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建筑文化的内涵与意义

城市，就她实在的含义来说，就是人类生存的方式，以物质的和精神的空间显现的人的文化，城市是人文的空间化。城市文化本质上涉及的是人与城市的关系，人、历史、文化及其关联，成为城市的灵魂。都市人类学认为，虽然城市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形态，比原始文化具有无比的丰富性。但是，现代城市文化概念的基本结构仍然是同一的：城市文化不过就是城市人格的表现，城市是人格化的主题空间，她映射着民族的、时代的、地域的与人格的辉光，是宗教的、哲学的、道德的、审美的等等文化的集中表现。具体来说，城市文化可以说是每一个时代的时尚的总汇，如建筑时尚、服饰时尚、饮食时尚、知识时尚等等，而能以不变的物质形态留传下来，并向现代人展示的只有建筑时尚。俄国著名作家果戈里曾经说过：“建筑同时还是世界年鉴，当歌曲和传说都已缄默时，只有建筑还在说话。”

城市文化内含四个层次：（一）物质秩序或物质文化层，即城市的建筑文化，包括城市建筑风格、特色与色彩的文化内涵，街区的结构与风貌，城市的建筑布局等，它们构成的居住结构；（二）管理--制度文化层，包括城市管理的体系、社会分层、社会组织等，它们是人--都市的社会结构；（三）生活与行为的方式层，即都市的活力，包括城市居民的生活习俗，日常交往方式，国际化全球队化的的程度、时尚等；（四）心理--观念文化层，即意识形态，如宗教观念、政治观念、道德情操、哲学理念、艺术底蕴及其所属的机构，如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剧院、书店和网吧等，是一种“精神文明”的秩序，人文价值观念层次。四个层面文化的灵魂和核心是人文价值，整个城市文化不过是由这一核心而外化构成的文化价值体系。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时尚的符号，是族性与历史的叙述，是城市人格价值的诉求。

一个富有历史内涵的城市，其街区的建筑物是源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空间交叉连接，它们是作为“意义族群”在默默地相互对话，呈现互文性。体现多层性和多元性。建筑风格是一种独特的时尚，她记录着历史，表现着文化的追求。在你面对这些建筑时会不由的思考历史瞬间所可能容纳的生活交往的历史事件、历史场景，借以寻找其意义。当你站在北京故宫内的青石阶上，登临万里长城的烽火台，站在古镇周庄的双桥上，站在南京中山陵前，站在镇江金山古寺前聆听古刹钟声，站在乐山大佛前仰视大佛，在埃及的金字塔前，在雅典卫城和帕特农神庙前，登上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在德国科隆大教堂内抬头凝望深邃的穹顶，飞临美国自由女神像而俯身观望，乘游轮观赏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站在澳门那镶嵌着大海蓝色波纹的市政中心广场上，环顾四周鳞次栉比的历史的与现代的，欧洲的与中国古代的历史建筑，是否会引起你强烈的历史感和怀旧情绪，或感受到佛祖、宙斯神、上帝的神秘莫测，或感觉到人的伟大与渺小，或充满对自由的神往……。世界上众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风格各异的历史、社会、文化与族性，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差异的建筑来作为其意义的存在方式。建筑风格或建筑语言，体现着它或它们各自不同的历史、社会、族性、文化与国际化。

对美的城市来说，建筑群落是凝聚着诗性气质的交往空间。巴斯德说过“文化是人们交流情感的方式”。德国当代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也认为：交往是一种对意义的理解性活动，其目的在于达到共识。交往的本性尤其体现在建筑群落中。人类是合群交往的动物，他们的存在方式，如海德格尔所言，是一种共在，即“共同存在”。无论你在街头逛商场购物，还是居家看电视、网上漫游，或者参观博物馆、美术馆，或者到电影院看电影、到剧场看戏剧，或者步入舞厅、咖啡馆、酒店、银行、交易所、公园，甚至在市政会议大厅听演讲，都是一种社会交往，都要与他者相遇，因而都需要一种适合于你的交往空间,即建筑空间。然而，交往是一种文化方式，交往空间具有一定的文化特征。城市建筑是一个多元的文化剧场，是一个流动的、漂浮的而又保持对话的网络体系，是一个具有多种解读可能性的差异性文本。

