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随着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影视文化也应与国际文化相接轨，不断借鉴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文化成果来展现本国的文化，这是每个国家传播自己民族文化的必要条件。而今只有顺应文化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拍出征服世界观众的电影，才能实现跨文化传播，把我国的民族特色发扬光大，在全世界树立起中国人智慧与文明的形象。本文以电影《赤壁》的视听语言来分析其中的电影文化，主要包括细节展示、人物塑造、节奏剪辑和台词设计四个方面。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的沉淀中逐渐形成自己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民族情感和价值观念，我们要本着中国电影全球化的原则，向全世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电影《赤壁》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以中国文化为核心融入了好莱坞的风格，超越了国界，推广了中国文化。我们以《赤壁》为例研究其为什么在国内外都很卖座，具体在视听语言方面有哪些优势和特点，从而挖掘其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一、彰显特色的细节展示

在电影的开篇出现的是一把锈蚀的铜剑，那些斑斑锈迹正在慢慢剥落。宝剑逐渐显露出原初的锋芒。这把古剑的纹样雕刻精美，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兵器，象征权利的争夺与智慧的交锋。接着曹操的出场镜头是腰部的特写，把观众的视线集中到他佩戴的一大串玉坠上。玉在中国古代使用时有明显的等级地位，君臣佩戴玉的规格和形制都有明确的规定。这里用曹操佩戴的玉之多凸显其至尊贵的地位，大权在握的他极为嚣张，容不下半句反对的言论，为后文一系列情节的发展打下铺垫。在第一次周瑜和诸葛亮上一阵法时，乌龟出现留下悬念。之后在八卦阵启用之时揭示了谜底，原来这种阵法源于乌龟背上的纹理，隐喻了我国古人的智慧和用兵的神奇。林志玲扮演的小乔尽显江南美女的婉约与柔媚，其服装的设计以柔和的波浪线表现古典婉约，色彩上华丽典雅。同时也不乏朴素。这种独有的凸显人物性格的纹样设计，也是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在《赤壁(上)》的结尾出现了很多自由飞翔的白鸽，它们从两军对峙的江水上轻轻飞过。就好像跨越了战争飞向人类共同追求的和平。

二、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

三国鼎立时期的英雄层出不穷，但却性格迥异。电影《赤壁》抓住了各个人物身上的主要特点，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恰当的附加在他们身上，表现出对和平、自由、团结等精神的向往。在影片中首要表现的是人物的重情重义，在危难之时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强大的敌人。周瑜在练兵时就强调“东吴军队需要的，就是齐心”，之后又用编草鞋的草告诉大家团结就是力量。在《三国演义》中周瑜和诸葛亮本是不合的，周瑜不能忍受诸葛亮比自己更有才华。但在赤壁中的他们是彼此的知音，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华。在合奏的曲子中就能读懂对方的心思。在《赤壁》中除了表现英雄人物在战场上的神勇和在战术方面的智慧，还表现了不少他们的个人生活，这样就摆脱了好莱坞电影平面的人物形象，使人物更有立体感。刘备多年保持编草鞋的习惯，拿起课本教书的关羽与在战场上勇猛无敌的他判若两人，而张飞放下丈八的长矛竟然拿起毛笔也挥洒自如，料事如神的诸葛亮亲自给鸽子洗澡并用扇子为其晾干。这些情节不仅让三国中的人物走下神坛，成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而且在无形中融入了我国的历史文化，也是带有现代精神的历史传奇。

三、张弛有序的节奏剪辑

电影《赤壁》的节奏发展非常有规律，与好莱坞电影的节奏有几分相像。在松紧交替的节奏剪辑啊中，导演将中国的文化与故事情节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总的来看几场战役是紧张而激烈的，其中穿插了很多缓和观众紧张情绪的段落，从而防止审美疲劳。比如在紧张的练兵场忽然传来悠扬的笛声，随后摇入的几个远景镜头就像中国的水墨画，表现出大山的巍峨壮美、云雾朦胧。待笛声停止后。丢牛事件又让观众不由得的紧张起来，而为小马接生和小乔的出场又让观众悬着的心放松下来。接下来一段瑜亮的合奏非常激烈，用琴声展示了中国的古典文化。在《赤壁(下)》中主要是影片的情绪跌宕起伏，或喜或悲，或愁或忧，穿插变换，同时用两条主线叙述两军战前的准备过程。在孙权为染伤寒病去世的战士而忧虑时，曹操却大声吟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无形中也传播了我国的诗歌文化，表现出曹操豪迈的气概。在赤壁之战的高潮到来之前，小乔尽力为风向的转变拖延时间，劝曹操喝杯茶再去打仗，通过这一情节将中国的茶文化展示给世界。超级秘书网

四、超越时代的台词设计

电影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以《上海二十四小时》为例1933年，夏衍与明星影片公司导演程步高合作，摄制了第一部左翼电影《狂流》，后联华、艺华、天一等制片公司在同一年，相继摄制了《三个摩登女性》、《都会的早晨》、《城市之夜》、《母性之光》、《上海二十四小时》、《女性的呐喊》、《春蚕》、《丰年》、《小玩意》、《大路》、《姊妹花》、《铁板红泪录》、《挣扎》、《神女》、《盐潮》、《脂粉市场》、《民族生存》、《中国海的怒潮》、《恶邻》等三十余部影片，1933年由此被称为“左翼电影年”。1934－1935年，当局对左翼电影运动压制加剧，秘密电影小组通过个人联系方式，向公司或导演提供剧本，并成立电通影片公司。两年中，《同仇》、《渔光曲》、《女儿经》、《乡愁》、《船家女》、《劫后桃花》、《黄金时代》、《逃亡》、《生之哀歌》、《人之初》、《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等近三十部优秀影片诞生。笔者选取影片《上海二十四小时》为例，分析左翼电影作品中的法律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特点:

