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方向范文第1篇

《寻找品牌基因》（大众日报2010年9月16日一版），获得第二届青年新闻创新奖二等奖，我感到十分荣幸，青年新闻创新奖以鼓励年轻编辑记者锐意创新为宗旨，我们大众日报理论评论部近些年也在评论写作上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探索，这篇稿件可以算是评论创新的一个小小的成果。

党报评论员文章如何创新？这既是评论工作的一个难点，也是我们一直探索的一个重点。说是重点，是因为评论是党报的一面旗帜，评论的写作水平直接体现了一家报纸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深度。说是难点，是因为围绕中央和省委的中心任务策划选题、开展工作是党报评论的职责所在。传达中央和省委精神必须准确到位，而作为新闻作品，又要尽量符合新闻规律和读者的阅读习惯。党报评论创新要兼顾以上几点，必须在多个方向进行努力。一个方向是在表述方式上取得突破。避开以往的文件语言，少说空话套话，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传达精神，分析现实。另一个方向就是要写得具体，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也不是概念先行，用理论去剪裁现实，而是从现实出发，升华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和经验来形成思路。

拿这篇文章来说，文化建设是近些年山东省的中心工作，而文化体制改革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对此，党报评论必须有所体现，我们做这组评论时，力求在创新上有所突破，不再是泛泛而谈，不说空话套话。跟部门领导商量以后，定下的思路是先去采访调研，写什么东西视调研到的成果而定。为此，我们几位评论员采访了大量的文化企业和事业单位，到这些地方去了解他们企业的发展面临的困难、形成的经验，聊得多了，看得多了，文章的思路自然也就有了。比如，笔者在山东省杂技团采访时，谈到为何有的作品昙花一现，出来时间不长就销声匿迹了，而有的却能有长久的生命力，山东省杂技团团长就结合他们与太阳马戏团合作的实际经历，谈自己的节目为何登上了世界舞台，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品牌叫得响关键要看品质。

新闻创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党报，宣传任务要完成，宣传纪律要遵守，在这些前提下进行创新，需要勇气，需要智慧，更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和互相交流的环境，我感觉正是有了大众日报评论部的宽容和讨论的氛围，我们几位评论员才能在各种评论题材的写作与创新上作出一些探索。

创新方向范文第2篇

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管理创新，很多学者认为，社会管理就应该由“社会来管理”，社会管理创新的“新”就在于要改变过去由国家来主导的社会管理格局，实现社会管理的主导权从国家向社会的回归，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性作用，并与此同时弱化国家的权力渗透与职能覆盖。这种观点，事实上秉承的是西方自由多元主义“公民社会”(civilsociety)的理论范式。在这样一种理论范式下，国家与社会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两极对立关系，彼此发生着零和博弈的权力分羹游戏。其一个极端是国家对权力的绝对掌控，社会完全依附于国家而存在；另一个极端则是国家权力的充分退出，还权于社会，实现社会的自我治理。然而，“世界各国的实践已经表明。国家与社会零和博弈的思路非常有害，它的具体实践的确在不少国家和地区造成社会的混乱和不稳定”。①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现象，以及“强国家”与“强社会”并存的双赢局面。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学术界的主流开始摒弃国家与社会之间零和博弈的论调，而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建设性关系的可能，主张国家与社会可以协同发展、相互增权和互相促进，以形成一个国家能力强大、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所以，单纯地强调国家权力的退出，并非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想选择。

同时，从中国的现实情境来看，当前中国具有典型的“强国家一弱社会”的结构形态特征。国家掌握了丰富的权威性资源，并因此而拥有对社会组织的强大支持和吸纳能力，如果国家能运用这些资源对社会的组织化行动予以支持、引导和规范，无疑就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并与此同时建构起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联袂合作关系；而与“强国家”相对应的，就是当前中国的社会自治能力还比较赢弱，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到初始条件的制约，普遍渴望获取国家的制度与社会资源的支持，因而对于国家表现出了一种显性的依赖。为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特点就是，在国家与社会不断分离的同时，又迅速出现了国家与社会新的结合，许多自下而上生长起来的社会组织都在积极寻求被国家行政体系所吸纳。②这表明，当前中国的社会组织在公共空间中，角色与功能的塑造和发挥或者说公共性的特征尚显薄弱，还无法依赖于其承担主导社会管理的职责与重任。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下，盲目倡导国家权力的退出和“社会中心论”，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官退”而“民未进”的困局，导致公共性的“真空”，造成不应发生的混乱。①所以，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创新，不仅不应该否定国家的主导性作用，而且还需要强化其对社会组织发展的支持、引导和规范的主导，并同时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协同发展，建构起一种良性的社会秩序。此外，依据美国学者米格代尔(JoelD．Migda1)的观点，“国家能力包括渗入社会的能力、调节社会关系的能力、提取资源，以及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四大能力。

强国家是能够完成这些任务的国家，而弱国家则处在能力光谱的低端”。②在此，米格代尔所说的国家能力，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当前所讲的国家管理社会的能力，这四个方面能力的高低，是衡量国家政治系统“强”与“弱”的基本标准。从动力机制的角度来看，任何政治国家都试图强化其社会管理的能力，而使自己迈入一种“强国家”的行列；同时，任何政治国家都不愿意面对社会的快速变迁而表现得无能为力，而为自己贴上一个“弱国家”的标签。为此，面对当前中国复杂的社会转型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多重社会风险，代表国家力量的执政党和政府试图强化其社会管理的能力，发挥其在重塑社会中的主导性作用，建构一种“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社会管理体系，是合情合理而又值得赞赏的。总而言之，当前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绝不是要否定或质疑国家的主导性地位，这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现实层面来看，都是不可取或简单化的。当前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在于国家究竟应该如何来发挥其主导性的作用，或者说国家究竟应该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管理社会。

二、社会管理的方式：刚性抑或柔性?

