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学理论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文学理论的内在变革已提上日程，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教学也需适时而变。总体来说教学创新之处有三：一是教学理念上倡导塑造“天人舍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二是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三是教学延伸环节上，教学前提倡细读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教学后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批评。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2)教学之后启发鼓励学生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立意高远的生态批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它根植于诚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显摆深奥理论的文字游戏。因此，课堂之外教师启发鼓励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生态批评，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驾驭理论的实践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广开阔的生态理论视野，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观照中，养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理性精神和诗性思辨。通过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使理论的学习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有所学，是为了有所用。

参考文献：

文化生态学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游牧民；处所；文学；生态批评；德勒兹；特奥多尔・克拉默

中图分类号：IO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1―0048-07

环境主义者一般认为，在当今社会，个人与处所（比如当地）的联系日益遭到损害，为了减少破坏环境的行为，我们需要加强个人与处所的联系。在美国文学中，对当地归属和处所感的支持，可见诸亨利・戴维、温德尔・贝里、加里・斯奈德、莱斯利・马蒙・西尔科和特里・坦皮斯特・威廉斯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同时，包括劳伦斯・比尔、格伦・洛夫和斯科特・斯洛维克在内的生态批评家们，也写了大量的文章来评价文学和艺术对栖居和重新居住等观念所做的贡献。有关居住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家园、景观和城市环境渐渐与固定的价值联系起来，从刚开始的个人和家庭，到后来集体文化的意义。

比尔写道“对当代环境批评来说，场所好像提供了一种对现代主义过度化的‘政治抵抗’的保证”。鉴于居住地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比尔强调并非所有与处所的联系都是“自然的”或者符合环境规则的，但大多数有益于环境可持续性伦理，亦即“通过对人与人、人与非人更周全的考虑，审慎地、自给自足地利用环境资源，从而保证（并提高）环境质量和人类质量”。

20世纪上半期，海德格尔是就场所问题论述得最为精辟的理论家之一。尽管他的思想有累于保守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倾向，但他的“栖居”观念一直是我们就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进行理论思考的重要思想资源。在海德格尔那里，栖居不仅是归属某地，同时也指对某地的守护和保存。这意味着，并非只有自然保护区是一种栖居地，对环境敏感的文化和建筑也可提升环境，“显现出环境的存在”，而不是“限定”环境或给它设定“框架”。海德格尔对文学批评有种特殊的兴趣，因为他注意到文学（特别是诗）能促使人类栖居，并抵抗现代文明自我毁灭的力量。

海德格尔的栖居观念是本地主义环境哲学最重要的思想基础，而乌尔苏拉・海泽在她的著作《场所感和星球感》这本书中，将自己与海德格尔划开了距离。她认为，传统的处所依恋已经过时，在今天，个人身份更普遍地通过与多个居住地，而非单个居住地的联系来界定。“后一世界大同主义”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如果把重建个人的处所感，理解为用来指导个人或群体重返自然的意识形态准则或者教条方法，那么这是条死路。”海泽不认为基于感官经验的环境意识是通过身体接触而获得的，并给出了合理的论证。她非常恰当地指出，那些与处所无关的事物，或者源于对处所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固定在某个特定的处所）的意识所产生的事物，也塑造着我们的行为。但这就意味着生态批评家可以忽视作为文化现象的处所，忽视作为环境意识关键因素的处所感吗？

海泽写道，当今社会全球化和日益紧密的社会联系要求我们，“在不再依附于当地居所的前提下，设想如何代表非人类世界和更伟大的社会环境正义来恰当地阐述我们的生态学主张”。但环境心理学和社会人类学发现，居所在个人安处和集体认同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海塞的观点若忽视这些研究发现，走得太远，就会陷入困境。

在德国最近的文学批评中，处所感并没有像在美国一样受到重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本土观念因与纳粹意识形态――鲜血和土壤有关，始终受到排斥。好像论及家园（Hei―mat）时，不是陷入伤感的逃避主义中，就会徘徊在丢失领土、权力和地位的仇恨中。然而，继19世纪70年代，社会人类学家赫尔曼・鲍辛格和伊娜・玛丽亚・格雷韦鲁斯发表了相关著作之后，家园观念与作为居住地（不一定是出生地）的家宅、景观、地区、乡镇和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逐渐又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从京特・格拉斯、延斯・施帕舒与伯恩哈德・施林克的著作，以及汤姆・提克威、沃尔夫冈・贝克尔与安德烈亚斯・德雷森的电影中可以看出当代德国对处所一归属的兴趣。这种兴趣不再以在二战中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的人所遭受的悲惨经验为背景，而是考虑到在重新统一的国家中对国家身份的认同，考虑到政治经济的移民浪潮；和像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地方文化多样性在当今流动多变的全球化社会中的普遍减损，在这种社会情况下，身体的无家可归和身份的流动变化已成为基本的事实。处所已不能再充当个人或群体逃避历史发展的避难所，浪漫化的乡愁曾代表人失去了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如今也不能为未来提供一个可行的意见了。但居住和身体化作为必要的社会和文化目标，重新受到注意。

