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C9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1-0279-02一、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回顾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按照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不同特点，逐步建立健全分类管理的人事制度，从而拉开了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序幕。2000年，中央下发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以推行聘用制，破除干部身份终身制为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随后中组部、人事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通过推行岗位聘用制度，实现人员的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明确了聘用制度的相关政策规定，为事业单位试行聘用制度提供了政策依据。2006年，入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及其实施办法，在事业单位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同年，人事部了《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其核心内容是进一步转换用人机制，实现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在建立和推行岗位管理制度下，改革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制度。《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要按照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总体要求，以健全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为重点，创新管理体制，转换用人机制，形成权责清晰、分类科学、机制灵活、监管有力，符合事业单位特点的人事制度。”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的现状

纵观我国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进程，可以看出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是以分类、聘用、岗位设置等主要内容展开的，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理顺事业单位的体制、完善事业单位的机制、建立健全事业单位的各项管理制度，从而调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事业单位的生机活力，不断提高公益服务水平和效益。虽然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距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目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在管理体制上还没有真正实现法人治理结构，还没有完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聘用制，岗位设置管理相对滞后，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还不健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还没有形成。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还是符合各类事业单位特点的人事管理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还不能从立法角度来解决事业单位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管理制度上，由于建国初期，我国借鉴前苏联的管理模式，建立起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中央政府控制了一切人、财、物权，成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唯一主体，直接配置社会资源，直接组织和管理社会生产活动，直接控制整个社会活动的运行，这就决定了社会各项事业要由国家来举办。致使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与国家机关人事管理制度同属于机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

2.在立法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人事管理立法进程不断加快，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人事法规体系。相继出台了行政机关的《公务员法》，企业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而有关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法律法规并未出台，人事管理的单项政策规定也不健全。现有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也极为有限，并多是以文件形式下发，缺乏权威性和有效性。

3.在法规执行上，事业单位的人员不论是管理人员还是技术人员同属于国家干部，执行与国家机关相同的干部人事制度。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用人关系、奖惩考核、工资分配、福利保障等方面基本没有区别。加之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法律法规缺乏，导致事业单位在管理上往往是依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有关规定，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或企业职工的有关规定，如《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等规定进行管理。

4.在内部规章制度的制定上，一些内部规章制度的制定缺少法律法规支撑，缺少法定的程序，致使内部规章制度在现行的法律法规框架下的执行过程中引发纠纷，并多以败诉而告终，常常使得事业单位处在被动之中。三、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人事管理是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为实现既定目标，运用科学的原理、原则和方法，对工作人员的录用、考核、调配、培训、工资、福利等项事宜所实施的具体管理活动。而人事管理制度是对人事管理活动而制定的各项法规、措施和规章制度的总和。它具体包括对事业单位人员的聘用、岗位设置、考核、奖惩、培训、工资福利等各项管理规定。

机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范文第2篇

[关键词]法定机构 理事会 事业单位 法人治理

事业单位“管办分离”改革后，事业单位与原主管部门之间的隶属关系被解除，事业单位与政府部门之间应形成什么样的新型关系，如何建立起替代性制度安排，防止 “管办分离”改革后出现“治理真空”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主张建立法定机构制度，使“政-事关系”和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法定化，并提出“主管级事业单位-下属事业单位”的“两级事业单位”模式，和一个以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为基础的制度框架，作为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的主要内容，为以后的制度细化设计提供一个分析基础。

一、法定机构制度和事业单位法人治理

法定机构是指根据立法机构通过的专门法律或一部法律的某些条款而设立的、具体职责和主要业务范围由法律规定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公营机构。目前，部分地方已经率先运用地方立法权，吸取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公务法人制度和香港、新加坡的法定机构制度，起草法定机构条例，作为事业单位改革的部分内容。

法定机构制度是彻底解决“政事分开”问题的手段。在法定机构制度下，政府与作为法定机构的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由法设定，即“政-事关系”法定化，确定“政-事关系”的基础不再是行政机关的意志而是法律。任何法定机构的设立，或该机构新职能和新任务的产生，都需以特别立法为依据，政府对事业单位的支持、指导和监控也必须以特定立法为依据。法定机构根据立法有充分的管理、人事聘用和财政自，依法自主办理有关业务，具有相对独立性。