(一)社会底层群众所处的法律地位

非为被法律保护的“人”影片《上海二十四小时》描绘了30年代上海的一天，通过童工受伤事件将资产阶级与社会底层两个阶层联系起来，并使用蒙太奇对比手法鲜明刻画了两个阶层截然不同的生活。故事发生在下午四时，资本家周买办在雇佣的童工受伤后，对其置之不理，拒绝提供医药费等补偿。童工的姐姐只知哭泣，哥哥陈大前往周公馆告贷，却空手而回，童工的伤情渐渐恶化，一家人悲愤之余也无可奈何。此时周买办正瞒着太太和舞女玩乐，而买办太太也在和男友狎游。午夜，为救童工性命，失业青年老赵生平第一次到周公馆行窃。买办太太倦游回家发现遇窃，立刻报警。两小时后，陈大因被指控偷盗而入狱，老赵则拿着窃取的钱包为童工四处奔走。老赵得知陈大被抓后，随即到警察局投案自首。当陈大被释放回到家时，他的弟弟已经断气。时针再次走到下午四时，买办太太睡醒起床，如往日一样开始盘算如何消磨即将到来的夜晚。影片截取的时间维度仅二十四个小时，在对比的视角下却反映出许多问题，最突出的便是群众过于淡薄的法律意识。童工受伤事件本属民事法律调整的范围，然而无论是童工和其哥哥姐姐、老赵还是周买办，无一人寻求法律解决的方法。童工奄奄一息，姐姐只知哭泣，哥哥不寻求周买办的补偿，反而去周公馆告贷，空手而回后，无计可施，只能顶着大雨去卖菜，却是杯水车薪;周买办为维护自己的资产利益，对童工的生命置之不理，周买办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违法行为，自然也不会想到通过法律解决;老赵出于善意甚至走上违法之路，这个违法的英雄同样未曾思考过如何通过法律解决问题，群众法律意识的欠缺可见一斑。而探究导致群众法律意识如此淡薄的原因，正是30年代具有反动性的法律。当时的法律非将社会底层群众所处的法律地位认定被法律保护的“人”，而将其界定为法律的受害者。在非把底层群众当人的法律文化之下，底层群众在法律上不懂什么是无辜受害的法理，也无可寻求救济的法律，更没有依法保护自己的权益的法律意识，当然不可能主张在法律体制下解决问题。而以周买办为代表的剥削阶级，因法律本身是其专政的工具，而非限制其权力的手段，当法律对其有利时便选择遵守法律，当法律对其不利时便选择弃置法律，其本质上并无法律意识可言。影片同其他的左翼电影一样，将底层的不公之事诉诸于众，引发社会大众的共鸣，《上海二十四小时》中的不公平事件在对比手法的作用下尤为凸显。在30年代的法律体系下，周买办雇佣未成年儿童、在童工受伤后拒绝提供医疗费这样的事件尽管需受到道德的谴责，但却是合法的;而老赵行偷窃之事，虽是片中善的象征，却要受刑法的处罚;陈大仅因去周公馆告贷未成，便被认为存在偷盗的动机而锒铛入狱。为何合法之事让人觉得如此不公?原因在于当时的法律本身便是不公的，这种不公不仅体现在法律的制定之上，如仅规定盗窃应当受到处罚，却没有依据实际情形规定减轻处罚的情形，导致老赵不能得到合适的量刑，再如存在《儿童保护法》、《劳动保障法》等对弱势贫民的法律救济规定之空白，导致周买办“见死不救”的行为被判定为合法的现象;同时也体现在法律的执行上，如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仅凭周买办的一面之词，草率认定陈大有罪，短短“两小时”就使一自由之人身陷囹圄。而左翼电影正是通过突出这些不合理的现象达到批判法律不公，社会制度、阶级差别不合理的目的。

(二)浓重的道德色彩大于法律上的理性启示意义

蒙太奇对比手法贯穿影片的始终，无业游民老赵的转变无疑使得周买办的“丧心病狂”再次加深，《上海二十四小时》中，为替童工治病，老赵平生第一次行窃，得知陈大被冤入狱，老赵主动投案自首，影片将老赵塑造成为悲剧式的英雄，引得观众无限的同情。按照历代法律，偷盗都是触犯法律的犯罪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而老赵的举动却被社会大众赞美，这不仅是出于艺术处理的需要，也为契合于左翼电影所表达的政治理念。在文学艺术的感染力之下，法律与道德、法律与人情的矛盾冲突深刻展开，影片在揭露穷人的生存困境和法律的不公时，揭示了社会的不公和罪恶，在善恶的强烈对比中，激发人们对不合理社会的反思和批判，从而达到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的政治目的。中国涉法作品历史悠久，习惯上将其称为公案戏剧、公案小说，传统的涉法作品通常强调标榜个案或个人彰显公理，较少阐述对案件中涉及的法理法意的含义，最多只是讲述一些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上海二十四小时》传承了传统涉法作品的特点，老赵这一形象的设置，其道德的训戒色彩远远大于法律上的理性启示意义。老赵的悲惨遭遇展示了道德与法律的矛盾，影片引导社会大众弃法律而偏向道德，对当政者对制定法的信仰又是一大贬斥。而左翼电影的其他作品中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如影片《神女》中阮玲玉所扮演角色，集两个冲突的身份———妓女与母亲于一体，在受到无数偏见不公对待后，女主角因无奈杀人被判处十二年徒刑，这一情节的安排博得观众的无数叹息，影片中同样毫无法理的阐述，在道德与法律的冲突之间，毫不犹豫地将天平偏向道德。左翼电影仅揭示社会不公的表面，却没有阐释法理法意，没有解释不公背后所存在的法律缺陷，反而着眼于道德的训戒，这正是凸显了作者对国民党的法律持根本的不屑和批判态度———因为国民党虚伪的法律仅为统治者服务，而非弱者伸张权利的依靠，才与公理相左，造就社会种种的不公。总而言之，尽管国民政府以司法独立、民主政治为目标，但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中体现出的法律仍为专制人治时代的法律，法律思想呈现明显的政治化趋势，深入到社会大众潜意识的古典正义观，仍然占据社会群体的大脑。

二、左翼电影背后的博弈———政治与法律评判作品

往往是从作品本身出发，是否应当关注作品背后作者的主观创作动机?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研究左翼电影时期的政法文化时，不仅应研究法律的实然性，同时也应该研究法律的应然性，即研究法律变革的方向。左翼电影自诞生以来，便受到国民党政权的监督和控制，可以说左翼电影的历史便是围绕左翼电影创作者与审查者展开的，要全面掌握左翼电影所体现的政法文化，也应解析影片创作者与审查者背后各自的主张。左翼电影工作者高举批判现实主义的旗帜，主张暴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及国民党政权的压迫，描写工农群众的反抗斗争并指出知识分子的出路。左翼电影表现为强烈的政治性，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法律层面的改良不同，左翼电影工作者主张通过政治行动或革命行动来打破原有的秩序，通过否定国民党的法律达到否定其统治的目的，因此在影片中对不公现实进行描述的同时对法律体系产生了根本性的质疑，因此，作者将《上海二十四小时》中的警察塑造成反面人物，而非公义的象征。而在1933年天一影片公司拍摄的《孽海双鸯》中，富翁刘彦文因万贯家财招来旁人嫉妒，致使骨肉分离十几年而顿悟，大办公益事业，影片原意通过资本家刘彦文的经历达到警示剥削阶级、打倒遗产制度的目的，左翼电影评论刊物《每天电影》对该影片做出批判，认为这仍然是维护当时遗产法律制度的象征，标榜“打倒遗产制度”，而实际在推行“遗产应有合法的继承人，不容旁人凯觑”的正统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评论者认为影片情节开展的前提便是承认遗产制度的合法性，觊觎财产的人正是因为侵犯法律赋予刘彦文的财产权利，才遭受惩罚，影片以推翻国民党的遗产制度为目的，但片中隐含的前提却是维护当时的遗产制度，自相矛盾。由此可见，左翼电影工作者不仅在创作层面以否定国民党的法律为主旨，而且在此基础上通过评论等方式对创作的电影进行反思修正。而国民党政府为巩固政权，对左翼电影进行审核，对生产左翼电影的公司进行整改，1933年11月“艺华”被捣毁，1934年更成立了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重审许多已经过了审的左翼电影。夏衍编剧、赵丹主演的《上海二十四小时》，回炉后被剪一千多尺胶片，虽获准上映，但已支离破碎不知所云。“剧本审查委员会”和“电影检查委员会”的运作，对左翼电影剧本的创作，电影的拍摄、放映进行限制，从而控制了左翼电影的传播。在左翼电影创作者与审查者的博弈中，电影无疑成为了两者诉诸政治主张的媒介，从侧面而论，此时的法律与艺术均受到了政治的影响，法律政治化显而易见，国民党政府为限制左翼文人的革命主张，将电检法律制度异化为“对付左翼电影、迫害左翼影人”的工具，而左翼电影工作者通过否定国民党不公的法律达到推翻其统治的目的，因此，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诉求高于法律的角度和左翼电影工作者的主张而言，30年代整体为重政治轻法律的“非”法环境。