当代处所理论吸收利用了现象学、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女权主义等理论。在爱德华・凯西《处所的命运》一书中，现象学发挥了重要作用。把处所同化为空间、把处所和空间归属于时间的做法，一般被广泛地视为启蒙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凯西研究了各种对处所重新进行价值估算的理论，以回应传统的观点。他讨论了处所这个观念在现象学维度里的发展，并研究了处所在怀特海、胡塞尔（胡塞尔首先通过身体体验来书写处所的构建，并把走路当成主要活动，由此从破碎的表象中建造起一个连贯一致的世界）、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他将处所的现象学观念合并为居住空间和亲密地）等哲学家的自我思考体系里所占有的意义。凯西还提到加斯顿・贝奇拉德对文学和诗在处所概念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的相关论述。贝奇拉德在其《空间诗学》一书中对处所进行了大概论述，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我们与亲密接触的处所之间的关系，着重突出了处所指导和稳定我们的能力，处所回答了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因为它确定了我们身在何处。贝奇拉德认为，对与处所的亲密关系的文本想象和回忆（如房屋和家的诗歌形象）有助于理解居住的本质，有利于身份的建构。最后，凯西讨论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栖居概念，德勒兹和瓜塔里用栖居概念来避免处所静态概念中的不妥之处。

凯西所提到的或者未提到的（如霍米・巴巴和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理论，露西・伊利格瑞和多琳・马西的女权主义方法）对处所概念有推动作用的种种理论表明，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重新界定我们与处所的关系，使之与21世纪的现实需要相适应。乔纳森・贝特和凯特・里格比曾研究过处所理论在后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发展，并试图有效地利用在文学批评中。贝特在《大地之歌》中指出，海德格尔的栖居概念与伦理的、政治的民族或者国家相联系；但贝特认为，民族或国家应该让位于某地方、某省和某地区的居民；他认为有必要区分“所有”和“归属”这两个概念（在某个特定环境下找到家园的诗人，“在归属中，常常会有想象的兴趣，但不宣称所有权”）；并认为生态诗人的想象一定是“包容的，而不是排外的”，如对外人和新来者开放。凯特在《神圣之地的地形学》一书中，朝两个方向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栖居概念。首先，她指出，离失或流亡是所有栖居固有的模式，在我们适应新的处所之前，我们必然会遭遇对该处所的陌生感。因此，所有的归属都是再次居住的结果。其二，我们应该把栖居理解为“一种成就，一种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努力地学习的东西，一种包含了自觉的许诺的东西，而不是什么‘在血液里’的东西”。

女权主义地理学家多琳・马西对处所和处所

身份问题的见解与上述观点有相应之处。尽管她的《空间、处所和性别》主要关注空间里的性别维度。但她提出一个关键的命题：静态的处所身份有许多不妥之处，如果我们要提供一种替换，那么就必须把处所设想为能自觉地、不停地变化的物体。因此，必须在诸多联系之中思考处所，通过与处所有联系的、在处所之外的东西来定义处所，而不能用身份与身份之间的位置对立来限制处所。通过认识处所的多层次和对他人的开放，可避免把处所与指向特定的人口的“正宗”家园等观念相联系的不妥之处。多琳将空间解读为“权力和意义在其中永远变化的社会几何”，认为处所毫无疑问是有意义的，但意义的固定只存在于瞬间。就像个人的和国家的身份要经过很多年、与广阔的世界互动联系才得以确立，处所的身份也应该被认为是永远不固定的、不断竞争的和多样的。

由此，我们对处所归属的理解有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改变。在对处所的重新定义中，我关注与“游牧主义”相联系的那个方面。海泽不止一次在她的书中暗示，游牧民是内在地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活方式的先行者。然而继20世纪80年代之后，众多思想家对其他居住方式进行了思考，从德勒兹和瓜塔里，到女权主义者罗斯・布莱多蒂，再到口常生活理论家米歇尔・德・赛尔托和维兰・傅拉瑟，游牧主义在他们的思考中已成为一个重要形象。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笔者将以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游牧主义观念和块茎理论为起点，探索与之相联系的关于居住地的理论理解――在流动和混杂的前提状态下，典型的当代生活处所是流动的，有多个地方归属的和多民族的――而后，举例说明处所在文学中的表达。

一、德勒兹与瓜塔里的游牧主义、栖居和平滑空间

1968年，哲学家德勒兹和心理治疗师瓜塔里对既有的权力结构提出了挑战，同时令人欣喜地了分析推理掌握霸权的局面。他们向所有试图改变社会的人发出呼吁，并从广泛的科学领域和各种文化领域中汲取了很多观念和词汇，并按照自己的意愿赋予了新的意义。他们所说的那些观念与词语的“思想赋型”既融合事件的多样性，同时又不减损事件的异质性。他们所使用的一些术语，如“游牧”、“块茎”和“去领土化”可能令人困惑不已。“去领土化”一词起初被历史学家用来表示征服者对被征服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镇压，镇压之后，一般征服者会通过强加新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来“重新占领领土”。在《反俄狄浦斯》（1972年）和《千高原》（1980年）两书中，德勒兹和瓜塔里用“去领土化”来指一个解放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剥夺力量的过程，后者暗中挖出抑制欲望洪流的沟道，以单一政体和地方为中心，将欲望洪流固定下来。

“去领土化”这一术语在文化理论中的盛行便始于这个用法，这个词此处的含义（至少对环境理论家来说）与它的日常理解不同，容易使人混淆。它既不是指身体的外部创伤，也不是指对居所（如出生地）的情感牵系，也不是指在文化价值全球化的影响下，文化与居所的关系越来越弱。同样令人费解的是，“机器”一词（路易斯・芒福德和其他历史学家、科学哲学家把该词与功能简化和镇压相联系）在德勒兹和瓜塔里那里有着积极的含义，因为一个松散的结构有着自由的意志（在他们的《千高原》一书里，它与“聚集”同义）。

