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第1篇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伦理危机、文化危机。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对危机进行文化反思，同样十分必要。我们应该看到，危机对国内企业文化建设带来了深刻影响，既提出了严峻挑战，也提供了难得机遇。危机检验企业文化建设成效。危机是企业文化建设的试金石。一个企业究竟重视不重视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建设的效果如何，在危机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面对危机，企业是持续推进企业文化建设还是暂时放到一边，是一以贯之地践行所倡导的价值理念还是说一套做一套，反映出企业是真正重视企业文化还是“叶公好龙”，将企业文化作为锦上添花的装饰品。严峻形势下，企业能不能保持强大的凝聚力、职工能不能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企业有没有持续发展能力，则直观地反映出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效。危机凸显企业文化的价值。一般来讲，企业生存与三个要素紧密相关，即环境、资源和文化。企业适应环境，可以活的下；企业资源充沛，可以活的好；企业文化优秀，可以活的久。环境、资源是客观的，文化则是主观的，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企业文化是可以确定的，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外部环境异常恶劣的情况下，只有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作用，用先进的企业文化有效整合资源，内聚人心，外树形象，才能推动企业持续发展。危机“倒逼”企业文化创新提升。危机往往是催生优秀企业文化的契机。比如，海尔的质量文化，如果没有产品质量危机，张瑞敏不砸冰箱，也就不会有这一企业文化的经典案例。从大的方面讲，文化可以分为两类：常态文化和危机文化。前者代表的是相对平稳发展、有规律性的文化；后者代表的是危机条件下，人们思维、生活方式突然改变后的文化。客观讲，这些年，国内企业特别是钢铁企业快速发展，对危机的认识和准备不足，对危机文化重视不够、研究不深。面对危机，很多企业突然发现曾经津津乐道的企业理念、曾经“宏伟壮观”的发展战略，似乎一夜间便显露出窘态，难以为继。这就要求企业必须认真反思自己的企业文化，及时调整，不断完善，从而使企业文化得到丰富发展。

二、把握危机时期企业文化建设的着力点以“文”化危

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度过危机、成长壮大的根脉。危机时期，企业必须认真把握形势对企业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围绕企业文化作用的充分发挥，把握工作的着力点，创新企业文化建设，以“文”化危，以“为”求机，为企业度过危机、持续发展提供文化支撑。着力建设危机文化，发挥企业文化的导向作用。当前形势下，企业必须注重建设完善危机文化，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在危机时期的导向作用，引领职工共克时艰。危机文化应该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危机理念。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讲，微软离破产只有180天；海尔CEO张瑞敏讲“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华为总裁任正非讲“在春天与夏天要念着冬天的问题”，都体现了较强的危机意识。面对当前的严峻形势，莱钢提出了以“化危为机，自救图存，齐心扭亏，自我超越”为核心的危机理念，通过报纸、电视、网络、宣传栏、黑板报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使其深入人心，凝聚克难制胜的正能量，引领干部职工把危机变为强身健体的机遇，牢固树立“自救”意识，齐心戮力减亏扭亏，保生存图做强，努力实现新的超越。二是危机管理。危机管理包含危机的辨识、预警、确认和处理，要求企业提高对危机的预见性，事先做好危机处理预案，当危机发生后，按照制定好的预案和计划，迅速处理问题，缩短危机时间，减少损失。为了加强危机管理，莱钢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模式，对全公司各业务流程中的主要风险因素进行梳理，确定了战略、财务、市场、运营、法律五大类75种274条风险事件，研究制订风险控制策略，以防范和化解企业内外部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危机，确保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着力建设创新文化，发挥企业文化的激励作用。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做动力，也是企业应对危机的活力之源。建设创新文化就是要营造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强化职工创新工作的动机，引导广大职工发挥聪明才智应对危机。

一是培育创新精神。尊重员工的首创精神，宽容对待失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创新活动，对员工总结的先进操作法、技术创新成果、合理化建议等进行表彰奖励，激发员工的创新积极性，涌现出大量群众性创新成果。2013年，全公司共表彰职工技术创新成果1512项，创造经济效益2.15亿元。二是建立激励创新的机制。注重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把那些创新意识强、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放在重要岗位上。实施首席工程师负责制，实行“专家、学科带头人、优秀科技人才”三级评价奖励政策。建立以成果为主的评价机制，打破学历、身份限制，实行动态管理。三是推动各层面创新。激发各层面的创新积极性，将创新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加强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召开科技大会，重奖科技成果。2013年累计开发新产品61项，新产品销售比例达到30%。开展管理创新成果、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成果评选表彰，给予相应的奖励。今年以来，莱钢实施了“保生存、求发展吨钢增效400元”、“加快推进运营转型、全面实施精益管理”等重大管理创新，提升了管理水平和组织绩效。2013年，莱钢党委召开第五届莱钢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大会，表彰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成果20项。着力建设和谐文化，发挥企业文化的凝聚作用。越是困难，越要讲和谐。和谐产生凝聚力，和谐产生战斗力。危机时期，必须更加重视和谐建设，用和谐文化将职工凝聚起来，确保队伍不乱、力量不散、干劲不减，众志成城抗击危机。在当前形势下，对企业内部而言，和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对职工讲“共赢”，另一方面职工对企业讲“共担”，也就说，企业与职工共享阳光，同担风雨。面对困难形势，莱钢积极践行“共创共进共赢”的核心价值观，构建大帮扶机制，建立五条保障线，设立职工服务中心，提供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困难帮扶等服务，落实人文关怀，让职工感受到冬天里的温暖。企业关爱职工，职工感恩企业。广大职工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将岗位视作抗击严冬的战场，以实际行动喊响“企业有困难，我们来承担”的口号，积极为企业献计献策，众志成城齐心扭亏，全力打好保生存图做强攻坚战。

