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作业论文范文第1篇

最近，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布置家庭作业的量和时间进行调查，并且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初中学生(包括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做家庭作业的时间不应超过1小时。但是，经调查：农村学校中有许多学生完成作业的平均时间远超过1小时。经分析主要原因如下：其一，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是针对全体学生的，而每个班级的学生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导致学生完成作业时间明显不同：对于一些学习好的学生，他们完成家庭作业的时间根本不要1小时，甚至有的学生在学校里就能轻松完成，他们所花的时间只有30分钟，但是对于学困生，他们完成作业的时间就要超过1小时、2小时，或者根本无法当天完成。于是农村学生完成作业的平均时间会偏高。其二，部分农村学校布置的数学家庭作业，只重视理论知识的考察的题目，而缺乏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富有情境的题目，使学生对家庭作业产生厌倦感，为了交差而完成作业，缺乏内在动力。于是，拖拖拉拉的完成作业，延误了完成作业的时间，甚至出现抄袭作业的情况。其三，教师课堂教学效率低下，只能靠布置大量的家庭作业来巩固当天的知识内容，让学生苦战于“题海之中”。

针对上述的情况，笔者结合“分层教学”的原理，尝试着对农村学生数学家庭作业进行分层布置。采取了设置家庭作业的“梯度”、提高家庭作业的“趣味”、控制家庭作业量等方法，吸引不同层次的学生乐于完成家庭作业，减少学生完成作业的时间，还给学生能够自由把握课余时间的权利。

“分层教学”是一种对传统教学的改造。它通过改变教学策略来提高教学的内在品质，使教学既能适应学生个别差异又能促进学生共同提高的教学组织方式。而家庭作业分层，是切实考虑到农村各层次学生的可接受性，遵循“量力而行，共同提高”的原则，针对不同层次的农村学生布置不同的作业。

一、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可以提高学习有困难学生的完成作业的积极性。

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允许在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根据他们自己的学习情况“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作业。这样做既减轻这一部分学生家庭作业的过重负担，增添了他们完成家庭作业的积极性，为他们自主完成作业增加了信心和乐趣，提高了作业质量；同时也可以减少或避免学生抄袭其他同学家庭作业的现象。虽然对学习有困难学生进行分层次安排家庭作业，由于不用顾忌优秀学生吃不饱，所以降低难度，学生能做多少就布置多少，表面上学生作业量的少了、浅了，但却能比较系统地掌握巩固课堂教学内容。

比如我在《2.1有理数的加法（一）》的作业中，删掉了配套作业本上的综合运用部分的内容，而改成如下的内容：

和式和的符号和的绝对值和表达式

（+5）+（+8）（+5）+（+8）=

（-15）+（+8）（-15）+（+8）=

（-12）+（-7）（-12）+（-7）=

（+10）+（-20）（+10）+（-20）=

（-30）+（+30）（-30）+（+30）=

由于在布置家庭作业时进行了分层原理，而对这一部分学生实行“低起点、低难度”的家庭作业要求，自然就调动了他们独立完成家庭作业的积极性，从而改变他们自卑、落后的心理状态。而且老师选择作业时自始至终是关注着这一部分学生，这种“待遇”是他们在传统状态下所享受不到的，这也激发了学习有困难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真正实现这一部分学生提高学习成绩并向优秀学生转化创造了条件。随着家庭作业层难度的由低到高的发展和作业层次的不断提高，学生做家庭作业的能力和学习的探究能力也相应得到了提高。

二、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可以提高学习比较轻松学生的完成作业的创新性。

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允许教师对学习比较轻松的学生设置一些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的家庭作业，而不用担心作业难度的适中性。从而使教师可以更专心的设计一些数学问题。可以在家庭作业中渗透与其他学科“整合”、或其他知识体系的“综合”思想。用联系的、整体的眼光重新审视家庭作业的内涵，这样的家庭作业肯定会加深优秀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培养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能有效的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真正体现：“数学是人们生活、劳动和学习必不可少的工具”。

比如：在《认识不等式的解》一节中，针对学习有余力的学生补充一些有创意的作业，意在培养学生的数学分类思想与分类讨论能力。作业设计如下：

小明说：3a>4a，聪明的你认为呢？

又如：在《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中设计了如下问题：

某班有23位同学去郊游，他们有两种租车方式：出租车和人力三轮车，已知，出租车每辆最多乘4人，三轮车最多坐2人。

（1）请你设计他们的可行的租车方案（5种以上）。

（2）如果出租车每辆每次10元，三轮车每辆每次7元，请你设计最节省的租车方案。

数学能够帮助人们进行数据处理、帮助人们进行合理计算、帮助从们进行演绎推理。通过对数学模型理解，使他们能够有效地描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并用数学工具为其他学科提供了思想和方法。这无论是对培养优秀学生数学思想，还是为完善他们数学方法，还是发展他们应用能力，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正是家庭作业的分层，才可以使学习轻松的学生有这样的机回，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三、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可以提高厌学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可能性。

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对纪律差、厌学学生完成家庭作业创造了可能。纪律差、厌学学生，他们不是做作业的时间太多，而是不肯做家庭作业，他们要么抄袭其他同学的家庭作业，要么就干脆不做家庭作业。造成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他们学习态度不好，对数学学习没有兴趣、没有积极性。课堂上根本不听，而且自由散漫现象严重，他们不仅自己不学，还严重地影响他人的学习。对于这些学生，我们布置的家庭作业可以是与传统的作业有差别的：我们根据中学生好奇、求胜欲强、学习从兴趣出发的特点，结合数学本身独具的内容丰富、趣味性强等特点，努力挖掘各种内在因素，创设情境，诱发激励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兴趣，因此，教师要设计的家庭作业应该是比较容易完成的。

比如，进行一些简单的社会调查，收集数学数据等等。使他们由被动的“要我做”转变为主动的“我要做”，从而引起他们做作业的兴趣，并从中获得成功的喜悦。比如在讲到《数据的收集》这一节时我设计了如下的作业题：

据了解,区教育局要求初中学生做家庭作业的平均时间,不应超过1小时,请你设计调查表,调查全班同学每天做作业的平均时间,并检验是否符合规定?并向数学老师提出你的建议。

实践证明，这样的作业能激发学生做家庭作业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独立完成家庭作业，而且学生们提出了许多的建议，使学生们充分到参与到问题中。必要时，教师可以参与到这一部分学生的家庭作业之中，帮助他们设计调查表，为他们作示范，鼓励他们独立完成家庭作业。这样就可以提高厌学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可能性。

初中数学家庭作业的分层布置尊重每个学生的年龄特点，重视学生的心理特征及个性差异，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了施展才能机会，并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为数学教师提供了面向全体学生的教学平台。尝试工作还正在继续进行中……