三、对现代法治的关照解读

左翼电影中的政法文化，不仅可以了解左翼电影隐藏的社会观、法律观和道德观，更容易看出现代法治的缺失，反过来促进现代法治的发展。正如前文所述，左翼电影中所反映的法律非为保护社会底层群众的法律，而是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工具，底层群众为反动性法律的受害者，不公正的法律被政治主张所驱使，与公理道德相冲突。在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时，为否定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左翼电影创作者正确地把握了民众审美情趣和电影艺术的特质，通过对不公事件的描述激发社会大众潜意识中的古典正义观，引导群众弃政治化的法律而偏向于道德，从而否定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左翼电影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文化领导权，左翼电影是第一次将电影与政治结合起来的有益实践，其所建立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但同时也要看到左翼运动极左倾向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如左翼电影评论工作者对中国20年代的电影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显然犯了“泼污水把孩子也一起倒掉”的错误，这是一种偏激的历史观。在左翼电影中，以批判国民党专政为目的，左翼工作者对国民政府的一切法律予以抨击，然而非所有的法律条文都是不公正的，如《孽海双鸯》中，因资产阶级的财产是剥削劳动人民的结果，因此创作者对片中所体现的遗产制度予以批评，但如将影片中的遗产制度与现行的《继承法》相比较，在具体条文内容上两者并不存在很大的区别。不可否认的是，左翼电影创作者和评论者的做法具有历史合理性，也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左翼文人才能实现其政治理想，但在阶级矛盾非为主要矛盾的当代社会，强调法律的重要性，选择依法治国的方式才应是当下正确的选择。在左翼电影创作者与审查者的博弈中，国民党为控制左翼电影所传播的政治主张，维护自己的政权，而启用了法律武器，然而由于审查者滥用司法权力，许多左翼电影工作者被无辜迫害，国民政府最终走向灭亡。从反面而论，国民政府最终腐败的原因正是以专制人治为主而忽略法律的重要性、滥用法律，法治的必要性由此可见。

电影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困境与危机：弱化灾难的"灾难片"

《紧急迫降》显然试图模仿和遵循一个我们早已熟悉的灾难片的类型模式：倾斜的构图、轰鸣的飞机声、简短而紧张的剪辑……似乎都为正在草地上玩耍的李嘉棠父女俩蒙上了灾难的阴影；接下来夫妻俩的冷眼相向和冷言相对也揭开了家庭危机的序幕；当两人不期而然地登上同一架波音客机的时候，观众已经开始期待一个冲突与解决的故事；伴随那些透露着紧张和不安的短促的镜头剪辑和令人心惊的效果声音，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已经为这部影片提供了充分的关于灾难的预期。飞机上的婴儿使我们联想到了"敖德萨阶梯"中婴儿车所起的惊险而恐慌的叙事功能；农民企业家作为喜剧性调节因素进入了惊险叙事的格局；两位西方人为飞机上即将出现的事故埋下了文化冲突的伏笔；端然而坐的气功大师似乎为飞机内喧嚣的空间提供了某种诡异莫测、老谋深算的神秘；李嘉棠、刘远和丘叶华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三角恋爱故事将在与世隔绝的飞机上和陆地间拉开序幕……。影片到这里，似乎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正如那架即将冲天而起的飞机一样，观众也正等待着一个虽然并不陌生但却始终充满刺激的灾难性的电影游戏旅程的开始。

从媒介的各种宣传中，观众早已知道这架机号为蓝天569的波音大型客机是电脑制造出来的，观众已经没有兴趣去关注电脑制造的飞机与真实的飞机之间的差别，他们已经调用了早就培养起来的游戏规则，等待一场灾难在自己的眼前降临所带来的心理刺激，同时也等待着灾难过去以后那种如释重负的宣泄。

灾难是灾难片的核心，灾难片要用灾难的恐惧来制造观众的心理紧张和压抑，从而为后来灾难的解除提供心理释放的快感；灾难片还要用灾难的故事来引发观众对生活中已知和未知的灾难威胁的共鸣，从而为最终的灾难克服提供柳暗花明的幸福感；灾难片也要用灾难中的英雄为观众提供人间救世主的移情对象，从而使观众获得自我肯定和安全承诺；灾难片甚至还要用灾难的奇观在带给观众感官刺激的同时也让他们为自己置身于危难之外油然而生潜意识的自我庆幸。所以，经过几乎30分钟的铺垫，飞机在平静中起飞了。像我们对所有灾难片的预期一样，我们期待着灾难的来临，我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那些我们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但希望在银幕上出现的灾难奇观和受难场面的出现，我们想象着那位英俊潇洒的年轻机长和他那位刚柔并用的年轻妻子如何在孤立无援中历经磨难、转危为安，演绎英雄与美人的古老而恒久的结局。观众终于等到了灾难来临的信息：满载乘客的蓝天569刚刚起飞，便发现起落架出现故障。随着这一故障的难以排除，人们意识到灾难似乎正逐渐威胁着飞机上每一位我们已经认识和不认识的乘客和乘务员。

但是，电影并没有按照我们的预期进行。影片虽然给了我们一切关于灾难的预期和伏笔，但灾难、甚至是微小的灾难都没有真正发生，严格地来说，这部按照灾难片模式开始的影片在灾难还没有出现时就迅速地被一个救难的故事所替代。于是，尽管影片采用了大量的交叉性、对比性的蒙太奇剪辑来强化视听效果的危机感，大量使用短镜头、小景别的快速切换来制造节奏上的紧张感，大量使用电脑特技来创造各种貌似惊险的空中场面和离奇景观，最后甚至采用了夫妻俩逃离记者独自团聚的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典型桥段作结尾，这一切似乎都想使观众能够继续以一部灾难片的预期来完成叙事经历，但是，我们还是逐渐意识到，我们面对的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部真正的灾难片。灾难在这部影片中是被放逐的、被遮蔽的。牺牲、受难甚至惊恐在影片中都被降低了，唯一的灾难奇观只能通过一场假想的可能性被展示而失去了逼真所带来的惊恐体验，我们没有看到英雄的出现而只是看到了所有人都按部就班地采用一切常规手段排除故障直到脱离似乎危险性并不大的危险，以至于影片一开始埋下的许多人物的伏笔、设计的许多叙事功能到后来都有头无尾地消失了，那位婴儿完全没有成为一个叙事因素出现在影片中，那位一直正襟危坐的气功大师唯一的作用就是用了一次扇子，而其他人物也几乎对灾难故事没有起到任何功能性作用。

