也不能很好地统筹城乡体育一体化的发展，所以还需要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责，充分调动省级政府、市级政府的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积极性，减轻中央政府与县级政府的管理压力。其次还要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群众体育社会化大发展的前提条件。当前我国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发展战略，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求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在服务型政府构建的大背景下，应该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理论要求，实现推进依法行政，向城乡居民提供体育公共服务产品，满足城乡居民的体育建设需求，从而逐步实现城乡体育的一体化发展。

4.3 健全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的政策保障及行政问责制度

体育政策制度是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引航灯”的关键作用。当前各地政府应该制定符合本地特点的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制度与政策，并努力延伸到各县、乡镇，甚至是各行政村；同时，制定监督、评估体系，并纳入对工作人员的考核指标体系，严格考核，坚决兑现，维护政策制度的严肃性。国内一项研究认为缺乏可靠稳定的制度保障是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在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制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的立法建议，因此可以借鉴这一建议，研究并制定《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条例》等，这样就可以确立城市与农村体育一体化发展的法律地位。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政策的执行需要一定的监督。因而需要加强公众参与城乡体育政策制度的制定实施的过程，向普通群众提供表达自己需求的平台，并接受广泛监督，从而使政策制度的落实、执行更透明、更阳光，更有利于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

4.4 帮扶城乡社会群体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

“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体育受到空前的重视，以篮球场和乒乓球台为标志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也在各地纷纷兴建。但是，与如火如荼的硬件建设相比，农民的体育热情却不如一些人的预料，一时还没有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表现。”体育大发展离不开体育文化这一软件因素的繁荣发展，而体育文化的发展要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导下进行，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便有什么样的体育行为，就会有什么样的体育文化。因而要实现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需要改善与繁荣城乡体育文化，需要广泛宣传健康、向上的体育文化，扫除那些不利于人们参与体育锻炼的封建迷信与陈腐习俗，从而帮助不同社会群体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具体措施可以采取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城乡政府工作人员的体育公共服务意识；充分发挥城乡体育健身指导站、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宣传引导作用；广泛利用电视、广播、网站、宣传车、墙报、宣传册、体育表演活动等城乡社会群体喜闻乐见的媒介进行体育文化宣传；积极组织农民工参与城市社区体育锻炼的现场观摩活动，组织小城镇居民进行体育锻炼感受的宣传活动。

城乡一体化内涵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文章区分了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乡村题材小说这三个概念，主张用乡村题材小说来囊括新时期以来全部的乡村小说创作，这既满足了乡村小说创作的实际需要，使这一文学流派能够科学、稳定、健康地发展下去，还对改变当下乡村小说批评的观念、方法和视角有着警示意义。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以农村和农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数量繁多，姿态各异，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以农村和农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上有过“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乡村题材刁、说”这几种不同的称谓，指称的不确定性与当时的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使得这一文学流派存在着众说纷纭、界定模糊、各抒己见的现象，不利于这一文学流派研究的深入。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这几个称谓往往被任意使用，很少顾及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新时期以来以乡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笔者认为“乡村题材小说”这一术语比较适合。因此，当下有必要对这三个概念进行甄别清理，为新时期以来的乡村小说找到一个合适的称谓，从而使这一文学流派的研究更加科学和规范。同时，随着中国越来越快的城市化进程，城市文学对乡土文学构成了巨大威胁，大有取而代之之势，甚至有人惊呼“乡土小说”将会灭亡。勿寸这一文学流派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厘定，使其科学、稳定、健康地发展下去，眼下就显得迫在眉睫了。

