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范文第1篇

在本地文化资源中，选择那些能吸引人的眼球的要素，开发出有说头、有听头、有看头、有玩头的旅游产品，提供有独特体验、有新鲜感受、有无尽回味的旅游服务，已经成为当今旅游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齐齐哈尔的地形地貌、人文历史独特，构成了古朴、原始、神奇的地域文化资源优势。

一是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我市拥有世界闻名的扎龙部级自然保护区，也是世界最大的芦苇湿地。扎龙湿地是首批被国家列入“世界重要湿地名录”的，也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每年接待数以百万的游客。河流漫溢，苇草丛生，湖泊星罗棋布，是鸟类栖息繁衍的天然乐园。据统计，扎龙自然保护区有各种禽鸟296种。其中尤以鹤类居多而文明于世，世界上现有鹤类15种，在扎龙就可见14种鹤。我国有野生鹤9种，扎龙就有野生鹤6种。世界最珍贵的丹顶鹤不足2000只，扎龙就有400多只。因此，齐齐哈尔成为驰名中外的“鹤乡”。鹤文化已经成为我市的特色品牌，写鹤、画鹤、吟鹤、摄鹤蔚成风气，观鹤成为著名旅游品牌。一曲感人至深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歌颂为寻找走失的丹顶鹤而献身的我市姑娘徐秀娟。扎龙驯养的丹顶鹤曾在澳门、黄鹤楼放飞表演，独特、鲜明的鹤文化正在提升我市知名度和竞争力。此外，齐齐哈尔四季分明，沃野千里，空气清新，全年空气质量二级以上达到326天。境内的“一江九河”未受污染，绿色农业旅游资源丰富。全市有14个中国特产之乡，获得绿色食品标识120个，绿色食品产业快速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特色鲜明。首批部级梅里斯绿色观光农业园等就是生态休闲旅游的代表。风光旖旎的明月岛、集自然与人文景观为一体的东北最大的城市公园龙沙公园、穿城而过宛若晶莹剔透的城市项链劳动湖等构成了鹤城旅游文化的精彩华章。区位上，齐齐哈尔是我省西部与内蒙古东北部旅游的中心城市，有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观鹤节，鹤翔人舞，共同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齐齐哈尔的大湿地与大庆的大油田、五大连池的大火山、黑河的大界江、呼伦贝尔的大草原共同构成了生态旅游精品线路，成为中国十大完美旅游线路之首。

二是工业文化旅游资源气势恢宏。齐齐哈尔是重要的装备工业基地，为我国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象马恒昌小组那样的产业工人在创造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里有被总理誉为“国宝”的中国一重集团、“掌上明珠”的北满特钢集团。有亲自选址，为国防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华安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以及和平厂、建华厂等三大军工企业。有亚洲最大的铁路货车生产企业齐车集团，有全国机床行业“十八罗汉”的第一和第二机床厂，已有三家企业已经成为部级工业旅游示范点。

三是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凝重厚远。齐齐哈尔城始建于1125年，1954年前曾作为黑龙江省省城达255年之久，是我省历史文化名城。有曾被写入历史教科书的昂昂溪文化和被学者称之为“北方半坡”的滕家岗文化遗址、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辽金塔子城遗址、有中国最北的“金长城”遗址、金代蒲峪路遗址等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有建于1695年的黑龙江将军府旧址，曾居住过萨布素和寿山等68位将军。有民国黑龙江省最早的行政机构黑龙江督军署旧址，有吕氏旧居等流人故居。有马占山将军打响全国武装抗日第一枪的江桥抗战遗址。可以说，完全可以打造成一条北疆历史文化游的精品线路。

四是民族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异彩纷呈。齐齐哈尔有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蒙古族等35个少数民族，蕴藏着各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宗教构成了丰富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有我国大陆唯一的五教道德院，有建于1939年东北著名的佛教圣地大乘寺，有建于1684年的全国重要文物保护单位、我省最大规模的卜奎清真寺，有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圣弥勒尔教堂等。这些建筑流光溢彩，无论是在设计、彩绘、建筑、造型和布局等都极具体现其科学、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艺术价值。

五是关东文化旅游资源独具特

色。我市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的中国齐齐哈尔关东文化旅游节，紧紧围绕冰雪文化、雪鹤文化、民俗文化等开展旅游文化活动，是东北地区重要的旅游节庆活动之一。挖掘和弘扬生生不息、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闯关东”精神的内涵，为重振齐齐哈尔老工业基地雄风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持，赋予了新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我市至今尚有山东村、山东屯的文化遗存，全市有七成以上人口是关内移民的后裔，生活和生产方式仍有关内习俗。电视剧《闯关东》就多次提及齐齐哈尔。全国闻名的甘南兴十四村就是典型的山东移民村，它已经成为我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和部级农业旅游示范点村。我市历史悠久的冰雪游园开全国的先河，自1963年首届开办，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二十八届。冰浇艺术在全国更是堪称一绝，冰雕玲珑、雪雕奇伟、冰灯璀璨已成为旅游亮点，深受中外游客的欢迎。

地域文化的优势决定旅游文化的特色，旅游文化的灵魂存于地域文化的内涵。因此，齐齐哈尔要依托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资源，开掘其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建设具有传承性、独特性、创新性的旅游文化，全面打造文化鹤城，让文化发展与旅游发展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策动力。

二、依托地域文化生产力提升旅游文化竞争力

地域文化资源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的优势决定旅游竞争力的强弱，我们要依托地域文化优势提升旅游文化的竞争力。

一是结合地域文化品位定位旅游文化特色。根据我市地域文化的特点和景观分布及自然资源现状，可以开发建设昂昂溪文化旅游、辽金文化旅游、红色文化旅游、民族风情文化旅游、历史建筑文化旅游、工业文化旅游、生态文化旅游、农业观光文化旅游、都市观光旅游九大系列旅游产品。鹤文化研究也要进一步挖掘内涵，以鹤文化与关东文化的表现形式，逐步形成齐齐哈尔的文化品牌。

二是提炼地域文化精髓包装旅游文化形象。要根据齐齐哈尔地域资源特点，挖掘、开发并创造出自己的个性化产品，力求与众不同。目前，我市已经形成夏秋有绿博会、观鹤节、小交会、和平节，冬春有关东文化旅游节、冰雪节等，构成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旅游文化格局。同时，还要充分利用齐齐哈尔文化艺术品广场等作为展示和推介艺术作品和旅游产品的平台。

三是突出地域文化特点塑造旅游文化精品。当前，齐齐哈尔市的旅游业对文化的继承、传播和交流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必须在认真研究、深入探讨的基础上，确立目标、塑造形象，加强旅游文化建设，提升旅游文化内涵，注意研究旅游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体现旅游景区、旅游管理、旅游商品、旅游服务和旅游促销的文化性。

三、以地域文化优势推动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文化的交流和相融趋势明显。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特性，并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转化为适应现代经济需求的旅游文化产品，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要促进旅游文化与地域文化的有机结合，大力解决人文资源开发滞后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问题。旅游业是一项经济、文化兼承的产业，随着经济文化的互动和广泛交流得到快速的发展，加强我市地域文化与旅游资源的整合与开发，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含量和品位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要深入挖掘我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按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世界大湿地、中国鹤家乡”的定位，突出生态特色，要大力实施地域文化发展战略，打造我市独特的旅游文化品牌。文化产业的发展要和自然、人文、社会环境相适应，开发与本地实际相结合的新兴旅游文化产业，以特色创名牌，以优势争市场，把特有的地域文化融于旅游产品、旅游管理、旅游服务、旅游营销之中。要依托我市多姿多彩的文化资源，深度开发和挖掘其人文价值、美学价值，加快建设民族文化旅游。同时要注重把发展文化产业和调整产业结构结合起来，把文化产业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要确立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思路，形成多元化投入、多种形式共同发展的格局。坚持用市场的眼光看待地域文化资源，用市场的方式配置地域文化资源，用市场的机制开发地域文化资源。我市旅游产品档次低、品种少、地域文化特色不突出，旅游文化企业总体上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充分考虑发挥地域文化优势，紧紧围绕打造旅游文化品牌的发展思路，制定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其次要注重培养乡土文化人才。牢固树立文化人才资源是第一文化资源的观念。乡土人才是最为宝贵的财富，鼓励和引导他们创作出更多的文化艺术作品，打造出更多的文化艺术精品，特别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工艺品。要延长旅游文化产业链条。旅游文化产业是综合性产业，市场空间大，社会效益大，最为直接的就是能够带来就业岗位的增加，相关产业收入的提高。这就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配合、相互协作，深层次地研究、挖掘、整理、开发，利用地域文化资源作为重要内容。比如以达斡尔族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艺术表演、文化展览等，开发各类衍生文化产品，形成高效益的文化产业链。

