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范文第1篇
「关 键 词后现代主义，逻辑中心主义，后形而上学，反观性社会学
近10多年来遍及学术界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无论作为一种文化思潮还是意识形态，都是针对现代而言的，是对现代主义的超越和否定，是用诸多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取代。现代主义是18世纪以来化的产物，它以科学、理性、自由、民主、博爱、绝对、统一性、一体化，以及经验性和终极关怀为基本特征。而后现代主义则一反常态，提出近乎截然相反的见解，认为人类于最近几十年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宗教观、哲学观、科学观等领域，都发生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哥白尼式”裂变。那么究竟何谓后现代主义呢？
一、托夫勒的“新世界”概念
要界定“后现代主义”，需要先理解何谓“后现代”、“后现代观念”和“后现代性”。对此，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在瑞士哲学家汉斯??昆和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看来，后现代就是指当代，指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新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短暂时期，人类发生划时代裂变。所谓后现代观念、后现代模式、后现代思潮都是指与旧有传统相对立的当代意识、当代模式和当代思潮。概括这个新世界，基本上具有如下特点：
1.在这个新世界里，既不是原始的渔猎或畜牧业成为支撑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也不是落后的农业或标志现代文明的工业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而是服务性经济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以前，人类主要是出卖体力谋求生存。而从本世纪50年代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类不仅破天荒地挣脱了农业劳动的沉重枷锁，也摆脱了工业劳动的沉重负担，今天形形色色的服务性行业呱呱坠地，使得许多国家竟有80%以上的劳动者脱下蓝领衫，从事白领职业。因此，如果说是农业革命孕育了现代工业文明，那么今天正是工业文明孕育出一个更少工业情调的超工业社会——后现代文明。
2.这个新世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局部变化，诸如战争、瘟疫、饥荒和地震都有可能触及这个五方杂处、联系密切的世界。在过去的非信息时代，一场残酷的战争杀死数百万民众，也很难引起世界范围的震惊，而今天凭借先进的电视通信、卫星传播，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危及人类生存的事件，都会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关注和介入。其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孤立存在的，它与整个人类的命运都息息相关，即便一个艾兹病患者也有可能导致一个种族的绝灭。
3.新世界人的生命跨度增大，人的生活速率加快，人的工作效率提高，人类享受的时间和种类增多。保守、懒惰、散漫已经不适应于新世界的运转节奏。由于历史事件的重现，未来预言的提前，世界性信息的迅速聚集，千变万化的竞争形势和竞争手段，迫使愈来愈多的人无暇去“悠闲自得”。即便是享受生活，也成为生命中一种能动、自觉的行为，它刺激着生命活力的跳动，充满着发明、创造、离奇和新颖，表现了人类的勇气和智慧；而决不是处于落后、愚昧状态下的人们表现出的对于生存的消极态度、被动忍受，以及在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支配下，以消磨时间为目的的生命浪费。
4.在新世界里，价值观上的长久性终结，短暂性、新奇性和多样性成为社会生活或社会联系的主流。超级市场经常变换，永久性的经济学变得陈旧，活动教室、活动操场、组合式、快速型和临时性建筑遍地皆是，人和周围事物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短。出租业日趋发达，人们只要求满足一时的需要，社会变成制造的机器；向未来移民替代留恋故土，“在所有向超工业化过渡的国家，在未来人中，迁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摆脱过去的束缚，是向更富裕的未来迈进一步。”（注：阿尔文 ??托夫勒：《未来的冲击》，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7、73页。）四世同堂成为故事，“核心家庭”也遭破坏，婚姻成为嫁聚系列；男女同居、试婚、再婚司空见惯。
在这个新世界里，一切旧的根——宗教、民族、社团、家庭、职业，包括全部官僚主义制度和顽固弄权的政党组织，将无不在加速冲力的旋风式冲击下摇摇欲坠。此时此刻，积极的人性总是不断地激励着人们要提高适应能力，寻找全新的形式和途径，创建多元和谐的国家与社会，实现新奇、生动、冒险、刺激、超然、洒脱、绝妙、美好的人生。这是当代社会中部分人类成员的要求，也是后现代思潮的基调和主流。
二、利奥塔的“后现代”阐释
在法国学者利奥塔看来，“后现代”不应理解为和现代相断裂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它不是位于现代之后，而是隶属于现代的一个部分。后现代主义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后’字意味着纯粹的接替，意味着一连串历史性的阶段，每个阶段都可以清楚的确定。‘后’字意味着一种类似转换的东西：从以前的方向转到一个新方向。”（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既然是一种转向，旨在开创全新事物，就应该与一切陈旧传统决裂，建立全新的生活和思考方式。这既是一种后现代观念，也与现代观念密切相关。只是它源于对现实的退却，源于人的表现能力的不胜任，源于人类主体拥有的怀旧感，源于人的构想、意志、以及一种朦胧的动力。因此后现代主义总试图在表现里面召唤那不可表现的事物；拒绝有关品味的共识或共同体验；探索新的表现方式，寻找某种不可表现的事物的感觉。后现代的艺术家都俨然一副哲学家的面孔，“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工作，目的是确立将要创作的作品的规则”。（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0页。）
据此，后现代的“后”字又是一种向上、神秘的解释和变形过程，目的是评述一种原初的遗忘；要人类普遍地回忆起：客体不过是被人类主体遗忘的部分；人类主体也不过是忘却了客体为何物的能指者。把客体定义为是“在场”的事物，是纯粹的形而上学。因此后现代主义始终要求对形而上学的物质论开战，要人们做那不可表现的事物的证人；要人们认可理性和自由正在进步的观念已经消失；崇高的哲学和美学突出的只是理性的快感、创造的喜悦和哲理的自娱，不再有客观真实的内涵。
正因为如此，至少从本世纪初，“西方对人类普遍进步的原则怀有的信心减少了。这种可能的、或是非常可能的和必要的进步观念只是植根于一个信念，即艺术、技术、知识、自由的会给整个人类带来好处。”（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4页。）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成了一种加重而不是减轻这种不安的方式。眼下把发展看成为进步已不再可能。资本主义通过把科学技术专利化和产权化，使之成为对金钱、权力和新奇事物孜孜以求的无穷欲望。原先人们对它投以的巨大希望已逐渐变成失望。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没有带来一个美好的时代，倒是放任生活的总体性破碎成由狭隘的专业知识照管的独立的领域。
