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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的原因

文化交流的原因

文化交流的原因范文第1篇

一、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何以作为

虽然文明之初,地理障碍曾极大地限制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而一旦文明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不同民族之间有了相互交往的条件,原本“特立独行”的各民族的生产方式便开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事实上,在持续的民族融合进程中,我国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借助对其他民族体育文化的优秀因子的吸收而不断丰富与更新自身,并随着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而持续发展。武术的形成发展便大量吸收了华夏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的武技内容。早在远古时期,各个民族便有了源于生存之需的原始武技,只是与文明程度较高的华夏民族相较而言,“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周边民族生存于更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加之狩猎、放牧等有别于中原农耕的生产方式等因素决定了他们拥有精湛的武艺技能以及更为浓烈的尚武精神。因而,在中华武术的形成过程中,这些少数民族的武艺内容通过文化交流往往成为武术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武术的形成、发展中起着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上古传说中与黄帝交战的九黎族部落首领蚩尤被视为“战神”、五兵的发明者及角力的开创者即是明证。[1]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宋辽金元、明清这几个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文化交流频繁,体育活动也广泛接触,相互吸收、融合。元朝武术的发展即深受其惠。即便元统治者多次推出禁兵令与禁武令,严禁南人、汉人习武,武术的发展受到束缚。然而元士兵来自不同的民族,其军队编制客观上使各民族不同风格的武技交汇在一起。同时,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及随后的统一使得沙陀、党项、契丹、女真及其他色目人,连带从中亚、西亚迁来我国的不同民族所形成的回族,与南人、汉人逐渐融合,构成了一个各民族武技广泛交流的大熔炉,致使元朝武术并没有因禁武而停止发展的脚步。[2]应该说,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除了靠自身不断积累、创新,异质体育文化的冲击、启发与补充无疑促使了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与壮大。正是华夏大地上56个民族之间、中华民族与国外各个民族之间相互交流、共同实践,在相互取长补短中融会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创造与智慧,才形成了今天根深叶茂、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不仅如此,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为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我国民族体育文化以悠久而绵长著称,但其中也曾有部分由于种种原因一度失传,幸而文化交流屡建奇功,“失传”的民族体育文化在当地失传之前已传播至异地并生根发芽。当体育文化交流再度发生时,外传的这部分体育文化就有机会回传,这和“礼失求诸野”是同样的道理。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地长期分裂割据,陇右是北方难得的安稳之地,因而成为保存、发展中原地区民族体育文化的大后方。中原汉俗乐舞《清商乐》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了陇右凉州地区而得到了较好地保存。及至大唐盛世,国富民安,陇右体育文化开始回流,并发展成为大唐《宴乐》和《清商乐》,同时西凉伎、“剑器舞”等也都以汉族体育文化的形态从河西地区复归中原文化体系。多亏了陇右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才避免了中原体育文化的中断与失传,陇右也因此成为有唐一代中原体育文化的繁荣及中华民族体育历史延续性重要文化链。再如,清初以后,中华民族体育的许多内容失传,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缺乏与外界交流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条。好在中国古代体育与日本、朝鲜等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曾有着长期的交流。中国失传多年的一些武术、气功、围棋典籍仍可从日本、韩国的图书馆中找到。[4]因而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起到了保存传统文化、维系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的作用。当然,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中的输入方并非原封不动地保存这些外来的体育文化。在输出方的体育文化因子不断地丰富输入方的文化内涵,促使其民族体育文化不断丰满、深邃的同时,新文化因子输入方的本土文化也会影响、改变传入的体育文化,引起体育文化的变异。如东周时期由北方直接传入西南地区的三叉式护手剑,在传入地的发展中不仅纹饰变得更为精细富缛,同时带有区别于北方护手剑而具有西南地区青铜器特色的尖突。体育文化的变异是由文化适应造成的,有其积极意义。民族体育文化的流动不仅会发生文化变异,文化变异反过来也会导致民族体育文化间的差异缩小,而同质性增加,从而利于民族体育的文化认同。

二、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方式

无论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族际之间,还是中华民族与境外民族之间都存在形式各异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方式与渠道。移民、外交、战争、传教、婚姻、贸易、旅游等等共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文化交流网,正是这张巨大的文化交流网推动了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奠定了民族体育文化融合的坚实基础。

(一)移民迁徙

移民迁徙往往带来文化的迁移。游牧于中原北疆的匈奴、鲜卑、回鹘等许多尚武的少数民族曾大批移民中原地区。如在汉代,匈奴的部分降人武艺精湛且骁勇善战,在大汉被征从军,甚至一部分匈奴人还被选编为护卫京师的精锐部队,驻守长安。[6]他们不仅带来了游牧民族独特的武技,使北方少数民族所擅长的骑射、摔跤传入中原,也带来了勇猛彪悍的异域民风与尚武精神,从而丰富了中原武技的内容,促进了中华武术文化的发展。移民带来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还可以从少数民族武术的传播、交流中窥之一斑。回族武术家河北沧州马凤图在武术思想和实践中尤其倡导武术交流,强调在交流中促进武术流派的融合及分流归类。在家乡沧州已经系统研习了劈挂、八极拳的马凤图,于民国初年远走东北,在沈阳与多位关东武术家换艺,完成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关内外武术文化交流。定居兰州后,他不仅继续研习流传当地的鞭杆等西棍技法,还不遗余力地向各族民众传播通备武学,并使之成为西北传习最为广泛的武术流派之一。某一武术家携技迁徙,将一身武艺带至其工作、生活的迁入地,促进武术文化的跨地域交流,这在传统拳种流派的传布中是较为常见的。移民迁徙是人类延伸自己和传播文化的一个重要活动,是文化交流最深刻的形式之一。伴随着移民迁徙,一种民族体育文化被带入迁徙地,对当地体育文化产生影响,进而促使两种体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二)外交活动

外交活动如互派使节、古时和亲等是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汉朝将角抵作为接待当时的匈奴、乌孙等少数民族客人的重要娱乐节目。当外国使臣来朝,汉武帝便通过角抵展示汉朝军民的精神风貌,致使各“外国客”、“倾骇之”。这可以视作古代外交中颇具影响力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活动之一。为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而实行的“和亲”政策,虽是一种中原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加强相互关系的政治联姻,但也往往借之完成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汉朝与匈奴、唐朝与突厥等都存在大量和亲的史实,每一次和亲的迎亲过程都是一次重要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过程,如唐中宗时期和亲中的“汉蕃”马球比赛即是一证。此外,641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和亲及710年金城公主进藏都带去了杂技百戏。据《新唐书》载:金城公主嫁往吐蕃时,“杂伎诸工悉从”。这些“杂伎”们身携大量民族体育技艺,在增进汉蕃传统体育文化交流方面必然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人类社会弥合冲突,加强合作的理性手段,外交在调整国际关系、带动文化交流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外交与体育便有过很多次的成功合作,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民族体育文化,尤其是被誉为中国文化名片、脸谱的武术文化更是频频出镜。1974年中美“武术外交”便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佳例。近期如2014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夫人米歇尔参观成都七中期间学练太极拳,以及近年在北京外交学院举行的“驻华使馆武术嘉年华”、“驻华使馆武术一家亲”系列活动,不仅是武术促进外交,外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际友人对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认识,实现了政治外交与文化交流的双赢。