国家管理社会的方式，其实涉及到的就是国家管理社会的工具问题，或者说国家凭借什么去驯服或感化截然不同的或对立性的信念和行为，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目标的问题。米格代尔强调，国家的形象其实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它一方面作为“统治者”的角色而存在，而另一方面却是作为“乞求者”的角色而存在。“统治者”角色意味着国家拥有广泛的社会控制能力，其最根本的工具就是暴力；“乞求者”的角色则表明，国家需要积极寻求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其最根本的工具就是合法性。“如果一个政权不通过诉诸于暴力手段，就能够从大多数人那里引导出大规模的服从，那么，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个政权就是合法的。”③依上所述，国家管理社会最根本的工具有两种，亦即暴力与合法性。本文依据国家管理社会的这两种工具的不同，把社会管理的方式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

所谓刚性管理，指的就是国家显性依赖于暴力工具来管理社会的方式。暴力是内在的、独立的和非语言的，国家通过暴力的工具来管理社会，并不需要建构在与社会之间对话、沟通与协商的基础之上。在此，国家主要扮演的是一种“统治者”的角色。而所谓的柔性管理，则指的是国家显性依赖于合法性工具来管理社会的方式。合法性不同于暴力，甚至与暴力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政权对暴力的依赖不言而喻是合法性丧失的表现”。④合法性是相关的、依存的和语言的，国家通过合法性的工具来管理社会，必须要建构在与社会之间对话、沟通与协商的基础之上。在此，国家主要扮演的是一种“乞求者”的角色。由于政治从本质上而言需要对话、沟通与协商，因此，不是建立在合法性而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政治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政治。国家对社会的刚性管理，表现的是国家通过依赖暴力或者说通过运用强制性的手段来维护和实现所需要的社会秩序。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是认为“国家是惟一合法使用暴力的政治实体”的韦伯(MaxWeber)也明确指出：“使用暴力并不正常，它不是国家实行统治的惟一手段。”⑤暴力在国家建构和情势危急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并不能成为一种常态性的工具。暴力只有在国家合法地代表人民意志的情况下，才具有使用的正当性。而缺乏正当性的暴力本身是非常脆弱的，它不会导致社会自愿的服从，也不能促成问题的长期政治解决；相反地，暴力的使用还等同于是对没有强制就没有服从的一种承认，它意味着国家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政治能力的低下。

因此，国家对社会的刚性管理只能是一种应急的管理手段。所以，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创新，绝不是简单要求国家在社会管理上增添“刚性”的因素，而其核心是要求国家通过进一步地诉求合法性，加强与社会之间的对话、沟通与协商，使社会管理更具“柔性”。tE正是基于此，当前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所强调的社会管理新格局，除了明确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国家主导层面的因素之外，还突出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这从本质上而言就是国家对合法性的诉求，强调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话、沟通与协商，其基本目标就是要在建构国家与社会之间协同发展格局的同时，提升社会对国家的政治忠诚。哈贝马斯(JuergenHabermas)指出：“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①合法性的诉求，意味着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不能仅仅只是有一条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保障国家意志的贯彻与执行，同时还必须要有一条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保障社会利益的表达与传输，这在当前这样一种理性、务实、“祛魅”而又崇尚权利的时代更是如此。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本文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方向，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建构出一种国家主导的、规范有序的“双轨政治”格局。

三、社会管理的创新：重构“双轨政治”格局

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政治体系是不可能在一根从上向下的单轨上发展起来的。在任何政治体系下，人民的意见都不可能被完全忽视。这意味着必须有某种方式的从下向上的平行轨道。一个完善的体系必须保证这样的‘双轨’。”②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中，虽然在法律上只有一条从上向下的贯彻帝国命令的轨道，但实际上还存在一条从下向上反馈民意的政治轨道，这是由适应经济自给自足社会的传统中国的权力结构所决定的。在传统的中国权力结构中，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层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制系统；而底层则是地方自治单位。县衙门的命令不是直接下达到各家各户中去，而是送到地方自治单位。地方自治单位的领袖是绅士，他们负责决定地方社区的公共事务并代表人民与官府打交道，发挥由下而上的影响作用。“这种由下而上的影响，在中国正式的政治制度的讨论中，通常是不予承认的。然而，它实际上是有效的。”③这种有效性在于地方自治单位不是正式的行政单位，绅士的权威不是来自于官府授任，而是来自于对地方公共利益的贡献，同时他们的权威也得到官方的认可，他们与官方的地位事实上是平等的，这就为自下而上的利益传输奠定了有效性的基础，从而整合出了一个“双轨政治”的结构。但是，晚清以来，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国家政权不断下沉，于是“地方权威‘公共身份’的授权来源转移至官府系统，而其与地方社会政治经济利益的关联性逐渐弱化”。④从而，地方自治单位逐渐转变成了正式的行政单位，但同时又未能建立起一个现代性的、真正民主的代表体系，结果是中央的政令容易下达，却堵住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利益传输轨道，破坏了传统的“双轨政治”结构，形成了一种“单轨政治”的格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的触角扩展到了史无前例的广度，中国于是进入到一个“全能主义国家”或称“总体性社会”的时代。

