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要素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文献述评

城市作为类似于区域经济的经济活动集中地，城市的经济增长同区域经济增长一样，也要依靠资本要素、劳动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撑。国内对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估算的代表性研究有金相郁（2006）、俞立平等（2006）、姚先国等（2007）、高春亮（2007）、李培（2007）、柯善咨等（2008）、邵军等（2010）等。下文主要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述评。

一、对中国主要城市全要生产率估算的研究

金相郁（2006）利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中国41个主要城市在1990年至2003年期间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发现：尽管有些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但是其规模效率是下降的，城市的生产效率没有达到最佳规模状态。所以城市必须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技术利用效率以及规模效率，因为他们发现城市规模增长和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

俞立平等（2006）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中国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城市的经济效率进行研究，发现城市的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无关。城市规模效率与城市人口呈正相关关系，增加城市规模能够提高城市效率。这一点恰恰与金相郁（2006）得出的城市规模增长和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的结论相反。俞立平指出中国近年来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呈轻微下降趋势，城市规模效率呈低速增长。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城市以东部地区城市为主。因此，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注意优化资源配置，加快技术进步。

高春亮（2007）利用包络技术估算我国1998年至2003年216个城市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和规模报酬状态，对扩张时期城市生产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改善，城市总体在良性轨迹上发展，但是部分大城市缺乏规模效率，投入-产出比例失衡，而部分中小城市技术效率不足，要素使用效率低下，主张合理化要素配置和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才是我国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

李培（2007）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了中国216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地区间差异比较，但是没有将全要素生产率纳入该研究的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模型中研究，没有探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集聚效应的关系。

柯善咨等（2008）考虑了集聚经济的微观机制、工业集聚和城市生产率的内生性、邻近城市间的外部性构建了空间计量联立方程，利用2005年数据对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工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进行了截面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工业的相对集聚和劳动生产率互为因果、互相强化，工业集聚和生产率在相邻城市间有明显的空间粘滞性和连续性。这一点与俞立平等（2006）得出的城市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无关结论相左。柯善咨发现我国城市就业的空间密度过高，其拥挤效应导致生产率降低。

刘秉镰等（2009）使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分析了1990年至2006年中国196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现此期间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加2.8%，并在此期间出现明显上升趋势，不过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还处于投入增长阶段，整体效率较低。但是俞立平等（2006）研究指出中国城市2001年至2004年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总体上是呈缓慢下降趋势的，城市规模效率呈低速增长。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城市以东部地区城市为主，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注意优化资源配置，重点是加快技术进步。

邵军、徐康宁（2010）基于Malmquist指数分析法测度了我国城市生产效率增长、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研究发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城市生产率的增长率持续下降，并连续多年呈现负值是由技术水平下降导致的，但城市效率水平同期却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进。地级市的平均Malmquist指数及效率改进指数，要高于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向后者的趋同；西部城市的生产率增长与东部城市存在较大差异，生产率水平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二、对中国部分地区的城市全要生产率估算的研究

对地区城市和省内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代表性研究有：姚先国等（2007）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了1999年至2005年间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国民经济的技术效率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及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并研究了2005年各城市在产出不变的情况下达到最佳经济效率所需要调整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数量。文章认为提高产业技术效率，优化投入要素的组合比例，加快技术引进和技术追赶步伐是推进长三角地区GDP增长的有效途径。

孙秀丽等（2007）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2004年山东省17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的相对有效性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山东省整体上在城市发展方面的投入产出方面还比较均衡，有11个城市属于DEA有效（济南市、淄博市、枣庄市、东营市、济宁市、泰安市、威海市、日照市、莱芜市、临沂市、菏泽市），处于DEA有效的11个城市均处于规模收益不变的阶段，都是规模有效的，其投入产出比均已经达到最优。在非DEA有效的6个城市中，处于规模递增阶段的有青岛市、烟台市、潍坊市、德州市，这些城市具有较强的经济发展潜力。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只有聊城市、滨州市。

余敦等（2007）采用2001年和2002年数据对江西省11个地级市效率进行打分，发现江西省城市效率得分悬殊，区域差异很大。南昌市在所有城市中平均得分最高（93.32），而宜春市得分则最低（59.71），最高得分是最低得分的1.6倍。按效率值分为4类城市：第1类为只有南昌市；第2类包括九江、萍乡、景德镇；第3类包括赣州、新余；第4类包括抚州、上饶、鹰潭、吉安、宜春。

高炜宇（2008）采用Malmquist效率指数分析方法，选取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重庆、杭州、青岛、南京、成都、武汉、大连、沈阳、济南、哈尔滨，对国内大城市生产效率进行了研究，发现在国内大城市生产效率普遍提高的过程中，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大城市生产效率正在加快提升，同时国内大城市的发展路径和发展阶段已呈现出多样性。

三、对国内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文献的述评

从以上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文献回顾中不难看出，一些已有成果不仅估算和分析了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及区域差异特点，还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探讨推动生产率发展的积极因素及阻力，使国内学界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然而，一方面，对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的变化方向的研究，不同文献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另一方面，多数研究没有考虑城市经济总量增长所付出的土地、生态和环境代价，这显然忽略了近年来存在并不断加剧的我国城市经济增长与土地、生态、环境之间的诸多矛盾。这些已有研究成果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性有待改进。