然而，对于任何试图把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术语运用到生态批评实践中去的人来说，这只是众多困难中的一个。总之，他们的活力论附和了尼采对本能和激情的颂扬以及对理性主义的贬低，也与未来主义对速度的力量崇拜相似，可这种帮腔在今天看来是不妥当的。他们把“战争机器”颂扬为解放的革命工具，是国家官僚机构对立的流动力量，是充满实验性活力的浪流，尤其见诸神话、史诗和戏剧之中。但在9・11事件后的世界中，这种观点听起来很不恰当。尽管有诸多不足，他们的激进主义和极端的创造性还是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与生态批评有关的两个术语――块茎和游牧，尤其有力，并具有建设性。作者主要在第一章（“导论：块茎”）和第十二章（“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中对这两个术语进行了讨论。

对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块茎”展示了自然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固有的二元论的替代。块茎繁殖的、边缘的和循环的分支系统，与单个直系根相反。类似于块茎的句子、文章和知识，有着“次根的无穷多样”和“繁荣的发展”，从而构成优于传统树状思考模式的替代模式。块茎最重要的特点是异质性和多样性：每一个点都可以与其他任何一个点连接，以促进持续不断的改变和再创造。主体从来未被固定，因为它在不断的生成过程之中。块茎允许欲望的自由流动，他们将之称为“生成动物”。生成动物意味着在邻近区域与其他动物一起，走出我们的统治位置，通过消解树立在我们和动物之间的身份和界限来改变我们，从而使我们和动物相互影响、共同繁荣。作为一个有多个入口、不停地变动的无中心系统，块茎可以被看做一个共同存在、共同进化和相互依赖的模式。对于文本来说，块茎模式意味着不同阐释的集合，有着多样叙述、各种符号流和诸多实验性的语言。块茎写作不仅在各种符号链之间，也在文本和社会及政治挣扎中建立起联系。

在德勒兹和瓜塔里那里，“块茎”和“游牧”这两个词可交换使用。在《千高原》的第十二章，他们集中探讨了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游牧主义”，并在13世纪亚洲帝国――成吉思汗帝国中找到了最明晰的表达。但是，国家的稳固原则和流动的游牧的“战争机器”之间的矛盾贯穿历史始终。国家总是试图征服游牧民、控制迁移，在“外来者”之上建立起权利关系。但是，游牧主义却试图打破国家界限，隐藏他们的群体结构，并保持着各个群体的分散。德勒兹和瓜塔里把游牧思想设想为做出改变的必要途径。块茎短暂的急剧繁殖，是社会和文化革新的永久源泉。在讨论自然、女人和动物等问题时，它有可能提供可替换的思考方式。

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游牧主义是颠覆的、解放的和超越时代的。它和“皇家”科学共同存在并相互作用，它抵抗主客二分，抵抗内容与形式的分离。它把物理学的一些术语，如流量、通量和异质性，构想为与同一性和稳定性相反的东西。游牧思想得益于一系列不走常规路线、避开一般惯例的作家、制片人和画家。《千高原》的内容组织方式本身就是游牧思想的一次实践，彰显出一种前后关联的“逃亡路线”，而非详尽的逻辑论证，这就打破了思想壁垒，并疏通了各种新的观点。

游牧者是最卓越的离开领土的人。他停下来休息，吃饭，让他饲养的牲畜吃草，或者与当地人做生意，但每一个停驻点只是他前行道路上的一个中转站，他的生活就是由这样一系列的间奏曲组成。对于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游牧主义的实质就在于一种在空间里居住的不同方式。他们把城邦，或者说是服从城邦法律的封闭空间，与诺摩斯区分开来――后者是城市之外开放的牧场，按照传统被分配给各自的家庭，专门用做牧场。诺摩斯用实例表明，作为正式法典替代物的风俗和常识，是游牧一词的起源。德勒兹把城邦空间描述为稳固的、具有条纹的（亦即被格子化的，被边界围绕的和被道路分割的）。这与国家正式编纂的法典和抽象的、推理的逻辑论证相一致。而“平滑的”、未被划分的诺摩斯空间则与此相反。

游牧民在移动中居住：“甚至居住的条件也是根据永远赶他们上路的轨道来构想的。”游牧民跟着畜群，或就流动的匠人来说，为了寻找他需要的原材料而不停地迁移。他在路上，亦是在家里――这种居住方式表现在他坐着移动（例如坐在骆驼背上），也表现在他让自己待在开放的空间里，而不是把自己圈固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游牧者自行分布在平滑的空间里；他占据、居住、拥有那个空间”。游牧民平滑的空间（沙漠、草原或者海洋）是局部确定的，而不是受限制的。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空间，一个触觉空间――较多使用听觉和触觉，较少使用视觉。游牧民在其中通过观察风向，观察沙漠中沙子的流动、苔原上白雪的变化。以及水的流动、颜色和温度来给自己确定方向。