三要突出文化产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积极培育和提升骨干旅游文化企业的竞争力。现代旅游业要形成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必须在提升旅游形象力、旅游营销力和旅游产品竞争力上做好文章。因此要大力扶持旅游文化产业的龙头企业，开发好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要保护好、引导好民营资本投资旅游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培育一批重点民营文化企业，积极促进文化产业投资主体多元化，逐步形成文化产业群，以文化发展带动和促进旅游、餐饮等的联动发展，形成新的产业格局。要重视挖掘在我市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及文化名人，创作出小说、剧本等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不断扩大我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我市旅游业的加速发展。

一个地区的旅游业若缺少了本地文化底蕴和特色，就反映不出独有的精神内涵，就会失去它强大的吸引力。地域文化是发展旅游文化不可缺少的灵魂，更是旅游业突出特色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打造旅游文化品牌，必须在发挥齐齐哈尔地域文化优势上动脑子、下功夫，使北疆鹤城成为能够吸引国内外游客的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名城。

文化范文第2篇

一、积极筹备第三届鄂尔多斯国际文化节，办好各类文化艺术活动。

为树立鄂尔多斯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提高鄂尔多斯知名度，积极筹备年我市第三届鄂尔多斯国际文化节，全面展示我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的辉煌成果。各级文化部门要高度重视文化节的各项组织筹备工作，积极行动起来，早安排、早部署、抓落实、打基础，以举办第三届鄂尔多斯国际文化节为重点，推动鄂尔多斯民族文化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二、组织实施六项文化工程，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为加快推进文化大市建设的进程，组织实施《鄂尔多斯市小康文化工程》、《鄂尔多斯市萨日纳艺术工程》、《鄂尔多斯市文物保护发展工程》、《鄂尔多斯市文化产业发展工程》、《鄂尔多斯市文化艺术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工程》。

三、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市、旗（区）、乡（苏木镇）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加强农村牧区基层文化建设。

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市委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发展的决定》要求，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市、旗（区）、乡（苏木镇）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加强农村牧区基层文化建设，推进我市新农村建设。

四、继续组织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全市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群艺馆）要充分挖掘资源优势，采取现代化手段为地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各级公共图书馆要加快数字化和文化信息基层管理中心及信息资源库建设，年完成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分中心建设。

五、继续组织实施电影“2131工程”和“科普之春”放映活动。

按照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加快实施“2131工程”加强农村电影发行放映工作的通知》要求，继续组织实施电影“2131工程”和“科普之春”放映活动，完成每村每月放映一场电影的计划任务和基层电影放映的体制改革工作。

六、继续组织开展全市百日广场文化活动

广场文化活动是凝聚人心、振奋精神的重要文化形式，也是反映人民群众精神风貌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窗口。组织开展好全市广场文化活动，对于推动我市“两个文明”建设，丰富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弘扬“战胜自我、推进文明、实现跨越”的鄂尔多斯精神，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热爱鄂尔多斯、建设鄂尔多斯的巨大热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文化部门要创新广场文化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推动广场文化活动的创新。通过组织开展全市广场文化活动，大力推进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等各类型文化建设，把全市广场文化活动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七、积极推进文化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

年市直文化系统事业单位改革按遵循文化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律，建立健全竞争激励机制，理顺人事管理体制，搞活用人和分配制度；坚持合理布局、分类指导的原则，合理调整文化事业单位的布局结构；打破部门和区域界限，促进人才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共享，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的解放文化艺术生产力，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文化事业单位特点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型文化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

八、组织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好部级文物保护单位规划编制工作。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要求，以调查、登记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点作为重点，组织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进一步核查我市境内地上、地下、水域中不可移动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和其他文物等文物资源，增加文物馆藏量。年积极争取1处我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规划。

九、完成康巴什新区四大文化工程搬迁工作。

年康巴什新区七大文化工程相继竣工使用。因此，要积极做好四大文化工程总体搬迁工作。博物馆要做好撰写布展大纲和具体布展工作；图书馆要做好馆藏图书目录电子检索及安装调试工作；大剧院要做好灯光、音响、舞台机械、座椅、数码电影的调试工作；文化中心要做好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器材购置和布展工作，为建国60周年献礼。

文化范文第3篇

殖民时期中西音乐文化交流至今仍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文化交流的单向性；二是文化交流的不平等；三是文化交流的不平衡。

第一个问题，单向性的音乐文化交流方式所产生的后果可能是音乐文化的依附性发展。因为单向性导致单向的对西方音乐及价值体系话语的学习与认可，既无相互性双方话语的交流，也无双方音乐价值体系相互的认可与学习。第二个问题，音乐交流的不平等则可能导致文化心态的失衡和文化认知的错位。例如，现在很多中国的年青不知道中国传统音乐为何物，它代表的精神价值体系与生活方式是什么？而且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知道这些了。“现代”是追求的目标，“传统”是过时的东西。但西方的传统又是有用的，必须要学好的，它是“现代”的，我们国内的电视媒体中将19世纪的西方“芭蕾舞剧”统称现代音乐文化，而20世纪的中国京剧则被称为“传统音乐文化”，每年的国际音乐节一般指西方交响乐的演出，而传统则被称为“民间音乐”。在这种错位观念的指导下，以丢掉传统为荣以效仿西方为新，或者以西方音乐价值体系和文化价值为基础的话语来完善对自我传统音乐文化的认识，既无二者跨文化及历史基础的详尽分析对照，更无对二者价值体系及话语的批判性思考。第三个问题，音乐交流的不平衡问题正如经济学中的“出超”和“入超”现象类似，一方面，在中国的音乐学院培养的西方音乐的一流人才纷纷出国（出超），另一方面，西方音乐巨大流量由音乐家、信息媒体，院校交流涌入第三世界（入超）成为不可抗拒的强势，而基于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传统音乐即使在本土也处于一种弱势文化地位。以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三个问题也正是后殖民文化批评时代面临的重要问题。

当今世界范围内所兴起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已开始对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身份开始严肃的理论反省，除美国的东方后裔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为代表外，还有非洲和第三世界的作家和学者，也有人称他们为新殖民批评[10]。

新殖民批评以曾旅居巴黎的心理分析家范农（FrantsFanon）为代表，他的《黑皮肤、白面具》（1952），《地球上受苦的人》（1961）对遭受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及其文化进行了分析，讨论了殖民主义给殖民地遗留下的精神负担和精神洗脑问题，他指出这些民族的首要任务是要去掉心灵上的殖民状态，而不只是争取表面的独立形式，在殖民者离去后，殖民地从种族主义中解放的任务却迟迟未完成，话语成为最微妙而又是无可逃避的权力形式。在殖民主义的权力结构里，被殖民者本身的文化特性，民族意识受到压制，导致“文化原质失真”，当他们看待自己本土的各种文化现象时，往往不自觉地套用殖民者审视和评定事物的标准和理论[11]。

在后殖民文学批评中，殖民文学对于域外世界的读解，以殖民者、探险家等身份的眼光叙述出来。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1719）就是一部与欧洲早期殖民思想相对应的作品。[12]（这个故事包含对殖民“合理性”过程的隐喻），鲁滨逊作为欧洲文明人在荒岛（隐喻的殖民地）进行着他的文明的建构，他把幸存的野蛮人改造成星期五，星期五穿着与鲁滨逊一样的衣服，鲁滨逊教他语言，星期五越来越象鲁滨逊，成为一个文明人，星期五已不知道他自己母语是什么，自己的名字怎样写，而只有按鲁滨逊救起他的那一天命名。

