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经济范文第1篇

1方法与数据

1．1方法

1．1．1VEP(VulnerabilityasExpectedPoverty)方法该方法采用Chaudhuri(2003)、Chaudhuri(2002)的分析框架评估脆弱性，在家庭层面数据可得的情况下，家庭i在时间t的脆弱性水平由下式测度:其中，Xi代表一些家庭及户主的特征变量，比如家庭人口、户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Chaudhuri(2002)讨论了计算脆弱性时门槛值的敏感性问题，本文计算的VEP采用Chaudhuri(2002)建议的0．5脆弱性门槛值，即家庭的脆弱性水平超过50%时视为脆弱性家庭。

1．1．2VEU(VulnerabilityasExpectedUtility)方法Ligon(2003)将特定时段的脆弱性定义为确定性等价效用与家庭期望效用之差:

1．2数据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取自“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集。该调查覆盖9个省(辽宁、黑龙江、山东、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城镇和农村，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从1989年开始，该调查迄今已进行了8次(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及2009年)，虽然这一调查不是专门为研究贫困问题而设计的，但调查中包括了收入、家庭及个人特征的信息，为我们研究贫困的脆弱性提供了可能。本文选取了2006、2009年两轮调查都参与的家庭，没有采用更长年份的数据，一方面是因为年份越长样本的数量下降越快，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研究的时效性问题。为研究老年家庭经济脆弱性及贫困问题，剔除掉了户主小于60岁的家庭，得到了一个904户家庭两年共1808个样本。另外，本文计算VEU效用将不是定义在消费上，而是定义在收入上，这样处理是考虑到CHNS数据搜集的消费数据比较粗糙(比如无法得到食品支出一类的消费)。CHNS调查提供了家庭净收入的计算数据，它等于家庭总收入减去家庭总支出，家庭总收入由以下部分组成，家庭小手工业和小商业收入、家庭渔业收入、家庭养殖收入、家庭农业收入、家庭果菜园收入、退休金收入、非退休的工资收入、补助收入、其他收入。家庭总支出包括家庭小手工业和小商业支出、家庭渔业支出、家庭养殖支出、家庭农业支出、家庭果菜园支出。虽然这里的家庭净收入概念与传统的净收入概念有一些不同，但因为该调查的家庭支出项中并没有包括全部的家庭支出数据，所以，本文退而求其次使用了CHNS调查的家庭净收入定义。家庭人均收入用按CPI折算到2009年家庭总收入除以家庭规模计算得到。另外，本文中的贫困线采用1．25美元标准。养儿防老、家庭养老观念在一些地区中依然盛行(农村尤其如此)，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帮助可能给老年家庭的收入提升提供了保障，本文家庭控制变量中增加了代际间向上流动的私人转移支付即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帮助变量，进而考察私人转移支付对老年家庭经济脆弱性、贫困的影响。本文使用的控制变量及其均值描述参见表1。