(三)战争征服

古时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之间的战争可谓此伏彼起,给黎民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战争也强势地冲破了异质文化之间的区域藩篱,疏通了异质文化之间的联通渠道,使不同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交流。古代中原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往往肇始于战争,文化融合则多缘于征服。如据《古今艺术图》载:秋千本为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山戎用以军事训练的工具。齐桓公战胜山戎之后,将其地收为燕国所有,秋千由此南传。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受西方体育文化的种种影响更为人们所熟知。中华民族在遭遇了一系列屡战屡败的战争刺激之后,开始重视并加强与域外民族的文化交流。我国固有的体育文化也在这一西化过程中发生着多方面的变化。传统武术就由于西方文化的浸润而导致了竞技性转化,运动场馆、运动服饰等器物层,传承方式、比赛方式等制度层,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思想层都有了不同程度的革新。然而,战争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一方面推动了民族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又伴随着对被征服文化的巨大破坏。战争带来的也并不一定是文化交流,可能是对被侵略民族的文化毁灭性的扫荡,也可能导致被侵略民族的自我封闭、文化交流通道中断。因而,战争在历史上曾起过文化交流的作用,但它只能是一种消极成分多于积极成分的文化交流形式。

(四)宗教传播

宗教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现象,以宗教为附着体的各种文化,都可能对传入地的民族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佛门寺僧与武术的历史姻缘使得拳与禅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密,其中少林拳与少林禅的结合表现得尤为突出,少林武术发展成为一种更为复杂、更具挑战性的佛教禅修方式。佛教通过武术“杀一恶救百善”,武术通过佛教历练习武者的人性,杀戮与救生的矛盾在少林武术中得到了融合。尽管伴随宗教传播的其他非宗教方面的文化内容可能在宗教意义上被阐释,或伴随宗教传播的其他方面的文化传播可能是宗教借以传播自身的工具,但客观上它带来了文化的广泛交流。西方体育文化传入我国首先是随着西方传教士而至。他们借助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打造了一个西方体育文化传播网络系统。中华民族体育也由此开启了自身的改革之门,不断吸取西方体育各个层面的有益成分,踏上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之旅。宗教带来的文化传播是双向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播西方体育文化的同时,也会把中国的民族体育文化介绍给西方。这些西方传教士们通过撰文、写信、设刊等方式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民族文化,使远在亚欧大陆另一端的西方人逐步认识中国。尤其是宗教所具有的强劲感召力,文化传播的效率往往高于其他形式,从而有效地促进了东西方体育文化之间的进一步交流。当然,现实中不同的文化交流方式往往相互交错、相互联系、相互伴随,同一个体育文化的交流过程,可能会同时存在多种交流方式并存。

三、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层次性

(一)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层面

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我们通常可以将文化由外而内分为器物层、制度层、思想层三个层面。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也通常按这三个层面展开。器物层的体育文化交流相对而言更易发生,有关的记载也较为多见。如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铁云藏龟》载:“氐(视)蜀射三百。”以射技闻名的川西蜀族时常向殷王进贡精于羌射的好手,此处记述的正是其中一次进贡,贡品为蜀族射手三百名。他们带来的当然包括羌射所用的弓箭等兵器以及羌射技艺。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当然不是单向的,近年川西曾发掘出大量戈、矛、戟等兵器,形制同殷代晚期武器相似,应该是殷王回赠蜀族的。甲骨文的记录和出土的青铜武器见证了古代蜀族和殷商之间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待到近现代的中国,田径场、篮球场,以及足球、网球等西方体育器物交流传入中国的例证更是随处可见。制度层的体育文化交流是中间层面的交流活动,对民族体育文化的影响也较器物层面的交流更为深刻。民国时期的中央国术馆及其下属国术馆体系借用西方体育进行自我改造,规范武术教学、规范武术比赛、推进武术的整理和学术研究等。[14]在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之下,中央国术馆为近代武术的发展留下了深厚的一笔财富。再如,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龙舟队伍大量地吸收了西方龙舟的先进技术及科学的训练及管理办法,成绩得到明显提升。1987年6月,首次国际龙舟邀请赛上,广东顺德龙舟队以绝对优势一举取得杯赛冠军。这是在与西方体育文化积极交流中吸取新的养料加以融会贯通带来的结果。同时,中华民族体育对异国的健身内容提供资源的过程中,也有效优化了他们对国民健身的组织形式。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中,代表着不同文化内核的思想层是最为深刻的一个层面,当然它的交融也最为艰难。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受封建迷信影响,妇女是从不被允许划龙舟的,甚而龙舟入水之时,她们都要回避。直到1985年,在外来文化的熏陶下,第二届“屈原杯”全国龙舟锦标赛才打破了女子不得参加划龙舟的惯例,正式设置了女子项目,女子组队参加龙舟角逐自此逐渐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这是社会进步、文化昌明,以及体育文化交流的结果。思想层面的交融意义深远,西方体育文化的规则意识和精神对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崇德意识和精神是一种完善,同时,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尚德的意识作为守法、守则的基础,则能促进西方体育文化的思想体系的完善,可谓彼此交融,相得益彰。