同样，如果今天我们问一些受过音乐学院教育的学生，“什么是中国音乐？”可能答案就是“单音音乐”，这个“单音音乐”的命名如同“星期五”的命名一样具有相似的殖民涵义，我们曾问许多来报考音乐学院的考生，他（她）自己地方的音乐母语是什么？许多人都不知道也没听过。对中国音乐历史及记谱法符号（工尺谱、减字谱）已经全然不知，而我们有些音乐学家则认为，只有认识西方的五线谱，才能算作音乐家，这种认识在音乐学院的正规音乐教育已显得十分合理。从后殖民文化批评时代的角度来看，世界音乐教育总体发展方面，与殖民时代已有三个很大的不同，或者说三个新的音乐交流方式的定位。

1、非西方正宗的传统音乐在西方音乐教育中已逐渐获得地位，如美国的印尼佳美兰乐队从1950年代人几个扩展到今天的一百五十多个。这突破了原来仅仅把非西方音乐作为作曲家专业创作素材的价值定位和交流方式，如笔者2000年10月曾在美国威斯廉大学看到该校有印度，印度尼西亚、非洲、美国黑人的音乐教学，采用非西方的传承方式和音乐认知方式及音乐价值观。今天，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在西方已开始普及，如在美国，凡是参加了全美音乐学院协会（NASM）组织的大学和学院，都承诺了在课程中规定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内容，美国的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都在普及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在欧洲，2001年11月份由欧洲音乐学院联合会在荷兰召开有关专业音乐家培训的会议中，会议三个议题的第一个议题就是“音乐教育中文化的多样性”。在1998年8月、9月。我曾分别当面询问美国音乐教育家雷默教授和德国布莱梅大学君特教授他们是否也认为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主张是21世纪的新的起点，他们都毫不犹豫的给予肯定，而这一主张正是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发展的宗旨（该学会有60多个会员国）。我们似乎不明白为什么世界音乐教育国际音教学会，欧美音乐教育都在讲求共享世界音乐以及平等的音乐文化价值观，而在中国20世纪末还没能终结中西音乐先进与落后的讨论？这是否存在着殖民时代与后殖民文化批评时代的两种音乐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2、音乐作为文化定位来教学与交流“教育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个传递传统的处，它必须通过批判性思考来挑战和阐明文化价值，获得自我实现”[13]。这是当今世界多元文化教育对传统音乐学习价值的文化定位，这就突破了音乐工艺学习模式的学习与交流方式的局限，[14]并且产生了全球多元音乐文化价值观的音乐认识论基础。这已不同于殖民时代，以欧洲音乐体系价值观为标准的认识论基础。音乐工艺学习模式主要以欧洲音乐技术（作曲法，演唱法，器乐演奏法，视谱法，教学法）为学习目标的定位，这种学习模式在中国高等音乐院校仍占据主导地位，在当今国际音乐教育、美国音乐教育。欧洲音乐教育中，音乐是作为文化来定位的，这就不同于西方工业化时代以及殖民时代的以技术生产为利器的竞赛式发展。音乐作为文化来定位改变了“音乐”教育的性质，由此，音乐教育不等于“歌唱教育”和“乐器教育”。当今，在德国音乐教育学科已提出了要以文化人类学为它的基础原理。因为，如果不把音乐放在人与文化的立足点上，音乐教育学科本身的价值面临降低，并只能处于教育中的边缘学科地位。文化人类学，音乐人类学学科可以给音乐教育学以多样性的连接点和补充点，在开展和推广音乐文化过程中，通过一种主体的，多角度的音乐学习实践活动可以获得一种较全面的，深层次的世界文化的理解[15]。

3、不同文化音乐主体的互文性。互文性是以主体的相互认识为基础的。在殖民时代，只有一个陈述主体，它被认为是科学的，真理的标准，而后殖民文化批评时代文化的发言至少应有两个以上的陈述主体，这是对以西方音乐体系为基础认识论单文性的一个突破，是多元文化陈述及对话的开始。最起码，两种陈述之间的任何关系都应是平等的、互为文本的。正如对话理论空巴赫金所言，“两种并列的文本，陈述发生了一种特殊的语义关系，我们称之为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就是实际中所有话语的语义关系”[16]。“这是一种特殊的语义关系，它的成分只能是整个话语（或被看作是一个整体，或者是潜在的整体），它的背后是真正或潜在的话语主体，也就是所谈到的话语的发话人[17]”。最后一句话说明，在互文性关系中，陈述被看作是主体的载体，巴赫金更进一步指出：“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母语和外来语之间的相互映衬正好强调和表述了这种或那种语言的社会观念，它们的内部形式，它们所特有的价值哲学体系。”[18]

前面所讲的《鲁滨逊飘流记》中所描写的鲁滨逊与星期五关系之间的相互映衬，正好是表达了殖民时代的那种“文明社会观念”，以及殖民地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内部形式，并具有欧洲文明特有的价值哲学体系。

在当今跨文化对话中，第三世界学者积极争取说话的权力，而一些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互文性在对话中的重要意义，原来那种认为从“落后”中国的眼光看欧洲是荒谬的，而今天在互文性中则看作是必须的，如法国汉学家于连，多年来致力于通过中西文化互为中介的比较，重新思考中国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关系。他认为，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发话将从外部对欧洲文化产生新的认识，他讲，特别使我学习中文的具有思辨特征的原因是：中国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表意而非拼音的）；因为中国文明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下独自发展时间最长的文明。在我看来，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思想——由此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我并非认为我们在中国的所遇就一定是最相异的，但至少这个地方是他处……”，[19]于连的话正好说明欧洲文明对互文性对话的一种需求。

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来讲，汉藏语系与印欧语系有很大不同，音乐的概念、思维方式文化认知、价值标准及生活行为方式也有很大不同。那我们如何看待中国音乐的概念，文化历史和价值体系？我们能站在中国文化主体的立场，针对欧洲音乐的概念，记谱法行为方式，文化历史和价值体系作出我们的判断吗？我们能谈论中国音乐与欧洲的差异以及中国音乐几千年不同于欧洲音乐历史的世界性贡献吗？这些发言在殖民时代被西方音乐话语单文性的陈述完全给压抑了。因此，如何站在自己音乐体系的文化价值、历史观的立场，对西方音乐文化作批评，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在后殖民文化批评时代解构西方音乐知识和话语的霸权，形成中国音乐对世界音乐多元发言中的一元。互文性允许各种对话与发言，也包括各种音乐相似性的发言，各种音乐融合性的发言以及各种音乐个性对立的发言。

4、全球多元文化视角与新的学术资源的出现，打破了在音乐普遍性与特殊性方面的认识，殖民时代认为西方音乐体系是普遍性的，而非西方音乐只是特殊性的，不是有普遍性的作用。而后殖民文化批评时代则认为西方音乐是非普遍性的，西方文明特殊而非普遍（享廷顿语），殖民时代对音乐先进与落后的认识论是基于西方古典音乐价值体系上的，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认识论是建立在全球多元文化视野上的。从新的学术资源来看，当今文化人类学，音乐人类学已完全不同于早期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西方音乐学和早期民族音乐学的观念。从哲学上讲，以现象学、解释学为基础的当代音乐人类学开始解构形而学为基础的音乐学[20]。从心理学前沿的发展来讲[21]，认知心理学、生理心理学以及人文心理学已涉及到比原来实验心理学和物理心理与为基础的欧洲音乐体系更为广阔的音乐文化认知和音乐心理的文化要素构成，为新的音乐教育学科发展提供了不同于欧洲音乐教学以物理心理学，以刺激反应模式为基础的视唱练耳训练的音乐行为模式，也就是音乐创造的生物学模式[22]。而新的音乐创造的生物学模式的提出无疑将重新考虑东方文化传统音乐教育的价值和重建音乐教育的理论范式。

