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范文第1篇

“农民工”概念的由来及演变

“农民工”是指那些户口仍在农村但已完全脱离或基本脱离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以在城镇各类所有制企业打工、经商以及从事其他服务行业为主的群体。1983年，中国社科院小城镇研究课题组首次提出“农民工”这个概念。

农民工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度全国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4.83亿人，其中农民工占2.3亿人；2010年度农民工就业人员总数上升到2.42亿人。截至2011年1月底，中远船务集团共有员工6万人，其中，合同制员工8 531人，占总数的14.3%；劳务派遣制员工5 641人，占总数的9.3%；农民工员工4.6万人，占总数的76.7%，是中远船务生产的生力军。从这些数据看，农民工已经成为了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

农民工已经具有工人阶级的属性。一是农民工的主要生产活动是从事着原本只有产业工人从事的非农产业，如建筑、运输、机械制造、服务业等；二是在城市的务工收入已成为农民工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三是他们充当了城市工人的角色，起着城市劳动力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在基建工程、合资、独资企业中的重体力或手工劳动的从业人员大都是农民工；四是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已经城市化。

农民工现象的根源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今后，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实现，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区域差距的逐步缩小，农民工问题将逐步得以解决，农民工也将在现代化进程中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

“农民工”概念存在的问题与建议提法

基于农民工的工人阶级属性和客观事实，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对“农民工”这一概念积极加以扬弃，并以“新兴产业工人”的概念来取代。

“农民工”及“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局限性。“农民工”是一种通俗的称谓，但这一概念在表述上具有不确切性，在分类上具有不准确性，在范围上具有模糊性。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部分“农民工”已经由农民转变为现代产业工人，并融入了城市生活。显然，这一称谓已不适合于他们。对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虽然生在农村，但从大中专学校毕业后，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远离农业生产；有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父母是“农民工”，户籍在农村，但他们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与农村、农业的关系更加疏远，“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更是名不副实。

“农民工”概念是在特定背景和条件下的一种表述。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农民工一直作为边缘化的特殊群体工作和生活着，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许多农民工的生存境况令人堪忧。另外，由于历史原因，“农民工”一词还与“文化水平低、素质差、弱势群体”等固有印象紧密相连。

建议提法：新兴产业工人。主要理由如下：

历史性：从历史角度来看，许多工人都来自于农村，他们离开家乡，走向城市，从事工业生产，从而演变成为产业工人。可以说，中国的工人大多数都是从农民转变而来的，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加速了这一转变的进程，一部分农民脱离了农业生产，融入了城市，跳出了“三农”圈子。因此，“新兴产业工人”的名称比较符合他们的实际身份。

现实性：参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劳动大军，不管是来自农村，还是来自城市，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建设者，从事的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身份地位没有特殊的“标签”。“新兴产业工人”的名称能体现行业特征和职业特点，比较符合当前的实际工作情况。

时代性：“新兴产业工人”中的定语“新兴”，是客观体现和表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城镇化、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出现了多元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而农民工正是他们中的新群体。“新兴产业工人”的名称比较符合这个群体的时代特征和真实状况。

趋势性：农民工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特殊群体，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推进，“城乡二元结构”将逐步消失，“农民工”的概念将彻底成为历史名词。

“农民工”概念扬弃的现实意义与“新兴产业工人”概念提出的历史意义

“农民工”概念扬弃，具有正向的激励意义。“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让这一群体具有符合自己实际的称谓，体现了该群体的历史作用、时代贡献和光荣使命，对于激励这一群体进取向上、创造价值具有积极作用。

一是具有客观的导向作用。“农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是我国工业化的必然趋势，是“农民工”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新兴产业工人”的概念准确地揭示了这一趋势，具有本质性、趋势性、导向性的特点，对于全社会关注这一特殊群体，培养造就技能水平高、综合素质高的新兴产业工人队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积极作用。

二是具有科学的研究意义。“农民工”概念，是改革开放初期这一群体作为新生事物登上历史舞台后，能够反映当时主要特征的通俗化称谓。“新兴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对于深化研究这一特定群体的发展、变化及影响具有积极意义。

三是具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意义。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积极扬弃“农民工”这个概念更能让我们这个社会缝补差距、营造和谐、体现尊严、促进发展。

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范文第2篇

一直以来，首都文化研究有两种基本视角，一种是以城市文化视角进行研究；另一种是以城市－乡村共生体文化视角进行研究。而沿着这两种不同视角，研究者们对首都文化的概念与内涵界定以及首都文化未来发展功能产生分歧。而这种分歧的焦点是首都文化功能未来发展是以高速的城市信息化、现代化为基础，还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为基础。尽管相关文献已经提供丰富的理论源泉，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首都文化以城市－乡村共生体的文化视角并不占主流，但它却打破了以城市文化解释首都文化的单一模式，这为首都文化的深化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

［关键词］

首都文化；城市文化；乡村文化；文化功能

一直以来，提及“首都文化”这一概念，人们头脑中随即浮想出大都市的画面。要对“首都文化”进行解读，也都以“城市文化”为基础。产生这种观念的主要原因是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近四十年来经历了经济、社会、文化快速变革的“大转型”的现代化建设（波兰尼，2007）。人们在头脑中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认识：提及现代必然想到城市，提及最现代化的城市必然想到首都，而提到首都文化会立即想起大都市文化。而这一认识也成为许多学者阐释什么为“首都文化”的前提条件。那么，在京津冀一体化以及新型副中心文化建设的背景下，“首都文化”显然打破了首都文化等同于大城市文化的观念认识。因此，本文通过对首都文化研究的视角、概念、内涵、功能以及首都文化功能发展的目的等五个方面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把握首都文化研究的领域与范畴。对在当今社会背景下，研究者认识和把握首都文化提供切实的理论资源。