2实证分析

2．1VEP经验分析这一部分脆弱性测度是基于VEP方法做出的。我们根据式(4)和式(5)计算出每一年份的收入均值及其方差，而且，我们还使用面板数据的GLS方法进行回归从表2中可以看出，户主教育程度低、户主不工作、家庭规模大、家庭中领取养老金人数少、居住中西部地区者其陷入贫困的概率较高。有趣的是，年龄变量除在2009年对对数收入有比较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在2006年及面板数据的GLS回归中，虽然表现出了户主年龄越大其对数收入越低的倾向，但均不显著。男性户主比女性户主更不容易陷入贫困，但该结论在2006年并不明显成立。在婚户主比非在婚户主的收入低(2006年该变量并没有表现出显著性)。代际间向上流动的私人转移支付对贫困的影响方向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比如，2006年，该变量对对数收入的影响系数为负号，而在2009年及面板数据回归中，该变量的系数又转为正向，其对收入影响的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可能是转移支付数量较少，在老年家庭收入中占比较低引致的。城乡变量对对数收入的影响并不都是显著的。表2还显示，家庭中领取退休金人数较多者其收入的方差在下降，这可能说明领取退休金人数较多的家庭有更平稳的收入流，收入风险下降。值得指出的是，在2006年，代际间向上流动的私人转移支付比较显著地降低了老年家庭的收入方差，说明这种私人转移支付可能为老年家庭收入提供了一些“保险”作用。下面转向对每个年份每个家庭VEP的测度计算，如果某个家庭收入将来陷入贫困线以下的概率超过50%，那么，该家庭即被认为是经济脆弱性的家庭。表3汇报了2006－2009年贫困与脆弱性的情况，在2006年，我们预测44．8%的家庭在2009年将陷入贫困(概率超过50%)，2009年的实际贫困人口为23．34%。表3还显示，虽然并非所有的贫困家庭都是经济脆弱性家庭，但贫困家庭陷入经济脆弱性的概率较高，比如2006年，贫困家庭的61%是经济脆弱性家庭，2009年39%的贫困家庭是经济脆弱性家庭。另外，24%－35%的非贫困家庭是经济脆弱性家庭，这说明反贫困政策中不仅应包括减缓当前贫困的措施，还应包括预防贫困策略，同时，也说明减少经济脆弱性和减少贫困的策略并不完全相同。表4汇报了2006－2009年分组的贫困与脆弱性情况，从表4的时间序列比较上可以发现，无论如何定义分组标志，贫困和脆弱性都显示出了如下规律:贫困与脆弱性随时间增加均呈现下降态势，而且，每个年份的经济脆弱性基本上都比贫困人口率高。农村的经济脆弱性和贫困均高于城市;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脆弱性和贫困高于东部地区;除2009年收到子女私人转移支付的家庭和未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家庭在经济脆弱性上相等以外，收到子女给的私人转移支付的家庭贫困及脆弱性反而比未收到的高，这可能是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帮助是象征性的，其对老年家庭收入的提升只起到了杯水车薪的作用;老年家庭中没有领取养老金的人其贫困及脆弱性远远高于家庭中有领取养老金者，老年家庭中有两人领取退休金者其贫困及脆弱性几乎下降到0，这也说明社会保障在老年家庭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以老年人为户主的大家庭型态的贫困及脆性性远高于小家庭型态的贫困及脆弱性;随着户主教育程度提高到大专以上，2009年老年家庭的贫困及经济脆弱性的数值为0;年纪较轻的老人和高龄、甚高龄老人的贫困及脆弱性难以找到明确的比较结论;户主是否工作与年龄分组的结果也大致相同。

