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调研范文第1篇

城市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环节，关乎党的执政基础、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2020年城市社区治理调研报告。希望大家喜欢!

城市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环节，关乎党的执政基础、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党的以来，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加强城市社区治理指明方向、提供遵循。

市委将此项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相继出台《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XX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将社会资源、管理权限、民生服务下沉，提升全省社区治理水平。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市委将提出的“坚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关键靠社区”作为发力点，组织全市社区迅速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构筑起群防群治的坚强防线，经受住了大战大考的实际检验。

但从当前情况来看，我市疫情防控中社区治理也暴露出一些新问题。为此，专题调研组于今年7月创新开展专题“云调研”，面向全市发放街道、社区、居民三个层面的电子调查问卷XX、XX、XX份，开展电话访谈XX人次，并对相关部门和XX个县(区)进行实地调研，征集意见建议XX项，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及成效

当前，我市共有社区XX个，平均X户/社区;社区工作者X人，平均X人/社区、X户/人;社会组织XX家，平均X家/社区。2016年以来，我市城市社区建设取得实效，主要体现在：

(一)党建引领有力。建立党建网络体系，依托XX个社区党委统筹带动XX个基层党组织;党在城市各领域组织覆盖率达XX%，工作覆盖有效扩大;普遍建立党建联席会议制度，街道社区、驻区单位、新兴领域党建融合，全面覆盖、多方联动、条块结合的党建格局加快形成。

(二)扩权减负有效。实施街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机构设置，构建起更好服务群众、简约精干的基层组织架构。赋予街道“吹哨”权、“上手”权、“打分”权，建立责任清单、权力清单，街道党组织“轴心”作用不断强化。推进社区减负，落实社区事务准入制度，取消与主责主业无关职能，清理XX%原需社区开具的各类证明。

(三)服务设施改善。2016年至2019年，逐年加大资金投入，三年间累计下拨社区建设补助资金XX万元，努力改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便民服务均得以加强。截至2019年底，全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XX%，提前2年完成目标任务。

(四)社工待遇提高。科学建立薪酬制度体系，按当地最低工资2.5倍左右标准核定社区工作者人均补贴标准，当前平均工资为XX元/月，较2016年上调XX%。落实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险，全省均按标准落实补贴。社区工作岗位受关注度提升、吸引力增强，从业人数较2016年增长XX%，大专以上学历者占比增长XX%。

二、疫情防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问题一：社区党建基础不牢

1. 党建网络体系标准不一。尽管各地均建立了党建网格体系，但是层级设置五花八门。就社区本级来说，XX%的受访社区党组织系党支部，XX%系党总支，XX%系党委，直接导致疫情防控力量强弱不均。例如某区构建 “街道—社区—小区—网格—楼栋(单元)党员中心户”五级组织体系，另一区则推行“街道—社区—网格—楼组”四级组织体系，其他县(区)也是做法不一，缺乏统一设计。

2. 组织覆盖率仍然不高。尽管较2016年提升了XX个百分点，但还有较大空间，新兴领域党建“真空区”依然存在，组织覆盖基础不牢导致工作覆盖效果不好。例如：某县党组织覆盖率仅为XX%，在疫情防控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物业行业党组织覆盖率仅为XX%。

3. 党建融合深度不够。按《关于加强XX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均建立了党建联席会议制度，但落实中存在形式主义。例如：问卷反映，XX%的受访社区组织召开过党建联席会议，但全年只召开1—2次的占XX%，没有形成常态化，致使党建融合深度不够，在疫情防控中未能形成合力。辖区内党组织、在职党员“双报到”落实效果不佳，大部分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参与社区服务，部分只报道不服务，个别的从未报道。

问题二：协同防控力量不足

1. 社区统领作用弱。整合辖区内各类资源能力不足，无法调动驻区单位、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多方面积极性，各方或单打独斗、或消极应付+甚至有群众“唱反调”，社区只好唱“独角戏”。不同社区所拥有的资源也天差地别，有的社区辖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众多，有的却寥寥无几。

2. 社区居民参与度低。个别社区居民只在开证明、办低保时想到社区，对社区认同感、归属感弱，不关心公共事务、不参与社区活动，甚至不配合疫情防控。特别是转入常态化后，长期的封闭管理使居民产生逆反情绪，破坏围挡、驾车闯卡、出言辱骂等现象频发。例如，某社区反映，疫情防控初期，有居民不遵守疫情防控规定且向好心劝阻的社区工作者“爆粗口”，社区无奈报警，既寒心又委屈。

