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基本原则论文范文第1篇

一、保险合同不利解释原则的理论渊源

此种解释原则渊源于罗马法“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益之解释”原则，其后为法学界所接受，不但法谚有所谓“用语有疑义时，应对使用者为不利益的解释”，且亦为英美法和大陆法所采用。目前，世界各国保险立法或司法判例大多确立或采用此规则。保险合同解释中的不利解释规则指“在保险单用语可以作出两种解释的情况下，保险单用语应当依照最不利于保险人的方式予以解释”。保险实务中之所以引入不利解释原则，其理论渊源主要有四：

1．保险合同是附和合同理论保险合同所列明的条款一般都是由保险人预先拟定的格式合同，投保人在通常情形对保险单的内容仅能表示接受或不接受，并无讨价还价的余地，故保险合同为附和合同。若保险人在拟定合同时，能立于公平正义的立场，不仅考虑自身，也兼顾他人利益，则保险合同的附和性并非无可取之处。然而作为“经济人”的保险人，不一定能够保持超然的地位，他们可能会利用其丰富经验制定出只保护自己的条款。在此情形下，所谓的合同公平则流于形式而非实质，被保险人对于合同内容的发言权完全被剥夺。因此，当保险合同的条款用语有疑义时，应当作不利于条款拟定人的解释。

2．保险合同具有专有技术性理论

保险业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技术性的行业。保险是把可能遭受同样危险事故的多数人组织起来，结成团体，测定事故发生的概率，按照此比例分摊风险。根据概率论的科学方法，算定分担责任要有特殊技术，这种特殊技术就是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的共同特征。保险条款中所涉及术语的专门化和技术性，并非一般投保人所能完全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若保险人科学地运作保险技术，合理地使用保险术语，则没有干涉或解释条款的必要性。但保险人可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滥用保险技术，在保险条款中使用晦涩或模糊之文字，以减轻或避免其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应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

3．弱者保护理论

该理论认为，在保险交易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相对于保险人而言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主要表现为“交易能力不对等”，具体表现为：首先是交易力量悬殊。保险人一般是具有很强的资金、技术、法律等方面的实力，而一般的被保险人尤其是作为个人的被保险人很难有对等的谈判实力。其次是交易信息不对称。保险合同是复杂的法律文件，非业内人士很难理解其中的文字，保险人拥有保险的专门技术、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而一般普通投保大众对此则不了解。因此，出于保护弱势地位的被保险人，当对保险条款发生歧义时，应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

4．理性预期理论

该理论起源于2()世纪60年代英美法系国家，是在“附和合同”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保险合同是一个附和合同，换言之，在这种合同中，没有提出标准合同形式的当事人绝对没有机会对合同讨价还价。在承认这一点后，牢固确立了‘满足被保险人的理性期待’和‘不允许被保险人的任何不合理利益’的原则”。因此，该理论的主张者坚持应该根据一个未经法律训练的人的理性预期来解释保单。该理论的倡导者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其理由：其一，从保险业的历史变迁视角看，保险业发展初期，保险契约当事人有相对的对等谈判力量，双方谈判时间充足，且当时交易类型简单，因此，要保人与保险人对于保险契约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容易有相同的了解。但随着保险交易类型的繁杂化，以有限的保险契约类型承保Et新月异的保险事故，本来就形相见拙，况且保险契约的订立过程，在省时省钱的要求下，事实上不能详细讨论契约内容，更不可能针对具体危险状况，增删修改。故保险人对保险契约的内容固然具有信息、经验、专业知识等优势，而社会大众则只凭直觉产生期待。所以法院应遵循“理性预期的原则”，作有利于被保险人一方的解释和处理。其二，被保险人被视为是拥有“深口袋”，一些法院有时候会过分地忽视合同文字而使保单持有人行为的受害者获得赔偿。

二、“不利解释”原则在财产保险领域中的司法实践现状

1．把不利解释原则误解为争议利益解释原则

这混淆了争议与疑义，把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奉为一旦争议就自动首先适用的“优先原则”。其实，争议并不等于疑义，争议是解释的必要前提，“无争议则无解释”，没有争议就无需任何的解释活动。但是，这并不表明争议就是不利解释原则的充分条件。当事人之间产生的争议，有的是可以从这个合同条款的语言文字中得到一定的合理支持的合理争议，而有的则可能是在任何一个不偏不倚的中立者阅读都不会产生疑问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的争议。在后一种情况下，虽然有争议，但是并没有疑义!所以，争议的存在仅仅表明疑义存在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那种没有任何合理根据的无理取闹式争议，根本不应该适用不利解释原则作出对其有利的解释。否则，就无异于法律对投保人承诺“一争即胜，一争即有利”，等于是鼓励投保人不管有理无理都“不闹白不闹，不争白不争”。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保险立法或者判例法，都以“有疑义”而非“有争议”作为适用该原则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2．把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误解为“有疑必有利”的无条件原则