孙立平总结了“总体性社会”的一系列特征：“国家动员能力极强，但民间社会极弱，社会生活的运转只能依赖行政系统；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中间缺少缓冲；社会自治能力差，中间组织不发达，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很弱；社会中身份制盛行，结构僵硬；总体性意识形态同时承担社会整合和工具理性的双重功能，由于功能要求的矛盾性，产生一种互相削弱的效应；缺少自下而上的沟通，民众的意见凝聚缺少必要的组织形式。”⑤显然，在“总体性社会”形态下，国家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单轨政治”结构。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国家对社会资源和活动空间控制的放松，社会逐渐从国家的权力体系中释放出来，于是总体性社会已不复存在。但是，总体性社会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国家与社会之间“单轨政治”的格局就得到了根本改变。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延续了以往“单轨政治”的运作逻辑，这从一种社会利益表达与综合的层面来看，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利益的“内输入”模式。正如胡伟所指出的：“在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的表达与综合并非由各种社会结构来承担，而是由权力精英通过分析、研究和调查而将他们所认定的社会利益输入到公共政策中去。概括地说，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要求不是由政治体系外部的社会结构输入政治体系(决策中枢)，而是由权力精英自身来进行利益要求的输入，即‘内输入’。”①

显然，在当前利益结构日益多元化、利益差别日益扩大化以及利益矛盾关系日益显性化的时代背景下，这样一种社会利益的“内输入”模式已存在着明显适应困境，不利于社会利益有效化和制度化的传输，从而导致包括在内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行为迅速增长，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良性建构。正是在这样的现实社会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才成为当前中国核心关注的主题。可见，当前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方向，就是要逐步改变社会利益“内输入”模式，变“内输人”为“外输入”，重构一种适应现行社会环境的、规范有序的“双轨政治”格局。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基于当前中国“强国家一弱社会”的特殊结构形态，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建构出一种规范有序的“双轨政治”格局，离不开国家主导性作用的发挥。这样一种主导性作用，至少需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自上而下地推进现代民主制度建设，逐步开放国家权力结构，为社会利益的“外输入”创造一种有效的制度平台。在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国家是一种典型的封闭性结构，官府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是根本无法接近的，而这事实上与传统国家奉行“无为”政策的政治体系相适应。在传统时期，国家在社会管理上的职能是非常薄弱的，主要表现为两件事情：征税和审判。而就审判而言，事实上也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因为传统的理想是“无讼”。也就是说，传统国家对社会的渗透非常有限，与人民利益直接关联的事情大多是在正式政府系统之外进行的。正因为如此，政府无须向老百姓开放，而老百姓也无须接近政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双轨政治”结构依赖于居于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地方自治单位的领袖绅士来完成。但伴随着现代性的推进，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大大增强，并日益承担着复杂而又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与老百姓的利益发生了广泛和密切的直接关联。

创新方向范文第3篇

动漫产业是复合型产业，包含内容生产、传播推广与市场运营三大坏节，产业链长且复杂，这要求从业者要有文化现代化意识，需要观念更新与社会合力推动，要有大生产观、大消费观和大文化观。

所谓文化现代化不单是技术的、经济的，更是文化的、思想的，尤其要有建立在民主、科学基础上的现代的发展理念和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才。发展理念的落后表现在从业者或者陷于文化部落主义，或者崇洋，缺乏对文化产业核心价值的认知，对中华文化缺乏自信以及误读，一味追捧模仿跟风美日韩模式，导致动漫产品主流价值诉求模糊、混乱，自我迷失和文化内核的缺失。结果，产品既没有赢得海外观众认可，也失去了国内观众的认同。文化产业发展规律表明：价值诉求直接关乎市场的拓展，没有市场何来产值？没有产值何谈文化影响力？

动漫产业是复合型产业，包含内容生产、传播推广与市场运营三大坏节，产业链长且复杂，这要求从业者要有文化现代化意识，需要观念更新与社会合力推动，要有大生产观、大消费观和大文化观。就是说，文化生产与消费不能再局限于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小作坊式的自产自销，要把文化发展提升到现代化大生产高度，在现代意识引领下凸显文化创新创意。

文化产业的核心是创新创意，当下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反映我国文化资源转化、利用方式的低水平。“花木兰”、“大熊猫”等本土文化资源被海外强势文化企业配置后，依托高科技和创意，以知识、技术、智慧进行创新，生产出具有现代价值取向的大众文化产品，倾销国内市场赚得盆满钵满。如何通过文化创新创意提升传统产业的技术、文化含量，借助现代时尚方式、高科技手段，让文化动起来、实现人与文化的互动，让人们在娱乐休闲中感受传统文化、喜爱传统文化和传承传统文化，必须明晰文化的现代价值取向。