二、语际书写与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话语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殖民话语批评才进入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赛义德率先在他的《东方学》一书中把“殖民话语”作为研究对象，它集中分析了殖民话语：各种文本形式，西方对非西方文化所进行的知识编码和制造。赛义德指出：一旦西方话语作为真实性和普遍性。它就可以用来压迫东方。同样，在音乐领域，一旦西方音乐的概念知识体系作为音乐理论的正宗性来普及，它就可能对异域音乐的概念知识体系及文化差异性或个性压抑，并且可将异域音乐纳入西方音乐或“国际音乐”主导语价值之中，变得容易接受，使这种主导语的统治地位以及第三世界音乐的“边缘性，落后性”合理合法。

在20世纪中，我们看到西方音乐历史中的音乐话语，如单音、复音、单音体制，复音体制、音乐科学体制的历史概念、逻辑分类、范畴划分已进入于中国音乐的历史划分。“中国没有和声，因此比西方落后一千年”。由于此种话语所具有的认识论基础深深地扎根于西方音乐文化历史、语言和思想中，而中国音乐文化历史价值便被纳入主导语的历史概念中。于是，Music就等于中国的“音乐”，“单音”的概念完全可以作为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繁复的音乐风格历时演变的结论性概念及逻辑等等。在比较文学中，刘禾的《语际书写》[1]一书对文化交流中语言之间透明地互译性提出质疑，也正是这些假定的透明性虚构了异国音乐的历史地位。由此，中西音乐的差异性“单音体制与复音体制”的西方音乐历史发展逻辑基本上成为对整个中国音乐历史发展轨迹的定位。这一定位自然确立了中国音乐“单音体制”的主体落后地位的定论。而这一定论成为中国音乐知识里的常识，此类常识经由大众传媒和中国音乐工作者的言说不断地复制，不断地更新，长期以来渗透了许多音乐家及听众的自我意识，被人们当做是不争的客观事实。

这些殖民主义对中西音乐先进与落后评价的观念是如何产生或制造出来，又由谁制造出来的？他们的知识体系和音乐认识论是建立在何种基础上的呢？我们看到，在殖民时期，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先驱者，如王光祈、肖友梅、黄自、曾志忞、沈心工等等，他们是中国音乐外部开启的第一次启蒙的使者，使中国人开始看到了外部的音乐世界，但这和全球殖民时代一个不争的事实相关，正如亨廷顿所言：20世纪第三世界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他们的教育都是授之于国外。[2]他们音乐概念基础的学习都是从西方音乐开始的，他们无法把握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的音乐，面对西方音乐也无法较全面的了解，他们对西方音乐学习时间的有限性和对中国音乐知识话语的内在机制整体性把握的欠缺，因此他们无意或有意利用的是西方音乐概念知识体系互译的“透明性”来认识中国音乐的，他们在学习和形成音乐概念系统中，在对西方音乐和中国音乐的同一性设置各种话语的基础时，他们所信赖的是一种双语词典的概念模式，也就是说，A文化音乐的一个词一定对等于B文化音乐的一个词。这种双语词典的对等概念模式在后殖民文化批评时代遭到了严厉地批评。沃克教授的“从殖民主义解放出来的音乐教育”一文是厘清音乐教育中西方音乐话语主宰权力关系的重要文献。沃克认为，“music,art,aesthetic是我们西方人的话语，其它文化则很少有此词语。Music是一种特定西方文化活动中的一个西方术语。从词源学角度讲，把西方术语music的包含扩大到西方传统之外缺少论证的合理性。从教育上讲，如果我们更多地把分类法建立在音乐的社会文化根基上而不是陈旧的殖民主义圣像上，许多混乱现象（或许还有文化帝国主义）是可以避免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西方思维中界定的music所关注的是明确的周期性音高，具有稳定而丰富的泛音，适用于西方和声对位实践。在西方音乐术语中，不协和是对这种泛音准绳的偏离。我们不能将西方传统以外的音响强塞到这个模式中，否则将会辱没其艺术的真实性。我们西方人也不能由西方的技术和状况得出西方艺术音乐的复杂程度高于其他文化的结论，后现代思想提出在逻辑和社会——政治的基础上对术语学意义给予重新评价。”[3]

沃克教授运用了福科，庞蒂，德里达，巴特等人的语言哲学观念对形面上学话语的普遍性作了严厉地批判。福科认为：“语言的属性只有在共享和接受同样的文化价值体系的群体内，才能感知到，词语只有在他们的社会文化情境中才能实现意义。”[4]

最近，香港大学音乐系主任荣鸿曾教授的《音乐研究与大学教育》中也在揭示这种西方音乐话语权力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压迫作用，现摘其中部分如下：

在世纪初时，有几位受了西洋音乐教育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发表文章及演讲抨击中国音乐落后于西洋音乐。他们身处文艺界领导的地位，有大学教授，也有音乐学院院长，他们的言论有很大的影响力，并且直接左右了音乐的普及化，及社会对音乐的态度和评价。他们坚强的信念及救国救民诚恳的出发点，不能掩盖他们的无知和偏见。当然，他们是动荡时代的产物，用现代的眼光去批评是太不公平。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正视及论述其狭窄的胸襟。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中国音乐繁杂的种类和风格，也没有去探讨中国传统美学的哲理。只觉得梅兰芳的音量没有多明戈宏伟，江南丝竹的阵容没有西洋管弦乐队的庞大，古琴单旋律没有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复杂的和声结构，传统的师徒传播的方法没有音乐学院教学那样严谨、规律化等等。……以上的例子指出了一些在社会上占有领导地位的人士，能够以文字影响了整个20世纪对中国音乐的评价。西洋谚语所说的“笔比剑威力大”确是一语道中。在今天还是有人充满诚意地问我，“为什么中国音乐如此落后？我们应该如何去改良它？”虽然他未必听过许多中国音乐。有些人虽然心中喜欢某些中国音乐，但嘴上却羞于承认。在国内几所顶尖的音乐学院把大部分资源都放在西洋音乐上，而大部分的学生也都学西洋音乐，把他们父母及祖辈的音乐都弃之不理，这是多么的可悲！他们不但对自己民族的传统缺乏认识，更积极地抗拒。这一代的年轻人如何会有这种心态呢？答案当然不简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无数有关评论中国文化的文字必定要负起一部分的责任。[5]

以上荣教授所言“笔比剑威力大”的例证正说明了“语际书写”中“话语权力”的作用，这正是中国音乐界所要面临的“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想史”批评的问题，也是后殖民文化批评时代不可回避的问题。

如果说荣鸿曾教授所针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想史”问题的批评。那么，在中国当代音乐思想中仍需要这种批评。因为，殖民与后殖民话语今天在中国不断地复制、翻版。如我们看到的中国国家卫星电视教材《交响音乐赏析》[6]其在有很大影响力和复盖能力的媒体中传播，仍鲜明的重复着音乐后殖民的话语，即西方音乐优于其它文化音乐，在第1集的配音中有如下叙述：

回顾往昔，几千年的文明史告诉我们，劳动创造音乐，而音乐则丰富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从而更加促进劳动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曾几何时，人们开始对音乐价值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将它看作是人类崇高智慧创作的结晶。然而，在这些不朽的结晶中，有哪一种是最能够启发人们思想、最能够反映人们的精神世界，同时又是最能够震撼人们心灵的典范呢？今天，它的答案已显得十分清楚和肯定：交响乐。这一在音乐艺术中经过长期孕育产生的完美骄子，是占据这一显赫位置上理所当然的代表。

以上话语自然确立了欧洲音乐的世界中心或主导地位。重复这些话语的教授们无法摆脱他们对全球多元音乐文化知识的缺陷与旧的学术观念的局限，以及殖民时代音乐教育观念的阴影。甚至可以说，这也是中国的高等音乐教育与国民音乐教育中仍然没有摆脱的殖民阴影。