这忽视了该原则的适用条件而把它推广到了不适用的领域。当要保人就保险合同产生疑义时，我们要看是谁造成了这种疑义。造成保险合同疑义的原因众多，有法律法规的原因，有保险人的原因，也可能是被保险人自己的原因。而保险人只能对由于其自身原因造成的保险条款疑义承担责任。因此，在有疑义时，作出对投保方“有利”的解释，这个“有利”离不开特定的前提条件，在这些条件不具备时就不能适用，如果适用就将违背客观的经济规律和该原则最根本的价值目的。换言之，在保险合同的解释方面，并非有疑义则必须作有利于投保方的解释，而是要看造成疑义的责任承担者是否是保险人。

3．司法实践中的误操作及影响

目前，由于对“不利解释原则”存在误解，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一些误操作，具体表现为：一是保险合同的解释不够规范统一。由于我国《保险法》的规定过于原则、简单、缺乏操作性，最高人民法院也尚未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加上法院的一些审判人员对《保险法》和相关的业务知识比较生疏，不能很好地处理保险合同与其它商事合同之间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用审理普通民商事案件的思维对待保险纠纷，使保险合同的解释不够规范。二是不恰当地任意引用“不利解释”原则。一些法官片面强调“保护弱势群体”，认为只要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有争议，就首先引用保险合同的“不利解释”原则，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对保险公司的要求过于严苛。三是解释保险合同时，拘泥于字面意思而忽略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不注重合同的整体性，断章取义。以上情形导致了法律适用错误、责任认定不当、审判尺度不统一等问题，损害了保险人的利益。保险纠纷案件的处理，往往会影响到一批保险合同的理赔，易助长被保险人的侥幸心理，不利于防范道德风险，同时也损害了其他被保险人的利益，给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不利解释原则”理论与财产保险现实的偏差

1．就合同的附和性而言

人身保险因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规律性，保险人拟定的条款和约定一般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结果，条款内容弹性很小，一般不会因人而发生变动。要保人只能同意购买或不购买，或者在不同的保险产品中作选择，但并不具备与保险人讨价还价的技术能力和总体实力。财产保险则不同，财产保险主要面对的是各行各业的企事业单位，企事业单位在投保时常处于有利的主动地位，可以根据自己行业和企业的特点，就保险合同所涉及的条款、约定、费率等进行讨价还价，而且大多数企事业单位或者其经纪人具备与保险人对抗的技术能力和总体实力。因此，人身保险合同是一种严格的附和合同，而财产保险合同在很多情形下，已经逐步发展为了一种非要式合同。

2．就专有技术而言

人身保险对危险几率的计算较为精密，危险事故的发生也比较规则稳定，在保险专业人士的不断探索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专门技术，人身保险中保险人对技术形成了垄断之势。而财产保险事故的发生并不规则，也缺乏稳定性，对技术的探索基本上是建立在以往的经验的基础之上，没有很强的专业技术。同时，保险业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人身保险产品层出不穷，产品创新日新月异；但财产保险不论是理论还是条款的发展都没有太大的跨度，经过长期的交易，企业和其保险经纪人对条款、约定等都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因此，在财产保险领域，就技术能力而言，保险人的优势地位在不断削弱，而要保人在不断增强。

3．就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力量对比而言

因人身保险几乎全部适用于个人保险，个人保险涉及的每笔保费金额较小，保费的计算也较准确，竞争的余地很小，因而要保人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而财产保险则不同，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大部分的保费收入均来自一小部分规模较大的企业。况且，这些规模较大的企业要么有自己专门负责保险事务的专业人士，要么有保险经纪人相助，不论是保险技术，还是总体实力，保险人并不处于强势地位。相反，因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这些企业还处于有利的优势地位。

4．就“理性预期”而言

在财产保险领域中，部分企业及其经纪人在经验、专业知识等方面并不处于劣势地位。相反，很多保险合同均是在双方谈判的基础上形成。再者，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开放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与一般企业相比，保险企业在资金实力方面的优势在不断消融。相反，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了保险企业的投资者，拥有保险公司的股份。因此，在财产保险领域，理性预期理论赖以发展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四、不利解释原则在财产保险领域的适用条件

