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长城范文第1篇

关键词：长株潭；城市文化；特色

城市文化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关注和认同!并逐渐成为城市建设中的一个焦点，“城市文化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植根于全体市民中的价值观念!他以不同于法律的形式规范着市民的行为，决定着一个城市市民的行为方式与城市特色。从一定意义上说，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1] 就其本身来说，城市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这个城市的发展历史和文化特点!城市文化的产生和演进与城市所处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及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体上说，城市文化是指以城市地域为依托，渊源于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对关系而形成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总称。

城市文化特色是实现城市间差异竞争的重要资源，是城市有别于其它城市的重要亮点，是城市的魅力所在，是城市过去和现在的浓缩，是物质实体和历史文化的提炼，是城市形象的精髓和灵魂。世界名城北京、纽约、巴黎等皆因其独特的文化沉淀和所产生的城市特色而令人神往，都体现了各自民族的传统文化，并能把最富有生命力的历史、文化特色代代相传。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中东部，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长株潭一体化是中部六省城市中，甚至是全国城市群建设的先行者，被《南方周末》评价为“中国第一个自觉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实验的案例”。2007年，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两型社会建设离不开文化建设，长株潭城市群的文化建设怎样出击，前提是摸清家底，然后有的放矢，使其特而更特，强而更强。

长株潭城市群湖山秀丽，人文荟萃，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两两相距不足40公里，结构紧凑，如镶嵌在我国中部的一颗璀璨明珠。其城市文化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历史文化悠久。长沙是楚文明和湘楚文化的发源地，经历三千年历史城址不变的城市，有文字可考的历史3000多年，因屈原和贾谊的影响而被称为“屈贾之乡”。长沙又称“楚汉名城”，走马楼简牍等重要文物的出土反映其深厚的楚文化以及湖湘文化底蕴，位于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为湖南文化教育的象征。历史上涌现众多名人，留下众多的历史文化遗迹，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时株洲于地名一词最早见于南宋人文集。“株”可能取自株田之“株”。株洲、株田相距数里，五代时株田已较著名。“洲”字取自古人以湘水两岸为洲之“洲”。联缀而成地名。一说因地多槠木，且“槠”、“株”同音，故又名“槠洲”。自南宋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正式定名株洲后，株洲之名沿用至今。湘潭市境内自汉代设立第一个县治－－湘南县并构筑县城(今湘潭县石潭镇古城村)，迄今2200余年。自唐移湘潭县治于洛口(今湘潭县易俗河镇)基本确立今湘潭市区和湘潭县的境域也有1250年了。湘潭境内的古代居民，已知的至迟在距今5000年前。历史上多数时期三地同属于大长沙，联系紧密。春秋战国以初建的长沙城为治所的行政区管辖长株潭以及周边地区。虽东汉以后唐以前现在的湘潭市区与湘潭县地与长沙分治于不同的行政区。但自唐朝始置的湘潭县，一直隶属于治所在长沙的州、路、府等二级行政区，直到1922年直辖于省。自唐朝起今株洲市区一直是湘潭县的一部分，直至1951年从湘潭县析置。

(二)名人文化突出。在长株潭这方神奇的土地上，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财富，拥有众多世界级的名人文化资源。其影响之大，名望之重，无出其右，在全国城市中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俗有“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赞誉。这些名人大体可划分为三大群体：一是著名领袖群体。如毛泽东：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湖南宁乡人；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湖南浏阳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朱镕基——湖南长沙人。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系湘潭昭山宋氏第二十三代传人。二是文化艺术名人群体。有些文人墨客，在此或守土兴业，或过境留连，或寄怀才不遇之情于花木，或抒忧国忧民之志于山水，留下了众多名篇佳作，使长株潭人文日盛。如屈原长期放逐沅湘，有赋25篇，创楚辞诗歌新体裁，《离骚》为其代表作，充分表现其热爱祖国、同情人民、愤世嫉俗的高贵品格。据南楚民间祭神乐歌写《九歌》，对长沙地区民俗文化的形成和演变产生重要影响。贾谊为长沙王吴著的太傅以在长沙所作《吊屈原赋》、《鹏鸟赋》最为有名。散文成就在其辞赋之上，代表作有《过秦论》、《治安策》、《论积贮疏》等。长沙太平街存其故宅遗址。杜甫流寓长沙，结识巴蜀诗人苏涣，巧遇旧友、大音乐家李龟年，留下一生的压卷之作。刘长卿曾任长洲县尉擅长近体，尤工五律，自称“五言长城”。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是修身、齐家、治学、治军、治国之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也是中国近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之一。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文学造诣接近桐城学派，后人集有《曾文正公全集》。长沙有其寓所，归葬于长沙坪塘桐溪寺后伏龙山上。齐白石，中国近现代著名画家和书法篆刻家。历任北京国立艺专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北京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1953年被文化部授予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称号，1955年获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国际和平奖，1963年诞辰100周年之际被推为“世界文化名人”。南宋名儒胡安国、胡宏父子在湘潭隐山碧泉潭畔设立碧泉书堂，广收弟子，培育人才，讲学著述，开一代学风，创立了以“经世致用”为主导思想的湖湘学派，成《春秋卷》，被称为“湖湘文化之源头”。有“近代儒学宗师”之称、清朝翰林院检讨加侍讲衔并在辛亥革命后出任近代国史馆长的王凯运；有“近代文学宗匠”之称、“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旷代逸才杨度；杨树达，语言文字学家；田汉、欧阳予倩，著名剧作家；周经生，国际法学家；金岳霖，哲学家。三是著名的革命军人群体。如彭德怀，湘潭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者。抗美援朝战争中任中国人民志愿 军司令员兼政委，共和国元帅。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黄公略；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和工人运动领袖蔡和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陈赓大将、谭政大将、萧劲光大将、许光达大将；共和国开国上将李志民、宋任穷、唐 亮、王 震、杨 勇、甘泗淇、陶峙岳、宋时轮、杨得志、彭绍辉。

(三)红色文化出名。长株潭的红色文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红色名人众多。如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罗亦农、杨得志等。二是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如：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第一批名录中有湘潭市韶山市毛泽东故居和纪念馆；长沙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宁乡县花明楼刘少奇故居和纪念馆，浏阳市文家市镇秋收起义会师旧址纪念馆，开慧乡杨开慧故居和纪念馆，岳麓山景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旧址，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暨毛泽东、杨开慧故居)；湘潭市湘潭县彭德怀故居和纪念馆。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第二批名录中有：湘潭市湘乡东山学校旧址；株州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馆)。

(四)湖湘文化浓郁。长株潭的历史文化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的精髓。从湖湘哲学思想看，以宋代胡安国为开创者，历胡宏、张拭、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以至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从湖湘文学艺术看，禀承着屈原忧国忧民的文学传统和胡安国“经世致用”的哲学传统，湖湘文学艺术具有“文道合一”的明显特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文派”，就是此一特色的代表。这一特点，在毛泽东身上也鲜明地反映出来。从湖湘教育看，湖湘教育大兴于宋代，历时千年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重视学思并重与知行统一，重视独立思考与理性批判。岳麓书院就是此一传统的见证与代表。

从湖湘科学技术看，由于对实践与实用的重视，湖湘科学技术素称发达。马王堆出土文物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扎根于长沙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的黄伯云院士任职于中南大学。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将湖湘文化独特的科学品格尽现无遗。

(五)文化产业领先。近些年来，长株潭文化产业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一种“湖南文化现象”，以“快乐中国·湖南卫视”核心品牌为依托的“广电湘军”、以“湘版图书”核心品牌为依托的“出版湘军”、以长沙国家动漫产业振兴基地为依托的“动漫湘军”全国知名：湖南卫视收视率一直位居全国省级卫视第一；湖南出版成为了中国地方出版实力三强之一；湖南原创动漫总产量连续排名全国第一；湖南《体坛周报》占据全国体育类报纸60%以上的发行和广告份额，北京奥运会期间日发行量达100万份。以金色年华为典型的酒吧、歌厅文化，以田汉大剧院、琴岛歌厅为典型的演艺文化已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知名品牌。同时，长株潭文化产业百花齐放，广电、出版、报业、动漫、演出、娱乐等已形成优势，数字媒体、电视购物、手机报、网络等新兴业态悄然崛起，创造了红网、湖南在线、华声在线、星辰在线、女性在线、金鹰网等有影响的品牌。长株潭文化产业2008年实现增加值324亿元,占GDP的7.1%，占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的56.9%。拥有30万从业人员。文化产业区位商达到2.21，具有较高的产业集聚度。[2]?

