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精神医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形而上学；马克思；黑格尔

马克思认为统一的人类思维在不同的领域掌握世界的本质有不同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1］(104页)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科学的理论的(包括哲学)思维方式与艺术的以及宗教、"实践--精神"思维方式的不同特质。

那么，科学的理论的思维方式的特质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206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抽象力"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特质，理性思维就是要运用"抽象力"通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因为事物的本质摸不着，看不见，不能用感性来把握，所以，它又必然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东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曾经深刻地指出：认识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李嘉图之所以在劳动价值论面前止步了，没有发现剩余价值，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李嘉图是一位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缺乏深度的理性思维能力，即不发达的思维抽象力。马克思说，这种"抽象力"把世界作为整体把握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因此任何理性、观念只能是现象背后的本质，而哲学和科学理论也只能运用人类的理性能力从感性的杂多现象中抽出本质，从而摆脱杂多的感性现象，将理性独立出来作为本质予以研究和规定。这样看来发表在《哲学研究》2002年第四期的仰海峰先生论《马克思与形而上学的颠覆》所谓"马克思对黑格尔式形而上学的颠复，首先在于他意识到任何理性、观念不是现象的本质；将理性独立出来作为本质加以规定，这只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幻觉。"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为了证明上述马克思颠覆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仰先生引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青年黑格派运动的评论："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思想领域中发生的。"但是，我以为马克思在这里所要阐明的中心主题是说明哲学和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3］(23页)马克思在这里根本没有提出所谓"颠覆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问题。"因为形而上学的问题，是一个与哲学同现实之间相互联系的问题在本质上属于两类不同的哲学问题。

从全部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看，哲学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是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建构的，这或许正如叔本华所说："……哲学是一个长有许多脑袋的怪物，每个脑袋都说着一种不同的语言。"［4］(145页)但是，从宏观上说，它们所研究的问题是共通的，只是在微观的解答方式、形成的具体思想观点上是各有不同的。马克思在这里批判的是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割裂哲学和现实联系的一种错误理论，不能把它曲解为任何哲学可以离开理性思维，从而把理性思维所把握着的事物的本质称作形而上学的幻觉。如果真是这样就一方面会导致对全部西方哲学史的否定；另一方面又必然陷入像存在主义的现象学之类的哲学的末途，因为在存在主义者的代表萨特等人看来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超越现象的本质，现象本身就是存在。而这种存在的现象是不能靠思维的力量揭示出来，只有靠通过诸如烦恼、厌恶、焦虑等非理性体验才能显示出来。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在黑格尔以前"形而上学"差不多就是哲学的同义语，海德格尔也是这样认识的。只有到了黑格尔"形而上学"才分解为两种形态：一种是作为静止的，孤立的，不运动，不发展的思维方法；一种仍然是属于哲学本体论的，也就是哲学自身。这种"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发展的过程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它的厚重性是任何新哲学所难以颠覆的。这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史的研究所显现的是"一切哲学都曾被推翻了，但我们同时也须坚持，没有一个哲学是被推翻了的，甚至或没有一个哲学是可以推翻的。这有两方面的解释：第一，每一值得享受哲学的名义的哲学，一般都以理念为内容；第二，每一哲学体系均可看作是表示理念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或特殊环节。因此所谓推翻一个哲学，意思只是指超出了那一哲学的限制，并将那一哲学的特定原则降为较完备的体系中的一个环节罢了。"［5］(191页)马克思所作的工作是剥离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唯心论外壳，拯救它的辩证法，并把辩证法运用于自己的哲学和政治经济研究中。关于这一点不仅青年马克思是如此，老年马克思也是如此。以致在187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文中说到："将近三十年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有关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1］(217-218页)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说"在有关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而仰先生却认为在黑格尔那里，"存在着重要的理论混淆，即将认识过程混同于表达过程。"但是我以为无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在列宁那里他们对黑格尔哲学所指的认识过程和表达过程的论断却都是不可分离的。这不仅因为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更重要的是列宁所说的："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6］(410页)，即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一致的学说，以致列宁在读黑格尔《逻辑学》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可以令人无穷回味的警言："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6］(191页)很难说仰先生在这里对黑格尔的评述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把认识过程与表达过程分离开来，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评价黑格尔哲学的语境，它乃是后现代主义哲学中颇有特色的一大景观。仰先生与此相似，引证索绪尔的观点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原则，这种任意性不仅体现在构成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上，而且语言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联结也是任意的。这两方面实际上就颠复了形而上学的基础。"的确，哲学从它诞生之时起就在努力寻求它的语言学表述，因为哲学靠思维的"抽象力"从感性杂多的现象中抽出了事物的普遍本质时，这种普遍本质就必须寻求它的语言上的载体。但是，我以为这种语言学上的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联结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任意的。我国著名学者邓晓芒先生在他的专著《思辨的张力》中，专章考察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语言学的起源"，我认为对反击仰先生引证的索绪尔的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该书在谈论赫拉克利特"逻各斯"概念时指出："这种''''既有主观意义也有客观意义''''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语言或话语。语言本质上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既是主观意谓的表达、展示(λεγε∫υ)，又是展示出来的客观的东西(λεγομευου)，即人人接受的尺度、规律。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只存在于每个人的普遍倾听和承认之中。语言是人的东西，同时又是自然的东西，它是对象化了的人的东西和人化了的对象的东西。"［[7](23-24页)索绪尔完全否认语言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不正确的，因此引证索绪尔的观点来颠覆形而上学的基础是十分无力的。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象哲学家们把思想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3］(525页)如果语言与事物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么马克思所说"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也就是一种没有丝毫意义的问题。如果真如仰先生所说："语言在形而上学建构中所具有的不言自明的作用受到了动摇"，那么上千年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史究竟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呢?仰先生本意想用"语言符号与事物的联系是任意的"观点来颠覆形而上学的基础，但按仰先生文章的逻辑，仰先生的确是在无的放矢。其实任何形而上学或哲学体系的构建都有它的思想起源和语言学起源，想在语言符号上作文章来颠覆形而上学不仅是徒劳无功，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又说明它正在选择自己的哲学语言。仰先生还说："哲学的表达过程并不能否定理性的产生过程，这并不能像黑格尔那样被忽视，反而成为颠覆黑格尔哲学的前提。"我怎么也弄不懂黑格尔在哪里用"哲学的表达过程"否定了"理性的产生过程"?!与此完全相反，我们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处处看到他把"理性的产生"与"哲学的表达"紧密的结合起来。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理性，但理性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是理性的发生学。这首先表述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在这部著作中详尽地描述了精神，即理性诞生的历史。所以马克思称这部著作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黑格尔在这部著作中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叙述了意识从自发到自觉发展的各个阶段，以致最后达到了"绝对知识"。所以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对它作了这样的评价"精神现象学(也可以叫做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做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8］(215页)《精神现象学》是一部精神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理性的形成史。在这里理性的形成黑格尔是用他特有的语言方式表达的，这种语言是既海涩，但又包涵着丰富辩证法和逻辑范畴推演的逻辑形式在内的。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针对黑格尔的现象学也说："现实的即真实地出现的异化，就其潜藏在内部最深处的--并且只有哲学才能揭出来--本质说来,不过是真正的，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现象。因此，掌握了这一点的科学就叫现象学"。［2］(165页)由此可见在黑格尔那里理性的产生和它的哲学表达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只有哲学才能达到这样一致。不存在仰先生所谓的矛盾和忽视。后来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还说过："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实体，就是说，由于''''理性''''和在''''理性''''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存在和生存。另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无限的权力，就是说，''''理性''''并不是毫无能力，并不是仅仅产生一个理想、一种责任，虚悬于现实的范围以外、无人知道的地方；并不是仅仅产生一种在某些人类的头脑中的单独的和抽象的东西。''''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它交给它自己的''''活力''''去制造的东西，便是它自己的素质"［9］(9页)。

