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概论范文第1篇

一、“城市运营”的概念

在国外没有城市运营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国内较早形成城市运营理论的专家主要有两个：王志刚和王廉。

但是他们对于城市运营的概念是有区别的。

王志刚认为城市运营实际是解决三个问题，即定位、定性、定量。他确立了城市运营的三个主要要求： 一、城市运作市场化。二、城市增值化。城市的内涵和价值必须历久弥新，随时间推移而越来越珍贵。三、城市个性化。个性化具有排它性，能够产生核心竞争力。他的看法是城市运营实际上是在做制度平台和基础平台，城市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平台之间的竞争。但竞争的态势主要还是围绕城市核心竞争力展开，因此，城市的定位研究便是城市运营的首要内容。

王志刚关于城市运营的理论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城市的战略定位研究。第二步是城市发展的策略设计。第三步是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第四步才到城市形象包装与推广。

王廉的理论是：城市运营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包括的内容很多，如定位、运营轨迹、模式选择、生活方式、品牌、土地运营、产业集群、产业发展的高地--洼地--台地的设计，竞争力--发展力--城市智力，以及科技能力--教育能力--知识信息获取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文化产业化等，都必须从经营的角度进行“研究、设计、策划、规划”。他认为城市运营的基本要求是：无论城市大小，都必须从战略上定位，从战略政策上予以推进经营和管理。王廉更强调城市运营是一个过程。其城市运营理论认为城市运营应该包括5个方面：一是城市与产业引导性定位；二是城市品牌、文化、土地等的经营；三是智力、人才资源整合利用；四是竞争策略与时点、方式；五是战略政策的制定过程化与经营策划实施等等。

二、“城市经营”的概念

国内很多人也把“城市经营”经常称为“经营城市”。城市经营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就已经同时产生了，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时期，欧洲的一些城市象罗马、威尼斯等就已经开始了其城市经营的漫漫征途。实践的同时，在国外，城市经营理念也有一定的历史基础。美国的“市长经理制”和“城市增长管理（Growth Management）”、欧洲实行的“企业家城市管理（Entrepreneurial Local Management）”等都属不同程度地延续了这一理念的实践。

什么是城市经营？

辽宁省省长薄熙来关于城市经营的开发最为直观，他认为城市经营就是把城市作为重要的国有资产来经营并增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章文惠教授的定义是：城市经营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条件下，应用而生的全新理念；是城市政府运用市场机制来调控城市发展目标与有限资源之间矛盾的一种经济活动，运用市场手段对城市的各类资源、资产进行资本化运作与管理；城市经营既有政府行为，又有市场机制，“两只手”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城市经营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市发展、建设方式的深刻变革。他特别强调了城市经营的目标概念，他认为：城市经营的目标在于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综合优化与可持续发展。

三、“城市形象”的概念

改革开放后，我国最早提出城市形象概念与构成的著名CI专家贺懋桦，他将企业形象识别系统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城市形象识别理论，英文名称是：CITY　IMAGE。他认为城市形象应该包括三个部分：城市信仰与城市基本理念系统、城市行为系统、城市视觉识别系统。后来，一些专家和学者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延伸，提出了城市听觉系统的基本概念。

从理论上讲，学者蒲实对城市形象的定义比较专业和全面：城市形象是城市整体化的精神与风貌，是城市全方位、全局性的形象，包括城市的整体风格与面貌，城市居民的整体价值观、精神面貌、文化水平等。进行城市形象设计，可以将城市整体的精神与风貌等特质予以提炼、升华，塑造独特的城市文化形象，充分发挥城市功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城市建设雷同化、一般化的倾向，推动城市全面发展，创建名牌城市。

城市文化概论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城市经济带”的理论探讨和规划对于促进中国转轨经济中区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从城市群发展的角度寻找“城市经济带”的理论渊源，界定其理论内涵，辨析相关概念，以期为日后城市经济带理论的后续问题探讨奠定基础。