2．2VEU经验分析表5显示了把平均脆弱性(VEU)分解为平均贫困(P)、平均协同性风险(AR)、平均异质性风险(IR)和平均不可解释风险(UR)等四部分的分解结果。表5第一行的第二列VEU的数值为3．1486，说明如果不存在收入风险和不平等，那么老年家庭的平均效用将会提高314．86%。其中不平等减少脆弱性的贡献为5．6%，老年家庭受到了正向的收入不平等的冲击，老年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6年的0．55下降到2009年的0．51，收入不平等的改善也可以从图1的2006－2009年洛伦兹曲线图中反映出来。而风险因素增加脆弱性的贡献为105．6%，风险因素对脆弱性的贡献在绝对数值上远远大于不平等对脆弱性的贡献。不同风险类型在经济脆弱性中的角色也不尽相同，不可解释风险(UR)作用最大(85%)，协同性风险(AR)作用最小。协同性风险(AR)减少脆弱性的贡献为3．2%，中国老年家庭受到了正向的协同性风险(统计不显著)冲击，可能的原因在于老年家庭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益处，更可能的原因在于近年来社会保障覆盖面的快速扩张。值得指出的是异质性风险(IR)在经济脆弱性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其贡献为23%，这说明风险处置中应适当引入一些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及市场导向的风险管理工具的内容。表5还汇报了经济脆弱性各组成部分对控制变量的均值的回归结果。年龄越大的户主其VEU的数值越大(并没有表现出统计显著性)，这主要是这类家庭的不可解释风险导致，当然也是因为这类家庭有较高的贫困和不平等，还因为这类家庭可能由于收入手段单一容易受到异质性风险的侵袭。男性户主表现出了较大的不显著的VEU数值，但其在贫困不平等、协同性风险方面比女性户主低，但其异质性风险和不可解释的风险较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女性户主的异质性风险较低，比如女性户主为应对生活不测更普遍地具有勤勉特征(农村尤其如此)。户主在婚与否对VEU及VEU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影响而言均没有表现出统计显著性。教育程度变量大致表现出了对贫困不平等、异质性风险的抑制作用，但由于较高文化程度的户主其不可解释的风险及协同性风险较高，使得户主教育程度变量对VEU并没有表现出统计显著性。有工作的户主能显著地降低家庭贫困，并且异质性风险也呈现降低态势，但由于较大的不可解释风险驱使，使得该变量对VEU表现出了不显著的正号。与Ligon(2003)、Raghbendra(2010)的研究结论相同，老年家庭规模越大，其经济脆弱性越高，可能的原因是规模较大的老年家庭其收入来源渠道较窄，分散收入波动的风险及应对负面冲击的能力更弱。家庭中的儿童数量对VEU及VEU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影响而言均没有表现出统计显著性。代际间向上流动的私人转移支付除了会降低一些协同性风险外，该变量对脆弱性、贫困不平等、异质性风险和不可解释风险的影响均为正号，当然该变量的所有影响并没有表现出统计显著性，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帮助并没有达到临界值(一定的规模)，而且，在富裕的老年家庭中，老年人给予子女的私人转移支付远远大于子女给予父母的私人转移支付，即富裕家庭中出现的啃老现象，可能的原因之二是贫困的代际传递，贫弱老人的后代一般不会纵向流动到富裕阶层，子女自身尚且不能脱离贫困，遑论帮助父母摆脱贫困脆弱性，依靠这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减少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在现阶段还难以奏效。家庭中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多，经济脆弱性呈现出降低倾向(统计不显著)，并且贫困显著下降，异质性风险及不可解释的风险也呈现下行态势。居住东部地区的老年家庭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禀赋较高，更兼具地理优势，其贫困及不平等显著地低于中西部地区，经济脆弱性、协同性风险及不可解释风险均呈现出一些下降趋势。城市家庭的经济脆弱性低于农村，但没有表现出统计显著性，另外，城市家庭的异质性风险与农村家庭无差异，说明城市老年家庭应对收入冲击的工具并不比农村为多，当然，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还可能在于CHNS对城乡的定义与传统的以户籍来划分城乡有所不同，CHNS调查中的农村其实包括了县城，而县城中有不少公职人员。表6和表7是城乡分组的VEU回归分解结果。城市的VEU为0．6403，农村的VEU为4．4662，说明如果不存在不平等和风险，那么城市和农村的平均效用将会增加64．03%、446．62%，在城市家庭VEU的组成部分中，不平等减少脆弱性的贡献为53%，风险因素增加脆弱性的贡献为153%，风险因素对脆弱性的贡献在绝对数值上远远大于不平等对脆弱性的贡献，在风险因素构成中，不可解释的风险增加脆弱性的贡献最大(160%)，协同性风险增加脆弱性的贡献最小(118%)，异质性风险的贡献居中，其减少脆弱性的贡献为125%。与城市的结果基本类似，在农村家庭VEU的组成部分中，风险因素对脆弱性的贡献在绝对数值上远远大于不平等对脆弱性的贡献，不平等减少脆弱性的贡献为2%，风险因素增加脆弱性的贡献为102%。在风险因素构成中，不可解释的风险增加脆弱性的贡献最大(110%)，协同性风险增加脆弱性的贡献最小(78%)，异质性风险的贡献居中，其减少脆弱性的贡献为86%。城乡各控制变量的均值对VEU的影响不尽相同，比如在城市家庭中，影响经济脆弱性的变量为教育、家庭规模、家庭中儿童数量、领取退休金的人数，具体而言，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其经济脆弱性在下降，高中与小学毕业组的脆弱性下降显著，教育对不平等的下降也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家庭规模越大，经济脆弱性也越高，这主要由于不可解释的风险上升导致;子女给予父母转移支付反而增加了父母的贫困(不平等)，在城市中流行啃老的风气下，接受子女私人转移支付的父母自身可能是贫困的;领取养老金的人数越多，其家庭的经济脆弱性越低，而且不容易遭受贫困(不平等)的侵袭，其不可解释的风险也显著下降;居住在东部地区的老年家庭，其经济脆弱性的数值较低(统计不显著)，而且其贫困(不平等)的程度也显著地比中西部地区为低。在农村家庭中，户主年龄越大的家庭更易陷入贫困，其脆弱性数值也较高(但统计不显著);婚姻和性别变量对脆弱性的影响不显著，这些变量只是显著地影响到了协同性风险和异质性风险;教育程度变量对VEU及其组成部分的影响均不显著;60岁以上继续工作的户主能降低贫困(不平等)，但由于正向的异质性风险和不可解释的风险等原因，使得户主工作与否变量对家庭脆弱性的影响表现出了不显著的正号;与城市家庭表现大致相同，农村家庭中领取养老金的人数越多，其家庭的经济脆弱性越低(统计不显著)，而且不容易遭受贫困(不平等)的侵袭，其不可解释的风险也显著下降。