从后殖民文化批评时代来看，我曾见到的德国布莱梅大学教授君特和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雷默所持有的言论是足以批评这些中国高等音乐院校教授的欧洲音乐中心观念。如君特教授就曾指出：在中国，他看到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正在为把欧洲音乐置于其他民族音乐之上而努力。也看到了一种向西方音乐看齐的完整音乐教育体系。他认为：未来的音乐教育也不是采取（中西）双轨道路，它更应该是一个由多元文化编织而成，能在东西方文化内部及其各文化之间建立的联系网络。[7]雷默教授则讲到：“美国和中国这样一个在历史价值体系、政治和经济体系、政治和经济体系、教育体系、传授艺术的方式等方面完全不同的国家的人，这两种文化完全不同甚至对抗的人，却彼此感兴趣要互相学习呢？”这里“互相学习”即否定双方是先进与落后的关系。当然，20世纪的一些中国人是不会考虑或相信主人（宗主国）应该向奴仆（被殖民者）学点什么的，互相学习意味着平等，那主人和奴仆怎能平等呢？再则，雷默谈到：每种文化都有它的灵魂（精神）音乐。你们的中国学生也需要分享你们中国文化中音乐所赋予的灵魂；正如常任何其它文化需要它的灵魂一样。如果一种文化一开始它就可能丧失了它的个性的音乐，那么一开始它就可能丧失了表达它的个性——它的“灵魂”（精神）。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8]雷默对不同文化音乐精神价值认可的表达和那种“最能反映人类精神世界，同时又是最能震撼人们心灵的典范的交响音乐”的表述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的表述呢？从大的背景来讲，君特与雷默所处的德国与美国国民音乐教育体系中已经完全承认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现实，以及建立在全球多元文化音乐基础上的文化价值观和认识论，而在中国音乐教育体系中，今天仍然是以欧洲音乐体系为中心的音乐教育、价值观和认识论基础，因此，自然重复着“交响音乐是最能震憾人们心灵的典范”的话语。

在20世纪末，中国音乐界内部仍然进行着中西音乐关系不同看法的激烈对话。巴赫金曾经讲过：“对话性可以说是各种语言的独特现象，言语与他人言语在通往它目标的所有道路上，必然要与他人言语进入一个激烈的紧张的相互作用之中。”[9]的确，20世纪有关中西音乐关系的争议，正是处于这样一种激烈和紧张的关系中。关于“西方化与民族化”的争论。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有人看作西化的产物，有人看作民族化的产物，有人看作西方浪漫主义音乐在中国本土的产物，有人看作是新的民族音乐或新的传统音乐的产物，谁对谁错呢？正如我们对钢琴一黑键#C的界定，我说是#C，你却说是bD，谁对谁错呢？实际上，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或规定，这涉及到语言学的能指和所指的概念。按照索绪尔的观点：音响形象称为能指（sign），概念称为所指（signifiant）。同样一种音响形象（如#C）却有不同的概念，这正说明了不同概念系统的展开。我说是#C，你说是bD，各自站在不同的调性系统，都有其真实性和意义。我说是民族化，你说是西方化，也都有各自音乐系统的根据和文化意义，正是这种同一事件的不同概念是文化意义显得丰富，其中不同概念也不乏充满矛盾与对立，并富有文化动力学（文化变迁）的意义。

结语

马克思曾经说过：启蒙与奴役是殖民的双重使命，这句话自然可以提醒我们需要注意文化交流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相悖两方面的作用。

20世纪已终，21世纪已经来临，对于20世纪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问题以及对21世纪东西音乐文化交流的展望我想提出以下几点：

1、文化传承的保持，是文化发展和交流的基础。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一百年前即19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学者，如象严复（1854—1921），康有为（1858—1927），章太炎（1869—1936）都是推崇向西洋学习的人（严复当时称中国西学第一），风靡一时，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他们到晚年却日益趋于保守，主张尊孔读经。在今天一百年之后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一些学者是否仍然有这种相似的经历，不管哪位学者，不管他们持何种学术理念，他们是否都感到了自己对中西文化历史了解的匮乏？谁敢说自己对中西音乐文化都已了解把握得很清楚了？究其根本原因，中西传统音乐及文化传递的持续性无法得以保证，如果我们仍然不去解决这一问题，再过一百年后，中西、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匮乏，这一问题仍然会出现，否定自己传统，否定西方，自身传统传递的断裂，自我封闭的外源信息的断裂都是文化不能获得养料，并健康生长的重要原因，其精神表征更是中西文化交融错位心律的显现。

2、以实用和融合为主导的音乐文化交流观。“知行合一，体用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使我们放弃了对西方音乐文化整体的研究与把握，近现代自然科学在西方产生许多发明都是以假设为前提，并非以实用为前提，如电的发明、原子、中子的发现等等，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都以实用的目的来发现的，这也影响到我们今天中国接受西方音乐注重实用技法（奏法、唱法，作曲法，识谱法，教学法）而忽视了发明这些方法的文化基础和理念，由于重实用。“古为今用，洋为中国”成为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的主张。正面来看，有效解决了一些文化交流的实际问题，但却没有认识文化交流双方的身份问题，融合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层面，文化交流还有不可交流的层面，甚至对立与不可改变的方面正是某种文化的特性。这是20世纪中西音乐交流忽略的重要方面。文化的某些特性或差异性甚至多样性正是由于对立而存在的，文化交流只谈融合不谈差异，只谈服从不谈自重，后果不堪设想。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例如，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熔炉”说提倡的就是各国的移民来到美国以后都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大家重新融合为一体，形成一种所谓的美利坚文化，然而，从七十年代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熔炉”中融为一体的美利坚文化，实际上只是一种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为主体的“白人”文化，而黑人和所有其他移民的文化都被排斥到了边缘，近年来，美国文化已发生了激烈的变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实现了由“文化熔炉”（melting-Pot）向“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的转型。[23]可以说，当今美国的音乐教育也开始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普及。

3、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平衡和质量问题，双方音乐学术的交流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学习西方为主，而中国人自身并没有意识到西方人有学习中国音乐的必要。再则，以作曲家创作的新作品为主，而交流忽略了学习与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概念、文化历史及文化认知和价值体系的基础。交流质量的问题：一是泛滥的音乐辞典和翻版的西方音乐理论书籍，缺乏反映高水平、高质量的西方音乐辞典和学术经典的译著。再则，缺乏直接互换的与西方音乐交流，而以二传三传手似的县级美声唱法，钢琴考级等古典波纹式传递的交流方式。4、国家音乐教育的文化策略。20世纪初（1904年），中国在学校引进西方音乐教育模式构成了第一次音乐文化教育的启蒙，我们希望百年之后2004年，国家会制定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方略，出版引进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论教材、书籍和音像、音响资料，并重新认识世界多元文化中自身传统音乐的文化价值，进行第二次音乐文化教育的启蒙，它是适应当今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多元文化格局，国家应指派人员到世界各国（特别第三世界国家）学习各种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改变单一的音乐价值观。

文化范文第4篇

20*年，在党的*精神指导下，按照中央和省《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的要求，积极推进我市的基层文化设施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是文化馆、图书馆设施的建设力度不断加大。一批区、县（市）文化馆、图书馆得到了新建、扩建和改建，文化设施的整体水平和功能的发挥有了一定的提高。经过不懈努力，市少儿图书馆新馆建设项目已列入2009年市政府为市民办实事之中；于洪区投入5,000万元建成近6,000平方米文化馆、图书馆设施和4万平方米的文化广场已投入使用；投资1,500万元的铁西区文化馆新馆建设项目主体已完工，将于2009年上半年投入使用；总投资达6,500万元沈北新区文化中心建设项目建成并陆续投入使用；浑南新区投资2,700万元，新建的7,000平方米的文化中心大楼主体已全面完工；和平区图书馆的换建工程已完工并投入使用。此外，苏家屯、法库、新民等区、县（市）也已立项并着手设计新建文化馆和图书馆项目。

二是乡镇（街道）村（社区）文化设施日趋完善。全年新建和在建了一批乡镇综合文化站站舍，总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按照国家扩大内需的有关要求，计划设计新建和改建48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项目；300个村级文化活动室建设全面完成，经政府采购为新建和改扩建的村文化活动室配备图书24万册，音响300套，使目前全市的1,534个行政村中有文化活动室的达1,132个，占总数的73.7%。