三、加强和创新危机时期企业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1、企业文化建设必须更加注重人文关怀。重视人的价值并努力创造条件促成人的价值的实现，以此达到企业价值的实现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也是企业文化的本质所在。职工不仅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而且也是企业文化的载体，是企业文化的承载者和实践者。企业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落实人关怀，使企业文化真正得到广大职工的广泛认可，被广大职工信奉和实践，从而产生强大的物质力和推动力，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企业文化建设必须更加注重创新应变。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形成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企业文化也应该具有适应性，能够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当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企业文化应该与时俱进，打破稳定性所导致的“习惯陷阱”或“路径依赖”，以创新应对变化，以创新促进发展。否则，企业文化就成了一潭死水，没有生命力。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疾病的隐喻》是桑塔格对于疾病隐喻的质疑与批判。桑塔格通过考察诸如结核病、癌症、艾滋病等疾病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被隐喻成一种道德评判、心理评判的过程，揭雾了意义“阐释”的荒谬性和压迫性。这部文集是桑塔格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对“反对阐释”理论的进一步阐发，是一部文化批判的经典之作。

1964年，当代美国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发表“反对阐释”的批评文章，自此，“桑塔格”这个名字便与“反对阐释”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杰姆逊曾说，“反对阐释”本身就是一个巫待阐释的事实，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应该说就是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对“反对阐释”的一个极好阐释。

《疾病的隐喻》是桑塔格于1990年1月出版的一本文集。该文集收录了桑塔格两篇重要论文篇幅较长，作者自己有时称之为“小书”:《作为隐喻的疾病》(IllnessasMetaphor)最初连载于《纽约书评》(1978年)，由于反响巨大，后略作修改由纽约法拉尔一吉鲁出版社于同年出版;《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andItsMetaphors)由同一家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两篇在时间上相隔近12年的论文之所以合为一集，是因为它们的主题相同，即都是考察疾病(诸如结核病、癌症、艾滋病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被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被隐喻成了一种道德评判、心理评判，并继而成为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以及如何由一种疾病进人另一种疾病的隐喻过程。桑塔格写作这两篇文章的目的是想净化“疾病”中的隐喻性语言，把那些戮附在疾病之上的各种意义剥去，让疾病以疾病本来的面目呈现。这本合集可以说是桑塔格“反对阐释”理论的具体化，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把那种具有堂·吉坷德色彩和高度论辩性的‘反对阐释’策略运用到了身体上”，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此乃文学活动之传统宗旨)，而是从意义中剥离一些东西。”

作为一位文艺批评家和小说家，桑塔格对疾病的兴趣，主要还是缘于其个人体验。她曾身患癌症，在持续数年的奔走治疗中，她不仅得忍受由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还得承受那些加诸在疾病之上的隐喻和意义所带来的痛苦。而且她认为后一种痛苦远比前一种痛苦更加厉害，因为它常常以道德批判的方式让患者蒙受耻辱。为了平息患者对疾病的想象，至少让患者不必再遭受比疾病本身更多的苦痛，桑塔格带着自己对疾病的深刻体认和理智思考，质疑和批判了关于疾病隐喻的各种神话，试图通过对鬼魅般萦绕在疾病之上的那些隐喻的“祛魅”，瓦解有关疾病隐喻的象征秩序，以此颠覆那种压迫性的权力话语。《作为隐喻的疾病》发表于桑塔格癌症康复之后，而当20世纪80年代末艾滋病成为一种新的流行病时，桑塔格发现原来她所反对的那些东西依然还在，便又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这两篇文章不是有关疾病的医学专业论文，而是有关疾病的意义和隐喻的文化批判论文，是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批判，或者说是对关于疾病(当然不仅仅止于疾病)的那种竭力寻找意义的隐喻性思维方式的批判。如桑塔格所言:“使疾病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抚慰作用。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