在以农村和农民为表现对象的小说中，在诸多概念中，“乡土小说”用得最多。鲁迅与“乡土小说”的关系是直接的。首先，他以(故乡》、(风波》、(孔乙已)等一大批精美的“乡土小说”创作对后来者起到了规范和号召作用。其次，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乡土文学”给以正式命名和对其一系列特点进行的理论概括无疑成为这一范畴的定型化和普遍化的重要依据。他在称许寮先艾、许钦文、王每彦、裴中文、黎锦明、李健吾等人的小说创作时说:.‘赛先艾叙述过贵州，裴中文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田除了鲁迅之外，周作人在理论上的大力倡导对于其成长以至蔚成流派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1923年的(地方与文艺》曾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因为无论如何说法，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道路。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学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这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是如此。’，冈后来的研究者大多以周氏兄弟的研究为基石，从不同的角度对“乡土小说”的概念进行新的界定:所胃‘乡土小说’，主要就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日严家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解释了乡土文学，该条写道:.’乡土文学，通常指的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一部分小说创作。”从以上的阐释中洲门可以看出，无论“乡土小说”创作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乡土小说”这一历史的文学概念应具有如下基本艺术特征:一，特定的美学内涵和外延:以“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这两个内核特征作为其特定的美学内涵，以乡村生活为其基本描写内容，以农民为其主要观照对象;二，比较单一固定的主题格调:展示乡村的宁静、安详或批判乡村人的愚昧落后是其基本的主题表达;三，特定的情感特征:以既眷念又批判的情感体现出对乡土复杂难言的情感态势;四，特定的艺术表现手法: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其表现技巧。进入到新时期以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原有的“乡土小说”的艺术特征已不能囊括现实创作中全部的乡村}J、说了。有鉴于此，一大批学者对“乡土小说”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修正与厘定。“乡土小说”，不能仅仅单纯地看作是书写原乡情韵，揭示乡土地域风情的小说，只要作品中表现了一种乡土情结，乡土意识，都可以称作“乡土小说”。丁帆、金汉、陈继会、雷达、贺仲明等学者就持这种“乡土小说”的传统提法以囊括所有描写城乡生活的文学作品。虽然这一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乡土小说”命名的困境，扩大了“乡土小说”的内涵和外延，但笔者认为，“乡土小说”就是“乡土小说”，它是一个有着独特美学内涵的历史的文学概念。如果我们不顾历史的传承和现实的创作状况而对其妄加“改造”，不但遮蔽了“乡土小说”原有的“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这两个决定“乡土小说”存亡的内核性特征，还会使原有“乡土小说，’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这无异于取消了“乡土小说”存在的合法性。

“农村题材小说”是一个侧重题材范畴的概念。如工业的、城市的、军事的、知识分子的等等，是一个社会政治学的批评术语。如果说鲁迅的论述为“乡土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奠放了一块基石的话，那么茅盾的论述则为“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和研究确立了一个基调，并且成为批评“乡土文学”的重要依据。或许是因为茅盾的特殊身份和背景，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追随“乡土文学”的一般称谓，而是更着重“农村生活”这样的字眼。他在《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是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的展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予了我们。’，日茅盾在这里批评的是“乡土文学”缺少的是“革命性内涵”，而这又正是因为缺少进步世界观的指导。作为一位革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期待把这些明确的思想和生活内涵纳入“乡土文学”，以拓展其表现的生活领域和艺术视野，从而起到配合左冀文学革命运动。其后40年代，大盆的“乡土文学”创作基本上以茅盾的理论为指导。“乡土小说”抹杀了其“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的特征(只有赵树理除外)，与“农村题材小说”合而为一了。这些作品描写了农民从个体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转变的全过程，为当时的社会变革与政治斗争寻找合理的注解。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千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与骤雨》是这一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典型代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学被划分为各个题材领域一一对应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农村题材小说”代替了“乡土小说”，成为宣传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农村阵地。就连主张用宽泛的“乡土小说”概念来涵盖中国现当代乡村生活小说的丁帆也认为:“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大量反映农村社区生活的作品，是不能称其为乡土小说的，充其盆亦只能是一些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失去了作为‘乡土小说’的重要美学特征—风土人情和异域情调给人的审美辰足。’可以说“农村题材小说”是一个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概念，是一个烙上了强烈政治色彩的社会政治学用语。实在和文学相去甚远，因此不宜用它来充当涵盖新时期以来所有乡村小说创作的概念，应该放弃使用这一概念。