至于个人对人性的解放不仅没有产生任何升华的感觉，相反使人类愈益感到厌倦。他们厌倦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为之奋斗的民主、自由、博爱、理性、科学和国家权力。正是国家极权和科学技术的结合制造了无数个“奥斯威辛悲剧”。它向人类广泛地显示“当代科学技术产生的主体对客体的把握并未带来更大的自由、更多的公共或者更多的、分配更均匀的财富。”（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8页。）而是加速了合法性的丧失，现实正在集中成工业社会和帝国。由此导致的现代性罪恶不是近代之前的杀君，而是杀民，是把更多的人推向绝境。此时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属于人民，而属于自由集体的理念。尽管现代性标志君主制的结束，也使科学技术完成一项自鸣得意的事业，使人类成了自然界的主人，但它同时又于当代深刻地颠覆了这一事业。科学技术的异化再次使人类丧失主体化地位。
为此，人们期待一个由维特根斯坦和阿多尔诺开创的后现代主义的启蒙运动。它鼓吹新的主体性，兜售“超先锋主义”和包豪斯事业。在这里，“知识只是电视游戏节目里的东西；东拼西凑的作品很容易找到公众。……此时的艺术和文学的受到双重威胁：一方面是文化政治；另一方面是艺术和书籍市场。”（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3-134页。）关于人类如何表现不可见物，康德运用无形式、空虚的抽象来说明“不可为自己画像的偶像”，证明不可知论；而先锋派的创作原则却是以痛苦给人以快感，通过表现可见物来暗示不可见物。这样一来，不仅非现实化的工作成为先锋派的绘画特征，也成为整个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哲学和一般意识形态的特征。人类并无责任去提供真实。他要做的是发明对可构想但不可表现的东西的暗示。而且这一任务不应引导人们去期望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实现最小的调和。因为康德的不可知论和先验哲学隐含的现实和概念之间的不可置换性，为思维和存在、形式和内容的分立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说明。
因此在这个康德被泛化的新，不是理性成为后化的主要特征，而是意志的无限性侵入语言。未来世纪是在语言方面，根据最佳表现对无限的欲望进行投资。与作为契约的全部内涵的语言相比，金钱只是语言的一个可以进行说明、支付和信用的方面，一个对时空的差异性进行有效利用的方面。“因此对无限的欲望在语言里的投资，务必破坏社会生活中富有生命力的创造本身的稳定性。”（注：利奥塔：《后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1 页。）而突出后现代的理想：灵活性、速度、变形的能力、警醒和禅宗，都是首先围绕语言本身的性质进行。
但语言显然不是后工业社会的专利，而是自古有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笛卡尔的《沉思录》以及近代作家蒙田的所有散文，都充满后现代意识。为此，利奥塔认为：和现代性正相反的不是后现代性，而是古典时代的理念、精神和诸多占据统治地位的基本特征，如突出时空上的有序性、整体性、节奏性、统一性、和谐性，以及生命的总体性，而现代性则突出的回忆、个人的独特行动、崇高的美学和伦之间的关系。所以“后现代性不是一个新的时代，而是对现代性自称拥有的一些特征的重写。首先是对现代性将其合法性建立在通过技术解放整个人类的事业的基础上的宣言的重写。但正如我们曾说过的，这种重写在现代性本身里面已经进行很长时间”。（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5页。）
尽管黑格尔式的哲学早就把现代性的标志：理性、自由、劳动力的解放，通过技术进步使整个人类富有，让灵魂皈依爱的基督导致人们的得救等“元叙事”一体化，使其哲学成为思辨的现代性的凝结，但随后不久，他所勾绘的理性的、思辨的美好蓝图，就被唯意志论和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义打得粉碎。接踵而至的是一个放纵的和不可理喻的新时代。在这里，“唯一的危险是意志把它们（语言）交给国家，而国家只关心自身的生存，也即创造信仰的需要。”（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1页。）舍此，都将退入无足轻重的地位。
三、德里达的反“逻辑中心主义”
法国学者德里达则着重批判了一直在人的思维领域占据核心地位的逻辑中心主义。在这种主义看来，人类的文化和认识领域，存在着由人类思维逻辑推导出来的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科学和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这种真理。不管这种真理实际上能否获得，人们总是孜孜以求。而德里达则认为在2000多年的文化传统中，逻辑中心主义代表着一种没有可能的、自我毁灭的梦想。其实质是认识主体利用人类得天独厚的语言工具设定出的一个个静态的封闭体，是人为地使它具有某种结构或中心，并被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名称，如实体、理念、上帝、宇宙、灵魂等。因此逻辑中心主义是指“在场”的形而上学与声音中心论的结合体；它意味着言语能够完善地再现和把握思想与存在。
传统哲学总是将存在规定为在场，寻求确定的基础和第一因。而德里达消解结构的目的，就在于消解这样的中心和结构。在他看来，语言不是描述现实后反映内在经验的手段，只是从能指到能指的游戏，没有任何东西充分存在于符号之内。我们不仅不能把自己所说或所写的东西呈现给别人，也不能呈现给自己。因为我们反观或探索自己的心灵时，仍然需要使用符号。这就意味着任何交流都不是充分的或完全成功的，通过交流而得以保存、的知识也就变得形迹可疑。（注：柳鸣九：《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5页。）
为此，在文学领域，德里达反对传统的写实作品，认为应该去掉人物形象和性格的描写；在结构上要有意识地颠倒时间，混淆空间，把过去、现在和将来混在一起，把现实、幻觉和回忆混在一起，读起来使人恍惚迷离，各执其义；主张去掉文学中的华丽修饰和不必要的结构，找出文学的“无意识原形”；并认为一切阅读和欣赏都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一切语言都只是一种没有固定所指者的符号，它们没有一成不变的意义；语言系统与所指者之间不是一种直接的现实关系。符号就是符号，不代表任何事物或真实的世界。现代的荒诞派作品具有可写性，虽然读起来不是一目了然，却回味无穷，读者可以从创作中得到快乐。符号指示的东西和包含的意义不是一个不变的存在物，只是一种痕迹，随着言语的发展和语境的不同，随着使用主体的知识修养、目的、动机、上下文关系的不同，其意义永远在变化和发展中。
德里达的消解结构论不仅整个文学艺术领域，也从语言学角度动摇了整个哲学的基础。他说，从古至今似乎已经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规定：逻辑就是客观；客观的东西可以想到就可以说出；说到的东西就是现实的东西；一切音符或言语都必然有所指谓。而在他看来，文字和言语的性质却有所不同。言语可以与客观事件相符合，而更具抽象性的文字则与现实远隔一层，它不能够与客观事件完全相符。尽管言语和文字都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但言语的指谓是内在的，而文字的指谓则是外在的，它往往要通过言语才能够直接与指谓对象发生联系和作用。正是由于文字本身具有这种间接性和外在性，因此人们决不能够只根据文本来确定其实在性；不能只根据历史课本来了解历史事件的真伪；不能只根据文字符号来确认它的内在含义。
