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涉及的影片，均为已取得政府核发的通过令的。

一

影片的直接客户是发行公司、影院。间接客户是观众，以及衍生客户群。制片商在取悦观众之前，必须先博得直接客户的青睐。

今天，我们不能指望制片商年年拿出个《生死抉择》来拯救萧条的电影市场，只能在目前年产近百部影片以及库存许许多多旧片的基础上，探讨如何理顺、开放、激活市场，从而激活电影产业链。自救行动的切入点应该是影院。

产品只有卖出之后才成为商品。由于电影观众只能在影院里完成消费行为，因此影院的兴衰决定电影业的存亡。电影业将依赖影院的“人气”而获得生机。

正常影院经营应该是三种模式：

1.自主：即拥有一定区域、时域范围版权的拷贝，自主决定放映。利润归己。

2.分成：经营所得利润与版权拥有者分成。

3.出租场地、设施及提供劳务。

影院之间正常的关系应该是：

1.控股

2.松散的同业协会

3.为某经济行为而共同投资的合伙人

4.委托经营、管理

影院之间、影院与制片商之间最重要的游戏规则是版权。

这四种关系、三种经营模式和一个游戏规则是建立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市场(下称市场)的必要条件。市场会为这四种关系、三种经营模式、一个游戏规则提供走出困境的许多机会。

电影版权是维持市场正常运作的重要保证。电影版权也应为市场正常发展提供帮助：在区域、时域的单位上，应该细分“刻度”，以有利于客户滚动操作。定性、定量分析费率，计算方法公开，便于客户“跑量”操作时权衡得失。市场在版权这一游戏规则下允许垄断。这会激活市场，奖励投资行为。

各省、市电影发行公司是电影市场的“赘生体”。他们割据地方市场，扼杀市场竞争。一些正常的市场行为因此而无法展开。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市场不会容纳这些非市场行为的中介体。

市场的“影片交易子市场”需要产品明码标价。或按“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原则进行拍卖、转让，也需要有产品源源不断地应市，即有市有价。这样势必会与某些“赘生体”的利益相悖。制片商们在建立这个“交易子市场”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制片商应该看到，有了健康的“交易子市场”，市场需求才会增加，自己才有增大生存空间的可能。这是个为人为己的“双赢”行动。近期也许会有“赘生体”的抵制。“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对制片商而言也是如此。

影院从昨天的计划经济和今天的虚假市场走向市场经济初期，将经历一个“战国时期”，“诸雄争先”。其结果是：

1.促使企业内部经营机制优化，提高竞争力。

2.充分开拓市场，充分挖掘市场需求的潜力。

3.“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者将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充满活力的影院终将走向跨省、市联合之路。用网状连锁经营(院线)实现规模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规模经济不是个数量概念。其经营管理、市场营销、人员协调，这套体制经过市场“生死”竞争过程整合。“公司翻牌”、行政指令也能搞联合，搞大规模。但其竞争力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其搞大的不是市场规模，是“砧板”上的规模。影院网状连锁经营能做大市场，能增加“交易子市场”的需求量，能为制片商乃至电影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

市场应该对社会资金敞开大门，应该谋求资本市场援手，使之能以参股、控股、独资及其它形式参与整个市场运作。社会资金踊跃进入是市场生命可持续的标志。

政府为支持国产电影在花钱(间接或直接地花钱)，这资金投向恰当，便能达到三个不同层面上的目的：

1.少量几个准确体现要求的作品。

2.设计方向的市场需求形成趋势。

3.促成可持续的市场需求。

电影业外资金参与制片的可能性、制片行为的可持续性，都依赖于制片行为本身能够获利，依赖于商业运作，因而有趋利避害的正常本能。有限的政府资金通过“交易子市场”，创造市场需求，透过资助直接客户的购买活动，影响整个电影产业链，从而赢得上述三个层面上的最佳成绩——促成可持续的市场需求。电影是个商业行为，因此政府资金不应去扶植制片商、不应去扶植制片行为，更不该去扶植没有市场前景的制片行为：一部影片只有形成商品被消费，才能宣扬它想说什么。银行业过去将款贷给房产发展商，使之造出许多“产不适销”的“积压房”。现在银行给消费者贷款，一棋高招，满盘皆活!