文化现代化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路径，是实现文化强国目标的必然选择，是文化强国的表征，一切的文化创新和创意都应以之为轴心展开。文化现代化不否认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形态的多样性，更不是西方化，现代性之于文化同样是一个复数的概念。背弃了自身传统的现代化可能导致本民族文化的无根化；而拒绝现代化、固守传统则可能被历史发展所抛弃。

创新方向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电视 娱乐新闻 报道手法 创新

在目前我国内地的众多娱乐新闻栏目中，可以发现同质化的现象非常严重。由于目前国内的电视娱乐资讯类节目大多采用从传媒公司购买的新闻素材，经过自己栏目的编导二次编辑后制作成单条新闻播出，栏目本身很少有自采的新闻，所以对新闻内容的选择范围有限。从而导致了报道方式千遍一律，各大媒体对同一条新闻的报道基本相同，甚至很多栏目直接采用传媒公司随素材传来的通稿，并没有经过认真的编辑。以上的现状就导致了目前国内的娱乐新闻呈现了以下的态势，亟需进行创新。

一、目前内地电视娱乐新闻常用的报道手法

1、对细节的处理

细节处理是目前各大电视媒体娱乐新闻中最常见的手法，一般用于内容较为单薄，但是细节上有很多看点的新闻。具体是指在保证新闻真实性的基础上，将购买来的新闻素材中最吸引受众的内容进行电视手法加工，从而引起受众关注，加深其对这一内容的印象。常用的手法包括，将新闻中的重要瞬间做成慢动作、定帧或者重复播放，放大图片中的某个部位，利用图表、字幕、箭头、画圆圈的方式进行强调。为了加强效果，还会经常配上有感染力的音效。这种再加工，能够帮助观众更好地掌握新闻的重点。

2、对比处理

细节处理显然是不适用于所有娱乐新闻的，很多时候编辑得到的素材往往在细节上没有什么看点，但是却又有很强的共性，属于娱乐圈内的某一类型或者某一派别，这时候常常会被用到的就是对比处理。通过对比手法的运用，能够扩大新闻事件的张力，凸显事件或者人物的矛盾，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娱乐圈中许多事情都可以归结为对生存和发展空间的争夺，所有奖项的名次，唱片销售的比拼，歌曲排行榜排名，在背后指挥这一切的其实都是一支追逐利润的大手，对比处理是在表面上不相关的人物和事件中寻找出双方交界的共同区域，通过交锋的语言或者冲突材料的罗烈，将事件背后隐藏的矛盾直接形成碰撞的效果。

3、故事化处理

要说对娱乐新闻编辑的手法，故事化的处理是受众最常见的一种手法，也是电视娱乐新闻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故事化处理就是追求新闻事件的情节感和对人物性格及命运的关注，通过挖掘事件的矛盾，展现事件发展的曲折性，引起受众的共鸣，在这一过程的体验中满足观众的情感诉求。以说故事的方式向人们提供的信息更容易被理解和记忆，因为这种方式让人轻松，让人觉得有趣，以这种方式整合过的新闻素材，将更加有效的吸引读者，因为读者看到的不再是干巴巴的事实罗列，而是真实的生活。而一个好的故事更是能够让受众记住的同时，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甚至于形成自己对事件本身的看法和观点。

4、审丑处理

电视娱乐新闻的审丑并不是报道娱乐圈的丑人丑事，而是将焦点集中在光鲜亮丽的明星身上，将明星普通人的一面展现给观众。明星实际上是经纪公司为大众打造的一个梦想，公开场合的明星永远是光鲜亮丽，一副符合他个性定位的装扮。未经化妆的明星在彩排时一般不允许媒体采访，但是受众更希望看到他们卸下面具的那一面，看到一种自然本真的状态。视听心理法则的的补偿原则指出。通过接纳外物审美特性和通过自我调节以弥补心理空虚，使生理和心理由失衡达于平衡与和谐的原则。所以，高高在上的明星不小心摔了一跤，大家看了会乐起来，因为这让大家看到了明星私下的一面，从而获得了心理补偿。

5、趣味化处理

电视施行的是娱乐政策，娱乐新闻这种节目形态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传递娱乐信息和带给人们放松及消遣。趣味化手法包括还原事物出人意料面貌的揭秘手法，采用设问式推进事物进程的悬念法，以及反差化手法。娱乐新闻节目大都安排在傍晚播出，主要收视群是学生和家庭主妇，他们可能刚刚放下书包或者正在做饭。因此，决定了这一时间段的节目不可能做到庄重性或带有深刻思考性。要想节目对观众有吸引力，就必须加大趣味化报道力度。