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中，桑塔格开宗明义:我并不想描述疾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想描述围绕疾病所编造的种种惩罚性或感伤性的幻象和陈见。“我的主题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我写作此文，是为了揭示这些隐喻，并藉此以摆脱这种隐喻。桑塔格反思和批判了有关结核病和癌症的那些流行的隐喻。她指出，围绕这些疾病所编造的种种幻象和神话，其实是对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一个医学假定可以包治百病的时代，出现的那种被认为难以治愈的疾病的非理性反应;同时也是在一个科学至上的强调“可控制性”的时代，对那些似乎不可控制的东西显示出的非科学态度。桑塔格看认为，在尚不明病因的情况下，疾病所唤起的是一种古老的恐惧。所以，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的癌症在找到足够有效的治疗方法之前，也会像19世纪的结核病一样被视为是传染的。桑塔格说，相当数量的癌症患者发现自己的亲朋好友在疏远、回避自己，自己的家人也把自己当作消毒的对象，倒好像癌症真的成了一种传染病。人们不愿与患有神秘恶疾的人打交道，认为与恶疾患者打交道是一种过错，或者会带来厄运，“或者更遭，是对禁忌的冒犯”。人们甚至不愿提及诸如癌症之类的名字，仿佛单就这种病的名字就足以致人死亡。对疾病的恐惧感和疾病本身的“神秘性”正是隐喻的滋生地。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癌症一死亡，一旦获悉某人患了癌症(还有19世纪的结核病)，“无异于听到他的死刑判决”，癌症就这样成了生命的对立面，成了死亡的同义语。癌症的死亡意义不仅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被阐发，甚至一些医疗机构的肿瘤专家也有意无意地在强化这种观念。他们向患者撒谎，隐瞒实情，认为大多数癌症患者都承受不了真相，都不愿被贴上那种使人“身败名裂”的死亡标签。这种对待疾病的非理性、非科学态度，在桑塔格看来，无疑给病人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使病人遭受了比疾病本身更大的痛苦。由于惧怕被人“另眼相看”，一些癌症病人也不能坦率的谈论自己所患疾病，一旦得知自己患有癌症，就会感到受了贬抑或身败名裂，“就会在道德上感到低人一等”。因为附加在癌症疾病之上的诸多污名让患者知道，“一旦患上癌症，就可能被当作一桩丑事，会危及他的生活、他的晋升机会、甚至他的工作，所以癌症患者往往对自己所患疾病表现得极为谨慎”。

桑塔格认为，对癌症患者撒谎，以及癌症患者自己撒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在发达工业社会里人们对死亡的拒斥。桑塔格说:“既然死亡现在成了一个毫无意义、令人反感的事件，那么，被普遍认为是死亡同义语的那种疾病当然就被当作某种需要加以掩饰的东西。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疾病“与当初围绕结核病患者并至今仍围绕着癌症患者的那种禁忌”有关。或者说，关于癌症事件撒谎，不仅因为这种疾病被认为是死刑判决，还因为它被赋予了令人感到厌恶的意义，它是不祥、可恶、令人反感的象征。

桑塔格用对比的方法列举了有关结核病与癌症种种流行神话，尽管它们仅仅是两种疾病，但却被作了贫富、优劣的阶级和等级划分。由于结核病被认为相对于癌症来说不那么痛苦(尽管结核病的死亡是相当酷烈和痛苦的)，所以人们通常认为它提供了一种从容的死法，于是它成了具有贵族色彩的浪漫病。一百多年来，人们一直乐于用结核病来赋予死亡以浪漫意义，把它视为“一种有启迪作用的、优雅的病”。自18世纪起，结核病就与浪漫主义联系在了一起，从英国的感伤主义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世纪的文学中，更是充满了对结核病人死亡的美好想象。《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小爱娃之死、《董贝父子》中的儿子保罗之死，都是结核病的那种“不令人恐怖的、极乐世界般”的美好死亡。而在《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狄更斯则把结核病描述为一种可以使死亡变得“优雅”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疾病。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赋予结核病人的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这样的死是抛弃了粗俗的肉身，超越了庸俗的健康，使人格变得空灵。于是结核病成了那些感觉超群、才华出众、热情似火的人易于感染的一种病，成了艺术家专利的疾病，雪莱、济慈、梭罗就是这样的艺术家。对结核病的浪漫化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人们在托马斯·曼的《魔山》中以及卡夫卡的作品中仍可以看到。

然而，没有人以看待结核病的方式看待癌症，因为癌症通常被看作是中产阶级生活导致的病，一种与富裕、奢华及工业经济相联系的病，一种与工业社会中紧张、压抑、焦虑的时代性格相联系的病，它不具有罗曼蒂克的特征，一般不被认为是一种适合浪漫人格的病。所以，尽管结核病曾一度被情感化地加以看待，被认为是对个性的一种提升，然而，人们看待癌症时却带着一种非理性的厌恶感。癌症病人的死被视为是卑贱的、痛苦的死，与结核病的“柔弱性格”相比，也许是癌症之死较酷烈，或者说它是一种世俗之病，不允许被浪漫化、精神化，不允许被赋予抒情诗般的色彩，总之，它没有产生出类似结核病的那种美好幻象。

