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起源
现代文明起源范文第1篇
随着信息全球化及各种外史等书籍涌入我国，使我们更多、更深地了解了外部世界、了解了外部世界的历史观、文明观、及人类起源等种种学说。
笔者发现，由于种种原因，外部世界未能全面、深入地了解黄河河谷与黄土高原，以及由此产生的黄河文明。我们也未能就黄河文明与外部世界进行深入、广泛地交流与研究，等等原因导致了外国学者撰写的史书忽视或遗漏了人类最主要、最重要的一部分，造成全球历史文明观的片面性、人类历史的失实性、人类起源的多样性。
现在，外国史书，特别是西方的人类起源论、文明观、传播观已作为大学教材以全球史的面目出现在我国，并占据了一定的市场。而我们的史书，除采用传统的理论与观点外，更多地是照搬外史观点，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全新的、科学的、站在全球高度的人类起源论，人类文明起源及传播观。
因而没有各种文明参与讨论的史书，是不准确的史书。
每种文明都是全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黄河文明的古老性、连续性、广泛性且黄种人占全人类的大多数，足以说明黄河文明的重要性，但我们的史书一直沿用外国人的观点。
如达尔文的人是由古猿演变而来的观点，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思想，而我们没有全新的理念推证人类进化，我们也很少怀疑人类的直系先祖是古猿。古猿真是人的直系先祖吗？
现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编著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定论全人类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早的文明是苏美尔人创造的两河文明。人类文明由此向全球四面八方传播。现斯氏的史书已作为中国大学的教材，我们能相信这种文明起源与传播观吗？人类文明之火真的就是苏美尔人点燃的吗？其文明何以产生？苏美尔人从何而来，又到何方去？没有答案。
如今，全球范围内又提出现代人类起源地在东非，这种以化古或基因的推证观点正确吗？古人类历史以新旧石器和铜器为标准划分科学吗？
而上述这一切，很难听到黄种人的声音，很少有黄河文明的参与，没有全人类大多数人及黄河文明为依据，现编的史书科学吗？客观、公正吗？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中外一切考古发现及现有的一切科学知识，深入研究人类历史，论证人类起源。
二、现人类起源学说不足之处与起源地必具条件
人类起源有二层含义。一个是人类的起源，指的是从古猿怎么演变成人或者是人是何种动物演变而成的问题。是从猿到人或猿是否是人的先祖之问题，这在时间上要久远的多。另一个是现代人的起源，指的是现地球上黄、白、黑、棕四色种人是何处、如何起源的。也就是说早期人类是如何演变成现代人的问题。这一段虽是整个人类进化中离现代最近的、局部的一个阶段，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只有弄清现代人类的起源才有利于弄清整个人类的起源，因此，应首先论证现代人的起源，然后再推证人类的起源。
关于现代人的起源，有二种理论。一种是“同源论”，另一种是“多源论”。同源论认为现代各色人种均为同一先祖，是人类早期智人，从某一地区起源，渐渐渗入世界各地。多源论认为现黄、白、黑、棕四色人种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以至猿人演变而来的。
持同源论观点的学者根据古化石及人类基因推测，现人类起源于东非，但各自理据不足。
如考古发现的化石中缺少古猿与南猿之间400万年化石证据及南猿与猿人之间20万年化石证据。因而无法证明达尔文提出的人是由古猿——南猿——猿人——人类的演变过程，即证据链缺少关键必要的环节。用片面的、单一的某地区化石的古老性寻找人类起源地，违背了人类是迁徙动物，有四处游走之规律，因而让人难以信服。另外，一旦证实人非猿而变，那么再多的古猿化石就不再是人类起源的主要证据。再多的古猿化石若非现代人的直系先祖化石，也就不能做为现代人类起源的证据，所以，用化石推断人类起源是片面的，由于用古猿化石推证前提的不确定性，一些推论往往是徒劳的。因而化石可做为人类起源的证据之一，而非唯一。
用基因推测人类起源，亦可做为证据之一，但不能是唯一。因为同一先祖，其后代在若干万年后不同分支在同一时期内的遗传基因差异甚大，进化慢的（即生育繁衍周期长的）其基因虽更相似先祖，但环境产生的基因变异往往也会影响判断的正确性，更不能以现存的进化慢的基因视为各色人种共同先祖的基因，也不能将进化慢的地区定为人类起源地。再说进化慢的人类也存在着迁移规律。按哺乳动物迁徙规律，常常是最落后的类型被排斥散布在中心之外，而最强盛的类型则留在发源地或附近继续发展。基因判断法与此规律相悖，因而其推证也难让人信服。
多源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不符合同类同宗的规律，只要是同类，归根结缔是同一先祖，四色人种无论从哪一方面推证都是人类，是一类必定是同一源头，差异只是进化的结果，其本质是一样的。
基于人类同源论，四色人种先祖在全球范围内，应曾有一个生存发展，生育繁衍后代的共同区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人类的发源地——人类最古最大最好的家。三者缺一不可，比如，石器时代人类几百人或上千人群，彼此在相距较远的热带或温带草原、河边，狩猎、游牧游走不定，人类文明难以产生。即使有一处可容纳近百人的人类曾经生活过的自然山洞，后来种种原因被废弃，即使考古年代十分遥远（如上百万年），仍不能视为人类的起源地。人类起源地必须同时符合最大、最好、最古并具有产生人类早期文明的物质环境，且要有相关的综合证据佐证此区域为人类文明源头（人工取火与铜器的产生地），同时这个区域必须具备家的特性，即有人类不断繁殖物质条件。源地的人口在石器时代至少保证在三百万左右。最古时间应定在新旧石器时代即20万年前后。最大面积应在50万平方公里以上，且周边生态环境、交通条件较好。最好应定为有良好的居住环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可产生文明、传播文明的优良的地理、气候条件，且此区域一直是人类居住地，文明的产生地，即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中途成为荒漠、荒原的、或文明从未产生、或很迟产生，或外来传播产生、或中途中断的等。都难以认定是人类地起源地或人类文明的源头。
三、划分新旧石器人类历史还应参考的几个标准：
划分人类历史以石器为标准是最次、最小、最片面的标准。即是以考古发现的石器为标准，而考古未被发现的木器、土窑洞等，这些远古时代的确存在，现无论从各方面推证是客观事实的，却视而不见。这也是导致人类起源论、文明观混乱、片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是否深入地想过，在石器时代人类“穴居”的年代，人类居住的山洞，有几个是人工挖凿的，天然石洞有多少有多大可容纳众多的人类居住，石洞是否在水源附近。严格的说，人类是伴着木器进化而来的，进一步说，没有木器就没有人类的进化，人类的文明，无论是保存火种、人工取火、狩猎、建房、取暖、熟食，以至建造金字塔，无一不与木器有关。而木器的可燃性，易毁性，使人类历史学家忽视了它的存在，等等。所以，划分古人类历史不能单一用石器作标准。笔者认为划分人类历史，应综合参考以下标准：
（一）近水源时期与远水源时期
远古人类几乎每天都生活在水源附近。狩猎、游牧远涉他方，要有相应的容器盛水，而容器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工具，离水源生活近远，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如现在的航天飞机上的宇航员在太空生活，是最远水源的时代。
古文明均产生于水源边，之后人类才以高原的人工池泊、水井为水源，以此定居、农耕、游牧。这都说明水源的重要性。利用天然水源与人工开凿水源，是近水源时期与远水源时期的分界线。
（二）旧木器时期与新木器时期
旧木器时期可使为人类对野果的食用，以木棒对野兽、利用木棒挖凿洞穴，利用木柴保存火种、取暖、熟食等时期。新木器时期即用木器为原料人工取火或种植，建房等时期。
（三）旧火时期与新火时期
旧火时期可视为人类只会利用天然火来保存火种。新火时期可视为人工以各种方式取火，且或利用煤炭作燃料。
（四）近热、温带时期与远热、温带时期
人类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可御寒的体毛，古人类只能在热、温带生存，人类能否在零下10度渡过寒冷的冬天，是这两个时期的分界线。能够在低寒带生存，标志着人类居住、御寒的技术提高。
（五）旧冶炼时期与新冶炼时期
土陶器的烧制可称为旧时期，青铜器冶炼可视为新时期，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水的保存与扩大利用，铜器的出现，使人类对矿石有了新的认识，锋利的铜刀等武器出现，使人类有了对付猛兽，征服同类的物质基础。