参考文献：

家庭作业论文范文第2篇

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广义虚拟经济成为了社会与学术界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已经开始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首先，突出对心理需求的满足是广义虚拟经济的主要特征。当今传统的经济研究将重点放在对物的研究上，而忽视了人的心理需求这个关键因素。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则是以人的价值判断为基准，充分考虑人的心理需求，形成了“看不见的心”的新规制。林左鸣（2010、2011）指出，在“物本”，即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会开始寻求“人本”的满足，即对心理需求的满足。这充分体现了广义虚拟经济有别于传统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次，虚拟价值的交换是实现广义虚拟经济的途径。广义虚拟经济通过创造满足人们心理需要的虚拟价值，来实现其经济活动的意义，它的出现为许多在实体经济上无法再获得发展空间的经济体，带来了又一轮大踏步前进的动力。如IBM、ISPAOL（美国在线公司）和华纳公司就是通过成功进军广义虚拟经济，从而获得新一轮大发展的典范；而Sony则因为踌躇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而被诸多竞争者后来居上，不仅失去了虚拟经济的新阵地，也失去了原有领域的竞争优势（晓林等，2008）。再次，基于价值论的新财富观是广义虚拟经济的基础与起点。广义虚拟经济坚持认为财富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范畴，并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了劳动价值论，从生活价值论的意义上讨论了财富的新属性，拓展了财富生成的空间，并运用新的财富观念审视了虚拟价值的属性（林左鸣等，2006）。基于价值论的基本思想，广义虚拟经济又进而发展出了二元人本论以及系统论等主要理论分支，并使得基于价值论、二元人本论与系统论的广义虚拟经济与基于金融轮的狭义虚拟经济一起，构成了描述虚拟经济的理论，并与实体经济理论相互促进和补充。（成思危，1999、2003；刘骏民，2000；陈吉磊等，2011；林左鸣等，2011；王延亮等，2011；宗寒，2012；曾鸿，2012；周永刚等，2013）第四，应用性研究是广义虚拟经济研究的新方向。随着广义虚拟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相关理论也逐渐被应用于对各个行业。传媒（吴秀生，2006）、农业与农村发展（吴秀生等，2007）、物联网与新能源（萧琛等，2011）、ICE（智能文化教育）产业（萧琛等，2011）等领域都出现了广义虚拟经济研究的视角。最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成为了研究服务业、家庭服务业问题的有效方法。针对服务业，学者们提出，传统服务行业的企业员工通过向顾客提供服务来完成商品价值的传递，在服务关系中，人们的心理特征和需求等内在因素对服务评价的影响作用相对于客观外在的的因素更为显著。对广义虚拟经济与服务业的相关研究显示，消费者的社会群聚性需求、信任、关系倾向等心理因素对顾客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顾客满意度的大小又最终决定了顾客对服务忠诚度的高低。顾客的忠诚度越高，说明服务不仅仅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要，而且相比之下更多的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易楠等，2012；张明立等，2014；张运良等，2012）。具体到家庭服务业，近年来也开始有学者就如何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去研究家庭服务业该如何发展（王志刚等，2012）、家庭服务业如何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如何避免家庭服务业中的“私签”现象等具体问题展开了研究与探讨（王志刚等，2012）。综上所述，家庭服务业作为广义虚拟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产业，其未来发展也必须由现在的“物本”，向“人本”的方向发展。但是，目前在研究广义虚拟经济的相关文献中，理论性研究较多，应用性研究较少；在为数不多的应用性研究中，针对基于信息技术等直接创造虚拟价值的行业研究较多，而针对像家庭服务业这种基于劳动，同时需要实现从实体价值向虚拟价值转换的行业的研究较少；在将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运用于家庭服务业的有关研究中，也鲜有学者运用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从微观层面，就消费者对家庭服务的选择行为及支付意愿进行研究。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一）样本数据来源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于对北京地区家庭服务业市场问卷抽样调研。调研地点选择家庭服务公司数量较多的朝阳区、西城区、东城区与海淀区。调研共回收问卷825份，其中有效问卷768份，有效率为93.09%。

（二）样本特征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调研样本中性别比例比较平衡，男女基本各占一半。年龄层次偏年轻化，其中20~30岁以及30~40岁分别超过三分之一，是调查样本的主要年龄层次。样本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其中本科及硕士以上占比分别超过四成和两成，本科以上学历总共超过七成。而小学、初中占比较小，高中、技校、中专以及大专共占比约三成。出现这样结果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源于样本年轻化，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受过本科以上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在北京工作人群大多具有学历上的基本准入条件，这样就使得样本文化程度较高。有学龄前儿童的样本对家庭服务业中早教以及母婴护理有着比较明显的需求，随着近年来消费意识的转变，对其需求更加强烈。同时，早教及母婴护理类型的工作，相对来说具备一定技术上的要求。从样本的居住情况来看，北京市拥有较多的外来人口，且在北京购买住宅、子女教育都与户口有着直接的关系。样本中北京户口人群占六成，外地户口占四成。从住所性质来看，自有住房占据一半比例，其次是选择在北京租房居住占到三成；居住在单位提供的公寓占到两成。大体上说，自有住房意味着在北京安家，可以侧面反映这部分人群多为固定居住人群，对家庭服务业选择的概率要大于另外一半流动性较强的群体。从居住状态上逾一半样本人群和朋友共同居住，有五分之一的人处于独自居住状态，与配偶居住的占到近两成，仅与父母居住的占到很小非比例。这显示，居住状态的特征，反映了样本年龄层次的生活特点。从样本的工作性质来看，普通的企业员工占到三分之一，企业管理者占比为四分之一，技术人员，公务员所占比例不到两成，而工人、私营业主或者无业退休人员占比更小。数据反映出样本人群大多处于较为繁忙的工作状态。从样本的月收入水平来看，5000～10000元水平占据最大比例，将近四成，处于每月5000元以下的占比不到两成，而仅四成样本群体收入超过每月1万元，受调查者中月收入超过2万元的占比不到一成。相比2013年北京市民5453元的月平均收入来说，受调查者的总体月收入水平与北京市平均水平持平。从对家庭服务员的雇佣情况来看，调查样本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群正在雇佣家庭服务员。家庭服务中提供做饭和保洁工作的比率分别为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总和将近六成。而老人、病人、母婴等护理具有相似比例，分别占比不到两成。若我们按照工作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将家庭服务员从事的工作进行分类，把保洁、做饭等低水平工作归为家庭劳动类服务，把老人与母婴的护理等需要一定技能的工作归为家庭护理类服务，把早教与家教外教等需要较高技术水平的工作归为家庭教育类服务，则目前被调查区域从事家庭劳动类的家庭服务员还是占据大多数。这说明，在北京市家庭服务业中传统服务类型占据较大市场。对家庭服务的支付情况来看，占最多比例的是每月3000元以下的水平，其中每月2000~3000元的占到三分之一，而能够超过每月4000元的仅有不到一成。

三、计量模型

本文的分析分成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了解什么样的消费者会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在这个阶段，我们会考察消费者的个人特征、职业和居住情况等因素对消费者雇佣决策的影响。第二阶段，我们要了解在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的消费者中，消费者是否愿意为高水平家庭服务工作进行更高的支付。本研究在实证分析上最大的特点是，只有当消费者在第一阶段选择了雇佣家庭服务后，第二阶段的如家庭服务工作层次等变量才能被观察到。对于这个过程可能产生的选择性偏误（selectionbias），本文采取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模型减少其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一般的，Heckman备择模型可以用来估计第二阶段因变量为连续变量的问题。而本文遇到的问题是，在进行样本选择后，即当消费者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后，第二阶段面对的是一个需要进行有序probit回归的步骤，因为支付意愿是由低到高排列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使用有序probit回归或者Heckman二阶段回归。对此，Vella（1998）从假设、估计方法和数据结构三个方面讨论了存在样本选择时的估计问题；Nayg（a2003）运用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模型研究了消费者对辐照食品的支付意愿；DeLucaetal（.2011）又对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估计理论与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与补充。根据具体情形，本文利用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模型来进行估计。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若ρ=0，则atanhρ=0，则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与一般的有序probit将得到同样的结果。若ρ≠0，则必须运用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回归来估计最终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四、计量结果