仰先生在虚幻地设置了黑格尔将"理性的产生过程"和"哲学的表达过程"的分离性后，又说"马克思的这一思考，实际上也是对自己早年形而上学理想的颠覆"。首先我要说把成熟时代的马克思与早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机械地分割开来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现实历程的,它只是仰先生为了证明自己论点的假想。关于这一点英国学者D.沃克尔已经指出对马克思说来"就连他思想中发生的最彻底的变化，也伴随着与他早期思想的各种承续"，即使承认《费尔巴哈提纲》代表重大的革新，也没有必要把这篇作品看成是与马克思以前思想的一种彻底决裂。"（《世界哲学》2002年第2期）马克思著作中思想的连续性是与"颠覆"一词格格不入的。而且支持仰先生观点唯一重大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过程的研究，马克思才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流动性，使任何想寻求一种固定的形而上学的理性，都成为一种幻想。"事实决非如此，早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在理论上已经明确：存在于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就是一种不断流动，生成，变灭和创造的过程，是一种不断运动的过程。因为，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变易不仅是有与无的统一，而且是内在的不安息。"［5］(198页)不过马克思也指出但"在它们的现实存在中它们的这种运动的本质是隐蔽着的。这种本质只是在思维中，在哲学中才表露、显示出来。"显然，马克思与仰先生的论断完全相反。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在哲学中，在思维中已经颠倒地把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运动表示出来，这就是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哲学理念。马克思说："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扬弃了的私人权利等于道德，扬弃了的道德等于国家，扬弃了的国家等于世界史。在现实中，私人权利、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依然存在着，它们只是变成了环节，变成了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这些存在方式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互相消融，互相产生等等。它们是运动的环节。"［2］(172页)可见，马克思绝不是在后来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过程的研究，才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流动性，在早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研究已经深刻地把握了这种流动性。但黑格尔却是用他的形而上学理念概括了这种流动性，并把它们结构成了运动的环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关于论述黑格尔《逻辑学》的各家著作的书评的札记"中也说过："按希本的意见，黑格尔的逻辑学"不是一个简单的思辨体系、或者多少有些学究气的抽象概念的结合；它同时还是''''从世界生活的全部具体意义方面来对世界生活的解释''''"［6］(267页)

往后仰先生继续写到"对于青年黑格尔派而言，只要他们想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纯粹理性革命就会出现其神话的本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仰先生的论断具有极大的片面性，诚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史观的首要原理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但是意识对生活的反作用，理论对现实的反作用在仰先生的论述中消逝得无影无踪了。青年恩格斯早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就指出："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轻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正是这样一些品质使哲学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家取得了胜利。［10］(529页)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与仰先生的论断不同的是，当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某些人提出了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时，纯粹理性革命可在一方面出现它的神话本质，例如在鲍威尔等人哪里；但另一方面，正是在这时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活动，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然而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任何一种抵抗都阻止不住它的发展；今年，第一批拥护共产主义的人就会满意地指出，共和主义者正在纷纷加入他们的行列。现在除了现已被封的"莱茵报"的编辑之一，实际上是该党第一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赫斯博士而外，已经又有很多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10］(591页)这就是说当提出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时，青年黑格尔派必然发生分化。一部分人，例如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继续兜售黑格尔绝对精神解体后分化出来的Caputmortuum;另一部分人则沿着黑格尔哲学所指出的通往现实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所以恩格斯又说："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既然共产主义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并且是--尤其是--从德国本国哲学必然得出的结论，那他们就决不愿意也决不会摈弃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应该完成的任务如下。我们的党应该证明：从康德到黑格尔，德国哲学思想的全部成果不是毫无裨益，就是比毫无裨益更坏；再不然这种努力的最终结果就应该是共产主义；德国人要不抛弃使本民族感到骄傲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就要么就是接受共产主义。"［10］(591页)