3. 社会组织发展慢。《XX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7—2020)》提出目标，“力争到2020年，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10个社区社会组织”，目前差距较大。城市社会组织较2017年增加XX个，增长率为XX%，但受访社区中，XX%拥有3个以下社会组织，不能满足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社区治理需要。

问题三：社区信息化程度偏低

1. 信息化建设方面。XX%的受访社区表示2019年上级指派最多的任务是入户统计上报数据，但近年来我省社区建设资金投入信息化建设占比仅为XX%。XX%的受访社区无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XX%无公共网站或微信公众号，XX%无APP或小程序;XX%的受访社区无法与公安、民政、社保等部门共享居民信息。

信息化应用方面。一些社区工作者受思维观念局限，不愿意、不善于利用已有的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还存在“纸上防疫”、“表格防疫”、“开会防疫”现象。某区反映，在疫情防控期间，有社区靠“手动”登记数据，不但效率低下、准确性差，还耽误了宝贵的防控时间。

问题四：社工干部队伍薄弱

1. 从人员数量看，《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建设的意见》规定，“每个社区可按照每300——400户常住人口配备1名标准核定员额”，全省各市(地)均按“最低杠”配备社区工作者，只能勉强保障社区日常运转，应对疫情捉襟见肘，特别是卡点人手不足是受访社区反映最集中的问题，占比XX%。例如：某区反映，作为主城区，实际是按每500户配备一名，人手本就严重不足，在疫情防控初期间除每人普查500户常住人口外，还要安排专人整理数据、值守卡点、配送物资等，实在有心无力。

2. 从队伍构成看，当前我省社区工作者平均年龄XX岁，40岁以上的占比为XX%，;女性占比XX%;大专及以下学历者占比XX%。社区工作者队伍“年龄偏大、女性偏多、学历偏低”特点明显，此外社区人员身份复杂，在编在岗的、选举产生的、部门选派的、临时雇佣的、企业分流的等等，管理难度较大，在疫情防控大战大考中战斗力不足。

3. 从专业能力看，社区工作者普遍缺乏疫情防控专业知识和应急处突经验，XX%的受访社区未参加过应急培训，应急预案几乎为“摆设”，且平时群众工作不够扎实，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期“一团乱麻”。例如：绥化市反映，某社区为协管值守单位提供的居民信息频繁调整且前后相差甚远，让相关单位无所适从;部分群众甚至不了解社区办公位置、联系方式，造成工作被动。

三、对策及建议

(一)坚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一是将城市基层党建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作为“一号工程”由各级书记亲自部署推动，全面坚强基层党组织。二是构建标准统一的党建网络体系，建议推广 “街道—社区—小区—网格—楼栋”做法。三是筑牢社区党组织堡垒，落实《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指导意见》，强化政治功能和政治引领;提升基层党组织覆盖率，特别注重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做到应建尽建，努力实现有形覆盖基础上的有效覆盖。

四是推动社区“大党委”建设，实行街道党(工)委下设居民区党委、驻区单位联合党委和综合党委的“1+3”大工委制，注重加强对辖区内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的领导;坚持党建联席会议常态化，建立轮值主席制度、反馈评价机制，加快实现党建深度融合，汇聚常态化疫情防控合力。依托主管部门建立物业等重点行业协会党委，充分发挥其疫情防控“主力军”作用。

(二)完善协同防控格局。

一是深化扩能减负。下大力气推动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推行 “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体制创新，明确街道为基层治理主战区，党(工)委书记为总指挥，拥有对辖区内单位协调督办权、指挥调度权、考核评价权和人员日常管理权、任免建议权，确保疫情防控中“统领的动”。坚持社区事务准入制度，职责范围外确需社区协助的，实行有偿收费;完善责任清单、权力清单、职责清单，开展社区减负专项行动，使社区在履行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主责主业基础上，“腾出手脚”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二是发动居民自治。紧紧依靠人民加强社区治理，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推进居务公开，实行居民参与疫情防控、社区治理积分制，充分调动居民自治积极性。

三是发展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组织孵化中心和综合服务平台，鼓励社会组织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发展，助推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和社区治理。

(三)推进治理手段现代化。

一是加大社区信息化建设投入，加快建设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健全相关协调机制，明确民政、发改、工信、公安、财政等部门责任和任务，引导社会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实现“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特别是要建强数据采集模块，推动数据采集智能化、使用共享化、分析全面化、服务常态化、应急精准化，依托信息化手段为社区减轻负担。