一、城市经济带的理论渊源

在理论上，城市经济带的内涵界定属于城市群理论范畴之内。城市群理论的研究源于欧美，在国外的文献研究中，从1910年美国学者库恩最初提出都市地区的概念，到1915年英国学者帕特里克·格内斯提出组合城市的定义，以及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弗塞特提出城镇密集区的概念，迄今为止，国际上比较公认的，也是最先明确提出城市群概念的是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了最初的城市群概念Megalopolis。戈特曼把美国东北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密集区域用原意为巨大城市邦的希腊语Megalopolis来命名，用以说明这一北起波士顿、南至华盛顿，由纽约、普罗维登斯，哈特福德、费城、巴尔的摩等一系列大城市组成的功能性地域，在这一地域，城市沿主要交通干线连绵分布，城市之间联系密切，产业高度集聚，形成主轴长600公里，人口3000万的城市密集分布地带。在戈特曼对于城市群概念的表述中运用两个指标来界定Megalopolis，即，较大的总人口规模和高密度的人口分布。首先，戈特曼将城市群的总人口规模下限定为2500万人；第二，戈特曼认为城市群的人口密度至少应达250人／平方公里，核心区密度应更高。此外，戈特曼还指出了城市群应具有高稠密的城镇基础设施和高效率网络流通体系的鲜明特征。他认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将会沿着主要交通干道不断延伸。也就是说，城市交通干道越发达，城市会不断演化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经济组合体，而周边的城市群体是一个连续性很强的以内部作用为主、多中心的云状结构，他同时指出“城市核”是比较明显的，“城市带”则在外形上是比较模糊的。

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因此，在国内对城市群的理论研究中，基本上是继承了国外对城市群的概念界定，并且，在此基础上逐渐衍生出对“大都市圈”、“经济带”的研究。国内学者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推广大都市圈理论的，我国城市地理学家周一星先生对城市群的概念提出得比较早。他认为，将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的城市群与西方大都市连绵带和相类似的新型城市群空间组织形式相比较，都可以称之为大都市城市群或都市连绵区(简称MIR)。他认为MIR是“以若干城市为核心，大城市与周围地区保持强烈交互作用和密切社会联系，沿一条或多条交通走廊分布的巨型城乡一体化区域”。此外，我国学者周起业、刘再兴等人在《区域经济学》一书中认为，大都市圈是“按经济中心来组织管理地区经济，即以大城市为依托，有计划地发展中小城镇，在各大城市周围形成若干以中小城市为主的中小型经济中心。通过它们使大城市同中小城镇和农村相联系，大中小城市与其分别联系着的农村相交织，组成了全国的经济网络。经济网络是以大城市为依托，组成大城市经济圈，按大城市经济圈来安排地区生产布局。”高汝熹教授则在“论中国的圈域经济”一文中首先明确了“大都市经济圈”的定义，他认为“大都市经济圈是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通过经济辐射，带动周围城市和农村，以形成统一的生产和流通经济网络”。此后，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课题组在1993年的研究中也提出“大都市圈，也就是某一城市突破行政区划的局限同它邻区划或化的地区形成紧密经济联系的一体化经济区”。国家计委宏观院出版的《长江地区产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一书把大都市圈定义为“是以经济比较发达并且有较强城市功能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同其有经济内在联系和地域相邻的若干周边城镇所覆盖的区域相组成的，其经济吸引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相应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地域范围。”另外，曾坤先生把城市协作区定义为“以一个特大城市或一组密切相关的大城市为核心并联结周围地域所组织起来的经济协作区”，城市经济协作区“更讲求中心城市的主导功能和辐射作用”。沈立人先生也认为“大都市圈是以大都市为核心，超越原来边界而延伸到邻近地区，不断强化相互的经济，最后形成有机结合甚至一体化的大区域，又称大都市地区或大都市连绵区。”除此之外，代合治(1998)、薛东前(2000)、周玲强(2000)、姚士谋(2001)也从不同方面探讨了城市群的定义和特征，相对而言，姚士谋给出的定义则比较完整，考虑到了城市群的经济职能、地区空间概念和自然要素等，即，城市带(或称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近年来，随着国内对城市群以及都市圈经济研究的发展，出于研究问题的立足点和角度不同，逐渐出现了对“城市经济带”如“长江经济带”、“珠江经济带”、“沿海经济带”、“京广经济带”、“环城经济带”“交通经济带”等相关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就“经济带”的确切概念而言，学界尚未给出确切的含义，至今对其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亦未达到广泛的共识。