笔者认为随着保险市场的发展和变化，鉴于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不利解释”原则在财产保险领域的适用；应受到以下几个条件的约束。

1．存在疑义的保险条款确实模糊不清

适用不利解释原则的实质要件，是保险合同的条款“模糊不清”。模糊不清这一用语的本来含义指“一个词语具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以致于在同一时间，对这一词语的理解既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不正确的”，这一用语适用于保险合同的解释中，则通常被界定为保险合同的条款和用语拥有一个以上的合理解释。按照英美法院的主流观点，只有在保单条款模糊不清，并且这种模糊不清无法借助外部证据予以解决的情况下，不利解释原则方可适用。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英美法院就此确立了许多可供我们参考的判断规则，归纳起来主要有：其一，在考察保险合同的条款是否模糊不清时，法院所使用的方法应当是能够“找到模糊不清”而非“制造模糊不清”的方法；其二，保险合同条款是否模糊不清，其考虑因素主要不是合同的用语或措辞，而是不同的合同阅读者在阅读该份合同时，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含义。至于何谓“合同阅读者”，英美法院的确认标准各有不同。美国法院主要将其确定为正常的，具有合理理解能力的人；英国法院则一般将其确定为正常的律师。其三，英美法院除从正面对“模糊不清”的含义加以界定以外，还从个案中归结出了许多不属“模糊不清”的例外情况。这主要包括：保险合同条款不因其用语可以在字典中找到不同的定义而模糊不清；保险合同的用语不因法院在先前的案件中对其持不同的见解而必然模糊不清；保险合同的条款也不会仅因其难以解释、十分复杂以及保险纠纷的当事人对该用语持不同的观点而模糊不清；即便在保险合同难以辨认的情况下，如果审理案件的法院能够阅读并理解该合同，该合同条款也不能被认为是模糊不清。其四，不利解释原则要得到适用，被保险人须对保险合同中“模糊不清”之处的产生不承担责任。

2．被保险人是否为弱势群体

不利解释原则的创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建立在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不平等的交易地位进行司法调整的基础之上。但是在保险实践中，除了存在大量的由拥有优势谈判地位的保险人拟定，并在“取舍听便”的基础上销售给被保险人的格式个人保单以外，还存在着为数众多的、由经验老到的保险经纪人、风险管理人及律师，代表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经谈判达成的商业保险合同。这就产生了一个与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范围有关的问题，即在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交易地位相等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签订的格式商业保险合同是否仍然能够适用该原则?审判实践中，美国法院就此发展了不同的判断标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七种：

第一个判断标准是被保险人的规模。被保险人的规模越大，其拥有的谈判实力越强，不利解释原则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越小。第二个判断标准是律师的参与。如果在产生争议的保险合同签订之时，被保险人的事务由经验丰富的律师，不利解释原则将无法适用。第三个判断标准是保险经纪人的参与。基于保险经纪人所拥有的强劲交易实力和专业技术，一些美国法院拒绝将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于由独立保险经纪人代表被保险人签订的保险合同。第四个判断标准是手写保单的使用。由于商业风险通常十分复杂和专业，因此许多商业保险单常常采用个人之间反复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式签署，这种保单被称为“手写保单”。与格式保单一方拟订、另一方接受的“附和合同”的特点不同，经由个别谈判达成的手写保单较为充分地反映了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愿。手写保单的这一性质使得一些美国法院拒绝将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于该种保单的解释。第五个判断标准是被保险人对保险的熟悉程度。不利解释原则创立的原因，是为了保护缺乏经验的被保险人，因此，按照一些美国法院的观点，在被保险人拥有与保险人相当的保险经验的情况下，不利解释原则将无法适用。第六个判断标准是有关的争执是否是保险人之间的争执。不利解释原则适用的基石，是被保险人缺乏经验，因此在两个保险公司就保险合同条款发生争执的情况下，只有依照合同条款本身进行解释才是公平的。第七个判断标准是被保险人拥有的总体谈判实力。鉴于商业保险的被保险人通常拥有在公平的基础上与保险人进行谈判的市场能力，因此一些美国法院认为，由拥有相同谈判实力的当事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应当被当作普通合同并按照适用于普通合同的解释方法加以解释。

