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的贺岁片《集结号》在国内票房节节攀升的同时，又在岁末年初吹响了挺进海外的进军号。在银幕荧屏一片情滥的当下，冯小刚自称《集结号》是一部男人戏，没有儿女私情。“我要做中国新战争大片。”“从故事情节上来说，《集结号》是一部感人的悲剧，但我不保证每个观众看了都会哭，我不做这样的承诺。喜剧不保证每个人笑，《集结号》也不保证每个人哭。每个人对艺术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相信都会被感动，我相信这次的故事和以前不一样，即使走出电影院，人物的形象还是会在心里。”

那么让冯小刚如此自信的“感动”究竟是什么？它又源于何处？冯小刚表示，这部影片并非为了探讨牺牲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形而上的主题，在自己的心目中，这就是一个在漫长的岁月中不被人理解的“英雄受了委屈的故事”。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就是因为每个男人的心中都有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但是这并非廉价的英雄主义，而是发自内心的感动。

这个根据杨金远的小说《官司》改编的“英雄受了委屈的故事”并不复杂：1948年淮海战役中，九连连长谷子地接受了阻击任务，以掩护大部队转移。他与团长约定以集结号为令撤退，但全连战士始终没有听到集结号的吹响，谷子地亲眼看着战友们一个个死去却无能为力。最后除谷子地之外46名战士全部阵亡。从此，寻找团长问清楚为什么集结号没吹响，成了谷子地后半生的追求。十年后，昔日的号手道出了秘密：当年大部队转移时，团长根本没让号手吹号，因为必须用九连的牺牲去换取大部队的安全转移。影片的结尾是一场迟到的为整个九连举行的葬礼。葬礼上谷子地被授予功勋奖章，九连战士得以恢复烈士名誉。

就情节的民族性而言，西方更为崇尚英雄，但西片表现的英雄主义大抵属于个人英雄主义。而冯小刚虽然也是通过谷子地在漫长的岁月中不被人理解孤独一人依然在“伸冤”的路上义无反顾地前行，来完成对“平民英雄”的浓墨书写与热情礼赞，但是谷子地的英雄形象完全不同于超人、蜘蛛侠和绿巨人，也迥异于《007》《谍中谍》《巴顿将军》乃至《拯救大兵瑞恩》中的西方各路英豪。谷子地可以很有个性，谷子地也可以极其孤独，但是谷子地绝对不可以有个人英雄主义，谷子地的上下求索虽然也呈现出孤胆英雄的某种特质，虽然也有洗清己身的含义在内，但更多的是为了给九连弟兄们讨一个说法。战后，牺牲了的战士被定义为“失踪者”而不是“牺牲者”，这对谷子地来说，是再长的岁月都无法医治的心病，在寻找战友遗骸的过程中，谷子地从头至尾背着沉重的良心包袱，因为失踪给200斤小米，牺牲给700斤小米，中间的差异不仅关乎一个人一年的口粮，更关系到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的世代荣誉。巴顿可以用万千士兵的生命去成就自己的一世英名，但是谷子地不能，谷子地只能倒过来用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去跟无情的岁月以及不合理的体制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来证明战友的清白，来维护生命的尊严，来捍卫军人的荣誉。而这一切，都只因为谷子地是土生土长于崇尚集体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英雄，而炮制这样的英雄的冯小刚，同样对传统文化精神怀有一份坚守之情，只不过冯氏用了现代商业大片惯用的电影元素来演绎民族的价值评判和自身的审美追求而已。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集结号》写到了英雄的孤独，并且将这种孤独刻意地放大与凸现。冯小刚放弃了自己轻车熟路的喜剧形式，而从英雄主义情结出发，以悲剧手法来给观众提供贺岁大餐，因而被认为“《集结号》的出现，实际上是冯小刚在改写了中国喜剧电影文化生态之后，把战争片也纳入到自己的类型片叙事重构之中。没有葛优出演的《集结号》，构成了冯小刚电影符号的改变”①。