二、城市经济带的内涵界定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综述及分析，笔者认为，首先对于“城市经济带”概念的理解应该涵盖在城市群的理论范畴之内。我国学者在国际认可的城市群理论基础上，对于“大都市圈”、“城市经济协作区”和“大都市圈内的城市群”的内涵界定是基本一致的，集中体现了城市群或都市圈的非行政区划性、交通空间网络特点、经济社会联系，以及城市核的辐射集聚特点。其次，在以上国内学者给出的定义中，高汝熹教授对于“大都市经济圈”的定义与曾坤先生对“城市经济协作区”的表述则比较接近于“经济带”的概念。特别要指出的，笔者认为，姚士谋(2001)对于“城市群”概念的理解中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渗透了对“城市经济带”的解释，他认为“由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城市都有与其发展条件相适应的主导产业和配套产业，经过一定时间的开发建设，许多城市最终在一个区域内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群经济。在该经济带内，不同等级、规模、性质的城市构成城市网络。各城市相互嵌套，形成以城市为节点交通线密切联系的地域网络，形成有特色的多层次开放的城市群网络体系”。此外，南京理工大学的朱英明博士(2004)对“城市群经济空间”的界定进一步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传递出“城市经济带”的涵义，即“城市群经济空间”是城市群区域的产业通过功能联系和空间联系所形成的具有密切经济联系的经济空间。此外，张文尝、金凤君等(2002)还侧重从交通网络的角度给出了交通经济带的定义，认为交通经济带是以交通干线或综合运输通道为发展主轴，以轴上或其吸引范围内的大中城市为依托，以发达的产业、特别是二三产业为主体的发达带状经济区域。这个发达的带状经济区是一个由产业、人口、资源、信息、城镇、客货流等集聚而形成的带状空间经济系统；在沿线各区段之间和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建立了紧密的技术经济联系和生产协作。

笔者认为，作为地区竞争的两种经济发展表现形式，城市经济带与都市圈所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城市经济带”的内涵更强调某交通运输干线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经济带的发展依托于交通运输干线并以其为发展轴，以轴上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为核心，发挥经济集聚和辐射功能，带动交通轴两侧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的经济发展，由此形成人口密集、产业集聚的狭长带状经济区域。如，我国的京津塘经济带、哈大齐经济带等。而都市圈则更强调以一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增长极，由此形成发展程度和特点不同的内、中、外都市经济圈层，如，英国的“伦敦都市圈”和日本的“东京都市圈”等大都市圈。可见，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城市经济带的一般内涵：“城市经济带”是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网络空间连绵分布，以一个或两个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为核心，发挥其经济集聚与辐射功能，并联结带动周围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的经济发展，彼此形成人口密集、产业集聚、联系密切的生产、流通一体化经济区域。具体来说，“城市经济带”的特征突出表现为其发生、发展的支撑条件是发达的交通运输和信息网络；其主要的动力源是作为城市经济带内核的特大城市或大城市；其景观表现是城市和产业所构成的城市组群和产业集群；其本质联系是城市经济带区域内城市间和产业间存在的经济联系网络。城市经济带作为一种较高发展水平的经济区域，其固有的内在联系是区域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多要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城市经济带中的城市是以节点或非节点的方式进行相互作用的聚集体，产业间的经济联系表现为不同类型的功能联系和空间联系。

三、城市群、城市带、经济带与产业带的概念辨析

如前所述，笔者基于国内外“城市群”理论的演进对“城市经济带”的内涵给出了界定，鉴于“城市经济带”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基础之上的，因此，这里有必要对城市群、城市带、经济带、产业带等常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辨析，以进一步明确对“城市经济带”的解释。