一、首都文化研究的两种基本视角

关于首都文化的研究，人们偏好于“城市—现代”的分析框架。只是囿于学者们生活阅历、学科背景和使用习惯不同，对其使用目的会存有一定的差异。学者倾向于把首都文化放置在“城市—现代”的思维框架下进行解读和诠释，是因为人们把首都文化限定在这样一个城市区域框架内，一方面对其形态、流变过程都有较清晰透彻的了解，易于把握；另一方面“城市代表着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的恩赐，自我构建的现代美好形式新型秩序，代表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企盼”（乔尔•可特金，2006）。而首都内在本质所要求的“首善之区”满足着这种企盼，这就容易使首都被看作是反映现代城市标准的重要力量（雷震宇，2012）。首都是现代的、城市的愿景符合多数人的心理。当然，这种想法仅代表一部分学者的观点。在学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首都文化应该是一个系统文化，既应包含城市文化也应涵盖乡村文化。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第一，首都文化置于“城市—现代”分析框架内，如此分析范式很易让首都文化排除掉传统与乡村文化，最终把首都文化引入到自我发展的矛盾上来。尽管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相比，已经超越了后者无论是开放性、多样性、聚散性和扩散性（陈丽旭，2002），但在盖伊•博德（2008）看来以现今城市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确实是一个缺乏凝聚力与自身自相矛盾的独立王国。它正导致着其内部的文化危机。列斐伏尔（2008）阐释到在以现代城市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模式下，伴随着城市中已经出现的危机，同样历史悠久的全世界的农业文明也已出现危机。第二，用“城市—现代”的视角作为首都文化研究的框架势必有其局限，这也将直接导致首都文化功能的实践性在今天如何得以发挥陷入到功利与实用性上，以此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有偏差的或者成为脱离“人”自身发展的文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把代表传统文化的乡村文化纳入到首都文化中就显现出了很强的必要性。卡洪（2008）认为，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以机械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性已经渗入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人们对待城市的文化方式，被单向度的现代工业的理念牢牢地束缚（卡尔•芬格胡特，2007）。人们对于个人自身发展理念已经被现代的工业理念所束缚。正是，在这两种基本视角下，首都文化的概念、内涵、功能在学者之间又产生了不同的认识。

二、首都文化的概念与内涵

就从“首都”的含义而言，它并非完全指代一座城市。从宏观上讲，首都包含地理范围内的整个行政区域，即含有被管辖的城市也包括其农村。从微观上讲，它仅指一个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国家政权中枢（彭兴业，2001）。对于“首都文化”，由于首都的宏观与微观的不同界定，以及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首都特征，首都文化概念是一个针对不同历史时间、不同国家地域、体制、国情而抽象出来，且反映出不同国家的文化特质。所以首都文化也并非一个稳固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者通过概念描述的方法，对首都文化进行阐释。刘易斯•芒福德（2008）曾对欧洲巴洛克时期的首都文化进行了如下描述：“法律、秩序、统一”是欧洲巴洛克时期的文化理想，也是当时欧洲各国的首都文化观念，而这一观念又与整个欧洲社会的观念相互作用，突出了首都文化对城市社会的塑造。杰弗里•迈耶（1998）也对首都华盛顿做出这样的文化描述：“华盛顿作为一个摒弃神权观念的全新地方，旨在建立民主社会而精心设计的首都，它向全世界昭示了一种全新的秩序———国玺永存的新秩序。”与此相对的是，他也对晚清帝国首都文化进行了描述：“把北京作为首都的清帝国，却仍以首都作为‘天子’的中心，以神权维持国家的秩序，并以首都的中心地位，把这种文化观念输出到帝国的地方区域。”但不得不说明，直至今日，北京做首都的“神权秩序”观念经过历史变迁与历次运动，其文化内涵已经发生转变，正如贝淡宁（2012）所说：“现在北京这座城市，作为首都文化的内质更多的是包含着一种政治倾向与政治热情。”显然，对于国外的学者来说，“首都文化”被作为一种描述性的概念，其首都文化功能在概念的描述中被体现。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尽管这些学者没有直接强调首都与城市的对等性，但其观念中已经渗透了“首都相当于城市”的。与外国学者对“首都文化”进行概念描述性相比，国内研究学者一方面把首都文化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作为首都北京的文化界定上来；另一方面，他们却也吸收了国外学者以城市文化看待首都文化的逻辑。因此，在这部分学者眼中认为北京作为首都，首都文化自然强调的是北京的城市性与北京的城市文化。那么在对首都文化的概念与内涵解读中，北京的城市文化也就成为主要的对象。孟固（1997）指出，首都北京在经过数千年的演变，是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综合型特大城市。对于北京来讲，它只应该作为一种城市来看待，首都的文化应该反映现代的城市文化（李建平，2013）。沈望舒（2009）在《从首善到人文的心路趋向———浅述构建首都文化特质的着眼点》一文中支持了这种观点，他说“首都文化”彰显的是“首善精神”，而首善精神是首都的城市精神，是北京文化的特质。在此基础上，“首都文化”就成为城市文化，其首都文化的概念被描述为：首都文化源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这一城市地位的客观现实，彰显地域文化与荟萃全国文化的综合优势；它塑造中华文化、东方文化代表者形象，体现拥抱国家与世界的精神境界；它突出海纳百川的气势和用良田沃土吸容八方建设者的环境条件，表达宽广真诚的心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它能构筑起属地民众和机构的凝聚力、归属感（沈望舒，2004）。当然，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首都文化不完全等同于北京城市文化。执此观念的学者可以分为三类：（1）首都文化是一种具有北京特色的地域性文化。北京除了作为首善之区之外，北京更是作为首都的一种地方性概念。首都文化就是其历史情况、风俗情况、地域情况下所反映出来的地域性特征（萧放，2012）。这里真正地把首都文化置于历史的时间与地域的空间之中。（2）首都文化是以北京文化精神为基础的民族文化。今天北京文化是一个巨大且复杂的文化系统，它是全国文化的汇集，又包括本地历史的文化精神。而首都文化是各区域文化展示交流的中心，是各种文化向北京集聚的一种表达。因此，首都文化只是北京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李建平，2013）。（3）北京文化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地方性文化；另一个为首都文化。首都文化与北京地方性文化二者交叉前行，在不同时代北京文化融入不同统治者所构建的首都文化精神之中，体现不同样式。因此，两种文化是相互交融，且彼此穿插的（阎崇年，2004）。可无论是以城市视角研究首都文化，还是以非城市视角研究首都文化，其“首都文化”的内涵，也是通过物质行为与精神观念两个层次来表达的。从物质行为层面看，郭勉愈（2005）认为大院是首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文化的核心内容。因为，“建国以后，就社会、政治地位所蕴含的文化能量而言，以干部、知识分子为主体，居住在大院中的新北京人，构成了北京最重要、最活跃的阶层，成为首都城市文化的主角”。彭庆生（2008）认为北京的胡同承袭着首都的文化精神。毕竟“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中国的文化教育中心、中国的宗教文化中心、中国各民族文化交融的中心、中国各地域文化交融的中心、中外文化交融的中心，许多文化在胡同中得以体现。当然，地名作为文化的“镜象”（牛汝辰，1993），作为物质世界的象征手段，北京的各大地名与胡同名，也呈现着首都文化海纳百川的姿态。“北京地名中的这部分独具乡土风味的地名，为北京的地域文化增添了另一种意趣（张燕来，2008）。除了大院、胡同等，首都的节日仪式也是首都物质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中华民族的首善之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与北京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更是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最为重要的是，首都的节日仪式与娱乐在现代语境中被转换成政治社会的表达方式，政府行为与民间社会在节日中得以协调，在节日中传达一种政治意识（萧放，2012）。从精神观念层面上看，首都文化的研究较为多样。孔震（2013）认为北京的旗人文化的尚礼、规矩构建了老北京人的价值基础与信仰，是老北京人的文化之根。首都文化正是从这种文化中生发出来的。但这只承认了首都文化的历史渊源。许多学者指出首都文化精神更应该是一种政治的观念反映，更应强调政府的意志。陈荣荣（2005）认为政府在首都文化生活中最关键的作用就是铸造首都之魂。李建盛（2012）认为首都文化是首都精神的映射，其核心为北京精神，即“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王一川，2012）。在此基础上，要具有“政治敏感，民族大局感”“民主法制观念的意识”（王晓燕、刘志方，2009）。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首都文化精神“使人实现现代化”（沈望舒，2007），让首都文化的“文明价值与世界城市对接”（沈望舒，2010）；（李建盛，2013）。