（一）研究视角方面需要拓展

第一，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视角十分单一，多数研究都局限于区域层面的、城市层面的、产业层面的单一层面研究，很少有研究把不同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整合，分析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关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及地区间差异的研究较少。第二，无论是区域层面的、城市层面的，还是产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效率研究，缺乏对研究对象所处经济环境的考量，缺乏对研究对象与本体外部经济联系的考虑。第三，以往研究中均未考虑集聚因素对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没看考虑环境污染对各个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没有把我国目前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土地、生态和自然环境的压力因素纳入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中。在投入方面，仅仅关注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的城市经济增长投入要素，忽略了土地、生态和自然环境等投入到城市经济增长中的机会成本；在产出方面，这些研究文献在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时都使用地区生产总值或者行业产值、增加值等纯经济指标作为产出。而这只是经济指标，不包含其他社会指标信息。为了这个经济指标，我们付出的绿色代价并没有被核算进来。只是单纯考虑经济增长总量的大小及增长速度，忽略了城市经济增长的“非合意”产出，如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等污染物的排放，这种研究视角下估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忽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二）多数研究以静止的、孤立的眼光分析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范式需要改进

具体总结为四点：第一，没有考虑到中国城市面临的特殊历史环境，把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放在孤立的、不变的“真空环境”中来研究，尤其是忽视了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动态变化的外部环境，包括城市化、集聚经济等城市外部环境因素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给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影响。第二，没有细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效应给城市经济增长带来的资源优势及发展机遇，对城市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机制，即如何最大限度利用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效应来提高城市全要素生产率问题较少得到学者关注。第三，没有度量和剔除集聚经济的负外部，如环境污染，人才拥挤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负面影响。因而不是从城市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出发来研究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这要求在研究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中，必须把城市环境压力纳入分析框架。如果忽略环境污染成本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我们依据传统的估计方法可能得出与事实相悖的结论，如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测度的某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但环境污染严重；然而一些城市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不高，但环境污染控制较好。忽略环境污染代价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是不全面的，不能正确地衡量城市经济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要从动态的、发展的视角看待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四，对城市群内部、城市群之间、区域内部的城市群之间、区域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等不同层面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收敛性检验问题分析的不够详细、不够深入，造成诸多分析结果只是简单地停留在所谓东中西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变大或变小宏观层面，而对地区内部、城市群内部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差距问题却是“雾里看花”。

（三）对全要素生产率估算方法的选用方面值得商榷

第一，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使用较为单一。多数研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见表1），却不能给出估计结果的统计显著性水平。考虑到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性、要素价格数据缺乏和统计观测误差，一些基于索罗余值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等非参数方法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可能存在偏差。第二，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等非参数方法的经验研究中变量选取理论依据不足，随意性较大。有的研究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时，反而没有采用多投入和多产出指标，从而没有发挥数据包络分析法的突出优势。第三，未考虑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有的研究假定技术效率改进只是一种趋势变化，不能体现禀赋和体制因素的作用，这与发达国家的稳定增长比较相符，并不适合于受体制和区域政策影响较大的我国城市经济增长。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的突出优点是能够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考察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可以消除早期生产率估算研究中“两阶段”假设矛盾，为考察全要素生产率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方法。所以也可以考虑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算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四）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因素考察，必须兼顾城市内部结构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两个方面的良性互动

以往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包括人力资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策、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而考察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不能照搬区域层面的研究思路。城市是区域经济的集结点和增长极，城市经济被所在的区域经济大环境包围着，是在吸入、集聚区域资源和辐射、回流城市资源的循环中发展。所以，在考察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因素时，必须既要考虑城市内部结构因素的影响，又要把外部环境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只有把内外两个方面及其良性互动都放在同一个研究框架中，才是符合区域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客观经济现实的，从中得出的结论才是稳健的、可信的，才能对现实经济发展有一些启示。

参考文献：

1、金相郁.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研究：1990-2003[J].上海经济研究,2006(7).

2、俞立平，周署东，王艾敏.中国城市经济效率测度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6(4).

3、高春亮.1998-2003城市生产效率：基于包络技术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07(1).

4、李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效率与差异[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7).

5、柯善咨,姚德龙.工业集聚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因果关系和决定因素――中国城市的空间计量经济联立方程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2).

6、刘秉镰，李清彬.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实证分析：1990-2006――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方法[J].南开经济研究，2009(3).

7、俞立平,周署东,王艾敏.中国城市经济效率测度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6(4).

8、邵军，徐康宁.我国城市的生产率增长、效率改进与技术进步[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1).

9、姚先国,薛强军,黄先海.效率增进、技术创新与GDP增长――基于长三角15城市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7(2).

10、孙秀丽，张金禄，田卫厚.城市经济发展的相对有效性评价――以山东省为例[J].东岳论丛，2007(7).

11、余敦，付永琦.江西省城市经济效率分异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7(6).

12、高炜宇.国内大城市生产效率的对比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8(11).

13、刘光岭，卢宁.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解：研究述评[J].经济学动态，2008(10).

＊本文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青年促进会课题项目（QCH201120）。

城市经济要素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资源型城市转型 绿色发展 文化因素

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对城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首先，城市文化是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精神力量，是城市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离不开城市文化的支持。其次，城市文化是更好地满足人民物质、精神生活需求的基本手段，是城市人民物质精神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城市人民群众既有物质生活需求，又有精神生活需求。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人们的文化需求、文化消费的增长速度比物质需求、物质消费的增长更快，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在社会消费中的比重急剧上升。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不但越来越全面、广泛，而且消费标准越来越高。只有通过发展城市文化，才能更好地满足城市人民的文化需求。最后，城市文化也是实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只有通过文化发展才能实现。