“乡村题材小说”中“乡村”是一个中性词，意指作家言说的客观对象，以此来区分“乡土”和“农村”这两个经过文学言说而被赋予了特定意义内涵和价值的“想象性构成物”。相比于“乡土小说.，，“乡村题材小说”既有较长的存在历史，又未在其存在过程中形成特定的内涵规定与外延限制。它是一个站在城市与乡村这样一个大视野层面上的观照，可以涵盖“乡土小说”和“农村题材小说”的一个称谓。凡是以乡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小说都可称作“乡牛创预材小说”。可以看出，使用“乡村题材小说”这一概念是和当下中国的现实相一致的，符合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小说的发展趋势。赵园、段崇轩、周水涛等许多学者现在已开始使用“乡村题材小说”这一概念。本文认为涵盖新时期以来以乡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乡村题材小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概念，主要是出于其内涵和外延实际变化发展的考虑:

首先，“乡村题材小说”比“乡土小说”具有更加广阔的内涵和更加开放的外延。在传统的界定中，“乡土小说”主要指以农村包括乡镇生活为题材，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与地方特色的小说创作。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乡土小说”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但纵观所有’‘乡土小说”的概念，我们不难看出，强调“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这两个内核几乎是所有乡土小说史家都坚持的。然而，随着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同步发展，新时期以来有许多描写乡村的小说并不具备“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首先，有相当一部分小说虽然以乡村为描写对象，但小说并没有显示出某种乡土气息。例如，(分享艰难》、(大雪无乡》、《年前年后》、《天下荒年》等作品描写了乡村生活，但这些小说的艺术魅力不是来自于乡土风情，而是来自于对复杂的现实生活的精确展示和对人们所关注的现实矛盾的精辟分析。其次，还有一部分以农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描写农民在城市的打工生活，展示农民在城市中的悲惨遭遇，故事基本和农业生活无关，已经无法展示出乡土色彩了。如(到城里去》、《白菜萝卜)、《民工》、《泥鳅》等。最后，80年代后期，以马原、余华、残雪、苏童、格非等人为代表的’‘先锋小说”作家的“先锋小说”往往只把乡土作为一个背景，一个故事发生地而存在，这些作品大多依托西方文化观念和哲学思想对社会人生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自然忽略了对乡土地域色彩的表现。如(虚构)‘(一个地主的死}‘(山上的小屋)、(米)、(敌人)等小说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可见，“乡土小说”已无法涵盖以上这些小说的内涵。再从外延来看，传统“乡土小说”的外延是农村，其地域范围至多扩大到县一级的小城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小说的地域范围发生在城乡结合带，甚至是城市。如刘醒龙的小说(白菜萝卜》和鬼子的小说《瓦城上空的麦田》等。因此，“乡村题材小说”所要面对的“乡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而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变化性的广阔空间，这既包括原有的广裹乡村原野，又涵盖了正在城市化发展的小城镇及城乡结合部，甚至是城市空间。同时，作品所面对和表现的“人”，也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还包括了那些长期游走在城乡之间的企业家、知识分子、乡镇千部、艺人以及那些还未来得及脱去“土”气的城市农民。例如(年前年后》、《分享艰难》、《乡长》、《扶贫》等一大批‘.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展示了“乡镇干部”这一特殊的文化群体在农村的生活，而(白菜萝卜》、(都市里的生产队》、(败节草》等一类作品所描写的是农民以不同的身份在城市中的生活。