在桑塔格看来，对癌症的理解，支撑着一种“明显充满野蛮色彩的治疗方案”，“既然患者的身体被认为是受到了(肿瘤的)攻击(‘人侵’)，那惟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反击”。所以，在关于癌症的诸多隐喻性描述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那些隐喻事实上并非取自经济学，而是取自战争语言”:如“放射疗法”、“化学疗法(化疗)”、“杀死”、“轰击”、“摧毁”等，这些军事术语是每一位医生和患者耳熟能详的。这种军事化的修辞，让人感到，对癌症的治疗好像就是以身体作为战场的一场殖民战争。

桑塔格指出，军事隐喻一度甚嚣尘上，越来越融人对疾病临床状况的描述中，即使在一些公共健康教育中，这种粗略的隐喻也被使用。譬如，“疾病经常被描述为对社会的人侵，而把减少疾病所带来的威胁的种种努力称之为战斗、抗争和战争”，在对刚刚过去的SARS、禽流感及历史上任何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的描述中，军事隐喻的确司空见惯。桑塔格反对的正是这种隐喻，认为这种隐喻性的夸饰“把疾病打上了耻辱的印迹，进而殃及到患者本人”，使患者蒙受污名，从而加剧了患者的痛苦。同时，桑塔格发现隐喻扭曲了患病的体验，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妨碍了患者尽早地或作更大努力地寻求有效治疗。因为它使患者对诸如化疗之类的有效治疗方式产生恐惧，而求助于诸如食疗和心理疗法这类几乎完全无用的方法。在这种意义上，隐喻和神话是致命的说法一点儿也没有夸张。桑塔格就是要消除这些隐喻和神话，瓦解癌症的神秘性。她要告诫人们:“要正视癌症，它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尽管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它不是上苍降下的一种灾难，不是老天抛下的一项惩罚，不是羞于启齿的一种东西。它没有‘意义’，也未必是一纸死亡判决。”所以桑塔格说，“《作为隐喻的疾病》不仅是一篇辩驳文字，而且也是一篇告诫文字，

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的出现使癌症变得平淡无奇。先前加在癌症之上的那些负担转移到了艾滋病之上，于是癌症已不再是那么神秘、那么令人恐怖的疾病了，艾滋病代替了癌症充当了最神秘、最恐怖的角色，承担起大得多的耻辱感。在《艾滋病及其隐喻》中，桑塔格剖析了围绕艾滋病而生发的种种谬论，揭示艾滋病是如何被作为道德和政治的隐喻来迎合俗文化的需要。桑塔格指出，艾滋病(AIDS即AcquiredImmuneDeficiencySyndrome，译作获得性或后天性免疫缺损综合征)并非一种疾病的名称，而是对导致一系列疾病的临床状态的一种命名，或者说，是从艾滋病人身上显露出来的症状建构的病理特征。因此艾滋病只是“一种临床的构建，是一种推演。然而，这种被定义或被建构的产物现在却成了当代“瘟疫”的代名词。艾滋病之所以被隐喻为“瘟疫”，不仅仅因为这种疾病是那种导致了传染病史上最致命的疾病，更是因为它有辱人格、让人丢脸、使人无地自容。就癌症而言，隐喻几乎不涉及病因问题(事实上，癌症病因至今仍不太清楚)，它主要被视为“身体地理”的一种病。而关于艾滋病的隐喻描述更侧重于它的传播方式，更强调那些导致疾病的东西。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令人想到滥交、反常的性行为(如同性恋)、放纵、犯罪(即沉溺于非法的化学制品)等这些极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在大多数人眼里，染上这种病是对个体行为的惩罚，是咎由自取，它唤起的不再是理解，而是厌恶。桑塔格认为，把疾病视为惩罚，是对病因的最古老的看法。“但在古代那些被解释为惩罚的疾病，如《俄狄浦斯》中的瘟疫，并不认为是丢脸的”。“就疾病在那时所获得的意义而言，疾病是群体灾难，是对共同体的审判。惟有伤残，而不是疾病，才被看作是对个体的报应”。这与麻风病及随后的梅毒、艾滋病的情形显然不同。