三是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项目有了重大进展。投资182万元初步完成了市级支中心的建设任务，目前已开始投入使用；按照全省的工作部署，与市有关部门紧密配合初步完成了1,600多个基层服务点的设计和选点任务。

（二）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亮点频现。

年初，在组织和设计全市群众文化活动中，我们确立了“抓导向、抓特色、抓精品”的方针，积极探索群众文化活动的新方式、新方法。在全年的活动中基本形成了大型活动系列化、规范化，基层活动多样化、特色化。

1、第十届*大学生文化节创意新颖、精彩纷呈。

第十届*大学生文化节以“知识成就梦想，文化精彩人生”为主题。通过总结和回顾前九届大学生文化节的成功经验，以紧紧围绕“十届庆”为主要活动内容，努力构建和谐校园。文化节开幕式是历届大学生文化节开幕式中编排最新颖、舞美最漂亮、节目最精彩的一届，得到国家、省、市有关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广泛赞誉。从11月8日至11月22日，共进行了“青春之歌”校园歌曲创作表演赛、“盛京情愫”主题演讲比赛、“家乡新视角”大学生摄影大赛、“幽默与深邃”校园短剧小品比赛、“异域风情”*高校留学生才艺展示大赛等5项大型主体活动。在此期间，全市25所高等院校的35万师生参与了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共635项，在全市高等院校及大学生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2、群众最喜爱的百项文化评选活动普及深入、影响广泛。

为提升我市社会文化活动的质量和水平，促进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繁荣文化事业，20*年初，我们开展了第二届*市“群众最喜爱的百项文化活动”的评选活动，从市直有关部门及区、县（市）、开发区申报的1,881项群众文化活动中，确定了203项活动为候选项目。在《*日报》设专版，面向群众公开评选，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最终评出了“春满家园---百姓风采展示电视大赛”、“文化四进社区”、“欢乐进农家”等100项文化活动，为20*年度*市群众最喜爱的百项文化活动。不仅全面展示了我市社会文化活动的丰硕成果，同时也为创新全市群众文化活动载体、提高*城乡文化品位、提升市民的文化素质、促进我市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良好的推进作用。

3、大型文化活动的开展因势利导，特点突出。

一年来我们组织举办了全市性、区域性的大型文化活动185场，其中市级活动6场，区、县（市）级活动179场，起到了良好的导向、示范和带动作用。每年一届的“春满家园”百姓风采电视大赛已走进沈城的千家万户；*市图书馆的百年馆庆暨全国十五城市公共图书馆工作研讨会，在全国引起广泛影响；市少儿图书馆组织的*市中小学生与灾区同学心手相牵——“灾区小朋友让我对你说”书信征文活动，引起社会共鸣，有10余万名中小学生参加了征文活动；市朝鲜族文化馆广开渠道，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先后举办了“中韩美术、摄影艺术展”等四项活动；市还与部分区县（市）联合举办了“聚焦沈西工业走廊”*市工业题材摄影大赛，*市广场文化建设现场会，*市“欢乐进农家”农村文化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市首届戏曲票友大赛，*市首届“东城群众文艺创作”评选活动及奖颁奖晚会等。

同时，市、区、县（市）文化部门还积极组织各种文艺演出、民俗活动、图书报刊、电影放映等深入工厂、社区、部队、学校、乡村等基层，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服务活动。共组织文艺演出和民俗活动1,200余场，送图书报刊10万余册，放映电影近2万场。

此外，全市各区、县（市）、乡镇、街道、社区、村屯的基层文化活动蓬勃展开。据不完全统计，全年我市共组织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6,000多场、参与活动的群众达1,060万人次。

4、群众文化活动精品频出，硕果累累。

20*年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视察大东区莱茵河畔社区时，观看了大东区莱茵河畔社区老年合唱团的演唱后，给予了高度评价。该合唱团于9月10日至13日，代表*市参加了文化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的“永远的辉煌”——第十届中国老年合唱节比赛。经过四天的激烈角逐，勇夺第十届全国老年合唱节最高奖——“骏马金奖”。同时，根据李长春同志的提议，该合唱团将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2009年春节电视晚会演出。

在、中央文明办、文化部、中国文联联合主办的第六届全国“四进社区”文艺展演中，铁西区启功二校的少儿舞蹈《仙鹤与女孩》以新颖的创意、完美的表现荣获金奖，同时也是辽宁省获得的唯一金奖。

在全国开展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评选中，我市的新民市、皇姑区、和平区、铁西区、沈河区、苏家屯区、大东区、于洪区和大兴乡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占全省各地区获此殊荣的三分之一。

在“辽宁省第七届少数民族文艺调演”中，我市取得了8个金奖、5个银奖、1个铜奖的优异成绩，名列全省第一。其中，大型民族舞蹈《锡伯猎歌》在这次全省少数民族文艺调演中，荣获金奖，并填补了辽宁省没有大型锡伯族舞蹈的空白。

在辽宁省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美术、书法、摄影展上，我市选送110幅作品中有51幅作品获奖，获得金奖10个、银奖16个、铜奖25个。获奖总数名列全省第一。

20*年，我市群众文化活动共获得国际级奖10项、部级奖165项、省级奖211项。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普查工作科学有序，成绩斐然。

从20*年4月开始，我市组织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对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统一部署，上下协调，全面展开，有序推进”的指导思想和“深入调研、摸清底细；全面记录，突出重点；严格登记，合理分类；精心整理，图文并茂”的工作原则，共计出动普查人员4,269人次，普查范围涵盖了我市下辖的13个区、县（市）和两个开发区，覆盖率达90%。举办培训班30余期、座谈交流会219个，投入经费近50余万元。到目前为止已收获珍贵有价值的项目线索206条，门类齐全，涵盖了全部10大类别。普查征集实物1,768件，录音带18盒，录像及CD1277件，资料3,438份。其中“*四平街灯市”填补了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文化空间”类别的空白；“何钧佑锡伯族民间故事（长篇）”得到有关专家初步认定，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将会填补锡伯族发展史的空白。

根据普查成果，经过专家评审，各区、县(市)相继公布了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132项。在此基础上，组织专家进行汇总梳理、评审论证，经公示和联席会议审批，最后，市政府正式发文公布了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9项，其中有8个项目被推荐参加第三批省级项目的评审。目前，我市已建立了57个项目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并有5个项目进入了部级保护名录，有5人被评为部级代表性传承人。

（四）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全面启动，成果丰硕。

为全面完成农村电影的放映任务，年初我们及时召开了农村电影工作会议。市文化局与各区、县（市），开发区文化局（社发局）分别签订了农村电影工作目标责任状；市电影有限公司与各区、县（市）放映单位分别签订了农村电影放映合同书。同时，下发了《关于做好20*年*市农村电影“2131工程”的通知》（沈文发〔20*〕31号），要求各区、县（市），开发区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加强对农村电影放映工作的管理力度。

各地加大了农村电影放映工作的投入，除了按照市规定的场次补贴外，还投入资金购进了数字电影放映设备，使农村电影放映工作得到了快速有效的落实。如东陵区、于洪区、沈北新区、新民市等都投入大量资金购买了数字电影放映设备。目前，连同省发改委和省文化厅下发的24套数字电影放映机，全市共有43套数字电影放映机投入了农村电影的放映活动中。

经过各区、县（市）文化部门及广大电影放映人员的辛勤努力，超额完成了年初制订的20*年度我市农村电影放映的任务。全年共完成19,526场,其中公益性放映19,166场次，比20*年增加了2,380场，完成了年计划的103.9%，其中数字化放映5,187场次。全年电影观众达402万人次，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好评和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20*年，苏家屯区十里河镇电影放映队、康平县东升放映队被省文化厅评为省农村文化建设先进单位。