3结论

家庭经济范文第2篇

证明

兹证明我社区xxx在贵校就读，因其父(母)下岗，无固定收入，家庭生活困难，属经济困难家庭，情况属实。

特此证明

xxxxx社区委员会(盖章)

xxxx年xx月xx日

(2)长期疾病类

证明

兹证明我社区xxx在贵校就读，因其父(母)长期有病，丧失劳动力，给家庭生活造成很大困难，属经济困难家庭，情况属实。

特此证明

xxxxx社区委员会(盖章)

xxxx年xx月xx日

(3)单亲家庭类

证明

兹证明我社区xxx在贵校就读，因其父(母)离异(或丧偶)，由其父(母)抚养，生活拮据，属单亲经济困难家庭，情况属实。

特此证明

家庭经济范文第3篇

2、我的家目前共有六口人。我父亲是一名残疾军人，在82年因公致残后身体状况一直很差，不能干重活，且常年患风湿病和肩周炎等疾病，经常需要药物治疗，不仅导致收入不定而且医疗花费较高。

3、我母亲自96年下岗以来一直待业，直到去年退休，收入主要是低保补贴。母亲身体状况更加不好，在98年和04年曾动过两次大的手术，且常常头痛不舒服。我姐姐高中毕业后一直待业在家，结婚后姐姐姐夫一家三口和我们住在一起，姐夫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外甥未满一岁，需要物质和家庭方面细心的照顾，所以家庭的开销更大。

4、感谢社会和学校有这样一个申请的机会，让我看到了为家庭减负的希望。在此我真诚申请这一项助学金，为了自己今后的学业，为了这些年一直不容易的父母，也为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家，希望得到批准。

家庭经济范文第4篇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都有很强的不认输的精神，有着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知道自己没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可以帮助他们自己，他们父母在他们就业创业方面也帮不了什么，他们懂事，渴望找到一份好工作，也是最需要找到一份好工作的一个群体。

二、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创业需求分析

通过对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就业创业需求调查显示，有90%以上的学生认为学校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开展就业创业能力提升是有必要的;有80%以上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认为加强就业创业一对一的帮扶是最有效的;有70%以上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认为要为他们搭建一个就业创业的平台，让他们能得到更多的社会资源帮助;有80%以上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有校外兼职或勤工助学经历。