3．用于附加条款而非基本条款

在我国，关于不利解释原则是否用于基本条款，学术界则多有争议，笔者认为不利解释规则不能适用于基本保险条款。因为，基本保险条款不同于保险人事先拟订的其他保险条款，不论保险人是否将其用于保险合同，保险人均不得修改或变更基本保险条款。同时，在我国由于保监会制订的商业保险主要险种的基本条款具有部门规章的性质，而我国法院尚不具备对法律规范进行审查的司法权。因此，保险人使用有保监会所制定的合法条款，即使是格式条款，即使可能存在疑义，也不能只考虑被保险人的利益而作出对其有利的解释，而是按照一般的解释原则进行解释。因为，此时的保险合同条款本质上并没有体现多少保险人的自由意志，而是附和法律的产物、徒有格式条款之形而已无格式条款之实。投保人又附和保险人的条款，双方都没有自由地站在自己的立场制定该所谓的格式条款。所以，已经失去格式条款的本来含义。此时，如果还是不加变通地坚持所谓对被保险人有利的解释原则，无异于刻舟求剑，必然损害保险制度的基础。

4．不能做优先解释原则。而只能是第二原则

保险基本原则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近因 海上保险 司法实践 立法缺陷 接轨

一、近因原则概述

近因原则最早产生于18、19世纪的英国。几个世纪来，英国法院采用近因原则判断因果关系,积累了大量的保险判例，这些保险判例足以证明采用近因原则判断承保风险与承保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合理性。该原则确立以后，逐渐地被多数国家所采纳，已成为海上保险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①

近因原则的内含可归纳为如下两点：

1、近因是指近接于损失的原因，遥远的原因不作近因考虑。

2、近接原因是指效果上近接，即原因对损失的发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时间上的近接，即不是造成损失的最后原因。

二、近因与其它因素的区别

1、近因与直接原因、主要原因。直接原因是指对事物的发生发展起到最直接的推动，并直接促成其发生变化的原因，一般是分析出时间关系或逻辑关系上最为接近的因素。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以原因对结果的作用力的大小为划分标准，二者都属于直接原因的范畴。近因是引起保险事故发生的最直接、起主导作用的原因，在特定的情况下，近因是直接原因也可能是主要原因，但是不能将它们等同起来。

2、近因与货物的固有瑕疵或潜在缺陷。在海上保险理赔工作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常就损失是否由于货物的固有瑕疵而争论。对固有瑕疵或潜在缺陷，保险人通常是不负赔偿责任的。如果货物在运输过程中遇到了难以预料的意外事件，那么该事件便极可能阻断固有瑕疵与损害之间的因果联系，或者与货物的瑕疵和缺陷共同作用导致损害的发生，这时就难以分辨了。

3、近因原则与海上风险。海上风险是基于海洋的特征而可能发生的灾难或危险，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意外性。如何区分海上风险和其他风险，应考虑以下因素：海上风险必须是客观发生的；承保风险必须直接作用于保险标的；风险的发生是具有偶然性的；区别二者的目的是有一些海上风险承运人是可以免责的或者不在承保范围内，直接决定着保险人的责任。

三、近因原则的实际运用

在灾害或事故发生后,对于所造成的损失保险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关键在于确定损失的近因是否为承保风险。如果损失发生时诸多原因同时存在,即应确定哪一原因是具有独立的决定性支配力的,再追究保险单是否承保这一风险,作为确定保险人赔偿责任的依据。在实践中,由于船舶在海上航行可能遭遇一系列风险、事故,因此可能有以串连形式存在的一系列原因。如果某一原因的介入打断了原有的某一事件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并独立对损害结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该新介入的原因即作为近因。如果没有新原因的介入,则须在因果关系链条中找到最后一个对损害结果发生决定性支配力并可作为其后一系列原因之充分条件的原因作为近因确定保险责任的有无。

1.为避免或减少损失发生而采取的措施②

英国海上保险法认为:如果船主准确预料到承保风险将会发生而采取措施避免由此造成的损失,被保险人仍然不能根据保单获得赔偿。这已成为一项确立的原则。其理论依据在于:

1)损失的近因不是承保的风险,而是船主的推断。保险所承保的本为客观的意志之外的因素,而非当事人任何一方的主动意志行为。

2)船主避免损失发生的行为或避免损失扩大的行为,是对原因果关系链条的介入,其后发生的损失,也被视作这一介入的结果。

但实际上，为避免或减少损失发生而采取的措施不能视作近因。这是因为:

1)船主的推断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并非主观臆测。损失的发生具有事实依据,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船主的行为只是起到置换的作用,即以较小的损失避免较大的损失。对此种损害的承保,并不违背承保风险的客观性原则。

2)近因是独立对损失的发生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其本身是不可选择也没有从属性的。而船主为避免或减少损失发生而采取的措施是在船货存在现实的危险时为减少损害不得已而为之的,不具有近因的构成要件,不是近因。