参考文献：

文化长城范文第2篇

长城汽车取得如今的成绩难能可贵，优秀的企业文化在这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长城人以“诚信、责任、发展、共享” 作为核心价值观，确立了“每天进步一点点”的企业精神。正是在这种文化的引领下，长城汽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但是，通过调查发现，公司内部实行的“半军事化”管理在社会上受到的争议颇多，一些人将长城的企业文化称作“奇葩文化”，就连长城自己的员工也常常“吐槽”公司严格的管理。在部分长城员工的眼里，长城的企业文化甚至于已经成为个人和企业发展的桎梏。

面对长城所取得的成绩和在社会上的诸多非议，笔者带着疑问走访了保定市两家长城汽车分公司，通过与长城员工的深入交谈，对长城汽车的企业文化现状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本文将结合所了解到的长城汽车的现行制度要求，对长城汽车的企业文化支柱进行说明，以期通过这些给长城汽车企业文化做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从而为其他企业的文化建设带来一些启示。

一、廉洁：公平公正 简单透明

廉洁文化是长城汽车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城汽车公司明确规定，企业员工不得以任何理由与合资方私下用餐。长城公司信奉“小慈是大慈之贼，小利是大利之贼”，为了杜绝腐败，长城会跟每个供应商签订“阳光协议”，明令禁止合作企业以任何形式向长城员工赠送礼金、礼品或邀请餐饮娱乐等消费活动。企业以这种形式杜绝了腐败现象的滋生，消除了企业员工可能的“灰色收入”，这也间接地降低了可能因腐败而产生的“多余的”零部件成本。为了保证企业员工的绝对廉洁，长城在员工手册中还做出了“重点廉洁岗位人员按照岗位特定年限进行岗位轮换”的明文规定，对驻厂人员、库管人员、检验人员、物流人员、招标人员、采购人员、招聘人等“重点廉洁岗位”的在岗时长进行限制，用制度防止腐败产生。

为了保证企业员工的廉洁，长城汽车公司还倡导“一人一族”。公司大力支持员工进行人员推荐，但是要求所推荐人员必须在集团内无关联关系。在员工手册中，公司还对关联关系的类型做了详细的说明。公司要求，企业员工在产生关联关系后要主动备案，不遮盖隐瞒，在敏感事项中要主动回避，不打招呼、托关系、任人唯亲。这种制度规定虽然看上去不太近人情，但是有效地遏制了勾心斗角、拉帮结派和互相吹捧现象的发生，企业员工逢年过节也不用给领导送礼，只需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就万事大吉了。如果有什么需要申请或投诉，尽管放手去做就行，一步步地总能得到解决。为了从根本上杜绝腐败，长城公司甚至对婚丧嫁娶都做了详细的制度规定。比如，结婚随礼最多50元，不得跨部门邀请，关系再好也不行，而且本部门参加人数不得超过50人；丧礼可以去帮忙，但也不能超过一定人数，而且每人随礼不得超过20元，否则就会被举报、调查。长城的这种做法表面上看很不通情达理，但这也是公司考虑到“随份子”可能会给员工带来压力，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话很可能会对他们的收入造成影响，那样甚至就有可能导致他们为增加收入而走向贪污腐败。此外，长城的婚丧嫁娶制度，还能提防宴请时出现向领导间接行贿的情况发生，避免在今后的竞争中出现不公平。

总之，在长城工作就别玩虚的，长城是一个适合老百姓好好工作的地方，许多制度时间久了就会适应，在长城工作长了也会发现人情味，也会对企业有情感，如果一心想着投机取巧走歪门邪道，长城的的廉洁文化可是不饶人的。

二、执行：积极主动 快速反应

长城的执行文化也是出了名的，企业员工的执行力从入职军训就已经开始培养。军训是许多企业入职前的必经步骤，但在长城显得尤为重要。在长城，每一位新入职的员工都要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魔鬼训练”，每天从早到晚几乎不间断地进行体力和脑力训练，跑起步来动不动就是几十圈，无论男女，一视同仁，训练之余还要穿插学习企业文化，这一过程中的艰辛我们可想而知。但是，艰苦的训练换来的是企业员工的军人素质，通过军训，员工们就真正明白了什么是服从和执行。长城的军训制度不仅仅适用于刚入职的员工，长城有着名目繁多的军训类型，入职军训、晋升军训、骨干军训……长城通过军训的方式，使每一位员工对企业的执行文化铭记于心。

长城公司认为“快速学习是保持优势的唯一正确方法”，因此在长城员工不同的职业发展阶段，企业都安排了各式各样的培训活动。长城号召“人人要培训，天天必参与”，企业员工在入职培训、通用培训、晋升培训、专项培训等持续不断的培训中，时刻保持着积极主动的学习姿态，从而能对日常的工作任务快速地做出反应。长城的执行文化对企业而言总体上是好的，但是笔者实地走访后发现，有些员工对此还是表现出了某种不屑的神情。在与长城员工进行交流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抱怨长城的工资太低、福利待遇太差，每个月的收入已经让他们兴奋不起来，再加上因为触碰公司严格的制度而出现成百乃至上千元罚单，已让他们没有热情去积极地投入到企业发展中了。

众所周知，长城汽车非常善于控制成本，即便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之时，长城仍然通过加强管理等手段度过了难关。但是，面对企业员工不断抱怨工资福利过低以及近几年来长城日益严重的人才流失等问题，笔者认为是时候该调整一下长城的薪资结构了。

三、品质：持久专注 精益求精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拥有哈弗、长城两个品牌，拥有四个整车生产基地，具备发动机、变速器等核心零部件的自主配套能力。经过多年发展，长城汽车已具备一定的实力，哈弗品牌逐步走向高端，技术含量与附加值越来越高，这源于长城对品质的追求。长城提出“用严格的标准化减少变异”，通过纪律文化确保标准的有效执行和完善，避免反复无益的争论。为了实现标准化的要求，长城在生产上制定精确到微米的单位度量，而且为员工的日常行为制定了严格的准则。笔者通过调查发现，长城对员工的坐姿和站姿都有明确的规定，坐下时不准依靠桌子和设备，厂内须按规定线路行走，两人同行必须排队，行走速度大概5秒七步。穿衣时，除了不能穿一些明令禁止的服装（背心、短裙、短裤等）外，还要保证在正常站立时，衣长为腰带下13-15cm，袖长为虎口向上2cm（短袖夏装除外）。此外，长城还对企业员工的出行、停车、用餐、妆容等做了“规范化”处理，或许正是在这种纪律文化的持续作用下，长城员工培养出了严谨的办事风格，长城汽车的品质才得到了保障。

长城公司认为“魔鬼总是存在于细节之中，管理要求把细小的细节放大，才能看到本质”，因此，在长城，每一个小的细节都会有人去关注。因为对细节的关注，长城内部很少会出现安全问题，即使有安全隐患存在，也会很快被排除。细节决定成败，长城不仅在技术上追求这一点，日常管理更是坚持从细节抓起。当然，这样有时会显得过于吹毛求疵。比如，在日常的卫生检查中，即使一个小虫子也会被问责、罚款。而且，过分关注细节，会给人一种拖沓、繁琐的感觉。在长城，如果某个环节出了纰漏，后续内容将无法进行，而且解决问题有时会面临一整套复杂的流程，办事效率大打折扣。这些也正是长城当下需要改进的地方。

文化长城范文第3篇

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我们称之为湖湘文化。它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是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结构中的―个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近百年来,随着湖湘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的出色表演,湖湘文化已受到世人的广泛瞩目与确认。作为省会,长沙的服务业发展方面,融入湖湘文化因素有着天然的优势,尤其是作为文化之城,长沙的文化产业发展异常迅速,长沙的电视产业,动漫产业,出版产业等,在全国都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作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长沙精神来源的湖湘文化,在长沙服务业发展当中,对解决当前长沙服务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有重大作用。