由此可见，法定机构制度的实施，将实现事业单位由行政管理向法治管理的转变。建立法定机构制度，应首先考量事业单位法人治理中的权力制衡和信息分配。

与传统的事业单位受“主管部门垂直管理”的“统治型”机制不同，事业单位法人治理是一种权力相互制衡关系，其核心是在法律、法规和惯例的框架下，以保护社会公众和政府投资利益为核心的一套权力制衡安排和约束激励机制。信息的分配决定权力的实际分配。法人治理要求权力制衡，就势必要求信息的分配合理，减少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相比，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中信息不对称的特征集中表现为两点：第一，事业单位以服务公众利益为主要目标，收取费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基本运作而非营利，缺乏与经济利益相关的市场测试机制。企业法人可以直接从消费群体中获得反馈信息，而事业单位法人的消费者往往或者不是缔约的对方，或者由于提供的服务通常是低廉的，或者事业单位所提供的服务本身具有垄断性，从而使事业单位之间往往忽视了解竞争对方的服务内容、质量及其价格等信息，也就难以准确地把握自己的生产函数，竞争无形中受到限制，市场均衡价格必然受到扭曲，而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却难以对其业绩做简单的定量评价。第二，在事业单位外部，消费者和公众不具备定性评价监测所必须的技术知识和能力。专业性越强的服务，在服务提供方和需求方之间的信息越不对称。以公共医疗服务为例，医务人员掌握专门的专业技能，真正的决定权在服务的提供者手中，多数情况下患者只是被动地接受。

作为法人治理组织框架的核心,理事会确定事业单位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行使事业单位重大决策。在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中，理事会制度的设计必须围绕消除和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成本，其重点应着眼于制衡政府部门利益和约束事业单位行政首长的权力。笔者主张建立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以此为核心，建立和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二、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

“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

作为“管办分离”改革后事业单位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理应成为事业单位连接政府关系的桥梁。

（一）采取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重建政府与事业单位关系

首先，建立“主管级事业单位”，即按照行业分类（如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等）形成规模化的事业单位集群，并新设一事业单位取代原“行政主管部门”职能，对规模化的事业单位集群进行统一管理。原各事业单位的行政主管部门中“办事业”的职权和人员根据“人随事走”的原则由该新设事业单位接收，实现“主管部门”及相关权力（利）和义务由政府部门向该新的事业单位，即“管理事业单位的事业单位”转移的目标。由此形成“主管级事业单位-下属事业单位”的“两级事业单位”模式。

其次，在“主管级事业单位”中，建立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理事会制度，作为上述两种重要权力的平衡机制。所谓“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是指各理事为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分管官员，其理事身份由政府任命，使其理事行为成为一种公务行为。理事会提名包括行政首长和财务负责人在内的经营管理者,报政府审核任命。行政首长和财务负责人执行理事会的决策, 对事业单位日常工作具有经营管理权，向理事会汇报经营管理状况,接受理事会监督。

这种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设置的好处在于：

1.改变了“办事业”的主体，改变“各自为事”、“事出多门”局面。我国事业单位效率低下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各个行政部门均有设置事业单位，形成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各自为事”、“事出多门”局面，导致对事业单位中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督职责不清,职权边界不明,权力交叉和权力虚位并存,越位与缺位并存，而公共事业资源配置与利用的社会化原则又要求事业单位改革必须打破国家公共事业资源的行政化分割与部门或单位所有制，调整和配置各类事业资源，提高各类事业资源的利用效率。笔者提出的建立“主管级事业单位”，就是改变了“办事业”的主体，为事业单位所占有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监管创新提供替代性组织基础。一方面，打断了原来事业单位与其“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隶属联系，将“办事业”的主体改为一个不具备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另一方面，通过在“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中派驻代表，政府仍维持其作为出资者的间接控制权和作为行政部门的监管权力，保证社会公共利益、社会目标的实现。

2.解决了在“管办分离”后，重建“政-事关系”和政治支持问题

“管办分离”前，非主管行政部门对某事业单位的认同决定于其对该事业单位“上级主管行政部门”的认同，换言之，兄弟行政单位之间互相的认同延及作为行政单位“下级”的事业单位。在“管办分离”后，事业单位脱离了原“行政主管部门”的“主管”，但也丧失了原先通过“主管部门”与兄弟行政部门之间的沟通渠道，其与各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系变得独立而直接，其正当性和政治支持问题便显得脆弱。然而，事业单位毕竟是国家创办的从事公共服务的组织,“公共性”和“政府性”是其重要的特性。不论事业单位如何改制,都不可能(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是“非政府”的。我们不能将它们与国外的非营利组织相提并论,甚至也不能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自发成长起来的非营利组织相提并论。因此，“管办分离”后，以何种模式重建“政-事关系”一直是事业单位改革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笔者认为，由各政府部门委派代表形成理事会的形式填补了原来单一“行政主管部门”脱离后形成的权威真空，可重建政府-事业单位的联系沟通渠道，使事业单位取得政府行政部门的信任和公众的认同。同时，“主管级事业单位-下属事业单位”的“两级事业单位”模式使政府各部门代表可以集中关注“事业单位集群”中的整体性问题。