3)从客观效果而言,将为避免或减少损失发生而采取的措施视作近因不利于船长或被保险人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海上风险,不利于保护船货安全,最终对保险人的利益也不利,因为保险人要对本可避免或减少的损失承担保险责任。其最终的结果是一个"双输"的结局。

2.迟期造成的损害

迟期造成的损害主要包括两方面:对船方造成的损失和对货方造成的损失。由于迟期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其理论依据在于:这种损失的近因是迟延而不论迟延是否由于承保事故造成,即使迟延是由于承保事故造成,法律上认为迟延为另一新原因介入,与以前的事故原因已无关系。迟期是海上风险的必然结果,对损害的发生不具有独立的决定力量,而是充当了海上风险与损害结果之间的桥梁。尽管从表面上看,损害是由迟期造成的,但迟期并非作为外来因素介入而中断了原有的因果关系链条,而是在这一链条内部承担传导和中介的作用。因此,将迟期作为近因而免除保险人的赔偿责任是不科学的。

四、我国关于近因原则的司法实践与立法缺陷

在我国，虽然法律界、保险界的专家学者们均主张"近因原则"是海上保险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我国的《保险法》和《海商法》未对近因原则作出明文规定，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大缺陷。我们都知道，立法与司法实践是紧密相连的，在一定程度上，立法的现状决定了司法的实践做法。我国目前的立法状况，导致了在海上保险司法实践中，一方面，近因原则未被我国《保险法》和《海商法》所明确确认，因此，它最多只能作为确定海损原因的一种参考原则。③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的困难，当事人无法援引近因原则作为抗辩事由，法官是否运用近因原则又无法预见，是否援用就只能完全依据法官个人的心证了，这就导致了保险理赔案件判决结果不统一现象的出现，从而使保险理赔案件无法得到真正公正的处理。④另一方面，《保险法》与《海商法》的关于保险责任的有关规定，很容易使法官走入一个误区：在一果多因的情况下，只要致损原因中存在承保风险，不论该承保风险对于损失的产生所起的作用的大小，即不论该承保风险是属于损失发生的近因还是远因，保险人一律要承担保险责任。这样就大大加重了保险人的责任，使保险人处于不利地位，不利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尤其是现在我国已经加入了WTO，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的保险业与国际保险业接轨是一项必然的趋势，但是我国保险法上(包括海上保险立法)"近因原则"的缺失，导致我国保险业和司法机关的实践做法与国际保险业的实际做法是有相当的差距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我国保险业与国际保险业接轨的难度。

我们应当看到,近因原则为许多国家海上保险法所采用,已成为保险理赔的一项公认的基本原则。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完善我国海上保险立法出发，抑或是与国际航运与保险实践相接轨的角度考虑，我国都应当在相关立法中确认近因原则。我国应当学习他国先进的立法经验，在我国《海商法》等海上保险立法乃至其他保险立法中规定近因原则及其适用的条款。我国应在有关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加紧相关课题研究，形成立法方案，完善立法，从而进一步推进我国海上保险法制建设，更好地维护海上保险各方当事人和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注释：

①参见易玉芹在2009年第11期《金卡工程・经济与法》上发表的文章《海上保险法近因原则之"近因"浅析》。

②参见陈朝晖在2004年第3期《大连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文章《海上保险近因原则解析》。

③参见沈翌斌在2010年第8期《法制与社会》发表的文章《浅论近因原则的适用规则及其立法缺失》。

④参见司玉琢，李兆良1991年在《中国海商法年刊》第2卷上发表的文章《论海上保险的近因原则》。

参考文献：

[1]张丽英主编：《中英海上保险法原理及判例比较研究》，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6．

[2]王艳玲主编：《英国海上保险条款专论》，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7．

[3]贾林青主编：《保险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保险基本原则论文范文第3篇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保险合同解释的一项重要原则，其基本内涵是指当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合同格式条款发生争议且存在两种以上解释的，应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该原则始源于罗马法谚“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益之解释”，1537年英国法院通过判例第一次正式确定，后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所采纳、移植，现已成为各国和地区用于解释保险合同的主要原则之一。2009年我国新修订的《保险法》第30条对其作进一步明确规定，即“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一、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法理基础

任何一种法律原则的设计必有其客观依据和法理基础。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自不例外，对此学界多有研究，相关看法也殊途同归，归纳起来有四种学说观点可堪参考：

（一）“附和合同说”