我以为仰先生在这里犯了一个通常的哲学错误即片面地执着于社会生活历史过程对形而上学的决定作用，但忽略了形而上学是人类头脑对社会历史过程的最高抽象，是对社会历史生活程的超验思考，它是一种远离社会生活的思维活动，是"高耸入云"(恩格斯语)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社会历史生活过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形成了哲学本体论。现代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某些流派就是以"回归现实生活"来反对哲学本体论和拒斥形而上学的。但是离开了哲学本体论，人类必将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由于对"抽象原则"的轻视和拒斥，使一些现代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沦为一种浅薄的世俗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美国存在主义者巴雷特就曾经指出，现代西方人已变成了三重异化的人：与自然，与其他的人，与自己异化的人。由于"福柯将现代意义上的疯癫看作是近性进行区隔的结果"，因此福柯哲学的庸俗性和低劣性是十分使人厌恶的，正如有一本《后现代哲学话语》的书中在评述福柯的考古学时所说："考古学不是别的，它正是使那种历史中的沉默体、边缘体、异质物重现、出声，要让它们呼喊或细语，要让一切怪异性合法化。"［11］(009页)这里所谓一切"怪异物"就是那些庸俗、低级、卑污的东西。其实"疯癫"被引入哲学并不是福柯的发明，早在叔本华那里，对"疯癫"就作了入木三分的阐明，叔本华说："疯癫如果到了严重的程度，就会产生完全失去记忆的现象；因此这个疯人就再不能对任何不在眼前的或过去的事物加以考虑了，他完全只是被决定于当前一时的高兴，联系着他在自己头脑中用以填充过去的幻想。所以接近这样一个疯子，如果人们不经常使他看到［对方的］优势，那就没有一秒钟能够保证不受到他的袭击或杀害。--疯人的认识和动物的认识在有一点上是共同的，即是说两者都是局限于眼前的；而使两者有区别的是：动物对于过去所以是根本无所知，过去虽以习惯为媒介而在动物身上发生作用，例如狗能在多年之后还认识从前的旧主人，那就叫做从主人的面貌重获那习惯了的印象；但是对于自从主人别后的岁月，它却没有什么回忆。疯人则相反，在他的理性中总还带有抽象中的过去，不过，这是一种虚假的过去，只对他而存在，这种情况可以是经常的，也可以仅仅只是当前一时的。虚假的过去的这种影响又妨碍他使用正确地认识了的"现在"，而这反而是动物能够得到的。"［4］(269页)因此，我以为要像福柯那样对理性进行绝对的区隔，那么哲学就不再是人类的哲学，而质变为兽性的体验，那以，换妻俱乐部、裸体游泳场、野人屋……将不断出现，人类也将倒退到了她的洪荒的动物时代。在一些拒斥形而上学的先锋派人物中，例如尼采恐怕就是这类倒退的典型，正如安德列.纪德所说，尼采"一方面过着物欲横流的道德败坏的生活，一方面又体验着令人颓废和灰心伤气的生存恶心。[13]（3）福柯何尝又不是这种人呢？"

现代精神医学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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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统一的人类思维在不同的领域掌握世界的本质有不同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棗精神的掌握的。”［1］(104页)在这里，克思明确指出科学的理论(包括哲学)思维方式与艺术以及宗教、“实践椌瘛彼嘉绞降牟煌刂省＊?/P>

那么，科学的理论的思维方式的特质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206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抽象力”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特质，理性思维就是要运用“抽象力”通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因为事物的本质摸不着、看不见，不能用感性来把握，所以，它又必然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确切地说是深藏在现象之中的）东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曾经深刻地指出：认识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李嘉图之所以在劳动价值论中停步了，没有发现剩余价值，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李嘉图是一位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缺乏深度的理性思维能力，即不发达的思维抽象力。

这种不发达的“抽象力”使李嘉图只能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而不能发现剩余价值本身，即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

马克思说，这种“抽象力”把世界作为整体把握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因此任何理性、观念只能是现象背后（或现象中）的本质，而哲学和科学理论也只能运用人类的理性能力从感性的杂多现象中抽出本质，从而摆脱杂多的感性现象，将理性独立出来作为本质予以研究和规定，“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1］(107页)。而且“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2］（283页）。这样看来，《哲学研究》2002年第4期仰海峰先生在论文《马克思与形而上学的颠覆》中所谓“马克思对黑格尔式形而上学的颠覆，首先在于他意识到任何理性、观念并不是现象背后的本质；将理性独立出来作为本质加以规定，这只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幻觉。”［3］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且在学理上这种反本质的观点，又是一种标准的后现代哲学语境。正如江民安先生所说：“后现论正是将本质作为一个巨型幻觉来祛除的。”［4］（003页）

为了证明所谓的马克思颠覆了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仰先生引证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青年黑格派运动的评论，“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3］。但是，我以为马克思在这里所要阐明的中心主题是说明哲学同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5］(23页)。马克思在这里根本没有提出所谓“颠覆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问题”。因为形而上学的问题，是一个与哲学同现实之间相互联系的问题在本质上属于两类不同的哲学问题。

从全部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看，哲学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是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建构的，这或许正如叔本华所说：“……哲学是一个长有许多脑袋的怪物，每个脑袋都说着一种不同的语言”［6］(145页)。但是，从宏观上说，它们所研究的问题是共同的，只是在微观的解答方式、形成的具体思想观点上是各有不同的。马克思在这里批判的是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割裂哲学同现实联系的一种错误理论，不能把它曲解为任何哲学可以离开理性思维，从而把理性思维所把握着的事物的本质称作形而上学的幻觉。如果真是这样，就一方面会导致对全部西方哲学史的否定，另一方面又必然陷入像存在主义的现象学之类的哲学的末途。因为在存在主义者的代表萨特等人看来，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超越现象的本质，存在已经失去了本质，所以现象本身就是存在。而这种存在的现象是不能靠思维的力量揭示出来，只有靠通过诸如烦恼、厌恶、焦虑等非理性体验才能显示出来。如果说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在现代哲学发展史上还具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哲学就使这种现象学完全蜕化为表面哲学。江民安先生说：“我们回到了表面哲学，这正是后现代性抛弃本质和真理的必然归途。”［4］（005页）