显然，观众对于灾难片的期待被影片的进程逐渐否决了。我们看到了一部没有灾难的灾难片，我们看到了灾难片模式与救助故事之间的不一致，外在的视听节奏的紧张性与内在的情节节奏的平淡性之间的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这种对灾难的明显回避，与其说是艺术的疏忽，不如说是表达了我们主流文化对"灾难"的主流态度和主流阐释。尽管其实由于我们对未来走向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尽管世纪末的宿命情绪常常笼罩着我们许多人，那种莫名的灾难感可能正等待着一个宣泄的对象和契机，但是，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灾难恐惧的现实存在使得主流文化将灾难的言说变成了一种潜在的禁忌。在我们主流文化的语境中，我们常常淡化、弱化甚至隐逸所有的灾难感、恐惧感和创伤感，我们常常视所有这些"消极"体验为潘多拉的盒子，我们担心这些体验会像瘟疫一样孳生、蔓延，动摇我们对于现实的信任和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灾难片在当前的现实中是生不逢时的。也正因为如此，尽管《紧急迫降》采用了灾难片的叙述模式，也刻意模仿了好莱坞灾难片的几乎所有的类型元素，但影片还是在灾难面前止步了，观众几乎没有机会得到真正的灾难体验、恐惧体验和创伤体验，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叙述人们在面对危机时，如何风雨同舟、共渡难关的关于拯救的影片。如果说，在好莱坞灾难片中，灾难是一场噩梦的话，那么在《紧急迫降》中，灾难只是一场"狼来了"的虚惊；如果说，在好莱坞灾难片中，灾难是主角的话，那么在《紧急迫降》中灾难只是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上，演绎的是我们几乎在所有的主流叙事中都可以看到的同心同德的宏大主题。寄生于体制中的电影，是主流文化的一面镜子。

拯救与被救：患难与共的救助故事

在一般的灾难片中，当然都有摆脱灾难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是伴随着灾难推进的，是以灾难中人们的自救为驱动的，是以或大或小的牺牲为代价完成的，但是，在《紧急迫降》中，从发现飞机出现故障开始，不仅灾难一直没有来临，甚至连危机也没有加深，准确地说，灾难的主题在故事的推进过程中流产了，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一个救助的故事。

在这个救助故事中，我们目睹的是上下同心、四方协力的患难与共的场景。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企业、百姓都无一遗漏地出现在影片救难过程中，从民航总局、市委领导到航空公司、消防部门都直接在影片的叙事中亮相，而尤勇所扮演的刘远无非是这种集体智慧的代表。几乎所有的救助者都是一种无个体性的功能性符号，用葛兰西（A.Gramsci）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一种共享相同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的"群体人"的代表，人与人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差异，在整个救助过程中，参与者构成了共性化的群像，从而也构成了万众一心的社会理想的象征。而飞机上的几乎所有人都成为了被救者，都失去了行为的主动性，只是等待救助或者等待救助的命令。

因而，在《紧急迫降》所提供的救助故事中，没有一般灾难片类型中不可缺少的个体化的行为英雄，飞机上担任机长的李嘉棠所作的仅仅只是按照地面指挥而采取的正常行为，他无非只是完成了一个合格飞行员应该完成的事情，而在地面担任指挥的刘远所作的也只是按照常规所应该作的所有事情，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作为英雄所独有的巨大的智慧、勇气或者个人意识、胆魄。影片展示的救助过程，是一个表现集体智慧、集体团结的过程，个人仅仅是"集体"指令的模范接受者和操作人，以至于机长的"英雄性"最后只能通过妻子的广播来得以传达。显然，这是用集体力量、用团结来解决危机的主流文化模式的一种自觉阐释，在这一阐释系统中，基本上没有为好莱坞似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留下空间，甚至也没有为中国电影传统中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留下空间。

毫不奇怪，从《紧急迫降》中，我们主要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关于勇气、关于牺牲、关于生死考验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信任、信心、团结、理解的故事，正如在我们当前所有的主旋律叙事中一样，这是一个没有英雄崇拜的故事，是一个找不到牺牲者和受难人的故事，是一个没有人性冲突和人格较量的故事，是一个依靠集体力量、依靠团结精神度过危机的故事，应该说，几乎所有我们主流文化对于现实和现实危机的理解都通过这个"紧急迫降"的事件得到了完整的呈现。因此，这部电影讲述的不是一部自救的救助故事而是一部被救的救助故事，我们从这部影片中得到的不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崇高感而是一种被人救助的庆幸感，从而影片完成着它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我们面对危机但是我们能够度过危机，如同"抗洪抢险"一样，这部影片也是一个党政军民众志成城的大叙事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紧急迫降》提供的是一种中国的灾难片类型：它不强调灾难而强调救助，它不表现灾难奇观而表现救助精神，它不突出个体英雄而突出集体智慧，它不展示人性冲突而展示人际沟通，它不提供宣泄的快感而提供安全的抚慰感。因此，《紧急迫降》表述的是它所产生的时代的权威意识：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和患难，只要我们有核心，有秩序，甘苦与共，那么所有的危机和患难都不过是一场虚惊。《紧急迫降》的惊心动魄成为了主旋律宏大叙事的一个生动音符。商业化与主旋律化：主流电影文化的双重性《紧急迫降》选择了一个真实的紧急迫降的新闻性事件为题材。一方面，影片模仿、借鉴了好莱坞灾难片的叙事模式和视听修辞经验，虚构了人物和细节，采用了商业/娱乐电影的视听形态，但是却"忠实"于一个"真实"的事件轮廓从而很难被看作一部戏剧化的灾难类型电影；另一方面，影片尽管"忠实"于这一真实事件的事件轮廓，但是它又采用了一种戏剧化的虚构方式和类型化的灾难片模式，与纪实性地还原事件的自然性、真实性的现实主义方式完全不同。它采用的是既非戏剧化的商业电影模式又是非纪实性的现实主义电影模式之外的第三种道路。而这正是当前中国主流电影文化一直所徇唤的电影文本。

对于中国当前的主流电影文化来说，一方面，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在消费社会的形成中，中国电影不可规避地也处在产业化过程中，观众已经具有某种消费主动权，主流电影为了能够争取观众，必须借用一切可能的商业娱乐元素来争取票房利益，在输入经济利润的同时输出主流文化意识，因而，不仅那些直接面向市场资本运作的商业/类型电影追求电影的娱乐性，而且许多主旋律影片也都自觉地采用了某些商业/类型电影的策略，呈现了一种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90年代中期以来，电影成为了国家主旋律文化的焦点领域，在电影意识形态化的处境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献礼的气氛中，在"9550"工程的规划背景下，中国主流电影事实上很难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商业/类型电影，商业/类型电影那种个体宣泄、个人英雄、感官刺激、自由叛逆的叙事策略与主旋律强调的稳定、团结、昂扬的基调显然并不和谐。因而，90年代中期以来，商业/类型电影在中国的数量不断下降，类型规范没有建立，而且几乎没有形成批量生产的能力。所有商业/类型电影都进行了主旋律改造，呈现了商业电影主旋律化的趋势。