（一）变量设定按照前文提出的两阶段模型，我们设定两阶段模型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如表2所示。

（二）估计结果及分析本文使用计量分析软件Stata13.0中的orderedprobitmodelwithselection功能，在对消费者是否雇佣家庭服务员进行probit回归的基础上，分别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进行有序probit估计，并计算各个选定自变量分别对支付意愿五个等级的边际效应。具体分析如下。首先，考察第一阶段影响消费者雇佣家庭服务员的主要因素。可以从表3看出，在样本的个体特征方面，呈现两个影响结果。一方面，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中是否有学龄前儿童以及是否与父母共同居住对是否选择家庭服务员的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以年龄的边际效应最为显著，即年龄在30岁以上的消费者有15%的可能性更倾向于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本文的调查对象主要由年龄在30至50岁之间的高学历人群构成，这一组样本一般都处于自己事业的上升和成熟阶段。他们会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工作当中，而更容易忽视家庭的基本事务，他们会更倾向于雇佣家庭服务员来打理自己家庭的基本事务，比如照顾学龄前的孩子与年迈的父母。另一方面，与上述个体特征影响的结果相反，婚姻对是否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决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已婚人士较未婚人士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可能性低13%。原因可能是因为已婚人士无论在事业还是家庭上都有配偶一同分担，从而相对未婚人士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家庭基本事务，因此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可能性较低。在样本的个人收入方面，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消费者更有可能雇佣家庭服务员，可能性比月收入1万元以下的消费者高12%。高收入的人更有能力雇佣家庭服务员，而且高收入人群生活条件比较好，因此，他们也会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来分担自己处理家庭事务方面的负担，从而自己消费更多的闲暇。值得注意的是，薪水在三个月内增加的受访者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可能性相比之下约增加了15%。同时，接近二成的边际效果让我们看到消费者对家庭服务存在很高的需求，而且雇佣与否的决策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收入是否能够负担的起对家庭服务员的雇佣。此外，是否具有北京户口、房屋是否自有以及是否为公务员对消费者的雇佣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具有北京户口、房屋自由以及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对家庭服务有更大的需求。其次，考察一下第二阶段消费者对家庭服务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该表可以看到，athrho的p值为0.001，说明athrho的估计值在5%的置信区间上显著异于零，因此存在样本选择偏误的问题。同时，两阶段误差项的相关性的检验结果也是显著的，这说明，本文采用基于样本选择模型的有序probit回归是合理的。从自变量的显著性来看，家庭服务工作层次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年龄以及是否为公务员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总体情况来看，若家庭服务员所提供的工作适当提高层次，则消费者对家庭服务更倾向于高水平的支付；若消费者年龄大于30岁、职业为公务员，则相比之下对家庭服务更倾向于低水平支付。再次，考察一下自变量对每个层次消费支付意愿的边际效应。由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是一个在取值上有顺序的离散变量，因此各个自变量对其总体的影响与各个自变量对其每个层次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在表4中各自变量的估计系数是其对费者支付意愿的总体影响。与此相比，考察自变量对消费者支付意愿各个层次的边际影响更有意义。因此，本文进一步的求取每个自变量对费者支付意愿的每个层次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具体考察如下。在边际效应中，家庭服务工作层次、年龄与是否为公务员这三个自变量对支付意愿的相应层次有显著影响。具体的分析分三点进行。一是在家庭服务工作层次的边际效应上，我们看到了令人关注的结果。当家庭服务员所提供的家庭服务工作层次每提高一个层级时，消费者对其进行低水平支付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当家庭服务工作提高一个层次，消费者对家庭服务每月支付1000元以下的可能性显著降低3%、每月支付1000～2000元的可能性相比之下显著降低6%、而每月支付2000～3000元的可能性显著降低4%。可以看到，随着家庭服务员提供服务工作层次的上升，消费者不会倾向于对这种提高工作层次的行为进行低水平支付。相反，我们看到当消费者每月愿意支付4000元以上时，工作层次提高的边际效应显著为正，说明与低层次工作相比，提供更高层次的家庭服务工作会使消费者倾向于支付每月4000元以上的可能性增加约11%，是各层次中支付可能性最大的一项。我们认为，与家庭劳动类工作相比，家庭护理与家庭教育类的家庭服务工作更倾向于与消费者发生精神层面的交换，提供服务方与消费者交换的是虚拟价值，因此，家庭护理与家庭教育类的工作更能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如家庭护理工作不仅使得消费者的身体得到了关照，保证了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而且护理人员每日的照顾与陪伴使得受照顾的老人或孩子内心多了份安慰，少了份孤独，从而心理得到了满足。再如家庭教育类家庭服务工作，它使得受教育者掌握了技能，学到了知识，这会让他们在学校获得更好的成绩，得到学业上的认可，或者在工作中更加游刃有余，从而取得成就。家庭教育给家庭带来的成就感是无可比拟的，因此这也满足了很多望子成龙或者渴望成功的家庭的心理需要。因此，消费者愿意为这种能够满足其心理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家庭服务工作主动放弃较低水平的支付，并情愿采取较高水平的支付，显示出了对高水平家庭服务工作强烈的心理上的需求。这也是本文题目所强调的主旨。二是从年龄上看，年龄大于30岁的消费者更倾向于每月向家庭服务支付的区间为1000元以下至3000元，其中支付1000至2000元的可能性最大。而若家庭服务索要的支付额过高，即每月4000元以上时，边际效应的取值为负值，消费者不愿意雇佣家庭服务员。三是若消费者从事公务员工作，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愿意向家庭服务每月支付1000元以下至3000元，其中每月支付1000至2000元的可能性最大。而当家庭服务索要支付额超过每月4000元时，消费者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可能性显著下降。从年龄与是否为公务员这两个自变量的边际影响方面我们看到，若控制了家庭服务工作层次不变，则消费者更倾向于低水平的支付，而对高水平的支付表现出抵触的态度。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家庭作业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职院校；家政专业；人才培养

一、引 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正步入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生活现代化和劳动社会化阶段，家庭服务业呈现出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指导意见》，把家庭服务业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家庭服务业进入到一个大发展、大转型、大跨越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大量家政人才，来满足不断激增的市场发展需求[1]。我国一些大中城市出现了家政市场“用工荒”现象，同时，人们对家庭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精细化、专业化、个性化，知识技能型和专业智慧型的家政人员受到人们的青睐。现阶段，家庭服务行业不仅存在供需总量矛盾，供需结构矛盾，还存在严重的供需质量矛盾，从业人员综合素质低等问题，这些成为制约整个行业水平发展的主要瓶颈。以北京为例，40余万名家庭服务人员中，农村籍外来家政服务人员占90%，初中文化以下的占84%，上岗前接受过家政服务业务培训的不到30%，取得岗位职业技能鉴定证书的不到15%[2]。

高职院校作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培养家庭服务业人才的重要平台。高职院校要顺应时代要求，服务区域经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家庭服务需求，加强家政专业建设、培养符合家庭服务业市场需求的高质量家政人才。因此制定一个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是高职院校培养高素质、高技能家政人才的前提。从1988年我国第一所家政专业职业学校武汉现代家政学校（武汉家政职业学院的前身）的成立，到2012年38所高职院校家政专业的开办，高职院校的家政专业经历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发展路程。目前，一些高职院校抓住机遇迅速开设了家政专业，然而，其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培养模式等不尽人意。