其次，“乡村题材小说，"t匕“乡土小说”包容更加“多元”的主题格调。传统的“乡土小说”主题内涵比较单一，基本是在静态的乡村生活中展示乡村的宁静、安详，或批判乡村人的愚昧落后。作家们是站在乡村外审视乡村的，以启蒙和政治改造作为书写乡村的基本姿态是明确而稳定的。新时期以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日益被城市吞食，城市文明日益进逼乡村，城乡之间的影响日渐加深，乡村不再成为封闭自足的叙事资源，“‘乡村题材小说”由此呈现出更加“多元”的主题格调。虽然像《清水洗尘》、《梅妞放羊》、(孕妇和牛》、(清洁的日子》等作品在封闭自足的乡村书写中显示出传统“乡土小说”的品质，但更多的作品显示出的是更加丰富“多元”的主题格调。《陈免生上城》、《老井)、《黑骏马》等作品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愚昧落后，对农民身上固有的劣根性进行了批判。(人生》、(平凡的世界》、(哦，香雪》等通过对两种文明冲突的描写，表现出现代化给乡村带来的巨大影响，以及乡村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暴露出来的缺陷。(大树还小》、(黄昏放牛)、(九月还乡》等作品展现了乡村因经济劣势导致的文化劣势，表现出对乡村文化的严重担忧和焦虑。(乡村情感》、(黑蜻蜒》、(跪乳》等作品在批判城市道德时虔诚地讴歌传统美德的乡村文明，表现出很强“文化守成”倾向。(瓦城上空的麦田)、《神木》等作品展示出城市的冷漠无t清，金钱对人心的腐蚀，表现了城市空间下农民异化的现代性主题。“乡村题材小说”主题“多元”的格调还体现在作家“价值依托的多样化”。“价值依托的多样化”在此“既指乡村小说创作的核心价值依托的多元化，又指乡村小说家个体在具体创作时对多种价值意识的兼容并包”。圈例如，从(黑蜻蜓》、《跪乳》等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们对“仁”等传统道德精神的眷念，而(乡村情感》、《天下荒年》等作品既认同在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和十七年阶段形成的以“革命精神”为核心的价值意识，又认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人文精神;(歇与山庄的两个女人》、《城的灯》等作品则对城市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认同。总之，新时期以来的“乡村题材小说”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更开阔的视野，“乡村题材小说”呈现出更加“多元”的格调。

再次，部分“乡村题材小说‘’的乡土情感与“乡土小说”的情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乡土小说作家大多来自乡村，因此有着城乡两方面的人生体验。一方面，乡村传统文化是自我得以确立的根本，他们不可能轻易割断与乡土的情感联系，在文化上也难以逮然摆脱乡土的影响。另一方面，城市文明又远远优于乡村文明，对于经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这些作家来说，认同本土文化意味着肯定自身生活方式的低劣与不合道德标准，因此形成了他们对乡土的双重姿态，即既眷念又批判。新时期以来，时代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乡村小说作家对乡土的情感也随之改变:一，情感空缺。余华、苏童、格非等一批出生于60年代的作家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他们缺少乡村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作品中的乡村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非现实中的乡村，他们不关心乡村本身的存在，小说只寄托着某种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因而在他们的创作中基本上不对乡村倾注情感。二，情感变异。长期以来，乡村小说作家始终对城市怀有一种仇恨的心理，这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不能适应城市文明而形成的。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作家们对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城市文明不再一味地排斥，而是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逐渐意识到城市化将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三，情感超越。李洱、韩东、毕飞宇、魏微、红柯等更新一代作家的作品已超越了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显示出更现代的创作理性。(石榴树上结樱桃)、(扎根》、(玉米)、(一个人的微湖闸》等作品用一种“个体”言说的方式，叙述自己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感悟，描绘生活的本真状态，表达着自己的切身感受，传达着各自的价值判断，在更为广阔的层面上叙写着中国的城乡关系。

城乡一体化内涵范文第3篇

1、引言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2.57%，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进程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传统城镇化进程中注重“量”的提高，忽视了“质”的提升，导致城乡差距拉大等系列问题，城镇化发展质量广受诟病。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提升城镇化的质量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城镇化质量评价是了解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科学方法，传统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已难以适应“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因此适时构建符合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的质量评价体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2、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2.1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传统城镇化而言的，“新”简要的说是指城镇化发展的观念更新、体制革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复新；“型”是指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理论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认为是以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为发展原则，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为推动机制，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良性互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形成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城乡一体的集约、智慧、低碳、绿色城镇化道路[1]。