三、首都文化功能与文化功能发展

不同学者都对首都文化概念进行了细致描述，首都文化到底是否一定属于城市文化，或者属于地域性文化，再或者是城市－乡村文化的共生体，对于这些并没有共识。但无论从何角度出发，首都文化功能的研究并没以城市文化、地域性文化或城市－乡村文化共同体的空间要素为条件，而是以如下三个层面对首都文化功能进行阐释。其一，国家记忆与文化传承。首都文化具有历史性，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它都保存了建筑、民俗、老字号等文艺形式（郑师渠，2004）。同时，首都文化具有很强的意向，它通过景物相连构成一组国家记忆的符号链条。这种记忆，把景物与文化在心灵上联系在一起，让人们记忆（张法，2004）。其二，联接地方与协调区域。在思考首都文化时，应该注意考察首都文化，不能孤立地看问题。应该把首都文化置于是全国文化和全球文化的中心点上来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发展研究中心，1996）。并且在一国众多中心城市中，首都城市有着某种意义的最高性和唯一性的地位主导。主导的功能是文化影响和文化辐射的功能。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经济文化皆在其中（沈望舒，2007）。首都文化的政治性较强，是整合民族的国家的文化政治功能（彭兴业，2002）。其三，行为规范与社会秩序。首都作为首善之区，其文化自身就充满着文化自觉，他让人们理性地看待自身行为，这种自觉功能对于规范社会秩序有着一定的效用（许嘉璐，2004）。相较其他城市，外国留学生评价最高的地区是北京。这一原因则是首都文化的自觉性与市民行为举止在其文化规范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人们在此氛围中自律、自觉（李春雨，2006）。但随着北京的快速发展，首都文化的功能发展已经不可能逃离空间要素。毕竟“首都文化”作为一种研究形式，应该是一种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张宝秀，2012）。那么文化功能应以何种路径进行发展，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是纽约、东京那样打造成为一种信息城市，制造成一种无信息的隔阂，还是如巴黎那样打造一种学术性为底蕴的都市城市（peterhall，2009）。亦或是沿着“田园城市”理论的“人本关怀”逻辑思路，以乡村丰富首都文化，拓展首都的文化功能。从国外的研究上看，关于首都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是沿着两条脉络进行的。一条是，把首都作为城市进行看待，而首都文化就成为城市文化。雅各布森把华盛顿放置于纽约、费城、旧金山等大城市的共同特征下进行分析，认为城市文化在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吸取着各个方面的先进文化知识，而这些知识被行业精英所率先吸收，并融入到行业文化中，进一步渗透到城市文化内（雅各布森，2006）。另一条是，把首都作为城市与乡村的联合体进行看待，那么在此之上的首都文化就发展为城市与乡村的联合文化。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即是这种发端，霍华德（2000）指出作为首都伦敦的未来，它应该是由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共同构成，并把自然的风光与城市相结合起来。而“田园城市”只是形式上的设计。在这种观念后，其实霍华德强调的达到“社会城市”的特点，而这种社会城市强调的是“人本”的理念，人利用田园城市达到城与乡、人与人平等的目的，最终构建出这种文化观念。国内对首都文化的功能发展路径研究，也是沿着西方研究思路的两条主线。一方面，认为首都文化的功能就是城市文化功能的继续扩大化。在这种城市背景下，戚本超、周达（2006）指出首都文化承载功能“首都北京的文化职能就是强调北京作为一个历史名城，继承着京都文化”。郭梅（2014）认为北京的文化有着巨大的开发利用价值，因此首都文化的功能除了文化功能外，还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李晓江、徐颖（2015）进一步指出“当北京发展成为世界城市之时，首都的文化功能更应该体现在和谐与生态”等理念上。另一方面，关于首都文化以整合乡村文化发挥功能的研究较少，仅有张彦敏（2013）认为：“北京乡村文化建设与北京的区县文化建设应更好的结合起来从而面对今天我国首都文化的功能发展”。在这种状况下，可以发现，对于首都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整合的研究，在今天社会下，成果并不丰富，这给我们留下了充足的研究空间。我们还可看到，今天乡村蕴含着丰富巨大的文化宝藏，乡村文化已经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失去的乡土认同和文化自信（高小康，2010）。毕竟城市本身就是“把人类与巨大的自然力量联系起来的手段，是一个促使宇宙，世界安定与人和谐的方式”（凯文•林奇，2011）。