电影产业链恢复生机的关键是影院。这个“影院”概念不是指场地、设施，而是观众消费的实施者。也许它并没有场地。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中国电影今天什么也不缺，只缺一个市场，电影是个商业行为，只要有健康市场，有市场需求，就有赢利空间，就有资源注入。假如“长影”、“北影”、“上影”经营不善都垮了，中国影业还能站起来。但假如没有市场，没有市场需求，纵然握有万亿资金，电影也就快要走到头了。

二

电影的卖点：1.人气2.娱乐性

“人气”体现了市场需求，“人气”反映了对社会的影响力，衍生客户有求于“人气”对社会施加影响。“人气”，又能带来市场需求，又能招徕衍生客户。营销应以“人气”为中心展开。

要让人们有进影院的理由，要激起人们走进影院的欲望。因此：

1.影院应为观众提供优秀质量的产品。透过产品：

a.让观众获得不失真的影片上的信息。即有清晰、质感的画面，正确还原的色彩，符合标准声压的高保真度乐、效、白，就是复映的旧片也应该把划道清清楚楚地展现于银幕。

b.应该让观众明白：这里是电影院，有着录像、光碟、家庭影院无法企及的质量水准、娱乐氛围、人际交流互动感受。

c.营造一个精神伊甸园。心理医学分析证明，现代人们受工作、学习压力影响，心智压抑、疲惫、寂寞、孤独。影院是个好去处，在观众群中感受人类与生俱来的归属体验，享受难得的一份安宁，忘却烦恼，无负担地“发”回梦，闭锁的灵魂得到升华。

2.影院应为观众提供优秀质量的衍生产品。例如：影院应为不同目的观众，提供不同的产品对象。有的观众是为了欣赏优质的声音、画面而来，也许已经在家里的家庭影院上放过光碟，可为了追求身临其境、撼人心魄的声音效果，细腻、清晰、充满丰富质感的画面，再次追踪到影院。对这样的“发烧友”，影院应引为知己，为其提供高质量的视听环境，提供高质量的视听效果，提供高质量的衍生产品。如探讨视听器材的优劣、摆位、摩机，讨论欣赏影片中的“音影定位”等等，满足高层次的需求。再如：影院应为有才华的观众创造机会，发表其对影片的看法、批评。尤其是在学生中间鼓励发表高见，择优推荐给报社。在影院大厅里辟一面墙登影评并不困难，可以满足那些观众的“被重视感”。

3.庐山牯岭的一个影院将一部《庐山恋》放了二十年还是有人看。这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细分观众群体，提供相应的产品。例如学校学生课文的背景资料，旅行社对游客的景点介绍，医院患者康复诀窍等等，都是特定人群的特定需求。单纯的降低票价吸引不了多少观众，关键在于了解哪些观众想看哪些内容。

4.为影片找观众，为观众找影片。将手里所有的影片梳理一遍。将内容介绍上网待查，在版权的游戏规则下开辟影片的二手市场和租赁市场。

影院要为自己聚“人气”，而非聚“晦气”。空气不新鲜，有异味；夏天热、冬天冷；环境脏，嘈杂乱；交通不方便，停车要收费；座椅不舒服；缺少娱乐氛围；放映镜头焦点不实，光量不足，色温偏低，还音功率偏小，声音失真，无环绕效果等都构成了劣质产品。再加上那些制片商的粗制滥造，目前消费者协会又不受理对这些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投诉，观众无法用手投票表示自己的好恶，只能用脚来投票——一走了之。电影的萧条现状完全咎由自取。

振兴市场必须：

1.有优秀质量的产品。

2.要给消费者一个说话的地方。

电影是种商业行为，观众花钱消费。票价高低影响着消费人次。例如一部新影片预期某地票房30万。a设计票价30元，需1万观众，占当地人口1%。b设计3元，需10万观众，占当地人口10%。在相当的宣传攻势下，b人次数比a高10倍，看上去难度大许多。但因为经济原因，可能a将许多观众拦在了门外。b方案则能聚得更多的“人气”。“人气”也是商机。电影的收益是由票房和衍生产品两部分收入所组成。后者的收入是透过“人气”的“量”而获得，只不过在电影黄金时期被业内人士忽视了。而如今“人气”萧条，业内人士已无颜再作交易。不过眼红国外衍生产品巨大成功者还是有的。今天是该重新审视、研究“人气”了。“人气”是商品，电影衍生客户可以透过“人气”，向社会大众表现自己的意图、表现自己、表现自己的产品，以期望对社会有所影响。影响力将正比于“人气量”。电影衍生客户分布于社会各方面。有长期合作的，有为某特定事、物合作的。只要抱着“双赢”的心态，在电影摄制前、摄制中、宣传时、发行时都可以推销“预期人气”，找衍生客户。

电影不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数年不进影院的人多似过江之卿。走趟影院也确实难：学生在为考试忙，大人在为生存忙，就是休闲日子，看到不菲的票价也会令合家度假者转向。电影淡出了主流社会，人们已经遗忘了影院。这使得在青少年中培养上电影院的习惯日显重要。要促成这一群体以看电影为一种时尚。在学校教学、教育场次的定价上，应该薄利，真正的薄利。让过去看一场的票价看三场、四场。鼓励学校充分利用电影辅助教学。影院对学校课程进行跟踪，适时推销。学生人流的增加，相应“人气”提高。影院还可以衍生产品向社会推销。市场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者。