首先，自从戈特曼用“Megalopolis”来定义他所长期研究的美国东北部城市群以后，国外理论界就逐渐达成共识将“Megalopol”用来表示像波士华那样的诸多大城市的集合体。然而当戈特曼的“Megalopol”引入中国后，国内对“Megalopolis”的中文表达则出现了“城市群”、“都市圈”、“城市带”、“都市连绵带”“都市带”、“都市区”等种种译法，甚至在某些文献中被演绎、等同为“城市经济带”、“产业带”，由于这些概念提法具体到不同的分析对象均有其各自的视角和一定的可取之处，因此沿用至今，学界仍未对这些概念进行明确的辨析和统一的界定。一般来说，目前用城市群来表达“Megalopolis”的含义在学界居多，尽管城市群、都市圈、都市连绵带的物理空间布局形态并无太大的区别，但“都市圈”体现了城市间的功能互补，暗含了“首位城市”的概念，圈内城市间只能是“主机——终端”的关系，发展结果不可能是各城市平等协调发展(郁鸿胜，2001)，“都市圈”因此带有行政管理体系的色彩；“都市连绵带”则强调了各城市之间的逐渐过渡，反映了中心城市范围的延伸和功能的辐射，而“城市群”则属于城市等级规模体系，其中的城市与城市群总体之间是“网络——结点”关系，各城市的地位平等、功能互补，也最容易促成“共赢”，也更符合戈特曼的“Megalopolis”原意。此外，把戈特曼的理论首次引入中国的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宁越敏教授指出，“都市带”和“都市区”所反映的城市群形成的动力机制也是不同的。“都市带”的形成是靠大都市带动的，整个区域由核心城市扩散、连接而成，举例来说，波士华城市群中，波士顿和纽约这两个城市的界限就是彼此交融相当模糊的。“都市区”则反映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发展，像长三角地区的江苏、浙江一带，县域经济发达，尽管各地和周边大城市的关系都非常密切，仍然是以县(级)市为主体的。至于“城市群”与“城市带”，二者在大城市与其周围城市的组合及相互关系方面的表述是一致的，均有城市与城市之间相互联系和资源的配置及大中小城市的功能等级与分工的含义。但由于“带”是指一个狭长的区域，强调城市带的“点——轴”的辐射特点；而“群”有一种“云状”区域的含义，更强调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对其周围城市的辐射半径，因此，这两个概念也是有所区别的。

城市文化概论范文第3篇

国外学者对软实力的研究多限于以国家为研究对象，对区域软实力的研究尚不多见。国内学者在引进软实力概念时，则以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它。近年来，部分学者尝试从不同的方面研究区域软实力，软实力理论内涵进一步丰富，其应用范围也从宏观领域延伸到微观领域，区域软实力逐渐成为一个为理论界普遍接受的概念。

国务院于2009年12月12日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标志着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中南昌市是该生态区建设的重点之一。软实力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和可持有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品味的具体体现。在此背景下，研究南昌市软实力的提升问题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一、城市软实力概念的界定

总体而言，由于软实力研究是一门刚刚起步的新兴学科，“正名”阶段还未画上句号，还在探索前进，因此存在说法不一、概念混淆的问题，研究的深度还不够。在城市软实力研究方面，国内关于城市软实力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不乏深刻、精彩的成果，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总体看来，仍然处于概念阐述阶段，有关城市软实力的内涵等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通过现有的文献分析可以看出，倪鹏飞博士首次明确地将城市竞争力分为硬力和软力。在各种关于城市软实力的阐述中，马国庆等（2007）和陶建杰（2010）等对城市软实力做出较为完整的定义。马国庆等于2007年出版了专著《区域软实力的理论与实施》，在该专著中他们把国家软实力的模型和构成要素投射到区域软实力中，提出了区域软实力的概念。认为区域软实力是指由“区域政府公信力、区域社会凝聚力、特色文化的感召力、居民创造力和对区域外吸引力等力量的总和”。因为城市软实力是区域软实力重要构成部分，因而马国庆等关区域软实力的研究为后来的学者研究城市软实力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借鉴。

陶建杰（2010）在马国庆等人研究区域软实力的基础上，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他认为根据“投射法”，我们将“城市软实力”定义为：城市软实力是反映城市在参与竞争中的一种总和合力，这种合力是建立在城市文化、城市环境、人口素质、社会和谐等非物质要素之上的而形成的包含文化号召力、教育发展力、政府执政力、城市凝聚力、社会和谐力等在内所形成的合力。这种力量，最终通过市民对城市的认可和城市对外部公众的吸引产生作用，主要表现为外部公众的吸引力、感召力、说服力、影响力。