（六）食物采集时期与食物生产时期
狩猎与采集野果为食物采集时代，游牧、农耕为食物生产时期。狩猎、游牧、农耕三者互相影响。农耕范围的不断扩大，标志着游牧和狩猎范围的缩小。
（七）旧居住时期与新居住时期
旧居住时期就是人类利用天然洞穴或建造简陋的草、木、石房时期。新居住时期即人类可以人工挖洞，建造较好的草、木、石房。居住环境对人类的生存繁衍，人类文明的产生、发展传播，意义十分重大。人类无体毛的特殊体质，使人类从古至今一直追求良好的居住环境。任何动物的生存，除自身占有一个空间外，第二个空间（区域）就是休息、生育的栖所。第三个空间是觅食的活动区域，这些区域的优劣、大小决定其生存、兴衰之命运。人类也不例外。利用天然洞穴与人类能否建造成片居所以保证大规模农耕生活，是这两个时期的分界线。
（八）新旧石器时期与金石并用时期
这两个时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虽然石器不如木器轻便多用、但其特殊作用是可以保存几十万年，有利于考古研究。铜器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又使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以上八项标准，各自的作用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大小不一。任何一个旧时期进入一个新时期，都标志着文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所以划分人类历史应综合各种标准，不能单一的以某一类器物为标准。
四、从火或青铜的出现探寻现代人类起源地
在古人类不会利用天然火的时期，人类的无体毛之特殊体质，表明其只能生活在热带、亚热带或温带的夏季。人群的规模不会很大，从人的牙齿上看人非食肉动物，人以采集野果、昆虫为生，茹毛饮血的时代几乎不存在。狩猎活动应是从人类会利用火的时期开始。因此，人类在无火的旧石器时代，移动采集野果、昆虫生活，不会产生太大的人群，人群太大食物没有保障。随着火与铜的出现，人群规模不断增大，人类的文明产生有了一定的基础。
从人类用火取暖观点看，越炎热的地区，人类对火的需求越不强烈，故对天然火的利用及人工取火产生，距寒带愈近，可能性愈大。但人工取火产生于寒带几乎不可能，因为彼时的人类不能在寒带生存。故人工取火最大可能性是人类在温带冬季时因取暖利用天火，产生人工取火。
人类从利用天然火，保存火种发展到人工取火究竟跨越了多少万年，我们现在难以定论，但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洞穴内有用火的遗迹。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会人工取火。在七万年前消失的尼安德特人也会人工取火。在十万至二十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的足迹遍及亚、非、欧、美地区，在中国南方，也曾发现过尼安德特人的遗骸。何时起尼安德特人会人工取火呢？我们可设定为二十万年前后。
人工取火是人类进化中最具有质的飞跃。推证人工取火年代意义十分重大，究竟是何种人在何处发明了人工取火，这应是现代人类起源及文明产生的关键环节。用自身器官使用工具及靠近火源取暖是许多动物都有的本能，但人工取火使人类彻底地与其他动物分开，具有划时代意义。
现代的基因科学依四色人种已知的线粒体dna突变速度研究证明推算各色人类的共同先祖生活年代在距今14万—29万年，平均为20万年前后。现代各色人种及可能产生于那个时期已掌握人工取火的先祖群体，因此，结合考古发现的尼安德特人，我们设定人类会人工取火的年代在20万年前后。
那时这群先祖住在何处？在20万年内如何生存、繁衍，度过漫长的冰期发展到现在？首先一点，离不开火，没有火，生活在寒、温带的人类在漫长的冰期里，是难以存活的，故我们应首先从火的利用论证现代人类起源。
从利用火、保存火到人工取火，人类可能经历了几十万年，在利用火的过程中，产生人工取火，农牧生产，使人类由食物的采集者变成食物的生产者，进入文明时代。
在几十万的利用天然火，保存天然火的漫长历史中，人类为了度过漫长的温带冬季，肯定会无止境的滥伐木材，以保证火种延续，保障取暖、熟食，所以凡能用作燃料的树木，都会被人类无情地摧毁。特别是冬季的火源会将万顷森林化为乌有，使之成为荒漠、戈壁。热带草原也会成为沙漠。曾经是草原的撒哈拉沙漠和曾经是森林的塔克拉玛干就是明证。被毁掉的草原、森林由于地理、地质、气候等原因无法成为耕地，使人类不能从食物的采集者变成生产者，失去了植被就失去了野果、野兽，人类只得再去寻找植物再去烧林取暖。
几百万年前的黄土高原上植物茂盛、物产丰富，而如今黄土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整个高原黄秃秃一片。其地层内有大火烧焦的土层，说明也曾遭过大火的浩劫。但由于黄土的特性，高原未变成沙漠，黄河与黄土高原又塑造出华北平原，平原又成为草原牧场、农耕良田，同时高原已可发展农耕、牧业，这一特性也是全球绝无仅有的。这一特性使此区域的火从50万年前至今就没有熄灭过。
自从人类掌握了人工取火技术后，一部分人类持火种可以走向低温带甚至寒带。北京人、山顶洞人、尼安德特人的火无一不是在低温带发现。火的发展表明人类可以顺水源成群的走向寒带或热带狩猎、游牧、农耕。
有了人工取火技术，持火种的人类可以征服植物，战胜严寒，走遍全球大陆有水源的各个地区，但是却难以在低寒带或热带发展农业。持火种的人类可以使同类（可能被称作野人的未掌握火技术的人类）逃离原住地、或者同化同类，但难以消灭同类。同时，更不能征服猛兽，仍需与猛兽作顽强的抗争。猛兽仍是人类的主要天敌。而人类的近亲（或远亲）—猿类的生存也受到威胁，由于人类对火的扩大利用，使其他不会用火的人类及其它动物的生存、发展的区域进一步缩小。
当某一区域的人类造出铜器并会驯兽、种植时，动物界、植物界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手持火，一手持刀的人类在地球上所向无敌，更加大胆地走向全球。火毁的土地上可以发展农耕，可以去茫茫的草原上放牧，去原始森林狩猎、征服猛兽，以至在资源枯竭时，残杀猿类或落后的同类，以保证其生存、发展。现考古发现众多的猿、原始人后代在哪里呢？是自行消亡了吗？北京猿人头骨上均有打击伤痕，难道是别的动物所为吗？我们只能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寻找答案。
黄河地区出现的青铜炼技术在全球遥遥领先（摘自《全球通史》语），青铜器的出现表明煤的发现与利用，使燃料从地上发展到地下。虽然会人工取火的尼安德特人消失了，但黄河地区的火却一直未灭，且越烧越旺。“火”又象征着光明，没有火产生的明，也就不会产生所谓的文，“文明”是以明为前提、为基础。文明之一的明在黄河地区，历史十分悠久。现黄河区域内山西芮城西候渡遗址发现最早人类用火遗迹，以及黄河地区内考古发现的陕西大荔人、山西许家窑人均为20万年—1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距今10万——1万年间）的柳江人和山顶洞人（形成中的黄种人）均在这火的周边，这一切均说明此区域火源、人种及产生的青铜器具有古老性与连续性，是世界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以此佐证黄河谷地是现代人类主要发源地。
五、最早铜源地及其作用与意义
人类进化史上两次质的飞跃，一次是人工取火，再一次是青铜器出现。其各自的重要作用，上面已做了简要论述。探寻现代人类起源地，应首先着眼这两个源地。
全人类最早的火源，是否在黄河河谷出现，笔者不能肯定。因为天然火的可见性、随机出现性，以及树木的广泛性，其它地方均有可能最早出现。也许在此之前或之后，地球上出现过许多火源，但其持续燃烧的时间及强度，远远不及黄河河谷。因此，相对的说，黄河河谷可视为现代人类最早的火源地。
但黄河河谷古代青铜冶炼技术在全球遥遥领先，以及保存至今的青铜器，几乎近万年，这都证明黄河河谷是全球冶炼技术最早的源地。其烧制土陶，冶炼青铜年代，可推定为三万年前或更早。铜器用于狩猎、游牧年代，可推定为两万年。大规模使用铜器至少在一万年前。从考古发现及人类五万年内的活动情况，也可印证此推断。
之所以在这一地区最早产生铜器，是因为此区域有许多全球唯一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是优越的环境使此区域人类迅速从旧石器时代跨入铜器时代。
黄土高原与黄河均处在北温带。黄土高原面积60万平方公里。黄河近万里长，从西向东横跨亚洲大陆，流经黄土高原时，在疏松的黄土层上冲刷形成宽大的河谷。黄土高原地层内有优质丰富的煤炭，时常被冲刷散落在河滩上，古今皆有。而黄河流经中条山西端，中条山上风化散落的铜矿石，随地可见。石器时代，利用天然火或人工火，以煤炼铜是很容易的自然的，这就是此区域成为全球最早产铜的主要原因。
黄河冲击形成的黄土岸崖，土质疏松。在石器时代，石木皆可在黄土岸崖挖凿洞穴。窑洞冬暖夏凉，且可成片开发（这一点也极为重要，在旧时期时代，此类居住环境全球是唯一的）。此区域周边生态环境良好，植物茂盛，物产丰富，有利于采集野果，或狩猎。取暖用材除两岸高原森林外，逆河上游，森林密布，煤炭丰富，且航运便利。人类在此生存发展是必然的、迅速的。