制片商要有树“精品”、“名品”的意识，要为自己树立“精品”、“名品”的招牌。宣传影片时须不失时机地宣传一下自己的品牌。中国有明星演员、有知名导演，缺少精品制片商。卖厂标应谨慎从事，票房不好会使自己脸上无光。卖厂名给烂片是极愚蠢的行为。

一摄制组资深制片主任在回答关于他那部影片能赚多少钱时说：不，这戏能捞回成本也就不错了，怎么能盈利?类似说法在别处、别人口中也常能听到。这暴露了制片过程中的许多弊端：

1.摄制行为获取的是劳务收入，与产品、制片/投资方效益关联很小。虽然也有非常敬业的人，呕心沥血，十年磨一剑。但不风险投资，也无投资风险意识。他关注的仅仅是这次拍片的机会。

2.制片/投资方决策思维方式停格在20多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休闲方式极度匮乏时代、人们意识靠简单的灌输就能左右的时代。那时，影院挤满“饥渴”的观众，他们会把任何一盆水都当成甘露，因此要“占领”银幕，今非昔比，再靠数量“占领”银幕，再奢谈什么年产几十部片子，到底有多少社会实际效益，多少经济效益?

3.大制片厂内都设有艺委会、技委会给拍片把关。若不设个具有“一票否决”权的市场委员会，让它来评估该产品是否具有商业价值，这种无视市场的后果，必然是亏本。

4.投资制片行为风险很大，对此要有风险控制机制。“钱打水漂不心疼”反映出了缺乏这样的控制机制，缺乏对投资决策者的制约机制。

5.就制片行为整体而言，目前并不太缺资金来源。否则也不会滥用。但对某一想走市场经济方式的具体制片行为而言，筹资却相当困难，真是难为了这些制片行为步入市场经济时代的先行者。撇开他们不谈，业内有人总是抱怨没有资金，片子拍不过好莱坞。仿佛巨资就能创造巨片，就能创造巨额利润。为什么不掂量一下自己：有了10亿美金，能否拍出纯利盈20亿的片子?凭什么人家会相信你能盈利，把钱交给你?但假如你每隔1—2年，就能推出一部盈利300%以上的片子，并保持这记录10年，那投资商不踏烂你的门槛才怪呢。

电影不同于其他市场，直接客户总量也就是数十、上百个。对这些有限的客户来说，逢年过节打个电话问候一声并不困难。但一个产品被他们拒绝，则肯定是个灾难。为客户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产品，是商家成功的秘诀。有限的客户数为制片商了解需求提供了方便。可悲的是今天供方认为自己比需方更了解市场、更高明，不屑与其谈论“井”外的世界。

三、事后信息非对称与经理人员的激励问题

在规范的农村信用合作制度模式下，对经理人员的监督由社员来完成。这种互助生产形式与德姆塞茨、阿尔奇安所提出的“团队”是有明显区别的。因为大多数社员并不直接参与信用社的工作和管理中来，只是享受其提供的服务和利益分配。在重大决策上参与选择。这种区别使得其监督成本相对较高，主要是由于事后信息不对称，社员很难了解信用社的实际经营情况，需要社员努力从各方面搜集信息。问题是，由于每个社员只有一股，在表决时也只有一票，较高的成本往往使得其不愿意花费代价来行使监督职能，存在着“搭便车”的现象，即总是希望别人来对信用社经理人员和经营行为实施监督，到后来，就没有人来对信用社的经理人员和经营行为实施监督。同时，我们知道，监督也需要一定的知识，农民由于知识相对贫乏，即使其有权监督，也大多数难以发挥其监督职能。这是合作制度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

实际上，从农村信用社的股权分配来说，由于一人一股，则只有一投票权，我们可以把信用社的全体员工队伍看作是一个合伙团队，谁也没有绝对的发言权和控制权。但是，在一个团队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监督团队成员的劳动，有些团队成员可能会偷懒，由于劳动的不可计量特性，相互间共同监督是很困难的，很难对成员的劳动付出做出准确的评价。按照德姆塞茨和阿尔奇安的理论，在团队中必须选举出一个人来对整个团队成员的劳动进行监督。从当前农村信用社的实际监督安排看，来自农民的内部监督是软弱无力的，事实上的监督主要通过人民银行的现场与非现场监管来完成。但是，由于人民银行与农民在根本利益上的差异，前者注重金融风险控制，后者注重自身融资和农村经济发展，因此，很难指望两者在激励目标和操作手段上存在完全共通性。

我们认为，内部监督是关键。一方面，有效的内部监督可以降低外部监督(人民银行)成本。毕竟，农民显然不希望自身所有的信用社面临金融风险，只有在良好运作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为农民提供完备的金融服务。因此，人民银行的监管目标对农民来说是下限；反过来说，良好的内部监督必然降低外部监督的工作量；而外部监督却未必尽然保证内部监督的效率。