一、长沙服务业转型与升华呼唤湖湘文化

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战略作用,已经成为实现长沙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首要任务。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长沙服务业发展基本保持了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但也不可否认,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长沙的服务业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一是投资增长乏力,尤其是人民银行为控制信贷投入过快增长先后多次调整货币政策,随着调控政策的累积效应,金融风险也有所积聚。二是服务业发展水平低,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观念落后。长期以来,对服务业的认识停留在非生产活动的观念上,一些应当作为产业经营的领域,被当作公益型、福利型的事业来办。对于科技服务、文化事业等,过于强调其公益;对于邮电通信、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过于突出其调节经济、保障社会稳定的功能;对于城市交通、社区建设等,过于看重其社会福利功能。由于观念的落后,许多服务行业过于依赖政府的投入,缺乏自我发展意识。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改革不到位,存在审批事项多、多头管理和行政执法不规范等问题,致使现代服务业供给能力难以迅速扩张。三是市场开放程度低。在垄断经营项目较多,市场准入限制严格。受政府控制的金融保险、邮电通信、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科研技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社团协会等行业,至今仍保持着十分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壁垒多,门槛高,包括其他一些服务行业对非国有资本和外资也没有开放。其投资上仍以国有为主体,除住宿、餐饮、娱乐、房地产、租赁等行业主要由私营资本投资外,其他服务业的国有投资多在五成以上。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中的会展业、文化产业等几乎全部为国有资本投资。部分服务行业的市场价格体系尚未建立,服务产品的价格仍由政府管理制定。四是长沙服务业作用的发挥也有所欠缺。长沙服务的供给方面存在物流服务的规模和水平还不适应需求、区域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有待加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较突出、会展规模偏小和品牌影响力低、培训服务与企业期望差距较大、信息服务的拓展制约因素较多、商务服务供需结构性矛盾凸现、行业协会的作用较为薄弱等问题。同时,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一个瓶颈,严重地影响了服务业的创业主渠道作用的发挥。公共服务不仅为服务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性条件,而且将大大降低服务业经营者的生产和交易成本。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长沙的服务业亟待转型。而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文化领域如何为转型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这就需要从历史,从传统中去寻找深层次的因素。无疑,对于长沙这样的历史名城来说,具有浓厚的文化聚集氛围的湖湘文化就成为长沙服务业转型可以借鉴的重要支撑。湖湘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自强不息是“天行健”的宇宙精神的基本形态,而在湖湘文化中,则将它列为“人极”的范畴,视为文化的“极则”。这就赋予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哲学依据。正是由于这点,湖湘文化具有了“独立不羁,遁世不闷”的特殊品格。长沙服务业转型与升华迫切呼唤自强不息、天行健的湖湘精神,呼唤湖湘文化。

二、长沙服务业转型需要湖湘文化的底蕴

发展服务业是降耗减排、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手段,是实现绿色GDP的客观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除了对制造业通过节能降耗减排措施,引导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从源头消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外,根本出路在于优先发展服务业。以浓厚的湖湘文化为底蕴,是长沙服务业发展的必然之路。

而要发展服务业,传承好城市的历史文脉,发挥湖湘文化的底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结合湖湘文化的特色,长沙要实现服务业转型,需要明确长沙历史文化、商业、产业、交通网络的走向,要确定时间、路线,将历史文化在这个架构上进行科学的构建。

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发展服务业是创造经济效益的最佳途径。长沙市政府为了发展服务业,特别是旅游业,长沙积极突出保护湖湘文化,顺应文化发展的潮流,对湖湘文化代表的马王堆、贾谊故居、岳麓书院、天心阁、长沙铜官窑等成功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并做好了保护工作,同时也希望未来现有主干道和新建街道命名能够体现湖湘文化特色。当前,长沙传统服务业运行平稳,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保持高位运行。从经济区域的全局出发,按照统筹与互动的要求,坚持以工业化为龙头、以城市化为依托、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国际化为途径,正在开创省会服务业发展的新局面。长沙服务业规模不断壮大,比重持续提高,结构明显优化,活力明显增强,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产业龙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全国35个中心城市中逐渐提前。

三、长沙服务业转型助推湖湘文化的成长

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但在历史的发展中又超出了它的地域,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所关注的文化。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淳朴”,即敦厚雄浑、未加修饰、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脱之性。“重义”,即强烈的正义感和向群性。“勇敢尚武”,即临难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二者融贯,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强力特色,具有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经世致用”,即重视实践的务实精神,是实践理性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一普遍性范畴一旦与英雄主义相结合,就成为―种“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给湖湘文化提供了明确的奋斗目标。

而随着湖湘文化的厚重积淀与现代文化产业的有机结合,长沙作为湖湘文化的发源地,成为全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这些厚重的湖湘文化的积淀使长沙服务业发展独树一帜。特别是融合现代时尚元素的文化休闲产业,已成为长沙最具有活力的城市特色品牌,是长沙最具活力的服务产业之一。以“苏荷”、“金色年华”为代表的酒吧、歌厅文化,以田汉大剧院、琴岛歌厅为代表的演艺文化,已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知名品牌。据统计,2005年全市“三厅一会”和演艺吧、茶吧、特色吧、休闲屋、游戏室约2500多家,网吧市场在经过治理整顿之后已由过去的2800多家减少到1500多家,电影经营单位476家,艺术表演团体12家,文化馆10家,形成了多门类、多层次、多形式、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市场格局。2005年,长沙文化产业总产出为302.19亿元,比2004年增长26.7%,实现增加值147.25亿元,比2004年增长22.6%。长沙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9.7%,比2004年提升0.6个百分点,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5.5个百分点。长沙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的比重达54.3%。

湖湘文化中优良传统之一是创新传统。长沙服务业发展与转型迫切需要在湖湘文化基本精神和优良传统的支撑下发展,需要积极创新,经世致用。当前,长沙服务业转型已具备良好的基础,又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长沙居华中腹地,扼南北要冲,承东启西,贯通南北,区位独特优越,交通四通八达,便于东引西进、双向开拓,是中部和泛珠三角经济区重合的区际中心交点,长沙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长沙必将在区域间产业转移、资源要素流动、市场对接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其区位优势更显突出。长沙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沪港渝大三角经济圈中心和长江经济带中腰,而且更是连接沪港渝三地的交通枢纽,长沙处于重庆、上海两个中心城市8小时物流圈的交汇点和武汉、广州两个中心城市3小时经济圈中心位置,受沪港渝大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的交互影响,长沙的科技“高地”和投资“洼地”两大特色交相辉映,将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极大地提升城市资本竞争力。长沙在中部六省会城市中所承受的来自华中、川渝、长三角、珠三角四大经济圈的经济辐射力和发展牵引力是其他城市无法获得的,在中部崛起的大背景下,长沙作为中部经济起飞的引擎,将成为中部地区的全球化高地、区域化极地和城市化重地。独特的区位优势将为长沙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文化长城范文第4篇

唐长安城是唐朝的国都①，是唐长安文化的重要载体与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唐朝国家意志的象征，长安城是唐代审美理想物化形态的典范，也是唐诗创作重要的人文环境。唐诗不仅承载着长安城的建筑思想与审美文化，也是不断充实、拓展长安城文化内涵的艺术形式。正是在承载与拓展的过程中，在与周边文化地理环境、都城建筑群体的交流互动中，诗人的创作心态日益成熟，诗歌的审美文化内涵日趋丰富，并呈现出丰富多元的审美形态与审美境界。

【关键词】 文化地理 长安城 唐诗 审美 境界

唐长安城是唐代建筑艺术的美学典范。作为唐代诗歌的重要表现题材，长安城建筑对于唐诗审美与文化内涵的丰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关中地区的地理形胜，长安城的宫城、皇城、外郭城之建筑格局以及内在的建筑语言，长安城与终南山的关系等，都是促使唐诗审美与文化内涵走向成熟的重要因素。同时，唐代诗歌对唐长安城以及关中地区的抒写歌咏，也不断丰富、深化着长安城乃至长安文化的整体内涵，并因此成为唐长安城建筑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推动长安城建筑美学走向延伸与发展。