言语和文字作为一类符号或能指者，与表征的对象或所指者不同，也与符号本身欲表达的意义不同。将能指者和所指者区分开是索绪尔的功劳，而将能指者与所指者和意义区分开则是德里达的功劳。这一区分的哲学意义是：降低了所指者的实在位置。原先所指者是指客观对象与意义相同一；而这里，所指者的性质发生变化，在许多场合与前后关系中，再次变成单纯的符号，其意义完全由使用者的目的、动机和具体场景所决定。我们“永远不可能让语言停下来成为静止的此在，在我们刚意识到它的时候，它就在我们身旁一闪而过；因此它的此在既是即在又是不在。”（注：F.鲁姆逊：《语言的牢笼》，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46 页。）这种此在就是所谓的“印迹”。它表明语言的指谓对象和意义永远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正是基于言语即“印迹”的观点，德里达才认为一切语言的基本结构本质上都是书写语言的结构。
既然如此，语言作为一种书写笔迹、书写体系或一种外在性的文本就必然在它与指谓对象和意义之间存在一道鸿沟。人们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可以把一个个的指谓对象带出来，但却无法获得其终极意义。文本或语言符号的结构本身只具有某种比喻性质，只是一种无止境的复归和向下一层层推移的无穷运动。这种运动说明形而上学的“此在”基础已经被“印迹”或“符号”的概念所动摇。因为符号的含义一直被认为是所指的标志，是返指所指的能指，是不同于所指的能指；它自始至终由可感与可知之间的对立所决定。它的生命力正来自这一对立和它所建立起来的体系。这个书写语言体系表明它是最基本的阐释或解释标准；它高于一切的精神、生命、神谕和理念，是最基础的躯体和物质。在文字之外别无更基础的存在和判定标准，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语言和文字。
四、哈贝马斯等人的后现代哲学
哈贝马斯虽然没有象德里达那样欲从语言学角度消解所有结构，却也赞同“四种主题：后形而上学思维、语言转向、处境理性，以及颠覆对实践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或者说对逻辑中心主义的克服，与传统决裂。”（注：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2页。）他说，经典哲学的主题是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现代哲学的主题是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及结构主义；而后现代哲学的主题则更贴近现实与生活。在他看来，有史以来，“即使在最合适的条件下，含有实践意义的理论也不会为可能性假设提供更多的东西。这取决于持续性，不仅有知识自身系统的持续性，还有漫无目的的构成的持续性，以及于行为中调整自身反省的持续性。”（注：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9 页。）因此他的哲学更关心生活质量、人权、生态、个人发展、参与社会决策的公平机会，力图消除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
他认为过去的所有哲学及科学理论对人类现实的基本困境，如犯罪、孤独和疾病等都一筹莫展，不能给人的精神带来安慰，无视个体对拯救的呼吁；它们所描绘或重建的大多都是冷酷无情的历史，忽视交往理论的。过去的神学家只关心主体与虚无缥缈的上帝间的关系；科学家只关心客体本身的关系和规律；而哲学家只关心主客体间的关系；很少有人深入到人际交往的3个方面：即认识主体与事件或事实的世界的关系，行为世界中处于互动状态的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以及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与自身的内在本质和主体性的关系。而后形而上学将要突破传统理论的栅栏，更多地关心人类的日常生活，以驱除内心的孤独，将个人真正融入到社会大家庭中。
正是立足于这一出发点，布尔迪厄也步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的后尘，从社会学角度突出了后现代主义。他说，主观论者往往对信念、欲望、行为的判断估计过高；客观论者则力图从物质、条件、社会结构或文化逻辑等方面来解释社会思想行为，并认为这些因素比人的经验更强有力。而他则认为必须从如下方面来理解社会生活，即要公平地对待物质世界、社会和文化结构、正在建构的实践和个人与团体的经验；必须提倡一门反观性（reflexive）的社会学，克服主体与客体、文化与社会、结构与行为的理论对立；把现象学和有关结构的探索有效地融入到一个完整的认识论模式中。人类社会实际是一种游戏，在游戏中你无法做了某件事而又不引起连锁反应。社会游戏都是被规范的，是某些规律的所在地，比如富有的继承人通常取富有的、比自己年轻的女子。所谓规律实质上是现实中那些“玩游戏”的人们对游戏活动本身产生的某种感觉，或是对某种自发的逻辑秩序的遵循。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行为准则，说到底都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某种 “协同性被客观地调节到适应于游戏的必然性”。（注：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9页。）
而倡导“协同性实用论”的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则主张从根本上抛弃“永远居高临下的哲学家的声音”。指出，那些想在人和非人的现实关系中描绘自身生存的人，在追求某种客观性的同时又想使自己脱离周围实际的人，这种自古就沿袭的“以一种直接方式与事物的性质打交道”的客观论传统，在追求真理及其证明时，势必产生形而上学困境。相反，那些力图在人类意识中追求协同性而非客观性的实用论者，却从不关心社会实践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他们把真理看作那种适合我们去相信的东西。因此他们不需要去论述被称作‘符合’的信念与客观之间的关系，也不需要论述那种确保人类能进入该关系的认识能力。”（注：luó＠①蒂：《哲学和之镜》，三联书店， 1987年，第410页。）他们渴望客观性只是企求得到尽可能充分的主体间的协洽一致，使更多的人达到协同性认识。他们对知识的研究只具有功用性，不具有形而上学基础。他们不相信实证论的合理性，认为“应该抛弃知识与意见的传统区别，抛弃作为与实在符合的真理和作为对正当信念的赞词的真理之间的区别。” （注：luó＠①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第415页。）只要对合理性有更好的理解，对道德性有更好的解释，对社会有用，就达到了目的。为此罗蒂重新定义了“理性”，认为“理性”应该指谓某种清醒的合理性对象；指谓一系列的道德性，宽容，尊敬别人的观点，乐于倾听，依赖说服；理性就是有教养。
在重新定义“理性”后，罗蒂主张消解科学和哲学，指出：“人文学科、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对立可以取消。一旦科学不再具有令人尊敬的意义，就无需用它来分类。”（注：R.Rorty：Science as Solidarity，in 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7，P：44.）科学作为一种通常的语言形式，不具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传统哲学之所以占有决定性地位，至少从近代起，人们就把它看作是判定各门科学理论真实性的法官，认为只有它接触了终极实在，把握了超人类的非历史真理，为科学、艺术和宗教等一切领域提供了认识论主张。然而，后哲学文化则完全打破科学和哲学的神话，没有人会相信“在人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标准可以告诉我们是否与实在相接触，以及何时与真理相接触。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物理学家，还是诗人、政客都不会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注：R.Rorty：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由心灵产生的信念不是自然的一面镜子，只是人的心灵对认识对象的一种理解，一种由美学升华出的理想。它是自由自在的生命花朵，不是现实的准确再现。