像任何城市一样，资源型城市文化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资源型城市文化中包含了许多先进的同城市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内容；另一方面，资源型城市文化中又包含封闭、保守、不思进取等落后保守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内容，严重阻碍着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资源型城市必须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城市文化的两重性，区分积极的文化要素和消极的文化要素。发扬积极文化要素和文化内涵，克服消极文化要素和文化内涵，推动城市文化创新，为经济转型注入强大的文化力量。

资源型城市经济相对落后，落后的经济孕育了落后的城市文化。落后的城市文化一旦形成，又成为阻碍城市经济发展的巨大文化惰性，一座难以逾越的文化大山。落后的地域文化既是经济落后的结果，又是经济持续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资源型城市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力在经济转型中的特殊重要作用，重塑城市文化，构筑崭新的转型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力，把它作为推动经济转型的强大动力。文化力是一种基础力、启动力，是推动经济转型的先导性力量。在经济转型启动期和整个初期阶段，文化力对于经济力的有效发挥具有决定性作用。

一、城市观念文化及其建设

城市文化体系中的各种文化要素、文化事项，有的与经济联系比较密切、直接，有的与经济联系不够紧密；有的与经济近些，有的与经济远些。与经济发展联系最直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推动力最大的文化要素，是城市的经济文化，可以称之为城市经济文化结合体。城市经济文化结合体包括城市经济观念文化、经济制度文化、经济行为文化和经济物质文化四个组成部分。这四个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影响的方式及作用影响的结果都是不同的。其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经济观念文化。经济观念文化制约、影响着经济制度文化、经济行为文化和经济物质文化，对整个经济文化的走向和发展起着主导支配作用。经济观念文化决定城市的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思路；有什么样的经济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思路。经济观念文化还直接影响着城市经济运行的质量、速度和效益。先进的经济观念会提高城市经济运行的质量、速度和效益，衰朽的经济观念会降低经济运行的质量、速度和效益。像一个人的经济行为受其思想、观念支配一样，一个城市的经济行为也受城市经济观念的支配。

城市文化观念是一个系统，包括城市的文化心理、经济理念、经济道德、价值观、城市精神风貌等内容。城市观念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分，积极、消极之别。先进、积极的观念文化，对城市人口素质的提高、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正作用、推动作用；落后的、消极的观念文化，对城市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城市经济发展具有负作用、阻碍作用。特别是在社会经济转型、变革时期，先进文化观念的正作用和落后文化观念的负作用，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呈几何级数增长，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性、决定性作用。从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城市经济发展的方向、道路，决定了城市经济发展的成败。

城市精神或城市精神风貌，是城市观念文化的另一重要内容。所谓城市精神或精神风貌，是指城市政府、企业和居民在经济生活和经济实践活动中的工作态度、工作热情和工作风貌。城市精神是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城市经济观念、理想、信仰、追求付诸实践后的外在表现。城市有了精神，就有了蓬勃向上的活力，就能变不可能为可能，创造出人间经济奇迹。

二、城市制度文化及其建设

制度文化是紧贴城市文化核心层次――观念文化的层次，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既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影响，也受经济观念文化的制约影响。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观念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同时，城市的经济制度文化又对城市的观念文化，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反作用和反影响。制度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经济当事人。制度规定着当事人的思维方式，制约着当事人的行为。因此，在重塑城市文化的过程中，加强和提高城市经济制度文化建设水平，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城市文化建设内容。经济制度文化也有层次性，制度的最高层次是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具体实现形式。应该说，这一层次的经济制度是城市所在国家进行制度选择的结果，城市只能在国家选择的制度框架内活动。

三、城市行为文化及其建设

城市经济行为文化是城市政府、企业和居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在一定观念、习俗、准则、规范、制度等的制约影响下，在经济实践中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特征。经济成为文化受到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制约影响的同时，它也反作用于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是新的观念文化、制度文化产生的肥沃土壤。经济行为文化包括经济行为方式、经济行为准则及城市经济习俗等，它是一种行动中的文化，是经济运行过程中体现、折射出的经济文化现象。社会经济活动是物质生产过程。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以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从事经济活动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第一位的意义。一个城市行为文化的特征，对于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样具有第一位的关键的意义。所以，在构筑城市文化、重塑转型文化的过程中，资源型城市必须倡导和推行健康积极的经济行为文化。

四、城市物质文化及其建设

城市的物质文化不是泛指任何物质财富、物质产品，而是指那些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物质财富和物质产品。只有文化含量非常高，能够充分表现城市文化个性的物质经济成果，才是城市文化学所说的物质文化。只有那些最能展示城市精神文化特征，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少数物质产品，才可视为城市物质文化的内容。大量的人类物质活动成果，虽然也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都是被物化、对象化的人类活动，是人化的产物，但是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文化含量不高，文化意蕴不深，不能充分完善地展示城市的文化个性特征，是不包括在城市物质文化概念之内的。