综合现有文献，作者认为城市软实力是建立在城市环境、城市文化、城市人力素质和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等要素的基础上，而形成的环境舒适力、文化号召力、居民创造力和政府执政力等非物质力量。

二、城市软实力构成的要素分析

陶建杰（2010）认为城市软实力是一个由若干子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他从“目的层、表现层、资源层和元软实力层”构建了城市软实力的概念模型，并从资源视角出发，认为城市软实力由文化号召力、教育发展力、政府执政力等8个子系统构成。作者认为其在“资源层”对城市软实力的阐述有待商榷，因为“资源”是“力量”构成的基础，但不是“力量”本身。基于资源视角，并根据上述城市软实力的定义，作者认为城市软实力主要由城市环境、城市文化、城市人力素质和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等要素构成。

（一）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是城市软实力的基本保障，而政府执政力也主要体现为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水平。政府是城市的直接管理者，政府的意图，决定了城市的定位、发展方向、发展步骤。政府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是城市软实力的关键内容。政府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公共行政服务、企业服务和居民服务。

（二）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是城市软实力的载体和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本身及对文化资源的运用和转化能力，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城市软实力的水平。独特的城市文化，吸引着外部人才、资源、资金等的流入，最终转化为城市的竞争优势。马国庆等（2007）认为城市文化包括物态文化、人文精神、文化活动和文化经济、文化与产业结合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等以外的经济效应等。其中物态文化包括文物建筑、文化产品等；人文精神包括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等；文化活动包括宗教、图腾文化等。

（三）城市环境

城市环境主要指气候、自然资源、城市景观等硬环境。城市的气候是否宜人、城市的水资源是否充沛、城市的自然灾害是否少发、城市的景观是否和谐，都或多或少影响该城市对公众的吸引力大小，吸引力则是城市软实力的本质属性。通过人们对城市自然环境的改造和修饰，所表达出来的城市文化理念和审美感受，也是城市软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城市人力素质

城市居民素质是城市软实力的关键资源，也是城市软实力发展的基本动力。人力素质是指城市人口的质量，即在一定的城市历史条件下，一定区域人口总体上反映出来的，在体力、智力、科学文化水平等要素的综合情况，可包括政府干部素质、企业家和技术人才素质、居民素质等。

三、提升南昌市软实力的基本思路

目前，南昌市已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重点之一；《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也已出台。这都为南昌市提升软实力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和外部条件支持。结合南昌市的软资源优势，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南昌市软实力提升的基本思路。

城市文化概论范文第4篇

[关键字]宜居城市 政府 作用

一、 宜居城市相关概念解析

（1）概念解析

宜居城市的概念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渐渐产生的，是城市发展到工业化阶段的产物。宜居城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宜居城市强调适宜居住，是指居住环境良好的城市。广义的宜居城市则是指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协调，经济快速发展，就业充分，社会安定，文化氛围浓厚，交通便利，适于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

（2）理论研究进展

宜居城市相关理论萌芽于西方国家，它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而关于城市宜居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1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四个居住环境的基本理念。19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宜居城市研究组织的成立，宜居城市研究成为热点。到90年代，生态环境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人类的居住环境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时人们开始反思城市宜居性这一话题提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000以来，宜居城市研究开始关注公平和生活质量，以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文化生活和生态环境，温哥华，伦敦等城市开始将宜居性作为城市发展的目标。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宜居城市理论，但是宜居思想历史久远。古代城市强调城市与自然的结合，是受到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城市的宜居意识都源于实践，并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到了近代，特别是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人居环境科学的兴起为宜居城市提供了理论指导，我国最早进行人居环境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学者是吴良镛先生。吴先生认为要借助科学的方法论，通过多学科的交叉从整体上予以探索和解决宜居城市建设中面临的各自问题。2004年，北京市首先提出了建设宜居城市的口号，这是宜居城市首次在规划的层面上被提出。此后，宜居城市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使宜居城市成为理论界讨论和研究的热点。上海，青岛，杭州等也纷纷制定建设宜居城市的规划。