四、研究评述与思考

以上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基于历史或是现实、国外或是国内的视角来探讨首都文化的概念、内涵、功能与发展路径，都为首都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与经验借鉴。但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与分析，不难发现，对于我国来讲“首都文化”到底是地域文化、还是北京城市文化，其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尽管从文献综述上可以发现一部分研究已经做到了城市与乡村的多视角考察首都文化问题。但归根结底，国内学者们还是把我国的首都文化作为北京的城市文化进行研究。然而，这就造成这样一个问题，即当前学界把首都文化的研究陷入城市文化研究上来，不仅忽略首都传统文化内容，也忽视了首都乡村文化内容，这造成呈现出的首都文化的功能研究缺少全面性与整体性。导致以“城市－乡村”相结合的文化视角研究首都文化并没有得到共识。而之所以缺少这种共识的主要问题，就是在许多学者眼中，“城市—乡村”框架自身的矛盾性。而这里涉及两对概念即“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是否矛盾、是否存在内在关联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学者在建构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关系的同时，指明了城市与乡村在文化上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由传统与现代文化导致的。滕尼斯（2000）指出：“乡村文化作为一种‘共同体’文化形态，共同体是‘传统’的它相当于农村。‘城市社会’文化形态是现代文化形态。都市社会是崭新的现代的，它相当于大都市。”衣俊卿（2005）针对我国也指出：“中国以农业作为传统，农业追求的是天的状态。追求的是‘天人合一’。因此，在中国人视野中，习惯于对整体的知觉把握和经验认识，没有培养起来对事物内在结构的理性分析与把握，尤其对于乡村农民来说，由于中国大部分人生活在乡村，乡村文化影响正是受传统农业文化的延续。因此必须借助工业文明建立起技术理性、科学思维、分析精神和主体意识、参与精神。让城市以工业文明下的理性化与科学精神，改变他们的思想与文化状态，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如此二元结构似乎很合理。可事实上，在中国社会中，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真是二元悖反的吗？事实恰恰相反，中国文明产生于农业社会，道德、民俗、信仰产生于乡土之中（冯友兰，2012）。乡村对于中国，犹言城市对于西方，因为西方文明起源于城市，其道德、信仰由城市而塑造（温铁军，2015）。谁忽视了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就很难理解各自的内在含义（刘钊，2012）。为了说明此点，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就明确说道：“在中国的土地上，两种文化体系发生着冲撞，但不能割裂来看问题”。尽管中国的文化正脱离原有的农业文化环境向工业文化转换，而农业文化的观念基础是“知足”精神，工业文化的观念基础是“无厌求得”，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价值体系。反映在经济上，就是乡村经济的自给自足，与城市经济的“大工业”生产对乡村的剥削。城乡之间应该是有机循环的，从而在经济上解决“黎民不饥不寒的状态”，在文化上走向相互融合。毕竟如施坚雅（2007）曾指出传统中国社会的城市样态那样，“中国城市的宇宙论是由取自‘大传统’核心思想的要素构成，并借于农村的小传统所丰富。”城与乡一直存在着联系。朱媛媛、曾菊新（2013）更是以武汉为例，认为城乡文化在空间上是可以整合的，并用定量的方式，证明着城乡文化融合的程度。显然，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并非二元对立，它们尽管充斥着矛盾，但也充满着融合的可能，它们存在着互相依靠的基础（肖小霞、德频，2003）。那么，在以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为表征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它们之间是否也存在着某种关系？纵观历史，传统与现代可以说是一种时间上的连续。没有传统作为依托，现代化难以成功。新秩序在旧秩序的基础上有序地形成，完全脱离旧秩序而产生的新秩序更是不会长久。因此，现代之前必定有一个传统作为基础，现代化之后又为未来形成新的传统。毕竟现代化在实质上是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对现代社会变化需要做的功能适应（何星亮，2003）。而对于传统来讲，传统又是尚未被规定的东西，它永远处在制作之中，永远向未来打开无穷的可能性，因而传统首先就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的东西，而不是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许明，2010）。正如郑杭生（2008）所指出的那样：“并非在传统之后才有了现代”。恰恰相反，我们是因为有了现代而发生传统———现代人所说的传统是为现代而生的，因为唯有现代才能赋予传统，只有通过现代，才能获得自身的规定，而且唯有当传统与现代相联系和应对时，它才能被我们思考与把握。既然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截然对立，那么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来讲，它们之间并非完全矛盾。因为，现代性脱离不了各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金耀基、周宪，2003）。“不同文化需求，满足人们不同部分。传统的文化价值固然属于价值理性，可以说是根植于人性的内在要求；而现代化的文化要素虽然不少，是属于工具理性范畴的，但科技与物质生活素质的改善又何尝不是根植于人性的需求”（陈来，2009）。在以现代文化为主导的今天，传统文化在扮演生命力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先人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它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以此作为新的文明秩序的必要条件（贝尔，2012）。最为关键的是，正如陈来在二者文化融合中所强调的那样“文化的现代化不是以决裂传统为途径，其关键可能在配置合理的文化元素和获得一个良性的结构，使多元文化系统的合成指向较为理想的方向，而不是强求系统中每一个元素都指向同一方向”（陈来，2009）。在这里对“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强调，并非要对这两组概念进行详细说明，而是要对首都文化研究框架的逻辑前提进行强调，指明对未来首都文化研究的方向。一直以来，关于首都文化的研究已经陷入了城市研究与现展研究之中，城市与现代已然成为首都文化研究的主流视角。但事实上，对于首都文化的研究应该“兼顾城与乡的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不能一味地崇尚“城市”“现代”，也不能一味的地奉“传统”“乡村”为圭臬，而是理清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整体、全面地把握“首都文化”这一研究主题。当然，关于城与乡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解释与梳理，也为我们建立起一个新的首都文化结构缔造了基础。在这个结构中，“乡村文化”的价值地位和其他文化元素相互作用，使得整个首都文化系统不再表现为过渡的现代化和泛城市化特征，而更多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对未来的展望。