城市物质文化主要包括城市标志性建筑及形象设计和城市形象产业、形象产品。大多数城市都具有独具特色的标志性建筑和城市形象设计。城市文化传统越悠久，城市文化积淀越深，城市文化底蕴越扎实，城市的标志性文化建筑和形象设计就越鲜明，越具有特色。城市物质文化成果或产品，是城市精神意识的外显部分，它彰显着城市文化，表达一种强烈的极具吸引力、震撼力的城市理念、城市精神，对弘扬和发展城市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力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城市的形象产品和形象产业也是构成城市物质文化的重要内容。任何城市都有众多产业、行业，生产数以万计的产品。然而，并不是所有产业、行业，所有产品都能够成为城市的形象产业、形象产品。城市形象产业、形象产品不仅是物质产业概念，更是精神产业概念。只有那些具有很高的文化含量和精神文化内涵的产业和产品，才能构成城市的形象产业、形象产品。城市提升文化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要挖掘开发出城市的形象产业和形象产品，它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例如，黑龙江省黑河市。黑河市文化多元。欧陆文化与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知青文化相互交融，俄罗斯风情浓郁，建筑风格、饮食文化、文学艺术都独具魅力。相继建成了东北地区最大的民族主题公园，即中俄民族风情园，全国最大的综合性知青博物馆，全国唯一全方位展示百年中俄友好史实的旅俄华侨纪念馆。建成了中俄画家村，引进国内和俄罗斯知名画家进行艺术创作。搭建俄罗斯艺术展示和交易平台，建成了中俄艺术陈列馆，成立了全省首家国有文化产业公司，馆藏中俄艺术品2000余件，油画累计交易120余万元。建设中俄影视，成功拍摄了《年轮》《闯关东》《》等影视作品。组建了中俄宝石协会，建设国内唯一的中俄宝石城，预计年交易额1000亿元。正在筹建龙江国际文化综合体、中俄美食城和艺术酒吧一条街。与俄知名文艺团体合作，打造高水平的中俄风情歌舞秀专场。连续两年成功举办中俄文化大集，成为中俄文化交流的知名品牌和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开展文化贸易的重要平台，并已上升为部级文化交流项目，同时举办第二届中国文化休闲周。

城市经济要素范文第3篇

关键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灰色关联度；评价指标体系

基金项目：2014年度广西高等学校科研项目：“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评价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YB2014602）；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城镇化多元格局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5BMZ080）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3月8日

城市作为人们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及生活的重要地域单元，其碳排放问题已引起全社会及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已成为社会各界共同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早在2003年英国政府就在其发表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到了“低碳”概念，并随着社会各界对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给予的高度关注，低碳发展理念已俨然成为一种新的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能源循环利用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和思想，并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低碳城市发展倡导的是在低碳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广泛应用各种新能源技术，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的低碳化转型，从而减少城市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努力营造一个经济发展低碳化、社会发展低碳化、生活低碳化、环境低碳化的可持续发展城市，从而更好地促进城市的健康长远发展。本文试图从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社会、低碳资源和环境四个层面构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采用灰色关联评价法对其进行评价分析，为把握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而采取相应对策措施更好地推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评价，涉及到低碳城市的经济、技术、社会、资源和环境等影响因素方面，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综合评价体系。为了综合评价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进一步分析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域差异特征，本文在结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的发展实际及在坚持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层次性及数据可获得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1。该指标体系从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社会、低碳资源和环境4个二级指标层共29项三级指标来评价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状况。（表1）

二、灰色关联评价分析法

灰色关联评价分析法来源于我国邓聚龙教授在1982年提出的灰色关联理论，该评价分析方法是一种可以对系统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次序及区域发展水平高低进行综合性评判的一种重要分析方法，目前已被广泛应用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研究当中。灰色关联度是通过分析两个或两个以上因素之间的关联性程度来反映其关联度或差异性程度，关联度越大，表明其相似度越高；关联度越小，表明其相似度越低。其中，灰色关联度的计算，可以通过如下公式（1）至公式（4）求得。其中，公式（1）是对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经处理后的数据的取值范围为[0，1]；X0（k）为参考序列，经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参考序列的每个值均为1。

三、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灰色关联评价

采用2014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评价的指标数据，采用公式（1）～（4），计算得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的各项影响指标的灰色关联度及其权重。（表2）

首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的各项影响指标的灰色关联度及权重较大的前三个指标分别是C17人口增长率、C21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C23人均节能环保支出，其灰色关联度分别为0.8396、0.8035、0.7146，权重分别为0.0503、0.0482、0.0428，表明人口增长情况、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情况和人均节能环保支出水平这三个影响指标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较大。

其次，C16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0.6617）、C34人均住房建筑面积（0.6579）、C48城市污水处理率（0.6432）、C25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0.6393）、C38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0.6186）、C46每万人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0.6014）、C1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0.6008）等影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的指标的灰色关联度介于0.6000～0.7000之间，其大小仅次于C17、C21、C23三个指标，这部分指标主要从第三产业服务人员规模、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城市污水处理情况、教育支出比重、公共汽车数量、液化石油气供气数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角度影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

再次，C36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0.5909）、C32居民人均生活用电量（0.5788）、C31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0.5658）、C15城市化率（0.5601）、C22节能环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0.5548）、C4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0.5510）、C13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0.5495）、C35人均城市道路面积（0.5462）、C44城市气象站点年平均降雨量（0.5384）、C33人均日生活用水量（0.5189）、C12 GDP增速（0.5175）、C14人均工业总产值（0.5105）等影响指标的灰色关联度介于0.5000～0.6000之间，这部分指标主要从排水管道建设、居民生活用电用水状况、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化率、节能环保支出比重、公园绿地建设、降雨量、GDP和工业发展状况等角度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产生影响。

最后，C43建成区绿化覆盖率（0.4907）、C41人均水资源量（0.4824）、C47污水处理厂日集中处理能力（0.4760）、C37每万人均路灯盏数（0.4732）、C24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0.4730）、C18建成区面积（0.4695）、C41每万人绿化覆盖面积（0.4564）等影响指标的灰色关联度相对较小，介于0.4000～0.5000之间，但其仍然是衡量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状况，推动低碳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

可见，表2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项指标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之间的单一关联程度，但是仍难以从总体上反映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的发展特点。为进一步了解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的四大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在采用公式（1）～（3）求得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的各大影响因素得分及其排序（详见表3）的基础上，采用公式（2）～（4）进一步求得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的四大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和排序（详见表4）。（表3、表4）