二、宜居城市建设中的政府作用浅析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在关注经济的同时，对所居住城市的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对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的高质量生活环境有了更高的需求。由于市场机制的缺陷，政府又是城市发展与管理的主体，所以，宜居城市建设还需政府的导向作用。

（1）提高城市管理的水平

第一，管理机构的设置要科学化，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城市管理的对象既有繁简和复杂程度的不同， 管理机构的设置自然不能一律。大城市因为管理对象众多而复杂， 机构设置相应可以多些，分工可以细些， 中小城市就没有必要一律照搬。第二、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领导和协调的机构。领导机构的任务， 除了负责领导城市管理， 还要制定统一的城市规划方案、避免多头管理，相互推责的现象，为着实现同一个目标而活动。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时一个地区发展的基础，也是宜居城市建设的必备条件。随着宜居城市建设进程的发展，人们对于干净的水，便利的交通，优美的环境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要顺应广大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期待，就必须在富裕百姓的同时，不断加强广告服务设施的建设，大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3）科学规划城市交通

宜居城市必须要有完善，便利的交通体系，交通给城市带来的压力还要靠交通规划来解决，最终还是需要政府的力量。首先，宜居城市强调以人为本，所以要把城市中的人及其活动场所才作为交通规划中的核心。通过交通系统的统筹规划，提高交通系统的总体效率，实现城市与交通的均衡、协调发展。其次，要构建可持续的交通规划体系。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明确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规划的概念。制定以满通需求，优化资源利用，改善环境质量为目的城市交通规划体系。

参考文献：

[1]刘语潇.建设生态宜居城市的思考[J].宏观经济管理，2010.6

[2]崔亚楠，郑潇蓉.国内外宜居城市研究进展与展望[J].山西建筑，2009.5

[3]余萍，喻亚静.关于创建宜居城市的几点思考[J].江西化工，2010.1

[4]李业锦，张文忠，田山川等.宜居城市的理论基础和评价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08.3

[5]董晓峰，杨保军.宜居城市研究进展[J].地球科学进展，2008.3

[6]郝之颖.对宜居城市建设的思考—从国际宜居城市竞赛谈宜居城市建设实践[J].国外城市规划，2006.2

[7]任致远.关于宜居城市的拙见[J].城市发展研究，2005.12（4）：33-36

[8]吴仁.温哥华概况[J].城市建设与规划，2005（4）：25-27.

城市文化概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空间结构;城市化;城市形态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国外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综述

收录日期：2014年10月20日

一、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

城市空间结构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各个学科的研究角度不同，难以形成一个共同的概念框架。主要以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建筑学方面的研究最多，但不同学科在关注重点上有所不同：建筑学主要强调实体空间;经济学则偏重于解释城市空间格局形成的经济机制;地理学和社会学主要强调土地利用结构，以及人的行为、经济和社会活动在空间上的表现。

Foley和Webber是试图建构城市空间结构概念框架的早期学者。Foley在1964年提出，城市结构的概念框架应是多层面的。首先，城市结构包括三种要素，分别是文化价值、功能活动和物质环境;第二，城市结构包括空间和非空间两种属性，城市结构的空间属性是指文化价值、功能活动和物质环境的空间特征;第三，城市空间结构包括形式和过程两个方面，分别指城市结构要素的空间分布及空间作用的模式。基于Foley的概念框架，Webber在1964年进一步提出，城市空间结构的形式是指物质要素和活动要素的空间分布模式，过程则是指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为各种交通流。并把城市空间划分为“静态活动空间”（如建筑）和“动态活动空间”（如交通网络）。

Bourne试图用系统理论的语汇使城市空间结构概念的表述更为严密。Bourne认为：第一，系统理论强调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正是城市空间结构的本质所在;第二，系统理论的中性立场使之能够适用于不同的观点和理念。Bourne为城市空间结构做出了定义：城市空间结构包括城市形态和城市相互作用，其中城市形态是指城市各个要素（包括物质设施、社会群体、经济活动和公共机构）的空间分布模式;城市相互作用是指城市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将个体土地利用、群体活动的形式和行为，整合成为一个个功能各异的实体，也称为子系统，城市空间结构则以一定的组织规则，将城市形态和各个子系统相连接，并整合成为一个城市系统。