我们知道，一方面，由于农民只有入股权，没有控制权和投票权，其实际上没有任何监督权，另一方面，从产权结构来看，由于国家>

占的比重很低，从理论上讲，无权对农村信用社经营行为实施监督。1996年农村信用社从农业银行分离出来交由当地人民银行管理以后，政府几次发文，要求各级不能对农村信用社的人、财、物进行干预，这样，农村信用社的监督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真空”，成为了一个自由天地。而正是这几年，农村信用社无论是资产质量，还是财务经营状况，均较以前年度有明显的下降。这当然跟农村经济形势以及全国整个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关，也与前些年度累积下来一些金融风险有关，但我们不能不说，与我们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督出现“真空”有关。

目前有一种提法，即在各县农村信用联社的基础上，投资入股，成立省级农村信用联社，然后再成立中国农村信用社合作社总社之类的机构，这种机构组织体系对于增加农村信用社的资金调度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是极为有用的，同时，也有助于对县级及其以下农衬信用社的经营行为和经理人员实施监督。与目前比，是一种进步。但仅有这种组织体系还远远不够，关键问题是不能解决外部人控制和缺乏内部监督的问题。只不过是把经营者的选择权交给了更高级的“上级”，把各单一信用社的风险捆绑处理，在规模上提高抗风险能力，治标而未治本。另外，要求省级联社对纷繁复杂的县级农村信用社实施有效监督是困难的，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低纵向监督的效率。

在缺乏内部监督的情形下，内部人控制几乎是必然出现的，从我国农村信用社经营实际情况看，经理人员利用职位，以损害农民利益为自己谋利益是不罕见的。

我们的看法是，应该设计一种模式，使人的个人效用函数与企业的效用函数一致，形成激励相容。正反两方面的激励安排都是必要的。正向安排是使信用社经理的收入与效益挂钩；反向安排是公开招聘信用社经理，对出现严重违反农民利益的经营者，农民应具备联合罢免权。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一互助组织在产权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不同于其它企业的特征，即一人一股一票，这种产权结构尽管在一定时期、一定的区域能够有效发挥作用，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已经日益显示出了其弊端。从经理人员的选择来看，选举规则和选举程序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选举结果。同时，这种制度对于经理人员的监督和激励也是极为不利的。由于对经理人员的监督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要有一定的知识，平均化的股权结构易于使得股东“搭便车”，导致监督空洞化。

目前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制度与规范的合作制度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社员股东没有收益分配权、决策权和对经理人员的选择权。因而，使得其在实践过程当中，出现一系列更为严重的问题。包括外部人—内部人控制问题、监督失控问题等等。使得农村信用社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比国有商业银行还要多。因此，我们建议：

1．将农村信用社改合作制为村民委员会控股的股份制。入股资金可用村集体提留，也可以由农民入股，组成控股会，再由控股会对信用社入股。在控股比例上，应打破平均化的倾向，在要求每一个村集体都应该有入股资金的基础上，着力培养大股东。这种做法有几个方面的好处：一是解决广大农民缺乏监督知识、无力承担监督职能的问题。二是解决农民由于股金投入少，监督成本高而存在的“搭便车”问题，防止产生监督“真空”，可以因此全面提高监督效率。三是可以有效防止单纯由社会资金入股，重视股本效益而忽视对农业投入的情况。因为村民委员会所本身是村民选举产生，具有广泛的**性，能够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由其行使对信用社的控制权主和表决权，可以使农村信用社根殖于农村、农业和农民。四是有助于全面解决目前严重农村信用社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五是全面解决农村信用合作一人一股一票选举制度所产生的弊端，防止选举失效。

2．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以县级农村信用联社为重点，建立乡、县、省三级管理体制。由各村民委员会对乡镇农村信用社入股，按股权比例选举产生乡镇农村信用社董事会；再由各乡镇农村信用社对县级农村信用社入股，组成县级农村信用联社，选举产生县级农村信用社董事会，由董事会聘任总经理；总经理提名乡镇信用社经理，再由乡镇农村信用社董事会决定任命；在县级联社成立监事会；各县级农村信用社再投资入股，组建省级农村信用社联社。省级农村信用联社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各县(市)信用社调度、融通资金，防止出现支付危机；传达落实国家的产业政策，制订区域内的农村信用社发展政策；协调与政府各部门、各县(市)农村信用社之间的关系。在中央可以成立一个农村信用社行业管理办公室，主要负责政策制订。

3．建立对经理人员的激励机制。将经理人员的工资收入同经营业绩全面挂钩，实行经营风险抵押。对于超过预期收益部分。按一定比例对经理人员进行奖励。对经理人员实行期权制度，以促使其经营行为的持续性和长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