(二)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深化

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三个层面有着表里深浅的不同,然而,它们绝不是彼此孤立的。随着交流实践的发展,文化交流自然不会停留于某个发展层面,而是不断深化推进。体育文化交流的深化首先表现为文化交流网络的扩展,即更多的民族体育文化成为交流的参与方。人类历史上的几大文化发源地由于相互之间的空间距离过于遥远而一度处于相互隔绝状态。不过,随着人类实践活动能力的提升而逐渐得到克服。就异质文化的相互交流历程观之,人类早期文明的发源地散居各地,极少相互往来,随着文明的进程,相邻、相近区域逐渐才有了文化交流,然后发展为远隔重洋的东西方文化相互接触,并发展至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来临,都是人类实践能力不断提升的结果。不同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也经历着这样一个过程,从相邻民族之间的体育文化交流,到与周边民族的多边交流,再拓展为区域之间的交流,进而发展到全世界各民族相互依赖的体育文化互动。交流距离的扩大,交流内容的扩充,交流形式的扩展,这都是人类实践能力提升的结果,也是体育文化交流深化的表现之一。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深化的表现之二是文化交流基本上经历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思想文化这样一个由点到面、由浅到深、由表层到深层的逐步延伸、推进的过程。从西方体育对近代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影响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文化交流深化的路径。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中国社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而逐步发生巨大变化,传统体育存在的社会基础同样受到强烈的冲击,其中传统武术首当其冲。1911年,马良编定“中华新武术”,通过借用德式兵操的分段分节配以口令的方式,试图对传统武术进行改革。这对于武术借鉴吸收西方体育起到了一个开端作用,只是它仍属简单套用西方体育的外在形式,尚缺乏深入理解与认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近代武术对于西方体育科学吸收开始走向深入,时人从力学、几何学、生理解剖学、心理学、卫生学、历史学、哲学、美学等多个学科对古老的武术展开了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伴随着“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呼声的兴起,“土洋体育之争”渐渐平息,转而转向带有官方色彩的“土洋合一”的“民族本位体育”建设。随后的武术便在这一思潮影响下继续发展。及至新中国成立,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传统体育不仅在器物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更为人所瞩目的是思想层面的深刻变化加剧了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转化的程度和速度。竞技武术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下三个层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运动场馆、运动服、运动鞋等器物层,组织方式、传承方式、比赛方式等制度层,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思想层都在悄然改变。文化因子之间的密切联系促使诸种器物或制度层面的文化交流最终总会导致精神层面的交流,实践着东西方体育文化交流由外至内、由表象至核心的历程。

四、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动力机制

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得以运行,异质体育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异产生的文化压是其根本动因。广袤而多姿的中华大地,丰富的自然形态为各民族提供了构成文化创造基础的生存环境。各具特色的生存环境、经济状况、社会人文背景决定和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区域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等不同文化类型造就了与之相对应的传统体育文化类型,“北人善骑,南人善舟”、“南拳北腿,东枪西棍”便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情形。长期从事游牧业的柯尔克孜族,以“马背上的民族”著称,马是他们的坐骑,是征战、运输的工具,也是他们的朋友,马上运动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柯尔克孜族传统体育项目中的“刁羊”、“姑娘追”、“赛马”、“马上角力”、“马上拾银”、“骑马射箭”、“女子赛马”等等都与马密切相关。再如世居三江流域的赫哲族,渔猎是其重要的生产方式,以渔叉捕鱼更是其拿手好戏。赫哲族根据叉鱼技术创造了叉草球游戏,并发展成为赫哲族人强健体魄、锻炼智勇、提高渔猎生产技能的运动项目。如果说民族体育起源于生活,那么它就是源于特定生存环境中的特定的人们的生活。地理环境的差异是文化差异的基础,正是与不同环境相适应、相匹配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各异的民族体育文化,也造成了民族体育之间文化的种种差异。体育文化间适度的民族性差异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及持续的动力。某个民族的体育文化创造对另一个民族而言,或者缺乏创造的基本条件,不借助文化交流就无法获得;或者本土创造的成本过高,通过交流的途径获得则低廉而便捷。正是不同民族体育文化之间差异的客观存在,体育文化交流才能水到渠成。不过,由于文化因子的丰富性存在,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压通常不会仅仅表现为一个方向,而是随文化因子的不同而存在着交错性。从大的历史尺度看来,文化流动是双向的,是在进行文化交流的民族之间的双向流动。所以,在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中,文化信息的流动常常是交互的。当然,不同的民族或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文化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并不总是保持文化的“收支平衡”,而是不时呈现出文化“盈余”或文化“赤字”的动态景观。

五、结语

文化交流的原因范文第2篇

 

关键词:跨文化;相遇;交谈;理解问题

跨文化语言交流是指在“跨文化相遇”(intercultural encounter)中有着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所进行的交谈,谈话的双方所使用的语言对于一方来说是母语,而对于另一方来说却是外语,也可能对于双方 来说,这种语言均不是自己的母语。本文只讨论一方是母语讲话人,另一方是外语讲话人的情况。双方对于交谈所使用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语言能力 (linguistic competence)和文化背景,因而在交谈中经常会出现理解问题。谈话是双方面的,理解达成与否取决于双方。本文试图阐述跨文化相遇中的理解问题,从 谈话双方出发对于理解问题的产生进行分析,说明双方为解决交谈中的理解问题所采取的策略,提出语言理解是涉及多层面的动态选择。

一、交谈中的理解问题

跨文化相遇指语言、文化背景各异的人不期而遇,在这种不期而遇的碰面中交谈的内容具有不可预见性,尤其对于讲外语的谈话者来说,他们无法预见会谈中可能 碰到的词汇、语法等内容。因此,理解问题或多或少会出现在这种不可预见的跨文化的交谈中。在跨文化相遇中说话双方完全理解,交流与沟通顺利进行的情况不能 被称之为问题,在此讨论的理解问题是指听话人在理解说话人的话语时表现出来的听不懂(non-understanding)和误解 (misunderstanding)的情况。

听不懂是听话人能听懂的话语有限或者完全听不懂,也有可能由于遇到突然的话题转换(topicswitch)导致听话人不知所措。

当说话者之间出现部分或完全的、暂时或长久的理解错觉时,误解就这样产生了。误解是母语讲话人和外语使用者对同一语言单位赋予了不同的意思。听话人对于所听内容得出了他觉得言之成理的一种意思,但事实上却不是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意义。

在跨文化相遇中出现听不懂或误解的理解问题时,双方的交流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当谈话一方或双方均发现交流中存在理解问题时,一方或双方可能针对问题进 行解决,交流可能被继续进行了。有时,也可能由于无法解决理解问题,比如讲外语的说话人完全无法理解母语讲话人的话,交流被迫中断了。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形 是对话双方均没有意识到交流中出现的误解,交流的思路没有被中断而是继续了下去。例如,在洗衣店讲法语的智利人Berta询问窗帘的清洗问题,而母语是法 语的店主回答她的是床罩的价格。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误解的存在,交流继续进行了。

区分听不懂和误解这两种情况并非易事。听不懂与误解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尤其是误解,它通常是讲外语的说话人对于自己听不懂的内容作了假想、主观臆测。

二、理解问题的产生

在跨文化相遇中出现的理解问题可以归因于语言、会话原则以及文化的差异。

首先,理解问题可能出现在语言层面,例如词汇层面。如果没有词汇基础,语言交流必然受阻,当然会出现理解问题。彼此语言不通、完全无法进行交流的情况没 有讨论的意义。在此讨论的情况是交谈整体来说可以进行,只是因个别词汇造成的语言理解问题。比如,土耳其人Mahmut。在荷兰应聘一家面包店工作时,对 话一直十分顺利,但是当店主告诉他“必须先接受体检”(moet noggekeurd worden)时,Mahmut不知道“gekeurd”(检查)这个单词的意思,交流被暂时中断。当作为母语讲话人的店主给出“检查就是你要看医生,看 内科医生”的释义之后,交流又继续进行了。