内斯托·加西亚·坎克里尼在其《混合文化》一书中对城市、特别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建筑文化的多元混合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一个富有历史内涵的城市，其街区的建筑物是源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空间交叉连接，它们是作为“意义族群”在默默地相互对话，呈现互文性。历史建筑虽然凝聚着历史文化的意蕴，但是其建筑话语和文本依然有待于今天的解读。事实上，在现实中存在着两种建筑传统：活着的与死去的。建筑只有在使用中、在不断纳入当代人的生活交往中，才不断发生新的、对建筑文本的阅读与理解行为，也才能使古老的建筑潜在的特质与意义对当代人开放，在开放与阅读中重建意义体系。而已经退出、不再进入阅读性交往的建筑、其文化则陷入死亡困境。当然这需要进行不断的认知，反复的论证，才能确认、确诊该古老建筑到底是死还是活。任何轻率的、非理性的举动都是一种破坏，甚至是一种犯罪，为历史所不容。

城市建筑文化与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汽车文化一样，深受哲学与知识时尚的影响。有人说，哲学文本是观念的建筑；建筑是实体的文本。事实确实如此，建筑的结构、材料、色彩等要素都在时代观念的变化中相应地变幻，成为一种流动时尚的凝聚。建筑、服饰、饮食、等等文化，都是一种交往性很强的时尚语言，随时随地因"新潮"而变化。建筑在格调、形式、风格、装饰色彩等方面时时刻刻都在提示人们：她最能够体现一个城市的历史、社会结构与文化品格，也是城市人交往空间特点的象征。多元的、多层次的、具有差异性的、体现不同时代“时尚”的城市建筑文化是一个城市的基本的、独特的风景线。她不仅具有文物价值，更具有文化价值（认识到这一点尤为重要），不可再生，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妥善加以保护、保存，以便开发、利用，使之成为地方独特的景观和潜在的与显现的旅游资源，进而成为一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二、城市化发展趋势对古老城市建筑文化的选择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工商业总体上的不发达，使得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程度一直不高。但随着工业文明在古老中国的生根、开花、蓬勃发展，中国各地的城市化浪潮呈现出汹涌澎湃之势，城市人口超高速增长。建国以来五十年时间，上海、重庆的人口已达千万，成为世界超大型城市，而南京、北京、天津、苏州、无锡、徐州等城市人口也成倍、成数倍增长，而深圳等新城市更是呈数十倍、上百倍增长。与此同时，一些集镇，甚至乡村的城市化趋势日益加剧，人口超高速增长。当今社会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城市文化已成为世界各国文化的无可置疑的中心文化或优势文化，城市化趋势锐不可挡，从1950-2000年，世界人口增加了140%，即从约25亿人增至60亿人，其中城市人口增至30多亿。2000年，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80%，而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17%上升到40%以上。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将居住在城市，而另一半也必须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与城市保持密切的联系。英国考文垂大学地理系主任戴维·克拉克预言说：“世界上一半人口进入城市用了八千年。现在的预言是，再过不到八十年，剩余的人也将完成这个过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城市人口的飞速膨胀，古老的城市结构和城市系统难以承受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的重压，交通和住房问题日益突出，狭小的街道、低矮的平房，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城市改造势在必然。对此，各地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各不相同，主要有以下做法和倾向：一种是在旧城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拆建，以拓宽道路，改建新式住宅。同时对成片的或者零星的具有历史价值或文化意义的典型建筑予以妥善保护、修复或迁建，尽可能为我们所住的城市保存一丝文脉。这种方式在旧城历史较短、古老建筑物不多和城市建筑缺乏特色的地区或地块是可行的，如上海、深圳。但对旧城历史悠久、历史建筑集中和城市建筑文化特色显明、具有文化（注意这里不仅仅是指文物）保护价值和旅游资源开发价值的城市，则不能采用，于是第二种模式随之产生，即在尽可能地完好保持老城原貌的前提下，另辟地块建设新城区，显现城市文化中心与结构中心向边缘化转变的倾向。如潮州、苏州、丽江、平遥、泉州等即是，并且不惜代价将原来建在老城区的工厂以及钢混结构的建筑迁出老城区，迁出保护区。这与发达国家，在生态主义与环境保护观念的催动下，“深蓝运动”、“反城市化”或“消解城市中心”、“强调边缘化”的后现代城市文明或后现代生存文化浪潮，虽有明显区别，但城市中心居住区内森林化，大片绿荫、鲜花与树丛相映成辉，城市生态化、乡村化趋势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种倾向，即过分地、片面地强调发展，片面地强调改造旧城以改善原住民的居住条件（实际上原住民在新楼建成后，因房价高购买不起，不得不选择较远的城郊居住，旧城改造的最大受益者是开发商及少数以权谋私者），不顾历史，不顾客观实际，缺乏长远打算，缺乏文化保护意识，不加区分地将旧城区、将老街夷为平地，或改造得面目全非。浙江的定海古城、天津的估衣街（尚剩半条街）、湖北的襄樊古城墙等文物、文化古迹就是如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经济上处于弱势的民族和国家，在文化上往往会自我轻贱，会盲目抄袭强势国家的文化。可是，一旦丧失了自己的文化，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失去基本的信仰，从而面临强大的精神危机，这要比物质贫困来得更为可怕。一个城市的建筑，不仅具有物质价值，还具有文化价值、精神价值，它是有性格、有精神、有生命的。对城市的传统建筑文化，你若把它视为一种精神载体，你就会尊敬它、珍惜它、保护它；你若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物质载体，你就会轻视它、漠视它，就会无节制地使用它，任意地改造它，随心所欲地破坏它，甚至毫不怜惜地毁灭它。