二、电视娱乐新闻报道手法的创新

1、电视娱乐新闻报道手法的创新原则

在本文中，我们已经将娱乐性作为娱乐新闻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来加以界定。从这个前提出发，娱乐新闻的作用就显得十分的明显。单从“娱乐”一词的含义来看，既表示“使人快乐，消遣的含义”，也表示“快乐有趣的活动”。那么，根据娱乐的含义，娱乐新闻的本质属性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消遣而能使受众感到快乐的新闻”；二是“对快乐有趣的事实的报道”――娱乐新闻报道的事实是快乐有趣的事实。在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收视率已经成为了媒体的生命线。所以，任何创新都必须从受众出发。娱乐新闻的受众在获取信息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获得娱乐，能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放松心情。

基于以上的论述，娱乐新闻要在报道形式上创新，就必须坚持娱乐新闻的娱乐功能。只有在这个原则下的娱乐新闻创新才是有市场的。

2、电视娱乐新闻报道手法的创新的形式

娱乐新闻在报道手法上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现有的趣味化处理的基础上，还可以进行更加细致的创造。

（1）向综艺娱乐节目取经

娱乐新闻的报道目前还不是很成熟，但是相比较之下综艺娱乐节目就显得成熟了很多。娱乐新闻完全可以借鉴综艺娱乐节目的很多元素，将娱乐新闻的报道形式综艺化，使其能够适应于更多的收视群体。综艺节目最大的特点就是环节的设计，娱乐新闻的报道也可以分环节进行，当然，这样的设置只适应于整个栏目整期的编排，而不适应于做小消息。

（2）结合收视影视剧热点做文章

现在的电视荧屏上有众多电影电视剧可以制造火爆的收视高峰，这个时候对于那些干巴巴的消息来说就有了一线生机，可将新闻的报道跟热播剧、热映电影结合起来。例如《神探狄仁杰》热播的时候有一条关于明星艺人和经纪公司纠纷的新闻，有的编导就很巧妙地利用狄仁杰对案情分析的画面，加上巧妙设计的配音，最终制造出一条狄仁杰分析明星和经纪公司纠纷过程的消息，使得本来就没有任何娱乐内容的一条消息变得娱乐起来。

（3）向网络要创意

网络一直是积聚着众多创意的地方，由于视频网站的不断兴起，很多有想法有创意的视频都在网络上流行。这时候，娱乐新闻的报道就可以向网络取经，将网络上很多有意思的桥段替换到娱乐新闻的报道中，也能够起到很好的娱乐效果。

3、电视娱乐新闻报道手法的创新应该注意的问题

娱乐新闻需要娱乐作为其生存的源泉，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娱乐新闻本身所具有的新闻属性。基本的新闻规律还是需要去遵循。在娱乐新闻报道手法的创新中，不能为了收视率进行虚假报道和失实报道，也不能为了娱乐而娱乐，而需要在娱乐的同时坚持一定的艺术品味，杜绝低俗的娱乐。最后，在娱乐新闻的创新中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为所欲为。媒体的责任感必须放在首位。

创新方向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新兴市场；反向创新；南车四方；高铁

中图分类号：G305 文献编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4.04.001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其业务的重心转移到了巴西、印度、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同时，在新兴市场也产生了一批颠覆性的创新产品，企业依靠这些产品在全球产品和服务贸易中创造了很好的绩效。甚至有一些专门为新兴市场设计的产品赢得了发达国家消费者的青睐，成功打开了发达国家市场，使得创新从发展中国家开始向发达国家流动，从而也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反向创新（Reverse Innovation）[1]。

1 什么是反向创新

反向创新（Reverse Innovation），指创新在新兴市场国家最先出现或被应用，然后流动到发达国家的全新模式[1]。这一创新模式与我们对于创新的传统认识有很大的不同。在过去，我们观察到大多数的创新产生于那些世界领先的跨国企业总部所在的发达国家，然后向发展中国家扩散[2]。反向创新模式是这一过程的逆化，“反向（Reverse）”一词特意表明创新的扩散方向是从贫穷国家到富裕国家，和现代占主导地位的创新扩散方向相反[2]。自2009年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教授维贾伊・戈文达拉扬（Vijay Govindarajan）和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在《反向创新：通用电气的自我颠覆》一文中首次提出“反向创新”以来，反向创新现象在产业界和学术界都得到了极大的关注。新近的在新兴市场中反向创新的知名案例包括印度的塔塔Nano汽车（Tata Nano），美国通用电气（GE）的微型超声波仪和博睿CT机，中国的比亚迪（BYD）的电动汽车等[2]。

2 南车四方的反向创新之路

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车四方）是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的核心企业，中国高速列车产业化基地，铁路高档客车的主导设计制造企业，国内地铁、轻轨车辆定点生产厂家和国家轨道交通装备产品重要出口基地。南车四方在高速动车组和城际动车组的研发制造上处于行业内的领先地位，我国首列时速200公里高速动车组、首列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首列时速380公里高速动车组和时速达500公里高速试验列车均在该公司诞生，是目前国内高速动车组上线运营数量最多、品种最全、质量最优、运营里程最长的企业。

在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南车四方成功将高铁和城际动车组出售到发达国家市场和地区，与阿尔斯通、庞巴迪、西门子、川崎、通用电气等传统轨道交通的国际巨头同场竞技，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反向创新之路。我们对南车四方的总经理和各级人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访谈，清晰地看到，南车四方的反向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南车四方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号召，走过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的自主创新道路，实现在高速动车组的技术、制造和管理经验上全球领先，成功出口海外发达国家市场，完成了我国轨道交通行业的反向创新。根据企业的发展历史和创新活动的侧重点，南车四方的创新历程可以划分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扩大的再创新，集成创新三个阶段。