在桑塔格看来，那些被描述为令人憎恶的疾病，是那些被提升到“瘟疫”来看待的疾病，即是那些不单单危及生命，而且还使身体发生变异的疾病，如麻风病、梅毒、霍乱以及癌症(癌症也曾被不甚准确地称作“瘟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流行性传染病)等。这些早期“瘟疫”滋生出的隐喻变体，现在已附着在艾滋病之上。于是，艾滋病成了这样一类疾病的隐喻:它不仅可憎，是报应，而且是群体性地人侵、攻击。它既是一种个体病，又是一种群体病，因为患者既被作为个体，又被作为“高危群体”之一员。桑塔格指出，与艾滋病相联系的“高危群体”是一个“不偏不倚的官僚机构用语”，它“使那种以所发生的疾病来判定共同体之腐败的陈旧观念得以复活”。这种前现代地看到艾滋病的方式与把梅毒、癌症想象为对某个个体罪过的惩罚的现代方式形成对比，梅毒、癌症都基本上被认为是个体行为，是显现为个体的疾病，它们几乎尚未被归并到哪一个群体中。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梅毒，曾被视为是那些具有原创性思想和原创性艺术创造力的人的精神疾病，从而在一些艺术家那里进行了浪漫化想象。波德莱尔曾说过:“要从两个方面来感受革命!我们所有人的血液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所有人骨头里都有梅毒一样;我们都有一种民主的传染病和一种梅毒的传染病。福楼拜也有一句相似的话:梅毒，谁都或多或少携带着它。波德莱尔、福楼拜等人自己患有梅毒，他们乐于把梅毒普泛化，以此缓解梅毒带来的道德压力和羞辱感。而且波德莱尔似乎还不止于此，他还要把梅毒与政治联系起来，甚至暗示梅毒也是一种反叛的政治激情，因而又使这种疾病获得了某种政治意义。于是，梅毒就从仅仅是一种病，变成了一种时代流行病，由曾是一种道德病转变成一种政治病。然而，艾滋病却无论如何也没有出现这种补偿性神话，它像癌症一样，没有与精神活动建立联系，没有进行道德提升和政治升华。

桑塔格指出，在一个人们自信灾难性的流行病一去不复返的时代里出现的艾滋病，无疑给那些内行的谴责家提供了卖弄修辞的机会。尽管艾滋病最初以流行病的形式出现是通过异性间性传播的，而那些公共道德卫士们仍把艾滋病描述为一种特别是对西方同性恋者的惩罚。诸如艾滋病是“上帝对一个不按其所立规则生活的社会的一种道德审判”，是“道德颓废的后果”，是“对偏离常规行为的惩罚”，是“自然的报复”，之类的批判性言辞听起来已不足以引起太多的惊奇，因为以隐喻的方式看到传染病，特别是性传播(确切地说是体液传播)的流行病历史已久，自15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围绕梅毒而生发的喋喋不休的种种谬见已经对艾滋病即将承担的诸多污名有了预见性。艾滋病这种流行病不仅被认为是一个道德事件，还是一个政治事件，它还“充当着第一世界的政治偏执狂们表达自身意念的理想工具”，欧洲国家大都强调艾滋病的非洲起源，艾滋病既被看作有关第二世界威胁的一个象征，又被视为来自第三世界人侵的一个意象。极权主义为了试图强化人们的恐怖感，一种外来占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它们从艾滋病那里找到了可资利用的资源。艾滋病成了一切政治意识形态的隐喻。正如桑塔格所说:“有关‘意志’的整个政治—即不宽容的、偏执狂的和恐怖政治软弱的政治—全都盯上了艾滋病。在这里，艾滋病成了对付国内外敌对力量和异己分子的最顺手的修辞学工具。

《疾病的隐喻》应该说是一部文化批判的经典之作。桑塔格通过对疾病隐喻的反思与批判，试图从文化象征领域颠覆压迫性权力秩序，这也是她反对阐释的要义所在。在桑塔格看来，阐释是基于一种隐喻性思维方式，正是这种方式创造了一个充满意义(文学的、道德的、政治的)“影子世界”，并试图用这个虚幻的世界取代或遮蔽真实世界。正像亚里士多德对隐喻所下的定义，“隐喻，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在这里，“现实发生了两次分裂，分裂为实在之物与其替代版本。既有事件，又有事件的图像，既有事件，又有事件的影子。于是，“此物”或“实在之物”由于被其替代版本所置换而变得不复存在，正是这种“真实”的缺失鼓励着人们去挖掘文本背后的意义，于是，阐释应运而生。也就是说，“深度”以及依赖于深度的“阐释”就是建立在隐喻的基础之上的。桑塔格认为，隐喻不仅使现实发生了分裂，词与物、能指与所指也发生了分裂，以至于词已经远离了物，再也找不到物;能指也不再有所指涉，而成了一些语言游戏。在这种意义上，阐释不是用来说明什么的，而是用来掩盖什么的。超级秘书网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第3篇