（五）群众文化事业管理科学规范，绩效凸显。

长期的工作实践证明，科学规范的管理是群众文化事业发展和繁荣的关键。为此，今年我们着力从三个方面入手加强了对群众文化事业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是以全国第二次文化馆评估定级为契机，全面提升群众事业管理水平。市、区（县、市）两级文化部门在迎检过程中，提升宣传力度，积极争取各级政府的支持，加大投入，强化管理，科学规范，使全市两级文化馆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经省文化厅推荐，国家文化部评估验收，我市参评的14个文化馆全部达到国家三级以上标准。其中，10个文化馆获得全国一级文化馆称号，还有3个二级馆、1个三级馆，一级文化馆的数量名列全省第一。市群众艺术馆由于办馆标准规范，准备充分细致，受到文化部评估专家小组的一致好评，继续保持了国家一级馆的称号，出席了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文化馆工作会议”，并在会议上介绍了经验。

二是以绩效考核为动力，分层次、多渠道地推进基层群众文化事业快速发展。市委、市政府在全市实施绩效考核评估工作中，将文化事业建设纳入其中。根据全市的统一部署，按照文化工作的特点，我们因势利导的制订了具体考核的细则。绩效考核工作引起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各级文化部门乘势而上，积极工作，使全市的群众文化事业建设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和平区图书新馆换建工程已完工并投入使用，还建设了全省首家自助图书馆，启动了区数字化社区图书分馆建设；

沈河区投入1,000多万元，打造集文化娱乐、体育健身、图书阅览为一体的“文体活动中心”（文化站）10个，平均面积达到730平方米，67个社区活动室平均面积近300平方米；

铁西区公共图书馆基层图书流动站达到53个，建设工人村生活馆、博物馆等15万平方米的区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兴工九纬社区荣获等四部委命名的“全国文化先进社区”称号

大东区新建了22个高标准的“三位一体”（即物业、开发商、社区为一体）的社区活动阵地，平均面积200平方米以上，图书一万册以上；

皇姑区图书馆、少儿图书馆积极为全区的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服务，实施送书到家的等活动，受到他们的欢迎；

于洪区以创建全国文化先进区为目标，加强大文化建设，被省文化厅、财政厅列为我市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唯一的示范单位，新建了2个高标准的乡镇综合文化站；

东陵区通过省文化厅检查验收，被命名为辽宁省文化先进区，积极承办省美术、书法、摄影大赛，全区文化工作跃上了新的台阶；

苏家屯区新建、改扩建乡镇文化中心4个，村文化活动室11个，为基础配置音响14套，图书1.4万册，基层文化设施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沈北新区投入200余万元为2个街道，11个社区（村）配置了图书和文体设施；

新民市利用当地文化资源，打造灯会文化，举办了“五彩缤纷”元宵灯会，盛况空前，新民大剧院落成，即将投入使用；

辽中县完成了近海绿洲公园等3个大型文化广场建设，新建了5个村文化活动室和19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

法库县的文学音乐创作不断普及深入，在20*年“中国杯”歌曲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康平县四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基本完成，文化资源共享工程，省、市、县资金已全部到位；

浑南新区安排200万元资金为2个街道、11个社区（村）配置了图书和文体设备；

棋盘山开发区实施样板文化活动室建设工程，目前工程进展顺利。

三是采取了多渠道全方位的辅导和培训，为群众文化事业的有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年初以来，我们积极对应群众文化事业的新形势和群众对文化的新需求，对业务人员及业余文艺骨干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辅导和培训。6月下旬，对全市文化馆业务干部进行专业培训，包括基础理论、戏剧曲艺创作，舞蹈编排与音乐创作以及广场和舞台音响操控等方面，共计54课时。此外，全年市、区（县、市）两级文化部门还有针对性的开展各种类型的培训和辅导活动100多次，共培训和辅导了各类业务干部和业余文艺骨干8,000多人次，受到了群众的普遍赞扬。

二、几点体会

20*年，我们较圆满的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工作各项任务目标，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除了得到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外，在市文化局党政领导班子的直接指挥下，应对主客观上多变的形势，采取了一些新的思维理念和实施了一些新的工作模式，确保了各项工作全面、健康、有序的进行。回顾总结20*年的群众文化工作，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体会之一：贴近民生、服务基层，始终是群众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党的*精神，实施民生工程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如何贴近民生工程，更好地、全面地为百姓提供高质量、多层次的文化服务是我们各级文化部门的责任和义务。一年来，我们以此为出发点，设计和实施我们的工作计划，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如积极争取财政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为300个村文化活动室配备了图书、音响和文体活动设备，使基层文化阵地服务功能得到较大提升；在深入基层调查了解群众文化需求的基础上，组织了全市的“文化四进社区”、“欢乐进农家”、戏曲票友大赛、市民评选百项最喜爱的社会文化活动等，使文化活动的设计和组织更加贴近百姓的需要，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

体会之二：适应新形势，适时调整思路，是准确把握和定位群众文化工作方法和重点的有效行为准则。今年上半年，由于受奥运安保、四川地震等因素的影响，根据有关指示和要求，由政府主导的大型群众活动暂停。根据这一新的情况，我们及时调整了原有的工作思路，采取了更加灵活的办法来具体组织实施。将原有的常规性集中的大型活动及时调整为小型多样的分散活动，采取了“三个面向”，即面向群众、面向基层、面向农村。提出了在奥运期间，为丰富城乡广大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狠抓全市民间自娱自乐活动者协会组织，广泛开展全市文化广场群众性自娱自乐活动。全市各级文化管理部门，为群众搭建了展示自我才能的“大舞台”，在这个“大舞台”，上，群众既是多才多艺的表演者，又是积极参与活动的欣赏者，极大地丰富了我市城乡广大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受到广大城乡群众的欢迎。同时，我们还加强了对群众业余骨干队伍的培训辅导，开展了群众基础理论、戏曲创作、舞蹈编排、音乐创作、广场和舞台音响操控等方面的讲座和辅导。与此同时，我们在奥运会期间，将工作重点放在对基层工作的调研和指导上，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先后总结出基层单位发展文化广场的工作经验，写出了全市戏曲票友现状与发展调研报告，基层文化设施建设现状调查报告等。

体会之三：整合资源，强化亮点，是打造群众文化活动“品牌”的最佳组合方式。一年来，我们充分挖掘全市的文化资源，采取“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双向机制，整合优势，突出亮点，把市里的活动普及到基层，把基层的优秀项目提升到市级活动，形成新的文化品牌。如我们与大东区联合主办了“东城文艺创作奖”评比活动，把区级文化活动上升为全市的文艺创作活动，即扩大了该项活动的影响面，提高了活动的质量，又填补了我市在群众文艺创作方面的空白；以和平区五环社区京剧活动为基础，组织了全市票友大赛，为全市戏迷票友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与铁西区联合举办了“聚焦沈西工业走廊”*市工业题材摄影大赛，有力地宣传了*老工业基地振兴过程中取得的辉煌成果。

文化范文第5篇

一、繁荣文艺创作和演出，全力打造文化艺术品牌

要实施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进一步繁荣文艺创作和演出。

要强化精品意识，创作更多的优秀作品。伟大的事业需要崇高的精神来支撑和推动，崇高的精神需要杰出的作品来激励和讴歌，要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激励各族人民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文艺团体的活力强不强，主要看有没有吸引人的优秀作品奉献给广大观众。有创作能力的文艺团体，必须自己创作及排演一批健康向上、具有现代风格、富有政治教育意义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作品，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在文艺创作方面，覃塘区作了一些探索，初步取得了成效。近年来，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单位捐资、社会各界人士资助等方式，使民族传统文化艺术不断巩固发展壮大，打造了一批体现时代精神、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艺术精品。目前，全区组建有覃塘镇覃塘社区老年人文艺队，石卡镇石卡社区曲艺团、粤剧团，石卡镇方竹村歌舞团，三里镇三里社区粤剧团，东龙镇高龙村壮剧团等50多个民间文艺团体，参加人员达1200多人，初步形成了分布合理的村屯文化网络。他们长年活跃在当地和周边乡村文化生活舞台，红红火火地开展演出活动，唱响了社会主义文化主旋律。覃塘社区老年人文艺队10多年来坚持义务演出历史优秀剧目，还自编自演了许多具有现代生活气息的小品，深受群众欢迎。覃塘社区的《老人健身球》节目在广西“夕阳红”文艺演出中获一等奖，社区文艺队创作的《蔗农上北京》、《市场点滴》、《迎回归》等获*市民间文艺汇演（调演）奖项。*年12月1日，*区党委副书记李纪恒到覃塘社区老年人文艺队检查工作，观看文艺队演出后，给予了高度评价。东龙镇高龙村壮剧团的歌剧《过关》获*区电力系统文艺汇演优秀奖。石卡社区曲艺团和粤剧团的艺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近年创作并排演了一个个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好作品奉献给广大观众，如现代歌舞《颂邓小平》、《祝福覃塘》，粤曲《学理论讲道德》，小品《生猪集宰好》，歌剧《铁窗泪》，哑剧《哑佬剃头》等。该剧团老艺人梁坚志、黄开球创作的反映大学生正确对待就业问题的作品《故乡情》，2002年获*市小戏创作作品优秀奖。2002年1月23日，石卡镇石卡社区曲艺团、粤剧团在本镇文化站露天舞台演出，向到场观看节目的*市委领导、市辖三区两县市领导和部分乡镇领导汇报了文艺作品创作成果。这些由民间艺人自编自导自演的艺术作品上演后，得到群众认可，繁荣了农村文化生活，推动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向前发展。对文艺创作活动，必须加以引导、鼓励，使更多的作品脱颖而出。