作者：任超 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调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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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范文第3篇

一、乡村旅游新解读

（一）定义及特征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自然风光、人文遗迹、民俗风情、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农村环境为旅游吸引物，以城市居民为目标客源市场，满足旅游者的观光、休闲、度假、娱乐、购物、学习等多种需求的旅游活动。乡村旅游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 乡村旅游的本质特征是乡村性

乡村性是乡村旅游产品区别于其他旅游产品的根本特征，乡村文化、乡村环境所蕴含的乡村气息是乡村旅游产品的核心吸引力。

2. 乡村旅游的客源市场在城市，且具有区域性特征

乡村旅游对城镇居民产生较大的吸引力，且这种吸引力一般产生于乡村所处的周边城市。

3. 乡村旅游资源的丰富性

从乡村自然风光、人文遗迹、民俗风情到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农村环境都可以被挖掘、被开发形成丰富多彩的乡村旅游产品。

4. 乡村旅游具有较高的重游率

乡村旅游逐渐成为城市居民日常休闲放松的一种重要方式，旅游者一年中需要多次造访乡村旅游点，寻找不一样的休闲体验。

（二）发展现状及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乡村旅游获得了快速发展。据2007年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在“发展乡村旅游 促进新农村建设”讲话中提到“全国已建成的两万多个旅游景区（点），一半以上分布在农村地区”。2004年和2005年，由国家旅游局倡导，共创建评定了359家“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010年和2011年，由国家农业部和国家旅游局共同组织开展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和示范点创建工作。截至目前，共评定推出70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和200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乡村旅游也面临一些问题。总体来看，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存在旅游产业规模小、发展特色不足、体验性活动少、文化品位不高、教育功能缺失、服务质量较低、品牌定位趋同、乡村城市化等问题。

（三）发展趋势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基本趋势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特色化

越来越多的乡村旅游点开始追求基于地域特征的特色化开发经营，在乡村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多地注意融入乡土文化，甚至是创意文化的元素。

2. 规范化

从国家到地方，都在积极推进乡村旅游的规范化经营管理。从2004年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的创建到2010年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和示范点的创建，以及各地星级农家乐的评定等等，都体现出国家和地方对乡村旅游规范化发展的重视。

3. 规模化

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开始参与到乡村旅游的开发当中，改变和影响着原本分散、弱小的乡村旅游企业和组织的发展。

4. 品牌化

旅游品牌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受到重视，从开发创意到产品设计，再到市场营销的过程中都始终保持着对旅游品牌的关注。

二、乡村旅游开发提升策略

（一）理念优化

乡村旅游开发的理念至关重要，很多景区（点）开发理念落后，旅游产品、服务等不符合游客需求或难以满足游客需求，导致景区游客稀少，旅游发展达不到理想的状态。乡村旅游开发的理念包括很多方面，这里重点就以下三方面进行探讨。

1. 充分了解城市游客进行乡村旅游的动机

旅游动机是一个人外出旅游的主观条件，包括旅游者身体、文化、社会交往、地位和声望等方面的动机。一般认为城市游客进行乡村旅游具有五个方面的动机，即追求新的生活方式、释放工作压力、渴望获得宁静、愉悦心灵和挑战自我。这里再概括提出四个追求，即“求新”、“求异”、“求特”、“求健康”。城市游客进行乡村旅游追求的是一种新的旅游体验方式；追求一种区别于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化体验；追求能够引起其强烈兴趣的特殊人和事件；追求获得身体和心灵的一种健康状态。明确了解城市游客的旅游动机，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旅游产品，提供相应的服务，从而保证乡村旅游开发的成功。

2. 要转换思维，从城市游客的角度想问题

准确把握城市游客对乡村旅游体验的价值诉求，提供满足城市游客旅游期望的产品和服务。一般来讲，城市游客希望在旅游活动过程中获得舒适、方便和卫生的旅游体验，这包括舒适的用餐环境、住宿条件、方便的交通条件、旅游信息获取和干净现代的卫生设施。另外，城市游客对于旅游参与活动体验的期望还可将其概括为“不劳而获”、“有惊无险”和“一波三折”三个方面。“不劳而获”，在这里不是贬义词，而是指一般游客都希望体验具有趣味性的、不需要耗费太多精力就可以有所收获的乡村参与性活动，比如水果采摘、蔬菜种植等。在这类活动中要根据城市游客的体力情况设置参与方式，不宜设置劳动强度高、耗费体力大的活动。“有惊无险”是指游客期望旅游活动过程中能有意外的发现和惊喜，且这种情况是处于安全可控的范围内。“一波三折”是指在旅游活动过程中要有丰富的参与体验，在项目设计中要将简单的过程复杂化，设计跌宕起伏的情节。