二、家庭服务业和家政教育的内涵

家庭服务业是以家庭为服务对象，向家庭提供各类劳务，满足家庭生活需求的服务行业，旨在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和人们的幸福指数。纵观国际家庭服务业的发展轨迹，都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认知和发展过程。有专家学者把我国目前的家庭服务业分为三个层次：简单劳务型服务，如维修、保洁等；知识技能型服务，如护理、营养、育儿、家教等；专家管理型服务，如高级管家的家庭事务管理、家庭理财、社交娱乐、家庭消费指导等[3]。家庭服务业是需求主导的行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需求目标的变化，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家庭服务也大致走过了由低级到高级，由粗放到精细的进程。大体上，人们家庭生活可以划分为三个基本层次：家庭物质生活、家庭精神生活、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融入。家政教育是培养人们的生活技能，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教育活动，其内容和目的也有层次性。我国家政教育的内容包括以下层次：普及型，针对家庭成员和社会公民的家庭生活基本素养教育；生存型，针对从事家庭服务相关职业人员的家庭服务基本技能教育；提升型，针对希望提升家庭生活质量以及更好履行家庭与社会责任的教育。

三、高职家政专业人才培养定位

（一）制定人才培养定位的原则

立足家政高职教育的现状，基于家庭服务人才需求的迫切性，应按照对接产业、面向未来、高端引导和突出特色的原则，明确家政工作任务及岗位群，确立人才培养目标。

对接产业，就是切实依托家庭服务业办好高职家政专业，使人才培养和岗位需求实现无缝对接，促进高职教育和家庭服务产业之间良性互动，协调发展。面向未来，就是要科学预测未来我国家政服务人才需求的变化趋势，以此作为高职院校家政专业发展的依据，不断增强家庭服务人才培养对未来需求的动态适应能力。高端引领，就是要坚持高起点定位、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引领高职院校家政专业科学发展，努力培养具有职业化素养的家庭服务高技能人才。突出特色，就是要树立特色化的办学理念，充分借鉴国外高职家政专业发展经验，从我国家庭服务业和高职教育的实际出发，探索构建符合时代需要、彰显中国特色的高职家政专业发展模式。

（二）明确工作任务及岗位群

对家政专业而言，形成中职、高职、本科乃至硕士、博士的梯级体系并对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人才需求是必然选择。家政专科专业的设置应该与职业培训、就业教育有区别。与国外成熟的家政专业体系相比，我国的家庭服务业的现实需求和高校专业建设的现状都有较大差异。日本、菲律宾的家政专业几乎涵盖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日本的家政相关专业就涵盖了家庭成员的衣、食、住、行、医、养、乐、教等诸多方面，而我国的“家政”范围相对较小。根据社会需求的层次性和发展方向，家政专业人才规格大致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型、技能应用型；根据对应职业，可以分为创业管理型、教学咨询型、实用操作型。理论研究型人才属于硕士、博士阶段的培养对象，高职层次的人才规格设定为实用操作型比较切合现实。根据家政服务产业的发展，高职家政专业主要对应九大职业岗位（如表1）。

表1 高职家政专业工作任务及岗位群

（三）确立家政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面向家政服务员、家庭护理员、家庭管家、营养管理员、家庭早教师等一线岗位，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身心健康，具有现代家庭服务和管理理念，具备家政岗位任职要求必备的专门理论知识，熟练掌握家政岗位服务技能，适应现代家政服务业需要的可持续发展的高素质高技能型专门人才。

（四）明确家政专业人才培养规格

思想品德素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奋斗的理想、事业心和责任感。初步树立科学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能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健康的心理素质、较强社会交往素质和一定的文化艺术修养。

知识结构要求：掌握必备的家政学、管理学、营养学、卫生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了解我国家政行业方针、政策和法规。

能力结构要求：熟练掌握家政服务业岗位职业技能；具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人际沟通、合作能力；具有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和阅读与写作能力；具有较强的职业发展规划能力和一定的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培养国际视野，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能熟练地进行日常生活会话；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

四、围绕培养定位，高职家政专业人才培养思路

（一）根据区域经济，选择相应家政专业方向

家庭服务业作为从传统“保姆”发展起来的新行业，尚未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受“侍候人”、“低人一等”等旧观念的影响，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被社会上一些人看不起，没有得到用人家庭应有的尊重。家政职业认可度低，导致专业出现严重的生源危机[4]。区域经济是高职教育发展的支撑，高职教育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与动力因素。只有坚持以服务促发展，以贡献求支持，才能赢得最佳的发展环境，获得最大的发展空间。为了实现高职家政专业的长远发展，高职院校应根据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家庭服务业急需的家庭早教师、养老护理员、高级管家、涉外家政进行选择，与高等院校实行错位发展，服务地方经济，从而确立自身的人才培养优势，打造特色和优势品牌。

（二）构建理论体系，注重家政职业素质培养

依据家政专业人才规格与人才培养目标，高职家政专业的理论教学体系由四大板块构成：公共通识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技能课程、选修课程。公共通识课程包括由国家指定统一开设的课程，也包括学校根据自身办学定位确定的具有学校特色的素质教育课程。一般包括思想素质课程、身体素质课程、文化素质课程、学校特色课程。专业基础课程是坚持实用、够用、管用的原则针对学科门类开设的旨在奠定基本基础的课程，如：家政学概论、营养与卫生、服务礼仪、家庭服务法法规等。专业技能课程是理论教学体系的重点，以学生掌握一定的技能知识为主要目的，主要使学生通过理论掌握一定的技能操作方法与技巧，能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由于家政专业涉及面广，因此应根据用人需要和家政行业相应岗位，选择模块化的专业技能课程。选修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职业发展能力。家庭是人的互动场所，家政服务属于高接触劳动，家政人员职业素质的高低会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境界，直接影响其工作质量。因此，在整个理论教学体系中要始终注重学生的家政职业素质，使学生既要遵纪守法、文明礼貌、行为规范，又要爱岗敬业、诚实有信、注重效率、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强烈的工作责任感。具有较高职业素质的家政从业者，有利于树立家政从业人员良好的职业形象，从而提高家政行业的社会美誉度。

（三）强化实践环节，实行分阶段全过程贯穿

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能力的最有效手段。根据家政行业对人才的要求，家政专科专业必须要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高职家政专业教学计划中，应设立相对独立的实践教学体系，实行三年全程贯穿，按阶段逐步深化，实践环节所占比例至少应达二分之一。高职家政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括与理论配套的课内实训、课程实习、专业认识实习、专业综合实习、学生顶岗学习和毕业论文的设计与撰写等多种形式。通过实践性教学，一方面使学生的家政理论知识得到及时消化，另一方面使学生能尽早实现与家政实际工作的同步，能提前体验实际工作的需要，实现“零距离”就业的目标。高职家政专业实践教学中，应充分利用校内实训室和校外实训基地的各种条件，使学生尽可能在真实的环境中去完成实训实践，通过校企合作、工学交替等为学生的实践学习提供充足的保障。