一、长安城的文化地理内涵与

唐诗审美理想的表达

杜甫诗云：“秦中自古帝王州。”（《秋兴》之六，《全唐诗》卷二三?）②隋唐以前，曾有十一个王朝先后在关中立都③，这里是所谓“世统屡更，累起相袭，神灵所储”的“帝王之宅”④。郑樵《通志略·都邑略第一·都邑序》称：“建邦设都，皆凭险阻。山川者，天之险阻也。城池者，人之险阻也。城池必依山川以为固。”⑤关中地区南背秦岭，北对北山，又有潼关诸塞环绕周边，“???榫?淠希??既破浜螅??航缙渥螅?憷院掀溆摇雹蓿弧捌湟韵卤?谥詈睿?叹痈呶葜?辖?菜?病雹摺U庋?淖匀坏乩硇问疲?诠糯?卦嫡?谓侵鹬芯哂忻飨缘木?掠攀啤

不仅如此，关中地区还便于繁衍民生，养殖五谷，具有突出的经济地理优势，所谓：“左?ズ??衣な瘢?忠扒Ю铮?嫌邪褪裰?模?庇泻?分????游间钐煜拢?鞲?┦Γ恢詈钣斜洌?沉鞫?拢?阋晕?洹4怂?浇鸪乔Ю铮?旄???病！雹嗑臀⒐鄣乩砘肪扯?裕?刂械厍?卜浅J室私ㄔ於汲恰9刂衅皆?杀倍?洗筇宸治??龅乩淼ピ?旱谝桓龃游急踔亮?自??诙?龃恿?自?辽倭暝??谌?龃由倭暝?燎亓搿5谝挥氲谌?ピ??焕?诮ㄔ於汲洽帷5诙?ピ??鹘?0公里，南北10余公里，高坡洼地交错且略有起伏，呈现出波澜壮阔又回旋变换的地理风貌，都城设计者有可能在平塬坡谷间寻求最大限度的拓展与纵深——唐长安城广大的面积已充分地诠释了这一特点⑩。

可见，唐长安城所处关中地区，具有两个突出的地理特点：一是雄奇险峻，易守难攻；二是险峻中尚有开阔肥沃的平原地带。前者以军事地理优势呈现君临天下的雄健壮美，后者以经济地理优势呈现养育苍生的舒展优美。它们与关中建都历史构成唐长安城独特的文化地理内涵，对唐诗审美形态与审美境界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唐太宗写道：“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帝京篇》十首其一，《全唐诗》卷一）表面来看，它似乎是南朝张正见《帝王所居篇》的余绪。然而，历仕梁、陈的张正见不可能见识京洛都城的现实景象与气象。《帝王所居篇》依靠传统的语汇、陈旧的意象组织京都诗赋题材，但其创作动力依然未脱宫体诗的窠臼。《帝京篇》则不同，统领它的不再是魏晋、南朝以来陈陈相因的宫廷咏物习气，而是新兴王朝崭新的政治观、历史观与文艺观：“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故述帝京篇，以名雅志云尔。”（《帝京篇·序》，《全唐诗》卷一）

显然，真正主宰、驱动《帝京篇》内在激情的并不是《帝王所居篇》这一类作品，而是漫游丰镐的慷慨情怀，驰心尧舜的哲思雅志。诗中的长安城不仅是太宗“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帝京篇·序》）的立足点、出发点，也是实践“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帝京篇·序》）的政治舞台。因此，《帝京篇》所呈现的是秦川函谷的雄奇地貌、帝宅皇居的壮美景观与文治武功的理想情怀汇聚而成的英雄主义崇高感。这与其说是美的境界，倒不如说是善的光辉，是借助长安城的地理、建筑形胜，对唐朝政教文治思想的阐发与表达。

与太宗诗中的雄奇壮美相比，唐玄宗与贺知章的诗作形成一种强烈的美学对照与和谐补充：“太华见重岩，终南分叠嶂。郊原纷绮错，参差多异状。”（唐玄宗《春台望》，《全唐诗》卷三）“神皋类观赏，帝里如悬镜。缭绕八川浮，??i双阙映。”（贺知章《奉和御制春台望》，《全唐诗》卷一一二）它们无意表现山川田园的纯美意境，而是再现沃野良田的丰饶富足。它唤起我们对关中平原辽远开阔的审美想象，但驱动想象的并不是孤芳自赏的隐士情怀，而是孕育苍生万物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是殷实丰厚的关中土地。可见，关中平原之美的基础在于养育之善，它与太宗诗的政教之善相呼应，形成关中文化地理风貌的另一类审美形态。

如果说唐太宗、玄宗、贺知章等人更多是借助长安表达政治家的德政、善政理想，那么，卢照邻与骆宾王的全景式描述则更加细致深入，也更富于文学与审美的气质：“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卢照邻《长安古意》，《全唐诗》卷四一）“皇居帝里?ズ?龋?纫傲?胶畹榉?N逦沉?凹?酋穑?怂?至骱岬刂帷！保?姹鐾酢兜劬┢?罚?度?剖?肪砥咂撸饬绞资?畲蟮奶氐阍谟冢阂猿ぐ渤堑乩砘肪骋约敖ㄖ?窬治?浼芙峁梗?猿ぐ渤堑墓?ⅰ⑹芯?缜槲?饕?谌荩?猿ぐ渤堑娜倏菪怂ノ??靖竦鳎?硐殖鲇斜鹩诖?扯汲翘獠牡男碌纳竺捞?扔肷竺览硐耄核?且恢只钇眯孪实纳?睿?恢终媸到±实那楦校?恢质⑺ノ蕹5木?跤牖妹稹J?腥肥祷褂泄?迨?牟杏埃???⒙娴拇醋鞅暇雇瓿闪恕耙桓銎铺旎牡拇笞?洹R皇滞熳∷ダ狭说耐欠希?谈??绾位氐浇∪?挠??灰皇钟种父????幕妹稹！

长安城显然是表达这情感、欲望与幻灭的典型意象。在初唐人眼中，魏晋南北朝的漫长历史似乎都可透过长安城的古今兴衰表现出来。卢、骆诗中的长安城是见证历史文化命运的传统意象，它蓬勃的气象与格局也是唐士人突破门阀垄断、积极参预政治的美学象征。诗人一面沉醉于富艳景象，一面叹息贵贱无常；一面渴望融入贵戚行列，一面又要求人格的独立。这种两难的境地导致结尾转向对都城生活的质疑甚至否定。但全诗的主题并不是患得患失的隐忧，而是长安城的壮大、繁华以及诗人对这一切的独立思考。它的本质是“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所以，“即使是享乐、颓废、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灼着青春、自由和欢乐”。他代表着上升中的世俗士人阶层的态度与理想。因此，卢、骆的诗作不仅是唐太宗《帝京篇》的延伸与扩展，也是唐朝时代精神的文学象征。而唐长安城建筑的新基址、新格局、新观念便是支撑这时代精神的文化地理因素。

二、长安城的整体布局与唐诗的多元审美形态

关中地理形胜的特点是高峻中有开阔的伸展，唐长安城也因此显示出不同于前代都城的布局特点。

《类编长安志》卷二《京城·城制度》载：“（隋文帝）自开皇二年六月十八日，始诏规建制度。三年正月十五日，又诏用其月十八日移入新邑。所司依式先筑宫城，次筑皇城，亦曰子城，次筑外郭城。”《京城·再筑京兆城》载：“诏宇文恺，则建大兴城，先修宫城，以安帝居，次筑子城，以安百官，置台、省、寺、卫，不与民同居，又筑外郭京城一百一十坊两市，以处百姓。”长安城按照宫城—皇城—外郭城顺序依次建造，宫城位于全城正北，皇城在宫城之南，外郭城则以皇城为中心向东西南三面展开。

对于宫城居郭之西而市在郭北的传统都城制度而言，坐北朝南的格局是个重大突破。它使宫城雄踞龙首原高坡，造成独尊全城的气势。它符合天子据北而立，面南而治的儒家礼治思想，也是朝廷举行元旦大朝会的实际需要。长安城还一改“城”、“郭”混居的旧制，在宫城之南专建皇城设置行政衙署，并大大扩展外郭城面积，明确宫城、皇城、外郭城的界限与职能，形成北拥宫城，南临皇城，以南北向中轴线为准东西对称的棋盘式整体格局。作为唐诗创作最重要的基地与人文环境之一，唐长安城的建筑布局影响着唐代诗歌的艺术结构与审美形态。如袁朗所作《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以下简称《望京邑》）：