（一）能源资源受到制约虽然我国煤炭储存量丰富，但是石油、天然气资源十分匮乏。我国油气资源并不丰富，石油和天然气探明可采储量只占世界总量的1.3％。21世纪初中国的石油储量大约有29.5亿吨，探明储量为世界第13位，大约占世界的2%左右，但人均储量十分匮乏，仅为全世界平均值的十分之一，位居世界倒数25位。中国的天然气储量也并不是很高，约为2万亿立方米，仅为世界第15位。而且我国的天然气的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仅为3.3%，远远低于煤炭的69%。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保持了近30年的两位数增长，在经济的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对石油的消费量也与日俱增。中国每年的石油消费约为4亿吨，但是每年的原油产量只有2亿吨，其余完全依赖进口。由于石油资源分布不均匀，中国地区石油匮乏，因此为了保证国内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早在2008年中国石油进口量就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和石油消费国。除此之外，我国能源资源存储东部匮乏，为了满足东部发展的需求，形成了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大批量、远距离输送格局。地区资源的不均衡性，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的能源局势依旧十分严峻。

（二）清洁能源发展速度滞缓中国为了保持GDP每年以两位数的高速发展，以煤炭和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改变。但必须减少化石燃料燃烧时所产生的污染，实现传统能源的清洁、高效使用就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和当务之急。对于减少煤炭燃烧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应大力发展清洁燃煤技术。通过对原煤的脱硫脱硝，采用燃烧过程中石灰固硫法，从而减少氮硫有害气体的排放。除此之外，应该大力发展以风能、核能为代表的新能源。虽然我国正在大力新建水电站、核电站，但这些能源发电的总量却不到全国用电的15%。与此同时，核电的高风险性也令国家在核能的发展上有所迟疑。自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中国变停止了建造核电站计划，从而阻碍了中国核电的发展。为了解决我国当前的能源危机，发展清洁能源任重而道远。

二、我国的环境危机

狭义上，环境问题指的是由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使自然生态失去平衡，反过来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切问题。广义上，环境问题又指自然力或人力引起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最后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客观问题。近几十年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与此同时，我们对能源的使用量也达到了前人无法想象的高度，而这些能源是我们社会不断进步的前提和必要的保证。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不尽的污染。当前，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峻，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迫在眉睫。我国由能源引发的环境问题主要有：

（一）酸雨污染大气中的硫元素和氮元素有自然和人为两种来源。如果只有自然一种来源，比如微生物活动与火山活动，这两种元素的数量大体上是均匀的并且是无害的。但是在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推动着能源的使用，煤炭石油的燃烧，各种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造纸等工业活动的逐步扩大与进行，对这两种元素的人工排放量逐步上升到大自然难以消化的地步，从而导致一些灾害，其中大家最为熟知的就是酸雨了。酸雨对生态系统的危害巨大，能够导致生态系统中动植物的死亡。同时酸雨也能够溶解建筑物，加快建筑物的腐蚀，危害人类的健康。

（二）大气污染细粒子是大气灰霾现象的重要诱因，霾是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地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0km的空气普遍混浊现象。能见度的下降指示了霾天气的分布，变化和严重的程度。当前我国东南部几乎所有区域的年平均能见度较60年初期都有约7km~15km以上水平视距的损失。中国城市PM2.5污染十分严重，北方城市和区域（如北京及周边省市）颗粒物细粒子PM2.5浓度高达0.08~0.10mg/m3，超过美国标准年均限值（0.015mg/m3）5~6倍，南方城市和区域颗粒物细粒子PM2.5浓度高达0.04~0.07mg/m3，超过美国标准2~4倍。雾霾天气严重地危害了人类的健康，容易引发一些呼吸道疾病和肺炎，我国如今的癌症高发率也与大气污染有着重要联系。

三、解决危机的方法

1）我们需要实行节能优先的政策。我们经济虽然这几年发展迅速，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们的发展是建立在对能源的粗放式管理使用上的，随着能源的不断紧缺，我们这种发展方式势必会被淘汰，因此，节能减排势在必行。

2）调整能源结构，促进对绿色能源使用的研发。我们需要对那些清洁、高效、低碳环保型能源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以确保对他们的更有效更合理的使用，化石能源终有用完的一天，我们对绿色能源早一天投入研发，我们就早一天占据领先地位。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第4篇

国内已有学者就社会经济环境对大学生就业状况的影响做了深入的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结构调整会直接影响大学生就业情况。社会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国内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就越好。从影响程度来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程度较小，第三产业则影响较大。从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入手，探究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及高素质人才吸收力度不大等因素对大学生就业造成的影响。

（一）经济结构的所有制形式对当代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据，2012年我国大学生毕业找工作的第一选择是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和事业单位也较受欢迎，而以前广受追捧的外企跌出前三位，排到了第五名。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和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造成了大学生在就业时对不同性质的所有制企业表现差异显著。这是因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与职业稳定性高、收入待遇好、压力小的国有企业有着较大的差距。

（二）产业结构对当代大学生就业的影响产业结构直接影响人口就业结构，它对当代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不合理的产业经济结构和粗放型的产业增长形式。目前大学生就业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部分行业。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最强的行业，而我国目前第三产业规模小，层次低，发展滞后，以一般服务业为主，对大学生的需求程度较低，缺乏以技术型人才为标志的高端第三产业。从经济效益上看，我国的邮电通信、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以及卫生、文化、影视等行业被国家垄断，降低了对大学生的需求度，导致其就业难度增大。