3.多政府部门的平等参与能保证事业单位的独立性。“多政府部门平等参与”的格局改变了“管办分离”前事业单位只受单一主管行政部门特别“管束”和特别“呵护”的局面。这种理事会模式代表各政府部门的多种意志和利益倾向，“主管级事业单位”本身的权力得到合理控制，而对经营管理层的监管也更加全面和深入。与此相比，在“管办分离”前，“主管部门”要么一管到底，事业单位完全成为“主管部门”的附庸；要么“放权过度”，一些主要提供社会公益的事业单位过度市场化，其强烈的创收动机不受制约，忽视甚至背离、损害了社会公益目标。因此，实行“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所体现的多政府部门代表性将改变原“主管部门”与事业单位之间的权力格局，使事业单位在各政府部门权力制衡中保持独立性。

（二）“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的例外

“主管级事业单位-下属事业单位”的“双事业单位”模式可以适用于义务教育和公办医疗等具有基本公共服务性质的“事业单位群”。但对于某些服务性质比较特殊、不适宜与其他事业单位归为同类的事业单位（如公办大学等，以下称“直属事业单位”），则可采取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理事会治理模式，但该单位无下辖事业单位。

按照上述两个层次的解决方案，今后的事业单位可分为三类：“主管级事业单位”、“下属事业单位”和“直属事业单位”。“主管级事业单位”下辖大量“下属事业单位”，“下属事业单位”以下不得再设立其他事业单位；数量受严格控制的“直属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与“主管级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相同，但无下辖事业单位。对“主管级事业单位”和“直属事业单位”，都应采取 “多政府部门代表决策型”的理事会模式。

（三）“下属事业单位”的理事会模式

在“主管级事业单位-下属事业单位”的“双事业单位”模式中，“下属事业单位”可以建立理事会，该理事会的功能设定应定位于咨询、监督制衡和反映公众利益。该“咨询型理事会”具有三个功能：第一，用其专长参与该事业单位发展战略的制定；第二，对该事业单位经营管理层的权力进行制衡，对其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做出独立的判断，保证“主管级事业单位”对“下属事业单位”行使控制权所必需的信息能力，防止“下属事业单位”经营管理者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对信息的筛选、删减和不当增加；第三，体现公众对“下属事业单位”服务的关注，维护“下属事业单位”的公益性目标。与其功能相称，“下属事业单位”理事会成员以四方人员构成为适宜：“主管级事业单位”派出代表、“下属事业单位”行政首长、服务对象代表（如工会代表、商会代表、学生家长代表、消费者协会等民间团体代表和社区基层组织代表等）和独立的社会中介组织人士。其中选任服务对象代表和独立专业人士等公众利益代表（可总称为“社会理事”或“外部理事”）一般应由社会团体、行业协会推荐提名，由政府或“主管级事业单位”任命。

三、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中职工的地位

防止事业单位经营管理层在理事会成员与本单位职工之间进行信息隔断，建立理事会与职工之间的垂直交流机制，是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中落实制衡原则的应有之义。在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中，应建立两种机制，解决信息分配问题：

（一）建立员工与理事会成员之间直接的纵向交流机制

员工与理事会成员建立直接的垂直交流机制通常表现为员工代表列席理事会会议，并为理事会决策提供参考。这个机制的关键是员工代表的产生办法。理事会应在章程中作出明确规定保证员工代表的产生不受经营管理层的不当干预。

（二）建立员工之间直接的横向交流机制，并与理事会会议议题衔接

除行政首长外，事业单位内由各部门员工参与组成的日常工作协商机构，如管理委员会或专业委员会等，均有权就理事会会议的议题提出建议。事业单位内各日常工作协商机构的作用不仅在于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更在于使事业单位内部的信息流摆脱依照科层级别的路径垂直逐级传递的方式。员工之间横向信息交流所必然要求的信息公开，有助于形成自然的制衡效应，以保证信息的纵向畅通和理事会信息来源的多元化，最终改善理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之间的纵向信息分配关系，防止经营者在中间层的信息隔断和信息筛选。

法定机构制度在法律地位上解决了事业单位设置的“非行政化”问题和政府对事业单位管理“依法而治”问题。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则重建了事业单位“非行政化”后的“政-事关系”联系渠道和机制，为政府各个部门提供对事业单位进行“依法而治”的前置沟通平台。因此，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应构成法定机构制度中组织机构的核心。在法定机构立法过程中，以理事会为核心的组织制度应作为法律条文的核心内容被确定下来，使理事会的正当性和权威来自人大而非行政机关。这是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郑国安. 非营利组织与中国事业单位体制改革[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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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怀德. 公务法人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00,(4)．

[4]李朝晖. 深圳事业单位改革的新路径创立法定机构管理模式[n]．深圳特区报，2006-09-04（a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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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幸青、刘晓燕. 医院经营管理改革的问题与对策探讨[j]．中国医院，2004,（6）．

[7]伍海泉、戴罗仙. 我国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j]．财政研究，2005,（3）．

[8]黄恒学. 我国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机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范文第3篇