从表3可以看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各大影响因素的综合得分最高的地区是南宁，综合得分为0.6626；得分较高的是防城港，得分为0.6346；得分仅次于南宁和防城港的城市是北海、钦州和玉林，其得分分别为0.6258、0.6166、0.4861；而得分最低的是崇左，其得分为0.4608。其中，南宁、防城港、北海和钦州的影响因素得分均大于0.6000，而玉林和崇左的影响因素得分均低于0.5000，可见，这六个城市之间的影响因素得分之间具有一定的差距，并且南宁、防城港、北海和钦州这四个城市处于一个相对较高层次的发展水平之上，而玉林、崇左又处于同一低层次的发展水平上。此外，四大影响因素的地区得分中，低碳经济因素的得分最高的地区是南宁（0.7785），其次是防城港（0.6414），最低的是玉林（0.4489）；低碳技术因素的得分最高的地区是钦州（0.8203），其次是北海（0.7408），最低的是南宁（0.5044）；低碳社会因素的得分最高的地区是防城港（0.7421），其次是北海（0.6368），最低的是崇左（0.3505）；低碳能源和环境因素的得分最高的地区是南宁（0.7438），其次是防城港（0.5449），最低的崇左（0.3991）。

从表4来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的四大影响因素中：低碳经济的灰色关联度最大，其数值是0.7293，表明低碳经济因素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低碳社会，其灰色关联度是0.6569，表明低碳社会因素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影响程度仅次于低碳经济因素；第三是低碳能源和环境，其灰色关联度是0.5701，推进低碳能源和环境的建设是实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是低碳技术，其灰色关联度是0.5086，虽然其关联程度较低，但是鉴于低碳技术的发展对低碳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可以看到，低碳技术由于其技术的研发、吸收、创新以及推广具有一定的时间阶段性，导致其对低碳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由此可见，影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的四大因素的影响程度从强到弱的顺序依次为低碳经济、低碳社会、低碳能源和环境、低碳技术。

四、结论

通过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l展水平进行灰色关联评价，研究发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较突出，南宁、防城港等地区的低碳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北海、钦州、玉林的低碳城市发展水平仅次于南宁和防城港，而崇左的低碳城市发展水平最低。其中，崇左的得分仅为南宁的得分的69.54%，各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仍较明显；与此同时，南宁、防城港、北海和钦州等城市的低碳城市发展水平处于一个相对较高层次上，而玉林、崇左则处于一个相对较低层次的水平上。并且从四大影响因素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性来看，低碳经济是其最重要的因素。可见，低碳经济的发展程度仍然是影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高低的最重要因素；其次是低碳社会因素，低碳社会的资源消耗和碳排放的数量及其程度，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产生重要影响；第三是低碳能源和环境，其反映了低碳能源的提供及生态环境状况，是衡量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的又一重要因素；最后是低碳技术因素，低碳技术对推动产业发展技术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和城市低碳化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其对推动低碳城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结果表明：低碳经济、低碳社会分别是影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方面，为进一步提高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水平，应积极提倡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的发展。而人口增长率、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市化率等因素是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要努力推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不断扩大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推动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以及加快提升城市化水平。同时，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居民人均生活用电量等因素是影响低碳社会的重要因素，应注重从改善居民住房状况、公共交通出行状况、排水设施状况、居民生活用电状况等角度提升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状况。与此同时，城市污水处理率、每万人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城市气象站点年平均降雨量、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等因素是影响低碳资源和环境的重要因素，应进一步加强城市污水处理，改善液化石油气供气状况，加强公园绿地建设和提升城市绿化覆盖率等，进而不断改善城市环境，推动低碳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此外，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人均节能环保支出、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等因素是影响低碳技术的重要因素。因此，应进一步加大对城市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提升城市人均环保支出，合理扩大教育支出和强化人才培养力度，不断推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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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Zeng Peng，Yang Sha-sha，Lian Chao.Grey Relational Synthetic Evaluation of Urban Competitive Power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on the West Side of Taiwan Straits[J].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2011.

[4]廉超，何小贞.我国各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水平的灰色关联评价[J].图书馆学研究，2014.8.

城市经济要素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交通运输网络；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杜宾模型；四川省

[中图分类号]F259.27；F2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52Xf2017）06-0047-04

1引言

区域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外部政策环境的转变和基础设施的完善推动着要素集聚和扩散，城市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本地经济增长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邻域单元的影响。空间溢出是指各类经济要素以企业或其他形式为载体在地域空间上进行优化重组，进而影响周围其他系统的经济增长，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Ying、Brunetal.、Groenewoldetal.等较早地结合面板数据探索我国沿海与内陆或经济板块间存在某种程度的空间溢出。毕秀晶等、王铮等采用ESDA法测度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性，结合简单邻接矩阵和空间面板模型证实区际经济增长收敛性。潘文卿等通过引入邻省发展水平、市场潜能指数来讨论我国省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和差异性。李敬等运用网络分析法和QAP法研究区域经济增长网络的空间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等。

实施多点多级支撑发展战略以来，各类经济要素不断向核心区集聚和扩散，以核心城市为节点，交通网络为支撑的空间分布形态逐渐清晰。本文从要素跨区域流动视角出发，系统考察区域空间关联性和经济增长溢出的产生机理，并在地理距离和时间距离矩阵下，基于ESDA-SDM方法，甄别交通运输网络对城市间经济增长溢出的影响方向及其效应大小。

2区域空间关联与经济增长溢出机理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与其他城市和区域的相互联系，主要表现为产业联系和技术创新等带动经济要素跨区域的动态流动。这些要素具有趋利性选择偏好，这种“择优机制”促进要素在经济系统间流动，从而产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