二是做好信息化应用普及。强化社区工作者应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的意识和能力，利用好微信群、小程序等便捷简易的线上方式。同时要加强已有的各类信息化推广普及，使居民线上咨询问题、反映情况、办理事项，靠信息化手段提升治理效能。

(四)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一是选优配社区队伍。拓宽选任渠道，突出政治标准，采取组织选任、公开招聘、机关挂职等多种方式选任社区书记，做到个保个“顶硬”。特别优秀的，通过组织程序纳入行政、事业编制，或参照管理。通过公开招聘方式，引进具有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年轻群体，保持队伍活力。建立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到社区挂职的常态机制，表现优秀的可提任街道领导职务。

城市治理调研范文第2篇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5.05.024

2015年7月，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城市研究中心（LSE Cities）发起，联合国人居署（UN Habitat）、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UCLG）合作推出的“城市治理问卷调查”正式启动第二轮的工作，邀请全球城市管理者上网填写“治理城市的未来”问卷，目前已有78个城市参与。

该调查涵盖政治权力、预算资金、多层次治理、参与和可接受性、连续性及战略规划几大主题，旨在达到三个主要目的：1.收集城市治理模式的海量数据。从前，人们在不断获取某个城市治理信息的同时，对于不同的城市治理模式却没有全局性的了解。此项调查试图填补这一空白。2.为各个城市搭建优秀城市治理案例的交流平台。3.探寻全新的城市治理沟通方式，通过“地图标注”的形式进行公共传播、比较政策和研究分析。

第一轮的问卷调查样本中的城市来自五个大洲的30个国家，大多为美欧国家，其中25个城市经济较为发达，29个城市的人口超过50万。调查显示了样本的多样性。如样本中的市民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城市的政策制定，诸如投票选举、公众咨询、网上参与、正式请愿等。有趣的是，许多城市将“参与式预算”也列为市民影响政策的途径之一。部分城市认为青年委员会在城市规划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调查还发现，一个城市的人口越多，市民对政策的影响力越低。这意味着，大型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弹性也许很强，但可能会在“辅”水平上有所不及。

城市治理调研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城中村治理；政府协同；社会网络分析

[中图分类号]C936；D630 [文献标志码]A

中国社会的转型是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结构型社会变迁，其实质是覆盖政治制度、经济生产、社会生活与文化习俗领域的全面社会变革与社会大转变。在这个社会全面变革与社会大转变的过程中，城中村无疑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进阶的热络地带。城中村见证并直接推动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正因如此，城中村成了社会各种矛盾的交汇区，是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频发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利益博弈的集聚点。城中村具有流动人口急剧膨胀、违章建筑四处泛滥、基础设施破败落后、安全隐患层出不穷、社会矛盾日益集中、社会冲突此起彼伏、健康风险规避困难等特征，是我国稳步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痼疾。由于城中村问题多、治理难，加上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以区、街道办（部门）为代表的城市政权组织与以县、乡镇政府（部门）为代表的农村政权组织对其均存在某种程度的排他性，影响了城中村治理的健康发展。德国著名物理学家H.哈肯认为：“组成社会环境的各个元素存在相互影响又协调一致的关系，通过协同会使社会环境从混沌变为有序。”同理，组成城中村治理大环境的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两大元素之间，存在既相互影响又协调一致的关系。找出并解决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推动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的协同契合，是完善和加强城中村治理的重要途径。

国内外学界对城中村治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H.Canter第一次把城中村理论引入城市地理学中；J.W.R.Whitehand认为城中村是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特殊区域，具有不同于城市和乡村的特征；加拿大学者麦基用Desakota来概括城中村这一空间模式；希腊学者瓦西利斯・斯古塔斯认为应把重心转移到城市边缘正面的潜力上来，指出土地是核心问题，必须加大城市边缘的规划和政策扶持，运用“适宜技术”维护城市边缘秩序；J.W.R.Whitehand还认为应注重对城市边缘区人口和社会的城乡过渡性等方面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城中村治理的理论与内涵、体制与制度、问题与对策等方面，针对城中村治理中之政府协同作用的研究仍比较薄弱。本文拟从政府协同这一新视角，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要素进行调查和分析，以推进城中村治理中城乡政权组织协同行动，形成优势资源最优化利用的协同治理格局。这对推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基层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扩大基层民主，激发基层社会活力，增加基层和谐因素，减少基层不和谐因素，营造和谐社会环境等工作的相关政策制定，有着重要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