故此区域在旧时期时代，以至铜器时代中期，可称作是古人类的人间天堂。自现山西河津禹门口到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几百公里长的河谷中，窑洞成片，两岸鸡犬相闻，氏族部落和睦相处，河水清澈，两岸农耕、狩猎、游牧、制陶、炼铜迅速发展。人类的各种生活技能、知识，迅速提高，并传播。导致人口激增、膨胀，迫使人类不断向四周扩散迁徙。由于铜器出现，人类可以手持铜器，扩散到陆地上每一处可以生活的地方。这次扩散可推定是二万年前短暂暖期时的事情，随后是漫长的冰期。冰期过后，世界面目全非，地球上出现了四色人种（另节再论）。
此区域最早出现铜，表明火的利用扩大，人类的农耕、狩猎、游牧、居住等等，由于铜器的出现，均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铜器使人类有了征服世界的物质基础，人类可以走向更远的地方，所以说最早的铜源即为现代人类除上苍造物之源之后的人类自身再造的又一次生命之源。
六、从考古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分析推证现代人类源地
依据化石对古人类有多种划分法，鉴于猿是否为人祖之问题，故笔者认为划分应以类人的动物可否用火为标准，会用火的基本上可肯定为人类。现证实会利用天然火或人工火大致有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十万年前后的尼安德特人、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尼安德特人因1856年发现在德国的尼安德特谷底而称为“尼人”，“尼人”分布在亚、欧、非、美等地区，从现存的“尼人”骸骨看“尼人”粗壮结实、体格和高度与现代的爱斯基莫人有几分相似，我们可视其为黄种人。“尼人”生活在北京人与山顶洞人之间的年代，在几万年前到十几万年前会人工取火的“尼人”手持石器狩猎，足迹几乎遍及天下，但在七万年前“尼人”销声匿迹，现有人认为“尼人”成为后起智人的旁支，有的认为进化成中东人或欧洲人，有的认为其成了野人。
根据我们分析的火与铜的产生使用发展及黄河地区的中心位置以及“尼人”近似黄种人，我们有理由推认“尼人”应是掌握了人工取火的从黄河河谷走出的人类。
关于印第安人来源，美国学者派克斯（henry.bamford.parks）研究认为美洲的印第安人在人类学上近乎蒙古人种（黄种人）—至少主要特征是如此。在1.5万年或2万年前冰期时代，从冰峰的白令海峡由亚洲地区进入美洲地区，苏联学者也持相同的观点，这一时期正是山顶洞人生活时期，也是“尼人”消失之时期，同时又是一部分人类有了铜器的时期，因此，“尼人”消失，山顶洞人出现、印第安人东迁与黄河河谷人类有一次持火铜扩散有一定的联系。印第安人与黄河地区人居住的地理气候相似，在一、二万年进化中仍彼此相似，若印第安人来自亚洲，其源也应在黄河河谷。
大洋洲的古化石爪哇猿人距今90—60万年。昂栋人距今20万年，而中国的元谋人距今170万年，蓝田人距今70万年，北京人距今50万年。中国的早期智人（20万年—10万年）有陕西大荔人、辽宁金牛山人、山西许家窑人。晚期智人生活的时代为 10—1万年前，印度尼西亚群岛，至今没有发现早期智人，而只有晚期智人尼阿人、瓦杰克人（距今4—2.5万年）、菲律宾的的塔邦人（距今2.3万年）、澳大利亚的凯洛尔人、塔尔盖人和科胡那人（距今1万多年），而中国的晚期智人更多，如周口店山顶洞人和四川资阳人。从南亚地区没有发现早期智人遗骸及学者对两地区古化石分析研究南亚地区的晚期智人来自中国的大荔人等为代表的早期智人。因此，用化石分析黄河地区人种在不同时期又分批向南扩散。
七、从黄、白、黑、棕四色人的人口数量、历史分布，特征、进化过程分析现代人类起源地。
依据同源论观点，全人类应当是同一群先祖。黄、白、黑、棕四色人种，各有各的先祖群，各先祖群仍应有一共同先祖。四色人种共有六十多亿，而黄色占大多数，其它各色均为少数。
从四色人的历史分布看，一万多年前，黄种人分布在亚洲地区、欧洲部分地区，南、北美洲等广大的温带地域。黑种人在非洲热带大陆。白种人在欧洲温带草原上。棕种人在南太平洋热带岛屿上。
黄种人在地理分布上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白种人在寒冷漫长的冰期中受严寒影响，其活动区域更小，只能在欧洲南部。从居住环境上看，白种人远没有温带的黄种人与热带的黑种人、棕种人条件好。在冰期中，有限的自然洞是白种人最好的御寒栖身之所。而黄种人在黄河谷地的人工窑洞可成千上万，成片随意开发。热带的黑人、棕人居住环境也较好。
冰期中，三分之二的陆地被冰雪覆盖，冰雪隔绝各区域各色人种的往来。各色人种只能在特定的地区内顽强的独立发展，漫长的数万年或十多万年冰期，使特定地区、特定环境的人种进化成不同肤色的人种。
各色人种的肤色受环境影响而形成不同的肤色，这是各自进化产生的结果。这四色人种的共同先祖肤色应当是特定的、不同于现四色人种的肤色。我们可以设定其为近水色的肤色。将四色人种的共同先祖推至二、三万年前或十几万年前冰期间的暖期。然后用进化论观点，分析四色人种肤色、体高、毛发等形成原因。
首先，黄种人的先祖为生存，破坏了黄土高原的植被，黄土流失严重，黄河成了混浊的黄水河。常年饮用含黄色素的水，食用桔子等黄色食物，栖于黄土洞穴，成天生活在黄土环境中，遗传基因从内改变了人的肤色。因此，此区域的人类随黄土环境形成黄色人种。黄种人与黄土高原及黄河变黄有密切的关系。
白种人的肤色是因为其先祖常年在阳光照射不足的低温带游牧生活环境中形成的，特别是冰期，若干万年的洞穴生活更加剧肤色发白，基因也随之改变。“碧眼金发”是低寒少光导致的。而非先祖生来如此。
黑种人先祖在若干万年的强烈阳光辐射下，皮肤变黑、基因改变也是必然的。棕色人种形成亦同比理，两者的差异与饮食有关及阳光照射时间长短有关。黄种人在强烈的阳光下很快变黑，离开阳光又渐渐发白，说明人的肤色与阳光照射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人的毛发。过去许多人曲解了达尔文的人是类似于猿的动物演变而来的观点。达尔文的本意是人的先祖形态象猿。但人是古猿进化而来没有得到证实，且基因学证实人与猿是近亲，非人类的直系先祖。如古猿是人类的直系先祖，那么人的体毛如何进化退去的，这一基本问题都难以解释清。现我们只能说人的先祖形态象猿但决非猿类。人类在与猿类分支时，身上的毛发仅有现在的头发、腋毛及细微的汗毛等，不可能有厚厚的、长长的御寒体毛。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先祖有厚厚的御寒体毛，锋利的牙齿及发达的四肢，那么，现在的人类也许是猿、虎、豹、熊等其它类的动物。人类对天然火的利用与人工取火就不能产生。
各色人种的毛发是在原始先祖原有的毛发基础上各自进化而来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哪一色人种毛发少就进化快，毛发多就进化慢，现四色人种的毛发，是同一先祖在不同环境中进化的结果。
比如，白种人毛发最多，那是白种人为适应低寒环境的自然选择产物，鼻子长是为了保持其体内温度长期进化的结果，作用如同我们现在为了保持室内温度加长烟筒。而生活在炎热环境中的黑种人、棕种人毛发，鼻子正好与白种人相反，且黑、棕人种毛发较黄种人毛发更少，其头发弯曲、蓬松、胡须卷曲如波，鼻子宽大，何也？环境使然！炎热的天气无须毛发御寒，便逐渐消退。头骨的发孔变细，导致头发弯曲，鼻子鼻孔宽大其作用恰好与白人长鼻左右相反，使为了散除体热进化的结果。而黄种人的毛发、鼻子介于黑、白两色人种之间，这也是温带环境影响形成的。
白种人长期游牧，黑种人长期狩猎，运动量大于农耕的黄种人，其身高于黄种人，也是长期进化形成的。
现基因学证明，七、八千年前，亚洲众多的黄种人，由黄河谷地向亚洲边缘地带扩散(应与炎帝、黄帝、蚩尤大战有关)。
所以依据前几节的论证，黄种人的起源地应为黄河河谷，鉴于前一节的对化石论述，棕色人种的起源地也在黄河河谷，白色人种生活在低温带，其历史主要为游牧生活，是铜器前期的历史，该地区也没有最早古文明产生，其来自亚洲地区可能性最大，非洲地区没有产生过最早的古文明，难以认定其为现代人类起源地，所以说黑、白、棕三色人是数万年前或十几万年前黄河地区人群向全球迁移途中遇冰期而长期进化形成的，其源地也在黄河河谷。
八、从各地区古文明产生的时间、原因等方面分析推证现代人类起源地。
我们知道的四大文明古国的文明均产生于各大河的可发展农业的流域，说明定居农业是文明产生的基础。
《全球通史》作者认为人类古文明出现最早的时间是从苏美尔人公元前3500年创造的两河文明开始，其它文明出现的时间依次是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文明，公元前2500年的古印度文明，黄河文明为公元前1500年的商朝文明，中美州和秘鲁文明为公元前500年。其对文明的定义是以制度、文字、阶级等为特征。笔者认为这些特征是人类古文明的后期特征，是生产关系的特征。如果以人工取火、青铜冶炼技术等生产力为特征，那么，从火与铜出现最早，黄种人最多，早期活动区域最广等证据推断，黄河文明要领先其它文明几千年或上万年，且黄河文明独立发展并持续到现在。《全球通史》作者认为苏美尔人的文明是最早文明，其是以文字、制度定义的，是古文明后期的特征，但苏美尔人是何种人，来自何方，又去何处？来去匆匆，仿佛是外星人似的，故以其为文明源头，理据不足。