三、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创业帮扶对策

家庭经济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大学贫困生；精神贫困；精神资助

中图分类号：G4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9-0114-03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起了涵盖“奖、贷、助、补、减”等多种方式的大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资助可谓历史空前，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大多数高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一般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的资助，对其精神的资助关注不多、重视不够。各高校在努力达成“不让任何一名大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这一目标的同时，却忽略了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一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陷入到了精神贫困之中，出现了自卑、敏感、脆弱、孤僻等心理问题，已经成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管理与教育工作中的一大难题。

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神贫困的表现

绝大多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着良好的心理品质和道德素养。与非贫困生相比，他们更为勤俭朴素、明理懂事、学习刻苦、做事踏实、严守纪律、自立自强。他们抗挫力强，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命运，具有强烈的成才动机。但也有一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客观环境和自身认知的偏差的影响，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所处的经济贫困现实，产生了一系列的心理障碍，由单纯的物质贫困走向了物质和精神的双贫困。精神贫困是相对于物质贫困而言的，是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由于经济贫困的原因所导致的一系列个性特征和心理上的负性变化。往往会出现诸如自卑、孤僻、抑郁、涣散等心理障碍或负性情绪。其中，抑郁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问题较为严重的方面，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苦闷、思维迟钝、行动迟缓、言语减少，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具有强烈的无助感，有时还伴有失眠等反应。情况严重者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或采取自杀行动。当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神贫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自卑感与自尊心矛盾交织

家庭经济上的贫困、成长环境的落后和父母社会地位的低下等原因，使得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自觉低人一等，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加上自身综合素质和能力等方面与其他孩子存在差距，如知识面狭窄、缺乏特长等，更使得他们自惭形秽，自卑心理愈加强烈。然而，他们虽然家境贫困，却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他们比较自立，自尊心较强，有着强烈的成就动机和成才渴望。如果不能正确处理这种自卑感和自尊心，他们就会用强烈而脆弱的自尊心来掩饰其内心的自卑，如此在矛盾中挣扎，使得他们变得不愿意面对自己贫困的现状，尽量避谈自己的处境和家庭情况，甚至拒绝社会、学校、老师和同学的真心帮助。

2.感情需要与自闭心理繁杂交错

跟许多同龄人一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也喜欢交友，渴望被人理解和认可，迫切需要友谊，具有强烈的感情需要。但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加之自卑心理作祟，他们往往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入学，经常独来独往，刻意与同学保持距离，极少参加集体活动。虽然他们心里希望融入群体、与同学融洽相处，但有时却不能被接纳和认可，因而容易导致与人相处时变得敏感和尖刻，也容易与同学发生冲突，从而使自己陷入孤独的境地。

3.独立意识与依赖心理同时存在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成长环境的影响，从小就比较独立，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和自理能力，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摆脱贫困。因此，他们一入学就积极寻找兼职工作，希望利用课余时间赚取生活费、学杂费，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随着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不断完善和资助力度的不断加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特困补助等资助的机会增多，使他们的经济压力有所减轻。一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便对国家和学校的资助产生了依赖心理，出现了“等、靠、要”的思想。有时，为竞争资助名额，甚至会导致同学间的人际关系紧张。

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神贫困成因分析

影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神贫困形成的主要因素有家庭、社会、教育和个体自身等四方面因素。这四方面因素往往综合作用于家庭经济贫困学生。来自家庭经济的负担、父母对自己成才的期望、学习的压力、就业的竞争压力、能否获得资助的不确定性以及“贫困生”标签所带来的心理负担等各种压力加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对他们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得不到合理有效排解和疏导的情况下，这类学生就会产生心理障碍，导致其精神贫困。

1.家庭因素

精神贫困源于物质贫困，是物质贫困的直接后果和精神表现。大多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之所以会出现精神贫困，根本原因是其家庭的经济状况不甚理想或者物质相对匮乏。其成长和学习环境的艰苦，使得这类学生从小就比较自立，具有较强的自尊心，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通过考取大学出人头地。也因此埋下了自卑、敏感等负性心理的种子。随着高校收费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由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合理承担高等教育培养成本的机制逐步形成，高昂的学杂费对于经济困难的学生及其家庭来说已成为一项巨大的经济负担，并使学生由此产生了较强的精神负担。