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大中城市在旧城改造过程中，所拆毁的基本上是一些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建筑。英国“后现代”建筑理论家查尔斯·詹克斯在其《后现代建筑语言》一书中幽默地宣告：“现代建筑于1972年7月15日下午3点32分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死去。”他所指认的是该城一大片50年代的现代建筑形式的住宅建筑用定向爆破作业方法被摧毁。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后现代建筑，带有回归自然，具有仿古式传统文化精神的建筑。现代主义建筑被称之为“包豪斯（bauhaus）”建筑，它是20世纪50~70年代为适应资本在城市的扩张，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主体是工人，他们与传统的豪宅大院无缘，迫切需要一种经济实用的生存空间。作为一种现代城市的世俗精神的体现，包豪斯风格建筑的主要设计师格罗皮乌斯重视低收入家庭的住宅需要，突出经济性，使这一风格将一切古典的繁文缛节的装饰一笔勾销，尽量采用简洁实用的材料与造型。因此，大批灰色、造型简单、造价低廉、强调平顶、大玻璃窗、追求阳台、标准化、规则化、缺乏个性的普及型、“火柴盒”式的多层建筑拔地而起，成为中国城市的主体建筑和主要景观，整个城市的传统色调被淹没在这一灰色之中。

这种“火柴盒”式的多层建筑经济实用，体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精神，从平民百姓住宅的功能研究，进而影响到街道的设计，乃至整个城市甚至全国性的规划。全国各地，从东部沿海到西部边陲，从南疆到北国，从城市到乡村，一种模式，一种风格的“新工房”遍地开花。现代主义文化大肆张扬人的主体性，弘扬人对自然的绝对统治权威，城市成为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典范。城市，意味着人对自然状态的不满和忤逆，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由此造成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社会与自然、人类与其它生命之间的二元分裂和对立。城市建设中“圈地运动”的迅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可怕，简易工房和包豪斯风格建筑所构成的城市“水泥森林”取代自然植被而裹挟着人们。由于过分强调居住而忽视休闲与消费，致使城市街道狭窄，楼宇间距离较近，缺少城市公共绿地，人口过量，城市拥挤不堪，工业烟尘遮天蔽日，城市垃圾堆积如山，污水横流，环境污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都市生活紧张繁忙，工作重复单调，制度等级森严，生活空间局促狭小，居民生活单调、枯燥、无聊，人居环境因远离自然而恶化。现代工业文明在造就了巨大成就的同时造就了普遍的异化现象，科学与理性不再天然与人内在相伴，而是变成了异己的力量。现代工业文明滋生的弊端，促使20世纪后期的人们不断的反思：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建筑文化理念？

三、城市建筑文化的争辩与后现代建筑文化理念

二十世纪，都市文化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即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激烈争锋。这一争论的焦点，即表现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上大相径庭。文化激进主义曾经是走向现代化城市文明的推进者，他们否定与遗弃传统文明，强调创新与变革成为现代文明的生存价值。在中国城市的精英文化层面，“五四”时期，中国的一代文化精英，如胡适、钱玄同、鲁迅等对传统，特别是对孔孟儒学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将作为人文精神象征的儒学与科学精神两者对立起来，加之儒学的封建传统意义，按照其“顺昌逆亡”的进化论逻辑，就很难不被“打倒”和“横扫”，愤世嫉俗的“五四青年”作民族的自我批判、自我革命、自我否定，在当时特定条件下，是必要的，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具有重大的现代意义。