（四）寻求多方合作，探索多元共赢培养模式

高职家政专业学生能否实现就业是关系家政专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大事。家政专科专业的发展要以社会需求为依据，找准专业定位，与企业、政府、社区等主体合作，采取三位一体、订单培养、社区联合、半工半读、现代学徒制等多元化的办学模式。在我国大力发展家庭服务业和重视职业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积极探索“三体一体”人才培养模式[5]，即“政校企”一体，政府主管部门、学校和家政企业（行业）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双赢互动、分工协作、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同时又以各自的社会需求目标为依据，彼此制约，缔造利益共同体，共同培养家政服务专门人才。与家政企业实行订单培养，同企业联合办学，积极推行工学结合，不仅有利于家政企业培养出适合自己的实用型人才，也有利于学生今后的就业。传统“乡村社会”和 “机关社会”的社会结构正在变成“家庭+社区”的结构，社区成为大部分家庭特别是城市家庭的主要栖息地，社区与千家万户有着紧密联系。目前，社区也非常需要家政专业对接甚至“落户”，客观上为家政专业的办学模式转变提供了便利。

（五）改革教学评价模式，构建职业技能评价体系

家政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不能是单纯的知识教育，学生学习的最终目的在于运用，考核目的不仅考察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程度，也需要检验学生融会贯通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操作能力。如果采用期末一次性考核决定的考评方法，学生只重视书本理论轻视实践应用，无法达到家政技能的教学目标。因此要改革教学评价模式，采取理论考试与实训相结合，并构建职业技能评价体系。在教学考核过程中，与职业技能相关课程侧重应用考试和操作考试方法，引导学生主动参加家政师、养老护理员、早教师、育婴师、公共营养师等资格考试。此外，在平时的家政课程学习中，教师引导学生全面、直观、正面的进行相互评价。在评价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引导学生通过自我反思和相互评价了解自己的不足和优势，学习别人的优点和特长，从学生的角度发现问题以及提出整改意见。最后，教师对学生操作结果进行综合评价，并对项目用到的知识加以梳理。教师在评价时不仅要指出问题所在，而且要给出具体改进的建议等，让学生可进一步改进，从而提高家政知识的综合掌握。

（六）壮大师资队伍，采用多种方式提高水平

师资队伍建设是高职家政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在当前家政师资力量严重薄弱的情况下，高职院校要努力壮大师资队伍，采用多种方式提高师资水平。一是积极开展校内培养。对家政专业的教师或有志于家政专业的教师，出台各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他们参加骨干教师培训，支持他们到国内外参加职业教育培训和专业研讨等学术交流活动，学习家政服务领域的新技术、新知识和新方法等，提升职业教育教学科研水平。二是加大引进力度。有计划地引进适应职业教育的教师，重点是将具备教师条件处在行业生产第一线的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操作技能的家政专业技术人员，充实到教师队伍中。三是建立高素质的校外兼职教师队伍。常年聘请有实力的家政企业专业技术人员作为兼职教师，对兼职教师进行教育教学能力的培养，使之承担专业技能训练课程和学生的顶岗实习等教学工作。

参考文献：

[1] 胡艺华.我国家政学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N].湖南日

报，2012-04-15（3）.

[2] 张文范.打造中国式家庭服务业发展体系[J].中国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2012，（2）.

[3] 黄进.家政服务业的“非正规性”与发展策略[J].社会

科学研究，2004，（5）.

[4] 闫文晟.我国家政职业教育发展出路探究[J].成人教育，

2012，（12）.

家庭作业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工作家庭冲突；美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155-03

美国对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已经有多年的历史，本文将就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简要分析一下美国的文化从中所起的作用。

一、工作家庭冲突的含义（Work-familyConflict）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于1980年，Near等学者首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学者们开始更多地涉足工作与家庭关系理论，关注的焦点多为工作家庭的冲突。Kahnetal（1964）认为工作家庭冲突是指自工作和家庭两方面的压力在某些方面不可调和时产生的一种角色交互冲突。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也可以从Kahn、Wolfe、Snoeck与Rosenthal在1964年所共同提出的角色冲突理论来看（Betz&Fitzgerald，1987）。这个理论主要是指存在有两个以上的压力，如果试图降低某个压力，则会加重另外一个（Burley，1991）。今天被人们广泛引用的是1985年由Greenhouset.al提出的定义，他认为工作家庭冲突是一种角色间的冲突，该冲突产生于工作和家庭领域内的压力之间，在某些方面是不可调和的，参与工作（家庭）角色就会使得参与家庭（工作）角色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冲突在工作领域会导致工作沮丧、工作衰竭，降低工作效率，影响员工工作满意度；在家庭领域里与婚姻满意度、父母满意度、子女的看护好坏密切相关；从个人角度讲，其会引发心理和生理疾病，影响个人健康。工作家庭冲突的结构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心理系统并且具有双向性，可分为因工作要求而产生的工作家庭冲突和因家庭要求而产生的家庭工作冲突两种类型。从冲突的具体表现载体看，工作家庭冲突有三种形式：基于时间的冲突、基于压力的冲突和基于行为的冲突。基于时间的冲突指的是将时间投入于满足一个领域的需求会消耗投入于其他领域的时间，可以是身体上或心理上的占据；基于压力的冲突指的是一个领域内产生的压力（例如不满意、焦虑和疲惫等）会导致很难满足另外一个领域的需求；基于行为的冲突指的是一个领域内培养起来的行为对于另外一个领域的角色需求来讲是不相容的，并且个体在领域间变换时无法调整行为。迄今，美国对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已有30多年的历史，研究内容非常丰富，研究成果也比较突出。

二、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看美国文化

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作为荷兰文化协会研究所所长，他用20种语言从态度和价值观方面，对分布在40个国家和地区的11.6万名IBM的员工进行了调查，包括从工人到博士和高层管理人员在内的、共116 000个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撰写了著名的《文化的结局》一书。根据研究成果，霍氏认为（HofsledeG，2001）：文化是在一个环境中的人们共同的心理程序，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体、区域或国家的这种程序互有差异。民族文化对员工的工作价值观和工作态度的显著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维度上：（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2）权利距离。（3）不确定性回避。（4）男性化/女性化（事业成功/生活质量）。（5）长远导向与短期导向。（Hofstede，1980）

最后结果表明，美国员工在所有40个国家中的个人主义分数最高，而权力距离得分低于平均值，不确定性回避得分低于平均值（对不确定性耐受性较高），在生活质量上得分较高，在长远导向上则得分较低。

1.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维度是衡量某一社会总体是关注个人的利益还是关注集体的利益个人主义倾向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人们倾向于关心自己及小家庭。美国人通常表现出一种个人主义取向。他们更重视独立性。自我实现即使不是一种期望，但至少更容易被人们接受。美国人更重视不受外部制约的“自由”。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具体有几个表现：崇尚个人奋斗、重视个人隐私、重视个人选择、崇尚小家庭等。而个人主义倾向强烈的公司管理者，常常自己独立决策。决策迅速但执行贯彻时间较长，因为他们不得不用更多的时间向员工来“推销”自己的决策目的、内容等等。

2.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指某一社会中地位低的人对于权力在社会或组织中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高权利距离文化接受不平等权力分布，认为社会等级结构的存在很自然。从分数上可知，美国文化属于低权力距离文化。

3.不确定性的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指一个社会受到不确定的事件和非常规的环境威胁时是否通过正式的渠道来避免和控制不确定性。美国是属于低度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这种文化对于反常的行为和意见比较宽容，乐于冒险，灵活性强，认为规则越少越好，在哲学、宗教方面他们容许各种不同的主张同时存在。美国较容易接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不为偏离的人或主张所困扰，因此对不寻常性的容忍度比较强。整体而言，美国的这种低度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心态较为放松，对企业的组织结构影响来讲，便较为容易出现各种组织并存的状况。