3. 概念第一，要做有概念的景区

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创意，更是一个主题，是一个景区发展的灵魂。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要注意对景区（点）进行概念包装，以好的概念设计整合乡村旅游资源，打造有概念、有内涵的景区。例如，北京市怀柔区雁栖镇水岸山吧度假村，以北京年轻白领为目标对象，依托雁栖镇的山水林木，设计自然性和时尚性于一体的山吧，山上木屋称为氧吧；餐厅叫餐吧；嬉水的水池叫水吧；游乐的秋千叫荡吧，用时尚的理念包装纯朴的天然景观获得了成功。

（二）产品优化

现阶段，很多乡村旅游景区面临旅游产品老化、粗糙，难以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需求，在旅游市场竞争中逐渐趋于劣势。这就需要对旅游产品进行优化设计。

1. 发掘旅游过程中不被人重视的小元素

一般认为，旅游产品是旅游经营者提供给旅游者购买的完整的旅游经历，它包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六大要素。很多乡村旅游开发者也根据这六大要素进行乡村旅游产品的打造，其实这其中还有一些元素可以被开发，而且能开发成很好的产品。比如“教育”或者说“学习”，学习教育同样是乡村旅游开发中应当重视的一个方面。人渴望获得知识、对于未知世界总是充满好奇。广大乡村地区有很多动植物资源、丰富的大自然课堂远比学校课本上学到的东西要多和真实。因此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游客，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群体、学生市场，开发相应的课外实习基地、大自然趣味室等户外参与性学习型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在教育学习型乡村旅游产品开发方面，台湾很多农业园区做得比较好，并且成立了台湾生态教育农园协会。

另外，对于不同主题、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景区，应该对旅游参与流程中七大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学”的重要性进行再认识、再构造。例如，对于一个主要经营乡村餐饮的景区，要把“吃”的元素做足，做出特色，做成吸引游客的核心元素。

2. 创新产品设计，对旅游产品进行不断地深化和提升

乡村旅游产品的类型一般有观光游览型、休闲娱乐型、参与体验型和复合型等。当前，多数旅游产品停留在自然田园观光、农家餐饮等方面，体验性、参与性活动项目少。对旅游产品进行深化和提升需要不断融入新思路，逐步提升和完善旅游产品参与内容。

例如，当前各地涌现出的市民农场乡村旅游产品，走市民认种菜地、农民代种蔬菜的模式，旅游参与内容包括游客亲自到菜地进行种植、采摘等劳动体验和农家餐饮两大方面。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设置全球眼视频监控系统，为城市游客提供网上参与活动，可实时关注蔬菜的生长情况，吸引游客对项目的持续关注，增加重游率。再进一步设计可以构建一个交换平台，实现不同游客之间的物物交换，进一步增加游客的参与兴趣等。

3. 锦上添花，创意助力旅游产品变革

有一些乡村旅游景区（点）在经历自然环境打造、乡土文化挖掘之后，开始关注创意文化元素，从创意策划到特色景观建设，再到创意旅游纪念品设计，乡村旅游开发的全过程都在或多或少地融入创意设计的元素。

例如，台湾南投县溪头妖怪村的旅游开发中就充分发挥了创意文化的作用。原来仅仅依靠卖土特产品的景区商业点依靠创意化的设计和包装，用妖怪的主题包装策划整个商业街，形成了一个台湾中部旅游目的地热点。其发展经验可以概括为一个主题创意盘活了一个商业街，带动了一个旅游景区，成长为一个旅游热点。

（三）营销优化

旅游营销是乡村旅游发展当中的重要一环。很多景区在开发之时面临客源不足的问题。有效扩大客源市场规模，需要对旅游营销进行优化和提升。

1. 形象制胜，打造旅游形象，形成旅游品牌

形象识别是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的一个重要因素，具有良好旅游形象的景区可以获得游客的更多关注，对游客产生更强的吸引力。例如，浙江省衢州市七里乡在农家乐开发营销中就通过策划、选聘旅游形象大使活动，成功进行了一次旅游公关营销活动，在衢州市农家乐旅游市场上树立了鲜明的形象。

2. 因地制宜，优化营销渠道，抓住重点媒介

乡村旅游营销过程中，要从自身实际出发，选择符合实际情况的营销方式和渠道。在乡村旅游营销过程中应充分重视电视广告、网络和口碑营销等的作用。一般来讲，乡村旅游营销也具有区域性的特征，乡村旅游企业或联合组织要重点在本地区和邻近地区城市电视媒体（包括旅游频道）上刊登旅游广告，这样较为经济和有效。旅游网络营销选择要根据企业规模大小确定，较小的乡村旅游点可依靠村集体或者乡镇集体组织在本地旅游官方网站或者全国乡村旅游网站进行捆绑营销；有实力的大型乡村旅游景区可进行本企业旅游官方网站的建设。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要重视游客的口碑效应，多争取回头客。