“附和合同，之所以成为‘附和’，是因为弱势力量的一方当事人如果希望合同根本成立的话，就只能附和由强势一方当事人支配的合同条款”。该说认为，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内容一般由保险人预先拟定，被保险人只能对已拟定好的保险条款内容表示接受或不接受，并无过多商榷的余地。由此可见，在保险合同条款的拟定方面双方当事人所处的地位并不平等，保险人处于绝对主动，而被保险人则相对被动。“法律必须及时反映实质正义，特别是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为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利益，法律要求保险人在拟定保险合同格式条款时应尽谨慎勤勉义务，这样的苛责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扭转了被保险人相对弱势的地位，也自然地要求如果出现对保险条款内容用语存有疑义时，保险人需要负担更多的责任。

（二）“专门技术说”

该说认为：保险行业是一个高度技术化的行业，其保险合同的条款中常常运用非常专业化的术语，如“本公司赔偿损失后，由本公司出具批单将保险金额从损失发生之日起相应减少，并且不退还保险金额减少部分的保险费。如被保险人要求恢复至原保险金额，应按约定的保险费率加缴恢复部分从损失发生之日起至保险期限终止之日起按日比例计算的保险费。”这样的条款表述可能并不能被一般投保人所完全理解，这在客观上形成了有利于保险人的局面，构筑起其在合同解释中的强势地位。为防止保险人滥用其保险技术优势，故意在保险格式条款中使用一些晦涩难懂或文义模糊的文字，造成对己方有利的条款内容，法律规定在双方对合同条款解释存疑时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这也验证了英美保险法学者对该原则的经典论述：“当保单条款存在疑义时，将采用对被保险人最为有利的解释，这个解释标准既合理又公正，因为保单词句由保险公司选择，而正是保险公司将含混的文字写入保险合同，或者对清楚的语言中加入非常不自然的含义导致合同出现难以避免纠纷的结果”。

（三）“弱者保护说”

该“弱者保护说”认为：在保险交易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相对于保险人而言交易能力不对等，实力悬殊，保险人拥有保险的专门技术、人才、经验和雄厚的财力，而一般普通投保往往是个人投保，势单力薄，在现实谈判中并不具有平等的交易地位。其次，从承担风险的能力上看，二者更不具有可比性，保险公司是专门承担风险的机构，而被保险人承担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所以才有寻求投保减损的必要性。弱者往往能够得到同情，法律概莫能外，基于公平原则，当保险合同条款发生歧义时，维护弱势方的利益就显得格外重要。

（四）“风险分散说”

在英美国家的法律规则和理论越来越倾向于视保险业为一个具有公共利益的产业。“保险人通过运用大数法则，将可能遭遇相同类型危险的大量被保险人聚集起来，使其形成一个大的‘危险分散池塘’。池塘中被保险人的数量越多，危险分散就越容易实现。”简言之，保险人将被保险人的保险费用汇聚成一个巨大的“危险分散池塘”，被保险人如若遭遇危险，“危险分散池塘”中的其他被保险人将合力分摊该风险，最终使个体风险消化于无形。所以，除非风险分散会造成保险人破产或显著不公平时，保险业应当积极承担分散个体风险的功能，如果保险人提供的保险合同条款对风险分散形成妨害，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就应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

上述各种学说与理论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法理依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附和合同说”和“专门技术说”主要从保险人的角度出发，前者侧重于保险人合同拟定的优势地位，后者倾向于保险行业的技术性，都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条款拟定时应尽谨慎勤勉义务，坚守诚实信用原则，否则要承担不利后果；而“弱者保护说”从保护被保险人的立场出发，遵循保护弱势的价值取向，为处于弱者地位的被保险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司法救济；第四种“风险分散说”是从法经济学视角出发，运用经济学风险分散理论阐述了保险行业的社会性、公益性。但是前述四种学说的共性在于始终将解释的视线聚焦在合同的条款上，换言之，其解释的落脚点都是合同条款，归根到底，其寻求的只是一种形式正义的实现。

二、疑义利益原则与合理期待原则辨析

当前，为区别于传统的解释方法，“满足合理期待说”日渐为学界所重视，该学说在1970年由美国大法官Keeton提出，其观点认为“合理期待原则是指当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合同的保障存在客观上合理的期待时，无论保险合同条款是否明确地将所期待的保障排除在外，法院都应当保护该种期待的合同解释原则。”换言之，在实际生活中社会大众只是凭直觉产生保障风险的合理期待，所以被保险人在对待保险合同条款时常以自身的期待作为其理解、解释条款的立足点，区别与保险人的“专业理解”，如若两者之间存在差距时，法院应“满足合理期待原则”，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该种理论创设的实质是对传统理论学术的颠覆，为实质正义的实现开辟了一个新的路径。但目前为止“满足合理期待说”并没有成为学界共识，对其分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与合理期待原则的层级关系；二是合理期待原则能否被司法实践所适用。