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精神是单一主体性的，采取的方式是消解而非认同，他在对待自然与他者关系问题上具有明显的独断霸权风格，缺乏深厚的人文精神，未能体现多元现代性。从总体上说，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的二元对立和相互排斥，乃至激烈斗争，是20世纪初中期中国文化的主要景观。从“打倒孔家店”、捣毁孔庙；从“尽数封闭中国戏馆”，甚至要“废灭汉字”，“不要读中国书”，到“”的火红岁月，在那“破旧立新”的现代主义冲动下，无数的都市古老建筑、旧物在一夜之间被拆毁、砸碎了：老房子、老城门、老城墙、老胡同、老街道、老桥、老字号店铺及老家具、老古董等，多少传统在这一冲动中销声匿迹！而史无前例的“”，实际上是革了文化的命，又有多少城市的文物、文化古迹惨遭浩劫而荡然无存！多少古籍经典甚至字画、瓷器等也被套上“四旧的帽子”而横遭毁灭！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城市义不容辞地成为工业化的中心。势不可挡的城市化进程，致使许多城市的领导人和管理者，狭隘地、片面地理解“发展”、“开发”，片面强调城市功能，将城市改造和房地产开发对经济的拉动、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对立起来，在所谓“合理”、“合法”的旗号下，作出了非理性的冲动的举动，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惨遭浩劫而残存下的为数不多的体现城市历史及其文明发展轨迹的古老建筑，毁灭殆尽！取而代之的是现代主义的普遍理性模式———存在的只是毫无个性的城市，同步化、模件化、工具化、标准化的人居场所和城市景观，乃至社区文化和公众生活。托夫勒所总结、归纳的工业文明时期的现代主义城市文化的六大规则———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集权化，在中国的大地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样的包豪斯建筑群，一样的高楼大厦、一样的水泥柏油马路、一样的商场、一样的车站、一样的电线杆、一样的汽车、一样的自行车；抽象的雕塑、马赛克贴面砖、灰色的水泥墙、刺眼的玻璃幕墙，到处都雷同；甚至在大家刚刚脱下一样的灰蓝服装之后，立刻又穿上了一样的西装、一样的工作服；一样的标准化的家庭装饰；千万人看同一电视节目，听同一广播新闻，读同一种报纸；接受标准化的教育，一样的教科书，一样的考试题，一样的标准答案，……，不一而足。工业化城市到处都“家族相似”，成为一个类型，似乎是被“克隆”出来一样，万城一面，特色全无。城市失去了往日的传统文化的标识，一些古典建筑的残垣断壁，在高楼大厦身后成为一个破旧不堪的淡淡的影子，有些城市甚至连这点淡淡的影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活脱脱一个没有发展历史的新兴水泥城堡。

直到二十世纪末，随着中国的改革与开放的深入，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繁荣，后工业文明时代悄然来临，文化领域也迎来了后现代主义。根据文化学家伊布尔·哈桑的研究，后现代城市文明或后现代生存文化也具有六大基本特征———多元差异性；消解中心性，强调边缘化；反整体性和宏大叙事，强调断裂欲差异；反对基础主义和深度模式，强调平面化；反对意义的先验控制，主张能指链的膨胀、撒播与断裂；生态伦理与可持续发展观。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后现代主义力求“返本开新”，文化保守主义成为一种新的城市时尚。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文明是建立在重新解读城市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发生与发展起来的。古老的建筑语言，封存已久的传统精神正在被“启封”，重现魅力；被现代主义否定的城市传统文本正在被重新解读；回归传统，返本开新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城市文明创新的某种形式。