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在黑格尔以前，“形而上学”差不多就是哲学的同义语，只有到了黑格尔，“形而上学”才分解为两种形态：一种是作为静止的、孤立的、不运动、不发展的思维方法；一种仍然是属于哲学本体论的，也就是哲学自身。这种“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厚重性是任何新哲学所难以颠覆的，或者说在根本上是不可能颠覆的。这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史的研究所显现的是“一切哲学都曾被推翻了，但我们同时也须坚持，没有一个哲学是被推翻了的，甚或没有一个哲学是可以推翻的。这有两方面的解释：第一，每一值得享受哲学的名义的哲学一般都以理念为内容；第二，每一哲学体系均可看作是表示理念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或特殊环节。因此所谓推翻一个哲学，意思只是指超出了那一哲学的限制，并将那一哲学的特定原则降为较完备的体系中的一个环节罢了”［7］(191页)。马克思所作的工作是剥离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唯心论外壳，拯救它的辩证法，并把辩证法运用于自己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关于这一点不仅青年马克思是如此，老年马克思也是如此。以致在187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写道：“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1］(217?/FONT>218页)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说“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而仰先生却认为在黑格尔那里，“存在着重要的理论混淆，即将认识过程混同于表达过程”［3］。但是，我以为无论在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在列宁那里，他们对黑格尔哲学所指的认识过程和表达过程的论断都是不可分离的。这不仅因为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更重要的是列宁所说的，“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8］(410页)，即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是一致的学说。以致列宁在读黑格尔《逻辑学》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可以令人无穷回味的警言：“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8］(191页)很难说仰先生在这里对黑格尔的评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把认识过程与表达过程分离开来，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黑格尔哲学的语境，它乃是后现代主义哲学中颇有特色的一大景观。仰先生与此相似，引证索绪尔的观点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原则，这种任意性不仅体现在构成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上，而且语言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联结也是任意的。这两个方面实际上就颠覆了形而上学的基础。”［3］的确，哲学从它诞生之时起就在努力寻求它的语言学表述，因为哲学靠思维的“抽象力”从感性杂多的现象中抽出了事物的普遍本质时，这种普遍本质就必须寻求它的语言载体。但是，我以为这种语言学上的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联结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任意的。我国著名学者邓晓芒先生在他的专著《思辨的张力》中，专章考察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语言学的起源”，我认为对反击仰先生引证的索绪尔的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该书在谈论赫拉克利特“逻各斯”概念时指出：“这种‘既有主观意义也有客观意义’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语言或话语。语言本质上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既是主观意谓的表达、展示(λεγεν)，又是展示出来的客观的东西(λεγομενον)，即人人接受的尺度、规律。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只存在于每个人的普遍倾听和承认之中。语言是人的东西，同时又是自然的东西，它是对象化了的人的东西和人化了的对象的东西。”［9］(23?/FONT>24页)索绪尔完全否认语言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不正确的，因此，引证索绪尔的观点来颠覆形而上学的基础无疑也是错误的。而且索绪尔本人的观点也前后不一致，他一会儿说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一会儿又说语言符号的能指是不能用其他符号代替的，因为：“已?《ǖ亩鳎坏鋈思词瓜敫谋湟膊荒芩亢劣兴谋洌褪谴笾谝膊荒芏匀魏我桓龃市惺顾闹魅ǎ徊还苡镅允鞘裁囱樱笾诙嫉猛Π笤谝黄稹保?0］（107页）。因为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能指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来是自由选择的，相反，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10］（107页）我以为既然语言对使用它的社会来说是强制性的，因而对它表示的观念来说也有强制性，因为观念在本质上也是社会性的。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想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孛埽谡苎в镅岳铮枷胪ü实男问骄哂凶约罕旧淼哪谌荨4铀枷胧澜缃档较质凳澜绲奈侍猓涑闪舜佑镅越档缴钪械奈侍狻！保?］(525页)如果语言与事物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么马克思所说“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也就是一种没有丝毫意义的问题。如果真如仰先生所说“语言在形而上学建构中所具有的不言自明的地位受到了动摇”［3］，那么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史究竟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呢?仰先生本意想用语言符号与事物的联系是任意的观点来颠覆形而上学的基础，但按仰先生文章的逻辑，仰先生的确是在无的放矢。其实，任何形而上学或哲学体系的建构都有它的思想起源和语言学起源，想在语言符号上作文章来颠覆形而上学不仅是徒劳无功，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又说明它正在选择自己的哲学语言。仰先生还说：“哲学的表达过程并不能否定理性的产生过程，这并不能像黑格尔那样被忽视，反而成为颠覆黑格尔哲学的前提。”［3］我怎么也弄不懂黑格尔在哪里用“哲学的表达过程”否定了“理性的产生过程”?!与此完全相反，我们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处处看到他把“理性的产生”与“哲学的表达”紧密地结合起来。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理性，但理性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是理性的发生学。这首先表述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在这部著作中详尽地描述了精神即理性诞生的历史。所以，马克思称这部著作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黑格尔在这部著作中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叙述了意识从自发到自觉发展的各个阶段，以致最后达到了“绝对知识”，达到了哲学。用黑格尔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最初、最简单的精神现象，直接意识开始，进而从直接意识的辩证进展（Dialektik）逐步发展以达到哲学的观点，完全从意识辩证进展的过程去指出达到哲学观点的必然性”［7］（93页）。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也作了这样的评价：精神现象学，也可以叫做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锥慰梢钥醋鋈说囊馐对诶飞纤母鞲鼋锥蔚乃跤埃?1］(215页)。《精神现象学》是一部精神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理性的形成史。在这里，理性的形成，黑格尔是用他特有的语言方式表达的，这种语言是既晦涩，但又包涵着丰富辩证法和逻辑范畴推演的逻辑形式。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针对黑格尔的现象学也说：“现实的即真实地出现的异化，就其潜藏在内部最深处的棗并且只有哲学才能揭示出来的棗本质说来,不过是真正的、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现象。因此，掌握了这一点的科学就叫作现象学。”［12］(165页)由此可见，在黑格尔那里，理性的产生和它的哲学表达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只有哲学才能达到这样一致，不存在仰先生所谓的矛盾和忽视。后来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还说过：“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实体，就是说，由于‘理性’和在‘理性’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存在和生存。另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无限的权力，就是说，‘理性’并不是毫无能为，并不是仅仅产生一个理想、一种责任，虚悬于现实的范围以外、无人知道的地方；并不是仅仅产生一种在某些人类的头脑中的单独的和抽象的东西。‘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它交给它自己的‘活力’去制造的东西，便是它自己的素质”??3］(9页)。在黑格尔那里，精神、理性具有明显的能动性，这是绝对不应忽视的，这种能动性必然能够寻求到与自身相符合的语言学表达。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考察哲学与语言发展的历史，我们会看到语言不仅不是消除哲学问题的工具，而且还是澄清哲学问题的砝码，使哲学家的思考在语言载体的基础上更有成效。所以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思想之实事并不是通过发动一场关于‘存在之真理’和‘存在历史’的空谈就可以达到的。一切都只取决于：存在之真理达乎语言而思想进入这种语言中”［14］（405页）。