2.1区域空间关联

新经济地理学从“经济关联”（E-linkages）和“知识关联”（K-linkages）角度出发，探寻经济空间集聚系统的主导因素及其究竟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等。它强调集聚源于市场前后向关联效应或产业间投入产出联系，即“经济关联”。要素流动带来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产生经济活动的地理集聚，并在循环累积因果联系下自我强化。集聚和分散两种力量的复杂作用和平衡形成区域经济活动空间格局。生产要素和商品等流动主导经济集聚和扩散，触发本地与邻域经济增长的相互关联、作用与演化。

经济集聚还源于知识溢出即思维创造和信息传递形成空间关联，即“知识关联”。创新主体基于近距离网络化的互动联系，促进知识和信息的扩散传递，导致研发活动和企业生产空间集聚。知识溢出本身也产生分散力，它是核心区对邻域形成经济传递的溢出路径。经济体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溢出形成广泛空间关联，城市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空间相关性。

2.2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

在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内生互动框架下，各类要素加快向核心区域空间集中和聚合，促进核心经济系统的发展成熟。经由域外要素流入和域内要素“极化一涓滴”作用，极化效应逐渐弱化，核心城市通过资本和知识等外部性辐射至联系紧密的边缘城市。区域空间流是集聚和扩散两种作用形式的系统耦合，突出表现在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等经济要素不停交换和流动。由经济流带动的溢出作用，包括扩散型的正溢出和集聚型的负溢出。

城市经济流与“冰山交易成本”有关。经济密集区和边缘区的地理距离是主要维度。距离方便要素流动、产业转移和技术扩散，且知识资本溢出强度随距离增加而递减。但距离并不完全指空间距离，也包括时间距离。交通可达性（Accessibility）提高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time-spacecompression）缩短节点城市间时间距离，带动要素更方便地流向核心城市，强化其经济优势。交通基础设施也具有网络属性，边缘区域更易于接受核心城市的经济增长溢出。

3模型设定与计量方法

3.1模型设定

本文沿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修改樊纲等的区域经济产出的普通面板模型，以度量城市经济产出与本地要素投入强度的关系（见式1）。

（1）

（2）

以人均研发支出度量城市技术创新能力techit，市场化程度markit用非国有经济单位就业比例表示。将式（1）两端同除以，Lit，并进行对数化，可变形为：

（3）

式中：yit是i城市第t年人均实际GDP；kit为i城市第t年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反映城市物质资本要素投入；hit为i城市第t年人均教育经费，表示人力资本要素投入。

LeSage和Pace在空间滞后模型（SAR）基础上提出空间杜宾模型（SDM），它强调某城市生产活动与邻近城市经济产出和要素投入的空间关联性作为经济增长的溢出路径。

（4）

3.2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本文从经济空间溢出产生机理出发，分别设定地理距离w1和时间距离w2考察地缘邻近和交通网络对经济溢出强度的影响。①地理距离矩阵w1：地理距离是理解经济活动关联的重要因素，空间溢出作用和强度随距离增加而逐渐减小，并以经纬度坐标计算的两城市球面距离来衡量。②时间距离矩阵w2：四川省以成都为枢纽的高速铁路和公路网络已基本成型，城市通行距离显著缩短，空间溢出较强依赖于交通网络质量的提高和各节点经济规模的增长。并以时间距离矩阵w2（本文运用ArcGIS的NetworkAnalyst功能获取城市间基于陆路交通网络（高速公路、铁路国道和省道）的最短路径距离数据，并计算时间距离矩阵）反映交通网络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

4实证分析

4.1空间自相关检验

局域关联特征可能会出现全局Moran’sI指数所无法甄别的“非典型”的异质性，有必要配合使用局域Mo-ran’sI指数和Moran散点图对局域集聚性进行可视化直观描述。

运用GeoDa软件和ArcGIS平台，将地理距离和时间距离作为空间权重标准。由图1可知，Moran’sI指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城市经济正相关性逐渐增强。时间距离矩阵下Moran’sI指数值最高，随着交通路网设施的完善，尤其是城际快速通道为连线形成的放射状网络结构，区域相互作用的范围和强度不断增强，城市经济活动受到邻域强烈的溢出影响。

依据研究时段内全局Moran’sI指数的变动趋势，绘制1998、2006和2014年Moran散点图。由图2可知，各年份落在第1和Ⅲ象限的城市分别占比71%、65%和76%，表明城市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倾向于形成“富裕-富裕”、“贫困一贫困”集中发展片区。HH类型分布在成德绵经济带，这些城市存在较强空间联动效应，并逐渐向川南城市群宜宾和自贡等动态蔓延。LL类型分布于南充、巴中、达州等川东北部，这些城市经济实力不强，无法相互辐射，受成德绵经济溢出较弱，逐步演变成边缘区域。可见，经济空间表现为“核心一边缘”渐变结构特征，经济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不均质性和复杂性。

4.2估计结果与讨论

通过Lagrange乘数及其稳健性检验判断需用空间面板模型来消除残差的相关性。结合LR、Hausman检验和Wald检验结果，本文选取嵌套空间随机时间固定效应的SDM作为最终报告结果，并采用极大似然法（ML）进行参数估计，见表1。