3. 借鸡生蛋，与景区、高校及演艺团体等单位进行合作

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范文第4篇

景观设计教学景观新概念乡土景观

一、前沿

早期景观设计城市化认知有片面感、不强烈，主要是社会、经济、人文发展的原因。当我国及部分国家进入传统乡村景观向现代化乡村景观转变的重要时期，市场需求决定设计师接触的“城镇一体化”“乡村转型化”等景观设计项目较多。学生在大学期间接触相关课程、景观认识得也较浅，尤其是成绩相对较好的学生，所学知识不能满足项目设计工作，所用内容必须重新学习，资料也得重新整理收集，不仅浪费时间，还会认为大学里学的东西在社会实践中作用不大，更糟糕的是，他们把这种思想传导给学弟、学妹，会严重影响新生在大学里学习的积极性，这都是未来景观设计教学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二、“乡土景观”设计概念引入景观设计实践教学的意义

1.增强课程结构上专业知识点的系统性与连续性

教师在景观设计课程结构设计时取舍性较强，多以“城市景观”“小区景观”“休闲广场景观”等内容教学为主，给学生造成片面的景观认知感。专业知识点构架的串讲过程中缺乏综合性、发展性与连续性是早期及现在景观设计上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这种滞后型的教学内容不利于景观设计教学内容的延伸。景观设计教学应注重开拓学生的认知视野，将新的景观设计理念、概念带入课堂，让学生明白景观的存在是相对的、广义的，这样能让学生拓展设计思维，了解景观的“实事求是”性、健康性和发展性。将炙手可热的“乡土景观”设计概念引入教学实践，能延伸出很多新鲜、前卫、和谐的景观设计概念，如“生态景观”“可持续发展景观”“本土景观”等，这些新概念的注入，有利于构建一个更系统、更科学、更合理的景观设计教学体系。

2.促进多学科等知识的交叉综合教学，加强景观设计教学深度

旧的景观设计教学内容存在与其他学科知识结合不够的问题，无延伸性与交叉性。有些老师将某些错误的景观设计理念传导给学生，而景观艺术设计是建立在广泛的自然科学和人文与艺术学科基础上的应用学科，景观设计教学深度很大程度影响学生对景观设计及设计成果欣赏的认知程度。借“乡土景观”概念能将生态学、环境科学、人类文化学、社会发展学及行为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综合知识点教学，能有效提高学生对景观设计成果存在价值的认知度，学生在模仿设计、思考设计、完成设计的过程中勇于开拓思维，不再是单一考虑景观视觉形式美丑，而是更注重景观的存在，即发展价值。

3.引导学生深化景观设计内涵，体会景观设计的综合复杂性

教学实践中，笔者感到一些学生景观设计作品多存在只重审美和形式，如紧抠景观设计的比例、平衡、对比等基础的美学角度，作品给人形式感好，而实时操作难、设计内涵不深，仅赋予形式的模仿。“乡土景观”引入实践教学能引导学生认识城市与农村乡野景观的差别，探讨社会发展、演变与景观设计的关系，考虑不同组织空间关系的景观处理手法的异同，考虑本土材料利用的优点，景观地方风土人情的表达，对不同自然地域、社会人文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性的思考，着重培养学生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做健康的、可持续的、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景观设计作品。

三、将“乡土景观”设计概念植入实践教学的方法

1.深入乡间，调查实践

景观设计初期，实地考察是必备步骤，教师可尝试摆脱“校园景观设计课题”“城市休闲绿地设计课题”等常规课题进行“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战略，多做“乡土景观”课题安排。深入乡间，有利于满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等景观设计原则。可就近选择村镇为考察基地，引导学生对农村特有环境进行调研。通过拍照、注记及现场写生等方式进行实地考察，注意区别与城市景观设计考察的方法，少用或不用问卷等城市景观勘察常用方法，换以访问等方法以交流为主，启发学生发现农村规划及景观设计的现状及问题，并辅助学生完成详细的调研报告工作。

考察内容应主要包括：全面的考察农村的周边环境及自然特征、本村的建筑风貌、特有的艺术设计符号、历史风土人情等现状条件。

2.对比城乡，认识景观

教师应尽可能地给学生提供“乡土景观”“新农村景观设计”“生态景观”等方面知识点的信息。辅助资料能提高学生对多种景观规划设计认识的能力，较有深度地了解“乡土景观”的相关概念，如区分“景观”与“农村景观”的异同。引导学生分析农村景观设计基地特有的区位环境、交通道路要求、功能分区要求、建筑景观的设计风格、植物恰当的配置及其他构筑物景观的合理设计等，从整体上重点把握各景观的共性与特殊性，从“乡土景观”切入式的认识到景观的发展趋势。

3.重返乡村，实践改造

乡土景观多属于本土型、环保型与可持续发展型，表现为朴素且有韵味、小巧却显精致，材料上多利用本土或废旧材料制作而成，这些优势都可促使学生再回到规划设计区域，根据自己的设计方案进行实地改造或在专业施工人员的配合下完成景观的实际建设。这样，学生才能对景观的细部设计和空间的尺度及景观施工方法有更深刻的认识。未来，景观设计教学仅依靠讲解的方案是不够的，锻炼学生在实际项目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变通能力十分必要和重要。

结语

城乡一体化基本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生态社区；城乡规划建设；新风貌；构建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 A

一、生态社区的内涵

尽管生态社区的概念发展至今尚无明确的理论基础，却被许多环境关怀者、社区规划者、政府部门等大量使用，因而产生了“生态国家”、“生态城市”、“生态社区”、“生态村庄”、“生态学校”等。波特兰现在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经由社区动员而达到生态旅游成效的地方，充满了多元的文化与生态的样貌。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解析时，其发展最重要的关键就在生态承载量的维持。生态承载量最基本的概念即是资源与赖以生存生物数量的相对关系，运用在生态社区中，可以类推为影响社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社区系统中自然资源的数量、人口的多寡、每一个人所消费的资源的数量。除了生产承载量所强调的“低负荷原则”，生态社区常见的考虑还包括能量得以流动、物质得以回收的“循环原则”，以及加强物种多样性“保育原则”。其中，也有人将其再细分为“配合”、“当地化”、“网络化”、“循环及代谢”、“多元性”、“适当的规模与密度”等。另外，也有人以“物物相关法则”、“物有所归法则”、“自然善知法则”、“没有白吃的午餐法则”等方式来阐述生态社区的理念。