电影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史诗电影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史诗电影，其中必然有对西方历史故事的再现，或直接以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发展线索为故事主线，或以历史故事为时代背景，讲述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以主人公的成长影射大时代的发展。总之，史诗电影绝对离不开的就是历史故事，往往在影片中会对历史中的经典段落进行全新的银幕视角的展示。《乱世佳人》则属于上段中提及的第二种情况，影片以女主人公斯嘉丽以及她的家庭为故事核心，讲述了斯嘉丽的成长和婚姻变化，透过主人公的人生起伏，为观众讲述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历史故事。美国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永不会被遗忘的一场内战，其规模之巨大、战事之残酷，在世界历史上都造成了重要影响，南北战争给无数的美国家庭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灾难和损失。《乱世佳人》中许多战争画面令我们至今记忆犹新，在战场上，到处枪林弹雨、火光冲天，恐慌的老百姓四处逃难，战壕里趴满了伤痕累累的士兵……这样残酷的战争画面形象地表现出当时美国内战的场景。影片中采用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对比手法，将塔拉庄园和奥克斯庄园战前与战后的场景进行了对比，让我们能更加深刻地体会战争的无情。在战争开始之前，塔拉庄园看起来十分富庶，在广袤的田野上，矗立着一座气派的庄园。庄园内的主人和仆人都满目欢愉，过着幸福的生活，随处可闻养马欢叫的声音，处处散发着生命力。战争爆发以后，这样美好的场景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银幕画面里的一片废墟，奥克斯庄园彻底沦为废墟，塔拉庄园也被洗劫一空，失去了曾经的富庶，人们在战争中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快乐，甚至失去了生命，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巨大的创伤。而此时，故事的主人公斯嘉丽战前和战后也发生了鲜明的变化，战争之前她是一个单纯高傲的公主。经受了战争的摧残，斯嘉丽的心灵受到重创，财富也被战争的炮火化为乌有，战争改变了斯嘉丽，在经历过精神摧残的洗礼后，斯嘉丽变成了坚强独立的女性，她敢于面对战争，敢于和命运做斗争。战争带来的损失让斯嘉丽患得患失起来，她变得冷酷无情，只顾着收敛财富，为了利益她不惜对自己身边的人变得残忍，甚至不顾其他人的眼光雇用犯人干活，这都是战争带给她精神的摧残和改变。战争改变的不止一个斯嘉丽，她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影片用斯嘉丽的生活以点概面，让我们体会到了南北战争给当时的人们造成了多大影响，战争毁灭了多少财富和多少人生。《乱世佳人》让我们再一次通过银幕重温了那段历史，对当时的战争文化有了更深刻的洞悉和理解。

二、西方电影中英雄传奇的塑造

个人英雄主义是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经典表象，史诗电影中从来不缺乏对英雄人物和传奇人物的塑造，如《乱世佳人》中的斯嘉丽和巴特勒。

(一)坚强乐观的女性形象———斯嘉丽

斯嘉丽堪称西方电影史上最深入人心的女性形象之一，斯嘉丽被赋予了美国民族的精神象征，具体表现为她智慧、热情、顽强的性格，这也是美国文化推崇的乐观主义精神。无论多么艰难的遭遇，斯嘉丽都能乐观地对待，即使身边的亲人和朋友都离她而去，她依然毫不胆怯，独自撑起整个家园，她身上乐观自信的美好品质，最终将她塑造为被人们敬佩的女性形象。斯嘉丽的形象能给人一种活下去的精神动力，这样的顽强个性和英雄气质正是人们想要追寻却不一定能达到的性格特质，具备鼓舞人心的偶像力量。纵观斯嘉丽性格特点的形成和成长轨迹的发展，离不开她从小生活的环境和接受的教育。斯嘉丽生活在美国的历史战争时期，从小接受的便是典型的美国文化教育，她身上具备美国人民生活成长的缩影，以及美国人民长久以来历史积淀形成的价值取向。这种鲜明的性格和个人英雄主义形象，正是美国文化所推崇和追求的。斯嘉丽的坚强乐观和顽强执著，反映了美国人民普遍具备的精神特质。斯嘉丽的形象之所以如此成功，与影片对她的立体化和有血有肉的塑造是分不开的。任何无所不能的完美英雄都只能生活在神话中，只能为人们高高仰视，却不一定能走入人们的心里。而真正深入人心的形象必须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必须和生活中大多数人一样，既有善良的一面，也有自私的一面，性格丰富的设定更能引起影迷们的心灵共鸣，更具有代入感。斯嘉丽不畏竞争、执著前进的一面，令人们感受到发自肺腑的一种斗志，给人带来希望。而同时斯嘉丽也是一个欲望强烈的人，她无止境地追求财富，甚至不惜给他人造成伤害。她有时狡猾虚伪、自私冷酷，这样的性格缺陷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人物形象极具感染力，这样的复杂性格不被时代限制，也不会被民族和阶级限制，因为她性格中美好的部分是所有人追寻的目标，而她性格中并不美好的部分却也是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的缺陷，因此，斯嘉丽的故事能够引起世界影迷的共鸣。斯嘉丽是鲜活的，她为了追求物质财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如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一样，但我们无法说服自己放弃追求，因为诱惑摆在那里，因此，斯嘉丽的痛苦没有终结，我们的痛苦也无从终结。