二华连陌塞，九陇统金方。奥区称富贵，重险擅雄强……

神皋多瑞迹，列代有兴王。我后膺灵命，爰求宅兹土……

帝城何郁郁，佳气乃葱葱……复道东西合，交衢南北通。

万国朝前殿，群公议宣室……鸣?含早风，华蝉曜朝日……

端拱肃岩廊，思贤听琴瑟。逶迤万雉列，隐轸千闾布……

处处歌钟鸣，喧阗车马度。日落长楸间，含情两相顾。（《全唐诗》卷三）

袁朗家族本为江左世胄，陈亡而徙居关中。《望京邑》开篇借关中的雄强形胜称誉此地帝业隆兴，进而形容宫城佳气葱笼。从“万国朝前殿”开始，全诗重心由宫城推向皇城，渲染君臣议政的端庄肃穆。从“逶迤万雉列”以下数句则从皇城推向外郭城，展开活跃的市井生活画卷。

与唐太宗、卢、骆的《帝京篇》相比，《望京邑》具有独特的审美与文化内涵：（一）它以宫城—皇城—外郭城建筑格局作为构思全诗的框架，呈现出逐层推进、渐次开阔、错落有致的艺术结构。如果说长安城是一首凝固的诗，那么《望京邑》则是由长安城的建筑语言建造的诗化长安城；（二）作者依据宫城、皇城、外郭城的方位、功能，依次描绘其建筑风貌及人文内涵，从而在整首诗中营造出多层次的审美形态，呈现出丰富的审美境界；（三）它借助唐代真实之长安而非陈旧的都城题材，创造出一个新的审美空间，其语言、意象虽然还残留着宫体诗的气息，但它的艺术结构、审美趣味却代表着时代的美学理想。

类似艺术结构与审美境界的诗还有不少。如：“四郊秦汉国，八水帝王都。阊阖雄里，城阙壮规模。”（李显《登骊山高顶寓目》，《全唐诗》卷二）“秦地平如掌，层城入云汉。楼阁九衢春，车马千门旦。”（沈?缙凇冻ぐ驳馈罚?度?剖?肪砭盼澹┑鹊取K?堑墓餐?氐阍谟冢河晒?歉呔?牧?椎厥破鸨剩?幼配秩净示拥壅?淖趁溃?儆苫食峭萍傲稍兜耐夤?怯虢家埃?纱诵纬梢桓隹????恋纳竺揽占洹??劾?牡孛玻?砺涞牟愠牵?鸸蟮木?迹?独值陌傩眨??潜硐殖稣?蔚暮托持刃颍?ぐ驳暮托辰ㄖ???璧暮托趁栏校?浜诵脑蛟谟谝恢中碌纳缁嶂刃虻男纬捎牒托场

宫城是长安城的核心，皇城则是仅次于宫城的第二重城。它北仰宫城，南俯外郭，是百官理政的中央衙署。其建筑格局不仅便于拱卫宫城，也便于君臣处理政务。

皇城与百官关系如此密切，自然也成为诗人歌咏的对象。岑参《和刑部成员外秋夜寓直寄台省知己》云：“列宿光三署，仙郎直五霄……长乐钟应近，明光漏不遥……笔为题诗点，灯缘起草挑……微才喜同舍，何幸忽闻《韶》。”（《全唐诗》卷二?一）按《唐两京城坊考》，刑部署在皇城承天门街之东，第四横街之北，尚书省都堂西面第二行。岑诗首二句叙省中寓直，又二句言刑部迫近宫城。玩其诗意乃称誉圣上体恤礼遇郎官。“笔为”二句描述郎官的日常工作生活，最后二句表达幸蒙擢拔、忝列朝官的圆满心态。全诗语调平静，诗境祥和，透露出恭顺谨肃的生活气息。

再如苏?《奉和崔尚书赠大理陆卿鸿胪刘卿见示之作》（《全唐诗》卷七四），诗云：“省中何赫奕，庭际满芳菲。”指吏部所属之尚书省位于皇城第三横街南承天门街东。吏部官署位于尚书省都堂以东，大理寺官署位于皇城第四横街北，故次二句云：“吏部端清鉴，丞郎肃紫机。”鸿胪寺位于皇城以南朱雀门内，绿槐葱茏，故又二句云：“北寺邻玄阙，南城写翠微。”全诗融吏部、大理、鸿胪三官署之功能、方位于典丽平和的诗情中，达到“参差交隐见，仿佛接光辉”的美学效果，并传达出“宾序尝柔德，刑孚已霁威”的德刑兼用之儒家治国理念。

这一类诗语言典雅精致，布局井然有序，情感平稳祥和。这与诗人的郎官府吏身份，与皇城的职能、环境，与其官舍整饬、外邻宫城的布局有关，同时又是规范的政治生活反映：“朝日……御史大夫领属官至殿西庑，从官朱衣传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列于两观……百官班于殿庭左右，巡使二人分莅于钟鼓楼下，先一品班，次二品班，次三品班，次四品班，次五品班……朝罢，皇帝步入东序门，然后放仗。”

繁缛隆重的早朝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情感的重要寄托：“肃肃皆?鹭，济济盛簪绅。”（颜师古《奉和正日临朝》，《全唐诗》卷三?）“逾沙纷在列，执玉俨相趋。”（岑文本《奉和正日临朝》，《全唐诗》卷三三）“辉辉睹明圣，济济行俊贤。”（韦应物《观早朝》，《全唐诗》卷一九二）这里展开了另一个美的天地，一种祥和、秩序的氛围，它传递出农业文明安宁、稳健的生活节奏与韵律，反映了唐士人饱满安谧的社会心态。它与皇城肃穆整饬的建筑语言相辅相成，形成一种端庄、典丽的诗美境界。

就是这同一类诗题，也会呈现出多元的美学风貌：“万国仰宗周，衣冠拜冕旒……祖席倾三省，褰帷向九州。”（王维《奉和圣制暮春送朝集使归郡应制》，《全唐诗》卷一二七）“百灵侍轩后，万国会涂山……声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魏徵《奉和正日临朝应诏》，《全唐诗》卷三一）与刚才的祥和端庄不同，这里洋溢着万国朝宗的骄傲与壮美。其实，虔诚热烈的礼拜与谨肃恭顺的寓直本来就是唐长安政治生活的两个侧面，祥和精巧与恢弘洒脱本来也是皇城建筑美学的两种风貌，它们统一在丰富多元的长安文化中，成为支撑唐诗多元审美形态与情感个性的人文内涵。

需要指出的是，宫城、皇城建筑美学对唐诗的诸多影响，与唐长安城的建筑理念有直接关系。如前所述，关中地区高坡与洼地交错起伏，其中横亘着东西走向的六条高坡。如何处置这六条高坡并突出宫城、皇城的位置，成为建造长安城的一大难题。宇文恺解决难题的理论工具便是《周易》乾卦理论。《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载，“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宇文恺将六条高坡看作上天设在长安城基址的六条乾卦爻辞，每条高坡上的建筑都能在乾卦中获得理论解释与归宿。

《周易·上经·乾卦》云：“……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卦六爻的本质在于演示天道人事的盛衰规律。将六爻比作六条巨龙，象征乾卦在变化中孕育飞龙翔天的强健力量，而这正是隋初帝王君临天下的精神写照，也是隋文帝君臣营造大兴城的真实意图。宇文恺以乾卦作为隋大兴城营构的理论基点，用意可谓深远。

宫城是长安城的核心。既然“九二”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周易·上经·乾卦》）象征真龙天子的出现，宫城就该建在“九二”高坡即龙首原的最高处。政府衙署是行政中心，应建在紧邻“九二”高坡的“九三”高坡上：“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周易·上经·乾卦》）这爻辞是对忠肃辅政之百官的最佳描述，而百官寓直皇城的恭顺氛围，早朝、寓直诗的秩序与规范之美，也正是通过“九三”爻辞的深层内涵获得了与长安城建筑文化内在的联系。