南车四方创新的第一阶段：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2003年，中国铁路提出跨越式发展的口号，着手开展高速动车组技术引进工作，和国际市场的巨头进行合作。在这个阶段中主要完成了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彻底消化引进的技术。南车四方对如何消化引进的技术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策划。一是图纸层面的消化，技术转让的只有静态的图纸和计算的结果，没有计算的过程，需要靠自己的技术人员去理解去推导。二是施工层面的消化，派最精英的技术团队对转移过来的作业指导书进行理解，再对工人进行上岗前培训。三是零部件供应商对技术的消化。所有的主要设备供应商的技术人员和南车四方的技术人员成立了一个联合技术团队，一起全过程参加对应的技术培训，包括共同赴日本川崎重工进行培训。第二，按照南车四方公司的组织架构和设计体系，把引进来的图纸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在这一点上，南车四方和国内其他同样做技术引进的公司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其他几个参与动车组技术引进公司都是按照国外技术提供方的原图进行生产，而南车四方则按照公司的组织体系重新设计了图纸。这虽然只是将图纸进行了梳理，按照南车四方的组织结构进行重新的拆分组合，但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过程让设计人员对整车设计有了深度的理解，这其中包括了设计人员对图纸的理解以及公司联合国内相关院校做的仿真分析工作。第三，全过程参加重要零部件的制作。高速列车的运行工况非常复杂，完全靠仿真分析无法模拟所有情况，因此从零部件到整车的试验对于技术消化吸收来说非常关键。当时，一些重要的零部件还无法实现国产化，南车四方就派技术员到对方公司全程参加重要零部件的制作，从中学习制造经验。第四，适度的再创新。在这个阶段，设计方案针对我国的运营环境做了110多项改进。另外，根据铁道部的要求，研发了长编组的坐车和长编组的卧车。这种类型的再创新还比较简单，把8辆编组的车变成16辆编组，在电器控制方面做适当调整，其他大量的技术还没有变化。这个再创新的过程让设计人员更深入地理解引进的技术，为创新的进一步扩大奠定了基础。

南车四方创新的第二阶段：扩大的再创新。南车四方公司内部将这一阶段定义为自主提升阶段。2005年动工的京津城际轨道支线是南车四方创新第二阶段的标志性工程。京津线在规划时对列车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时速要求达到300―350公里。南车四方公司在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按照速度提升的要求，做了相应的设计变更工作。南车四方的产品设计时速为385公里每小时，在产品设计过程中，技术研究人员在对车型本身进行标准试验之外，还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试验。在6个月的时间里，围绕空气动力学、振动模态、动力学、噪声等各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系统性试验。技术团队采用对标分析法，边试验边分析，当天试验的结果直接和设计的目标比对，与此同时，技术团队还将自己设计的列车与其他品牌的列车进行对比试验，系统化地进行差异性比对，找到差距，解决问题，采用循环迭代优化的模式不断调整设计方案。接下来一个关键性的项目是武广线，武广线全线1068公里，有22座隧道，全线高架，空气动力学环境更加复杂。在武广线建设过程中，技术团队围绕空气动力学做了大量的试验，同时也解决了车体结构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后续350公里时速持续运行列车的开发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南车四方技术水平提升的关键环节。南车四方总经理马云双认为，这次提升还不是一个彻底的提升，只是针对关键系统和关键解决方案的创新，在转向架、牵引、制动、减震降噪、车体结构方面做了大量的优化。这都是南车四方公司在前期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基础上所做的再创新的工作。在这个阶段，南车四方积累的科学研究试验能力和丰富的列车运营经验和数据，大大提升了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

南车四方创新的第三阶段：集成创新。集成创新又可称为有组织的创新[3]，是指有组织地科学利用国家、区域或行业资源，对各种现有相关创新性技术进行有效集成[4]，形成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新兴产业。南车四方的CRH380A型高速动车组，就属于顶层设计驱动下的集成创新（图1）。2008年，铁道部和科技部签署了《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协议》，确定了时速350公里及以上中国高速铁路技术体系的顶层设计，南车四方等公司就按照顶层设计的要求开展产品的研发设计工作。南车四方遵循顶层设计提出的目标，将整体目标拆解成多个子系统，然后找到各子系统现有解决方案和设计目标之间的差距，针对性对各个子系统的解决方案进行优化或重新设计，最后形成从内到外的一揽子整体解决方案。