(二)独具魅力的男性形象———瑞德•巴特勒

影片中另一个亮点就是斯嘉丽的爱情，因为爱情，斯嘉丽变得挣扎和纠结。斯嘉丽在面对感情选择时候的冲突和矛盾，成就了电影中的一段经典，这就引出了影片中另一位经典的传奇人物———巴特勒。巴特勒如同所有的英雄人物一样，具有十分鲜明的性格。他桀骜不驯、玩世不恭，一出场就能吸引影迷的目光。巴特勒深深地爱着斯嘉丽，渴望得到斯嘉丽的回应，在没有得到回应之前，他一直坚持不懈地追求着、等待着，一如所有痴情男子的形象一样。巴特勒敢爱敢恨，斯嘉丽向阿西里表白被拒绝的时候，巴特勒愤怒地摔碎了花瓶，如同所有血性男儿一样。人类的感情是复杂的，人类的形象也是多种多样的，影片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活又专一痴情的男子形象，符合观众心中对于男主人公的所有期望，也符合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中对于男性的普遍要求。巴特勒并非单纯是一个痴情的男子，他的人格魅力更多地展现在他的才华上。他头脑灵活，具备敏锐的商业嗅觉，可以说，在商业的范畴中，他称得上是乱世中的英雄，他对于战争中商机的把握令我们为之折服。如同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一样，巴特勒拥有商人的智慧和狡黠，但如果巴特勒仅仅是这样，他也就不会成为被万千人追捧的巴特勒了。巴特勒拥有高于常人的判断力和理智，这些是常人所不具备的性格特质。在面对复杂的战事和社会局势之时，巴特勒能够迅速而理智地做出判断，而不会被混乱的局势所迷惑。在所有南部人都判断战争会很快结束，南部凭借强大的实力必然会取得胜利的时候，只有巴特勒并不这样认为。他对比了南方和北方互相的优势和劣势，判断这场战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而关于战争的结局也并非一定如同南方人期望中的那么乐观。最终，巴特勒的判断是正确的。做出正确的判断之后，巴特勒迅速采取了行动，不仅在乱世中成功地保全了自己，还发现了一个别人尚未发现的商机。巴特勒将北方的药品运送到南方，不仅帮助了南方的人民，还让自己获取了不菲的收益，于道德于财富都做了一件好事。巴特勒另一个优秀的品质就是豪爽大气，如同每一个英雄人物一样拥有仁义肝胆。每当朋友有了困难的时候，巴特勒都二话不说，全力以赴地帮助朋友渡过难关，这种对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令人感动，也令人仰慕。这样堪称完美的巴特勒却是个并不张扬的人，他默默地守护着亲人和朋友，也守护着他的挚爱———斯嘉丽。对他们来说，他是一个可以被绝对信赖的人。斯嘉丽能够走出战争的阴影，逃脱自我摧残的枷锁，离不开巴特勒的引导和帮助。斯嘉丽身上虽然也有许多令人称赞的美好品质，可相对巴特勒来说，她是脆弱的，她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看穿自己，她总是处于迷惑当中，错误地理解了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当然，我们大多数人也如同斯嘉丽一样，处于自我困惑和迷茫之中。而巴特勒则不同，他是一个真正的强者，他的意志不会被社会环境的改变和摧残而左右，他可以战胜自己，直面生活中的苦难。巴特勒在西方文化精神中是一个典型的标准好男人，值得托付终身。他不仅坚强勇敢，聪明果决，更重要的是他对生活有自己的态度;他渴望生活中充满纯美的真爱，他藐视世俗，坚持自我，战后更是斯嘉丽勇敢追逐幸福的引领者。像巴特勒这样的人，理所当然地会被广大影迷所追捧。纵观西方史诗电影，总会塑造出一两个经典的值得称颂的传奇人物，这些人物身上具备西方文化精神所推崇的美好特质，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就是影片对于西方文化精神的最好解读。

三、结语

电影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文学与科技的的对立肇基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威胁的恐惧，而非对科学本质的怀疑。然而当二十世纪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代表）入侵人文社群，文学工作者是否还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抱持不信任的态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压力下，寻找一个共生的环境，实为当今研究文学与科技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本文试图从共生的结构中，寻找文学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网络世界里，去发掘自己的研究与论述空间，也阐明这些论述与研究有何前景与局限。

数字文化及因特网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然而它所带来的新鲜经验也重新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另一层关系。在此提出几项重大的改变与重整，希望与读者来讨论文学研究的前景与局限。笔者认为，现今因特网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可以分成几个面向：（一）因特网成为研究的重要的资源或是图书馆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观念受到挑战、（三）传统的文学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四）跨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主题（如性别、阶级、主题认同、realityvs.virtuality等）受到重视、（五）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整合。

一、前言：

文学与科学间的纠葛关系，建立在西方传统的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上。从十八世纪以来，以分析(analysis)及类化(generalization)为主导的所谓科学思想，成就了近代的科学文明；但也造成了人文学者对科学文明（或是理性思考）的疑虑。十八、十九世纪的浪漫思潮正是反映了这种反理性及反智论(anti-intellectualism)的一种感性诉求。

英国十八世纪在启蒙运动的笼罩下，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逻辑的介入，再加上经验论的盛行，建立秩序与规范成为知识分子的迷恋(obsessions)。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反应主流文化的理性思维，试图建立人类社会生存的有机体制，一方面却也自觉地感受到逻辑论辩与理性分析的威胁。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JonathanSwift《格利佛游记》(Gulliver’sTravels)。作者借着格利佛的观察，讽刺Laputa中科学院所从事的科学实验与哲学论辩，比如说在语言学院中，所从事的乃是将言谈简化成为单音节的字眼，省略所有动词与分词，因为在现实中的所有可认知的事物都是名词。Swift更以理性的思考来描述具有人类理性的马国Houyhuhnms，在此马国中，人马互位。Yahoo此一未文明化的人类，受制于理性温和的马，在在显示理性思考的吊诡。而在另一篇〈一个小小的建议〉中，更以分析的手法，讨论应将剩余的小孩制成罐头外销，以解决爱尔兰的贫穷问题，深具“想象力“。Swift这种反理性思考的论点，虽然简化了（甚至误解了）理性与科学思维的辩证逻辑，但是也具体地反应文人对理性思考的不信任。MaryShelley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大概是浪漫时期对人文与科技对立论述最清楚的教材，也建立了日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发展怀疑与不信任的理论佳构。早期感情与理智、想象力与分析力、文学与科学的对立祇是意识形态，或许是基于对科学的误解，或许是文学工作者的保守心态。但是当Dr.Frankenstein将科学的产品（科技的成果）化为人类的梦厌(TheMonster)，人文学者找到了攻击的对象。人文与科技的对立已不可避免，也为人文学者找到了反科技决定论的依据。

文学与科技的的对立肇基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威胁的恐惧，而非对科学本质的怀疑。然而当二十世纪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代表）入侵人文社群，文学工作者是否还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抱持不信任的态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压力下，寻找一个共生的环境，实为当今研究文学与科技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本文试图从共生的结构中，寻找文学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网络世界里，去发掘自己的研究与论述空间，也阐明这些论述与研究有何前景与局限。限于本人之研究专长及时间，在此仅以英美文学研究为限，着重在文学与计算机科技间的挂勾与纠葛。二、文学研究与计算机科技的萌芽期：