三、长安城的建筑美学与

唐诗胜景的形成

宫城、皇城是唐长安城的核心，外郭城则是长安城的主体，是百姓的生活区域。它的建筑布局有两个特点：（一）由于处在开阔舒缓的小平原，因而得以建成宽敞整齐对称的街衢里坊，展现出宽阔和谐的审美景观；（二）由于坡地起伏造成局部地理环境不和谐，需要修整改造部分洼地、高坡，使长安外郭城的整体布局趋于和谐完善。

宋人吕大防说：“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亦一代精制也。”长安外郭城共有东西向十四条大街，南北向十一条大街，它们笔直宽敞，彼此平行又相互交错，将外郭城划分为一百余坊，呈现出“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全唐诗》卷四四八）的网状建筑布局。坊里则是封闭式方形布局，四周环筑坊墙，这固然有“逋亡奸伪，无所容足”的安全实用功能；同时，环环套筑、往复相连的坊墙与平直如弦的宫墙、街衢，也营造出稳固简约、单纯明快的美感氛围。人们在方正如一的宫墙、城墙、坊墙、街衢中行走，整齐、反复的节奏、韵律传递着强烈的秩序感、归属感与崇高感。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意志，大唐长安的审美理想，都在外郭城这平整、开阔、简明的布局里得到了尽情的发挥：“南陌北堂连百里，五剧三条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气红尘暗天起。”（卢照邻《长安古意》），《全唐诗》卷四一）“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鹊观，交衢直指凤凰台。”（骆宾王《帝京篇》，《全唐诗》卷七七）

除了坊里街衢，名胜景区也是外郭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们的设计更见出宇文恺的独运匠心，也更能体会长安外郭城地理风貌与唐诗审美意境的微妙关系。曲江池是唐长安城的风景名胜，造就了不少的名篇佳句。如：“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杜甫《曲江对酒》，《全唐诗》卷二二五）“更到无花最深处,玉楼金殿影参差”（卢纶《曲江春望》，《全唐诗》卷二七九）等等。其实，曲江最初并非名胜，只是经由宇文恺的精心设计，始得大放异彩。前文曾述，宇文恺巧妙利用高坡地形，突出宫城、皇城位置，并使局部建筑之间和谐统一。高坡的设计如是，坡间洼地也需精心规划方能化丑为美。曲江本是少陵原上的洼地，好似高坡上的疤痕。宇文恺“以其地在京城东南隅，地高不便，故阙此地，不为居人坊巷，而凿之为池，以厌胜之”，因地制宜开凿成人工湖供百姓游览。从玄宗开元年起，朝廷不断扩建曲江池，以致“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列于岸浒……进士关宴，常寄其间”。

在洼地修筑楼阁固然有助于宴游观赏，同时对凹陷地区也是一种地理补偿，并借此达到长安城整体和谐的美学效果——这正是宇文恺设计长安城的一个重要建筑美学原则：“宇文恺以京城之西有昆明池，地势微下，乃奏于此建木浮图。”屹立在长安西南低洼处的木塔，与周边的高大建筑竞丽争辉，弥补了地形上的缺陷，也给诗人俯瞰渭川南山提供了崭新的审美视角：“半空跻宝塔，晴望尽京华。竹绕渭川遍，山连上苑斜。”（孟浩然《登总持寺浮图》，《全唐诗》卷一六?）“高阁逼诸天，登临近日边……槛外低秦岭，窗中小渭川。”（岑参《登总持阁》，《全唐诗》卷二??）

其实，即便同样是高坡，设计的原则也不尽相同。“九五”高坡乐游原虽然高于“九二”高坡龙首原，却无缘成为宫城、皇城基址，只能化为长安城的一道风景。因为按照宇文恺的设计理论，乐游原这条高坡对应《周易》乾卦中“九五：飞龙在天”的卦辞：“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于是，宇文恺索性因势利导，将其供给京城士女游乐之用：“其地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宽敞，京城之内，俯视指掌。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就此登赏祓禊。”

登上乐游原，诗人的目光驰骋开去，思接千载，神游万境，将繁华的长安生活，庄严的皇城宫掖同悠远深沉的秦汉故事融通一气，使本来就浑厚爽豁的乐游原更加雄伟、壮阔：“高原出东城，郁郁见咸阳。上有千载事，乃自汉宣皇……歌吹喧万井，车马塞康庄。”（韦应物《登乐游庙作》，《全唐诗》卷一九二）这雄浑健举的诗风，固然得益于健朗的时代风会，而乐游原高屋建瓴的地理形胜也是催化诗心、诗风生成的重要因素。

乐游原还有另一番卓荦不群的气象。在《青龙寺昙璧上人兄院集》中，王维写道：“眇眇孤烟起，芊芊远树齐……眼界今无染，心空安可迷。”（《全唐诗》卷一二七）与宏阔的《登乐游庙作》相比，这里弥漫着超然达观的散淡清妙。也许由于乐游原偏处东南一隅，远离宫苑且多有寺观，此地的坊里宅院也便拥有了超逸清远的气质：“不觅他人爱，惟将自性便。等闲栽树木，随分占风烟……迹慕青门隐，名惭紫禁仙。”（白居易《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全唐诗》卷四四二）这是“穷则独善其身”的典型表白，其中不免有“省史嫌坊远”、“鬓发各苍然”的落寞无奈，但在远离宫苑、百司的新昌坊，这样的表白似乎更凸显了中唐士人行藏出处的两难境遇。沉默的新昌新居不仅因此浸染了浓厚的人文情怀，也成为诗人表达思绪最适宜的地理语境，并进而促使这表达更具有思想的深度与审美的感染力。曲江池与乐游原，由长安城的地理缺陷而成为长安城与唐诗中的胜景，进而成为长安城自然地理、人文景观与诗美境界和谐交融的代表。在这一转化的历程中，曲江池与乐游原不断走向人文意义的纵深，唐诗清新健朗的美学风神便借由江山之助力逐渐得以形成。

四、唐诗的都城意象与长安城文化内涵的拓展

诗歌艺术与表现对象的关系不是单向度的。地理形胜与建筑格局影响着诗美境界的生成，而诗歌创作一经完成，作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唐诗也必将影响到长安城审美、文化内涵的拓展与深化。比如，唐诗对长安城历史文化的多元表现，就形成了多层次的诗歌美学风貌——这里有天人相应的宇宙境界：“凭崖望咸阳，宫阙罗北极。”（李白《君子有所思行》，《全唐诗》卷一）有万方乐奏的神圣朝歌：“酆镐谁将敌，横汾未可方。”（宋若宪《奉和御制麟德殿宴百官》，《全唐诗》卷七）有天子蒙恩的傲然荣耀：“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李白《东武吟》，《全唐诗》卷一）有旌旆逶迤的浩荡军威：“陇路起丰镐，关云随旆旌。”（储光羲《哥舒大夫颂德》，《全唐诗》卷一三七）也有潇洒健朗的游侠气质：“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王维《少年行》其一，《全唐诗》卷一二八）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交叉、并列甚至替代使用丰镐、咸阳、长安等都城意象。这些意象有时代表唐都长安，有时并不确指某一座具体的都城，而是借用这些历史跨度很大的都城意象表达一种与帝王的气象。事实上，周之丰镐、秦之咸阳，汉唐长安四座都城及其周边区域，历经数千年的积淀，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关中地域文化为基础，以都城文化为核心的传统内涵深厚的古都文化圈。与帝王气象其实就是这个文化圈所特有的文化个性。

但我们发现，精确的史学、地理学概念有时很难表达人们对、帝王气象的细微体验，更难以替代诗歌艺术在情感深处引发的历史共鸣。这种共鸣也许很难再现历史的细节，却足以激发人们对与帝王气象的历史情怀。的确，在唐诗的召唤下，人们更容易将关中长安雄浑的地貌、雄伟的建筑、深邃的历史与自己的人生、情感、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并不强调人地关系的科学性，而更关注人与自然、建筑的思想共鸣与情感交流，它所点燃的恰恰是冷静的史学、地理学难以触及的审美空间，这也正是唐诗扮演的角色。在诗人的抒情歌咏中，长安城的历史传统被赋予浓厚的审美意味，宏伟坚实的建筑在诗美的创造中展现丰厚的人文内涵，这就是唐诗吟咏长安城的美学意义。