[关键词]法定机构理事会事业单位法人治理

事业单位“管办分离”改革后，事业单位与原主管部门之间的隶属关系被解除，事业单位与政府部门之间应形成什么样的新型关系，如何建立起替代性制度安排，防止“管办分离”改革后出现“治理真空”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主张建立法定机构制度，使“政-事关系”和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法定化，并提出“主管级事业单位-下属事业单位”的“两级事业单位”模式，和一个以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为基础的制度框架，作为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的主要内容，为以后的制度细化设计提供一个分析基础。

一、法定机构制度和事业单位法人治理

法定机构是指根据立法机构通过的专门法律或一部法律的某些条款而设立的、具体职责和主要业务范围由法律规定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公营机构。目前，部分地方已经率先运用地方立法权，吸取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公务法人制度和香港、新加坡的法定机构制度，起草法定机构条例，作为事业单位改革的部分内容。

法定机构制度是彻底解决“政事分开”问题的手段。在法定机构制度下，政府与作为法定机构的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由法设定，即“政-事关系”法定化，确定“政-事关系”的基础不再是行政机关的意志而是法律。任何法定机构的设立，或该机构新职能和新任务的产生，都需以特别立法为依据，政府对事业单位的支持、指导和监控也必须以特定立法为依据。法定机构根据立法有充分的管理、人事聘用和财政自，依法自主办理有关业务，具有相对独立性。

由此可见，法定机构制度的实施，将实现事业单位由行政管理向法治管理的转变。建立法定机构制度，应首先考量事业单位法人治理中的权力制衡和信息分配。

与传统的事业单位受“主管部门垂直管理”的“统治型”机制不同，事业单位法人治理是一种权力相互制衡关系，其核心是在法律、法规和惯例的框架下，以保护社会公众和政府投资利益为核心的一套权力制衡安排和约束激励机制。信息的分配决定权力的实际分配。法人治理要求权力制衡，就势必要求信息的分配合理，减少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相比，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中信息不对称的特征集中表现为两点：第一，事业单位以服务公众利益为主要目标，收取费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基本运作而非营利，缺乏与经济利益相关的市场测试机制。企业法人可以直接从消费群体中获得反馈信息，而事业单位法人的消费者往往或者不是缔约的对方，或者由于提供的服务通常是低廉的，或者事业单位所提供的服务本身具有垄断性，从而使事业单位之间往往忽视了解竞争对方的服务内容、质量及其价格等信息，也就难以准确地把握自己的生产函数，竞争无形中受到限制，市场均衡价格必然受到扭曲，而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却难以对其业绩做简单的定量评价。第二，在事业单位外部，消费者和公众不具备定性评价监测所必须的技术知识和能力。专业性越强的服务，在服务提供方和需求方之间的信息越不对称。以公共医疗服务为例，医务人员掌握专门的专业技能，真正的决定权在服务的提供者手中，多数情况下患者只是被动地接受。

作为法人治理组织框架的核心,理事会确定事业单位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行使事业单位重大决策。在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中，理事会制度的设计必须围绕消除和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成本，其重点应着眼于制衡政府部门利益和约束事业单位行政首长的权力。笔者主张建立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以此为核心，建立和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二、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

“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

作为“管办分离”改革后事业单位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理应成为事业单位连接政府关系的桥梁。

（一）采取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重建政府与事业单位关系

首先，建立“主管级事业单位”，即按照行业分类（如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等）形成规模化的事业单位集群，并新设一事业单位取代原“行政主管部门”职能，对规模化的事业单位集群进行统一管理。原各事业单位的行政主管部门中“办事业”的职权和人员根据“人随事走”的原则由该新设事业单位接收，实现“主管部门”及相关权力（利）和义务由政府部门向该新的事业单位，即“管理事业单位的事业单位”转移的目标。由此形成“主管级事业单位-下属事业单位”的“两级事业单位”模式。

其次，在“主管级事业单位”中，建立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理事会制度，作为上述两种重要权力的平衡机制。所谓“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是指各理事为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分管官员，其理事身份由政府任命，使其理事行为成为一种公务行为。理事会提名包括行政首长和财务负责人在内的经营管理者,报政府审核任命。行政首长和财务负责人执行理事会的决策,对事业单位日常工作具有经营管理权，向理事会汇报经营管理状况,接受理事会监督。

这种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设置的好处在于：

1.改变了“办事业”的主体，改变“各自为事”、“事出多门”局面。我国事业单位效率低下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各个行政部门均有设置事业单位，形成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各自为事”、“事出多门”局面，导致对事业单位中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督职责不清,职权边界不明,权力交叉和权力虚位并存,越位与缺位并存，而公共事业资源配置与利用的社会化原则又要求事业单位改革必须打破国家公共事业资源的行政化分割与部门或单位所有制，调整和配置各类事业资源，提高各类事业资源的利用效率。笔者提出的建立“主管级事业单位”，就是改变了“办事业”的主体，为事业单位所占有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监管创新提供替代性组织基础。一方面，打断了原来事业单位与其“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隶属联系，将“办事业”的主体改为一个不具备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另一方面，通过在“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中派驻代表，政府仍维持其作为出资者的间接控制权和作为行政部门的监管权力，保证社会公共利益、社会目标的实现。