（三）区域经济结构不平衡发展对当代大学生就业的影响目前我国国内的区域经济发展有失均衡，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结构呈现出严重的趋于同质化现象。我国大学多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加之三大区域的社会资源和政府政策的差异，这些情况使大学生就业呈现出显著的方向性。目前要解决我国区域经济结构发展的问题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它造成大中城市人才供过于求，而欠发达地区人才缺失。这种现状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

二、构建当代大学生就业行为模型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业人员对企业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但是当前却出现了人才需求和供给相背离的局面。计划行为理论（TPB）是目前有关态度行为关系的国际知名理论，它认为执行某种行为的意向与个体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力呈现出正比例关系，并且该种行为的意向越强，最终越可能执行该种行为。根据计划行为理论，针对大学生就业行为，把主要包含主观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认知等行为意向的形成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建立我国当代大学生就业行为模型，分析大学生就业决策过程。从当代大学生就业行为的主观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认知这三个角度，基于计划行为理论，通过系统分析，就业意向影响因素被归纳为国家、企业、大学生等三种类型。在当代大学生就业行为模型基础上编制当代大学生就业行为度量表。根据基于TPB建立的模型，进行调查问卷数据分析，发现企业规模、信息透明度、国家政策导向以及家庭背景是影响当代大学生就业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

三、中国经济结构视角下当代大学生就业对策分析

（一）健全政府宏观调控机制加强政策演进与体制创新，促进深度开放。加快地区经济结构升级优化的进度，以提升本地区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大力增加对第一产业的投资，持续推进第一产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调整第二产业内部投资结构，进一步梳理好第二产业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加快第三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落实产业政策引导，推动第三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以便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应加大对在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中小型企业的扶持力度。持续推进我国中小城市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提高对当代大学生基层就业和创业经营的扶持力度，增加社会就业岗位。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完善人才流动机制，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均衡大学生就业分布。

（二）促进企业行为的优化实施技术创新，改善用人结构，发挥大学生的学历优势和素质优势，注重人才的合理使用，避免出现“人才高消费”情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站在战略高度适时进行人才储备，在公平的用人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前提下，加强员工的在职培训，提高大学生的就职能力，以吸引优秀人才。

（三）完善高校助推大学生就业举措科研院校应加大对大学生引领科技发展能力的培育，一般院校和高职院校应着重培养大学生的学习技能和操作技能。高校大力发展大学生实践动手能力，使其理论知识、动手能力、创造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同步发展。加大对大学生就业指导的力度，转变其就业理念。通过设立就业指导机构，建立就业管理、教育、指导、服务四位一体的就业工作体系，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第5篇

1整合和优化教学内容

建立实验教学新体系课程内容的质量关系着学生学习的动力和积极性。合理地设置课程体系，对学生实践能力和科学素质的培养至关重要。总的来说，有机实验课程的设置应从基础、合成、设计三个层次，微型、绿色、与时俱进三个特色全面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需注意以下几点:

1．1加强基础操作训练，夯实基础有机化学实验按内容分为基础操作实验、有机合成实验和综合设计性实验三大块。为了缩减课时，一些常用的基础操作训练如常压蒸馏、液液萃取、重结晶等操作由于其在后续合成实验中出现的机会多，常常被压缩到合成实验中一起做，而未单独训练。通过实践证实，这样做效果很不好。因为合成实验牵涉的操作步骤多，实验过程匆忙，对基本操作的训练达不到规范要求，更谈不上培养良好的操作习惯了。而没有好的基本操作技能，也不可能达到合成实验要求的培养综合实验能力的目标，事倍功半。我校学生是在大一下学期开设有机化学实验课的，通过近些年的教学发现，大一学生的实验技能和实验素质都很差。由于中学教学围绕高考“指挥棒”转，存在“做实验不如讲实验，讲实验不如背实验”的不良倾向，造成中学实验教学与大学实验教学的严重脱节。这种脱节现象既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又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发展。因此对于某些非常重要的基础操作，要做到教师认真讲解，学生反复练习。只有把基础打扎实了，学生才能具备独立操作有机合成实验的能力。