首先，当前多数观点认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与合理期待原则实际上是截然不同的保险合同解释方式，双方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并不存在一方包含另一方的层级关系。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主要适用于保险当事人双方对保险合同条款含义存在争议且模糊不清时作出解释、判断，依赖于传统的解释手段和理念；而合理期待原则是坚持保护被保险人的客观合理期待，其适用的前提并不苛求合同条款是否清晰，实际要求法官以一个外行的被保险人的角度去考察合理期待应当是什么，“尽管合同文字已经清晰表明排除了某种赔付，但如果一个理性的人预期保险合同会对某一种损失提供保障，法院就会要求保险人赔付。”当前也有观点坚持认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法理基础包括了合理期待原则，如孙宏涛博士在《保险法中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一文中详细例举了当前的其中学术，认为合理期待说是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一种学术；王林清所著《保险法理论与司法适用》一书也持类似观点。通过仔细上述分析可知，鉴于合理期待原则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点，作为保险合同解释原则，处于相互独立的地位，因为一个所重视的是形式正义，一个所追求的是实质正义，所以不宜将其认定为包含关系。

也有意见认为“满足合理期待说”实质是对传统保险合同条款解释原则的严重背离，在合同条款的语义明确的情形下，不得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首先，若单纯以边际模糊的“合理预期”来否定保险合同中明确的“严格术语”，其极易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冲突，在合同条款已经十分清晰时，也难以避免双方的争论冲突。其次，满足合理期待将导致被保险人投保成本的加重。为避免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保险人可能会选择提高相应的保险费率，最终的高额承保费用负担仍会转嫁给被保险人，不利于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再次，极易导致审判权被滥用，法官会村在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公然排除或者否定那些语义清楚、明晰的保险条款，而去创设新的合同权利义务，破坏合同自由的契约精神，必然会影响交易秩序的安定性。所以，本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适用合理期待原则保持谨慎的态度，鉴于合理期待原则对于法官的要求较高，结合当前我国司法的综合水平，如果立即适用将会导致很大的问题，应待时机成熟时再行确定。

保险基本原则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近因原则；形成背景；法律适用

近因原则是保险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保险经营中的理赔难点。设立该原则的目的是为了明确事故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认定保险责任。但我国《保险法》对近因原则却未予以比较明确的规定。相比较，保险业较发达的英国则早在《1906年海上保险法》就明文确立了近因原则。因此我们有必要将中英的近因原则进行对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好地发展我国的保险业。

一、近因原则概述

1.近因原则的含义

近因原则是判断风险事故与保险标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确定保险赔偿责任的一项基本原则。近因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在风险与保险标的损失关系中，如果近因属于被保风险，保险人应负赔偿责任；近因属于除外风险或未保风险，则保险人不负保险责任。

2.近因原则的研究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保险业的开放程度也不断加深，外国保险公司的不断涌入。随之而来的先进的保险专业知识的冲击也越来越大，其中保险历史最悠久的英国，更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但是由于我国保险法界对近因原则的研究还存在很大的滞后和脱节，我国自1995年两次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并没有把近因原则写进法律中。我国保险法相对于英美法系的保险法律只能说是初级阶段，需要更多汲取世界先进国家的优秀保险理论知识。

二、中英近因原则的对比分析

1.近因原则形成的背景的对比

（1）英国保险法近因原则形成的背景。经过长期的海上保险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大量的法院判例的积累，近因原则已经是英国保险法律判决的惯例。而且早在1906年，英国颁布的《1906年海上保险法》中，就直接将近因原则写入法律中，成为判案的重要依据。而两年后，英国对LeylandShippingCo.Ltd.v.NorwichUnionFireInsuranceSocietyLtd一案的判决，又肯定了更行之有效的“效率标准”，而否定了可能造成很多错误判案的“时空标准”。不久，更符合人们习惯的“常识标准”也逐渐明确。

（2）中国保险法近因原则形成的背景。由于我国对近因原则的重视程度不够，且因近因原则本身的复杂性，我国立法机关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明确规定近因原则，司法实践中也只是将近因原则作为一种惯例，当做参考依据。所以说，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近因原则缺失。