二、城市内部空间结构

（一）传统城市内部地域结构理论。西方有关城市空间结构的系统探讨始于20世纪初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世纪20年代后，芝加哥学派用生态学方法构建城市空间结构的三大经典模型，即同心圆理论、扇形理论和多核心理论。1925年，Burgess根据对芝加哥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分析，提出同心圆模式。他认为城市的增长可用一连串的同心圆加以说明，城市空间结构以中心区为核心，自内向外，由五个同心圆组成。第一圈是中心商业区，第二圈是过渡区，第三圈是工人住宅区，第四圈是良好住宅区，第五圈是通勤区。但是Burgess的同心圆理论只是一个理想的模型，只适用于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城，并不普遍适用。1939年Hoyt通过对美国64个中小城市及纽约、芝加哥等著名城市的住宅区分析后提出了扇形理论。他利用租金的高低作为住房质量的象征，证明了各种城市居住用地趋向于沿着主要交通线路和自然障碍物最少的方向由市中心向市郊呈扇形发展。高级住宅区沿着城市交通主干道发展，或向能躲避洪水的高地发展，或向空旷地区发展，或沿着无工业的湖滨、河岸发展;低级住宅区则被限制在荒废的、令人不满意的居住环境中发展;中等住宅区则位于高级住宅区的两侧。霍伊特的扇形说保留了同心圆理论的圈层结构，并强调了放射通线路的左右，使城市向外扩展的方式呈不规则式。但是这一理论的最大缺陷是只凭房租单一指标来概括城市地域的发展运动，忽视了与其他城市因素的关系，影响了理论的典型性。1945年Harris和Ullman提出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多核心理论，认为大城市不是围绕单一核心发展起来的，而是围绕几个核心形成中心商业区、批发商业和轻工业区、重工业区、住宅区和近郊区，以及相对独立的卫星城镇等各种功能中心，并由它们共同组成城市地域。

他们通过对美国大部分城市的研究，提出了影响城市中活动分布的四项基本原则：1、有些活动要求设施位于城市总为数不多的地区，如工厂需要有大量的水资源;2、有些活动受益于位置的相互接近，如工厂与工人住宅区;3、有些活动对其他活动容易产生对抗或消极影响，这些活动应当避免同时存在，如大量的开阔绿地被布置在浓烟滚滚的钢铁厂附近;4、有些活动因负担不起理想场所的费用而不得不布置在很不合适的地方，如仓库布置在冷清的城市边缘地区。在这四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再加上历史遗留习惯的影响和局部地区的特征形成了地域空间构成。但是多核心模式对多核心之间的职能联系讨论的比较少，尤其没有深入分析不同核心之间的等级差别在城市总体发展中的地位。

（二）现代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理论。20世纪60年代，西方进入汽车社会，城市要素的流动性加强，流动的中产阶级的郊区化非常普遍，城市不再是静态的城市，城市的集中与分散成为一对矛盾。Hall等学者认为，城市开始由单一城市向多中心城市地区转变，被称为“第二次城市转变”。面对这种转变，传统的三大经典模式难以对其进行解释，因此在这三大传统模式基础上，又出现了多种新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式，如1947年Dickison的三地带理论，即城市内部结构从城市中心向外发展按中央地带、中间地带、外缘地带或郊区地带的顺序排列。1963年Taaffe等提出了一个由中央商务区、中心边缘区、中间带、外缘带和近郊五个部分组成的理想城市结构模式;1975年Russwurm提出了由城市核心区、城市边缘区、城市影响区和乡村腹地构成的区域城市结构模式;1981年穆勒在研究了日益郊区化的大都市地区后，对Harris和Ullman的多核心理论作出了进一步扩展，提出了一种新的大都市空间结构模式，由四个部分组成，即衰落的中心城市、内郊区、外郊区和城市边缘区，与多核心模式相比，这个模式可称为多中心城市模式，在大都市地区，除了衰落的中心城市外，在外郊区正在形成若干个小城市。