事实上，唐代诗人正是借助“北阙”、“南山”等诗歌意象，在长安城与终南山之间构筑起一座更辽阔的“长安城”，并在这个更丰富的审美空间中完成对长安城的美学阐释。唐诗中的“北阙”、“南山”意象有多种内涵。在“北阙千门外，南山午谷西”（杜牧《朱坡》，《全唐诗》卷五二一）中，“北阙”指拱卫大明宫含元殿的翔鸾、栖凤二阙，南山指终南山脉。“北阙南山是故乡，两枝仙桂一时芳。”（杜牧《赠终南兰若僧》,《全唐诗》卷五二四）则将这对意象组合成一个词组，作为长安乃至唐王朝的代名词。在多数诗中，“北阙”、“南山”用不同的意象形式象征君臣之间的复杂关系：“北阙临仙槛，南山送寿杯。”（赵彦昭《安乐公主移入新宅侍宴应制同用开字》，《全唐诗》卷一?三）“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孟浩然《岁暮归南山》，《全唐诗》卷一六?）“丹殿据龙首，崔嵬对南山。寒生千门里，日照双阙间。”（韦应物《观早朝》，《全唐诗》卷一九二）在这里，翔鸾、栖凤双阙不再是拱卫含元殿的臣属建筑，而成为长安城的象征；终南山也不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化作拱卫长安城的“双阙”：“南山奕奕通丹禁，北阙峨峨连翠云。”（沈?缙凇洞有蚁闵剿掠χ啤罚?度?剖?肪砭帕??胺筛蠹?闾ǎ?漳洗寺坊亍I叫纬?谌ィ?邮票Ч乩础！保ㄐ砘搿缎写武?靥怄浜笮?罚?度?剖?肪砦宥?耍

这些诗篇以浪漫的想象、开阔的视野将龙首北阙与连绵终南联系在一起。它突破建筑构造的现实局限，将都城的外延一直扩展到终南山脉，使现实之长安城及其皇权意志从有限的人文建筑延伸向无限的自然时空，传递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建筑文化意旨。使人间皇权与自然天阙在诗歌的吟咏中声息相通，从而使这座宏伟的“大长安城”跃然纸上——这是一座唐诗造就的长安城，一个唐诗开拓的新的审美空间，是现实长安城建筑美学、艺术审美的延伸与拓展。

当然，诗人们对“大长安城”的审美想象与创造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根植于古代都城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中。在“大长安城”的文学创造中，“阙”的建筑文化内涵至为关键。作为一种拱卫宫门的建筑形态，阙本来源于帝王示礼布政的礼制，也与北朝汉人的坞堡生活有关。翔鸾、栖凤双阙因此具有礼教、军事的双重功能。它们通过飞廊与含元殿组成“凹”字结构，连同东西两侧的系列建筑群，将含元殿拱卫在中心，造成一种高山仰止的瞻望视角，给拜谒者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左翔鸾而右栖凤，翘两阙而为翼；环阿阁以周墀，象龙行之曲直。”（李华《含元殿赋》）

这种阙楼拱卫向心正殿的建筑格局遍布整个大明宫乃至长安城：中书省、门下省等行政衙署拱卫朝向宣政殿；翰林院、学士院等议政衙署拱卫朝向紫宸殿等中轴线建筑群；而外郭城则拱卫朝向皇城，皇城拱卫朝向宫城……其实，拱卫向心的建筑语言也体现在整个关中地区。作为人文之阙内涵的延伸，“天成之阙”是古代都城建筑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三辅黄图·秦宫》载：“始皇广具宫，规恢三百余里……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这些环绕宫城的庞大山系是宫城的天设之阙。它体现了古代都城依山面水的传统格局，显示出大一统王朝治达天人的恢弘气魄。

这正是唐代诗人借助诗歌之美创造“大长安城”的文化基础，也是唐诗与长安城建筑相互默契的思想根源——通过“北阙”、“南山”意象，我们得以描述长安城及其地理环境的文化特征，得以揭示都城建筑与诗歌表现的象征意义；同时，唐代诗人的创作心态及其诗歌品质，又在与长安城建筑、地理格局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并不断走向成熟。

唐长安城建筑与唐代诗歌的关系，再次印证了一个古老而朴素的真理：艺术的审美与创造来源于对生活不断的发现、提升当中。生活之所以能持续保持创新的活力与持久的魅力，就在于我们不断给它注入新鲜的血液，这血液就是我们对生活、对未来的理想与希望。而文学创造及其审美意境不仅是滋养理想与希望的血液，也是我们所期待达到的永恒不朽的精神境界。关中、长安的历史文化是丰富深化唐诗审美、文化内涵的重要因素，而唐诗对关中、长安历史文化的再现、表现与诗化，也使关中、长安焕发更多的人文光彩、思想光辉与情感光华。关中与长安的历史并不是从唐诗开始，但唐诗的介入，为关中、长安的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塑造了关中、长安新的历史、新的形象。

其实，关中、长安的文学塑造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周秦以来的丰镐、咸阳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秦汉以后文学中的丰镐、咸阳，大多是建立在文献与遗址基础上的文学想象，所抒发的也多是历史怀古的情绪。汉大赋对汉长安的描写与歌颂，象征着新文学形式对关中、长安的当代塑造。但东汉以后的长安屡经战乱，兴废无常，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的长安，早已退缩成陈陈相因的历史符号，汉长安的雄风不复再现。

唐诗中的长安则不同，如前所述，唐长安城在地理基址、建筑格局、设计思想等方面均表现出创新的理念与时代的精神。而长安文化发展到唐代，无论就其文化内涵的丰富与创新，文化传统的成熟与持久，都堪称这一时期中国文明乃至东亚文明的代表与象征。唐诗在这一时期也逐渐走向成熟，成为《诗经》以来诗歌艺术最高的审美典范。唐诗与唐长安城，古代诗歌艺术与都城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它们彼此交相辉映，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共同表现唐朝蓬勃的时代气象，而文学艺术视野里的关中、长安，也就此开始了它全新的审美历程与审美境界。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5azw001）、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06ja75011-44004）、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6bawy020）阶段性成果。

①隋文帝在原汉长安城东南营造新都，名大兴城。唐高祖李渊因隋之后，定都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城。唐长安城“因隋之旧，无所改创”（宋程大昌《雍录》卷一《龙首山龙首原》，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页）。为行文方便统一称作长安城。

②本文所引唐诗均出自清彭定求等《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③关于长安建都朝代的数量，参看牛致功《关于西安建都的朝代问题》，载《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

④宋宋敏求：《长安志·原序》，《经训堂丛书》本。

⑤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61页。

⑥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三，《关中丛书》本。

⑦⑧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2页，第2044页，第256页。

⑨第一单元为西汉长安建都故地，“经今将八百岁，水皆碱卤，不甚宜人。”（唐·魏徵等《隋书·艺术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66页）第三单元面积小而海拔提升过陡，亦不宜建都。

⑩隋唐长安城总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都城。参见马得志《唐代长安与洛阳》，载《考古》1982年第6期；张永禄《唐都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11)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75页。

(12)闻一多：《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13)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14)(32)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0—44页，第133页。

(15)《礼记·礼器第十》曰：“是故圣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孟子·万章上》曰：“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

(16)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193页。

(17)《长安志》卷七《唐皇城》载：“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人居止。公私有便，风俗齐肃，实隋文新意也。”

(18)长安外郭城面积74.6平方公里，占全城面积89％。隋唐统一后，各地士民移民京师，不得不扩展外郭城：“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帝命权分长安士民宅以俟之，内外修整，遣使迎劳。”（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七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516页）本文所引长安城数据均采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城发掘队《唐代长安考古纪略》，载《考古》1963年第11期；宿白《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载《考古》1978年第6期；曹尔琴《唐代长安城的里坊》，载《人文杂志》1981年第2期；马得志《唐长安兴庆宫发掘记》，载《考古》1959年第10期等。

(19)唐朝结束了南北的分裂与战争。南北朝的门阀望族开始走向没落，科举出身的庶族士人不断突破贵族的垄断，“一条充满希望前景的新道路在向更广大的知识分子开放，等待着他们去开拓”（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20)(34)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第79页。

(21)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仪卫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8—489页。

(22)关于六条高坡的数据、方位，参见曹尔琴《唐长安与黄土原的利用》，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