2.2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研究评述

关于城镇化质量评价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很多学者和相关部门都发表过相关研究成果，国外研究成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联合国人居中心的城镇发展指数（CDI）[2]和城镇指标准则（UIG）[3]，CDI是从基础设施、废弃物处理、健康、教育及生产5个方面评价城镇化质量，UIG中包括居住、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环境治理、经济发展和经济管制等5个方面的指标；国内学者中最早研究城市化质量的是叶裕民，她从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两个方面的相关指标评价城市化质量[4]。最新的城镇化质量研究中有代表性的有：张春梅等在界定城镇化质量内涵的基础上，从经济竞争度、民生幸福度、城乡统筹度和持续发展度四个方面构建发达地区城镇化质量综合测评指标体系，以江苏省为例进行测评分析[5]。何平等在已有相关城镇化质量测评研究的基础上，从城镇化内涵和城镇化质量内涵的角度出发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包括7个方面，分别是人口就业、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公共安全、居民生活、资源环境及城乡一体化，较好的体现新型城镇化内涵中人的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6]。

相关研究中对城镇化质量的评价各具特色、百花齐放，但目前仍缺少针对新型城镇化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在综合考虑评价数据能够统计得到的前提下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丰富城镇化质量研究的成果。

3、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构建

在对城镇化质量评价相关文献评述和深刻理解新型城镇化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构建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该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6项准则下属24项指标。指标层以反映新型城镇化基本特征和数据容易量化获取为原则，以正确评价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为目标来选取。

参考文献：

[1]王素斋.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的内涵、目标与路径.理论月刊2013年第04期：165～168.

[2]United Nations Human Habitat.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Report 2001[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2002： 116-118.

[3] United Nations Human Habitat. Urban Indicators Guideliners[C]//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 Programme.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2004： 8-9

[4]叶裕民.中国城市化质量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1（7）：27-31.

[5]张春梅等.发达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及其提升对策——以江苏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2年7月，第32卷第7期：50-55.

[6]何平等.中国城镇化质量研究.统计研究，2013年6月，第30卷第6期：11-18.

城乡一体化内涵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城市化

1.在现实实践基础上，重新解读有关城乡发展问题的概念

纵观我国社会发展的历程，自从城市产生以来，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始终是贯穿社会发展的主线。城市与乡村即使在二元分割体制下一直都维持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策的关注点不同，导致二者发展程度的差异。

“城乡一体化”，通常指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就是要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体制机制、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规划上协调、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是对早期“城市化”内涵的具体化、明确化和时代化。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城市化”的片面理解，使得其内涵发生了质变，“城乡一体化”的提出无疑使“城市化”的真正内涵得以诠释。“城乡一体化”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或者说一个题目、两篇文章。既要注重在“乡”字以外做文章，坚持推进城市地区的“城市化”、“工业化”，更要紧紧围绕“乡”字做文章，积极推动农村“城市化”、“工业化”。

2.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对策研究

（1）坚定不移地推进大中小城市的“城市化”，充分发挥城市功能和辐射带动作用。中外城市发展史证明，大城市有着难以替代的规模效益、聚集效应和辐射功能。1在处理城乡发展中，城市经济改革发展应占主导地位，这是由城市化历史的一般规律决定的，城市化水平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所以要继续坚持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重点建设省辖市，带动县城的发展。“城乡一体化”并不是要重农抑城，依然要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城市建设提供劳动力。实际上，“膨胀病”和大城市并无必然联系，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为因素、管理等方面原因造成的。因此，要把发展重点放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上，放在提高城市质量、提高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上。要转移、压缩、改造传统产业，扩大先进产业与产品的创新与发展，培育大城市富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带领中国经济走向世界，走出一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2）着眼整体规划，统筹城乡资源。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和布局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前提。“城乡一体化”是城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逐步达到城乡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协调发展的过程，形成城乡互动共进、融合发展的格局。