二、从流亡到游牧：罗斯・布莱多蒂

罗斯・布莱多蒂的著作《游牧的主体》首要关注的是从女权主义角度重新界定主体性，但是她的研究对生态批评有着更深刻的启示。她的大多数观点讨论的是男女平等，而游牧民作为后现代主体的范式，集中反映了对阶级、种族、种族划分、性别、年龄和政治等问题的反思。布莱多蒂深受游牧民生活经验的启发，游牧主义在她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像她的导师德勒兹一样，布莱多蒂有意识地批判固定不变的社会思考模式、行为模式，并拒绝参与其中。在意识到游牧主义与毁坏、野蛮、盗窃、抢劫和杀戮等行为之间的问题关联后，布莱多蒂主张游牧暴力应该被解读为因境地恶劣而被迫对国家强权作出的反应。她提倡一种新的关系结构，一种在战略上重新定位的实践，以此填补我们过去所缺乏的东西，指出通向未来的变革之路。

流亡、游牧和移民之间的重要区别，可见于布莱多蒂《游牧的主体》的导论“通过游牧主义”中。她写道，流亡，通常是因政治原因被驱逐出国。他们一般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公民。移民一般来自经济卜处于劣势的阶层，他们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从一个居所搬到另一个居所。与之相反，游牧民既不是无家可归者，也不是被迫出离者，而是“摒弃所有固定的理念、欲望和乡愁的一类主体形象”。游牧民是那些习惯跨越界限，且没什么目的地的男男女女的原型。他或她就像是块茎状的根，在地底下或者路边秘密地横向生长。游牧民的生活往往并非完全拒绝结构、模式、内聚和联合。他们可能不走固定的路线，但却依照季节运动模式，有节奏地迁移。布莱多蒂出生在意大利，在澳大利亚长大，在巴黎接受教育，1988年后又在荷兰工作，她把自己描述为已转成游牧民的移民。

游牧主体最典型的特征是“尽管漂泊在途中，却深深植根于某个历史位置上来接受责任并对之负责”。这包含自觉地选择“居住在历史的各种矛盾中，并将这些矛盾体验为一种必要的政治需要，将它们变成批判性的抵抗之地，抵抗所有受霸权支配的事物的同一性”。布莱多蒂的著作本身就是一个游牧主义的范例：它首先用法语写成，明确地表达了种种概念，而后又被翻译成英语。但在翻译的过程中，原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重写，不再是原先母语所表达的意思，而是一系列翻译、替代和转换的结果。由于游牧民生来通晓多种语言，有背叛语言的天性，因此，在面对固定的身份认同和母语时，游牧民养成了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在多种语言之间生活，可以使我们对既有的意识形式产生动摇，解构同一性，并承认语言“尽管薄弱，却能有效地调解各种分歧”。

作为一种“理智的生活样式”，游牧主义在各种语言、地方和文本之间有着独特的位置，“与其说它是无家可归，不如说它能在任何地方重新创造出家园”。游牧作者不断地关注他们的感受，绘制精神地图，把话语语境化，并对那些不断变化的地方特别感兴趣，像公交站、火车站和飞机场休息室，把它们当做“自由的绿洲、超然的空间，或者无人之境”。这些开放的、公共的交通空间，是当代社会的微观缩影，对当代艺术家来说是特殊的创作地点。它们没有被署名，一片空白，却满载意义，能为灵感和洞察提供场地。

流亡、迁移和游牧对应于不同风格、文体以及与时间的关系。流亡模式在异国敏锐地感受到陌生和敌意，通常使用将来完成时态来预期回归。移民处在一种中间状态，对过去的叙述动摇着现在；在他们的写作中，表现出一种“悬置的、常常不可能的现在”，过去完成时反映出一种乡愁和视野的堵塞。游牧意识“对已被驯服的知识进行反叛”，抗拒被表达自我的文化统治方式所同化；它更倾向于采用未完成时态，用来暗示活动性和连续性。

布莱多蒂的作品指出了“基于女权主义游牧伦理的一种充满激情的后人文主义形式”，来反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哲学标准和线性思考方式――这与环境思考有明显的共通之处。她写道，“游牧民与大地的联系是一种短暂的依附和周期性的到访；与农民不一样的是，游牧民虽然也收集、收获，并交换，但不剥削大地”。

那么，作者如何在作品中反映出我们与空间的新型关系呢？他们用什么样的形象与叙述将理论家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呢？作家将地方想象为人们团结的基础，地方不是为了区分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不同，这种可替代的与空问的新型关系促进了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认同和关心，那么，作家在过去对这种想象性的身份认同中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的话，可看看第一代、第二代移民作家的作品。混血身份和对多种民族、多样文化的认同，是其作品的显著特色。艾敏娜・赛维基・奥兹达玛的自传体小说《生命是旅店》的主题就是自己在不同地方安家。伊丽莎白・博指出，旅店或旅馆庭院是旅客车辆短暂停驻的地方，奥兹达玛作品中的旅店形象激发了游牧主义的观念。她认为这本小说“呈现出了一个在不同地方居住，并循环不止的主体形象”，有助于对后一家园的反思。奥兹达玛的作品描绘了“一个不停地从某地方到某地方的完美形象”，唤起了“在公共网络或联系中的自我持有，有能力不停地转换地方，并适应新的转换，而不是简单地被淹没在社群主义之中，也就是说，有家园的流动感”。然而，这本书并不是德国移民文学的典型，因为它主要讲述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不停地迁移于土耳其不同的地方，而不是描写迁移到德国。