一、研究方法

一项基于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梅达县6 928名居民为期9年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缺乏社会联系及社区联系的人，与那些有着广泛接触面的人相比，死亡率更高”。同时，“保有一个广泛的联系网络，会使患普通感冒的概率大大降低”。另一项研究显示，若与组织中的不同群体的人保持网络联结，会产生或获得更高的绩效评分。以上关于网络联结的探讨给我们的启示是：个人或组织嵌入到关系网络，会对其开展的活动产生积极影响，甚至会对活动的成败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是由网络构成的，网络中包含结点（行动者）以及结点之间的关系（关系纽带）。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简称SNA）是通过分析网络中的关系来探讨网络的属性和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来探究网络改进策略的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B.韦尔曼（BarryWellman）指出：“网络分析探究的是深层结构――隐藏在复杂的社会系统表面之下的一定的网络模式。”SNA具有通过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运算方案、法则、程序等来分析网络关系的特色，通过对构成社会网络的多个结点和各结点间连线关系的状况进行简单分析，然后运用Ucinet、Pajek等软件进行计算，对各种关系进行精确的量化分析，以探究出网络组织的深层结构。本文拟运用SNA中的网络中心性分析法，以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要素为网络结点，以各个要素之间的关联为关系纽带来分析各要素之间的关联，从中找出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进而找出改善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对策。

二、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现状调查

为了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基本状况有更真实全面的认知，本文采取立意抽样的形式，从湘潭市雨湖区选取了300个调查对象，向雨湖区政府、雨湖路街道、羊牯塘街道、中山路街道、窑湾街道5个城市政权组织部门，鹤岭镇、楠竹山镇、昭潭乡、护潭乡、响水乡5个农村政权组织部门以及雨湖区城中村的基层群众，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其中有效问卷263份，有效回收率为87.67%（见表1）。将问卷进行编码之后，运用SPSS 18.0社会统计调查软件进行分析。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满意度、重要性及基本现状等。

从雨湖区城中村治理的现状来看，认为城中村治理非常好的只有4.6%，认为差和非常差的却占到了38.0%（见表2）。不难看出，雨湖区城中村治理现状堪忧。在调研过程中，我们看到雨湖区城中村的道路交通设施、环境卫生、生活服务设施以及社会治安状况等存在很多问题。可见，当前亟需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城中村的治理，而加强政府协同是改善城中村治理的重要路径。

事实上，城乡政权组织间的协同契合对城中村治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调查发现，有53.6%的调查对象认为加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非常重要，认为重要的占到了35.7%，认为不重要的只占3.1%（见表3）。加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可以实现城市政权组织与农村政权组织的资源共享，为城中村的治理提供更多保障，从而不断提升城中村治理的效率及质量。但是，另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当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群众满意度较低，感到非常满意的只占11.8%，基本满意的也只有28.1%，而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却占到了60.1%（见表4）。

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满意度较低，表明其重要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找出并解决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推进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之间的协同行动，对完善和加强城中村治理非常重要。

三、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分析

根据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运用网络中心性分析，通过要素分析、关联分析、矩阵分析来逐步确立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影响要素。首先，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各项要素进行综合分析，确定一套反映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类别的指标体系。根据调查结果、文献探究和规范分类原则可以构建起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结构划分、基本发展现状、组织基本构成、各种相关保障5个一级要素指标类别，每类一级要素指标中包括多个二级要素指标，二级要素指标由具备不同主体、内容、视角等属性的具体要素指标构成。其次，对已经确定和识别下来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确立起各要素间的关系网络，构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因为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强弱不同，所以必须根据各要素之间影响程度的不同来判断关联值（0代表无联系，1代表弱联系，2代表中等联系，3代表强联系）。通过关联分析和专家论证，最终构建起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最后，通过对已构建的邻接矩阵进行分析，识别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要识别关键要素需要借助网络中心性分析法中的度数中心性分析方法，运用ucinet软件来测算邻接矩阵的内接中心度和外接中心度，而关键要素的基本特征是“具备较低的内接中心度和较高的外接中心度”。

邻接矩阵构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是识别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关键要素的先决条件，也是重中之重。为了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要素进行科学的关联分析，本课题组对邻接矩阵的每一个关系结点的关联值进行了多次论证，并形成了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设计初样；之后，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城乡政府部门代表、社会公众等参与邻接矩阵设计初样的认证讨论会，后经课题组修改完善，最终形成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模型（见表5）。