除了完全听不懂词汇带来的理解问题之外,还有因为误听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导致的误解。误听是误 解的一种情况。这类问题的共同点是听话人对于一个或数个语音要素认知有偏差。如意大利人Angelina在面试时把德语zuerst(第一件事)听成zu essen(吃饭)了。这是她自己假想的、猜测的。当听话人认为理解的内容是谈话内容的延续,比说话人实际表达的话语还要连贯时就有可能出现误听,听话人 可能会按照自己认为母语讲话人会沿着的谈话思路作答。误听的产生常常是有其诱因的,比如,当母语讲话人的话语中有与前面话语有关联的要素(指称的、时间的 或空间的等等)时,听话人可能会对所听到的话语产生误听。这些要素会给讲外语的听话人带来理解方面的错觉,由于不是完全能听懂,所以就凭借自己听到的只言 片语联想、发挥地去理解了。另外,母语讲话人语速太快、讲话含混或发音不清也容易造成讲外语的听话人误听的情况。

语言的其他层面也会带来外语听话人在跨文化相遇中的理解问题。内嵌句子等比较复杂的语法结构,省略的话语诸如使用代词、口语中的缩略式、弱读的元音等都会造成外语听话人一定的理解困难。

其次,语言交流背后隐藏着的比较模糊的会话原则也能带来跨文化相遇中的理解问题。语用学家发现人们在交谈时遵循一定的会话原则,如合作原则 (cooperative principle)和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在跨文化相遇中尤其以礼貌原则、人的面子问题所带来的理解问题具有普遍性。会话时的礼貌原则实质上就是谈话双方对于面子 (face)问题的关注。面子是我们在公众面前的自我形象(self-image)。这种自我形象包括正面子(positive face)和负面子(negative face)。正面子指我们需要被他人接受、喜欢。人具有社会性,需要他人的认同,面子就体现了人对他人的需要。负面子指我们独立行使行为的权利,我们的行 为不受到他人的胁迫等等。礼貌是人们有保全面子或自我公众形象的需要的意识。正礼貌(positive politeness)是要在一个社会群体中有被接受、重视和喜爱的自我形象。负礼貌(negative politeness)是要维护不受他人强加的意志影响,拥有作为一个自由人的自我形象。礼貌原则是我们在与他人进行谈话时表现出来的对他人面子的关注, 从礼貌的角度出发不威胁他人的面子,不让他人丢面子。同时,对于谈话的另一方来说,他也要关注我们的面子,即也要给我们面子,不让我们丢面子。

面子问题充分体现在跨文化相遇的理解问题中,说话双方有时为了保全对方的面子,为了表现有礼貌而选择终止谈话。例如,智利人Berta到了法国一家木材 店,她想把家里的搁板加工成自己想要的尺寸,但是她听不懂木材店老板问她的有关尺寸的专业问题。由于不愿意在公众面前承认自己没有听懂,她试图保住面子, 没听懂却仍答非所问地说着自己想把这些搁板安装到墙壁上的想法。她的回答与店主的问话内容不一致,Berta的停顿和迟疑将自己的理解问题暴露无遗。店主 看到她尴尬地犹豫和沉默,为顾及她的面子,没有再问什么。Berta很尴尬,担心再次出现听不懂的丢面子的情形,所以既不想重复自己的问题,也不想再问任 何问题了。他们的交谈不了了之。

第三,从讲外语的谈话人角度来看,还要考虑作为非母语使用者,他的母语文化背景对于跨文化相遇的影响,即文 化因素在跨文化相遇中的作用。如摩洛哥人Fatima在与负责住房问题的官员用荷兰语进行交谈时,很长一段时间保持沉默,表现得很不合作。她沉默的原因是 她觉得必须对自己不认识的政府官员讲自己的私生活,如一个房间里有几个孩子睡觉,对自己来说是侮辱。由于Fatima的沉默,那位官员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 题,交流受到了阻碍。由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问题是最难解决的。这位官员如果认为Fatima的外语语言能力是她无法回答的原因,相互的误会不会很深。但 是,如果他从Fatima前面的交流认定她有足够的外语语言能力回答他的问题,而她却保持沉默,那么他多半会认为这种行为比语言问题严重得多,误会将会比 较深。

从跨文化语言交流中产生理解问题的上述三个方面看,语言层面的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会话原则和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问题则比较难解决。下面讨论谈话双方在解决跨文化相遇中的理解问题时通常采用的策略。

三、理解问题的解决

在跨文化语言交流中出现理解问题,谈话双方均负有一定的责任。事实上,出现理解问题时,谈话双方都不会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他们都会采取一定的策略来解决问题。

外语谈话人通常采用以下四种策略。①如果他的外语语言能力足以识别自己的理解问题,而且还不怕丢面子,他会采取积极有效的、能够表明自己理解问题的策 略,如问“……的意思是什么”,采取向母语谈话对象寻求帮助的策略。②如果他的外语语言能力有限而且很顾及自己的面子,可能会出现上文例子中Berta在 木材店里的情况,听不懂店主的问题,虽然知道理解问题已经出现却选择答非所问、掩饰问题的应答策略。③避开。谈话双方都会尽可能避开会使交流中断的语言问 题,外语使用者在遇到此类理解问题时尤其经常运用这个策略。④不管外语语言能力如何,他都采取了观望、等着瞧的策略。先忽略理解问题,且听下文,期盼自己 的问题在下文中自然而然被解决。另外,讲外语的说话人有时选择不表明问题或作出模糊、含混的反应,是因为他想让母语讲话人决定是否要进行协商以及采取何种 策略。他也可能会因为想保住面子,害怕表明自己用外语进行交流时存在的劣势,因而选择观望。①、②是两种极端的情况,最好的和最差的情形。视情况而定,第 ③和④种策略有时会有一定积极的效果。

母语谈话人在跨文化语言交流中的策略有以下三种。①积极且有针对性地解决外语讲话人的理解问题。在理 解问题出现时,首先要肩负起解决问题的重任,放弃最初使用的语言和表达方式,选择更能与讲外语的谈话人语言能力相配的语言,通过给出同义词或反义词的释义 使交流继续。②观望。这个策略对语言能力或高或低的讲外语的谈话人都是有效的。③放弃。母语谈话人使用①、②种策略之后,仍然无法解决理解问题时,只得选 择放弃。母语讲话人解决交谈中的理解问题时采用的策略是被动的,是视外语讲话人的情况而确定的策略。