二、建立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夯实基层文化基础

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软件、硬件基础，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营高效、服务优质的覆盖全社会的文化服务体系。要把文化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强化基层特别是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和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覃塘区充分发挥乡镇文化阵地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近年来，区、乡镇多方筹资建设和完善了基层文化设施。2001年获得*区扶持资金5万元，自己筹资3万元，对石卡镇文化站进行扩建和改造建设，建起了功能较完善的科教室、图书馆、阅览室、文娱活动室、乒乓球室、旱溜场以及宣传橱窗等场所，目前图书馆藏书量1.4万册，成为原玉林地区达标图书馆之一。2003年得到*区扶持资金60万元，自筹资金64.6万元，共投资124.6万元，建成东龙、黄练、蒙公、樟木、三里、五里6个乡镇文化站办公楼和部分文体活动设施，加上原有的石卡、覃塘镇文化站设施，目前全区10个乡镇，已有8个乡镇新建或改建有文化站办公楼，为农民学文化、学技术和开展文体活动提供场所。多年来，这些文化体育设施发挥了应有作用，有力地推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如石卡、覃塘、东龙镇文化站，每年都不定期在站内开展文化骨干业务培训班10多期，开展科技培训班30多期，参加培训人员2000多人次，接纳读书、看报农民1.5万多人次，造就了一批种养致富的经济能人。逢重大节日还在站内举行各种文体活动。从目前情况看，覃塘区文化阵地建设还相对滞后。全区10个乡镇文化站，其中6个乡镇文化站建有新办公楼，但设施不完善。石卡、覃塘镇文化站都是利用原有办公设施。大岭、山北乡文化站还没有站址。全区只有村级文化活动室86个、村级图书室5个，设施还不完善。

“十一五”期间，覃塘区要大力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突出抓好各村屯文化室、图书室、电子信息馆、广播电视、科技普及、群众体育等设施建设。在今后1至2年，覃塘区必须多方筹集资金建设大岭、山北两个乡文化站办公楼，完善好其他8个乡镇文化站设施，增加服务功能。还要建立和健全各村、屯文化室、活动室，使之发挥作用，以此推动基层文化建设。

三、大力培养一支专兼结合的文化队伍，为建设文化*提供人才支撑

要进一步加强文化艺术专业人才、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力度，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文化人才队伍。人才队伍是做好文化工作的根本保证。近年来，覃塘区建立和健全一支热心文化事业、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的文化工作队伍，使文化工作有人管、有人做。一是做好区文工团的管理培训，大力发挥其专业优势。二是不断加强对乡镇文化站干部的业务培训。*年对乡镇文化站干部进行业务培训4期，重点抓好文化站长的培训，受训人员达50多人次。三是大力培养和发展民间文化艺术队伍。如石卡镇石卡社区曲艺团2001年6月新吸收原中小学音乐课教师黄翠莲、陆秀莲、黄静媚等16位女青年加入剧团，使面临解散危机的剧团起死回生。石卡镇石卡社区粤剧团2002年初新吸收8位女青年参加剧团，演员队伍不断壮大，活力增强。石卡镇方竹村歌舞团2002年动员15名中青年农民加入剧团后，解决了演员老化问题。覃塘镇覃塘社区文艺队、三里镇三里社区粤剧团等农村文艺团体，也吸收部分中青年农民加入剧团，演员趋向年轻化。但是，覃塘区目前文化人才队伍还是比较薄弱的。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乡镇文化队伍不断萎缩。2002年乡镇机构改革时，把乡镇文化站与广播电视站合并为一个单位。站内人员变动大，大多数人员不熟悉文化业务，素质有待提高。各乡镇文化广播电视站在编人员只有1至2人，有的编制人员还要从事乡镇里的其他工作。合并后的乡镇文化广播电视站，其人员大部分精力用在广播电视管理，忽视了文化管理工作。另外，区文工团也是从教师队伍中临时抽调，无正式编制。

“十一五”期间，覃塘区必须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好这支队伍的作用。一是要稳定队伍。各乡镇必须确保文化广播电视站人员在编在岗，充分保障文化工作者的工资、福利等待遇。同时积极发挥村屯文化骨干的带头作用，努力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文化队伍。二是要提升素质。文化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基层文化工作者的培养，造就一支能适应新时期文化工作需要的文化指导员队伍，力争用1至2年时间对农村文化人员普遍培训一次。三是要管好队伍。各乡镇和区文化主管部门要努力强化对基层文化人员的考核管理，建立一套良性的进和出、晋升和淘汰机制，乡镇文化广播电视站人员的调动、站长的任免需征求区文化主管部门的意见。

四、推进文化法制建设，净化文化市场环境

要继续加强对网络文化市场、音像市场、演出市场、娱乐市场的监控力度，严厉打击违法经营行为，完成各项专项整治任务。近年来，覃塘区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标本兼治”方针，积极开展对网吧、电子游戏室和音像、出版物营业场所专项整治工作。*年责令停业整顿网吧两家，暂扣两家《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警告5家，处罚30多家（次），开出罚单5万多元。还加强对电子游戏室和音像、出版物管理，严厉查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年暂吊扣3家《文化经营许可证》，警告5家，查封1家，处罚10多家（次）。此外，还收缴盗版、黄色影碟、非法书刊共5000多盒册，进一步净化了区内文化市场，确保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十一五”期间，还要大力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

五、开展多层次、宽领域文化交流活动，提高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要努力实施民族文化“走出去”和“请进来”战略，在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中不断提高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通过举办文化艺术作品展览、评比，开展文艺汇演（调演）和召开经验交流会、现场会等形式，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交流活动，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覃塘区近年积极挖掘民族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逐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年2月，推荐东龙镇石龙社区潘铁明、潘庆权父子俩参加在沈阳市举办的中华精品彩灯大赛，展品《七彩花灯》、《斗牛彩灯》分别获第七届中华民族文艺山花奖·民间艺术（灯彩奖）银奖和优秀奖，成为广西唯一获此殊荣的个人。覃塘区民间艺术作品首次挤进了部级评比先进行列。三里镇群众自发组织别具一格、别开生面的“三里歌圩”，每到三里圩期，都有本区三里、五里镇和横县云表镇的100—200名爱好山歌的农民赶往对歌地点——“义度桥”，进行对歌及切磋歌艺。该镇党委、政府对“三里歌圩”活动进行适当引导，既弘扬了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又扩大了与邻县的民俗文化交流。在*年8月召开的*区基层文化建设经验交流会上，石卡镇方竹村歌舞团作了经验介绍，该剧团被评为*区“优秀村（屯）文艺队”，团长庞志能被评为*区“小康文化示范户”，成为*市唯一获此殊荣的集体和个人。这是覃塘区首个民间剧团走出“家门”，与广西其他县（市）区39个民间文艺团体交流办团经验体会。

六、积极开发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文化资源，不断增强*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