(23)宇文恺，字安乐。隋建大兴城，任营新都副监，“凡所规画，皆出于恺”。参见《隋书·宇文恺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87页。

(24)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页。

(25)《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4页。

(26(27))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上，《经训堂丛书》本。

(28)宋程大昌：《雍录》卷六《唐曲江》，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2页。

(29)参见新、旧《唐书·玄宗本纪》、《资治通鉴·唐纪》、《唐摭言》有关记载。

(30)五代刘?d等：《旧唐书·文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1页。

(31)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2页。

(33)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页。乐游原地势过高不便于居住。如有人居住，也不利于宫城与皇城的安全。

(35)参见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175、349页。

(36)《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七年》，《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59页上。

(37)晋崔豹：《古今注》卷上“都邑第二”，《四部丛刊》本。

(38)参看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130—145页。

(39)《资治通鉴》卷二?二：“上御翔鸾阁，观大脯，分音乐为东西朋。”（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73页）《旧唐书·肃宗纪》：“大阅诸军于含元殿庭，上御栖鸾阁观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1页）

(40)清徐松等编《全唐文》卷三一四，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3186页上。

(42)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文化长城范文第5篇

关键词：海洋文化 ；经济；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K928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海洋文化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由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以海洋为载体，其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

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海洋文化和陆地文化拥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它可以通过影响沿海城市生产要素的投入、制度的变革、技术的创新等影响着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青岛作为一个以海洋产业作为其经济支柱的现代海洋城市，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海洋文化的深刻影响。那么，海洋文化究竟是通过哪些具体途径影响青岛经济的呢？

二、文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研究综述

目前，关于海洋文化的研究在青岛已广泛开展。同时，针对文化对经济的影响研究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初步框架。在《文化与增长――一个初步框架》中，研究者将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归纳为文化对劳动要素投入的影响和文化对生产技术的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两部分。

许多研究成果也阐述了文化对地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关系。许维安在《论海洋文化及其与海洋经济的关系》中，通过列举广东、山东省等例子，指出海洋经济是海洋文化的物质基础，而海洋文化在当今社会是发展海洋经济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明确了海洋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一些学者还提到：海洋文化有地域性，且地域之间差异明显，提示了我们在研究海洋文化影响经济的路径和海洋文化升级对策时，应充分考虑当地的文化特点和经济基础，提倡创新精神。

三、海洋文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以青岛市为例

城市经济包括城市经济结构、城市人力资源、城市经济发展环境、城市发展政策等几个方面。海洋文化通过影响其中某个或某几个方面，间接对海洋经济建设产生作用。

（一）海洋文化对城市环境与公共服务的影响

1、德国异域文化通过影响青岛城市形态影响城市经济

从1898到1914年，德国对青岛进行了两次城市规划。这也是青岛城市建设史上的最早期规划，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青岛城市形态的基本特征。德国人还建设了大、小港码头，其配套设施在亚洲属于一流。合理的城市形态和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有利于青岛充分利用其海洋资源，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也有利于青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海防文化提升城市职能从而改善城市经济发展环境

青岛在我国的海防上一直居于重要地位。1891年清政府决议在胶澳(即今青岛地区)设防。德占和日占时期，侵略者都重点对青岛进行了军事建设。共和国成立后，北海舰队将青岛作为其司令部驻地，重要的海防战略位置提升了国家对青岛的重视，加快了青岛的城市化建设，也为青岛的经济、尤其是对外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

（二）海洋文化对城市产业经济结构的影响

1、海洋文化资源推动青岛旅游业发展

青岛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着美丽的滨海自然风光。近年来，青岛又以承办多项国际帆船赛事为契机，打造出了“东方威尼斯”、“帆船之都”等城市名片，并通过举办青岛国际海洋节、青岛国际啤酒节等大型活动，进一步开发城市旅游资源，吸引了大量的游客。2013年，青岛市旅游业总收入达937亿元，接近于占国民经济的5％，成为支柱产业。蓬勃发展的青岛旅游业，也带动了青岛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使青岛的产业结构更加完善。

2、海洋文化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青岛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历史风情，也吸引了多部影视作品前来拍摄取景。这些都对青岛城市形象的宣传和提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青岛以此为契机建设了大型影视基地，成功打造了“影视之城”的城市名片。多位拥有巨大影响力的青岛籍明星作为青岛的形象大使，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青岛热”，将青岛话、青岛的饮食等推广到了全国，也为青岛“影视之城”带来了更大的广告效应。

3、海洋科技发展完善青岛产业结构

青岛市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开展近海养殖业研究。近些年来，更是通过六次近海养殖业革命，使得扇贝、对虾、黄鱼等海产品的养殖技术产生质的飞跃，极大地提高了养殖品的产量和质量，海洋养殖业也成为该市出口创汇的优势产业。青岛港通过不断地鼓励科技创新，大大提高了货物装卸效率，成为了中国第三大集装箱吞吐港，港口业也成为了青岛的支柱产业之一.

（三 ）海洋文化对城市人类资源的影响

1、海洋文化特质培育企业人力资源的优势

自古以来，与海洋相关的活动通常带有危险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海洋文化特别强调团队协作精神。这种源自海洋文化的团队精神也被深深印刻在青岛的企业文化当中。海尔、海信、青啤等跨国公司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无不得益于这种团队协作精神。海洋文化还具有开拓、创新的特点。这种文化特质也影响到了青岛的企业文化与企业员工。以海尔为例，海尔文化的核心就是创新。海尔人几十年来坚持将创新理念融合到每一位员工的思想和行动中，形成了巨大的企业创新优势，从而促进了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2、海洋文化研究机构对技术创新人才的影响

作为全国著名的海洋科技城，青岛的海洋科研实力一直位居全国前列。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农业部黄海水产研究所等28家科研机构落户青岛，为中国的海洋研究和海洋产业发展培养了大量的创新性、技术型和知识型人才，同时也为青岛的海洋科技研究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和技术支撑，为青岛今后的发展腾飞打下了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

3、海洋文化影响青岛人的思维方式

受海洋文化影响的人善于将城市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建国以来，青岛人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地开发潜在资源，不断完成自身超越。如今青岛已是全国重要的纺织业基地和海产品养殖基地，也是我国重要的外贸口岸。海洋文化也塑造了青岛人开拓、冒险、创新的性格，铸就了青岛人实事求是、善抓机遇、勇于尝试的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以来，青岛人解放思想，敢于人先，大力发展私有经济，创建私营企业。如今，青岛的民营企业已经突破10万家，注册资本近万亿元，带动了数十万人就业，极大地推动了青岛经济的繁荣。

（四）海洋文化对城市发展政策的影响

海洋文化中所体现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也确立了青岛市外向型的经济政策。青岛作为我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实行对外开放，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得益于开放政策，青岛市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尤其是韩国投资。目前，常住青岛韩国人已近十万。带动了该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搞活了当地经济，也促进了社会繁荣。

在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青岛的本地企业也积极利用政策优势开发国外市场。海尔已在17个国家设立生产线，成为世界500强的大型跨国企业，用户遍布全世界。海信、青啤等公司也实施了积极地走出去战略，开拓了世界市场。

四、 结语

海洋文化有着极其鲜明的特点，它以其特定的方式影响着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运行以及人们的经济思维和经济活动。二十一世纪是海洋的世纪,随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利用海洋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就成为青岛市现阶段经济建设的重点。为此，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让文化服务新形势、新战略，我们必须在海洋文化的升级和变迁上下大力气，要着力于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充分挖掘青岛市旅游文化资源，推进青岛文化旅游建设，进一步优化青岛的城市经济结构。

（二）全面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加强青岛对外联系，加大招商力度、提高进出口贸易额，利用国家优惠政策提高青岛城市经济开放程度。

（三）树立青岛人城市海洋文化意识，利用海洋民俗等文化资源提升市民文化心理认同感，加大对青岛海洋文化的教育宣传力度。

（四）完善青岛基础设施建设，保护青岛城市环境，推动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和科教投入，为海洋文化的研究人才提供更好的就业保障。

参考文献：

[1] 曲金良.海洋文化概论（第1版）[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

[2]董玉明.海洋文化与青岛旅游开发[J]海岸工程，2002，（21）：40-44

[3]李惠生.《大青岛――21世纪的国家海洋文化旅游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