四、理解:多层面的动态选择

在跨文化相遇中,虽然谈话双方进行的是语言的交流,但是在交流中传递的却不仅仅是语言的信息,还包括文化的信息。Bremer认为:从理论上讲,形成语 言理解的每一个层面都可能造成理解问题。话语(utterance)本身以及说话人意欲表达的语境与听话人期待的语境是否一致等层面综合在一起形成的 “力”(force)决定理解。语言理解的实现是多种要素的一个合力。由于语言文化背景不同,跨文化语言交流中会出现理解问题,然而,由非常简单的原因造 成的理解问题仍然是特例。在大多数情况下,听不懂和误解等理解问题的背后常常有来自多个层面的多个原因。由于谈话双方在语言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外语讲话 人与母语讲话人之间的理解问题十分复杂。

跨文化相遇的理解是母语使用者与外语使用者对于谈话中所涉及的语言和文化等各个层面信息的表达和理 解的动态选择。在要不要选择的问题上,他们没有选择的自由,他们拥有的唯一的自由是可以决定是继续使用这种语言进行交流还是保持沉默、中断或终止交谈。语 言交流的双方要对“话语的产出和理解作出选择”,这里的选择涉及话语的各个层面,例如,选择语言形式、词汇、短语和语法等等。在出现理解问题时,谈话双方 要对语言理解策略进行动态的选择,或直接提出问题,或观望或回避。

跨文化相遇中理解的达成更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如果不了解谈话对象的语言文 化的禁忌,谈及对方禁忌的内容必然引起尴尬或不快。彼此若了解对方的文化,交流便能避开谈话的禁区,或者即便出现了尴尬,觉得不快的一方也能体谅另一方并 非是有意冒犯,只是两种文化对这一事物的诠释不同而已。

跨文化语言交流理解的达成还取决于谈话双方心智的正确选择。任何谈话都是在谈话双方 依据自己的心理状态、意向和社会地位对话语的表达和理解进行选择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跨文化语言交流的双方在顾及文化差异的同时,更要顾及政治、经济等 方面带来的社会地位差异,选择恰当的语言、语气,以便达成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理解。

综上所述,跨文化语言交流中的动态选择不仅存在于语言理 解形成的每个层面上,还存在于交流所涉及的语言以外的其他层面上。所有层面的选择,始终都是动态的。跨文化语言交流的理解是不断进行着的多层面的动态选 择,只有谈话双方在各层面上所作的选择都是适当的才能规避理解问题,达成理解,使交流成功。

文化交流的原因范文第3篇

Abstract: It can maintain the features of original text and give the readers a chance to appreciate the culture and style of the original by using the translating strategy of foreignization. The translation is a intercultural activities, foreignization translation has a important promoting rol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maintaining the original language grace, understanding foreign culture, enriching language content,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s and relaxing cultural conflict. Of course, the foreignization translation should be applied in certain conditions in order to play a real role in promot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关键词: 异化跨文化交际异化翻译

Key words:foreignizatio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foreignization translation

作者简介:张莉(1976―),女,湖南株洲人,讲师,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商务英语翻译理论与应用,现已发文数篇。

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环保等方面的交流日益增长,在不同语言文字之间的进行翻译的活动也不断增加,翻译成为跨文化交流的手段和工具之一。目前在翻译界,基于文化因素而提出了“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这两种翻译策略都是跨文化交际中行之有效的措施。本文将探讨异化翻译策略与跨文化交际的关系。

一、异化翻译的本质

语言的存在离不开文化,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各种做法和信念,可以说,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流行为,与文化密不可分。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翻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将一种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信息转换成为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信息的过程。因此原文符号系统向译文符号系统转换,不仅是文字符号的转换而且是文化的转换。语言的转换只是翻译的表层,而文化信息的传递才是翻译的实质。翻译中如何处理异国语言的文化现象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难题。

1813年,德国著名古典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两种方法: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由此,他提出了以作者为中心的译法和以读者为中心的译法[1]。1995年,美国解构主义翻译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受Schleiermacher理论的启发,在“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提出了翻译中存在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两种译法。所谓异化、归化是就翻译中所涉及的文化转化而言,前者以源文化为归宿,后者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2]。

按照韦努蒂的观点,所谓异化翻译,是指译文不仅要忠实地表达作者所说的内容,也要尽量地展现作者的表达方式,译文应当尽量去适应、照顾源语的文化,以便在译文中最大限度地向读者展现原作在语言文化上的特色。他认为,异化翻译是防止原文被同化的重要方法,而且可以保持原文的特色,让读者有机会体会原文的文化和风格。他还指出,读者读译文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异国文化,而且在译文中保留异国文化和语言的表达方式,会促进文化交流和丰富目的语词汇与文化[3]。

异化翻译具有如下的优点:第一,在译文中保留和反映异国民族特色和语言风格特色,它能使目的语读者欣赏到异域文化;第二,将源语言和文化移植到目的语语言和文化中,丰富目的语。异化译法的广泛应用,不但能使各种语言中的某些词句成为另一种文化和语言中的成分,还能使它们成为广泛使用的国际性成语,如“tower ivory”(象牙塔)、“gongfu” (功夫)、“kowtow”(叩头)、“crocodile tears”(鳄鱼的眼泪)等。

二、异化翻译促进跨文化交际

文化是开放的、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广泛交流,各国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地球村以及全球化正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对于外部世界的熟悉了解更变成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毋庸置疑,文化具有的渗透性和开放性,语言间的相互“拿来”,并不因文化的差异而造成禁锢。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人们在期待文化交融的同时,亦在期待和寻觅那些具有鲜明个性的文化异质。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交际的形式,是一种社会背景与文化传统很不相同的两种文化间的交流与交往。在此背景下,“异化”翻译作为缓和文化冲突的手段之一,不仅有益于向外国介绍本国历史文化,也让本国读者有机会熟悉了解异域风情,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具体来看,异化翻译对于跨文化交际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保持原语风姿

由于异化翻译尽可能地保留了源语的语言表达和异域文化,再现原文特有的文化思想和艺术特色,异化的表达法在译语读者看来是不合常规的、新奇的,使译语读者生动地感受到了“洋腔洋调”,从而开拓了译语读者的文化视野,丰富了译语的表达力,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在在翻译文化意义很浓的词汇时,我们最好用直译译出原语的文化意味,以免错误翻译而贻笑大方。例如,“打破铁饭碗”这句话,在中国主要用来表明某人所从事的工作非常稳固、有保障,是明显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语,因此,翻译成“to break the‘iron rice bowl’”就能很好地保留源语的意象,同时也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又如,“It is as significant as a game of cricket”,翻译成“这件事如同板球赛一样重要”,就能很好地表达了原文的意义,而且还能让人了解到“板球赛”在拥有该文化的人们心中的地位。