现代主义范文第2篇
1966年，美国建筑师文丘里在《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一书中，提出了一套与现代主义建筑针锋相对的建筑理论和主张，在建筑界特别是年轻的建筑师和建筑系学生中，引起了震动和响应。到二十世纪70年代，建筑界中反对和背离现代主义的倾向更加强烈。对于这种倾向，曾经有过不同的称呼，如“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之后”和“后现代主义”，以后者用得较广。
对于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的主要特征，人们并无一致的理解。美国建筑师斯特恩提出后现代主义建筑有三个特征：采用装饰；具有象征性或隐喻性；与现有环境融合。
现在，一般认为真正给后现代主义提出比较完整指导思想的还是文丘里，虽然他本人不愿被人看作后现代主义者，但他的言论在启发和推动后现代主义运动方面，有极重要的作用。
文丘里批评现代主义建筑师热衷于革新而忘了自己应是“保持传统的专家”。文丘里提出的保持传统的做法是“利用传统部件和适当引进新的部件组成独特的总体”，“通过非传统的方法组合传统部件”。他主张汲取民间建筑的手法，特别赞赏美国商业街道上自发形成的建筑环境。文丘里概括说：“对艺术家来说，创新可能就意味着从旧的现存的东西中挑挑拣拣”。实际上，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建筑师的基本创作方法。
美国费城老年公寓
西方建筑杂志在二十世纪70年代大肆宣传后现代主义的建筑作品，但实际直到80年代中期，堪称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建筑，无论在西欧还是在美国仍然为数寥寥。比较典型的有美国奥柏林学院爱伦美术馆扩建部分、美国波特兰市政大楼、美国电话电报大楼、美国费城老年公寓等。
1976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建成的奥柏林学院爱伦美术馆扩建部分与旧馆相连，墙面的颜色、图案与原有建筑有所呼应。在一处转角上，孤立地安置着一根木制的、变了形的爱奥尼式柱子，短粗矮胖，滑稽可笑，得到一个绰号叫“米老鼠爱奥尼”。这一处理体现着文丘里提倡的手法：它是一个片段、一种装饰、一个象征，也是“通过非传统的方式组合传统部件”的例子。
1982年落成的美国波特兰市政大楼，是美国第一座后现代主义的大型官方建筑。楼高15层，呈方块体形。外部有大面积的抹灰墙面，开着许多小方窗。每个立面都有一些古怪的装饰物，排列整齐的小方窗之间美国电话电报大楼又夹着异形的大玻璃墙面。屋顶上还有一些比例很不协调的小房子，有人赞美它是“以古典建筑的隐喻去替代那种没头没脑的玻璃盒子”。
美国电话电报大楼是1984年落成的，建筑师为约翰逊，该建筑坐落在纽约市曼哈顿区繁华的麦迪逊大道。约翰逊把这座高层大楼的外表做成石头建筑的模样。楼的底部有高大的贴石柱廊；正中一个圆拱门高33米；楼的顶部做成有圆形凹口的山墙，有人形容这个屋顶从远处看去象是老式木座钟。约翰逊解释他是有意继承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纽约老式摩天楼的样式。
美国建筑师史密斯被认为是美国后现代主义建筑师中的佼佼者。他设计的塔斯坎和劳伦仙住宅包括两幢小住宅，一幢采用西班牙式，另一幢部分地采用古典形式，即在门面上不对称地贴附三根橘黄色的古典柱式。
1980年，威尼斯双年艺术节建筑展览会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的世界性展览。展览会设在意大利威尼斯一座 十六世纪遗留下来的兵工厂内，从世界各国邀请20位建筑师各自设计一座临时性的建筑门面，在厂房内形成一条70米长的街道。展览会的主题是“历史的呈现”。
被邀请的建筑师有美国的文丘里、巳穆尔，斯特恩、格雷夫斯、史密斯，日本的矶崎新，意大利的波尔托盖西，西班牙的博菲尔等。这些后现代派或准后现代派的建筑师，将历史上的建筑形式的片断，各自按非传统的方式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
后现代主义名作—美国新奥尔良意大利广场
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看法非常分歧，又往往同对现代主义建筑的看法相关。部分人认为现代主义只重视功能、技术和经济的影响，忽视和切断新建筑和传统建筑的联系，因而不能满足一般群众对建筑的要求。他们特别指责与现代主义相联系的国际式建筑同各民族、各地区的原有建筑文化不能协调，破坏了原有的建筑环境。
此外，经过70年代的能源危机，许多人认为现代主义建筑并不比传统建筑经济实惠，需要改变对传统建筑的态度。也有人认为现代主义反映产业革命和工业化时期的要求，而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越过那个时期，因而现代主义不再适合新的情况了。持上述观点的人寄希望于后现代主义。
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人士则认为现代主义建筑会随时展，不应否定现代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认为：现代主义把建筑设计和建筑艺术创作同社会物质生产条件结合起来是正确的，主张建筑师关心社会问题也是应该的。相反，后现代主义者所关心的主要是装饰、象征、隐喻传统、历史，而忽视许多实际问题。
现代主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女性主义/男性中心主义/后现代主义
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后现代主义随之孕育并发展起来。对女性主义来说，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因为一方面，女性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对本质主义、基要主义、普遍主义等现论也提出质疑，认为它们给女性受压迫的现实提供了哲学基础与合理证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分析与批判则为女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女性主义从颠覆性较强的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那里获得了消解男性中心思维模式的理论武器，试图达到摧毁现存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目的。解构主义的代表首推雅克·德里达和米歇尔·福科，本文拟从他们的主要观点出发来探讨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
一、消解中心和本源，颠倒等级秩序