從空间交互作用来看，w1和w2下空间滞后项因变量w×lny系数分别为0.424、0.512、0.382，表明地缘邻近和交通网络均正向影响经济增长溢出，城市经济活动存在较强的空间相互作用和辐射功能。交通运输网络完善特别是高速铁路和城际列车带来的时间距离缩短作为最强的经济溢出因子，而邻近距离是影响经济增长空间关联度的重要因素。正如前文所述，较近的距离要素流动、产业转移和知识溢出，某城市经济产出受益于邻域经济辐射效应。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k、人力资本h、科技创新tech和市场化程度mark系数均显著为正。除w×lnh外，其他空间滞后项自变量w×ink、w×Intech和w×mark在统计上均显著。但这些投入要素的回归系数无法准确反映其对经济活动的真实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按照偏微分法在w1、w2和w3上将各投入要素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效应进行分解。

从表2估计结果可知，①直接效应：人均固定资产投资k、人力资本h、技术进步tech和市场化程度mark在w1和w2下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表明这些要素对本地经济产出有正向影响。②间接效应：除人力资本h外，其他变量的系数值均显著，且大部分要素的区际间溢出效应小于本地效应。市场化程度mark在w2的溢出效应最大，说明在交通网络完善耦合作用下，消除区域贸易壁垒，会以辐射带动形式促进邻近单元的经济增长。技术创新tech的溢出效应最小，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溢出在邻近城市间不强烈。③总效应：市场化程度mark的回归系数最大，这与理论预期相吻合，并对区域经济政策具有较强指导意义。即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近邻区域的无缝对接，发挥成德绵城市带对其他城市的溢出效应。

5结论与启示

在多维要素协调作用框架下构建空间权重矩阵，测算空间溢出的影响因子，得出结论：①全局空间自相关性符合地理距离衰减规律，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出现相似性集聚形态。②在不同权重矩阵下被解释变量滞后项w×lny显著为正，表明要素跨区域流动和时间距离的显著缩短，增强城市经济增长关联和溢出作用。③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市场化程度的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表明这些投入要素正向作用于本地的经济产出，并通过空间传导机制，影响邻近城市的经济增长。

城市经济要素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城市；聚集；乘数效应；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F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9)05－0042－03

作者简介　王妙英，北京城市学院经济管理学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经济管理、管理工程；(北京100083)

孟祥林，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与区域研究。(河北保定071003)

一、城市得以产生的前提分析

1、个体城市产生的农业剩余财富前提。城市是非农人口的聚集地。第一产业的充分发展促使第二、三产业的出现进而聚集和加强了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继而导致了不同产业构成在空间场所上的分工，这个分工过程决定了以非农产业为经济核心的城市不能生产农产品，城市人口所必需的粮食需要由城市区域外部的农业产业提供，所以只有农业的发展和发达，城市的兴起和成长在经济上才有可能，农业剩余是非农化和城镇化的物质前提。第一，农业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是一切分工的基础。如果农业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产品仅够直接生产者本人消费，即使有部分劳动者想专门从事非农产业但由于缺乏坚实的农业基础而不得不重新从其他产业中回归到农业产业中来。第二，农业剩余产品的出现首先使内部分工开始出现，农业内部分工更细且出现专门服务于农业的“原始工业”。第三，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剩余产品增多，非农产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社会出现了生产农产品的农民和加工农产品的工人。第四，在数量上有多少农民能转化为工人不取决于非农产业发展的愿望，而完全取决于农民能生产出多少粮食并以之养活脱离农业产业的工人。如果农业产业能为其他产业提供赖以满足其基本生存需要的足够产品，就使得农业产业中富余的劳动力有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可能，且不会造成重复性回归，城市化进程便成为一种可持续的过程，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了第一个必要前提。

2、个体城市产生的农业剩余人口析出前提。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农业出现了剩余劳动力，该条件只是为城市的产生创造了可能性，而要将其转化为现实性就必须使富余的农业劳动力从农业产业中析出。这需要通过农产品的商品化过程实现。农业的商品化会极大地推动劳动力的非农化进程，具体表现在：促使农业分工和专业化进而加剧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充分释放；使生产要素在结构调整中进行重新组合从而冲破生产要素流动的各种阻力；在产品商品化过程中加强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并且加强科技的应用力度；通过建立各种机制和通道加强农业过剩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排放；加速农业劳动者间使用生产资料的组合关系发生变化并通过农业内部劳动过程的细分加剧农业劳动力分化；加强农业产业与非农产业间的联系从而建立农业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联系的系统，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信息条件；通过加速市场的发展拓宽农业劳动力吸收的路径从而强化农业过剩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因此，城市现象的发生除了前面所提及的第一前提外还必须有第二个前提，即农村还必须提供有劳动能力的剩余人口。第二、三产业为农业提供了新工具，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在生产效率提高后又可以提供更多的剩余粮食和剩余劳动人口进城从事非农产业活动，这个往复过程不断叠加，城市化也就随之得到发展。

三、聚集及其双向作用对城市体的空间影响

1、聚集的二重乘数效应与城市的产生。支撑城市发展的全部要素是在“比较优势利益――功能互补利益――机会选择利益”等三种动力机制作用下通过双重乘数效应实现的。第一层次乘数效应，即第二产业的经济增长推动城市第三产业的相应发展(聚集作用于成长)；第二层次乘数效应即城市第三产业经济增长形成投资环境的改善带来新一轮工业项目投入(成长作用于聚集)，两个层次的乘数效应交互作用产生了不同形态和规模的城市。