从上几节论证的观点看，黄河文明在对天然火的利用时间，掌握人工取火、青铜冶炼技术时间上，均远远早于其它各古文明的时间，且一直没有中断。这一切说明，黄河文明的早期文明是其它文明的源头。是人口众多的黄种人（文明的载体）引燃了黄种人周边的文明之火。我们不排除其他人种在其地区有一定的文明基础，只是说在各人种接触的边缘地带，由于文明的相互交流，新的文明之火更旺，发展更为迅速，这是文明传播的基本规律。其文明的中心点、起源点在黄河谷地。
结合上几节的推证，我们不难想象出这样的历史画面：
在十多万年前，会人工取火的人类先祖，以黄河为源地，向全球扩散，遇冰期，文明发展受限。在二、三万年前，又一批掌握青铜冶炼技术及农耕技术的人类，再次向全球扩散，又遇冰期，形成四色人种，各自文明独立发展。由于环境的差异，文明结果不一，以黄河文明为最好，发展最快，人口最多。最后一次冰期后，也就是一万多年前，黑、白、黄三色人种在其所处的边缘地带，即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尼罗河流域相会，以黄河文明为主导，产生了更新、更辉煌的文明，以及新的人种。这一点推论是基于黄河地区火与铜产生最早、农耕最为古老，黄种人最多而言的。
而古印度的微黑人种亦为黄河人种一分支，是人工取火年代迁至印度河流域发展农耕的人群，其在黄河文明的基础上，创造了古印度文明，直到白色人种雅利安人入侵后，而形成新的人种。
属于黄种人的印第安人则在美洲地区以黄河文明为基础独立发展。
棕色人种（亦为黄河人种分支）在南太平洋岛屿上，由于种种原因，文明难以产生发展。
不难看出，黄河谷地为所有古文明的重心、中心、源头。
黄河文明在古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兴起之时，相对落后了。其原因有三：一是其为中心位置，与边缘文明交流机会少；二是此区域内人口众多，发展文明的物质资源有限；三是此区域内发生了古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炎黄之战、炎黄与蚩尤之战。此后，时常内战，从未中断。
所以，黄河文明为世界各地区文明的源头，以此佐证现代人类起源地在黄河河谷。
九、从中国古代传说中分析推论人类起源地
关于古人类的传说，虽神话成份颇多，但除去神话部分，仍能印证人类起源过程中每一阶段的变化与发展。虽然传说不如文字准确，但“口碑”也是极为重要的证据。代代相传的“口碑”除去神话等成份，并结合人类起源进化中发展每一时期的基本规律，仍能看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轮廓。
首先，中国人说自己是龙的传人，这是人是由何种动物演化产生的问题，如同我们现在认为人是由猿演变而来的假说。也就是说，中国人先祖也曾考证过人类起源于何种动物，或者说龙是人的先祖是中国人先祖用语言代代相传的“人类起源学说”。至于“龙”是何模样，后代人在想象中描绘形成现在的四不像动物—“龙”。
其次，关于盘古一手持凿，一手持斧开天辟地的传说，可以推证为旧石器时代（或更早的年代），古人类在黄河河谷开辟生存活动空间—人工造穴，砍伐树木，放火烧荒，混沌初开之时，人们与天地作斗争的情形。
女娲造人是人类母系社会的表现。
有巢氏建巢时代是人类“穴居”转为“房居”时期。
燧人氏钻木取火表明人类进入人工取火、制陶、冶炼时期。
伏羲氏时期是人类进入渔猎、畜牧、八卦、算术、天文时代等。
神农氏（炎帝）时期是农耕、医药、大规模用煤冶炼铜、铁的时代。
黄帝时代象征着人类进入了文字、宫室、船车、货币、弓矢、指南针等更为文明的时期。
嫘祖发明蚕丝象征着女性进入纺织时期，等等。
当然还有更多的传说，比如炎帝、蚩尤与黄帝大战。
这些传说除去神话、政治、迷信等因素，基本事实是存在的。因为人类就是从这些阶段发展而来的，只是在时间上太模糊，很不准确，每个阶段也许就是成千年、或上万年，离现代愈远时间跨度愈大。
现代科学技术用碳14测定，炎帝时代距今七、八千年，黄帝时代迟于炎帝时代500余年，蚩尤与黄帝同代。
有必要在此进一步分析这一时期黄河河谷周边发生的炎、黄、蚩尤大战。炎帝时代农耕已很发达。“炎”又是火的象征。炎帝死后葬于山西高平，高平附近的煤及高平人的手工铜铁业至今流传不衰，说明当时煤的广泛使用与铜、铁冶炼技术发达。
蚩尤的生活地在山西运城盐池南边中条山下（有蚩尤村为证），中条山的铜矿遍山都有，蚩尤应是铜业的代表。彼时蚩尤又管理着盐池，又为盐业的代表。蚩尤部落为炎帝部落一部分。而黄帝最初的部落在陕西北部，亦属炎帝部落。黄帝死后葬于陕西，也说明黄帝最初部落在此区域游牧生活。黄帝部落后顺洛水南下，由黄河河谷进入河东，战胜炎帝后代部落蚩尤后，从游牧转为农耕定居。
黄帝部落先与炎帝其它部落发生激战，最后与蚩尤部落决战，将蚩尤在山西运城解州杀死肢解，“解州”以此得名。传说蚩尤血流入盐池使池水变红，说明这次战争异常残酷、规模巨大。传说战争中蚩尤部落人铜头铁额，会铸刀造戟，会施用烟火雾气战术，而黄帝部落作战工具为驯养的虎、熊等野兽。最后黄帝打败蚩尤。蚩尤余部纷纷南逃，后发展为南方的苗、黎等少数民族。
从作战双方使用武器说明这次战争性质是手工业部落、农耕部落与游牧部落之争。
这次战争导致此区域及周边人群向更远的四周扩散。人类基因测定，在距今七—八千年间，黄种人以黄河河谷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形成了西藏人、蒙古人、朝鲜人、日本人、东南亚人及中国南方等许多少数民族人。
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这一地区发生的战争从未间断过，如匈奴与汉朝、蒙古族与宋朝、满族与明朝等等，所以上述分析炎黄蚩尤大战性质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这次人类的扩散是基因学证实的，那么在此之前还有多少次不同或相同原因，导致人类扩散，我们只能依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基因科学进一步推测论证。
上述这些传说在中华大地广为流传之时，达尔文的进化论尚未出世。历史是按其规律发展的，无论有无学说，人类仍然按照既定的规律变化、发展。
为此，笔者多次去黄河地区考察人类有无穴居时代。在考察中，发现了大量的古窑洞，虽大都是很晚期的窑洞，但人类“穴居”的遗迹仍清晰可见。同时，发现几处有考古价值、旅游价值应发掘的土陶时代遗址。
并发现了清代咸丰二年石碑，某姓先祖旧居被称为“故穴”。雍正二年的石碑将黄土窑洞称为“佛洞”，这“佛洞”应是后来所有神庙的邹形。等等
中国古代传说及现实证据说明，人类从黄河河谷的“洞穴”，一步、一步地艰难而顽强地走上高原、平原或更遥远的地方。人类是由此谷地起源向远方发展的。
十、用全新的方法综合分析探寻现代人类起源地
我们已从不同方面（人工取火、青铜冶炼、四色人种、古化石、古文明、中国的传说、黄河河谷的遗址等）分析论证人类的起源地在黄河。
由于其它的起源说往往是以单一的证据，从某一方面片面地从古向今顺向推证，因而难以探寻到人类客观存在的源地。现我们采用已知的各科知识，以全人类的四色人种及整个人类历史活动的痕迹、遗迹为证据，采用达尔文的进化论，严格遵循历史发展规律，从现在向远古逆向论证。这样的论证，如果关键环节无误的话，就一定能寻找到人类的起源地。
现在，我们已经从人类最大部分的黄种人为主线，结合其它方面证据，推论出主要人类的起源地—黄河与黄土高原形成的河谷。就是说这些黄种人，无论其为何国、何族、何姓，其先祖在石器时代，均生活于黄河河谷里的某一洞穴。
其它三色人种先祖也极可能出自黄河河谷。为此再做进一步的分析推证，一般认为，在距今4、5万年前，晚期智人形成的时候，四色人种也开始形成，参照地球最后一次冰期时间（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所处的时代正处于冰期高峰，当时气温比现在低7-8度），再依据美国人类学家洛林·布雷斯认为人类在特定的条件下，5000—10000年时间就可以形成新的群种之观点。（这是他推认中东智人和欧洲智人是由尼安德特人进化时所持观点）。笔者认为在二、三万年内形成四色人种更是有可能的。
非洲起源说认为距今4—5万年前的现代智人（即四色人种的先祖）起源于10万年前的非洲，并从非洲扩张到世界各地，取代了当地的直立智人和远古智人。走出非洲的这一部分人进一步演化成现代智人。其证据主要为化石资料，认为最早的智人化石都出现在非洲（即6—13万年的化石较多）。问题是这些化石是哪一色人种的先祖？没有定论。
中东地区以色列加尔默山的斯库穴发现的智人遗骸，碳14测定也为1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比法国的克罗马人和德国的尼安德特人要早三倍年代。且各方面论证这遗骸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这遗骸的先祖来自何方？又是何种人先祖？也无定论。
如果说四色人种的先祖在非洲产生，就是说在5—10万年前，四色人的先祖就生活在炎热的非洲，至少在此又生活了5—10万年。也就是说四色人种的先祖已经是黑色的。那么其后代又是如何演变成其它三色的？