2.解决了在“管办分离”后，重建“政-事关系”和政治支持问题

“管办分离”前，非主管行政部门对某事业单位的认同决定于其对该事业单位“上级主管行政部门”的认同，换言之，兄弟行政单位之间互相的认同延及作为行政单位“下级”的事业单位。在“管办分离”后，事业单位脱离了原“行政主管部门”的“主管”，但也丧失了原先通过“主管部门”与兄弟行政部门之间的沟通渠道，其与各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系变得独立而直接，其正当性和政治支持问题便显得脆弱。然而，事业单位毕竟是国家创办的从事公共服务的组织,“公共性”和“政府性”是其重要的特性。不论事业单位如何改制,都不可能(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是“非政府”的。我们不能将它们与国外的非营利组织相提并论,甚至也不能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自发成长起来的非营利组织相提并论。因此，“管办分离”后，以何种模式重建“政-事关系”一直是事业单位改革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笔者认为，由各政府部门委派代表形成理事会的形式填补了原来单一“行政主管部门”脱离后形成的权威真空，可重建政府-事业单位的联系沟通渠道，使事业单位取得政府行政部门的信任和公众的认同。同时，“主管级事业单位-下属事业单位”的“两级事业单位”模式使政府各部门代表可以集中关注“事业单位集群”中的整体性问题。

3.多政府部门的平等参与能保证事业单位的独立性。“多政府部门平等参与”的格局改变了“管办分离”前事业单位只受单一主管行政部门特别“管束”和特别“呵护”的局面。这种理事会模式代表各政府部门的多种意志和利益倾向，“主管级事业单位”本身的权力得到合理控制，而对经营管理层的监管也更加全面和深入。与此相比，在“管办分离”前，“主管部门”要么一管到底，事业单位完全成为“主管部门”的附庸；要么“放权过度”，一些主要提供社会公益的事业单位过度市场化，其强烈的创收动机不受制约，忽视甚至背离、损害了社会公益目标。因此，实行“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所体现的多政府部门代表性将改变原“主管部门”与事业单位之间的权力格局，使事业单位在各政府部门权力制衡中保持独立性。

（二）“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的例外

“主管级事业单位-下属事业单位”的“双事业单位”模式可以适用于义务教育和公办医疗等具有基本公共服务性质的“事业单位群”。但对于某些服务性质比较特殊、不适宜与其他事业单位归为同类的事业单位（如公办大学等，以下称“直属事业单位”），则可采取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理事会治理模式，但该单位无下辖事业单位。

按照上述两个层次的解决方案，今后的事业单位可分为三类：“主管级事业单位”、“下属事业单位”和“直属事业单位”。“主管级事业单位”下辖大量“下属事业单位”，“下属事业单位”以下不得再设立其他事业单位；数量受严格控制的“直属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与“主管级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相同，但无下辖事业单位。对“主管级事业单位”和“直属事业单位”，都应采取“多政府部门代表决策型”的理事会模式。

（三）“下属事业单位”的理事会模式

在“主管级事业单位-下属事业单位”的“双事业单位”模式中，“下属事业单位”可以建立理事会，该理事会的功能设定应定位于咨询、监督制衡和反映公众利益。该“咨询型理事会”具有三个功能：第一，用其专长参与该事业单位发展战略的制定；第二，对该事业单位经营管理层的权力进行制衡，对其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做出独立的判断，保证“主管级事业单位”对“下属事业单位”行使控制权所必需的信息能力，防止“下属事业单位”经营管理者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对信息的筛选、删减和不当增加；第三，体现公众对“下属事业单位”服务的关注，维护“下属事业单位”的公益性目标。与其功能相称，“下属事业单位”理事会成员以四方人员构成为适宜：“主管级事业单位”派出代表、“下属事业单位”行政首长、服务对象代表（如工会代表、商会代表、学生家长代表、消费者协会等民间团体代表和社区基层组织代表等）和独立的社会中介组织人士。其中选任服务对象代表和独立专业人士等公众利益代表（可总称为“社会理事”或“外部理事”）一般应由社会团体、行业协会推荐提名，由政府或“主管级事业单位”任命。

三、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中职工的地位

防止事业单位经营管理层在理事会成员与本单位职工之间进行信息隔断，建立理事会与职工之间的垂直交流机制，是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中落实制衡原则的应有之义。在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中，应建立两种机制，解决信息分配问题：