我选取了一个诗人为例，来阐明游牧主义文学。对海德格尔来说，诗是人类生产的模型；通过诗，我们能检测我们与大地的联系和错位。诗最重要的作用是使我们栖居在大地之上。自然诗是表达居所观念的一个传统重要方式，通常被当做反抗现代性的堡垒、逃离现代性的工具。然而，在此我会证明，有“一小部分”文学同样值得关注。澳大利亚作家克拉默，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写作，至50年代中期的作品多以流浪、迁徙和流亡为主题，但是他的游牧主义预想至今也没有引起它应有的广泛关注。

三、特奥多尔・克拉默流浪诗歌中的“犹太”游牧民

克拉默是一个犹太乡村医生的儿子，在20世纪20年代的奥地利文学界中，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总是与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融为一体――那些人流浪在各个地方，却不宣告对某地方的所有权，由此克拉默的诗歌表现出对故乡的浓厚眷恋，这沿承了家园（Heimat）的诗歌传统。克拉默将本土德国人的扎根于土地中的特性（Bodenstdndigheit）与犹太人种族的异他性和无根性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体现在他自己身上，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和奥地利，在保守主义压迫下产生了一系列与群体的无根性和不安定性密切相关的负面事物。诗歌人物亚哈随鲁是一个流浪的犹太人，他的无根、变化无常和卑鄙，总是与无家可归相联系。在中世纪神话传说中，亚哈随鲁在耶稣去受罚的路上嘲弄耶稣，被宣判永世流浪，不得安定，直到基督再次降临。

流浪汉诗歌是一个与“犹太性”有着特殊联系的文学流派，该流派盛行于20世纪早期的德国，部分受了新翻译过来的弗朗索瓦・维永早期现代诗歌的影响。克拉默的许多诗歌反映出20年代和30年代人们不安定的存在方式，这种不安定也见诸胡戈・松嫩沙因、雅各布・哈林格和早期贝托尔特・布雷希特的作品描写中，这些写作行为冒犯了右翼文化评论员。1926年，他发表了一卷诗歌集，题为《吉普赛人的标记》。诗集的题目源自于一首诗，诗中描写了一个旅行或者流浪（克拉默不怎么区分这两个词）的吉普赛人，在一个农场大门上留下了一个神秘的标记，这个农场的主人曾恶劣地对待过他。后来的旅行者就会知道在这家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这个流浪的吉普赛人幻想后来者会报复这个农场主，烧毁他的房屋。在今天，克拉默仍被记起，主要因为他的诗歌以异乎寻常的现实主义方法描写了许多简单人物的生活，传达出了他们的忧虑和渴望。无政府的流浪人诗歌只占了克拉默诗歌的一小部分。但是，很多诗歌却是以流浪的商人和学徒、季节性的劳工、市内失业人员、流浪汉、小贩和有犯罪前科的人物角色写成。尽管现实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这些社会边缘人物，但他们作为不受控制的局外人多少体现了一些乌托邦的自由。

克拉默关于旅行者和无家可归的人的诗歌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特别在华尔街股灾之后，德意志帝国的失业人口上升到500万，估计有30万人无家可归。他们吸取了传统的玩世不恭的作风，赞赏个人的自由、个体的真实和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克拉默代表兄弟般的旅行者和流浪汉，提出要与土地、诗歌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我们是一个古老的种族，被狗追赶着，说谎，盗窃，懒惰，被饥饿折磨。但那么多的歌曲，从流浪者的唇间溢出，明亮而美好，又黝黑如土壤――土壤，诗歌萌发的地方。

为什么克拉默能深入地感受流浪者和迁移的劳工的情感呢？原因之一，他是个敏健的徒步者，曾在维也纳西南部的山村和更为繁荣的北部村落，亦即他出生的地方，长时间地徒步旅行；在旅行中，克拉默增进了自我意识，并在情感上产生一种对乡村的拥有感。在他的诗歌表述中，徒步者比定居的农民更为优越：

群山和旷野，为我们创造

而不是他们；农民在他们狭窄的空间里

安坐，而我们不受束缚：

我们背着包裹，拿着手杖，横过大地，不停地游荡。

文化生态学理论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文学

一、国际视野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有其不可缺少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土壤，这便是诞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哲学思潮。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生态女性主义哲学思潮作用到文学领域的结果。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承继了生态视角和女性视角。从理论准备来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生态文学批评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来源，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从语言学、精神分析理论等领域汲取理论素养。

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最早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1974年，她在《女性主义或死亡》中将女性观点与生态观点相结合，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天然的联系”。1978年，埃奥博尼在《生态女性主义：革命或转变?》中深入研究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许多问题，并提醒人们注意妇女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林·沃伦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假设，分别为：“1、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的联系；2、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3、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4、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含女性主义的视角。”

此后，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挑战男权中心制和男权统治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在西方传播蔓延开来，对环境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门学科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美国学者墨菲曾总结道：“在美国大学里，生态女性主义最初开始于哲学系和妇女中心的研究，它在环境系中也有一席之地。

随后，它逐渐进入到其他院系，例如与环境正义有关的犯罪学系、研究社会运动和公共政治的政治学系、关注后殖民问题的文化研究系，以及研究女性文学和环境文学的英语言文学系。”

当生态女性主义进入语言文学系，就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新视角，从而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成形奠定了基础。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准备，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终于在90年代基本确立了自身的地位。