我们不妨借用笔者第七节四色人种形成法，那就是说，在四、五万年前或二、三万年前黑色人种由非洲扩散到寒带或温带，由于冰期相隔，形成了白色人、黄色人。现问题是基因已改变的黑人是否能在寒带、温带形成白色人种或黄色人种？黄色的变白色或黑色相对容易，但由黑变黄或白，相对困难。再说非洲当时没有早于黄河谷地的铜、火技术，热带黑人又如何成批去寒带狩猎、游牧？又如何在温带的冬季生存？再有，白人与黄人的传说中也没有提到他们的先祖是黑人。纯黑的人种在二、三万年内形成白、黄、棕人种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我们不排除五万年至十万年前非洲有黑种人，但现在的黑人可能是黄河地区人祖与当地土著人形成的新的人种。况且，黄河地区也有许多古化石，如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20万年前的大荔人等。几乎与元谋人生活的年代相当的山西芮城西侯渡遗址，发现了更明显的用火痕迹。西侯渡就在黄河谷地。这说明黄河谷地人类用火年代比我们想像的要早的多，是非洲等其他地区难以相比的。
有的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因关闭自守自认为其是“中央之国”，是对世界不了解的表现，这是片面的看法。正如每一个人的乳名，不可能是自己所起，是先祖与别人叫起的。“中央之国”说明黄河谷地是黄河地区与外部人在几乎跑遍地球陆地后认为的。如十多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足迹遍及全球，表明不只有现代人才可以走遍全球，古人类同样用自己的双脚可以走遍全球任何可到达的地方，且没有什么国界阻隔与限制。只要有火与铜器，凡是有水有食的地方，古人类均可到达、生存。因此，当时的人类认为黄河谷地及周边地区是“中央之国”是可信的。并且“中”含有“源”之义。
非洲有许多古老化石，只说明古人类或古猿在此生活过。若其化石若是猿的话，或古人类化石已无后代，就难以用化石的最古、最多来认定是人类的起源地。再从地理位置上看非洲其实是亚欧大陆凸出的一个半岛，其中动物与亚欧大陆密切相关。亚欧大陆的原人类迁居非洲是完全有可能的。
根据美国底特律市维恩大学古德曼教授与其他生物学家，一道分析人与巨猿的基因构造时发现：人与大猩猩、黑猩猩这两种巨猿只有1%的差异，这说明，人类与巨猿仅有亲缘关系，猿不是人类的直系先祖。在500万年—1000万年间或更早的年代，人与猿分开了。
仅用化石的古老与多少，推证人类起源是片面的。只有用现在人类所有的证据向远古人类逆向推证，且每一步论证都环环相接，才有可能找到人类的起源地。
用化石证明东非是人类的起源地，不能令人信服。
有的学者认为中亚是人类的起源地，其理据亦不足。因为人类是热带或温带动物，地球上的几次冰期有的长达数万年、十几万年或几十万年。冰期中，这一地区冰天雪地，人类难以生存。所以中亚是现代人类的起源地，也令人难以信服。
也有的学者认为，南亚次大陆是人类的发源地，其理据是基于南亚的褐猿与人类比非洲的黑猿和大猿与人类亲缘关系更近等。基于非洲起源说理据不足，南亚次大陆也难认为是人类的起源地。
所以说，黄色人种之外的三色人种来源于黄河谷地可能性最大。
那么，黄河谷地的人种是从哪里来的？是自生的，还是外来的？外来的，是从何而来？是自生的，又如何产生？是猿变的，还是其他动物变的？综合上述论证，结合古猿变人假说及海猿变人假说，现笔者提出新的假说，人的先祖为“水龙猿”，且产生于黄河谷地。
十一、新的人类起源说—“水龙猿”假说
笔者之所以将人祖定为“水龙猿”，其理据有如下几点：
关于古猿变人说，因发现的古猿化石到现代的人化石的所有的证据链中有的环节未证实，以及人的毛发、体毛是如何进化的，用进化论难以解释，加之基因科学证实猿非人先祖等等，故我们不能再坚持猿变人之说。
有的学者根据人是喜水动物，发现人的许多的生理特征是存在于海豹、海豚等水生哺乳动物身上的。比如，所有的灵长类动物都是浑身有浓密的毛，而人与水兽一样，皮肤裸露没有体毛；再有，灵长类动物是没有皮下脂肪的，人却与水兽极其相似，人是有皮下脂肪的；第三，人类眼腺分泌泪液以及排出盐分的现象，也是水兽所具有的特征。这在灵长类动物中是绝无仅有的；还有，妇女在水中分娩是没有痛苦的，婴儿天生的喜欢水，并有游泳的本领，这些都说明了人类与水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
因而提出“海猿说”，其根据是在800—400万年前，非洲曾有大片的陆地被海水淹没，推测部分“古猿”被迫下海生活，进化成“海猿”。几百万年后，海水退去了，海猿重返陆地，成为人类的先祖。这一学说仍是基于古猿变人学说为基础的。虽然这与笔者提出的“水龙猿”有相似之处，可借鉴参考。但其仍没有脱离古猿变人说，且部分海猿下海生活，理据不足，所以视其为古猿变人学说的延伸。
笔者提出的“水龙猿”。其中的“水”是借鉴“海猿说”人与水有密切关系而言。“龙”则是基于中国人（黄种人）言其是“龙”的传人，以及几千万年前出现在地球上的恐龙虽大部分灭绝，但仍有个别品种生存下来，如鸡、鳄鱼等仍是恐龙的后代而言。人类的先祖也有可能是恐龙时代生活在水边的两栖动物进化而来的。“猿”是因为基因科学证实人与猿有亲缘关系，且人的先祖形态像猿猴而言。
那么，我们可以推测一千多万年以前，我们的先祖形态相似考古发现的18000年前的普罗猿形态。他们生活在温带或热带的海洋、河、湖边，是水陆两栖动物，大如猴子，身上无体毛，但有头发、腋毛等。常年在水边捕食昆虫、采食野果，不时与有亲缘关系的猿、猴在河滩上嬉耍。也许他们是某种恐龙的后代，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先祖—“龙”。
其头发的作用是为隐蔽、保护自己，为捕食需要而生长出来的。腋毛等是为防止水中生物侵扰而生。均是生来具有的。其毛发如同虎、豹身上的花纹，或青蛙身上的颜色，是适应环境的产物。由于其是两栖动物，且生活在温带，身上无需体毛。他们每天在水中捕食，然后上岸采食野果，晒晒太阳，有的找个洞穴，生儿育女，与其他动物一样，正常繁衍生息。
只是后来有一天，气候发生变化，天气变冷或海水突然落潮，被迫走上陆地，为御寒迫使他们本能地钻入岸边洞穴。他们为了寻找温暖的地方生存，本能地接近火、利用火，后又发明人工取火，一步步进化成现代人类。
人类只所以能成为万物之灵，除本身素质外，说明人类在进化中还有许多特殊的环境突变。因人类适应了环境才演变成了现代人，这也是进化论中的观点。
综上所述，人类进化的路线图为：
一千多万年前，在黄河与黄土高原形成的河谷中生活着现代人类的先祖—“水龙猿”。由于气候、地理等环境变化，生活在水中的人祖，在五百万年前后，被迫生活在陆地上。由于其特殊的怕冷体质，只得寻找洞穴、接近火源。二百万年前后，人类会利用天然火取暖、熟食，一百万年前后会人工取火。五十万年前后，持火向全球扩散。二十万年前后，现代四色人种之先祖开始形成，并分批分期再次走向全球。十万年前后，炼铜技术出现萌芽。五万年前后，铜器用于狩猎、游牧、农耕。人类再次大规模地向全球扩散。由于冰期的影响产生了四色人种。一万年前后，四色人种的分布区域基本形成，且文明出现萌芽。而黄种人分布地域最广、人数最多及产生的文明一直遥遥领先。在黄河文明的影响下，其他各地文明进一步发展。
结束语：
人类历史中横躺着人类未来的秘密，探寻人类起源是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明天。
人类从何种细小的细胞演变成现代的人类，其中有无数的秘密。宇宙中无数之谜，其中最大的秘密就是人类的起源。我们在探索宇宙的同时，更应深入研究探索人类的起源，特别是寻找现代人类起源发展变化之规律。因为这规律对现代人类的发展仍起着巨大的作用。人类按照自身发展的规律（如进化论）向未来不可逆转的前进着。
现代文明起源范文第2篇
人类文明起源时代的5000年历史长河,可以说先后经历三次大的波澜,大体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文明起源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文明起源三大要素生成期——文明总体标志国家形成期。
一
“文明起源三段论”的观点,理论渊源是摩尔根的“野蛮时代三段论”,非凡是恩格斯文明起源论中的“三次大分工理论”;在综合这两个思想源头基础上,我们认真汲取了20世纪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试图做出“文明起源过程三阶段”的理论创新。
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野蛮时代三段论”,大体上相当于他所提出的“文明起源三段论”。他采用三分法,来看待整个人类历史,提出整个世界历史的三个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
在这个“大三段论”中包括两个“小三段论”。比较低级的原始社会是蒙昧时代,又包括三个阶段:原始人类产生的初级阶段——开始学会人工取火的中级阶段——使用弓箭进行狩猎活动的高级阶段。这个时代,相当于人类历史早期阶段,通称旧石器时代,几乎占据了人类历史长河绝大部分,下限就是距今一万年前。
比较高级的原始社会是野蛮时代,距今一万年到五千年间,前后是大约五千年时间。这个时代也分为三个阶段,先后有五大创新:制陶术的发明导致野蛮时代初级阶段开始——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有三大发明,畜养动物、浇灌农业、房屋建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以冶铁技术的发明创造为标志。
这里讲的野蛮时代三阶段,大体相当于文明起源三阶段。现代考古发现基本上肯定了摩尔根的基本思路,也提出了一系列需要重新思索的重大新问题。一个非凡重要的核心新问题就是:
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究竟是什么?