根据已构建的邻接矩阵，借鉴美国弗里曼教授运用内接近中心度和外接近中心度测量企业智力资本核心要素的方法，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进行识别。通过运用ucinet软件进行计算，将那些具有较高外接中心度（90

四、结论与不足

通过对湘潭市雨湖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现状调查，可以看出当前城中村治理的现状不容乐观，人们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现状感到不太满意。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我们构建了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识别出了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

首先，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才、制度、信息技术等关键要素的影响。从表6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人才保障、制度保障、信息技术保障等是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因此，要不断加快城中村的经济发展步伐，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特色经济的创新发展，同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人才、技术、信息、制度等相关保障。

其次，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受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乡区域划分等关键要素的影响。城乡区域划分一直是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重要要素，受区域划分的影响，城中村承受着不同于城市和农村的文教体卫、治安管理、社会保障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压力。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是推进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重要保障，包括社会福利设施、文化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商业服务设施等。

城市治理调研范文第4篇

为期一周的首期国际城市创新领导力研讨班，在与会成员的不舍与眷恋中，落下了帷幕。

但城市治理与创新的话题，并没有因此谢幕。恰恰相反，更充满人文关怀的城市建设，将翻开新的一页―对来自12个国家、14个城市的22名城市管理者来说，是如此。对东道主广州而言，亦如此。

研讨会上，与会的城市管理者和专家，毫不保留地分享着城市治理和创新的一个个经典案例。这些经典案例通过城市管理者现身讲述，而且讲述的是自己城市治理困境和创新探索。

新颖的模式，因更有说服力、更接地气，赢得与会者浓厚兴趣。在经验分享中，我们欣慰地发现：一些优秀城市治理的模式，有着和广州相似的治理经验，闪耀着广州印记。

细细品味这些优秀城市的治理经验，我们发现，尽管他们的城市各有特色，创新手法各异，但城市管理者从中所表现出的姿态和精神，一脉相承：这些城市管理者无一例外地将普通市民，包括城市的年轻人、小孩的建议，视为和专家、决策者的建议一样珍贵的资源，加以重视。

城市管理者不闭门造车，主动“弯下腰”认真倾听的姿态，是城市充满活力，不断走向善治的关键。

当下城市，即便同省的不同城市间，也充满着竞争，如争抢建机场、高铁、码头等，但城市间的对接、共享、合作，是恒定不变的主题。

这样背景下，沟通十分必要。正如世界大都市协会高级顾问Sunil Dubey在研讨会上讲到的那样，“沟通可以打破地理、行政和心理上的疆域”。

作为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组织（UCLG）和世界大都市协会的联合主席城市，广州主动承接这样的国际性盛会，甘心为世界城市管理者共同面临的城市问题，来搭台交流。体现的，不只是作为联合主席城市的担当精神，更彰显广州对未来城市发展“唯有共建共享才能共赢”的深刻洞察力。

为期5天的研讨会，城市管理者、国际顶级专家，不仅从技术层面阐述城市治理的抉择，还分享了技术背后所蕴含的人文关怀。

研讨会期间，我们先后采访了世界大都市协会高级顾问Sunil Dubey、联合国人居署数字公民和城市变革者实验室顾问Alfonso Thomae、西英格兰大学教授Robin Hambleton……

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和城市管理者，采访中所表现出的在某方面的一致性，让记者震惊―他们要么是城市研究的国际级专家，要么是城市治理的行政长官，但他们无一不强调：城市治理中，倾听普通市民、年轻人、特别是小孩看法的重要意义。

Sunil Dubey举例说，校园里的小孩参与城市规划的实践中，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绝大部分小孩在规划他们心目中的城市时，无一例外地突出绿色，强调绿化在城市中的比重。

“这代表了城市发展的未来。”Sunil Dubey说，孩子是城市未来的主人，如果不注重他们的诉求，我们的城市建设和治理就无法成为孩子心目中的家园。他呼吁，城市管理者必须倾听小孩的心声，共同分享城市建设和治理的经验，以为孩子们“留一个美好的世界”。

Alfonso Thomae也说，年轻人和小孩是城市未来主角，城市建设和治理，一定要将他们的声音视为重要的建言者。Robin Hambleton也呼吁，城市应更关爱小朋友……

在城市建设和治理中，这些专家和城市管理者代表着权威，但他们却把话语权、决定权让渡给那些看起来并不专业的普通市民，甚至是幼稚的小孩，背后彰显的理念，正是“共建共享才能共赢”的主题。