2.1 破除体制障碍，构建长效机制

总书记强调：“推进体制创新，是解决经济社会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2”制度的不健全不合理是城乡二元体制长期存在的关键。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为顺利推进“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措施增添动力和活力。立足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逐步建立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继续深化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就业制度、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做到“城市规划”向“城乡规划”转变、金融组织向农村整合、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产业发展向农村辐射、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项目，加强事前指导、事中服务和事后问效，切实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

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它不仅对土地资源配置及其效率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对农村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影响。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必须在政府的主导作用下，坚持科学发展、社会和谐，遵循国家对土地管理和利用的规律。1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核心是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要健全耕地保，护制度，合理开发建设用地和非农产业用地等。

2.2 加大市场运作力度，实现城乡产业均等化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理应是农村经济的支撑，它是农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决定着农村经济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工商业为满足城乡人民需要提供各种消费品，工商业、服务业是城乡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农村农业现代化，必须大力发展多种产业。1）实地考察当地的能源、资源、劳动力、交通等因素，积极引导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在当地投资兴业，逐步做大做强，适度发展企业群；2）根据农村建设发展的需要，鼓励城乡居民探索建立投资有限公司，引导集聚社会资金建设农村；3）提高农村原有的农药供药商科学管理的能力；4）对农业实行公司制改革，公司制农业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然趋势。建立以农业公司为主导，以广大农民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集产供销、贸工农、农科教一体化的生产组织形式，不仅可以有效地推动农业结构调整，而且农民可以通过自办或入股农业公司成为企业股东。

参考文献：

[1] 阎书钦. 从机械化到工业社会――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工业化内涵的阐释[J]. 河北学刊，2008，（01）.

[2] 李怀. “城中村”研究的三种视角[J]. 广东社会科学，2006，（03）.

[3] 张永谊. 切莫误读“城乡一体化”[J]. 中国发展观察，2010，（09）.

城乡一体化内涵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指标体系；综合评价

Abstract：Currently， evalu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has become a new study hotspot in our academia. Providing a review of existing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defines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s connotation and clarifies such integration’s several principal features. 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principles， it builds an index system on the evalua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spatial， population， economic， social and living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Here also describes major methods and basic processes of index weighting， data standardization as well as general evaluation in detail.

Key words：urban-rural integration；indicator system；general evaluation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5-16（7）

党的十以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成为一项重大国策。近年来，国内学界的城乡一体化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许多学者不再局限于城乡之间应然关系的论争（例如城乡孰为本末问题），而开始转入对如何认识并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技术性讨论。目前，对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的测度与评价已成为国内学界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对这类研究来说，如何选取和构建测度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指标体系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1 城乡一体化评价的研究进展

从既有研究来看，对城乡一体化测量指标的选取方法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将城乡一体化看作城镇与乡村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空间等多领域、多层次的相互融合并趋于一体的过程，为准确地测度城乡一体化水平，需要对各领域进行指标设计并构建比较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杨荣南（1997）的研究较早且具有代表性，他从经济、人口、社会、生活、环境生态等五个维度，选取了24个二级指标进行测评。顾益康等（2004）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度、差异度和协调度为一级指标，以42个二级指标构成城乡一体化评估指标体系。任平等（2006）从空间联系和功能联系两个方面来评价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情况，进而对城乡一体化程度作出判断，其中空间联系分为自然基础、城镇体系、基础设施等3个子系统和9个因子，功能联系分为经济发展、社会联系、环境条件等3个子系统和13个因子。陈国生等（2009）选取区域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小城镇建设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等为一级指标，地区GDP与全市GDP之比、经济密度、农村恩格尔系数等19个二级指标构成城乡一体化指数评估体系。曹志刚等（2009）将一级指标分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产业结构、城市空间发展、政策制度发展、城乡发展、生态发展、文化发展等，再选取20个二级指标测评城乡一体化水平。采用此类方法构建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学者们选取的一级和二级指标往往存在较大差异。