二

仰先生在虚幻地设置了黑格尔将“理性的产生过程”和“哲学的表达过程”的分离性后，又说“马克思的这一思考，实际上也是对自己早年形而上学理想的颠覆”［3］。首先我要说把成熟时代的马克思与早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机械地分割开来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历程的,它只是仰先生为了证明自己论点的假想。关于这一点，英国学者D·沃克尔在《马克思晚期著作中方法的要素与演进》一文中已经指出：对马克思来说，“就连他思想中发生的最彻底的变化，也伴随着与他早期思想的各种承续”，“即使承认《费尔巴哈提纲》代表的重大革新，也没有必要把这篇作品看成是与马克思以前思想的一种彻底决裂”［15］。马克思著作中思想的连续性与“颠覆”一词是格格不入的。而且支持仰先生观点唯一重大的理论根据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过程的研究，马克思才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流动性，使任何想寻求一种固定的形而上学式的理性，都成为一种幻想”［3］。事实决非如此。早在青年时代，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在理论上已经明确：存在于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就是一种不断流动、生成、变灭和创造的过程，是一种不断运动的过程。因为，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变易不仅是有与无的统一，而且是内在的不安息”［7］(198页)。不过，马克思也指出：但在它们的现实存在中，它们的这种运动的本质是隐蔽着的，这种本质只是在思维中、在哲学中才表露、显示出来。显然，马克思与仰先生的论断完全相反。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在哲学中、在思维中已经颠倒地把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运动表示出来，这就是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哲学理念。马克思说：“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扬弃了的私人权利等于道德，扬弃了的道德等于家庭，扬弃了的家庭等于市民社会，扬弃了的市民社会等于国家，扬弃了的国家等于世界史。在现实中，私人权利、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依然存在着，它们只是变成了环节，变成了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这些存在方式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互相消融，互相产生等等。它们是运动的环节。”［12］(172页)可见，马克思绝不是在后来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过程的研究中，才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流动性，马克思在早年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研究时已经深刻地把握了这种流动性。但黑格尔却是用他的形而上学理念概括了这种流动性，并把它们结构成了运动的环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关于论述黑格尔〈逻辑学〉的各家著作的书评的札记》中也说过：“按希本的意见，黑格尔的逻辑学，不是一个简单的思辨体系、或者多少有些学究气的抽象概念的结合；它同时还是‘从世界生活的全部具体意义方面来对世界生活的解释’”［8］(267页)。所以黑格尔的思辨形而上学，并不是远离了时代的形而上学的幻觉，而是思辨地具体地把握着了他生活的时代。仰先生继续写道：“对于青年黑格尔派而言，只要他们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纯粹理性革命就会出现其神话的本质。”［3］这里我想指出的是仰先生的论断具有极大的片面性。诚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史观的首要原理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同时认为，意识对生活具有反作用。然而，理论对现实的反作用在仰先生的论述中却消逝得无影无踪了。青年恩格斯早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就指出：“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轻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正是这样一些品质使哲学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家取得了胜利。”［16］(592页)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就在于以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新哲学去面对现实，从而实现对现实的批判，实现对现实的革命变革。所以在这里与仰先生的论断有所不同的是，当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某些人提出了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时，纯粹理性革命可在一方面出现它的神话本质，例如在鲍威尔等人哪里；但另一方面，正是在这时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运动。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然而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任何一种抵抗都阻止不住它的发展；今年，第一批拥护共产主义的人就曾满意地指出，共和主义者正在纷纷加入他们的行列。现在除了现已被封的‘莱茵报’的编辑之一、实际上是该党第一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赫斯博士而外，已经又有很多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16］(591页)这就是说，当提出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时，青年黑格尔派必然发生分化。一部分人，例如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继续兜售黑格尔绝对精神解体后被分化出来的Caputmortuum;另一部分人则沿着黑格尔哲学所指出的通往现实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所以恩格斯又说：“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既然共产主义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并且是棗尤其是棗从德国本国哲学必然得出的结论，那他们就决不愿意也决不会摈弃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应该完成的任务如下。我们的党应该证明：从康德到黑格尔，德国哲学思想的全部成果不是毫无裨益，就是比毫无裨益更坏；再不然这种努力的最终结果就应该是共产主义；德国人要不抛弃使本民族感到骄傲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就得接受共产主义。”［16］(591页)

现代精神医学范文第3篇

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欢迎仪式，欢迎被授予“全国模范检察院称号的东宁县人民检察院”载誉归来，这充分体现了市委及各兄弟部门对检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东宁县人民检察院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从一个边陲小院成长为全国模范检察院，并先后受到高检院、省委政法委、省院、市政法委的多次表彰，这当中固然凝聚着东宁县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和全体干警的辛勤汗水，但同时更离不开各级党委及兄弟部门对东宁县院乃至全市检察机关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借此机会，我代表市院党组对多年来关心支持东宁县人民检察院及全市检察工作的各级领导、各位同仁、各位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在全国上下大力弘扬时代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的新形势下，东宁县人民检察院被授予“全国模范检察院”称号，这不但体现了时代精神的内涵，同时更为全市检察机关提供了学习的榜样。