(2)了解异国文化

任何民族均有其独特的、灿烂的文化,了解、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是任何一个民族保持本民族文化先进性的必要补充。读者在阅读翻译作品时,不仅仅是了解该作品的思想内容,还了解到该作品所反映出的原语文化。因此,让译文读者熟悉异国文化,也是翻译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例如,对于《红楼梦》,公认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伟大作品,其语言是中国文化之大成,对于其翻译,就应以“异化”翻译为主,让外国读者很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有比较好的了解。因此,大家对于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翻译为“Man prospers、Heaven Disposes”,一直赞不绝口,认为该句翻译中的“Heaven”一词,充分显示了中国文化受佛教、道教影响,能加强欧美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4]。

(3)丰富语言内涵

语言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具有强大的包容和吸收的能力。随着各国、各民族之间交流的日益加深,较好的异化翻译从某种意义上有利于吸收外语中的新元素。他们一旦被社会接受,即约定俗成,使这些该民族根本就不存在的新兴语言加入到传统语言文化中成为新的成员,其结果必然丰富表达方式,促进语言的接近和交流,增强民族语言的生命力。现代汉语中有许多外来词,如“干部”、“啤酒”、“沙发”、“基因”等,也有一些流行语如“英特网”、“VCD”、“镭射”、“派对”等;而英文中Qi gong(气功)、Paper tiger(纸老)、Kongfu(功夫)、Taiji(太极拳)、Yin yang(阴阳)等,这些词汇原本并不存在于汉语和英语的语言体系中。译者通过异化翻译的方式,使一大批带有异国文化风情的词语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在大众文化中得以广泛传播和运用。由此可见,当今各种语言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丰富,而“异化”翻译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4)促进文化交流

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形式,不同的文化形式必然产生文化差异或“隔膜”。因此阻塞信息的交流。随着各国家地区之间交流增加,人们也渴望加深对异域文化的了解。阅读各类介绍外来文化的作品便是人们了解外来文化的主要方式之一。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异化的翻译可以为读者了解吸收外来文化创造机会,这也是翻译的目的之一。没有异化的翻译,往往就使人看不到异域文化的真面目,也就谈不到文化交流中的融合、吸收和加强文化交流就会受挫同时,人类的历史也证明:多元文化是有其优越性的[5]。因此,在文化翻译过程中,我们应考虑适度的异化。适度的异化可以拓宽本族的文化,使各族文化互溶。使文化冲突转变为平行,使之共同进步。在翻译中,运用异化译法,可以把原语文化直接移植到译语文化中,采取直译、直译加注或解释性翻译的方式,使读者受到异域文化的熏陶。

(5)缓和文化冲突

在语言上,人们由于生活习惯、生活环境、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不同,赋予语言以不同的含义,英汉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由于文化个性造成的文化差异,人们在阅读译语文化的作品时,也会存在不同的跨文化交际障碍。翻译中,处理好对文化差异的理解,最大限度地传播原语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应能将原文所承载的有关异域历史背景、民族传统、社会习俗等文化信息如实地传达给译语读者。在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异化翻译便搭起了一个平台,让读者直接接触西方语言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通过了解进而比较中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籍以缓和文化冲突,促进文化多元化。

三、异化翻译的适用条件

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人类各种文化差距的逐渐缩小,异化翻译对于跨文化交际的促进作用是毋庸质疑的。但是,异化翻译并不能也不可以代替归化翻译,两者将永远并存、相互补充。异化翻译适用于以下条件,取得的跨文化交际效果才更明显:

(1)源语与目的语之间存在较大文化差异时,若直译既能表达原文的意旨,保留原文的鲜活生动性,又不影响文字的质量时;

(2)源语文化对目的语文化有巨大的吸引力,并易于为目的语所接受时;

(3)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不同,受到内在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在文化上存在“真空地带”,在目的语中找不到相应的对等词,只有把源语表达方式保留下来时;

(4)目的语文本读者渴望获取异域文化知识,通过想象思维欣赏异域风貌,满足跟阅读本族语作品不同的审美需求时;

(5)各民族所处地域、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形成的文化,具体表现在不同地域附带有不同的历史文化烙印,或者不同民族对同一种事物现象有不同认识或语言表达形式时;

参考文献:

[1] 李娜,刘升民.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谈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J].安徽文学,2008(4):314-315

[2]Venuti, Lawrence. The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19

[3]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5:15

文化交流的原因范文第4篇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词汇借用;态度

词汇借用,顾名思义,是指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直接借用其它文化词汇的语音和/或词形及词义。从人类文明之初至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社会,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始终没有间断过,并且变得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自然条件、思维方式、知识信仰、道德法律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差异造就了风格迥异的文化,同时也构成了词汇借用的客观依据。本文从跨文化交流角度出发对词汇借用的特点、原因及作用进行分析和总结,并以其作为支点探讨应对其它文化采取何种态度。

一 词汇借用的主要特点

文化间直接借用的词汇大多是名词,这主要是因为名词是命名各种事物、概念的词类且容易融入到借入语的语法结构中。当然借用也发生在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其它词类上,只不过频率要小得多。词汇借用开始时一般都发生在某一特定的领域、阶层或行业中,随着交流的加深逐渐得到普及。如汉语借用的英文词汇“windows”开始时只在电子行业中使用,随着电脑的普及现在已家喻户晓。尽管“windows”很难被收入辞典,但是它却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电脑有了解的人都能使用这个词。

词汇借用主要涉及词汇的三个方面,即语音、词形和词义。从语音上看,受使用场合和使用者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人们一方面尽量模仿源语言词汇的发音,另一方面会对发音进行调整以适应借入语的音位系统。拿英语从法语中借入的“résumé”一词举例。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大词典》共提供了四种“résumé”的读音,分别是/’rezju:mei/, /’rez?mei/, /reiz?’mei/ 和/rezju:’mei/。其中/rezju:’mei/最接近法语本来发音,而/’rezju:mei/相对比较符合英语的发音规律,中间的两种读音介乎两者之间。从词形上看,一方面直接使用源语言的文字,另一方面又用本民族的文字进行记录,如英语借自法语的“未婚夫”一词有两种拼写方法,“fiancé”是法语的原词,而“fiance”则符合英语的拼写习惯。因此,这种借用可以看作一个异化和归化的动态过程,异化的结果是保留源语言词汇音、形的特点,而归化的结果是产生音译词。在借用词汇语音和词形的同时一般将词义也借过来,但有时也会对词义进行一些调整。例如,英语从澳大利亚东北部土著语言“古古易米德语”借入ga?urru (kangaroo)一词来指所有种类的袋鼠,而ga?urru在当地语言中单指一种大型的袋鼠。