解构主义的策略经常多变，但其宗旨却是明确的，即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 （logocentrism ） 和“消解语言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希腊语“逻各斯”，意即“语言”、“定义”， 其别称是存在、本质、本源、真理、绝对等等，它们都是关于每件事物是什么的本真说明，也是全部思想和语言系统的基础所在。在德里达看来，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德里达指出，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以现时为中心的本体论和以口头语言为中心的语言学的结合体；它相信在场的语言能够完善地表现思想，达到实在世界的客观真理。在场是建立本体论、目的论从而达到实在真理的根源，因此，德里达把反对在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视为攻击的根本目标。因而“女性”的范畴只是虚构的，德里达说：“也许……‘女性’不是一个可以决定的身份，也许女性不同别的事物保持距离，无法站在别处宣称自己……也许女性——一个无特征、无形状的模拟物——是距离的断层、超距离的距离、间隙的节奏、距离本身。”[1] 有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而这一点正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玛丽·朴维在她的《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一文中所总结的解构主义对女性主义的最主要的贡献：即消除神秘特征的规划。朴维指出：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之一就是使“在场”的特征变得非神秘化，“在场”的观念取决于语言，同时“在场”总是难以捉摸，它只在相对的意义上才存在，并不是真理的基础。朴维认为解构主义分析了“女性”仅仅是社会的产物，不具有自然的基础，“女性”是一个术语，如何界定这个术语取决于它所被讨论的语境，而不取决于某些性器官或社会经验。朴维相信解构主义消除此在的神秘性在政治上具有意义[2]。 德里达用以达到消除在场的神秘特征的效果之一是解构二元对立。“逻各斯中心主义”使得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建立在一正一反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如：灵魂／肉体、自然／文化、男性／女性、语言／文字、真理／谬误等。这种二元项的对立并非是平等并置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通过设立第一项的优先性而迫使第二项从属于它，第一项是首位的、本质的、中心的、本源的，而第二项则是次要的、非本质的、边缘的、衍生的。如把善放在恶之前、肯定放在否定之前等。乔约森·卡勒说：“在传统哲学对立中各种术语不是和平共处的，而处于一种激烈的等级秩序之中。一术语支配另一术语（从公理上、逻辑上）便占首要地位。在特定的时刻，解构这种对立就是颠倒等级秩序。”[3] 德里达的批判就是促使这些等级对立的压制发生倒转，那些优先等级的统治支配权力永远不能被在场所恢复。然而，颠倒从来不是一次性的、单向的、还原的，德里达拒绝建立任何中心，而是消除中心本身。“事实上，这种对于话语新地位批评追索的最令人神往之处，就是它公然申明放弃对于中心、主体、地位特殊的意义、本源、乃至绝对的元始的一切指涉意义。”[4]
众所周知，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男性与女性构成了人类生存中最基本的两项对立，父权制（patriarchy）社会的发展使这种对立更加走向极端。女性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是“逻各斯中心”的社会，也是“阳具中心”（pallocentric）或“菲勒斯中心”社会，因而，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与男权主宰的文化——父权制与“阳性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都是一回事，由此引申出“阳性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一词，以示这个世界是一个男性中心思维模式所统治的世界。在解构理论的影响下，女性主义从根本上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并把解构策略局限于男性／女性等级对立的范围内来运用。通过对男性／女性这一根本对立等级的颠倒，女性主义试图瓦解父权制建立的一整套象征秩序，提出了另一种整合的思维模式，主要包括反对二元提倡多元的模式、差异政治的模式等等。因而，分解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成为女性主义最重要的“破坏”活动之一。
朴维也认为，向等级制和对立统一逻辑提出挑战是解构主义为女性主义做出的第二个贡献。解构主义在其消除神秘特征的模式中并不简单地提供另一个二元对立的等级制选择，而是揭露了建立和保持等级式思维所必须依赖的计谋。分解“女性”一词的策略可以显示把所有女性都归结到一个虚假统一的“女性”的做法是如何掩护了表面上是团结而实际上是分裂女性利益的权力效用[2:340～341]。德里达的基本任务是探索和利用颠覆二元对立结构的原则：“分延”、“写作”或“剩余”。
最能体现出解构主义特色的是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如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认为女人处于不可界定的边际地位，因而具有消除父权制二元对立的特殊意义；海伦娜·西苏提出要改变女性在二元对立关系中被压制的地位，必须通过写作，女性的写作具有真正强大的、破坏性的力量；露西·依利格端也对父权制社会坚持的男女二元对立作了尖锐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特雷·伊格尔顿对此作了很详细的分析：“‘解构批评’是这样一种批评操作的名称，它可以部分地颠覆这类对立组，或者部分地证明，这一类对立组在本文意义过程中是互相颠覆的。女人是对立项，是男人的‘他者’。她是非男人，有缺陷的男人，她对于男性第一原则基本上只有反面价值。但是同样，男人之成为男人只是由于不断排除这个‘他者’或对立项，因此他是相对于她来规定自己的。……不仅他自己的存在寄生地取决于女人，取决于排斥和臣属她的活动。而且，这种排斥所以必要的理由之一是：她可能毕竟不那么‘他者’。也许她是男人之内的某种事物的标志，而那是他需要压抑、需要从他自己的存在中逐出、需要贬到他自己的明确界线以外一个保险的异域的。”[5]由此可以看出， 这种解构策略对于女性主义分析“女性”如何变成“他者”及被压制在男性的文本和社会之下一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 二、话语即权力，主体已消失
在“逻各斯中心主义”被解构之后，后现代主义将理论概念的重心从“结构”变成“话语”，世界亦变成了一个话语的世界。德里达说：“由于中心或本源的缺失，一切都变成了话语。”[4:135] 即从“文本就是一切”到“话语就是一切”，主体已经消失。在现代主义宣布“上帝死了”之后，后现代主义又宣布“人也死了”，“人类充其量只是自然一时冲动的结果，决不是宇宙的中心”[6]， “在藉以多元地构成现实的差异中丧失了自己，正值死神高视阔步、肆意猖獗时，自我将自己的缺席人格化了，它在各类浅薄的作品中传播自己，拒绝并回避阐释”[7]，尤其是被称为“权力思想家”福科的具有反中心、反权威、 反传统等特征的权力话语理论，与德里达明显有殊途同归的消解男性中心思维模式的功效。
关于权力，一般人只会联想到国家机器、暴力法规等等，而福科认为权力就是一种起控制或强制作用的支配力量，它有几个规定性：其一，权力是多重的力量关系。各种权力关系存在于其他各类关系之中，它没有主体性，而是分散的、弥漫的；它也不是从一个集中的源头自上而下流动，而是相反地运作。其二，福科提出要推翻把权力看作一种纯粹压抑性结构的传统观念；权力不能为人们占有，它是在运作的。对于话语，福科指出：话语是由符号组成的，但它们不可能归结为语言和言语，话语的作用超过了言语和语言。正是在话语的实践运作中，福科看到权力关系，话语在内部进行的调查，赋予内部事物的秩序与意义，本质上便是赋予它有产生意义的权力，获得进入特定秩序的权力。这就是说，影响和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因素就是权力，而反过来看，真正具有特殊效应的权力，也是通过话语执行的。在这里，福科理解的权力与话语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依赖、互相生产的关系。话语的权力本性之所以根深蒂固，在于人们作为社会存在物，它进入社会秩序就是进入话语的权力系统。