2.社会因素

社会环境的变化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神压力增大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十几年的努力，他们顺利考上了大学，但由于与其他同学的生活差距明显，自卑感油然而生。另外，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曾是中学班级里学习上的佼佼者、老师的宠儿、同学的榜样，但来到卧虎藏龙的大学校园，学习的优势不再明显，甚至落后于大多数同学。且由于中学时一心以提高学习成绩和应对高考为单一目标，忽视了个人其他方面能力、素质的培养，致使个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与其他同学也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这类学生出于对不明朗的就业前景的恐慌，容易对未来失去信心，从而陷入精神贫困。

3.教育因素

教育的误区是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神贫困的另一重要因素。这里面包括家庭教育的误区和学校教育的误区。就家庭教育来说，家庭收入低、父母受教育水平不高、教育方式不科学、对孩子成才的期望值过高等是大多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共性的家庭背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多为自尊心较强，但也容易自卑；成才渴望强烈，但成才观念单一、素质发展不全面。就学校教育来说，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应试教育”模式，重智育轻德育，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心理健康教育重视不够，在高考指挥棒的指挥下，分数成为评价学生优劣的唯一标准。作为中学期间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来说，在大学中的学习成绩已没有什么优势可言，而自身在学习能力、学习方法和综合素质等方面与其他同学又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其内心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自卑感愈发强烈，致使他们产生了更多的孤独、自卑、多疑、敏感等负性情绪。

4.个体因素

个体因素是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神贫困的主导因素。影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神贫困的个体因素主要是自我认知偏差。自我认知也叫自我意识，是个体对自己存在的觉察，包括对自己的行为和心理状态的认知。正确认识和评价自我，对事情进行正确归因，是个体正确认识世界、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前提。家庭经济贫困是由社会、家庭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并不是学生个人的过错。有些学生进行了不正确的归因，认为是父母的原因造成的。他们把经济贫困当成是自己的不幸和耻辱，看作是上天对自己的不公平对待，因而产生了强烈的怨恨心理，埋怨父母、仇视社会、妒忌同学、愤世嫉俗，习惯用歪曲的观念看待身边的人和事。长期以往，容易造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混乱以及自我认知的迷失，最终导致人格不健全。

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神资助的基本原则

开展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神资助，应坚持以思想教育为主要内容，以丰富其精神生活，提高其思想境界为目的，在科学的原则指导下有序地进行。

1.物质资助与精神资助相结合

经济贫困是造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神贫困最直接的原因。国家、学校和社会应进一步健全助学体系，加大物质资助的力度，完善资助方式和方法的改革，以国家资助政策体系为主导，开创更多的社会资助项目，创造更多的勤工助学岗位，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杂费、生活费得到有效保障。另外，可尝试在对学生进行经济资助的同时，对其家庭实行帮扶的策略，如为其父母开展农业技术或就业技能培训，为其增加收入或创造就业的机会，协助其家庭脱贫。家庭经济压力的减小，将大大减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负担，使得他们能够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和集体活动中去。这对于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使他们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进而逐步改善其负性情绪是十分有利的。

2.自助与他助相结合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各高校在完善奖助学金、特困补助、减免学费等资助方式的同时，应坚持以“勤

工助学为主导、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的方针，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创造勤工助学的机会，让他们利用假期或课余时间做一些社会服务工作来获取报酬，使他们通过自力更生得以脱贫解困。这不仅可以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也有利于锻炼他们的工作能力，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改变其“等、靠、要”的消极思想，使其养成自立自强的良好品质。