根据上述，在经营一个生态社区时，最主要的考虑点就应该要落在该地的自然环境基础上，以及该地的人口密度，及消费资源的速度。生态社区的直接关照，便是人地关系的实践课题，当人类从供给和需求面同时考虑时，以该地环境资源所能供给的总量为其上限，则能维持生态社区的基本运作；但当一味地从人类的需求来主导时，则自然环境势必反扑，造成环境冲击。因此简单地说，生态社区是促使人与环境的互动，逐渐走向视人类为环境系统配合者角色的“天人合一”境界，而过去为主导者角色的“人定胜天”的谬误。

二、区域城乡新风貌下的生态社区发展

当生态社区的理想于空间落实时，除了需顾及自身社区内部可供发展的资源外，属于社区外部的连结也是生态社区发展时的重要考虑。由于每个生态社区都是整体“区域”中的一份子，区域中有密切互动的城乡关系，为了形塑区域城乡新风貌，每一个城乡内的生态社区都应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这自然也突显了城乡间生态社区不同的“空间性”作法。面对如此紧密与失衡的城乡关系，生态社区通常不会出现城市为首位的现象。人为资源介入越深的城市地区，其环境破坏反而剧烈，生态残留有限；相对来说，保持大面积透水地貌的乡村地区才是自然生态的最后乐土。但过去的城乡规划建设在进行社区营造时，多是各自分工、各自想像、与各自描绘愿景，若从区域的观点出发，再紧扣城乡关系，便可发现城乡既然不同，就有合作的空间。这样操作的结使得城乡规划建设新风貌无法呈现。因此，基于在城乡关系之上，本文建议推动“社区联盟”的构想。除此之外，可更进一步提出区域内“伙伴社区”的作法，来达成实践生态社区的具体运作。所谓“伙伴社区”，最理想的搭档是生活与休闲空间会有重叠的“城”和“乡”社区，通过城区环境与乡区环境的差异，进行友好社区的互访，流通不同的社区发展经验，为达共创区域城乡新风貌的愿景而努力。

“城”和“乡”社区互动的模式是立意在“互利分工”的基础上。“互利分工”的想法，最简单的操作即是在城和乡社区在进行社区营造或会议时，能邀请伙伴社区“列席”参与，如此一来可以激发与拓展更宽广的社区发展想像，弥补两社区在生态环境上的不足，也可以借助不同的社区发展经验，获致最实用的信息交流。例如，城市社区从事营造发展时，绿化是最常见的生态弥补措施，伙伴乡村社区此时便可提供属于乡村社区原生树种的建议名单，作为城市社区施行的参考。如此一来，不仅是减低对区域生态的影响，另外，可能提高新植树种的存活与生长率，以及较有机会提供乡村社区生物相似的迁徙环境，以增加生物更大的栖息处所。而在乡村社区从事营造发展时，伙伴城市社区可能提出相关休闲游戏的需求，引导其在空间规划时能提高这个项目的空间供应，以免形成日后的困扰。由于当前我国有许多社区发展案例多是以单一社区为基础而设计，导致企图欲引入“生态观光”等相关“生产”方式时，造成“空间承载量”的不足，反倒造成更严重的环境破坏，因此上述方面的考虑十分必要。从整体的考虑来看，主要是因为生态社区虽是以“生态”为基本考虑，但仍要进展到兼顾“生活”与“生产”的可持续社区，才是最终的目的。

长远来说，“伙伴社区”的终极构想是拟从区域内两个社区的“线状”连结，延伸到多个社区的“网状”串联，扩展到整个区域的“面状”散开，这样才能真正地达到营造“城乡新风貌”的理想。

三、以生态社区为基础的城乡规划新风貌

从国际情况来看，目前城市地区的生态社区多注重在能量流动的概念上，强调资源简约与减少污染；而乡村地区的生态社区也只以多样性作为其主轴，发展自然保育与生态旅游。对于城乡两者之间生态社区关系的探讨，极为缺乏。从当前国内情况来看，其情况也极为类似，目前如环保部门、民政部门等都有类似社区总体营造或生态社区改造的补助计划，但对于“城乡新风貌”的想像，多仍只停留在营造个别的“城市新风貌”或是“乡村新风貌”，并非涉指“城乡合为一体的新风貌”，这个作法从地理学区域内部互动的观念来说，是极有问题的。在地理学中，思考区域为一有机体，承袭生态学中生态系统和能量流通的论点，说明人类存活在与其密切相关的区域环境系统中，因此城乡一体新风貌的共同思考与分工营造，应是十分需要受到关注的。

过去数十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环境受到严重忽视，今日人们却回头向生态环境学习，学习如何顾及大自然的能量循环、平衡环境生态、维持万物的多样性等，并以此来重建我们属于生态社区的家园，因此我们多了许多基于生态社区的城乡规划建设规划构想。然而，目前总体目标还未达成，因为目前勉强仅为点状分布的生态社区，对于维持生态功能的稳定，仍是稍嫌不足，只有通过以区域生态为基础的互利分工的社区互动，产生线状、甚至面状的连结，才能更加回馈这片已遭破坏的大地。鉴于城乡今日环境背景的不同，对于生态社区的营造，除了上述生态理念所指引的共通性作法外，属于城或乡特有的空间性作法，更是未来施力的重点。总体而言，生态社区的城乡规划建设不应只是一个梦想，也不能沦为口号，其目标在政府、社区居民、专业人士等多方引导努力下，将一步步地往前迈进，为我们开创一个真正属于人与环境共生模式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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