1．2有机合成实验与有机化学理论教学紧密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有机合成实验的进行紧随基础操作实验教学之后，不仅能夯实有机实验基本功，而且是理论教学中的一些重要反应的实践验证过程。作为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一个承前启后的环节，必不可少。通过这些合成实验的学习，同学们不仅更加熟练了普通蒸馏、液液萃取、重结晶等一些基础操作，而且对课本中反复提到的亲核加成反应、羟醛缩合反应、酯缩合反应、康尼扎罗反应等都有了极深的感性认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有机合成实验的教学时间安排应和理论教学很好地结合起来，努力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1．3开设综合设计性实验，强调启发式教学通过基础实验技能的培养、有机合成实验的进一步练习，在学生打好基础的前提下，开展综合设计性实验。实验教学初期，教师在讲授有机实验基础操作的时候应做到搭装置示范，认真讲解，耐心指导。在学生打好基础后，就应该调整教学方案，改变教学模式，由主角变导演，将学生放在主角的位置上，打破传统教学中学生被动接受的弊端，采用讨论式、提问式、启发式、发现式等多种方法引导学生，由他们自己主动地去完成对本次实验课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由有解实验变为求解实验，由知识积累变为智能开发。这种教学模式，对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独立思考能力起到积极作用。设计性实验可从实验教材中已有的合成实验的反应条件、实验装置的优化出发，逐步扩展到给定目标化合物，同学通过查阅文献、参考书，设计合成路线、实验装置，最终合成目标化合物。综合设计性实验的开设，对于培养学生独立进行科学实验的能力、良好的科研素质、独立获取相关文献资料的能力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4采用微型化实验方法来代替部分常规实验方法，减少实验事故的发生微型化学实验是由美国的Mayo博士及其同事从1982年开始研究并试用的一种新型实验方法。它是以微小量的试剂，在微量化的仪器装置中进行实验。其试剂用量是常量制备实验的十分之一至千分之一，固体约为10mg～100mg，液体约为0．1mL～2mL。由于有机实验试剂毒性大，挥发性强，易燃易爆，因此有机实验的安全教学一直是教学中的一个重点。微型化实验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实验试剂用量少，辅助材料用量少，反应时间短，不仅降低了实验成本，而且相应减少了爆炸、着火、中毒等事故的发生率，改善了实验环境，极大地减少了实验过程对环境的污染，提高了教学质量。目前，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等全国几十所高校均把微型化实验列为有机实验教学的内容。北京大学摸索了小量－半微量有机合成，已在教学中使用多年，效果良好，值得我校学习。

1．5尽量使用低毒无毒的有机试剂，创建绿色环保的有机实验教学体系在实验内容的安排上，应努力实现绿色化。绿色化学的基本内容是:由无毒害的原料，在无毒害的催化剂、溶剂等反应条件下，获得对环境友好的产物。有机化学实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三废，在有机化学实验过程中应该合理收集和排放三废，如对废弃物不处理随意排放，不仅对环境造成污染，而且会淡化学生的环保意识，养成不良的实验习惯。在实验操作中要求学生将实验中产生的废气进行处理、对废液进行回收处理、对产品进行回收利用。近些年，我校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如将基本无毒的环己烷代替苯做为共沸除水剂、反应溶剂，将乙醇代替甲醇做为重结晶使用的溶剂，及时进行实验三废的处理等。但总体感觉力度过小，有待进一步加强。

1．6及时向学生介绍实验新技术新仪器，与时俱进仪器设备陈旧是高校实验教学的一个普遍问题，这不适应日新月异的实验技术的发展。为培养适合社会的新型人才，在教学中应注意及时将先进的仪器技术设备介绍给学生，例如:在介绍熔点的测定时，除介绍了毛细管测定法外，还应介绍显微熔点仪、电热熔点仪、热分析仪测定法，并演示显微熔点仪测熔点的操作;在介绍普通蒸馏装置时，应将旋转蒸发仪介绍给学生并作演示实验;在介绍制备化合物的红外光谱时，应使用傅立叶红外光谱仪就学生自己制备的产品作谱图，这样不仅扩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开阔了视野，而且增强了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建立完善的考核制度

加强实验教学质量调控实验成绩考核制度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态度和积极性。规范实验考核制度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对提高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客观公正地反映学生的实验能力，笔者认为有机实验成绩应改变原来单纯凭印象给分的错误方法，而由平时考核、实验笔试和期末考核三部分综合量化给分，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2.1注重平时考核，加大其在总成绩中的比例教师对于平时实验的考核应分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出勤率、实验态度、实验装置的搭建、实验结果、卫生情况等组成，另一部分是实验预习报告、实验记录、实验报告成绩。教师针对以上提出的几个指标制作实验考核卡片，以5分制及时记录学生实验情况，期末将每次实验的成绩总评而给出平时成绩。

2.2开设实验基础内容笔试，进行量化考核为了预防学生只会做实验而不懂实验原理的现象出现，在学期末安排实验笔试考试。考核内容主要是有机化学实验的重要知识，包括实验室规则及安全常识，化学仪器的使用和养护方法，基础操作的原理及适用范围等。

2.3设置期末考核实验，充分反映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在学期末，安排一个全面涉及基础操作的合成实验作考核。就实验预习报告、实验态度、实验装置的搭建、实验情况记录、实验报告(要求当场交)完成情况、卫生情况等方面作综合考察。

二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