二 词汇借用的主要原因

1 文化间词汇所涵盖的意义的不完全对应和对应物缺失——词汇借用的客观原因

众所周知,文化和语言密不可分,sapir 和whorf指出“脱离了文化背景,任何语言都无法存在;没有自然语言作为结构中心,文化将无所依托” (susan bassnett,2004:22)。语言是文化的核心,是思维的载体和物质外壳,文化交流在本质上是以语言作为工具的思想交流。sapir还指出“不同语言并不反映同一客观现实;不同社会所存在的世界是不同的,而不是被标上不同标签的同一世界” (susan bassnett,2004:21)。在这里“世界”实际上指的是被文化浸染的世界。正是文化和语言的密切关系以及不同语言反映不同客观现实这两个原因,造成不同文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而导致它们的词汇所代表的意义不完全对等,有时甚至没有对应物,即一个文化里存在着独特的思想和事物——文化间对应物缺失。譬如汉语词汇“阴”反映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所涵盖的意义极为广泛,就是中国人自己如果不经过专门学习也很难完全了解。像“阴”这样词汇和中华文化紧密相连,反映中华民族对客观世界的独特认识,在其它文化里是没有对应物的。这种词汇意义的不完全对应和对应物的缺失是词汇借用的客观原因。

2 人们对其他文化的兴趣——词汇借用的主观原因

人们对其它文化的兴趣也是造成词汇借用的主要原因。这种借用有一定的任意性,往往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完全忽视任何规则,甚至即使一个文化里已经有了表达某一概念的词汇,但出于人们对其他文化的喜爱、崇拜、好奇等主观因素,还是从其它文化中借用这些词汇的对应物。英文本来已有“pen name(笔名)”一词,但却从法语中借用“nom de plume”,这是因为法语在很多世纪里被认为是有声望的语言。gulawa?出自德哈鲁克语(澳大利亚东南部土著语言),指澳大利亚所独有的一种有袋动物,汉语在借入这个词时出现了有趣的现象。尽管人们创造了一个新词“树袋熊”,然而出于对澳大利亚这种独特、可爱的野生动物的兴趣,人们还是喜欢称它为“考拉”。

三 词汇借用的主要作用

词汇借用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客观上讲,使用其它文化的词汇可以起到补充作用。由于在不同文化间存在着对应物缺失现象,因此词汇借用是一个既省力又方便的补充方法,大量的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和其它一些在其它文化里没有对应物的词汇都经常这样被借用。从主观上讲,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目标/背景理论(figure/ground theory),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适当的借用其它文化的词汇,尤其是借用那些“富含文化意义的词汇”,可以起到突显作用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拿“福娃”举例。“福娃”是一个饱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蕴涵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词汇,传递着中华民族对和平、友谊、繁荣的向往,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物。起初将之翻译成“friendly”过于平淡和勉强,既不能体现“福娃”的文化含义,又不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后来直接音译为“fuwa”则非常贴切,在其它语言作为背景的映衬下“fuwa”显得非常醒目,人们对它的发音和词形都很陌生,对它的意义更一无所知,这反而将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吸引了过来,并且急切地想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它的含义。

此外,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直接借用其它文化的词汇可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上文提到不同文化所反映的世界不一样,不同语言间词汇存在着不完全对应和对应物缺失现象。因此,在交流时人们经常会在本文化语言中寻找“伪对应物”——即在意义上和源语言独有词汇词义相近的词。“饺子”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食物,在英语里没有相对应的词汇,于是人们为它找了一个伪对应物“dumpling”。然而“饺子”和“dumpling”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食物,不但使用的材料和制作方法不一样,而且代表的文化含义更是大相径庭。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饺子”被赋予了许多文化意义,如代表着财富和家庭团圆,甚至有些地方还用它来象征捏小人嘴等等,这些文化含义都是“dumpling”所不能传递的。因此“饺子”和“dumpling”是一对典型的伪对应物。通常情况下使用伪对应物不会影响交际,然而如果这些伪对应物在两种文化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相冲突时,就会影响交流甚至造成误解。汉语的“龙”在英语中被译为“dragon”是一个经典的反例。从表面上看汉语的“龙”和英语的“dragon”都是人们虚构出来的动物,貌似相似,于是就把英语的“dragon”勉强地当作“龙”的对应物。然而,两者所代表的文化含义却大相径庭,“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里象征着吉祥、威严和幸运,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而“dragon”在英国的文化里确是一个邪恶、冷酷、嗜血成性的怪物。两者所代表的意义在文化层面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勉强地将“龙”作为“dragon”的对应物会给两个文化的人们在进行交流时造成误解。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借用“long”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涉及对一些“富含文化意义的词汇”的翻译时一定要慎重,对于那些容易造成误解的词汇最好直接借用,不要勉强寻找伪对应物。

四 对词汇借用的态度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词汇借用受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双重影响,既有规律性又有任意性,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特别是基于网络技术的信息时代的到来,不同文化的交往变得更加频繁,交流的范围和深度不断扩大,涉及宗教、习俗、政治、商贸、心理、神话、军事、文学、医药和科技等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词汇借用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种特殊手段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在此用汉语和日语举例。尽管作为使用表意文字的语言在借用时不如英语等使用表音文字的语言借用方便,但是汉语的词汇借用从古至今也从未间断过。古时借用的范围局限在宗教、商贸、农业、军事等有限的领域,但随着交流的加深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以来借用范围不断扩大:有的被归化为音译词,像粉丝(fans)、贴士(tips)、起司(cheese)等;有的直接借用原词,如windows、word、excel、ceo、photoshop等;有的英汉混用,如阿q、三k党、卡拉ok等,这些词甚至被收入字典。同样,日语古时曾从汉语借入过大量词汇,如きょうだい(兄弟)、ば(马)、なん(男)等,至今还保留着汉朝和唐朝的发音,甚至干脆将汉字也借了过去。明治时期以来,日语又引进了大量以科技词汇为主的西方词汇,并借入了罗马字母,从而形成了现代日语采用汉字、假名和罗马字混用的书写方法。汉语、日语及其它许多语言的词汇借用现象深刻地记录了跨文化交流不断加深的过程,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其它文化的积极态度。

然而,对待词汇借用的态度并不都是积极的。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词汇借用其实是一种语言“洋泾浜”现象,因此有人将词汇借用视为“语言污染(language contamination)”,并提出要纯净语言。在不同时期历史,许多国家都出现过纯净语言的运动,如法国、德国、土耳其、比利时等。虽然纯净语言运动在某一时期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从各种现代语言中的大量借词上看,它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借用词汇是为了满足文化间交流的需要,既有客观规律性又有主观任意性,不是强加限制就能阻止的。它丰富了各民族的文化,提高了语言的表现力,促进语言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教育的普及,文化间的交流会变得更加频繁,人们对其它文化的态度也会变得更积极,词汇借用的频率也变得越来越高。词汇借用本身只是形式,在其背后是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过程,即吸收其它文化的先进思想从而丰富、充实本民族文化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只有互相包容,相互学习,和平相处,才能共同繁荣,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

注:

①虽然“windows”在汉语中被译为“视窗操作系统”,但人们通常直接使用英文原词“windows”。

② 对应物: 在本文中指一种语言的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在意义上相对应的词汇。

③原文:no language can exist unless it is steeped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and no culture can exist which does not have at its center,the structure of natural language.