对于《集结号》的英雄主义情结，需要我们在更为久远也更为广阔的时间与空间的范域内予以审视。对于中国而言，集体英雄主义精神始终被社会主流话语所肯定。1949年后，中国电影开始了从民族商业电影向国家政治电影的第一次转型。在这一次转型中，政治与艺术的矛盾关系是一条重要线索，并且在两者的博弈中，政治是占上风的。②几乎所有的电影主题都不外乎革命的英雄主义和忘我的集体主义。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电影开始了从国家政治电影向主流商业电影的第二次转型，转型的核心是承认电影的文化商品属性。直至第四、第五代导演出现，开始强调电影的认识功能是对“人生”的终极体验，是对历史的文化反省，并且电影的审美功能不再是简单的“寓教”，而是其独立的美学意义。到了90年代初中期，“主旋律”被重新进行了更宽阔的界定后，又成为国家电影的核心价值。商业电影微妙地转向主流电影。③而从90年代中后期起，电影又开始出现第三次转型，即以宣传教育为主的单纯政治文化向审美愉悦为主的娱乐文化转型和从精致的严肃文化向商业性的快餐文化与大众文化转型。冯氏电影，恰在此时崭露头角。

冯小刚的贺岁片从《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延续到《大腕》《一声叹息》《手机》和《夜宴》，一而再再而三地创造着票房奇迹，由此冯小刚也成为了中国商业电影的领军人物。人们通常更多地关注始于《甲方乙方》的冯氏电影的喜剧趣味以及迎合于商业文化的冯氏电影元素的特质。作为商业大片，《集结号》依然注重或者说更为注重让视听刺激与情绪渲染满足于观众感官和心理的需要。其实从人文精神的角度来看，冯氏贺岁片同样具有特定的认识功能和文化意义，《集结号》中对生命个体多元形态的认可、对普通生命个体同样需要尊重的呼唤以及对理想生存方式的隐性的假想与追求，与《甲方乙方》所蕴涵的自由生存欲望和理想生存状态的诉求可谓一脉相承。

英雄主义通常会与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同时被提及。但是，《集结号》与同为表现集体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战争片《南征北战》《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等影片不同，除了战争场面显得更加惨烈并且带上了西方战争大片的痕迹之外，还抛弃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并由借宏大叙事来表现国家政治电影的主旋律，转而关注生命个体并为平民英雄的被排斥于历史与体制之外鸣不平，由一味高唱集体英雄主义凯歌，转而凸现战争的残酷以及英雄孤独的悲壮。让银幕上的九连战士和银幕下的各色观众苦苦期待的原本可以吹响集结号但直到曲终人散也未能吹响的军号，以首尾呼应的形态有形无形地贯穿于全片。片首，它于特写的镜头中在血迹斑斑的画面之后出现在皑皑白雪之上，白雪覆盖着46位英烈的墓冢。随即镜头渐渐向上拉成全景，在群山簇拥之下，军号与军号下的烈士墓冢渐变渐小，某种特定的历史感便在这变化运动着的镜头与画面构图中生出了浓厚的意味。

《集结号》没有像《甲方乙方》一样采取现代电影叙事的开放式结构，而是沿用了传统的封闭式结构，以期待中的集结号始终未能吹响所构成的事件冲突为主要线索和主要情节。这样的结构形态，有利于凸现谷子地要为九连战友向组织讨说法的执著，也有利于在情节推进中通过谷子地强烈而又充满温情的主观欲求与并不温情的客观现实之间的剧烈矛盾冲突的胶着状态，来表现人性的坚韧和人性被尊重的必要，并由此曲折地传递出冯小刚的社会理想和审美期待。