回顾东宁县人民检察院三年多的成长历程，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东宁县人民检察院之所以能在新时期检察工作中大有作为，并在全国3000多个基层检察院中脱颖而出，关键是有“五个好”。

首先，有一个好的执法观念。东宁县院的执法观念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执法公正、一心为民”的政法工作指导方针和“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执法观。他们在执法活动中自觉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相统一，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相统一，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始终坚持做到打击不忘保护、办案不忘服务，始终把稳定作为第一责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维权作为第一需要。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共查办职务犯罪案件50多件，没有一件影响到县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他们出台的《刑事诉讼权利保障卡制度》，对各个诉讼阶段、各个诉讼环节的人权保障问题都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一制度对保障人权起到了积极作用，得到了省院姜伟检察长的充分肯定。

其次，有一个好的工作思路。东宁县院之所以能被高检院授予“全国模范检察院”称号，关键就在于他们始终遵循、并努力实践着一条切实可行的科学的工作思路。他们在工作中能紧紧围绕新时期检察工作主题和总体要求，抓住以业务工作为中心这一根本，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实现了连续三年来所办的刑事案件起诉、不起诉、批捕、不批捕准确率，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结案率、起诉率和有罪判决率均达100%的目标。同时他们围绕业务工作为中心这一根本，积极创新办案机制，他们创造的对简易审案件动态监督，建立的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案件数据库，有力地促进了业务工作的发展，带动了东宁县院整体工作水平的提高。

第三，有一支好的队伍。好的队伍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要有一支好的队伍，关键就要有一个好的班子，有一名好的班长。班长更要有一种好的精神状态。首先是体现在检察长张坤明同志身上。作为一名年轻的领导干部，在抓工作时能自觉把“零经验”的弱势转化为不断创新发展动力的优势，用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敢于突破传统的勇气和魄力，带领东宁县院摸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之路。其次是体现在东宁县院领导班子的创新意识上。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东宁县院就推出了20多项创新成果，占全市创新成果的三分之一强。俗话说“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这与东宁县院领导班子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是分不开的。再次是体现在队伍的整体创优能力上。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年年占据了全市拔尖人才、岗位能手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年年有精品案件、创新成果，并先后有5个科室荣记集体三等功；37人次、15个集体受到市级以上表彰。正是这支过硬队伍的整体创优能力为东宁县院的工作夯实了基础，实现了创新发展。

第四，有一个好的管理手段。他们依托现代化网络系统，用信息化手段管理队伍建设、业务建设和检务保障。他们实行的队伍全员个人有关资料上网备查，为领导了解和掌握干警的心理脉搏、生活状况，进而开展有针对性地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依据。他们实行的干警工作业绩展示，为优秀干警脱颖而出搭建了平台。他们实行的干警参与的民主管理，有效地增强了干警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收到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好效果。他们实行的主诉检察官动态管理，将竞争理念引入干部管理之中，有效地调动了干警工作热情。他们实行的业务工作网上讨论、网上考核、网上监督，对于提高业务工作质量，规范执法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实行的工作网上管理、网上督办、网上反馈，有力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了各项工作任务的推进和完成。

第五，有一个好的执法环境。东宁县院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获得这样的荣誉，离不开东宁县好的执法环境，离不开县五大班子和有关部门的领导、监督、关心、支持。正是有了这样的执法环境，才为东宁县院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注入了动力，提供了空间，搭建了舞台。

总结东宁县人民检察的先进经验，我们不难发现，在“五好”的背后，核心精神体现为“四个崇尚”。即崇尚学习、崇尚先进、崇尚创新、崇尚务实。正是由于该院上上下下都重视学习，才能不断启发新思维，凝炼新思路，谋求新方法，创造新业绩，才能不断适应新时期检察工作的需要。正是由于该院上上下下都尊重先进、重视先进，才能不断地对照先进找差距，分析原因增动力，进而迎头赶上，成为先进。正是由于该院上上下下都重视创新，才能在平淡中求发展，在困难中找出路，进而形成以创新为动力、靠创新促发展的好局面。正是由于该院上上下下都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才能在工作中创造出人民满意的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东宁县人民检察院的经验朴实无华、鲜活实在，给人启迪、催人奋进，对全市检察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加大学习东宁县人民检察院先进经验的工作力度，要坚持学用结合，努力用学习成果的转化，实现“建设人民满意检察院”的工作目标。

一要快速启动，迅速掀起向先进经验学习的新高潮。要把向东宁县检察院学习活动，作为当前全市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这次会议之后，各单位要就学习东宁院的先进经验拿出具体可行的工作方案，要在方案中明确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和学习方法，并组织专人对各单位学习情况进行督导检查，跟踪问效，确保学习经验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同时在学习过程中，我们还要把向东宁院学习与向金桂兰同志学习及当前开展的共产党员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活动结合起来，对照典型找差距，对照党章找不足，制定和完善全市检察机关争先创优方面的机制措施，使先进性体现在岗位上、体现在检察实践中；要把向东宁院学习与检察机关开展的“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的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东宁县人民检察院先进典型的示范和指导作用，通过向先进学习、向先进看齐，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加强对执法工作的流程化管理和办案过程监控。要把向东宁院学习与学习型检察院创建活动有机结合，围绕东宁县人民检察院创造的先进经验，有针对性地开展学习活动，进一步解决理性思考问题，努力促进队伍整体素质和法律监督能力的提高。要把向东宁院学习与基层检察院建设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认真组织全市基层检察院学习好东宁县人民检察院的先进经验，坚持以先进带后进，促进我市基层检察院建设工作全面提升。今年在省院确定的分类考核中，东宁、阳明院力争在b、c类院考核中取得第一名，海林院争取进入a类院前三名，其他院都要争取优秀名次。全市检察工作要进入全省前三名。要把向东宁院学习活动与建立健全各项激励机制结合起来，学习东宁院在管理队伍、业务方面建立的各种有效措施，使激励机制更好地发挥在队伍、业务建设方面的作用，逐步建立起靠制度管人、管事，靠机制运行的良性工作氛围。