福科的权力话语为女性主义提供了如何看待既存理论的视角，以及从权力作用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的方法。因而女性主义把权力定义为分散的、弥漫的，而不是集中于某个机构或某个群体。同时在妇女运动内部实行一个“模式转换”，即从只关注事物到更关注话语。因此女性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发明女性的话语。[8]
与德里达不同的是，福科提供消解理性主体——“人”本身。福科说：“人只不过是新近的一个发明创造，一个还不到两世纪的形象，是我们的知识中一个新的折皱，一旦这种知识发现一种新的形式，他就又会重新消失。”[9] 女性主义者赞成后现论加强对西方传统人本主义之“人”的话语的批判，她们认为，人本主义关于“人”的话语隐含着男性至上论，它假定存在着一种等同于整个人类特质的男性特质，如理性、生产等。男性是人类的代表，女性不过是“他者”，是“第二性”（波伏瓦语）。男性优越女性低下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对应于：理性／感性、自信／消极、坚持／软弱、公共／私人等。这种男性中心论就把女性局限于家庭活动而排斥于公共生活之外。
然而，建立主体性是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及其女性政治运动的出发点，正值女性试图提高她们作为“人”的主体性和获得长期拒绝给予她们的政治权利的时候，“主体性”概念竟然被否定了，因此，她们拒绝接受福科等人对“人”的概念的理论解构。同时，福科“话语即是一切”的思想导致某些女性主义者只注重思想话语的批判，从而削弱了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使女性主义丧失了战斗力”。[10]
哈其思却认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话语可以相互补充。二者对理性、知识、主体、社会统治机制的解构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后现论强调多元性、差异性、边缘性、异质性，对那些已经发现自己被边缘化与排斥在理性、真理、客观性之外的女性来说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哈其思认识到，在女性主义与后现论之间存在着亲和性与紧张性。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主义的某些看法在先天上就是后现代的。福科等人的后现代认识论则可以使人们注意到：在不同肤色、种族、阶级之间，不同性偏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女性之间都具有差异性，从而使我们保存并发扬各种女性的特殊性，从而避免化约到普遍化的概念模式。按照一些女性主义者的观点，这些普遍化模式往往过度荣宠了白人的、第一世界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经验。[10:210～211]
有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主义处于政治性的防御阶段时，福科的观点有助于她们向女性主义的“传统观念”挑战。福科式地分析也有助于女性主义在反女性主义时代保持谦顺的态度。[11]
概括讲，女性主义可以修正后现论，正像后现代主义有助于产生出不同的女性主义看法[10:213]，二者的结合将克服后现论中的虚无主义，为消解男性中心思维模式开辟新的道路。转贴于 【参考文献】
[1] 雅克·德里达.芒刺：尼采的文体.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2
[2] ［美］玛丽·朴维.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333～334
[3] 乔约森·卡勒.解构主义.见：胡经之等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487
[4] 雅克·德里达.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 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广西：漓江出版社，1991.141
[5] 〔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46
[6] 杜威·弗克马.后现代主义文本的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 见：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96
[7] 伊哈布·哈桑.后现代景观中的多元论. 见：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27
[8] 李银河.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潮.哲学研究，1996（5）
[9] 米歇尔·福科.真理与权力.见：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97.94
现代主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 现实主义 现代主义
在英国文学史上，一提起弗吉尼亚・伍尔夫，总有两个名词会自然涌现，“意识流”和“女性主义”。作为一名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国女作家，更多地被称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和女性主义批评史上的先驱。
一、传统的内容与“重要瞬间”的表现手法
《公爵夫人与珠宝商》从珠宝商奥立弗・培根的日常生活开始，时间从早晨到上午，和兰博恩公爵夫人的珠宝交易是故事的高潮，结尾――交易达成，公爵夫人离开。从内容看，小说显然是作者客观冷静的观察英国现实并按照生活本来面目精确描述的结果。小说揭露了珠宝商所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暴发户和公爵夫人所代表的没落的世袭贵族之间既相互敌视又相互利用的现实，并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道德败坏和人性丑恶的一面。作者用辛辣的笔锋描绘了当时社会存在的两个不同阶级的正面交锋。珠宝商奥立弗是穷小子出身，几经摸爬滚打终于成为英国最富有的珠宝商人。他结交的是达官贵人、名媛淑女，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还想赚取更多的金钱进入社会的最上层；公爵夫人则是一个没落的世袭伯爵千金和公爵夫人，她囊中羞涩却依然端着贵族的架子，极力维护豪华的生活，她不仅向珠宝商出卖祖传的珍珠，真的或假的，也出卖她自己，甚至还拿她的女儿做诱饵，以便把赝品推销出去，骗取更多的钱。交易的虽然是珠宝，但却在作者精心刻画的细节下拥有了更深刻的内涵。结尾顺理成章，意味深长。