由马克思奠基、恩格斯完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吸收、改进摩尔根等前人成果基础上,提出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相当于唯物史观的“文明起源三段论”。
在接近尾声并且富于总结性的最后一章《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开头,恩格斯提出了自己探索野蛮时代、文明起源的新思路和哲学理论上的新基础:“我们已经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这三大实例,探索了氏族制度的解体。最后,我们来探究一下那些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已经破坏了氏族社会组织,而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又把它完全消灭的一般经济条件。在这里,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我们来说是和摩尔根的着作同样必要的。”[1](P158)
在野蛮时代最初的低级阶段,“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
在野蛮时代转为发达的高级阶段,“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海外贸易也有了”[1](P160)。
在文明时代门槛上的第三次大分工,“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非凡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处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此以前,阶级形成的一切萌芽,还都只是和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分成了规模较大的和较小的生产者。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和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双方都进行剥削。”[1](P163-166)
从摩尔根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起源论,甚至具体到“文明起源三阶段论”的基本思想,都包涵着至今仍有生气活力的闪光思想。但是,我们今天不能停留在他们的个别结论上面,我们要学习借鉴的首先是唯物史观的活的方法,循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对于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做出全新的理论概括,提出现代水平的“文明起源三阶段论”。
二
文明起源时代第一阶段——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农业起源革命——新石器革命——陶器革命。
“文明起源第一阶段的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这是个新概念,综合了摩尔根“野蛮时代初级阶段论”,汲取了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的科学因素,又扬弃了个别过时结论,立足20世纪考古发现最新成果,力图作出理论上的综合创新。
20世纪考古发现充分肯定了从摩尔根到马克思、恩格斯探索文明起源论的奠基开创之功,在此前提下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新问题,其中在文明起源历史起点新问题上就提出了五点质疑:文明起源时代的最初起点究竟是制陶业还是农业?
农业最初起源是在西半球还是东半球的亚非欧大陆?
最早的农业是水作农业还是天然旱作农业?
东半球亚非欧大陆是畜牧业起源在先,还是农业起源在先?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本质内容,究竟是从野蛮部落中分化出游牧部落,还是农业部落?
这五个新问题不是机械罗列关系,其中最本质、最核心、最深层的一个新问题是: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究竟是什么,是制陶业、畜牧业,还是农业起源?
摩尔根“野蛮时代初级阶段起点论”,首先着重强调了制陶术发明的发端功能:“低级野蛮社会始于制陶术的发明。”不过,看来他自己当时也已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重大新问题:“我们以制陶术的发明或制陶业的流行作为划分蒙昧社会同野蛮社会的界线,这样做固然不免有武断之嫌,但从多方面考虑,最确当的分界标准大概还无过于此。蒙昧社会同野蛮社会这两种状态显然有别,这是久已公认的,不过,以前不曾提出过某种进步现象作为由前一种社会进入后一种社会的标志。”后来他仍感到理由不够充分,并一再做出解释:“对于人类文化顺序相承的诸阶段的起点,我们选择了陶器的使用作为其中的一个分界标志,其意义不像饲养动物、使用铁器和发明标音字母那么鲜明,因而对于这一抉择需要加以解释。人类必定先有村居生活,并且,简单的技术必定先已达到相当进步的水平,然后才会制造陶器。”[2](P11,10,12)那么,究竟是什么产业兴起,才造成了“村居生活”呢?这里离真理只差一步!
这里反映出一个深层重大的理论新问题:对于文明起源时代起点的犹疑不决,偏重陶器技术,对于农业起源在文明起源物质前提中的决定意义熟悉不足,也没有注重到和农业起源直接相关的新石器革命。这个理论缺陷的产生,有一个理论根源,就是摩尔根在考察社会发展时有一个六项式:生存技术——政治
——语言——家庭——居住方式——财产。其缺憾在于,他从比较表层的生存技术、生活资料出发,而没有更加深入注重到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妨碍了他把“农业起源——新石器革命”,提到野蛮时代——文明起源时代的出发点上去。 在这里,我们需要一方面坚持发展唯物史观的文明起源论基本方法,另一方面根据20世纪考古学的新实践,对于恩格斯的个别提法作出修正和发展。从“三次社会大分工”的角度,来探究国家起源、文明起源的深层经济根源,唯物史观的这条基本思路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有关“第一次大分工”的提法却值得推敲:“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新问题在于,为什么这里只提畜牧业,而不提农业呢?恩格斯下文中摆出了当时把握的考古学事实:“园圃种植业大概是亚洲的低级阶段野蛮人所不知道的,但它在那里作为田野耕作的先驱而出现不迟于中级阶段。在图兰平原的气候条件下,漫长而严寒的冬季,没有饲料储备,游牧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牧草栽培和谷物种植,在这里就成了必要条件。黑海以北的草原,也是如此。但谷物一旦作为家畜饲料而种植,它很快也成了人类的食物。”[1](P160-161)然而,由于这样的表述,就产生出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当下面讲到第二次大分工是“手工业和农业分离”时,并没有农业起源在先的前提,没有明确回答农业何时分化出来的新问题。
20世纪考古发现修正了这里的提法和判定,证实了北非和亚洲,包括西亚两河流域、东亚大陆的中国,同属于世界农业起源中心。在距今1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农业起源是多元化、多中心的,最主要的农业起源中心是四个,四种主要粮食作物分别创造出来:
大麦、小麦——首先起源在西亚两河流域以北的新月形地带的山前台地上,而后首先传播在北非的古埃及;
稻米——首先起源在华南广西、长江中游、下游地区;
粟子——首先起源在华北平原和太行交界的山前台地上;
玉米——首先起源在中美洲。
西亚两河流域的考古发现还表明,在这个西方文明发源中心,是农业起源在先,陶器起源在后,在陶器于距今八九千年前起源的时代以前,还有一二千年的“无陶新石器时代”,或叫“前陶新石器时代”。
根据这些考古发现,尤其是农业考古学最新发现,我们有必要对“第一次大分工”的提法作出精确化,也对摩尔根提出的野蛮时代、文明起源理论,作出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和最初原点,是新石器时代起点上的第一次大分工,从根本上说首先是农业起源,再加上从农业起源派生出来的畜牧业起源、家畜起源,从原始的采集、渔猎经济中分化出来,人类定居、剩余劳动增加、其他文明质前提的确立、文明要素的萌生,全部建立在农业起源这个基点上。假如说整个文明大厦全都建立在剩余劳动这个物质基础之上的话,那么最初的剩余劳动,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必然首先产生在农业起源之中。这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必然逻辑,也是经过考古学发现证实的科学事实。柴尔德所谓“新石器革命”,本质上首先是农业起源革命。
农业起源必然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伴生物,也就是文明起源的第二大物质前提——新石器技术革命。为了农业起源中刀耕火种、割穗收获、研磨加工的需要,距今一万年至八千年间逐渐创造出新石器农具群。新石器的本质特征,按照西方长期流传的传统说法,就是从打制石器走向磨制石器,更科学地说是走向切、钻、琢、磨四大工艺综合运用于农用石器的深加工,由此引出工具上的大革命,生产力上的大革命,也为文明起源过程事先铺垫下第二块物质技术的奠基石。
确立了“农业起源——新石器起源”在文明起源中应有的物质前提地位之后,陶器的发明创造也就有了应有的历史前提,又有了应有的历史地位。由于农业起源加上新石器,造成了生产力的大变革、大发展,由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引出生活方式的变革:谷物产量大大增加,贮存粮食的器皿需要增加了,必需有较多的粮食贮存,才能度过冬季,贮备灾荒,饲养牲畜;农业起源之后,定居生活开始了,对于各种容器的需要增加了;随着农业起源、新石器起源,人们劳动实践活动、社会交往活动范围都扩大了,和自然水源的距离也拉大了,如何用人工容器保持人工水源,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生命线;随着农业起源、畜牧起源、新石器起源过程的展开,人们迫切要求发展熟食,从石烹时展到陶烹时代,出现了陶釜、陶灶、陶鼎、陶锅等一系列陶制炊具群。
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从西方到东方,大多数是把这个阶段排除在文明起源时代之外的,最多上溯到铜器、城市、文字起源。这里提出的新主张,是把“农业——新石器——陶器”这三大物质前提的奠定,作为文明起源时代第一阶段。
三
文明起源时代第二阶段——三大文明要素生成期:“铜器—城市—文字”的多元发生。
“文明起源三大要素发生期”这个新概念,综合了摩尔根“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论”和恩格斯“第二次大分工”这两个概念的合理内核,又综合了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最新成果,力争有所创新。
摩尔根《古代社会》已经提出了这样一种闪光思想,即把文明起源过程,区分为两个相互衔接而又相互区别的历史阶段——“文明要素发生时期”和“真正进入文明状态”。
有关文明要素有哪些的新问题,摩尔根的回答看来是初步区分了两个层次:“基本要素”和“诸多要素”。应当声明的是,他本人并没有使用这样明确区分的两个不同概念,但从《古代社会》全书看来,却蕴涵着这种区分的基本思想。
第一章《人类文化的几个发展阶段》,趋向于从宏观世界历史高度,谈到野蛮时代文明起源过程中先后生成的五大要素:制陶术——动物驯养——农业种植业——房屋建筑——冶铁术。后来他还说:“文明的一切要素,包括文字在内。”
而第三章《人类发展速度的比例》,则接近于用追溯法,列举了野蛮时代三个阶段上文明起源过程中的诸多要素发生过程:野蛮社会初级阶段文明起源过程中的10个要素——中级阶段的20个要素——高级阶段的近20个要素。[2](P28,274,32,31)后来马克思晚年在做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时,基本肯定了“文明要素”这个提法。在《古代社会》一书第二编第八章《希腊人的氏族》中,把私有财产制度作为推进文明起源的新要素:“财产已经成为逐渐改造希腊制度而为政治社会开辟途径的新要素,这个要素既是政治社会的基础,也是它的主要动力。完成这样一个根本的变革,不管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是多么简单明了,在当时却是一件艰巨的任务”[2](P218)。马克思在摘要中用自己的话概括了这段论述,并倾向于肯定文明“新要素”这个提法:“私有制是新的要素,经过延续了若干世纪的在氏族基础上建立国家的尝试以后,这种要素逐渐改造希腊的制度并为上述变化(即向政治社会或国家过渡)作好了预备。”[3](P16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没有专门论及文明要素新问题,但在《雅典国家的产生》这一章中,也用了“新社会要素”这个提法;同时,他把国家称为“文明社会的概括”,和“文明起源要素”形成鲜明对照。
由此看来,把整个文明起源过程,除了前面的物质前提奠基期之外,还可进一步区分为“文明要素发生期”和“文明整体形成期”两个阶段,是有理论根据的,也有历史渊源。现代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也有助于证实这种区分。
这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新问题是:究竟哪些属于文明起源过程中产生的诸多要素?哪些属于有全局意义的基本要素?