计算机科技进入英美文学研究大约开始于六零年代。1966年结合人文与计算机信息的期刊ComputersandtheHumanities创刊，开启了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尤其是mainframe）来处理文学文本的学术研究。（〈文学与计算机研究的方向〉，页136）。早期的文学与计算机研究偏重文学计算，也就是使用计算软件或是索引工具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特性与作者文风，两本人文与计算机方面的期刊ComputersandtheHumanities及LiteraryandLinguisticComputing可代表整个研究的方向与成就。(Potter401-29)。一方面，英美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为工具，从事文学计算工作，然而另一方面，不少文学工作者透过其文本或研究来探讨这两者间的对立或共生关系。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科幻小说与科幻小说研究。笔者在一篇〈文学与科技的交锋：从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谈起〉的文章中，提及科幻小说的主题与内涵，可以看出科技优越性与人性的关怀一直是人文与科技对立所关心的主题。笔者罗列了八项科幻小说的主题：1、人文世界的理性与合理化的解释（魔鬼总动员）；2、未知世界的探索──地心探险记、星际巡航记、外星人的传说）；3、乌托邦的记忆与建立（反乌托邦的省思──美丽新世界）；4、文明与科技的怀疑（科学怪人、机器人的神话、网络上身）；5、人文的关怀（生态与科技──侏罗纪公园）；6、视学与想象力的开拓（时间机器、星际大战、回到未来）；7、超人神话──机器战警、生化人、超人；8、后现代社会的省思──网络的虚拟世界。（页5）。从此窗体可以看出，人文对科技的关系正从对未知世界的探险、怀疑，转化成想象力的开拓与科技世界的人文省思。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的权威式的扩展，逼迫文学工作者不再仅仅认同网络科技威胁论（如网络上身），更进一部探讨人工智能的运作与网络上的文学断裂现象(fragmentation)。这一波的文学与科技的交锋，将从文学工作者的的私人空间移到科技学者的网络空间。作家或研究者，开始在计算机上寻找创作的可能性，想象网络出版、多媒体创作、人文数据库的建立以及思索网络的群体与个体疏离等问题，这将开启另一个纪元的英美文学研究。倒底这一波的因特网对英美文学研究有何影响，其对文学研究是否产生质的变化或是理论架构的重整，将是关心文学研究者不可忽略的议题。

三、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发展：

J.HillisMiller在一篇讨论文学研究在网络时代的文章中(“LiteraryStudyamongtheRuins”)引用Derrida的话说：”...anentireepochofso-calledliterature,ifnotallofit,cannotsurviveacertaintechnologicalregimeoftelecommunications(inthisrespectthepoliticalregimeissecondary).Neithercanphilosophy,orpsychoanalysis.Orloveletters...(58)。Derrida对文学的悲观来自于对数位文化的不信任。他认为数字文化(digitalculture)似乎摧毁了传统文字印刷力量、文本与人的互动（或感动）关系、以及手写文字的文化意涵。比较了一般手写书信及电子邮件，就可以看出Derrida的焦虑。

Derrida的这种焦虑其实呈现了网络发展带给人文研究的一种质与量的改变，也反映了自十八世纪以来人文与科技的对立与紧张关系。诚然数字文化及因特网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然而它所带来的新鲜经验也重新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另一层关系。在此提出几项重大的改变与重整，希望与读者来讨论文学研究的前景与局限。笔者认为，现今因特网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可以分成几个面向：（一）因特网成为研究的重要的资源或是图书馆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观念受到挑战、（三）传统的文学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四）跨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主题（如性别、阶级、主题认同、realityvs.virtuality等）受到重视、（五）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整合。以下仅对这些议题提出其现在与未来的发展及检讨（一）因特网与图书馆

文字的数字化解决了图书馆的馆藏空间问题，而网络的建构似乎解决了图书馆的数据取得问题。从1962年以来DarmouthCollege的教授JohnKemeny提出图书馆的使用不易，提出以远距科技来解决这些问题；在1982年UniversityofReading的图书馆员JamesThompson也提出了相同的概念；1978年，在他的一本书TowardPaperlessInformationSystems中，F.W.Lancaster勾画出电子图书馆的模型。而后二十年的网络发展，更让图书馆走入历史，走入网络。现今网络服务已是图书馆的主要服务项目。而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数据取得方式也跟着改变。透过远程的期刊数据库或全文数据库检索系统，学者可以轻易取得所修数据不必远赴图书馆查书借书或是影印期刊。姑且不论图书馆是否经营更加有效率，这种取得信息的方法，势必改变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习惯。此方面的主要的影响有二：一是电子数据的稳定性与可靠性；二是超文本的阅读可否取代文本阅读。

在一篇讨论图书馆与internet的关系文章中，DavidS.Miall引用Jean-PierreDupuy的论点，指出信息的普遍性往往造成一种heteronomousbehaviours(无自决行为)，也就是依赖外在权威，缺乏个人自主的改变或成长。这句话隐含，太多的网络信息的一种iatrogenicdisease(1406)。这可从现今很多学生以剪贴网络数据当成学期报告，毫无个人见解，看出弊端。Miall又指出，纵使现今的虚拟图书馆数据丰富，但是其检索方法以keywords为主（包含全文检索），而非以观念来检索，对人文研究来说，非常不合适。姑且不论网络上的数据正确性有待商榷，纵使网络数据也非所有文学研究者参考的数据主体，据其统计，文学研究的数据仅有36%被数字化置于网络上，大部分的数据仍是纸(1408)。但是现今学者及学生太依赖网络及数字图书馆，仅以网络上找得到的数据当成其研究的主体。此外网络资源的组织及结构仍不如传统图书馆，因此其数据甚为不稳定与不确定。Miall也指出，于小屏幕上阅读文字，也让阅读吸收及流畅度变得极度困难，此部份我们将在阅读超文本部份讨论。

网络上的数据，除了一般图书馆的专业制作外，其实它所呈现的是一种riskofspuriousinterdisciplinarity(1412)，Miall说：

TheavailabilityofacademicdiscourseatalllevelsontheInternetbringstheriskofflatteningthestructuresofknowledge,makingthemlargelyinvisibletotheWeb-surfingstudentsorincautiousscholar.Inductionintoadisciplineisamatternotonlyofacquiringinformationbutofassimilatingasetoftheoreticalframeworks,assumptions,andpracticesthatcantakeseveralyearstomaster.(1412)

将网络当成文学研究的图书馆，其风险甚高，往往丧失了研究的自主性与言究资料的完整性，最严重的是其所造成的提供了廉价与虚假的知识结构。

（二）颠覆文本

虚拟图书馆所呈现的数字信息往往是一种超文本，GeorgeLandow等学者所提倡的超文本阅读，可说颠覆了传统的文本结构。以超文本来创作或是阅读成为网络时代的一种后文学现象。

传统的文本以纸本印制为主，讲求的是书中的文字张力；而超文本，除了加入不同的呈现媒体外（如图像、声音等），更是以所谓的超级链接(hypterlinks)当成其阅读途径，超文本阅读认为其阅读行为突破传统的线性阅读，采取跳跃或是断裂的阅读模式，可以创造更多的阅读空间。当超文本进入文学研究的范畴，文本的概念被打散了。任何媒体所呈现的讯息都可以成为文本，也呼应了自RolandBarthes以来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学者对文本的颠覆与诠释。网络的文本颠覆确实丰富了文本研究的空间，也让英美文学研究者进入不同的研究领域，如研究文学与电影改编、文学与电玩、文学与图像、文学与多媒体的互动等。从作品(work)，到文本(text)，而后进入所谓的discourse，也正点出英美文学研究的重心移转。然而超文本阅读或是创作，真的是打破线性阅读或是开启阅读与研究的新天地吗？Miall指出，超文本研究（或是其它非文字的文本研究），往往重视媒体本身的研究，降低了研究的议题多元面貌。而超文本的阅读，虽号称创作不同、提供多元，其实却是制作同构型及连续性。(1412)。因为其超级链接乃是经过设计，其多元化是作者的单一化，指导读者按照其所定的“线性”来阅读，反而不如传统的纸本阅读，由读者来主导，更加具主导性。此外计算机屏幕阅读，限制了阅读长度及流畅度，伤害了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