另一思路认为，测评城乡一体化水平的大部分指标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或交叉关系，因此可以“精选”具有概括性与解释力的若干指标来进行测量。岳丽萍等（2006）以人均GDP、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工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值等四项指标对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判断。孙小素（2007）选择城乡收入比、城乡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比、城乡生活消费支出额比、城乡人均住房面积比、城乡百户居民电视机拥有量比、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城市人口比重7个指标测评城乡一体化进程。魏亚蕊等（2008）利用城市化水平、二元对比系数、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差异度四个指标对中原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程度进行测算。

可以看出，以上两类选取指标的方法各有利弊，第一类方法的优势是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程度，并有助于发现城乡差异的具体成因。但是由于所选指标多，容易造成互相交叉，有可能影响结果的合理性。此外，由于学者们选取的指标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对于结果难以进行横向比较研究。第二类做法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且较为常用的指标，能够满足考察区域城乡一体化水平的需要，同时数据可得性高，处理简便，便于对不同区域的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横向比较研究，但是因为指标较少，难以详细反映城乡一体化的具体状况。总而言之，国内学界对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测评研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但相关研究成果之间缺少交流、批判和合理借鉴，尤其是大多数研究中构建的指标体系都不尽相同，远未形成统一的评价体系和计算方法，直接影响到相关研究成果难以形成有效积累和深层讨论，所以可以说目前关于城乡一体化评价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2 城乡一体化的内涵界定

城乡一体化是在国内城乡二元对立的现实格局下提出的重要概念，尽管国外相关研究中缺少与城乡一体化直接对应的概念，但国外学界针对产业革命后出现的城乡分化问题进行研究并创立了城乡互动和城乡融合等诸多理论，例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赖特的广亩城理论、城乡边缘区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等，这些理论对国内城乡一体化研究具有参考价值。近年来，国内学者们借鉴国外相关理论资源，并依据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思路与城乡建设实践，对城乡一体化的内涵不断进行完善。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我们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指城、镇、乡之间通过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相互协作，优势互补，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实现城、镇、乡之间在空间、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持续协调发展的过程。为准确理解城乡一体化内涵以构建较为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应把握以下方面关系：

第一，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联系。城乡一体化涉及空间规划、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生活水平等诸多方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杨重光（2008）认为，城乡一体化包括规划建设、产业发展、交通信息、市场结构、政策措施、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等的一体化过程。单纯某个或几个方面的城乡互动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在理论探讨和实践发展中必须把城乡一体化看作一个整体，提倡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和多部门的统筹谋划，推动城乡全面协调发展。

第二，城、镇、乡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城乡一体化的“城”包括城和镇，所以城乡一体化必然意味着城、镇、乡的一体化，强调镇的地位重要性是因为镇是沟通城乡的必要环节和纽带，要实现城市与乡村的一体化首先要推动城镇与乡村的一体化，任何越过城镇的“蛙跳式”城乡联系都是难以持续的，只有发挥建制镇和集镇的辐射和带动功能，才能逐渐缩小乡村与城镇的差距，最终实现城乡的一体化目标。另一方面，城、镇、乡应该互为发展空间与重要依托，在既有城镇体系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城镇的空间扩散和均衡布局，完善与新农村建设内在相关的城镇“点-网”式结构，围绕中心城镇形成增长极，打通城乡资源双向交流的通道，扩展承接容纳城乡资源的结节性空间，促成城-城、城-镇、镇-乡之间的有机联系，特别应注意避免陷入城乡低水平均衡发展和资源分散化配置的泥沼，力促城乡共同的协调发展，重建城乡共生的和谐关系。