图1 顶层设计驱动下的创新示意图

在技术上，CRH380A实现了10个方面的重大创新[5]：（1）头型技术创新。创新设计了楔形和梭形有机结合的新头型；气动阻力减少了6.1%，气动噪声下降了7%，气动升力降低了51.7%，侧向力降低了6.1%；体现了民族元素与当代技术的完美融合。（2）转向架技术创新。集成了先进成熟的转向架结构，设计了全新的转向架动力学参数，建立了适用于350公里以上的一系定位刚度、二系阻尼参数、抗侧滚控制力矩等指标体系；转向架设计时速达到420公里，临界失稳速度达到550公里以上，1000万次循环加载，转向架无疲劳损伤。（3）牵引传动系统技术创新。全新的动力单元配置，牵引总功率最大；启动加速至时速380公里，不足7分钟；运行时速达到380公里时，仍具有10%的牵引加速功率；在各种工况下，都能精确控制牵引力；列车以380km/h运行时，人均百公里能耗小于5.2kWh，是飞机的1/8，轿车的1/5。（4）制动系统技术创新。电空复合制动方式，单位制动热容量提高了67%；初始时速380公里，紧急制动距离不到8公里；再生制动能量回收率近95%；列车紧急停车后，与前车相距仍有10公里以上，具有足够的安全距离；每次制动停车，有近800度的电能回馈到电网，具有可观的节能成效。（5）弓网技术创新。双弓受流方式；首次采用新型有源控制高速受电弓，铜铬锆三元合金高强高导接触网导线；弓网平均接触力控制在120～200N之间，接触网导线张力首次达到37kN。（6）智能化技术创新。融合了当今最先进的物联网、传感网及全息感知等技术；全车布设了1100个传感器，360个电子标签；具有自检测、自诊断、自决策功能，实现高速列车运行安全的快速诊断、在途预警与处置支持。（7）气密强度与气密性技术创新。首次研究了多分量、高频次、大幅值的交变气动载荷，提出了时速350公里及以上气密强度与气密性控制标准；车体气密强度从±4000Pa提高到±6000Pa，车内压力变化率控制在每秒2‰大气压以下，最大变化幅值控制在8‰大气压以下。（8）减振技术创新。轻量化铝合金车体，总重量小于9t，不足全车的17%；经过大量地面试验和线路试验，首次回答了时速350公里及以上高速列车的振动特性与传递规律，提出了控制标准；全面优化车体结构模态，大量采用新型减振结构与减振材料，取得了预期减振效果。（9）降噪技术创新。通过大量地面试验和线路试验，首次取得了时速350公里及以上高速列车车内断面噪声分布频谱；全面优化气动外形，降低气动噪声；在时速380公里速度等级，首次将车内噪声控制做到了世界最高标准。（10）舒适性技术创新。首次建立了基于人体感受的舒适性指标交互作用模型，形成了时速350公里以上高速列车的综合舒适度指标体系和评估标准。

3 南车四方反向创新的四个突破

南车四方公司在反向创新上获得的成功，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四个突破。

3.1 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南车四方的高铁出口，在知识产权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中国的高铁曾经受到国内外广泛的质疑，普遍被认为是对外国技术的抄袭和模仿，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为进入美国市场做准备，南车四方曾专门请美国的律师对中国高铁的独立知识产权进行审核，结论是不存在知识产权问题，完全可以出口到美国。

3.2 从第三世界国家向高端地区发展

南车四方的高铁和西门子、庞巴迪、阿尔斯通等国际知名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同场竞技，优势非常明显，主要体现在强大的制造能力、强大的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以中国南车（CSR）为品牌的产品已经出口到80多个国家，仅南车四方的产品就出口到了20多个国家。出口市场从欠发达的非洲、中东、中亚等区域，逐渐打入阿根廷、新加坡、香港等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市场。

3.3 实现动车组的对外出口

城际动车组列车已经成功出口到阿根廷、新加坡等国家。

3.4 实现高铁的对外出口

南车四方通过国际招投标的方式向香港出口了9列高铁，是目前中国唯一能够出口高铁的企业，同时这也是中国高铁的第一次对外出口，迈出了中国高铁出口第一步。

4 海外市场战略的转变

在现有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新兴市场的企业对当地的顾客需求有很深的理解，并且在本土销售产品具有渠道和政府资源上的优势[6][7]，但是要将产品销售到发达国家就非常困难，产品既缺乏品牌优势又没有很成熟的销售渠道，拓展市场会非常艰难。而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比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更了解发达国家市场的顾客消费习惯和传统，并且在市场中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转移创新不再需要建立新的子公司或者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2]。若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采用跨企业的合作的方式，可以加速推动企业的反向创新进程。

南车四方在海外销售方面也通过多年摸索，走出了自己反向创新的特色道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4.1 由运动战变为阵地战

在过去，海外的订单都是以项目制的形式来完成的，卖完一单就项目完结，销售的连续性较差，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开拓，这对于品牌形象的建立和市场的进一步开发和巩固非常不利。转为阵地战以后，在海外当地建立桥头堡，设立子公司，进行持续性的市场开发。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能够及时获取信息，跟业主及时交流，掌握当地市场的所有的动态。目前南车四方在美国、巴西、南非、香港等地均设立了子公司，负责开拓和维护当地的客户和市场关系。

4.2 强强联合 抱团出海

中国有多个大型的工程公司在海外承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如中铁工、中铁建、中国水利水电等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般采用总包的模式，从前期规划、设计到开工建设再到采购，都由一家公司承包。南车四方和这些大型的工程公司合作，分包其中的车体工程，从而实现了车体的间接出口。