（一）建立员工与理事会成员之间直接的纵向交流机制

员工与理事会成员建立直接的垂直交流机制通常表现为员工代表列席理事会会议，并为理事会决策提供参考。这个机制的关键是员工代表的产生办法。理事会应在章程中作出明确规定保证员工代表的产生不受经营管理层的不当干预。

（二）建立员工之间直接的横向交流机制，并与理事会会议议题衔接

机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范文第4篇

法定机构是指根据立法机构通过的专门法律或一部法律的某些条款而设立的、具体职责和主要业务范围由法律规定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公营机构。目前，部分地方已经率先运用地方立法权，吸取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公务法人制度和香港、新加坡的法定机构制度，起草法定机构条例，作为事业单位改革的部分内容。

法定机构制度是彻底解决“政事分开”问题的手段。在法定机构制度下，政府与作为法定机构的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由法设定，即“政-事关系”法定化，确定“政-事关系”的基础不再是行政机关的意志而是法律。任何法定机构的设立，或该机构新职能和新任务的产生，都需以特别立法为依据，政府对事业单位的支持、指导和监控也必须以特定立法为依据。法定机构根据立法有充分的管理、人事聘用和财政自，依法自主办理有关业务，具有相对独立性。

由此可见，法定机构制度的实施，将实现事业单位由行政管理向法治管理的转变。建立法定机构制度，应首先考量事业单位法人治理中的权力制衡和信息分配。

与传统的事业单位受“主管部门垂直管理”的“统治型”机制不同，事业单位法人治理是一种权力相互制衡关系，其核心是在法律、法规和惯例的框架下，以保护社会公众和政府投资利益为核心的一套权力制衡安排和约束激励机制。信息的分配决定权力的实际分配。法人治理要求权力制衡，就势必要求信息的分配合理，减少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相比，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中信息不对称的特征集中表现为两点：第一，事业单位以服务公众利益为主要目标，收取费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基本运作而非营利，缺乏与经济利益相关的市场测试机制。企业法人可以直接从消费群体中获得反馈信息，而事业单位法人的消费者往往或者不是缔约的对方，或者由于提供的服务通常是低廉的，或者事业单位所提供的服务本身具有垄断性，从而使事业单位之间往往忽视了解竞争对方的服务内容、质量及其价格等信息，也就难以准确地把握自己的生产函数，竞争无形中受到限制，市场均衡价格必然受到扭曲，而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却难以对其业绩做简单的定量评价。第二，在事业单位外部，消费者和公众不具备定性评价监测所必须的技术知识和能力。专业性越强的服务，在服务提供方和需求方之间的信息越不对称。以公共医疗服务为例，医务人员掌握专门的专业技能，真正的决定权在服务的提供者手中，多数情况下患者只是被动地接受。

作为法人治理组织框架的核心,理事会确定事业单位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行使事业单位重大决策。在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中，理事会制度的设计必须围绕消除和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成本，其重点应着眼于制衡政府部门利益和约束事业单位行政首长的权力。笔者主张建立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以此为核心，建立和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二、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

“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

作为“管办分离”改革后事业单位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理应成为事业单位连接政府关系的桥梁。

（一）采取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重建政府与事业单位关系

首先，建立“主管级事业单位”，即按照行业分类（如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等）形成规模化的事业单位集群，并新设一事业单位取代原“行政主管部门”职能，对规模化的事业单位集群进行统一管理。原各事业单位的行政主管部门中“办事业”的职权和人员根据“人随事走”的原则由该新设事业单位接收，实现“主管部门”及相关权力（利）和义务由政府部门向该新的事业单位，即“管理事业单位的事业单位”转移的目标。由此形成“主管级事业单位-下属事业单位”的“两级事业单位”模式。

其次，在“主管级事业单位”中，建立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理事会制度，作为上述两种重要权力的平衡机制。所谓“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是指各理事为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分管官员，其理事身份由政府任命，使其理事行为成为一种公务行为。理事会提名包括行政首长和财务负责人在内的经营管理者,报政府审核任命。行政首长和财务负责人执行理事会的决策,对事业单位日常工作具有经营管理权，向理事会汇报经营管理状况,接受理事会监督。

这种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设置的好处在于：

1.改变了“办事业”的主体，改变“各自为事”、“事出多门”局面。我国事业单位效率低下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各个行政部门均有设置事业单位，形成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各自为事”、“事出多门”局面，导致对事业单位中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督职责不清,职权边界不明,权力交叉和权力虚位并存,越位与缺位并存，而公共事业资源配置与利用的社会化原则又要求事业单位改革必须打破国家公共事业资源的行政化分割与部门或单位所有制，调整和配置各类事业资源，提高各类事业资源的利用效率。笔者提出的建立“主管级事业单位”，就是改变了“办事业”的主体，为事业单位所占有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监管创新提供替代性组织基础。一方面，打断了原来事业单位与其“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隶属联系，将“办事业”的主体改为一个不具备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另一方面，通过在“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中派驻代表，政府仍维持其作为出资者的间接控制权和作为行政部门的监管权力，保证社会公共利益、社会目标的实现。