三、城市区域发展理论

20世纪中期以后，城市形态发生了几个突出的变化：

（一）在全球化、信息技术的推动下，西方大城市迅速向边缘地区扩散，城市郊区化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许多城市形态，如银河大都市（Lewis，1983）、边缘城市（Garreau，1991）、无边缘的城市（Lang，2003）。针对郊区化迅速蔓延带来的土地浪费，内城衰退等问题，美国对其城市增长方式进行反思，提出郊区发展要走精明增长的道路，新城市主义者提出“反对蔓延，重整城市，建立真正的社区”。在城市形态方面，主张由分散化向集中化发展。许多学者认为作为城市经济载体的城市形态应该采取紧凑形态。

（二）城市形态发展由个体走向群体。随着大城市向外急剧扩展和城市密度的提高，城市形态进一步向区域化方向发展。Gottmann1957年提出的大都市带引起广泛关注。他提出在美国东北海岸地区出现了崭新的人类社会居住空间形态，即“城市圈”。他把城市圈界定为“以一个或几个超级城市为核心，组成人口规模逾千万、政治经济影响力举足轻重的庞然大物”。在这一巨大的城市化地域内，支配空间经济形式的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大城市或都市区，而是集聚了若干个都市区，并在人口和经济活动等方面密切联系形成了一个巨大整体。按照Gottmann的定义，城市圈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有相当多的大城市形成各自的都市区，核心城市与都市区县存在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有联系方便的交通走廊把这些核心城市连接起来，使各个城市区首属相连，没有间隔，城市区之间有着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必须有相当大的总规模，以2500万为标准;是国家的核心区域，具有国际交往的枢纽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加拿大地理学家Megee在对东南亚国家城市发展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城乡融合区”的概念，以此来表示这种出现于人口密集地区，处于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走廊地带，借助于城乡强烈的相互作用，以劳动密集的工业、服务业和其他农产品的迅速增长为特征的地区。Gottmann和Megee等人将城市空间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到全球范围。

（三）不仅强调城市区域性，更强调城市的国际性。在信息时代，随着网络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全球范围内的城市之间经济、科技、文化和信息交流日益密切，一种跨国界、无边界的全新城市等级结构体系――世界城市体系的格局正在逐渐形成。1991年，Sothern的研究表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促使生产和销售更加国际化、商品和服务更加市场化，因而迫切需要一些城市在规模上集中控制和进行协调，这些城市就被称为世界城市。1999年Beaverstock等学者开始构建世界城市体系，并根据城市功能和服务水平来确定世界城市。至此，较完整的世界城市体系理论建立起来。在世界城市体系中，依其影响范围城市可划分为世界级、国际级、部级、区域级和地方级5个层次。世界城市是指经济实力雄厚，有大都市连绵带作为依托，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经济枢纽作用，具有高度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国际服务功能，集中了世界主要的跨国公司与金融机构，人口规模大多在500万人以上的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等城市。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于全球化及城市网络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终结，它只是标志着以国家为中心的城市研究的终结，是一种元地理学的终结（Taylor，2000）。Scott提出了国际城市区域的概念。国际城市区域及不同与普通意义的城市范畴，也不同于仅有地域联系形成的城市连绵区，而是在国际化高度发展的前提下，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由国际城市及腹地内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二级城市扩展联合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空间现象。

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理论体系已相当完备。从总体上看，国外学者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或进行一种理论的推理与假设，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了多层面的分析，这对中国城市空间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主要参考文献：

[1]吴启焰，朱喜钢.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1.2.

[2]Bourne LS.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City：Reading on Urban Form，Growth and Polic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2.

[3]Burgess E.W.The Growth of The City，in Park R.E.et al.（ads）The City[M]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25.

[4]Hoyt H.The Structure and Growth of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in American Cities[M]，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 DC，1939.

[5]Harris C.D.and Ullman E.L.The Nature of Cities.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CCXII，1945.

[6]Hall.P The World Cities[M].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6.

[7]吕拉昌.中国大都市的空间创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8]Gottman J.Megalopolis[M].Cambridge：MIT Press，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