在国外论文中，“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eco—feimnistliterarycriticism)”有时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eco—feimnistcritique)”交替使用，但实际上，对这两个概念作严格的区分的话，可以发现两者有着指向范围的不同。一般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泛化的理论或视野，它批评的对象涉及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个领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而前者即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只关注文学文本的分析评判。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这一概念本身至今尚无严谨统一的定义。概由其裂变自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的两股思潮而来，借鉴了二者的理论资源与批评方法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否已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尚无定论。近年来，各国的学者均在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体系化、学科化、理论化建设方面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着。

笔者认为，从生态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潮自身发展的细化趋势。同时，女性主义思潮介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其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也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广泛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从一级研究范畴(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到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女性文学批评)；从理论创新到具化分析的深入化；从二元交叉(生态／女性)到多元交叉研究(生态／女性／文学／创作／批评)。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批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意识形态批评、话语批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都带来了诸多的新视点、新思考和新发现：“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并提问质疑：当读者用生态女性视角阅读时，文学文本中哪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至变得显眼?这个视角能否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些新的发现?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如何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的联系与差别——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影响我们与自然，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这一视角如何运用到课堂教学上来最根本的，我们确实需要这样做吗?那就是，文学批评——它最新的发展范式，生态批评——没有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就不能继续发展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贡献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兴起

1、女性主义理论自身发展带来了研究视野的扩展

生态女性主义最初是搭着生态批评在中国传播的快车而进入国内学者视野的。陈晓兰在《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中介绍了墨菲、凯特·苏博(katesoper)和西苏(helenecixous)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经典理论主张。

随着女性主义本身的发展及其与生态批评的有机结合，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开始正名。2003年，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中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并且提出了中西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戒规问题；不过该文章偏重于宏观理论的建构，与实践和案例的联系较为欠缺。

2004年，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就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文学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发掘，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批评特点的概括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证。

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严启刚教授、南开大学的杨海燕女士则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统治的一致性，指出其共同的批判宗旨是“呼吁人类要共织生命之网，建立一个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他们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简要地论述了几个可作生态女性分析的文本，其批评的范畴仍停留在广义批评的维度。

回顾国内学界在探讨生态、女性主义等概念与范畴时，带来了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介和接受，现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研究范畴开始得到系统的研究与关注，这种态势预示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深广的发展空间。

2、出版物的引入

由吕瑞兰翻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唤起了人们的生态觉醒，为生态女性主义的亮相做了铺垫——尽管译介该书的初始目的，只是帮助“工农兵、基层干部及从事环保的科技人员了解环境科学知识，提供一本参考书”。

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出版物在中国最早的现身，可追溯到1988年由张敏生和范代忠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女性》这一生态女性主义“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苏珊·格里芬是美国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但译者当时并没有“生态女性主义”的学术自觉；因此本书只是伴随着女性主义主流涌人中国的。

1997年《寂静的春天》作为“绿色经典文库”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再版，此时“生态女性主义”的地位已然确立，编者在序言中除宣扬它的生态意义外还特别强调了作者的女性身份与立场，批判了美国男性社会对这位“环保女斗士”的诋毁与攻击。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接受可以从《寂静的春天》《自然女性》的翻译算起，之后稍有停滞，直到20世纪末才又零星地闪现于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中。接受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作品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引介与前瞻，文学创作的影响；最早接受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有荒林、韦清琦、陈晓兰等人。

3、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

中国具备接受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先天”文化土壤，这是因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饱含着朴素的生态思想与“天人”和谐思想。

古代中国很早就对天、地和人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思考，产生了“阴阳”、“和合”的辩证自然观。“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在《周易》中得到集中表述。《周易·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以天、地、人一体观为指导，《周易》强调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不可违背自然规律。

中国又有“以和为贵”的传统，这里的“和”，便是体现中国古代哲人自然观与社会观精髓的“和合”文化，它关注人伦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例如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孔子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而管子、墨子、苟子等人则直接提出了“和合”的概念，管子日：“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

这种强调“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与女性主义反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生态思维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以至于叶舒宪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观的激进反叛也只不过是用现代的话语讲述着老子、庄子早就表达过的思想观念。

此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所弘扬的女性关爱文化，与中国“贵柔守雌”、贤淑仁爱的女性审美观也是遥相呼应的。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柔善、亲和、坚韧、包容这些品质，在古往今来都极受称颂。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

1、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特点

考察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特点，势必需要审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男性作家作品、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女性作家作品这两个部分。

总体而言，现有的文学批评的框架中尚未搭建起足够体系化的批评范式，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作家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范式建立的自觉意识。在创作实践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仍停留在简单的关系架构之上，自然往往扮演着人及其存在的陪衬。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创作还没有建立起来，发展也较为缓慢。

中国男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很少被命名为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因为在现有的文学批评论和创作论的谱系中，所有作品都被已有的概念框架所类分。介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之后，使得现有的批评定位出现了含混与不稳定的特征。中国文学创作史上究竟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尚待发掘与论证。

而中国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从未被质疑是否能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创作结成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依然找不到能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观念完全涵盖文本内外意涵的案例。因此，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都面临着一个拓宽广度与深度，更加纯粹、更加多元等诸多完善空间。要完成从简单添加到理念重构的“变身”。

2、近年来本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综述

笔者使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相关关键词，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总结得出2005年至2007年，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论文共计42篇，其中，述评或概论式论文为14篇，个案研究论文28篇。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共计16篇。