2.解决了在“管办分离”后，重建“政-事关系”和政治支持问题

“管办分离”前，非主管行政部门对某事业单位的认同决定于其对该事业单位“上级主管行政部门”的认同，换言之，兄弟行政单位之间互相的认同延及作为行政单位“下级”的事业单位。在“管办分离”后，事业单位脱离了原“行政主管部门”的“主管”，但也丧失了原先通过“主管部门”与兄弟行政部门之间的沟通渠道，其与各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系变得独立而直接，其正当性和政治支持问题便显得脆弱。然而，事业单位毕竟是国家创办的从事公共服务的组织,“公共性”和“政府性”是其重要的特性。不论事业单位如何改制,都不可能(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是“非政府”的。我们不能将它们与国外的非营利组织相提并论,甚至也不能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自发成长起来的非营利组织相提并论。因此，“管办分离”后，以何种模式重建“政-事关系”一直是事业单位改革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笔者认为，由各政府部门委派代表形成理事会的形式填补了原来单一“行政主管部门”脱离后形成的权威真空，可重建政府-事业单位的联系沟通渠道，使事业单位取得政府行政部门的信任和公众的认同。同时，“主管级事业单位-下属事业单位”的“两级事业单位”模式使政府各部门代表可以集中关注“事业单位集群”中的整体性问题。

3.多政府部门的平等参与能保证事业单位的独立性。“多政府部门平等参与”的格局改变了“管办分离”前事业单位只受单一主管行政部门特别“管束”和特别“呵护”的局面。这种理事会模式代表各政府部门的多种意志和利益倾向，“主管级事业单位”本身的权力得到合理控制，而对经营管理层的监管也更加全面和深入。与此相比，在“管办分离”前，“主管部门”要么一管到底，事业单位完全成为“主管部门”的附庸；要么“放权过度”，一些主要提供社会公益的事业单位过度市场化，其强烈的创收动机不受制约，忽视甚至背离、损害了社会公益目标。因此，实行“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所体现的多政府部门代表性将改变原“主管部门”与事业单位之间的权力格局，使事业单位在各政府部门权力制衡中保持独立性。

（二）“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的例外

“主管级事业单位-下属事业单位”的“双事业单位”模式可以适用于义务教育和公办医疗等具有基本公共服务性质的“事业单位群”。但对于某些服务性质比较特殊、不适宜与其他事业单位归为同类的事业单位（如公办大学等，以下称“直属事业单位”），则可采取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理事会治理模式，但该单位无下辖事业单位。

按照上述两个层次的解决方案，今后的事业单位可分为三类：“主管级事业单位”、“下属事业单位”和“直属事业单位”。“主管级事业单位”下辖大量“下属事业单位”，“下属事业单位”以下不得再设立其他事业单位；数量受严格控制的“直属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与“主管级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相同，但无下辖事业单位。对“主管级事业单位”和“直属事业单位”，都应采取“多政府部门代表决策型”的理事会模式。

（三）“下属事业单位”的理事会模式

在“主管级事业单位-下属事业单位”的“双事业单位”模式中，“下属事业单位”可以建立理事会，该理事会的功能设定应定位于咨询、监督制衡和反映公众利益。该“咨询型理事会”具有三个功能：第一，用其专长参与该事业单位发展战略的制定；第二，对该事业单位经营管理层的权力进行制衡，对其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做出独立的判断，保证“主管级事业单位”对“下属事业单位”行使控制权所必需的信息能力，防止“下属事业单位”经营管理者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对信息的筛选、删减和不当增加；第三，体现公众对“下属事业单位”服务的关注，维护“下属事业单位”的公益性目标。与其功能相称，“下属事业单位”理事会成员以四方人员构成为适宜：“主管级事业单位”派出代表、“下属事业单位”行政首长、服务对象代表（如工会代表、商会代表、学生家长代表、消费者协会等民间团体代表和社区基层组织代表等）和独立的社会中介组织人士。其中选任服务对象代表和独立专业人士等公众利益代表（可总称为“社会理事”或“外部理事”）一般应由社会团体、行业协会推荐提名，由政府或“主管级事业单位”任命。

三、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中职工的地位

防止事业单位经营管理层在理事会成员与本单位职工之间进行信息隔断，建立理事会与职工之间的垂直交流机制，是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中落实制衡原则的应有之义。在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中，应建立两种机制，解决信息分配问题：