4.男性化和女性化（Masculine and Femininity）（事业成功/生活质量）维度，霍夫斯泰德把这种以社会性别角色的分工为基础的“男性化”倾向称之为男性或男子气概所代表的维度，它是指社会中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差别清楚，男人应表现得自信、坚强、注重物质成就，女人应表现得谦逊、温柔、关注生活质量；而与此相对立的“女性化”倾向则被其称之为女性或女性气质所代表的文化维度，它是指社会中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互相重叠，男人与女人都表现得谦逊、恭顺、关注生活质量。根据数值可得，美国为弱男性化文化社会。

三、美国工作家庭冲突的文化影响因素

1.美国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工作和家庭冲突。美国的个人主义社会要比东方集体主义社会更重视个人能够支配的时间，根据目前研究表明美国人注重家庭，认为家庭要比工作重要得多。Glenn回顾1971―1989的调查发现，美国人中占69%的人倾向于认为幸福的家庭对他们更加重要，仅仅有38%的人倾向于工作比家庭重要（Glenn，1997）。Hofstede发现，当今美国对于家庭更加重视的这种价值观与美国社会重视个人成长、重视亲情、重视生活质量等等的价值观是相辅相成的。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的事业，虽然工作的成功可以体现个人的成就和抱负，并且他们相信教育和努力工作才是成功的源泉，但是美国人工作的动力和满意度的源泉更倾向于兴趣，这种兴趣可以给美国人带来自我价值实现的感觉，那么个人的成就和抱负可以通过工作来实现。美国的领导理论以被领导者追求个人利益为基点。因此在美国，花在工作上的时间通常被视为实现个人抱负而不是为了家庭的幸福。总的来说，美国人倾向于将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等同看待，把个人需求和家庭需求区分开来，当工作和家庭都有需求时就会产生冲突。由于工作和家庭是互相竞争的，满足一方需求就以牺牲另一方需求为代价，额外的工作时间也常被看作是为了个人职业追求而牺牲了家庭的利益。可以推测，当工作时间需求很高时，个人主义下的美国人会感受到工作干涉家庭和感到更大的压力，Spector等人的研究支持了这个观点。

美国式的个人主义程度高也直接影响到了其家庭的特征。在个人主义下的美国人看来，一个好的家庭成员是不应该让工作干扰其家庭的。做不到这点，可能引起其他家庭成员的不满。家庭特征对工作家庭冲突也产生影响。属于家庭特征的家庭资源配置上，配偶支持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与工作家庭冲突呈负相关。美国家庭中，当某位家庭成员的工作影响了家庭生活，其他家庭成员倾向于采取谅解和劝慰的这种家庭支持，那么同时，该家庭成员也可能会因为工作的关系对家庭产生自责，长此以往，可能会引起各种家庭问题，导致例如子女关系疏远、分居、离婚等不良后果。因而在美国，过去的研究资料证实，工作问题反而没有家庭问题对美国人的成就感和幸福感的影响更大。Frone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在美国工作压力对员工身心健康的影响小于家庭压力对健康的影响。由于工作和家庭的这种关系及家庭成员的不支持态度，在美国当员工感到家庭对工作的干涉时，往往会导致婚姻质量的下降，导致诸如分居、离婚等严重后果。

2.美国低权力距离文化背景下的工作和家庭冲突。在低权力距离文化背景下，美国是一个具有几乎“平行结构”的社会，人们认为社会是一个任何人，无论出身贵贱，都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从头开始的社会，人人享有均等获得成功的机会，并且政府应该保障这种平等的机会。美国重视民主领导方式，倾向集体决策与参与，在人际关系上，人们崇尚平等的关系。在公司和机构里上级行使自己的权力，必须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不能。美国的许多雇员并不盲目服从其管理者的意愿，并不大可能相信其管理者肯定正确。霍夫斯泰德还认为“接受权力差距的程度”，直接影响到实现职工参与管理的情况。在美国的低权力差距的组织中，管理者与下属之间，只保持一个较低程度的权力差距，下属则广泛参与影响他们工作行为的决策。这样的一个低权力差异的组织中，这种低权力特征影响了组织关心员工工作家庭的能力与愿望，从而对员工的工作家庭关系产生影响。另外组织的文化和氛围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员工的工作家庭关系。因而在组织支持策略上，美国的员工能够更广泛地参与到决策的讨论中去，有利于在组织文化中营造支持家庭生活的氛围，提高工作和场所的灵活性。支持性的组织通常能降低员工工作家庭冲突的体验。

3.美国低度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背景下的工作和家庭冲突。组织的主要功能就是分配权力以及减少或防止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因而美国的低度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对美国企业组织结构的影响较大。另外，工作特征也是影响工作家庭冲突的因素之一，主要包括工作时间特征、工作需求和工作资源。不规则的工作时间表、周末加班和倒班会增加工作家庭冲突。工作自主性（员工对工作时间安排、工作计划安排和工作权限等的控制能力）与冲突成反比，工作自主性越强，感受到的冲突越少。然而在低确定性回避的美国，人们显得怠惰、懒散一些，缺乏工作自主性，认为人们对于成文法规在感情上是接受不了的，认为规则越少越好；这种弱不确定性规避的组织，很少强调控制，工作条例和流程规范化和标准化程度较低。因而在影响家庭工作冲突的组织和工作特征这两方面，美国的低度不确定性规避文化都会对工作家庭冲突产生影响。

4.美国弱男性化文化背景下的工作和家庭冲突一方面，美国表现出较弱的男性化气质文化，因而对于性别差异认同度不高，没有明显的性别歧视。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1987年的统计，在核心家庭单位中，丈夫在外工作，妻子照料家务和小孩的传统模式现在只有不到4%的家庭中存在；在有小孩的家庭中，25%实际上是由单亲父母照养的。有25%的公司员工还要关照他们的老年家属。1992年，在美国的整个劳动队伍中，70%的女性员工有不到6岁的小孩；孩子小于3岁的妇女中，60%的人有职业。67%的男性员工的妻子是职业妇女。Murphy和Cooper在美国的研究表明，美国公司每年与工作家庭冲突相关的直接成本大约是l500亿美元。传统家庭数量的减少和双职工家庭以及单亲家庭的增加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员工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冲突问题。

另一方面，作为具有弱男性化气质倾向的美国，生活质量的概念更为人们所看中，人们一般乐于采取和解的、谈判的方式去解决组织中的冲突问题，其文化强调平等、团结，人们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占有，而是心灵的沟通，对生活的看法则是“工作是为了生活”。美国社会对于男女双性在工作场所和家庭中扮演的大量角色则持较为开明的观点。美国的这种弱男性化文化珍视人际关系，关心他人，看重家庭生活与工作之间更好的平衡。一旦工作占据了家庭生活时间，即会产生工作家庭冲突。

四、结语

本文运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理论简要分析了美国文化对于美国的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对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工作家庭冲突的产生和策略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此篇文章具有研究的局限性，霍夫斯泰德模型并不全部适用于文化的不同层面，只适用于国家文化这一层面，另外，这种静态的研究并没有涉及对影响文化价值观变化因素及文化演变的分析。并且本文研究的家庭文化冲突更多的是集中在企业这个范畴，对其他行业的涉猎较少，并且在文化的影响方面主要局限在根据霍夫斯泰德的理论内进行分析。这些都将是本人以后将要改进的方面或是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Betz & Fitzgerald，L.F.The Career Psychology of Women[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87.