伍尔夫的论著《现代小说》（1919）和《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1924）体现了其对现代小说理论的建设性的思考，而其中的“重要瞬间”理论则作为意识流创作理论的基本思想，不断地在其作品中得到展现。伍尔夫认为现代小说应该关注人物在“重要瞬间”中的“变化多端的、未知的、不受限制的精神”，而非其“物质外壳”。她并不反对小说要描写人物，但这个人物应该是“精神的人”，而不是“肉体的人”。在《公爵夫人与珠宝商》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描写的“重要瞬间”。当老奥立弗审视自己的精美的衣着时想起了“那条黑胡同里的小男孩”，“年轻的奥立弗”所做的种种勾当以及富裕后人们对他的议论，等等。对珠宝商瞬间跳动思维的描写代替了传统的背景回忆，更体现了作者的写作主张。当然，处于过渡时期的作品还依然有传统现实主义的影子，比如：作者在此瞬间描写的人物心理依然是一个经过作者筛选后的一系列能体现珠宝商暴富过程的细节。
二、现实的主题与独特的叙述方法
作为一位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严肃作家，伍尔夫对社会现实极为关注并力图真实地表现生活。她主张作家在忠于自己感情的同时也要忠于现实，她的观点决定了她的小说在体现自己写作主张的同时依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不可避免地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作出生动的艺术概括和辛辣的讽刺批判。在作者所处的时代，正是新旧阶段交替的时代，英国世袭贵族正日渐走向衰亡，虽然许多特权仍然受到立法的保护，但作为一个过时的阶级，毕竟已经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衰败没落之途，即使他们仍然拥有高贵的头衔和名称，但在经济上却无法与新兴的财大气粗的资产阶级匹敌，一遇手头拮据，便不得不在资产阶级面前低下头来。而资产阶级特别是那些暴发户们，他们没有可资炫耀的门第，也不一定能当上大官，但有的是钱，尽管在变富的过程中干尽各种罪恶的勾当，但在金钱万能的社会中，他们不仅可以在政治上和贵族较量，在经济上把贵族打倒，而且在生活中，还可以将贵族的妻子弄到手，和封建贵族进行“交易”。这就是《公爵夫人与珠宝商》展现的世界，两个阶级的交易被作者用独特的叙述方法展现出来。
小说运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在不少地方让读者听到作者作为叙述者的声音。如小说开头写奥立弗所住的环境和早上八点种的活动；写奥立弗成了最富有的珠宝商后颇感得意又不满足；写他穿戴整齐地离开住所去珠宝店，钻进密室，打开保险箱，一边欣赏珠宝首饰，一边喃喃自语等等。无论是人物的外部行为还是内心活动，都是通过叙述者即作者的媒介间接地传达给读者的。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此小说中仍保留着某些传统的手法和技巧。但除此之外，从叙述的模式来看，伍尔夫也作了新的探索，从叙述的切入点来看，她往往用人物的视角取代叙述者的视角，为了让读者和人物更为接近，她有时甚至把叙述者从叙述过程中去掉，书中的人物不是由作者直接描绘、呈现给读者的，而是借书中其他人物的视角来观察、呈现。如公爵夫人与珠宝商交易的过程便是从珠宝商在此过程中的内心独白出发描写公爵夫人，直接去掉叙述者，让读者更直接地进入这场斗智斗勇的交易中。如“到底是真是假？她会不会又在撒谎？她敢吗？”“她又在赌了，可不是吗？”“那家伙的确不是好东西。”
三、在传统的基础上探索人物性格的刻画
伍尔夫有关小说的理论提出“人物中心论”，小说的中心是人物；人物除了言语和动作，必须有思想和感受；必须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体；必须是多方面的，即其意识结构和心理活动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在《公爵夫人与珠宝商》中，主要人物的塑造都以其活生生的有内在真实感的形象，展现了小说的生命力。也实现了伍尔夫以人为中心的写法，把人物放在他和世界的超越关系之中来写；离开人物和其他人物的关系来写人物，从纯粹个人反应的角度来写人物的瞬间印象。
小说以绝妙的比喻为读者勾勒了一幅主要人物的漫画像。珠宝商奥立弗――一个穿戴华贵，长着一只又长又尖到处乱嗅的鼻子，手提一根文明棍，走起路来像动物园里一摇一摆的骆驼；踌躇满志而又自叹命运不济的老年珠宝商，又像一只在块菌丰富的牧场上到处乱嗅的大公猪。对公爵夫人的描写，则是用珠宝商的视角观察到的一个赫然耸立、五彩缤纷、珠光宝气、人高马大、异常肥胖的形象，行动如“彩伞撑开，孔雀张屏，巨浪翻起，呵金库尔的刀剑枪矛”。语言形象，描写生动，两个人物栩栩如生。除此之外，伍尔夫还对于人物的心理瞬间印象作了描写，在更深层面上完成对人物性格的刻画。珠宝商对童年的回忆，对一路走来创业的回想以及对路边杂货商及他们婆娘的鄙视等等，无不加深着读者对这一人物性格的理解。而交易过程中从珠宝商的心理描写中所展现的公爵夫人更是给人印象深刻。虽然作者运笔极有节制，但并非浮光掠影，正因为叙述角度的独特更加强了对人物的深入挖掘和集中表现。当珠宝商怀疑珠子的真假准备按铃叫人去检验时，公爵夫人用恳求打断了他“请您明天下午一定光临寒舍，好吗？”“首相……陛下……”她停顿了一下，“还有戴安娜……”珠宝商缩回手，目光中“看到的是首相，是他自己，身着白色马甲，当然，还有戴安娜。”细节加心理描写生动地再现了公爵夫人工于心计，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以女儿为诱饵的狡猾性格。
小说标题《公爵夫人与珠宝商》，依照传统的看法，读者会以为作者把公爵夫人作为小说的第一中心人物来写。但读罢全文会发现珠宝商是小说的第一中心人物，那么会自然的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标题不是《珠宝商与公爵夫人》呢？或许这是伍尔夫的另一个在传统基础上的小小创新，更体现了这一个过渡性文本融汇了传统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特征。
伍尔夫在对英国文学传统的批判和继承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和创作特色，在对传统的继承和反思上有所超越、有所创新。《公爵夫人与珠宝商》作为传统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汇的一个文本，既没有隐去故事和情节，完全让人物在意识的迷雾中摸索徘徊，让时空的蒙太奇把读者搞的眼花缭乱，难以卒读；也没有把重心全部放在对故事情节和对人物的客观描述上，忽视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深层意识，重蹈传统小说的覆辙，使读者感到平淡无奇，缺乏新意。相反，小说在发挥传统现实主义的优势基础上，重点体现了作者现实主义的写作主张，用“重要瞬间”和独特的叙述方式对人物性格进行刻画。传统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巧妙结合，使小说避免了纯意识流手法和纯传统手法的不足，更好的融汇贯通了二者的优点，这是《公爵夫人与珠宝商》成功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弗吉尼亚・伍尔夫：《普通读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弗吉尼亚・伍尔夫：《论现代小说》，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现代主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现代主义 建筑 风格 古典