我们不妨仿照“
化学元素周期表”那样,列出一系列前人探索的“文明起源要素表”。 摩尔根先后列出了近50个文明起源要素,在“文明起源诸多要素”的基础上,他当年看重突出的“六个基本要素”是:(1)陶器;(2)畜牧业;(3)农业种植业;(4)房屋建筑术;(5)冶铁术;(6)文字。
马克思的摘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于摩尔根提及的文明起源诸多要素,非凡是有重大意义的六个基本要素,大都作过肯定性概述。恩格斯在论及文明形成前夕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时,非凡突出了两大要素的关键功能:一是铁器;二是文字。他有一个十分简明的概括:“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而在“文明起源诸多要素”这个层面上,他曾历数古希腊文明起源中的十来种要素:铁器、风箱、手磨、快轮制陶、榨油、酿酒、车轮、建筑术、城市、荷马史诗和全部神话。[1](P22,23)
20世纪世界闻名的史前考古学家柴尔德,1936年用英文发表了影响颇广的《人类创造了自己》一书。他把人类文明起源的主要轨迹,总结归纳为距今一万年至五千年间,先后发生的三次大革命: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人类知识上的革命。柴尔德有关头二个革命的学术观点,多为世人关注,而有关后一个革命的论述,则较少为人论及,而对于我们清点“文明起源要素”的工作,却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功能。该书最后两章,认为构成文明形成重要因素的人类知识上的革命,主要要素是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间,即城市革命之前2000年间,有16项影响人类历史走向文明的重要发明创新:
(1)使用运河和沟渠的人工浇灌法;(2)犁耕;(3)牲畜动力;(4)帆船;(5)轮车;(6)果园种植;(7)发酵功能;(8)铜的冶炼和使用;(9)房屋建筑用砖;(10)拱门;(11)在陶器表层上釉;(12)印章;(13)太阳历;(14)文字;(15)记数法;(16)青铜。
而城市革命之后的2000年间,即公元前2600年—前600年间,他又补充了四项影响人类文明过程的四项重大发明创造:(1)十进位法;(2)经济实用的冶铁术;(3)字母文字;(4)城市供水系统。[4](P217)
面向21世纪世界考古和中国考古最新发现,对于前人探索足迹作出比较探究,并且努力做出理论创新,我们或许可以引出以下几个重要结论:
文明起源是一个长达五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除去头两三千年是“农业——新石器——陶器”这文明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之外,还有两三千年时间,即距今7500年—5000年之间的两三千年历史长河;
这两三千年时间,是在物质基础初步奠定前提下,文明直接起源的历史过程;
文明直接起源过程之所以拉得这么长,是因为文明起源是诸多要素、多元发生,逐渐萌发、不断生成的复杂历史进程,而不是一下子或一次性的生成过程;
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在“物质奠基——文明形成”这两大阶段之间,专门分出一个“文明要素生成期”是完全必要的;
文明要素又有必要区分为两个层次;铜器是经济基础上首要文明要素;城市是社会交往上的首要文明要素;文字是精神文化上的首要文明要素;其他方面还有层次稍低的诸多文明要素。
四
文明起源第三阶段——文明总体标志国家形成期。
文明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各种要素、各种片断的简单罗列、机械相加。
文明起源过程中,要素和总体、渐变和质变、起源和形成、诸多要素和文明整体的关系新问题,是一个难度甚高的重大新问题。
对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总体标志新问题,从19世纪到20世纪,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索和争论,有以下四种学术观点非凡值得注重:
第一,文字主要标志论。这个观点流行最为普遍,较有代表性的首推摩尔根1877年的《古代社会》一书,另外还有大体同时的泰勒的《原始文化》、《人类学:人类和文明探究导论》等论着。
第二,城市革命重要标志论。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者是20世纪英国闻名考古学家柴尔德,1950年他专门发表了专题论文《城市革命》,论证了城市形成是文明降生的决定性标志,并列举了城市革命的十项标准。
第三,社会秩序主要标志论。美国闻名历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EdwardMcnallBurns)等四人编写的《世界文明史》,该书提出城市是文明的表征,社会秩序是文明的内在本质规定:“探索城市的起源实际上和探索文明的起源是一样的。文明可定义为人类组织的这样一个阶段,其行政机构、社会机构和经济机构已发展到足以处理(不论如何不完善)一个复杂社会中和秩序、平安和效能有关的新问题。”[5](P38)美国学者维尔·杜伦(WillDurant)在《东方的文明》一书开头,就从社会秩序角度对文明作出定义:“文明是社会秩序,它促进文化创造。文明包含四大要素:经济支持、政治组织、道德传统以及知识和艺术的追求。”[6](P3)
第四,国家主要标志论。这个观点是由马克思进行理论奠基,恩格斯1884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以三次社会大分工为文明起源主线,而最后的总体标志则是国家的形成。“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个提法是恩格斯1884年提出的,而基本思想都渊源于马克思1843年《黑格尔批判》手稿,1857年—1858年写成的《资本论》第一手稿。
下面我们对上述四种文明起源总体标志论做出比较探究,试比较它们的得失曲直。
文字不失为文明起源的重要表征,但由于文字形成是一个至少长达3000年的历史过程,作为文明形成标志,看似明确,实则难以准确把握。人们在常识中,倾向于这种熟悉,因而自然而然把文明史说成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把在此之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史”或“史前时期”。从摩尔根、泰勒,到马克思、恩格斯,都首肯过这种较为公认的说法。
然而细致推敲起来,象形文字产生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字母文字产生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二者相距二三千年,究竟把哪一个作为文明形成标志,却是不十分明确的。摩尔根写作《古代社会》那个时代,由于考古发现有限,这个界限分得不明确,因而常把二者相提并论,都作为文明时代形成首要标志,认为文明社会“这一阶段始于标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并且申明“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可以视为和标音字母相等的标准”。恩格斯也采用了类似的说法。可是,现代考古发现已经把文字形成史的基本轮廓大体澄清了:
公元前4000年,甚至更早一些,东西方都有原始形态的象形文字起源;
公元前3500年—前1000年东西方古典文字逐步构成体系,初步走向成熟;
公元前1500年—前1000年,从腓尼基到古希腊,形成了字母文字,中国则走向部首文字。由此可见,抽象文字、字母文字的产生,是一个至少长达近3000年的历史进程,上溯到原始象形符号、刻画符号,更是长达7000年以上的漫长历史过程,把如此漫长的文字形成过程,作为文明形成的总体标志,今天看来很难说是优化选择。
20世纪中后期,对柴尔德的城市革命主要标志论,也有人提出质疑。质疑集中在两个方面:有人认为柴尔德的理论观点主要立足于两河流域,而古埃及在相当长时间里曾是灌区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曾是文明在先,城市在后;而还有人认为两河流域、古希腊、中美洲,则有一段历史,有文明起源,有文明个别要素,却未达到文明时代的整体要求。
“社会秩序主要标志论”,注重到社会关系的总体性是合理的,但社会秩序比较抽象,比较一般,没有找到一个明确标志社会秩序总体尺度。这个尺度,不是国家又是什么呢
? 相比之下,唯物史观的“国家形成总体标志论”,更经得住考古实践的历史检验,更富有总体性和确定性,可以作为文明起源期的制高点和文明形成期的出发点。
国家形成也是一个更易于把握的具有确定性的历史过程,便于在考古学、历史学上精确把握。
文明起源过程,好比五千年初步建成人类文明大厦:
第一阶段,是距今一万年开始的头二三千年,文明大厦的物质奠基期;
第二阶段,是距今七八千年开始的二三千年,文明大厦的要素发生期;
第三阶段,是距今五千年前后的国家形成期,文明大厦的总体形成期。
现代文明起源范文第3篇
最近，他将过去发表的论文辑成一书，名曰《夏商周青铜文明探研》。夏商周青铜文明是个庞大而复杂的研究领域，先登的研究比较重视这个文明的起源，包括城市的起源、文字的起源和青铜器的起源，以及这个文明的某些重要内容。这些都是当前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近年来研究者甚多。从表象上来看，各家的观点颇不一致，实际上差别并不很大。就进入文明的时间来说，目前主要有夏代说和龙山说，也有把时间定得更早或更晚的，乍看起来相差很远。但实际上，龙山说者并不认为当时已有成熟的又明，只不过是说当时的社会有了明显的分化，出现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制性权力机构也就是国家的雏形，从而区别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或原始共产制社会。而夏代说者并不认为夏代的文明是一个早上突然出现的，在夏代之前还有一个长期酝酿、转变的过程，龙山时代则是这个过程的关键时期。主张文明起源更早或更晚的也并不否认这些基本事实。这里固然有对文明概念的理解问题，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对考古资料的揭示、评价与解释的问题。先登基本上是夏代说者，但是他对龙山时代和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倾注了特别的关心，力求使自己的立论符合实际情况，而不至于犯片面性和绝对化的毛病。
由于对文明起源时间早晚的认识不同，从而对文明的地区与模式的看法也不相同。夏代说者强调中原的突出作用，认为中国早期文明基本上是一元的，但并不否认它的起源除中原以外还有其他地区的多方面的影响。龙山说者强调起源的多地区性和文化多元的特点，同时指出多元文化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有显著的相互作用和逐步趋同的倾向，只是在进入夏代以后中原的中心作用才逐渐形成，因而主张起源的多元一体模式。
现代文明起源范文第4篇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为主题的于20_年10月18日至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我也对精神进行了学习，在本次上，总结了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等重大政治判断，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并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全面部署。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战略思想，而且，我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人人有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
诚如所说“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故我们正在为之努力，并且近几年来我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是生态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我们仍需在原有基础上上继续努力，而且这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我们可以尽量少用一次性物品、多注意垃圾的分类和回收、低碳出行......其实生态文明建设离我们很近，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的发展大计，关系到每个人的福祉，积极投入到生态文明的建设中来是每一个华夏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此外，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更要在美丽中国的道路上起好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我们不仅应该从自身做起，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言行去影响身边的亲朋好友，通过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宣传活动去影响更多的人。
生态文明建设心得感悟范文2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生动形象表达了我们党和政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要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强调可持续发展，重视加强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工作。但也有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以无节制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导致能源资源、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比如，能源资源约束强化，石油等重要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快速上升;耕地逼近十八亿亩红线，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情况严重;一些地区由于盲目开发、过度开发、无序开发，已经接近或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速快。这种状况不改变，能源资源将难以支撑、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反过来必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影响，我国发展的空间和后劲将越来越小。指出：“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必须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颗粒物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金属污染和土壤污染综合治理，集中力量优先解决好细颗粒物(PM2.5)、饮用水、土壤、重金属、化学品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切实改善环境质量。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扩大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中国是一个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能源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强，已成为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发达国家一两百年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三十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中集中显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点，老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接踵而至。走老路，去无节制消耗资源，去不计代价污染环境，难以为继!中国要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必须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坚持绿色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首先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只有更加重视生态环境这一生产力的要素，更加尊重自然生态的发展规律，保护和利用好生态环境，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要克服把保护生态与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的传统思维，下大决心、花大气力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资源利用方式、能源结构、空间布局、生活方式，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探索走出一条环境保护新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生态文明建设心得感悟范文3
小到一个家大到一个国，再怎么重视生态文明都不为过，从十七大的“四位一体”到十八大的“五位一体”，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我们要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我们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社会;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中去;我们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文明的建设关乎人民大众的幸福，关乎中国发展的未来，关乎我们的子孙后代，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