第一层次的乘数效应――由“聚集”作用导致城市“成长”的机理。研究表明，导致城市发生和成长的聚集过程往往是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工业的作用相关联的，这种始发性的工业就成为推动城市成长的增长极，进而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工业，城市在不断扩大了的经济规模的基础上深度发展，区域内外的经济体对这些发展机会的充分利用又相应促进城市聚集的进一步发展，整个过程便是城市发展过程的第一层次的乘数效应。由此可以看出，第一层次乘数效应作用过程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工业项目数量和规模的扩展，还在于流入城市体内的异质生产力能否与原有生产力形成质的交融，实现异质要素同质化，促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同向力，使得分散杂乱的要素成为按照一定秩序排列的为实现特定目的(城市成长)的功能整体。这是第二层次乘数效应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基础。城市在聚集过程中实现的规模成长实际上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城市化过程中个体城市作为一个系统对生产力要素的引入不是机械嵌入而是要借助自组织过程中经济系统的主动优选进而进行消化与调适，使外来要素成为个体城市系统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

第二层次的乘数效应――由“成长”引致城市成长进一步引发“聚集”的机理。城市由一个点开始通过要素聚集逐渐成长为一个规模庞大的地域经济复合体，城市成长总是伴随着城市聚集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城市成长过程就是经济质的流动和累积过程，并且这个过程进一步创造经济质的流动和累积，在空间上表现为城市聚集规模进一步扩张，使得城市投资环境和内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分工得以进一步深化。深化和精细的分工使得区域内产业和部门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使得创新活动在城市域内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在创新活动深化和逐渐扩展到相关产业链条的过程中又进一步推动了城市自身的发展，城市系统成长过程中的功能创造主要表现在城市投资环境的改善，改善后的城市环境使城市成长为城市聚集的推动力。所以，第二层次的乘数效应中的城市成长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产业的成长，由于不同产业之间特有的关联效应和产业本身的聚集效应，使得密切联系的产业部门在空间分布上通过产业链条表现为明显的集中趋势。而城市借助于这种聚集优势不断扩展其规模。

三个动因和两个乘数的作用机制使得城市在一定的空间条件下产生，通过自身的发展创造进一步聚集的条件，这种过程可以通过简单的模型来表示(如图1)。图中表示了城市中两个经济体的聚集过程及其聚集后所产生的效应。假设两个经济体生产同类产品但分别处于不同市场区域，经济体(左图)具有需求线D1和供给线St，形成均衡的价格Pt和均衡的产量O1，经济体：(右图)具有需求线Dq和供给线S’1，均衡

水平时的价格为P2和产量为O2。如果两个经济体之间由于某种生产联系需要聚集在一起，如果在同一个市场中进行生产时经济体：的供给曲线在经济体t的市场中位于s2的位置(假设D。不变化)，这时经济体，的价格由P1下降到P2，均衡产量在Q3

2、聚集的双向效应与城市体的空间聚散。根据宏观经济理论，一定时期内的国民收入是由该时期的生产要素投入量F和要素生产率(P)所决定的。用函数表示就是：Y=f(F，P)。在技术水平一定时，要素生产率相对稳定，国民收入Y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δY/δF>0即经济增长是要素投入的增函数，δY/δP>0即生产水平是劳动生产率的增函数。但是在城市经济中要素投入行为并不完全按照一般生产规律进行，聚集作用表现为聚集经济与聚集不经济的双重效应：当聚集经济超过聚集不经济时，即使生产技术水平不变，该城市的要素生产率也将高于其他城市，从而吸引要素流入的速度增加，促使经济呈现累积增长。聚集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运用Baumol的累积非均衡增长模型得到很好地说明。该模型包括两个表示收入变动的线性等式：Y=a－βD1和Dt=γ―δY10方程中Y表示聚集的效果，D表示生产消费需求，t是经济发展周期，D1表示第t期的消费需求，t+1表示当期的后一期，α，β，γ，δ等都是常数项系数。第一个公式表示：下期的聚集效果是本期生产消费需求的减函数，即本期的生产消费需求越高(低)，下一期的聚集效果就越低(高)；第二个公式表示本期的生产消费需求是本期聚集效果的减函数，即本期的聚集效果越高则本期的消费需求就越低。这两个式子的综合意义是：若本期因集聚不经济所导致的损失增大(减小)，未来的收入就会变小(变大)，即下一期的聚集水平依托本期的聚集收益(损失)程度，相反若本期聚集经济所导致的收益增大，未来的收入就会变大。将两个式子合并得：Yt+t：α―βγ+βBY10该方程可以表示：下一期的收益水平是本期收益水平的函数，从方程中可以看出，若B8>1时，本期的收入会导致下期的收入增加，于是经济态势呈现累积性扩张；相反，若βδ0且βδ

经济发展的这种作用规律正是聚集经济与聚集不经济的表现，当一个城市区域出现经济发展的累积性扩张时即出现聚集经济，反之则出现聚集不经济。这个思想可以通过图3说明。图3中1线为城市经济的均衡增长路径，即如果城市沿着1增长则不存在聚集经济也不存在聚集不经济。m线表示受聚集效应明显影响时的增长路径，聚集所产生的经济或者不经济用m线与1线之间的面积来表示。m线高于1线时表示聚集经济产生，高出的部分越多表示聚集经济越显著，m线低于1线时表示聚集不经济，低出的部分越多表示出现聚集不经济的程度越大。当聚集效应比较明显时，城市的收入变动将表现为第一种情况，图中表现为累积方向，当聚集效应较小或者为O时表现为第二种情况，图中表现为收敛方向。当聚集经济效果明显大于聚集不经济时，由于大量要素的流入，城市的收入将大于均衡值，图中表现为m与l的交点Ye的右边，城市经济呈现出累积式加速增长态势。当聚集经济不明显时，即m和1交点Y。的左边，城市经济将呈现加速衰减态势。图中描述了A、B、c三种均衡状态，城市的规模依次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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