通过分析本土学者进行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能够梳理出中国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论与批评论的接受、内化还处于比较单一、初级的阶段。现有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第一，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相应的文学观加以工具化的利用。比如大量的文章采用的标题为“对xx作家或xx文本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的解读”。这种方法属于“添加式”批评，也是一种“理念先行”式的批评。

第二，通过阐释具体文本，挖掘并提练该文本中体现出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权的思想或生态女性意识。这种研究大多采用“整合式”批评方法。虽然这种批评方法有着开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理论适用度与继续发展的效果，但是最终往往会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工具化。最受争议的表现就是这类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合理性、合法性往往“自我证明”、“强加确认”，而缺乏系统有力的论证。

第三，注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自身存在独特性与发展趋向的探索。此类研究成果的标题大多直接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命名，但只在中外视野还是本土视阈、述评还是述论、理论建构还是文学探究等论述范畴上略有差别。

目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发展与完善，面临着以下难点：首先，如何深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相关研究。其次，如何系统化、理论化地开展跨视角研究。

此外，此研究还需规避以下研究误区：第一，杜绝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神化，认识到这一理论视角并非是解决所有文学创作或批评的最佳理论。否则极易形成新的话语暴政，从而违背女性主义尊重多元的基本精神。第二，由于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核心概念仍未形成普遍共识，故研究者应努力避免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众声喧哗、各说各话的尴尬处境。第三，应警惕现有的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过度阐释，生硬叠加各种理论。

3、趋势与展望

综观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将在以下方面亟待突破：

第一，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以独立成篇的学术文章或硕士生毕业论文为主，缺少更为系统和全面的综论与阐述，因而，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体论或方法论为课题的博士论文的写作将成为填补科研空白的巨大需求。

文化生态学理论范文第4篇

在“文化转向”这个概念被提出之前，译学界一直都以原文作者的存在、原文作者的“声音”作为翻译的标准来评判、探讨译文成就。“动态对等”永远都是首要的评判标准，实际上，无论直译说还是意译说，或者是卡特福德派追求文本各方面对等的学说，究其本质都是旨在为译者树立一块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的“贞节牌坊”［4］。然而，随着苏珊巴斯奈特“文化转向”概念的提出，译本的研究角度逐渐从原作者转移到了译者身上，把译者置于一定的文化条件或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考察。关于译本的评判角度也从初始的“语言学、语言结构学”层面转移到了“文化”这一层面。例如:近代学贯中西的翻译家、著名学者辜鸿铭先生在翻译中国古典名著《论语》时所采取的策略有注释讲解、归化等翻译手法，大大有别于同样翻译《论语》的西方传教士理雅各。如果仅停留在译本层面，根据语言学派的观点认为“动态对等”的文本更胜一筹，那么译本的好坏着实难较高低，更何况中文与英文的语系不同难以对等。因此更为明智的研究方法是从译者本身入手，结合其翻译目的，分析其所处环境，探讨在当时时代背景下译本的水准，据此分析的结果才更具动态。这既是文化转向的要求，也是生态学的现象，生态学揭示了自然界各个系统与成分之间都存在着能动的联系，在自然界这个大的环境当中，生物与生物体之间、生物与其固有的生存环境之间应通过彼此的互动与作用来形成生态平衡。一方面，外界环境条件的不同势必会引起生物体从形态构造、生理活动、化学成分、遗传特性到地理分布等多方面的差异;而另一方面，生物为适应其不同的环境条件也必须不断地对自己作出调整［5］。由此可见，翻译不仅要求译者应当具备扎实的语言基本功，还应该了解和积累本国与外国的各种文化，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和地理、、风土民情与建筑艺术等［6］。因此可以说，译者译著水准、评价口碑、乃至后世影响，都深受其自身文化背景、学术水平、翻译目的或当时所处时代等条件的影响，且各方面影响相互作用，促成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同时也成为语言学文本向文化背景层面进行转向的表现。