历史、传统、陈迹、文本，所有在现代主义视野中毫无价值、应被否定抛弃的东西，都在后现代地平线上闪耀着新的世纪之光。“回到传统去！”的欲求使得传统地位飞速飙升，恰似经历漫长岁月的冬眠之后忽然如沐春风。二元对立消解了，“复制传统”成为后现代的首要任务。正如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所言，当跨过激烈的反传统的现代主义阶段之后，后现代主义向传统主义频送秋波，“仿佛向旧事物的回复”，以期“返本开新”。后现代主义在解构现代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对文化传统的“再认识”，或重新认识而开拓创新的。历史的文化，在当代重新显现魅力。老房子、老城门、老城墙、老胡同、老街道、老桥、老字号店铺、老牌坊、老村庄、老城镇、老庙及老家具、老古董、老照片乃至老式的服装，……等等。凡是老的、旧的，具有差异性、地域性、族性特色的文化存在物，作为反叛现代主义的文化资源，与后现代主结成联盟，在城市文化中大肆流行。秦砖汉瓦、唐宋城墙、明清民居，在街区空间对话中保持着巨大的张力。北京的四合院、胡同，泉州的古城，苏州的观前街，南京的夫子庙与明城墙，上海的城隍庙、里弄、老街、石库门建筑、外滩和茂名路的近代建筑、江湾三十年代的市政中心、衡山路和山阴路的名人故居与花园住宅，天津的宫前街、估衣街等等，各地保留下来的古典建筑与周围民居浑然一体，相得益彰。而越是古典的，就越有文化魅力，也越有久远的历史前景和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价值。一些有名的或从未听说过的古城、古镇乃至乡野古村落的历史建筑纷纷被“发现”、被“挖掘”出来，“重见天日”，成为旅游胜地，乃至一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而蜚声中外。如苏州的周庄、同里古镇，云南的丽江古城（世界文化遗产），安徽的西递、宏村古村落（世界文化遗产），山西的平遥古城（世界文化遗产），江西抚州的流坑村（被誉为千古第一村），浙江的南溪江古村落和西塘古镇等等。

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还使人们终于跨越了与自然为敌的阶段，走向崇尚返璞归真，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后现代之旅。人们与大自然，特别是绿色植物的亲和力与日俱增，处处寻找那失落的自然之友。久违的绿色又在后现代观念催化下回到了城市生活。大块的城市公共绿地，成片的城市森林，清澈的湖水，鲜艳夺目的花丛，使人居环境日益显得绿色葱茏，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新加坡在这方面是一个杰出的典范。广东的珠海也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被联合国评为最佳人居城市之一。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区的大片绿地，徐家汇商业区的工厂在搬迁后，建成格调清新别致的徐家汇公园，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体现了远见与大手笔。

后工业文明对城市建筑的渗透，随着城市的改造和城市的发展来到我们的身边。后现代主义建筑风格主要体现在对历史古典传统的某种模仿与回复。后现代在都市建筑中力求复制传统，它在现代金属廊柱的顶端加上一个古典式的莲花包头，或在高层建筑的平顶上加上一顶民族化的顶盖，或将一座完全现代意义的民居包上完全民族化的外表，以实现所谓“中体西用”，或者干脆按照历史记录来重建古典名园，使毁于历史的著名建筑重见天日。于是，大屋顶楼房、雕梁画栋的牌楼与建筑在绝迹多年以后又在中国的许多城市、甚至在其他各国的唐人街上悄然兴起。如杭州的宋城、无锡的三国城和水浒城、扬州的唐城、徐州的汉城、西安的唐城、上海的城隍庙等等，全国各地的仿古街更是一涌而上。许多地方是一面拆毁老街，同时又在投资加紧建设新的“老街”，真是一幅荒唐、滑稽，叫人欲哭无泪、欲笑不能的讽刺画。

与此同时，西方的、欧洲的、印度的、南美的、泰国的等等其他民族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建筑风格的传统建筑，也在中国的许多城市生根、开花，如无锡的欧洲城、上海和北京的世界城；而中国的古典名园也被世界其他国家移植、复制，如苏州园林被复制到美国纽约的现代化建筑群中。一切具有古老文化传统和差异特色的建筑样式，都焕发出了新的生命与活力，一切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城市都在各自的现代性建筑中揉进了古典主义的装饰，从而让不同的文化精神与语言在城市的某一座建筑上展开对话。后现代就是这样与传统文化在建筑语言的对话中达到视野的融合。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将城市建筑文化景观出色地表现出来，成为一种后现代所崇尚、欣赏的差异性，成为与中国乃至全球其他城市进行对话的文本，成为一种向世界开放交往的形式载体。

当然，后现代重视传统、借助传统、复制传统只是为了超越现代主义，而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和全面复古。古典建筑、古典音乐舞蹈、古典服饰、古代经典、古典器具等等，都在当代人的精神结构中被渐渐地认同、融化。重新解释不仅意味着文化的遗传，更意味着创造，而创造的基本形式在于构建新的文化对话的交往结构。一切文化，尤其是建筑文化，其存在的价值和生命存在方式就是交往。只有不断的交往，不断地将建筑的文化信息向外传播，建筑文化的传统才能不断地被激活，才能在被激活的过程中不断地参与构建新的文化体系，不断地下传遗传因子，从而使传统建筑文在不断地遗传过程中获得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