（一）建立员工与理事会成员之间直接的纵向交流机制

员工与理事会成员建立直接的垂直交流机制通常表现为员工代表列席理事会会议，并为理事会决策提供参考。这个机制的关键是员工代表的产生办法。理事会应在章程中作出明确规定保证员工代表的产生不受经营管理层的不当干预。

（二）建立员工之间直接的横向交流机制，并与理事会会议议题衔接

除行政首长外，事业单位内由各部门员工参与组成的日常工作协商机构，如管理委员会或专业委员会等，均有权就理事会会议的议题提出建议。事业单位内各日常工作协商机构的作用不仅在于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更在于使事业单位内部的信息流摆脱依照科层级别的路径垂直逐级传递的方式。员工之间横向信息交流所必然要求的信息公开，有助于形成自然的制衡效应，以保证信息的纵向畅通和理事会信息来源的多元化，最终改善理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之间的纵向信息分配关系，防止经营者在中间层的信息隔断和信息筛选。

法定机构制度在法律地位上解决了事业单位设置的“非行政化”问题和政府对事业单位管理“依法而治”问题。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则重建了事业单位“非行政化”后的“政-事关系”联系渠道和机制，为政府各个部门提供对事业单位进行“依法而治”的前置沟通平台。因此，多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主管级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应构成法定机构制度中组织机构的核心。在法定机构立法过程中，以理事会为核心的组织制度应作为法律条文的核心内容被确定下来，使理事会的正当性和权威来自人大而非行政机关。这是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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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范文第5篇

一是树立大局意识。胶州市历来高度重视事业单位管理工作，特别是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我们提前介入，早动手，早准备，安排专人对全市事业单位的基本情况进行周密细致的摸底调查，及时将全市事业单位情况掌握起来，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进行划分，为下一步进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保证了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二是树立标准意识。注重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公共服务需求变化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加强调查研究，适时制定、修订，完善机构编制管理制度和标准，先后制定出台了《胶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工作规则》、《胶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规则》、《胶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制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机关事业单位编制使用管理的意见》等一系列制度和措施，逐步完善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业务规范体系，从制度上堵塞工作漏洞。三是树立细节意识。在工作中，为确保每个环节、每个细节不遗漏，不省略，严格遵守各项工作流程制度，用程序来规范约束事业单位管理工作。在事业单位审批中，坚持由主管部门严格按管理权限和程序申报，报市编委办公室审核，并提出意见后，再提交市编委会研究决定程序。事业单位使用编制，坚持使用编制申请程序。事业单位股级干部配备工作中，坚持股级岗位审核程序。

二、实施重点化目标，突出中心环节

一是提升服务理念。针对上级业务部门对我市事业单位限额管理和“撤一建一”的要求，牢固树立“管政策、管标准、管总量、管结构”的宏观管理理念，根据不同类别事业单位的特点，实施改革和管理。今年上半年我们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指导思想，对全市有关事业单位进行了调整，共撤销整合事业单位21个。对原承担任务已完成和布局不合理、设置过于分散、工作任务严重不足或职责相同相近事业单位，我们进行了清理撤销，共清理撤销事业单位5个。同时确定，今后不再批准设立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另外紧紧围绕我市构建“三大平台”发展战略目标，分别为少海发展管理处和产业新区管委会增加了人员编制，增强了单位活力，为我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是努力推进改革。在事业单位管理工作中，我们注意妥善处理改革与事业单位发展的关系，区分事业机构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活动，对公益性机构加强财政保障，经营性机构可转制为经济实体。在每一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中，我们都结合实际对事业单位进行清理规范。对于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将属于政府的职能划归相关行政机构，并重新明确其职责和性质。对于工作任务不足的予以撤销或并入其他事业单位。对完全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调整为相关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已认定为承担行政职能、但尚未调整到位的事业单位，在过渡期内继续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履行职责，使用事业编制只减不增。镇（街道）不再设立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近几年通过改革，我市转企改制事业单位4个，直接划转事业单位15个，合并事业单位2个，撤销事业单位50个。乡镇事业机构减少30个。

三是加强登记管理。我市自开展全国统一事业单位法人登记以来，以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为重点，通过法人登记理顺政事关系，不断拓宽思路，推陈出新，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制度，推动全市事业单位社会化进程，促使事业单位与行政“脱钩”，为事业单位分类奠定了基础。具体工作中，强手段，严程序，严格进行登记管理。严把“四关”：材料审核关、法人登记关、登记范围管辖关、事业单位职责界定关。对具有法人资格的，经审核认定后颁发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确定相应法人地位，并通过年检、年审的方式对事业单位实行动态管理。对不具备登记条件的事业单位，区分不同情况，结合下一步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逐步予以撤销或转体。同时建立事业单位评估体系，对事业单位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评估，以增强事业单位的自我发展能力。到目前为止，我市已完成事业单位法人登记268个。通过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进一步加强了对事业单位管理，为下一步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打下了基础。

三、实施制度化目标，确保服务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