3.助困与育人相结合

经济上的帮扶只能解燃眉之急，“扶志育人”才是长久之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神资助必须坚持经济上的扶贫解困与精神上的育人明德相结合。在物质帮扶的同时，要加强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理想、信念、价值观、责任感和感恩等方面的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其正确地认识自我和评价自我，客观地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培养他们的诚信意识，提高他们的自信心、社会责任感和判断是非的能力。

4.普遍性与针对性相结合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作为高校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即有共性又有个性。不同个体精神贫困的程度和表现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对他们进行精神资助时，应认真分析其精神贫困的表现，找准导致其精神贫困的原因，既要开展普遍性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也要针对个别学生的特殊表现，开展有针对性的个体谈心与辅导咨询，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和引导，有效地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

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神资助机制的构建

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神贫困问题，必须建立健全系统的资助机制。构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神困难资助机制，物质资助是前提，精神资助是关键。

1.系统筛查，及时发现，建立档案

新生入学后，高校应及时地开展家庭经济情况调查，根据贫困生的认定标准和办法，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科学认定，以便掌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基本情况。要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在经济上对这一群体实施资助，并对这些学生进行心理测试，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及时发现有心理偏差的学生，并对其进行有效的心理资助。

2.营造氛围，系统教育，合力帮扶

（1）努力营造和谐的心理氛围

宽松、和谐、乐观、向上的群体氛围，有利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消除紧张、敏感、封闭的心理。各高校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倡导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自立自强、平等关爱的校园文化氛围，引导在校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意识并培养良好的消费行为，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营造和谐向上的心理氛围。

（2）建立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体系

第一，开设心理健康教育系列课程。利用课堂教学和专题讲座等形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使学生正确地认识自我、认识贫困，形成良好的心态。通过定期心理状况测量，不断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档案，掌握状况、把握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辅导。第二，充实学校的心理咨询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辅导活动。如开设心理咨询热线、建立心理咨询网站等。第三，建立素质高、业务强、人员精干的精神扶贫队伍，构建多级精神资助工作网。通过学生骨干、院系辅导员、心理咨询教师和学生资助中心工作人员等的不断努力，给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全方位、多层面的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导，帮助其消除心理障碍，促使其精神脱离贫困。

（3）积极开展心理自助与互助

通过加强日常的“三观”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正确认识贫困并正确对待贫困。有针对性地开展自立自强精神教育，树立优秀贫困生典型，邀请具有相似经历的杰出人物作事迹报告并同贫困学生进行座谈和经验交流等，以先进典型鼓励、教育他们，培养他们的自信心，激励他们努力学习、主动实践，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要充分发挥勤工助学岗位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资助的促进功能，多开辟技术型、能力型的勤工助学岗位，让学生在勤工助学中自食其力，发现自己的价值，发挥自身的长处，体验劳动的快乐和艰辛，强化对生活的信心。要引导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加入志愿组织，积极参与志愿活动，让他们懂得关爱和学会付出。

（4）合力共助，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一体化帮扶网络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神资助，仅靠学校单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整合社会、家庭的力量，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一体化的帮扶网络。充分整合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借助志愿者协会、心理热线、新闻媒体等社会力量，为大学生提供更多、更专业的精神资助机会。家庭是学生精神支持和经济支持的主要来源。家庭成员要努力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尽力为学生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减轻他们因经济拮据所产生的心理负担。同时，父母应多关心、鼓励他们，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排解他们的负面情绪，使他们建立生活和学习的自信心。

3.长期关注，定期排查，防止复发

经过系统全面的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导，大部分精神贫困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走出敏感、自卑的泥潭，变得积极、乐观，能与同学融洽相处，也能充分利用大学时光锻炼和提升自我。对于这些学生，我们需要继续关注，要了解他们在学习中、生活上存在的困难，并协助他们及时加以解决。此外，还要帮助他们解决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困惑和烦恼，使其正确评价自我，以防止他们再次陷入精神贫困。

参考文献：

[1]黄海峙.论对高校贫困生的精神资助[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2]孟祥军.浅谈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生的“精神资助”问题[J].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