5 南车四方为什么能够实现反向创新

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为什么能够实现反向创新？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创新产品都能实现反向流动。根据现有的理论研究来看，创新能够从发展中国家反向流动到发达国家，一般有以下几个原因（表1）：

表1 创新为什么能从发展中国家反向流动到发达国家

创新为什么能从发展中国家反向流动到发达国家？

序号 反向流动机制 例子

1 新兴市场中的创新可能在发达国家的穷人中有一个现成的市场。 孟加拉国的小额信贷，适用于于发达国家如美国内陆城市的贫困人群。

2 新兴市场中的创新对成本的成功控制，使产品价格下跌70%-90%，对扩大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有帮助。 通用电气超声波设备降价至原来15%后扩大了其在美国的市场需求。

3 为新兴市场设计的产品加入的新特色，如坚固性、便携性、易用性，可能在发达国家中开辟新的细分市场。 通过使心电图设备具有便携性和坚固性，通用电气在美国创造了新的细分市场。

4 为新兴市场设计的功能和质量足够使用的产品，随着技术逐渐提高，能够满足发达国家高端应用需求。 通用电气为中国市场设计的便携超声波设备后来能够用于高端放射科和助产。

5 新兴市场可能直接跨越性发展到最新的科技，尤其是当他们存在大量的内部需求，没有陈旧基础设施的阻碍，面临很少的管理障碍时。 新兴市场在例如无线银行、新能源、电动汽车等产业有优势，能够将其应用到发达国家市场。

资料：根据文献[2]整理所得。

第一，新兴市场中的原始创新在发达国家的低端群体中有一个现成的市场。新兴市场的整体消费水平不及发达国家，因此对创新产品的性价比要求会更高，而发达国家也有较为贫困的人群，低价优质的产品对他们来说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发达国家日益盛行的节俭消费意识，也成为了反向创新的推动力。

第二，为新兴市场重新设计的超低成本的产品，有助于扩大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历史上有很多这样因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下跌带来需求快速增长的例子，如：电视机、录像机、复印机、个人电脑等。

第三，为新兴市场设计的产品加入的新特色，如坚固性、便携性、易用性，可能在发达国家中开辟新的细分市场。使一个产品变得更耐用、更方便携带、更容易操作，会增加其对于发达国家用户的吸引力。

第四，为新兴市场设计的高性价比的产品，随着技术水平逐渐提高，也能够满足发达国家高端应用需求。有关破坏性创新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推移，低成本的生产技术会得到相应的发展，从而使得这些产品能够满足主流顾客的更多需求[8]。

第五，新兴市场可能直接跨越性发展到最新的科技。新兴市场在发展过程中会采用一些前沿的科技，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存在大量的内部需求，没有陈旧基础设施的阻碍，面临很少的管理障碍时，它们能够在这些技术上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站在国际创新的最前线。它们研发的解决方案也能够应用到发达国家中去。

可以看到，南车四方的动车和高铁产品成功出口发达国家和地区，也符合反向创新的一般规律。

首先，中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工业活动长期以来积累的低成本生产经验，降低了产品的生产制造成本，相对于欧洲、日本的产品造价降低了30%―50%，使得产品在价格上具有相对优势，高性价比的产品更容易打开国际市场。

其次，中国高铁在技术和速度、噪声、振动等各项指标上实现了全面的突破，在全球范围内都得到了大量关注和认可，为实现反向创新提供了产品保障。

最后，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国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对轨道交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建设大量的高速铁路和列车，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很大的区别就在于中国不存在20世纪遗留下来的大量陈旧的铁路基础设施，可以更快地应用先进技术，实现跨越式的突破。中国高铁的发展得到了国家层面的支持，注重技术创新，以顶层设计带动高速铁路发展，使得中国的高铁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中国目前已经建成1万多公里的全球规模最大的高铁网络，高铁运营技术、管理经验最为丰富，列车的安全性和舒适性，也得到了众多来访的外国政要的肯定。

参考文献：

[1] Immelt， J. R.， & Govindarajan， V.， & Trimble， C. How GE Is Disrupting Itself[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9（10）， 56-65.

[2] Govindarajan， V.， & Ramamurti， R. Reverse Innovation， Emerging Markets， and Global Strategy[J].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2011， 1（3-4）， 191-205.

[3] 陈劲. 以创新理论研究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N]. 人民日报， 2014年07月11日（07版：学者论坛）.

[4] 朱孔来. 关于集成创新内涵特点及推进模式的思考[J]. 现代经济探讨， 2008 （6）： 41-45.

[5] “和谐号”CRH380A十大技术创新[N]. 人民政协报， 2010年12月9日（第12版：中国高速铁路自主创新特刊）.

[6] Ramamurti， R.，& Singh， J.V. Emerging Multinationalsin Emerging Market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7] Ramamurti R.Impact of the crisis on new FDI players[A]. Columbia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FDI， the global crisis， and sustainable recovery[C]. New York： 2009.

[8] Christensen， C. M.，& Bower， J. L. Customer power， strategicinvestment， and the failure of leading firms[J]. StrategicManagement Journal 1996， 17（3）： 197218.

Reverse Innovation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CSR Qingdao Sifang

ZHENG Zongxi1，CHEN Jin2

（1.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anagement， Hangzhou 310027；

2.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