[2]Glenn N.D. What does family mean？[J].American Demographics， 1977，（6）：30-37.

[3]Greenhaus J. H.， Parasuraman S. & Collins K.M..Career involvement and family involvement as moderator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withdrawal from a profession[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2001，6（2）：91-100.

[4]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M].Sage： Beverly Hill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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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ahn， R. L.etal. Organizational Stress： Studies in Role Conflict and Ambiguity[M]. New York： Wiley，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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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汤新煌，关哲. 试析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跨文化视角[J]. 辽东学院学报， 2006， （4）.

家庭作业论文范文第5篇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尽管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冲击对于失业问题的解释非常重要，但是劳动力市场以外的因素也会有重要的关联。其中家庭消费贷款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子。

一．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而造成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会导致消费者对风险的厌恶

首先，耐用消费品如住房和汽车的消费往往会花费一个家庭大量的可支配收入，这些耐用消费品与非耐用消费品比较起来，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不易于调整。人们在购买耐用消费品时会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同样人们也不会轻易的将之转手出售，因为耐用消费品的交易会附加高额的税收和手续费用。其次，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往往会导致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显而易见，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房屋和汽车的消费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往往会依赖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贷，从而产生家庭消费贷款。而一个家庭其消费贷款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大，则家庭每个月用来还贷的收入越多，即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越少，因此家庭成员就会更加的厌恶风险，就会更加在意收入的保障情况。

二．家庭消费贷款率的升高会降低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众所周知，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工会与企业讨价还价的结果。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果工人的态度过于强硬可能会导致失业的痛苦。特别是对于拥有高额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工人来讲，一旦失业将会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可支配收入减少的巨大痛苦。因此，这些负债的工人在讨论工资定价时就会选择一种温和的态度，以至于更容易接受比较低的工资水平，从而减少他们本身的失业几率。如果，该国的国民都习惯于贷款消费，家庭消费贷款数额都比较大的时候，这种个体的厌恶风险以求得保障的行为一旦结合起来，就会严重的影响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三．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越低，该国的失业率水平越低

在失业率的决定的理论中，著名的经济学家Layard和Nickell提出了均衡工资水平会决定一国就业率的水平。均衡工资越高，企业的生产成本越高，因此会压缩就业人数；反之企业会扩大雇佣工人的数量。因此，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的高低会影响均衡工资水平，而均衡工资水平又会影响失业率水平，即一国的平均家庭消费贷款率越高，国民的风险和危机意识就较强，这种对风险的厌恶会改善一国的就业状况，从而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失业水平。

四．在对16个OECD国家40多年来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的数据统计和实证研究显示，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确实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首先，从1960年到2000年16个OECD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之间确实存在着反向的关系：

表1：家庭消费贷款率与失业率%（1995）

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

挪威140.56.1芬兰73.716.4

瑞士128.94.0荷兰64.96.6

瑞典100.39.1西班牙62.222.7

日本94.42.5澳大利亚6010.9

美国91.76.9法国51.711.7

英国88.910.5丹麦49.710.1

加拿大85.611.2比利时41.58.9

德国75.66.1意大利32.08.3

数据来源:Kneeshaw(1995)br3

其次，对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做简单的OLS回归，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26），显著性为[4.95]。如果考虑到更多的变量及其相互作用，我们还引入了劳动力市场的相关变量，宏观经济的外部变量等因子，此时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039），显著性为[2.24]。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一国的平均家庭消费贷款率对于本国的失业率的变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一国的货币金融政策也是解释失业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某国的金融贷款制度比较开放，或是国民的贷款消费意识比较强烈时，该国的人均家庭消费贷款率就会比较高，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会导致全社会的工资节制，缓解工资压力，结果会使整个社会的失业率水平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本文是青岛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作者毕业于挪威奥斯陆大学，现在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任教）

家庭消费贷款与失业率关系的研究

文/马晓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爆发，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遭受了巨大的失业冲击。从纵向的时间序列来看，失业率在大多数的OECD国家中呈波动上涨趋势，从横向的国别差异来看，失业率在不同的OECD成员国中的变化又呈现出巨大的相异性，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失业率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巨大差异？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一国失业率的高低？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就失业问题，以及影响失业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给出了许多可能的解释。例如劳动力市场的刚性论（Layardetal.1991）；宏观经济的外部冲击论（Phelps,1994）；以及刚性论和冲击论的结合（BlanchardandWolfers,2000）。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尽管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冲击对于失业问题的解释非常重要，但是劳动力市场以外的因素也会有重要的关联。其中家庭消费贷款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子。

一．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而造成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会导致消费者对风险的厌恶

首先，耐用消费品如住房和汽车的消费往往会花费一个家庭大量的可支配收入，这些耐用消费品与非耐用消费品比较起来，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不易于调整。人们在购买耐用消费品时会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同样人们也不会轻易的将之转手出售，因为耐用消费品的交易会附加高额的税收和手续费用。其次，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往往会导致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显而易见，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房屋和汽车的消费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往往会依赖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贷，从而产生家庭消费贷款。而一个家庭其消费贷款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大，则家庭每个月用来还贷的收入越多，即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越少，因此家庭成员就会更加的厌恶风险，就会更加在意收入的保障情况。

二．家庭消费贷款率的升高会降低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众所周知，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工会与企业讨价还价的结果。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果工人的态度过于强硬可能会导致失业的痛苦。特别是对于拥有高额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工人来讲，一旦失业将会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可支配收入减少的巨大痛苦。因此，这些负债的工人在讨论工资定价时就会选择一种温和的态度，以至于更容易接受比较低的工资水平，从而减少他们本身的失业几率。如果，该国的国民都习惯于贷款消费，家庭消费贷款数额都比较大的时候，这种个体的厌恶风险以求得保障的行为一旦结合起来，就会严重的影响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三．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越低，该国的失业率水平越低

在失业率的决定的理论中，著名的经济学家Layard和Nickell提出了均衡工资水平会决定一国就业率的水平。均衡工资越高，企业的生产成本越高，因此会压缩就业人数；反之企业会扩大雇佣工人的数量。因此，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的高低会影响均衡工资水平，而均衡工资水平又会影响失业率水平，即一国的平均家庭消费贷款率越高，国民的风险和危机意识就较强，这种对风险的厌恶会改善一国的就业状况，从而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失业水平。

四．在对16个OECD国家40多年来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的数据统计和实证研究显示，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确实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首先，从1960年到2000年16个OECD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之间确实存在着反向的关系：

表1：家庭消费贷款率与失业率%（1995）

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

挪威140.56.1芬兰73.716.4

瑞士128.94.0荷兰64.96.6

瑞典100.39.1西班牙62.222.7

日本94.42.5澳大利亚6010.9

美国91.76.9法国51.711.7

英国88.910.5丹麦49.710.1

加拿大85.611.2比利时41.58.9

德国75.66.1意大利32.08.3

数据来源:Kneeshaw(1995)br3

其次，对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做简单的OLS回归，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26），显著性为[4.95]。如果考虑到更多的变量及其相互作用，我们还引入了劳动力市场的相关变量，宏观经济的外部变量等因子，此时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039），显著性为[2.24]。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一国的平均家庭消费贷款率对于本国的失业率的变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一国的货币金融政策也是解释失业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某国的金融贷款制度比较开放，或是国民的贷款消费意识比较强烈时，该国的人均家庭消费贷款率就会比较高，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会导致全社会的工资节制，缓解工资压力，结果会使整个社会的失业率水平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本文是青岛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作者毕业于挪威奥斯陆大学，现在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任教）