中图分类号：G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前言: 现在市场上的建筑大约有三类:现代主义风格，新古典主义风格(俗称欧式或欧陆风格)和申式风格。从专业角度讲，建筑师应该多做些现代风格的建筑，或是高申国精神的现代建筑，而后现代主义风格不同的理论家有不同分类方式。以罗伯特.斯坦恩的理论演变出以下这几类建筑风格，冷嘲热讽的古典主义：这个风格也有人称为“符号性古典主义”。 潜伏的古典主义：它采用传统质 风格为动机，实际多半处于一半现代主义、一半传统风格之间，并且完全不准备拿传统和古典开玩笑，没有任何冷嘲热讽的动机。原教旨古典主义：它主要强调建筑设计必须从研究古典风格的、工业化以前的城市规划入手，现代建筑家的首要任务是把建筑设计与传统的城市规划重新结合为一体。规范的古典主义：顾名思义这是主张建筑设计应在各个方面吸收传统精华的复古派。现代传统主义：这种风格其实与冷嘲热讽的古典主义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但是更加讲究细节的装饰效果，因而更加丰富、奢华、艳俗。当然还有好多其它建筑风格及流派包括：巴洛克建筑、法国古典主义建筑、哥特式建筑、功能主义建筑、古典复兴建筑、古罗马建筑、浪漫主义建筑、罗曼建筑、洛可可风格、文艺复兴建筑、有机建筑、折衷主义建筑。
现代主义建筑：指一种简约、没有装饰的建筑风格。虽然这种风格的构想形成于20世纪初期，并有很多的建筑师、建筑教育家及其作品有大量的推广，但是很少有现代建筑是建于20世纪上半叶。直到二战后，最终是透过成为各种机构和公司的建筑，才成了居主导地位的建筑风格。在西方强势文化影响的大背景下，符号性明显的西方古典主义风格似乎更受广大购房者青睐。但在整个建筑领域，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多元化的现代主义建筑却是绝对的主流。因此在居佳建筑领域，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变成主流，应该是一个毫无疑问的趋势。就是在当下，现代主义风格的居任建筑也占了一半以上的量。理论上讲， 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更能与当代的居住功能、建筑材料、主流的社会审美相匹配。但在浮躁的行业风气的影响下，大多数设计师更愿意选择成熟、安全的古典样式去模仿，而不太情愿潜心设计原创性更强的一些现代主义风格建筑。由于缺乏创新， 这就造成目前市面上优秀的现代风格住宅匮乏， 客观上助长了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在中国近十几年的卷土重来，但历史的趋势是不可阻档的，相信这阵风很快会弱下去的。
新古典主义建筑: 其实就是经过改良的古典主义风格。一方面保留了材质、色彩的大致风格，仍然可以很强烈地感受传统的历史痕迹与浑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又摒弃了过于复杂的肌理和装饰，简化了线条。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外观吸取了类似“欧陆风格”的一些元素处理手法，但加简化或局部使用，配以大面积墙及玻璃或简单线脚构架，在色彩上以大面积浅色为，装饰味比较简化，追求一种轻松、清新、典雅的气氛，可算是“后欧陆式”较之前者则又进一步理性。目前国内这种建筑风格较多，属于主导型的建筑风格。新古典主义的灯具则将古典的繁杂雕饰经过简化，并与现代的材质相结合，呈现出古典而简约的新风貌，是一种多元化的思考方式。将怀古的浪漫情怀与现代人对生活的需求相结合，兼容华贵典雅与时尚现代，反映出后工业时代个性化的美学观念和文化品位。几十年来，新古典主义建筑传承了很多经典的比例和构图关系。但随着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基于功能第一的原由，建筑的体型和虚实关系， 与正统的古典主义有较大的差别，尤真是多高层住宅。面对新的功能、形体、材料，当代设计师除了在大量研习经典古典主义作目的构图和审美标准之外，还需要大量的创新和发展。这种创新在构图和审美上应与经典古典主义沿袭一套标准相同脉络，应是在满足当代生活功能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形态。基于中国当代社会如此巨量的建筑实践，在若干年的沉淀后，中国建筑在新古典主义这一风格的建筑发展上应该会有所贡献。新古典主义派的设计特征：讲究风格，在造型设计时不是仿古，也不是复古，而是追求神似。用现代材料和加工技术追求传统样式的大的轮廓特点。对历史样式用简化的手法。注重装饰效果，用室内陈设艺术品。来增强历史文脉特色，往往会去照搬古代设施、家具及陈设艺术品来烘托室内环境气氛。白色、金色、黄色、暗红色是欧式风格中常见主色调，少量白色糅合，使颜色看起来明亮。
中国传统建筑风格: 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在当代居住建筑的体现也是多少年来几代建筑师挥之不去的情结。传统是一个民族或地区在理与情方面的认同和共识，属于文化范畴。传统系指文化传统，传统文化的总体决定传统建筑的基本形态，传统建筑也从一定的角度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形态，两者是不可分的。因而，传统的特点是具有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中国传统建筑正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最精彩、最直观的传承载体和表现形式。每年都有一些中国传统风格的居住建筑出现，期间也不乏一些优秀的作晶。但由于中国传统的居住建筑层数都较低，因此在多低层住宅产品中产生了一些优秀的案例，但在高层住宅上却鲜有成功案例。同时，随着土地的集约化使用，高层住宅将是今后建筑量最大的产晶。所以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在当代住宅建筑中路：慢慢其修远兮。即使在多低层建筑中，因为时代背景导致当今的生活方式、建筑材料、技术与传统的完全不同，完全地复制古建筑也已行不通。基于以上种种，在中式建筑中，成功的案例往往是各种冠以新中式建筑风格之名的产昂，不管这些作品是否成功，它们所代表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广大设计师不懈努力方向。
建筑后现代风格: 后现代风格强调建筑及室内装潢应该既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思维方式，讲究人情味并使用非传统的色彩，以期创造一种理性、集传统与现代、揉大众与行家于一体的“亦此亦彼”的建筑形象。将古典与现代，传统与时尚的元素兼容并蓄，既对立又统一。设计手法因此也可以达到多元化，灵活多变，利用多种不同的材质组合空间，光亮的，暗淡的，华丽的，古朴的，平滑的，粗糙的相互穿插对比，形成有力量但不用生硬，有活力但不太稚嫩的风格。强调形态的隐喻、符号和文化、历史的装饰主义。后现代主义室内设计运用了众多隐喻性的视觉符号在作品中，强调了历史性和文化性，肯定了装饰对于视觉的象征作用，装饰意识和手法有了新的拓展，光、影和建筑构件构成的通透空间，成了大装饰的重要手段。后现代设计运动的装饰性为多种风格的融合提供了一个多样化的环境，使不同的风貌并存，以这种共享关系贴近居住者的意义和习惯。主张新旧融合、兼容并蓄的折衷主义立场。后现代主义设计并不是简单地恢复历史风格，而是把眼光投向被现代主义运动摒弃的广阔的历史建筑中，承认历史的延续性，有目的、有意识地挑选古典建筑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意义的东西，对历史风格采取混合、拼接、分离、简化、变形、解构，综合等方法，运用新材料、新的施工方式和结构构造方法来创造，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形式语言与设计理念。强化设计手段的含糊性和戏谑性。后现代主义设计师运用分裂与解析的手法，打破和分解了既存的形式、意向格局和模式，导致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和多义性，将现代主义设计的冷漠、理性的特征反叛为一种在设计细节中采用的调侃手段，以强调非理性因素来达到一种设计中的轻松和宽容。
结语: 建筑体现了一种文化，它的根立足于其生长的沃土。建筑现代化要突出时代特征建筑要突出时代特征，就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研究和学习优秀建筑艺术。
参考文献
[1]梁展翔.建筑[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