现代精神医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医精神医学中国哲学

1对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认识

中医理论体系中原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精神医学理论,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医学。但从现存各类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不仅存在许多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而且对精神疾病也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不同于西方和现代医学。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于《内经》时期,“五脏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经》强调整体观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体观,认为精神活动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内经》还确立了以气血为生理基础的唯物论,《灵枢·平人绝谷》篇曰:“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无不以阴阳五行等理论、学说来辨证论治,判断气血、脏腑的病理变化对形与神的影响。

2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1]。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性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2]。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中国人对挫折、逆境有着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应激源,导致各种心理障碍,譬如儒学中一些压抑、束缚人性及苛求完美的东西又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仅讨论儒道佛对心理世界的积极影响。

3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神医学体系的两点影响

3.1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下的“心主神明”论中国哲学中的心有多重意义,或以心为思维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谓之心,与灵魂离为两物,只指肉体心之一种机能而言。西方人认为超肉体者只有灵魂,中国人所谓之心,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中国人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便舍弃了人生之前世与来生,而就此现实世界,从人类心理之本原与终极的大同处来建立一切人生观与宇宙观[3]。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模拟社会政治礼制秩序建构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论,《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一观点被中医学吸纳并发展,如《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类经·藏象类》中说:“心为一身之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脏腑百骸,唯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国哲学一元人生观对心身观的影响东方人认为心身不对立,对世界并无精神界与物质界之分。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观。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中医理论认为心与身是相互影响的,是统一的,从未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进行严格区分,自《黄帝内经》以降的中国古代医学,其生理上的五脏五志说、病理上的内伤七情说等都表现了心身一元观。这种相沿至今的中医学的心身理论,并没有经过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对早期心身朴素同一的认识直接深化而来,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心身混沌同一的彻底分化[4]。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没有以二元论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总体说是二元的,即认为在肉体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因此有所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分别。尽管古典二元论带有贬低肉体、抬高心灵的错误倾向,但却因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础,才有了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明确的区别对待,于是西方渐渐产生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而中医对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终没有产生区别于脏腑病证的系统认识。

4儒道释—安抚心灵的良药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在《三松堂自序》中将其称之为“意义”哲学。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5]。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心理冲突的必要条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在严酷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适中,做人不狂不狷,处事无过亦无不及,态度温而不厉,情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儒家还赋予“心”以伦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体的道德修养,说:“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尽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孟子的“存心、养性”、《大学》的“正心”、《中庸》的“慎独”以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惩忿窒欲”等,无不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情感的调节[6]。理学思想被宋以后医家用以讨论养生学,朱丹溪主张养生要正心、收心、养心。张介宾认为养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气盛神全。李认为“心静则万病息,心动则万病生,延年不老,心静而已”。这些养生法则往往与养德并论,可见中国古代医学中之伦理色调,正如《医源》所说:“如能清心寡欲,则情不妄发,致中致和,不但可却病延年,而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养性之术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园生活,以求抛弃一切俗念和争执,超旷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运多舛的现实中自我调节的方法。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的养生处世之道[7]。不争就要知足,庄子反对心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养心之术:“夫圣人之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灵的安静、祥和,《庄子·天道》说过:“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道家哲学提倡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力图把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超脱世俗之纠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道教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养性》中指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志错昏乱”,均是对道家追求心灵宁静的践行。极私多欲会给人造成精神压力与躯体劳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甚者导致精神崩溃,而儒道思想倡导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态,使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疾病防范术。

4.3禅宗对尘世困惑的超越禅学是一门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人生艺术,它始终不渝追求完整的个性化人格,可以说是一门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疗的学问[8]。禅学是生命哲学、心灵超越法。精神病学者贝诺瓦说:“禅非宗教,而是一种为实践而成立的睿智,一种当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摆脱焦虑而达到和谐平静生活的体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疗作用主要有破我执,除妄念,破法执,空世界。我执即对我的执著,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执,人才能消除烦恼,达到解脱。佛教宣扬“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认为,只有认识空性,达成空观,才不会产生种种贪爱执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轮回,得到解脱[9]。禅宗亦重视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命题。佛家教人们面对大千世界,做到心净、心空、目空一切,从而得到心灵的平静。解脱与超越是禅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果报。佛教认为苦是人生的本质,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断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以求得解脱,即所谓成佛。尽管它是虚妄的,但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虚,构筑了对来世的企盼。《冷庐医话·卷一·慎疾》记载了一个以佛家“静”、“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令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诸病如失。……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超级秘书网

5小结

中医学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受心身一元哲学观的影响,“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论成为中医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医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中几乎无处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观和疾病观。中医养生学即强调养心、养性、修身,在临床治疗上也体现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以其特有的内省方式来引导人的内心生活,促进人的心灵成长,提升人的心灵境界。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改变患者的认知和生活态度,而传统文化强调的内省即指出了个体内求超越的心灵发展道路及个体与世界相和谐的心理生活道路[10]。杨德森等创立的精神超脱心理治疗即以道家处世养生原则为指导思想,日本森田正马受中国禅宗文化理论影响,开创了“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治疗方法。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学在现代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中医精神医学虽然先天薄弱,但其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其与文化的相关性也值得人们去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慰丰1开展医学文化史的研究[J]1中华医史杂志,1997,27(4):193～194

[2]葛鲁嘉,周宁1从文化与人格到文化与自我[J]1求是学刊,1996,1:27～31

[3]钱穆1灵魂与心[M]1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8～19

[4]张福利,车离1古典二元论与心身分立[J]1医学与哲学,1992,2:34～35

[5]景怀斌1传统中国文化处理心理健康问题的三种思路[J]1心理学报,2002,34(3):327～332

[6]周天庆1论儒家伦理中的情感因素[J]1求索,2007,5:142～144

[7]杨德森1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与中国特色的心理治疗[J]1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2～8