《集结号》的封闭式结构属于连接式的板块结构，全片由惨烈悲壮的战争叙事走向压抑清冷的和平叙事。如果说战争与悲壮之间有着某种必然关联的话，谷子地在和平年代为战友们讨说法的孤独历程以及46名英烈在漫长的岁月里深埋于煤山之下的凄凉场景，却与我们所熟悉的电影中的和平生活相去甚远。冯小刚借助这样的结构所表现的不仅仅是一种人道主义情怀，还体现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折射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正如影片宣传词所说的“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某一个生命某一种牺牲某一段历程是否不朽，不是由某一种体制、某一位人物说了算的，不朽得由人民来评说，由历史来盖棺论定，而历史，恰恰是由万万千千像谷子地、王金存、焦大鹏、姜茂才、吕宽沟一样的平民英雄或者平民百姓创造的，就此而言，谷子地的孤独和追求是有价值的，是值得尊重与肯定的。《集结号》的认识功能和文化意义也由此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凸现。

当冯小刚尝试着用不同的现代电影符号在银幕上诉说自己的价值追求与审美趣味时，我们仍能从中听到传统文化强势话语发出的声音。刚正不阿的正义感，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不随波逐流的独立人格，可杀而不可辱的英雄气概，构成了儒家理想人格与道德传统的重要内容。以谷子地为代表的平民英雄，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人性弱点，但无一例外由内而外地表现出了传统文化所崇尚的“气节”，张扬的是浩然之正气，恪守的是做人之正道，由此抵达了有气有节的理想道德之境界。西方个人英雄主义价值体系下诞生的是巴顿将军，而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中站起的则是谷子地率领的九连群像。哪怕谷子地是在孤军奋战，掩埋于煤山之下的九连群体的真实存在依然可以成为支撑谷子地独立前行的精神支柱。谷子地在脸谱化、符号化的“权威”面前拍案而起，实乃气节使然，也是气节之表现。“苏世不移，横而不流兮”，独立的人格和清白的人品终究得以保持，谷子地也终究可以在荣军医院中安心地撒手而去。在商业型主流大片中，在当代东西方银幕上剧作都不再成为构成影片审美体系的主要环节之际，在东西方电影叙事元素貌合之时，冯小刚可以凭其“神离”而为自己在当代影坛上赢得一席之地。

在我们这片传承数千年集体主义精神的民族文化土壤上，让英雄孤独地行走屈辱地伸冤悲壮地拍案而起，原本无需奇怪。观众若能在为谷子地于权威面前拍案而起而击节、为谷子地于英雄墓冢前壮怀激烈地爆发而洒泪的同时，作一番历史的回望，并能透过谷子地这样的英雄拍案与爆发的“表层”，洞察到或者联想到我们这个民族数千年来理性主义缺失所导致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那么影片的意义当能超越冯小刚所自诩的让观众“感动”的层面。

中国缺乏理想主义能够生长的土壤，“故而始终没有整体上的刺激理性主义生长的文化魄力。其中，村落、宗法制、专制集权与封闭的环境是导致理性主义文化大环境难产的最主要因素”④。时代的车轮毕竟驶入了21世纪的轨道，冯小刚英雄主义情结作用下拍摄而成的《集结号》，能够引发观众审视乃至反省民族文化传统，终究还是有意义的。《秋菊打官司》中的“讨个说法”，维护了以秋菊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尊严，其过程将中华传统文明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的某种蜕变予以艺术的呈示。谷子地历尽磨难终于讨得了说法同样在一定层面和程度上对中华传统文明中理性主义的缺席发出了拷问。悲剧根源直指的不仅是人的内心，更是一种制度一种体制在长期沿袭中体现出来的某些不合理性与不适应性。因而观众不会像扔弃看电影时拭泪用的纸巾一样，走出影院旋即将曾经的感动置之脑后。尽管观众看完影片擦干了眼泪只将“组织不可信”以“戏言”的方式挂在了嘴边，尽管《集结号》在商业大片电影元素运用方面的努力或许远胜于其对民族文化传统予以深层次思考方面所下的功夫，我们还是应该正视冯小刚拍摄此片的初衷和为之作出的努力以及由此而获得的成功。

①侯克明.《集结号》与战争片叙事重构[J].北京：电影艺术，2008.⑴.

②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366.

③适安.第三次转型期的国家电影[J].北京：电影艺术，2008.⑴.

④周春生.直觉与东西方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