此外，文本的无限延伸，反而减低了文本本身的主体性，到底文学研究的文本在哪里？文本是否应具普遍的文学价值或美学观，都造受了严格的挑战。

（三）文化研究

网络对文学研究另一个最大的冲击是解构了文学研究，将文学研究带入了文化研究。当Miller呼应Derrida的看法认为在网络时代，文学（或文学研究）势必没落，但是他不像Derrida那么悲观，他认为文化研究代之而起，将会文学研究开启另一个论述的战场。透过理论对文学研究的反省，Miller认为文化研究将文学研究边缘化，或是替代了文学研究。例如，对美国大众文学的文化研究，让我们置身全球化及网络化的场景中，不至于缺席或是格格不入(64)。他又指出单纯的英美文学研究会越来越边缘化，在整个英文文学研究范围中，其它地区的全球化视野会更加宽广，纽西兰、澳洲、非洲、印度东亚等以英文创作的文本会受到重视，放在文化研究的范围里，这些Englishstudies更具全球化意义，他说：”ThefutureofliterarystudyintheglobaluniversityliesinareconfiguredComparativeLiterature.Thismeansabroadeningtoincludetheliteratureofnon-Europeancountries,featuresofculturalstudies,formsofrhetoricalstudyandinteractionswithotherartforms.”(64).

1997年的一月号PMLA以文学教学为主题全面探讨文学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取向。BiddyMartin在该专号的介绍文章”TeachingLiterature,ChangingCultures,“中，首先忧心过去二十五年来文化研究入侵美国大学的文学教育机制，是否威胁文学教学的纯粹性与主体性。Martin在以下的历史回顾中，指出文化研究与文化运作，帮助我们”expandourpracticesinnewdirections”（页7）。当为教育学者，

...wemustprovidestudentswiththehistoricalandmethodologicalknowledgenecessaryforreflectingontheconditionsunderwhichwritingbecomesliteratureandforusingliterarytextstoexplorehowaestheticobjectsrelatetootherdiscursiveobjectsortobroadersocialformations.(12).

Shanker在论及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时，说：”Culturalstudiesisareproachtoliterarycriticism’srestrictedspecialization”(260).他又进一步指出：”Nevertheless,culturalstudieshasprovidedmewiththeopportunitytopurseinterestsinfilm,ethnography,popularmusic,andadvertisements,aswellasliterature,thatwouldhavebeenimpossibleintraditionalliterarycriticism”(261).身为一文学老师，我们应该

hadastrongsenseofthehistoricalandpoliticalimplicationsofliteraturebutdebatedopenlywithoneanotherovertherelationsamonghistoricalcontext,politicalinvestment,andaestheticvalues.

学者都指出文化研究其实是文学研究在网络科技下的一项转变与生机，也为文学研究找到了社会发声的管道，证实了文学研究的社会面向与“实用性”。（四）Cyberspace的主题研究

延续文化研究的方向与内涵，文学研究在网络世界里，利用理论的建构，开始进入网络文化的研究领域里。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网络文化中，共有三股力量，传播学者、社会学者及文学研究者，这些学者各以其专长及训练，进入虚拟的社群中寻找自己的主体性。而文学研究者，在网络文化中，发现网络之跨国界、跨性别、跨地域、跨阶级、跨现实等特性，着重在文化议题上的主题研究，最典型的主题与方式，就是以网络世界为文学文本，讨论其族群、主体、性别、阶级、情欲或性文化、或是（反）全球化等议题。LisaNakamura于2002年所出版的Cybertypes:Race,Ethnicity,andIdentityontheInternet即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尽管网络的文化研究正延续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但是文化研究是否可以取代文学研究，Shakespeare的美学研究是否已丧失了其文学研究市场或是价值？这些问题在文学研究与其它学科整合时，更加凸显。

（五）跨学科整合（文学与社会科学）

文学与科技结合的研究，从早期的意识型态的对立，到役使计算机软件成为文学处理或是文学计算的工具，到现今以网络为数据的来源或是以网络当成研究的主题，俨然将文学研究带入与其它学科接触的场景中。在网络时代及文化研究中，更是如此。社会学、历史研究、传播理论、甚至于程序撰写的架构都可以是网络文化或是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我们不得不问，文学研究的主题性在哪？亦或是主体性的省思，反而限制了文学研究的发展。

或者一开始便没有文学研究，所有的研究，从希腊、罗马开始，就是一种学科整合研究。其实这种学科整合是非常古典的，从希腊开始，学问的分类其实是非常模糊的。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文化、历史、社会以及政治经济，都是和在一起讨论的。我们阅读MatthewArnold的散文，也要将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纳入考量，读JaneAusten的小说，对于当时的婚姻与财产法，也会有相当程度的讨论。文学与其它学门的分割应该是在二十世纪大学设立科系开始，各学科的研究者占据其学科领域，开始划地为王。

网络时代的来临，其实看到文学研究回归古典操作的契机。文学研究是多重研究的一环，应该与各项学科建立互动的关系，或是整合成其主要的焦点。下一波的文学研究将一方面导入世界文学的面向，纳入不同媒体的运作，也将发觉文学研究的位移(dislocation)，就诚如我们今天在这场文学与信息科技会议中所见的多元面貌。

四、结语：前景与盲点

网络开启了信息的无限性，但也创造了信息的不稳定性，将网络当成虚拟图书馆，正反映了这图书馆的本质──虚拟性与不真实性；而文本与超文本的模糊界限，也正瓦解了文学研究的本质，传统的文本研究(textualstudies)丧失了其正当性，文本与本文的不可分割，也正考验批评者的美学观，到底有无所谓的文学价值(values)或是文学品味(taste)呢？而文化研究扩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但也同时挑战文学研究的主体性，文学研究非存在于文本的美学研究，而是一种外缘研究，文学本身是否在这种外缘研究中，受到重视呢？还是被边缘化了？虚空间的跨时间与空间研究，让我们思考全球化、主体认同等主体，但也窄化了研究者的思考空间，网络文化研究并不等于文学研究、主题研究并非文学研究的主战场；跨学科的理论建构，对于建立论述权威(discourseauthority)大有助益，但是沈迷于各种社会科学的分析、类化及术语中，也同时忽略了文学中的异质性、主观性（或感性与非理性）、及神秘性或不可知性(agnostic)的迷人之处。

总之，拥抱科技或置身网络，如果是文学研究在二十一世纪的一种宿命，如何短暂的脱离与批判，也正是文学研究者不可抗拒的任务。让我们与科技共生，也让我们与网络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诚如〈骇客任务〉中的Neon一样，”进入虚拟、掌控虚拟，回到现实、体验原始。”

引用书目

Martin,Biddy.“Introduction:TeachingLiterature,ChangingCultures.”PMLA112(1997):7-25.

Miall,DavidS.“TheLibraryversustheInternet:LiteraryStudiesunderSiege?”PMLA116(2001):1405-1414.

Miller,J.Hillis.“LiteraryStudyamongtheRuins.”Diacritics31(2001):5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