家庭消费贷款与失业率关系的研究

文/马晓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爆发，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遭受了巨大的失业冲击。从纵向的时间序列来看，失业率在大多数的OECD国家中呈波动上涨趋势，从横向的国别差异来看，失业率在不同的OECD成员国中的变化又呈现出巨大的相异性，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失业率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巨大差异？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一国失业率的高低？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就失业问题，以及影响失业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给出了许多可能的解释。例如劳动力市场的刚性论（Layardetal.1991）；宏观经济的外部冲击论（Phelps,1994）；以及刚性论和冲击论的结合（BlanchardandWolfers,2000）。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尽管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冲击对于失业问题的解释非常重要，但是劳动力市场以外的因素也会有重要的关联。其中家庭消费贷款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子。

一．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而造成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会导致消费者对风险的厌恶

首先，耐用消费品如住房和汽车的消费往往会花费一个家庭大量的可支配收入，这些耐用消费品与非耐用消费品比较起来，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不易于调整。人们在购买耐用消费品时会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同样人们也不会轻易的将之转手出售，因为耐用消费品的交易会附加高额的税收和手续费用。其次，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往往会导致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显而易见，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房屋和汽车的消费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往往会依赖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贷，从而产生家庭消费贷款。而一个家庭其消费贷款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大，则家庭每个月用来还贷的收入越多，即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越少，因此家庭成员就会更加的厌恶风险，就会更加在意收入的保障情况。

二．家庭消费贷款率的升高会降低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众所周知，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工会与企业讨价还价的结果。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果工人的态度过于强硬可能会导致失业的痛苦。特别是对于拥有高额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工人来讲，一旦失业将会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可支配收入减少的巨大痛苦。因此，这些负债的工人在讨论工资定价时就会选择一种温和的态度，以至于更容易接受比较低的工资水平，从而减少他们本身的失业几率。如果，该国的国民都习惯于贷款消费，家庭消费贷款数额都比较大的时候，这种个体的厌恶风险以求得保障的行为一旦结合起来，就会严重的影响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三．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越低，该国的失业率水平越低

在失业率的决定的理论中，著名的经济学家Layard和Nickell提出了均衡工资水平会决定一国就业率的水平。均衡工资越高，企业的生产成本越高，因此会压缩就业人数；反之企业会扩大雇佣工人的数量。因此，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的高低会影响均衡工资水平，而均衡工资水平又会影响失业率水平，即一国的平均家庭消费贷款率越高，国民的风险和危机意识就较强，这种对风险的厌恶会改善一国的就业状况，从而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失业水平。

四．在对16个OECD国家40多年来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的数据统计和实证研究显示，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确实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首先，从1960年到2000年16个OECD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之间确实存在着反向的关系：

表1：家庭消费贷款率与失业率%（1995）

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

挪威140.56.1芬兰73.716.4

瑞士128.94.0荷兰64.96.6

瑞典100.39.1西班牙62.222.7

日本94.42.5澳大利亚6010.9

美国91.76.9法国51.711.7

英国88.910.5丹麦49.710.1

加拿大85.611.2比利时41.58.9

德国75.66.1意大利32.08.3

数据来源:Kneeshaw(1995)br3

其次，对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做简单的OLS回归，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26），显著性为[4.95]。如果考虑到更多的变量及其相互作用，我们还引入了劳动力市场的相关变量，宏观经济的外部变量等因子，此时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039），显著性为[2.24]。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一国的平均家庭消费贷款率对于本国的失业率的变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一国的货币金融政策也是解释失业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某国的金融贷款制度比较开放，或是国民的贷款消费意识比较强烈时，该国的人均家庭消费贷款率就会比较高，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会导致全社会的工资节制，缓解工资压力，结果会使整个社会的失业率水平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本文是青岛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作者毕业于挪威奥斯陆大学，现在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任教）

家庭消费贷款与失业率关系的研究

文/马晓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爆发，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遭受了巨大的失业冲击。从纵向的时间序列来看，失业率在大多数的OECD国家中呈波动上涨趋势，从横向的国别差异来看，失业率在不同的OECD成员国中的变化又呈现出巨大的相异性，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失业率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巨大差异？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一国失业率的高低？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就失业问题，以及影响失业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给出了许多可能的解释。例如劳动力市场的刚性论（Layardetal.1991）；宏观经济的外部冲击论（Phelps,1994）；以及刚性论和冲击论的结合（BlanchardandWolfers,2000）。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尽管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冲击对于失业问题的解释非常重要，但是劳动力市场以外的因素也会有重要的关联。其中家庭消费贷款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子。

一．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而造成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会导致消费者对风险的厌恶

首先，耐用消费品如住房和汽车的消费往往会花费一个家庭大量的可支配收入，这些耐用消费品与非耐用消费品比较起来，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不易于调整。人们在购买耐用消费品时会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同样人们也不会轻易的将之转手出售，因为耐用消费品的交易会附加高额的税收和手续费用。其次，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往往会导致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显而易见，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房屋和汽车的消费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往往会依赖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贷，从而产生家庭消费贷款。而一个家庭其消费贷款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大，则家庭每个月用来还贷的收入越多，即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越少，因此家庭成员就会更加的厌恶风险，就会更加在意收入的保障情况。

二．家庭消费贷款率的升高会降低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众所周知，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工会与企业讨价还价的结果。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果工人的态度过于强硬可能会导致失业的痛苦。特别是对于拥有高额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工人来讲，一旦失业将会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可支配收入减少的巨大痛苦。因此，这些负债的工人在讨论工资定价时就会选择一种温和的态度，以至于更容易接受比较低的工资水平，从而减少他们本身的失业几率。如果，该国的国民都习惯于贷款消费，家庭消费贷款数额都比较大的时候，这种个体的厌恶风险以求得保障的行为一旦结合起来，就会严重的影响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三．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越低，该国的失业率水平越低

在失业率的决定的理论中，著名的经济学家Layard和Nickell提出了均衡工资水平会决定一国就业率的水平。均衡工资越高，企业的生产成本越高，因此会压缩就业人数；反之企业会扩大雇佣工人的数量。因此，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的高低会影响均衡工资水平，而均衡工资水平又会影响失业率水平，即一国的平均家庭消费贷款率越高，国民的风险和危机意识就较强，这种对风险的厌恶会改善一国的就业状况，从而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失业水平。

四．在对16个OECD国家40多年来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的数据统计和实证研究显示，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确实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首先，从1960年到2000年16个OECD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之间确实存在着反向的关系：

表1：家庭消费贷款率与失业率%（1995）

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

挪威140.56.1芬兰73.716.4

瑞士128.94.0荷兰64.96.6

瑞典100.39.1西班牙62.222.7

日本94.42.5澳大利亚6010.9

美国91.76.9法国51.711.7

英国88.910.5丹麦49.710.1

加拿大85.611.2比利时41.58.9

德国75.66.1意大利32.08.3

数据来源:Kneeshaw(1995)br3

其次，对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做简单的OLS回归，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26），显著性为[4.95]。如果考虑到更多的变量及其相互作用，我们还引入了劳动力市场的相关变量，宏观经济的外部变量等因子，此时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039），显著性为[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