二、生态翻译学与文化转向的关系

1.生态翻译学与文化转向的研究基调基本一致首先，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在其第一版的《翻译研究》中就曾阐述过翻译视角下文化学派的一些基本理念，即关注文本与译本背后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试图去理解文本操作的繁杂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到底是哪种标准在决定着译者对原文本进行翻译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对文章本身来说，它将会以何种方法为目的语系统读者所接纳［7］。这就要求在分析文本时，首先，分析文本存在情况与译者译著时宏观的翻译生态环境，这种翻译生态环境包含了译著目的、译者背景、译本的事后追惩等内容，与翻译文化派的要求方向一致。其次，两者都是在人类学与生态学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此种文化转向最先并非发生于翻译领域，而是发生在人们熟知的文化人类学的相关领域，因此，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者在钻研殖民时期非西方民族文化时惊讶地发现，这些所谓的民族历史其实是西方殖民主义为巩固自身统治而“制造”出来的“虚构”历史，完全可以说是统治者们用西方话语所改写出的一种民族编年史［8］。而这种历史的“制造”也毋庸置疑地透露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生态学道理。生态翻译学的产生同样体现了人类学与生态学的结合，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跨学科的提炼。中国自古强调“天人合一”“中庸之道”，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古代思想十分提倡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圆满，其在生态翻译学中则体现为致力于追求译者与译本及其当时所处翻译生态环境的和谐与统一［9］。由此可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生态翻译学同样结合了人类学与生态学，作为同样需要跨学科联系的两门研究，其研究基调基本一致。2.生态翻译学是研究文化转向的基石西方学派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不同于以往略显“僵硬”的、仅仅注重表达是否完全对等的一些翻译理论，近期许多翻译理论开始向文化层面靠拢，翻译的对等流派正悄然转变为翻译的文化转向研究。一些西方翻译理论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多元系统翻译理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等都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各流派研究的重点，同时这些理论也无一例外地被置于文化转向这个大的环境之下。但是，无论解构主义也好，多元系统理论也罢，都是剖开文化转向的表面，单独研究其某一分支，却没有领悟到文化转向宏观的生态性。生态翻译学则由于其可以从生态的视角来对翻译的行动过程进行分析与研究，并通过译者所处的生态环境对其所译版本进行能动的多维度的考察与整合，所以可以说其包含了文化等元素在内的转向性。与此同时，文化转向对译者主体性或译本存在价值的研究与要求无不散发着浓厚的生态性，因此可以将生态翻译学涵盖入文化转向这个大的议题中去。在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语用学、文化和认知等理论转向之后，语言翻译学、女权主义思想的翻译学、包括后殖民翻译以及认知翻译学等理论，都被认为是对生态视域下翻译研究的起源及其相关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合理的思想启示与贡献［10］。众所周知，生态翻译包含着许多有关文化层面的分支理论，所以生态翻译学与文化转向课题相铺相成、互通有无，同时，由于两者的生态关联，生态翻译学也可作为研究文化转向的基石。因此研究好生态翻译学便是研究好了文化转向的大方向，应促使生态翻译学成为文化转向的“中心议题”。

三、结语

文化生态学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生态批评；理论；中国；标志事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8-0253-01

生态批评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具体在1987年，威廉·鲁克尔特在《爱荷华州评论》第9期上发表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的试验》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这一概念，认为应该把生态以及和生态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此后，生态批评迅速发展，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目前，对“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大多数人认同彻丽尔·格罗特菲尔蒂的定义“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它包括几层意思，第一，生态批评具有鲜明的叙事性。生态批评家应该将叙述作为一种文学分析的策略来对待。其目的不是与文学本身竞争，而只是为阐明并鉴赏阅读的语境，也就是说，将文学文本作为服务于我们“在外面的世界”的生活语言来加以亲近。第二，生态批评注重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功用，摈弃学者的平衡和中立姿态。第三，生态批评是一种行动主义（activist）运动，即是一种走出书房，走向社会和旷野，积极参与环境运动的批评。

生态批评是一种思想批评和文化批评，它的主要目的是要挖掘和批判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要揭示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竭泽而渔式的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危机。还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在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它首先要面对文学或艺术文本，首先要研究它的思想文化批判的媒介。

西方生态文学发展、兴盛的同时也对中国的生态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总体而言“生态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有几个标志性事件。第一个事件是1949年徐迟翻译了梭罗的《瓦尔登湖》，这是中国“生态文学”的源事件。但那时的中国正急于从农业文明转为工业文明，习惯以“烟囱林立”来象征蓬勃发展，对于梭罗对后工业文明的思考并不感兴趣。那时，文坛更感兴趣的是梭罗干净从容的文字表达方式，觉得它很“冲淡”，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美学观。真正从生态思想上对《瓦尔登湖》进行再阐释，是于20世纪90年代。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尝到生态危机的恶果。第二个事件是，上世纪70年代，掀起了全球生态保护运动高潮同时也是世界生态文学里程碑式的杰作《寂静的春天》中译本问世。可以说，它是世界“生态文学”的肇始。有人把这本书的诞生用“一封信、一本书、一场运动”来形容。因为，“与一次战争、一场疾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甚至一次骚乱相比，书籍一般都难以产生那么大的作用。但是有时侯，一本书的确能掀起一场运动，引起社会的改革，甚至重大的改革”第三个就是产生了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这一国内第一部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专著。本书以时间也分国别考察和评价了欧美“生态文学”和西方生态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对“生态文学”的定义和特征进行了深入论述，对“生态文学”的思想内涵进行了系统研究。

伴随着“生态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在世界生态批评思潮的影响下，面对我国严重的生态危机现状，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生态批评研究开始起步，并已出现这方面的著作。余谋昌的《生态伦理学》、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思想》、宋祖良的《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赵鑫珊的《诗话自然哲学》、葛剑雄的《未来生存空间》、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张全明、王玉德《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李培超的《自然的伦理尊严》、徐恒醇《生态美学》等，都是具有开拓性的中国生态学理论著作。除此之外，大量的西方生态学理论著作也被译介入中国。目前对生态批评理论的研究在逐步深入，并且继承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里蕴含的生态思想。何怀宏在《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思想》里谈到“支持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而道家生态伦理思想则主要体现的“万物平等自化”、“道法自然”、“节制物欲”。余谋昌的《生态文化的理论阐释》中，从历史、政治、经济的角度分析生态文化的内涵，并相应提出了从精神、制度、物质等层次建设生态文化的策略。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中提出“生态学的人文转向”的论点。这些著作促进了我国生态批评理论的完善，促进了我国生态文学的发展，唤醒人类去建构生态意识、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从而有力地缓解生态危机。

参考文献：

[1]王诺.生态与心态[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李茹.生态批评与简单生活观[J].文学语言学研究，2010，（28）.

[3]吕娟霞.西方生态批评述评[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