生态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要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处理好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众所周知，经济建设是社会建设的中心，对于处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建设是重中之重，说到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不得不提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它是一种辩证的思想，五大建设之间是有普遍联系的。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这五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提供和谐的生态环境。经济的发展不单单只是经济的增长，简单的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是对经济发展的片面理解，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着诸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雾霾、土地沙尘化、水土流失严重、空气污染严重、湖泊面积缩减巨大、森林锐减、土地退化等等，这些都是出现在我们身边的逆生态文明建设的现象，并且已经明显直接的影响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由于利益的驱使，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疏忽了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平衡，在资源的利用和开发中不注重对环境的爱护，这样的发展下去的后果会很严重的，我们不能把生态文明建设从经济建设中隔离出来，我们需要做到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又在经济建设中保护好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只有树立全面的、科学的、正确的发展观，才能更好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使自然资源得以长期有效地运用和爱护，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生态文明的建设要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必须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我国的能源各种各样非常的丰富，但我们也不能只注重当下的经济利益，肆意挥霍各种能源，破坏自然环境来换取暂时的发展，国家的繁荣富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高速的发展让环境的承载能力到达极限，我们不能先发展后治理，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一出生就处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中，生态环境问题不像经济危机那样周期性爆发，它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结果，一旦出现就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所以我们更应该像珍惜生命那样去爱护去关心我们的生态文明。
究竟怎样才能更好的建设生态文明，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生态文明的构成是：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生态制度。在生态经济方面，要调整产业结构、减少污染物排放、合理利用资源与节约资源等;在生态环境方面，要提高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土壤质量，扩大绿化和环境基础设施等;在生态文化方面，普及环保知识、宣传生态文明知识、提高生态素质、开展生态创建活动等。在生态制度方面，应该投入保障、科学执政、信息公开。
现代文明起源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生态文明
党的十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布局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党的十以来的最新理论成果，两者具有内在联系。
一、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
（一）实践基础的统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实践来源和检验标准。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贫富分化、生态失衡等诸多挑战，迫切需要理论创新以指导实践。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应运而生，共同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顺利完成。
（二）理论基础的同一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其为理论指南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三）奋斗目标的合一
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为基本内涵的中国梦，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了新内涵，是两者共同的奋斗目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国梦的现实途径。
（四）地理空间的一致
一定的土地、人口构成的特定地域范围，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对象。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国土状况及其开发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确立政治地理空间思维，是一个不容回避和必须理性面对的重大问题[1]。
二、生态文明建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生态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成果。随着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推进，资源环境逐渐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生态文明建设逐步被纳入现代化战略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报告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条件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党建等领域的系统性工程。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有赖于良好的社会环境。“生态文明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类社会内部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都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框架中进行的。”[2]因此，在“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起着基础性作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减少社会生态事件、缓解社会矛盾、提高政府公信力。从该意义上说，生态文明建设是顺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和保障。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衡量标准
作为新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是衡量社会进步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尺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首要标志在于实现“善治”，即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因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生态文明建设。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看，第一次现代化在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生态危机。在反思第一次现代化的基础上，“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应运而生，生态化成为第二次现代化的重大特征”[3] 。生态文明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特征，影响和制约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度和广度。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南
（一）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以“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4]。这充分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紧迫性。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中期阶段，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加速推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渐凸显。西方国家几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期出现的生态问题在我国几十年内集中爆发，致使我国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甚至成为阻碍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拦路虎”。为顺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现代化道路上的“拦路虎”。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揭示了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
一是认识根源。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要与自然和谐共存。将“治理”纳入现代化建设具有深刻的生态意蕴。它主张以平等的视角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制度根源。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在追逐资本利润最大化的本性驱使下，在全球范围内大肆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生态危机。只有遵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是技术根源。科技是提升生态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必须辩证地看待科技的生态作用，树立正确的科技观，避免现代科技带来的负面效应。四是实践根源。“生态危机是由人的实践活动造成的，其实质是实践中自然的反人化。”[5] 因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重塑社会关系，加强各生态主体的平等对话，形成共建生态文明的合力。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出路
现代化与生态化的有机结合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突出特点之一。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整个现代化建设之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通过转型发展，实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共赢[6]。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生态文明本身所具有的集中性、整体性、全局性特点，决定了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7]。由此可见，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出路。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
（一）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
“生态价值观，就是人们对生态环境在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8]有什么样的生态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生态行为和生态实践。在利用和改造自然过程中，应反对和克服“人定胜天”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生态主义;在肯定和尊重自然界内在价值、考虑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承载力的基础上，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肯定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7]，确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文明意识，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加强面向社会、面向学校、面向企业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形成珍爱自然、重视生态的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促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实现生态意识的人格化，使人们把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转化为自觉行动。
（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我国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主要原因在于生态环境的产权、监管等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4]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按照顶层设计的思路，体现生态文明制度的整体性、协调性、连贯性，革除不合时宜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构建系统协调、切实可行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三）建立多元主体共治模式
政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是生态道德意识的倡导者和培育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组织者和监督管理者，发挥着主导作用[8]。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正确对待和处理市场与生态的关系是实现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之一。随着公民社会的日益成熟和绿色运动的兴起，非政府组织、社会民众逐渐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作为全社会的共同事业，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民众的广泛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加强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主体的协调合作，建立起政府、市场与社会“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形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合力。
（四）加强生态技术创新与应用
生态科技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顺应生态科技的时代潮流，必须加强与国际社会在生态技术方面的交流合作，重点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以生态技术为基础的绿色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力的技术保障。同时要加强生态技术的推广，让先进的生态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销售和消费等各环节和领域，从源头和末端上减少污染源和污染物的排放。
（五）优化国土治理空间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加速推进，我国国土空间既需满足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需求，又要应对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这就需要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根据各地资源禀赋和自然属性，考虑各地人口、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制定国土空间开发战略，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划，“最终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和运行机制，从单纯的重开发空间走向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并重的‘三位一体’空间格局”[9]。
参考文献：
[1] 周平.国家治理须有政治地理空间思维[J].探索与争鸣，2013（8）：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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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杜明娥.试论生态文明与现代化的耦合关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1）：18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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