第三，城乡一体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城乡一体化必须在加快城镇化发展的基础上，利用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功能，把城市和乡村转变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体。但是城乡一体化不是单纯的乡村城镇化，也绝非完全取消城乡差别的城乡“一样化”，而是推动城乡之间互相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从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就是说，乡村与城镇相比并非完全处于劣势，应看到乡村地区的优势所在，这种优势是与城镇的比较优势，需要认真甄别和客观对待。例如，乡村地区与城镇相比，在基础设施、经济发达程度、社会生活发展水平等方面相对落后，但在居住面积、生态环境、矿产资源以及乡土文化等方面则可能优于城镇或独具特色，对此在选取评价指标时应加以考虑。

3 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3.1 构建指标体系的原则

评价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必须构建一个明确合理的量化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应准确反映城乡一体化的内涵，同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综合性原则。针对城乡一体化的系统性特点，所选取的指标应涵盖经济、社会、人口、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从而比较全面地反映城乡关系的总体状况，并且在对城乡一体化测评时必须从多角度进行综合判断。

第二，针对性原则。首先，城乡一体化反映的是城乡关系的现实状况和客观水平，因此在选取评价指标时应该主要从城乡关系角度来考虑。在选择指标时，应尽可能选择能够直接反映城乡关系的相对指标，而应避免选择那些只能单方面反映城市或农村发展状况的指标，避免选择那些只反映区域内平均水平而掩盖城乡差异的指标。其次，所选取的指标应能合理反映当前我国城乡发展现状，体现城乡各自发展特色，特别应避免忽视农村优势的“城市倾向”导致指标选取不当。

第三，独立性原则。所选取的指标之间应相互独立，不能互相替代和互为解释。同时，独立性原则还要求每一项所选取的指标都能够反映城乡关系的某一方面特性，不能含糊不清或容易产生歧义。同时，某一方面特性，尽可能用少而精的指标来反映。当然，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联系要求所选取的指标保持独立性的同时也要互为补充，构成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多角度反映城乡一体化水平。

第四，可比性原则。可比性是对指标体系合理性的一项基本要求，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不仅能够对某一个特定区域内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纵向比较，还可以用于不同区域城乡关系的横向比较。因此，指标和资料的口径和范围应尽量与常用的指标体系相一致。此外，这些指标不能太“大”，否则要么无法获得相关数值，要么无法准确反映城乡关系。这些指标也不能太“小”，否则过于琐细从而增加不必要的研究难度，并降低结果的可比性。同时，因为城乡一体化水平往往因地因时而不同，所选取的指标及赋予的权重等都应尽量适应这种动态变化，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保持相对稳定。

第五，可行性原则。所选取的指标应该是可以度量的，数据具有可得性，获取途径主要有来自各地统计公报和统计年鉴等权威部门的相关数据，在缺乏统计数据时可获取相关的调查数据。一般来说，数据的可得性和权威性越高，评价指标体系的可比性和可行性也越强。

3.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简释

依照城乡一体化的内涵以及建立指标体系的指导原则，参照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再结合有关专家意见，我们将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为五类一级指标和30个二级指标，见表1。

3.2.1 空间一体化

空间一体化既是城乡融合的外在地域表现，也是城乡融合的重要基础和必要条件。空间一体化水平是指城乡在地理空间上的关系状态和交融程度，理想的城乡一体化表现为城乡两个地域实体融合成为多（城镇）节点的网络型区域连续统（Regional Continuum）。包括以下指标：

本文构建的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仍然是一种客观评价体系，全面考察城乡一体化还应该将城乡居民对本区域城乡关系的主观心理认知纳入评价范围，因此还需要从主观层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来对城乡一体化进行更加完整的评价和认识。但是对城乡一体化水平的主观评价往往存在着明显制约，如调研难度大、区域文化差异影响主观认知、调查结果缺少可比性等，难以进行不同区域的横向比较。此外，受时代变迁与心理变动等因素限制，很难对同一区域不同时期的城乡一体化状况进行纵向比较。考虑到诸种局限，本文未对主观评价指标进行讨论。我们认为如何克服主观评价过程中的诸多困难，将主观与客观评价结合起来，构建更为科学的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将是今后的一项重要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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