这方面，广州“羊城小市长”活动的创办和发展，是先行者的典范。“羊城小市长”的活动，始于1996年，每两年举办一次，至今成功举办九届，先后产生65名“羊城小市长”和1名“友谊小市长”。

“羊城小市长”活动的举办，目的是让广大中小学生以小主人翁的精神，为城市建设和治理出谋划策。活动举行期间，广州市长和小市长进行多次的对话、互动。

举办20年后，“羊城小市长”的影响力，早已辐射到香港和省外其他城市。足见，广州执政者历来注重少年儿童在城市治理和建设中的声音。

广州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广州的执政者深知：城市首先是人的城市，而城市的治理和建设，从来就不只是某个领导者或一小撮社会精英的事，它需要全体市民一起努力和建设。这就是“共建”的问题。

其次是城市建设和发展，为什么？既然城市是大家共建的结果，城市发展理所当然让全体市民“共享”。

城市治理调研范文第5篇

一、市政工程建设项目扬尘污染情况

此次调研采取实地勘察项目工地形式，主要勘察马洪工业平台项目工地、天运路、简家欧里弃土场工地。根据实地勘察，马洪工业平台项目为场地平整工程，约有60余万立方米土石方需外运，简家欧里工地为弃土场，两项目工地周围、沿线道路阳光大道、纵十五路尘土飞扬，空气污染严重。

二、产生扬尘污染原因分析

1、市政项目本身特点原因，文明施工难度大

市政项目点多面广，项目大多呈线条型，进出口多，土石方量大，造成工程全封闭施工难，冲洗平台设置困难，土石方运输量大，裸露土方难以全部覆盖，文明施工管理难度增大。以此次调研天运路新建项目为例，道路全长1320米，呈东西走向，横跨西城大道、五金工业基地道路、纵二路、泉州大道四条市政道路，从施工组织考虑，很难确保施工机械、车辆从一个进出口进出。

2、文明施工配套设施不齐，施工单位管理不严

基于市政项目本身特点，施工单位为节约工程成本，大多数市政项目文明施工配套设施不齐，管理不严。从现场勘察情况来看，如马洪工业平台项目施工单位没有按照“六个百分百”管理到位，工地仅设置部分围挡，安排3辆洒水车洒水，零星几个清扫人员，没有设置冲洗平台，没有对进出口进行硬化，没有安排文明施工管理专职人员。

3、建设单位、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城市管理主管部门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责任主体不明，监管不力、执法不严，用经济行为代替行政行为

城投公司作为政府投资市政项目建设主体，在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面，履行建设单位职责，主要负责将文明施工资金列入项目建设资金、按合同督促施工单位按照“六个百分百”要求做好文明施工设施及文明施工管理、对违反要求的按合同进行违约处理，属于经济行为。城市发展部作为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在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面，履行监管责任；

城市管理部作为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在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面，履行执法责任，属于行政行为。此次调研发现，一是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责任主体不明。如简家欧里弃土场扬尘污染问题，此弃土场目前无项目落户，为高新区余土废渣收纳场地，扬尘污染防治责任主体应该是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而并非城投公司；

二是用经济行为代替行政行为。出现扬尘污染问题时，两行政主管部门一般情况下仅督促城投公司整改，对施工单位行政处理、处罚不多，城投公司只能督促施工单位整改，最多按合同对施工单位进行违约处理，施工单位会权衡利弊做出选择。

三、市政工程建设项目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建议

1、根据市政项目本身特点，结合实际，因地制宜采取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以项目工地防扬尘、沿线道路防污染为原则，尽量按照“六个百分百”要求做到位，条件不许情况下，施工单位必须做到增加道路清扫人员，必须做到增加道路冲洗频次，最大限度防止路面污染、扬尘。

2、落实建设单位、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城市管理主管部门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责任主体，防止相互扯皮

进一步明确建设单位、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城市管理主管部门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责任主体，要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城投公司作为政府投资市政项目建设单位，一是要充分运用经济合同手段，增设对施工单位违约处理条款或力度；

二是对产生扬尘污染较大项目，可考虑适当增加项目建设文明施工资金，如场地平整此类纯土石方工程项目；

三是加大项目建设现场文明施工管理力度，督促施工单位及时洒水降尘，及时清扫、冲洗路面。区城市发展部、区城市管理部分别作为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要充分运用行政手段，对施工单位在企业信用、资质、投标、罚款等方面，对违反规定施工单位进行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