④原文:no two languages are ever deficiently similar to be considered as representing the same social reality.the words in which different societies live distinct worlds,not merely the same world with different labels attached.

参考文献:

[1] samovar,l.a.,porter,r.e.& stefani,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brooks/cole/thomson learning asia,2000

[2] trask , r. l. 1996. historical linguistic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 (publisher) limited,2000

[3] ungerer,f.& schmid,h.j.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4] bassnett,s.2004.translation studies.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5] roach,p.1983,1991.english phonetics and phonology:a practical course.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 (publisher) limited,2000

[6] gussenhoven,c.& jacobs,h.understanding phonology.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 (publisher) limited,2001

[7] 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 顾海根日本语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文化交流的原因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大学英语教学 跨文化交际 文化输入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Culture Input Research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ZHANG Jingfa, HUANG Dapeng, XIAO Shanshan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Gannan Medical University, Ganzhou, Jiangxi 341000)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frequent, how to make student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o avoid cross-cultural conflict is already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Key words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lture input

1 文化定义

对一种文化的理解要从思想、行为、表象三个层面切入,抓住真、善、美三个主题内容,使用选择排序、表现方式、区别特征三个关键来进行认识。文化有两种,一种是生产文化,一种是精神文化。科技文化是生产文化,生活思想文化是精神文化。任何文化都要为生活所用,没有不为生活所用的文化。人类学家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高级文化”,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大众文化”,指习俗、仪式以及衣食住行、人际关系各方面的生活方式;“深层文化”,主要指价值观的美丑定义、时间取向、生活节奏、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与性别、阶层、职业、亲属关系相关的个人角色。

2 跨文化交际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各国之间除了经济交流之外,跨文化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频繁,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了各国文化技术交流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英语作为国际化的语言,要想深入掌握这一门语言,和欧美发达国家不断地扩大贸易交流,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深入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当今国际化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地区、国家、民族之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信息接触和交流现象,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对于不少人来说,跨文化交际作为一个新的时代特征,已经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内容。要想不断地深化跨文化交际活动,就需要我们高校英语教师在课堂上有意识地培养高校学生跨文化的意识,只有这样,我们的学生以后在开展国际性的经济文化和技术交流活动的时候,才能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台阶,才能更好学习国外的先进的文化理念、科学技术和管理模式。

因此高校教师在实践英语教学中,一方面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跨文化意识加强跨文化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不断地在英语教学课堂中给学生创造跨文化教学的语境,不断改进跨文教学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更加有效地提高和增强跨文化意识。

3 跨文化交际的障碍

把影响文化交际的因素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为思维方面,人们之所以能够反映思维的本质,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就是由于思维能够对进入大脑的各种信息进行深入加工。语言是人们在进行思维活动中的工具,不同国家的思维方式不一样肯定会造成语言表达方式也不一样,因此不同国家的思维方式通过同样的语言模式表达出来文化内涵肯定有很大差异,从而造成人们跨文化交际的障碍。第二,东西方的价值观念差别很大,以语言交流为例,中国人喜欢以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思,比较忌讳正面冲突,这是因为中国人比较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因此,中国在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一般都是用比较委婉的语气,不愿意直说,深怕说话过于直接会得罪了对方。而西方人则有很强的时间观念,不愿意浪费时间,喜欢直来直去,直截了当,他们认为这是办事效率高的方式。第三,人际关系造成的文化交际障碍。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偏向于感情,而西方社会则更加注重客观事实,没有太多人情的成分。在人际交往中他们常常是秉公办事,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感情用事。第四,社会习俗的不同造成的文化障碍。在我们进行语言教学当中,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教学,更是在教授和传递一种丰富的跨文化的文化习俗。因此,在跨文化交际当中,思维方式、价值观、人际关系以及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区别都是影响跨文化交际顺畅的重要因素。

4 英语跨文化教学

要克服跨文化交流的障碍,其中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在语言知识的教学的同时也不能忽略跨文化教学,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意识,使他们对目标学习语言的国家的文化有充分的认识,从而在跨文化交际中能有效地克服跨文化交际障碍。具体来讲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正确处理语言知识技能的教授和语言综合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语言知识技能和语言综合能力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扎实的语言知识的基本技能(英语的听、说、读、写)的培养是语言综合能力提高的基础,而语言综合能力的提高又进一步促进语言基本技能的提高。所以我们在语言基本技能训练的同时,也要把语言综合能力如英语语言的文化知识的培养放到一个重要的地位。比如在英语教学当中我们知道词汇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很大的程度上体现在词汇的层面上,所以我们在英语语言的教学当中应该让学生了解那些具有文化内涵的词汇所传递的文化信息。此外,我们在英语教学实践当中还要向学生讲解英语文化背景知识,比如说“红色”在中国一般都象征着喜庆的意思,而在英语国家红色除了象征着喜庆的意思,还意味着危险状态。

第二,在跨文化交际教学上,我们还应该把握“相关原则”, “实用原则”,“平等原则”和“文化本位原则”。

实用和相关原则指的是我们在跨文化交际的教学中应该把其和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而不是去讲解一些离我们现实比较远的文化背景知识,如英语诗词的背景知识。在跨文化教学中教师应该多给学生讲解一些学生感兴趣的东西,从而激发学生学习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的兴趣。“平等原则”指的是在跨文化交际教学当中我们要让学生意识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而不是一种文化凌驾于另一种文化之上的关系,学习另一种文化不是说就是要摈弃自己国家的文化,也不是说把自己的文化作为一切文化的衡量标准。总而言之跨文化交流就是平等的交流,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之上才能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文化本位原则”就是说我们在跨文化交际的学习中不能有“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盲目崇拜的思想,不能不顾自己本国的优秀文化传统,要让学生知道跨文化教学的重点在于立足本国的文化。

5 结语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跨文化交流的障碍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不可回避的话题,在跨文化交际的学习当中我们应当在立足本国文化的基础之上,学习其它国家的文化习俗,从而避免跨文化交流的冲突。

该文章系2013年赣州市社联课题《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输入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13277

参考文献

[1] 斯伯尔斯基(Splosky , B.).社会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