[8]徐光兴1心理禅—东方人的心理疗法[M]1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1

现代精神医学范文第5篇

2004年某大型综合性医院对300名住院患者进行了需求分析的问卷调查,主要集中了解住院患者对医院服务的需求。不但说明患者的期望和需求,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目前我国医院人文性服务的欠缺之处,即与患者的沟通、全程的健康维护和心理照护尚缺乏深入细致的工作。2005年开展的“中国首个大型医院品牌营销研究”,从医疗技术、医院服务、就医环境、医院位置和价格五个方面,对医院患者进行了问卷调查[1]。在患者印象最深的以上五个方面中,医疗技术占51%;医院服务占23%;就医环境占13%;医院位置和价格则分别占11%和2%。说明患者仍然最关注医疗技术。同时,对服务的关注度也在逐渐提升,即从单纯的治愈疾病、寻求技术性医疗服务为主,逐渐注重就医感受、环境和流程等人文性服务内容。

二、患者心理需求及其特点

多年的研究证实,在综合性医院门诊患者中,略高于1/3比例的是躯体疾病;近1/3的患者是属于心理疾病范围;其余1/3的患者则是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的躯体疾病[2]。而在综合性医院的住院患者中,有近1/3的患者出现焦虑或抑郁负性情绪。因此综合性医院中患者所伴发的焦虑、抑郁症状是值得重视的现象,其严重程度及普遍性会涉及临床各科室及各类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老年患者更应引起人们的注意[3]。当前的医学模式、医疗工作方式仍基本上属于“生物医学模式”范畴,对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未予注意。在这种建立在“有形医学”基础上的医学模式的思维指导下,一方面非精神科医务人员只注重躯体状况和有形的病理证据,而忽视精神状况[4],另一方面,忽视了社会心理因素与躯体疾病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了躯体疾病的治疗效果和患者的康复,绝大多数患者得到的诊治仍然是生物医学方法,缺乏对心理、社会因素的处置方案。事实上每一位患者都具有非常鲜明的心理需求特点,需要医务人员予以高度重视[5]:

(1)求医心切:患者希望医生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医术治愈疾病。

(2)高度的自我中心:患者希望家人、同事、朋友和医务人员能关心和照顾自己,希望自己的每一个症状、每一句话都能引起旁人的注意和重视。甚至还会出现对医务人员的过分要求和过分依赖的倾向。

(3)情感和心理反应:许多患者出现身心反应,即患者在罹患躯体疾病的同时所出现的心理的负性反应,其中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占大多数。此外,在医院的诊治环境和过程也会给患者带来心理反应,如由于对疾病的担忧和环境的变化以及对诊治设备、方法等的恐惧所产生的焦虑、不安、烦躁等。因此,充分了解患者的心理需求及其心理反应特点,对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加强医患交流和沟通和避免医患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三、我国医学人文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医疗技术的发展并不能阻抑人性中对关怀和尊重的需求成份。目前,由于人文服务不足所引发的医患矛盾和医疗服务投诉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且有愈加严重的发展趋势。由此对我国医学生培养过程中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教育话题正引起重视[6,7]。从临床上患者需求的角度进行分析,我国医学人文教育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

1.缺乏人文知识到人文精神的转变[8]。大学人文教育一般是通过开设社会医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美学、医学社会学等课程,以人文知识的学习为基本手段;有的院校安排学生参加形势教育、红色革命基地、人文讲座等活动。但是,人文教育的核心应该是培育医学生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教育的重点应该是让医学生在实践中逐渐体恤疾病给患者及其家庭所带来的身心痛苦、切身了解病患除了医疗技术之外的人文需求、体验和感悟医学人文服务的内涵。我国医学生教育体系中,正是由于缺乏这种注重对病患情感体验的人文实践活动,造成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教育的脱节,使毕业后的医务人员缺乏人文服务的真正意识和实际行为。

2.缺乏对患者躯体疾病与心理障碍共病的识别。目前综合性医院中非精神科临床医师缺乏应有的精神卫生知识以及对精神病理现象的判断和处理能力不足现象已经引起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现代精神卫生问题的识别和处理的课程设置不够。即使在精神医学和医学心理学的课程中也主要涉及重型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严重的心境障碍)内容,而对在综合性医院中更加多见的由于躯体疾病原因所出现的心理负性情绪(如焦虑、抑郁等)、躯体形式障碍等情况的识别和处理,缺乏应有的比重。

3.缺乏医患沟通技巧。从目前患者投诉的问题分析,多数患者所表达的不满是出于医务人员的服务细节,尤其是冷漠和沟通不良所带来的对患者心理上的伤害。部分医务人员缺乏良好的人际沟通和医学会谈的基本技能,使医患交往过程变得简短、肤浅和笼统,丧失了许多有用的信息。在医学人文教育中,不容忽视的是教师和学生都并未对如何进行有效的医患沟通引起重视,对医学会谈的技巧培训更是寥寥无几。

四、以满足患者需求为出发点,构建医学人文教育体系

医学兼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患者的需求包括技术性医疗服务和人文性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则是对上述两种服务的综合体验的反映。因此,在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技术服务的基础上做到人文关怀,将大大提高患者的满意度。重视医学人文服务是医疗服务的必然要求。

1.增加医学人文教育实践,实现从人文知识到人文精神的转变。医学人文教育实践的主要目的是使医学生在实践中感悟到患者及其家属的痛苦和人文需求,以反复的体验强化医学生的人文情感,并将这种情感渗透到其临床医疗行为中。医学人文实践活动的时间安排以进入临床实习阶段较为妥当。实践内容有多种,其中参加医学义工活动是值得推荐的方式,其他如参加医患俱乐部和专项疾病健康教育活动、参加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医疗照料活动、参加针对患者需求的调查等。在实践活动中注重引导学生对患者需求的体验,要引导学生认识到医疗服务态度并非只是医务人员呈现出微笑,认识到人文服务首先是医务人员应该设身处地地理解患者,同情患者,由此才能在言语上、行为上表达出对患者的真正的尊重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