2.中英近因原则法律适用上的对比

（1）英国近因原则的法律适用。英国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总结，拥有相对完善的保险法律体系。英国很多关于近因原则的经典判案都是英美法系的案例法中的重要标准。英国法官对近因的判案，通常要经过严谨的思考，结合具体情况对案件进行具体分析，同时结合经典案例对案件进行分析。后来英国学者又从中将因果关系学说提炼出来，完善了近因理论知识。而且随着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相互借鉴、相互融通，英国的近因原则吸收了两大法系中各种因果关系学说；也更多汲取了优点，摒弃了不足。

（2）中国近因原则的法律适用。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虽未直接规定近因原则，但保险实务界有句话叫做：“判断责任看近因，决定赔偿看范围”，说明我国保险实践就是这样运用的。

而且有学者认为保险法相关条文隐含了该原则。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且在2003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保险人提出的其赔偿责任限于以承保风险为近因造成的损失的主张应当支持。近因是指造成损失起决定性、有效性的原因。”可惜该司法解释仅仅是征求意见稿，没有法律效力。

三、改善中国近因原则的建议

1.中国传统近因原则的理论应待提升。中国学者应致力于避免中国仍受传统近因原则理论的影响，避免过度倾向和维护保险人利益。多向英、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理论，全方位地介绍他们的新观点、新思路；同时更多考虑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利益。

2.我国应在保单中明示并说明。保险公司应在保险单中明确列明，并详细解释近因原则；当然，因为保险专业知识太强，对近因原则应规定“明确说明”义务，要求保险业务员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将近因原则解释给投保人听，避免以后可能的纠纷。

3.我国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明确规定。我国可以通过成文立法的方式确立这一原则。可以直接将近因原则写到保险法律中，让保险判案有法可依；同时准确解释近因如何判定，避免法官对近因理解混乱，错误运用近因原则。

4.利用司法解释说明。鉴于近因原则应用广泛，而保险法不易修改。我国可以先利用司法解释对近因原则进行补充说明，因为对于我国来说司法解释相当于“准立法”，具有一定的法律效用，有助于法官判案。（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参考文献：

[1]吴定富.保险原理与实务[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2.

[2]汤媛媛.保险法近因原则研究[D].吉林大学,2011.

[3]任以顺.保险近因原则之“近因”概念内涵探析[J].保险研究,2008(5).

[4]李利,许崇苗.论近因原则在保险理赔中的把握和应用[J].保险研究,2008(7).

保险基本原则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美国保险法；合理期待原则；保险消费者

中图分类号：D9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3－0035－02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3.07

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其保险市场成熟而规范，保险法规健全而完善。特别是其保险法规中，极其重视保险消费者经济权益的保护，并在全球首创了“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的原则。

一、合理期待原则的产生

“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的观念最早由英国大法官Stormon・Darling勋爵在1896年提出，他主张“保险单应根据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进行解释”，但保守的英国法院始终未采纳这一建议[1]。

19世纪中叶，合理期待学说被再度发现和倡导。不过这次是由美国的法院来完成的。在美国保险法判例上，“合理期待”概念首次出现于1947年的“Garnet案”。对“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原则之系统阐释，当然也应归功于基顿法官。尽管科宾在1950年也提出了合同法中合理预期原则的概念，但因缺乏系统的论述和相关的法院判例作支持，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和探讨。

在“Garnet案”之后，基顿法官在总结美国从1930―1970年40年间无数保险判例的基础上，于1970年在哈佛大学《法律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在保险法上存在的与保单条款相冲突的权利》一文。在这篇被誉为合理期待原则的“奠基性论文”中，他深刻地指出：“许多保险判例的判决，名义上分别以疑义条款解释法则、显失公平、公共政策、禁止反悔等法理作为裁决的理由，但它们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共同的理念和判断，这就是以满足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为导向。”他主张用合理期待原则补充法律规定的漏洞，并力求修改相关法律以适应保险业发展之现实。可以说基顿法官关于合理期待法理思想的创新发展，不仅是一种保险合同解释方法论的变革，而且作为一种新的保险合同法理分析模式，已在世界范围内引领了一种新的优先而周全地保护保险消费者权利的思潮[2]。

二、合理期待原则的基本内容与运用

自从1970年《保险法上存在的与保单条款相冲突的权利》这一奠基性后，“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的学说逐渐为美国大多数州的各级法院接受采纳，并成为法官解释保单条款的重要原则。自此，美国的保险判例法实践中便逐步兴起了合理期待原则。该学说要求，法官应从一位合理的外行被保险人的角度去考察他的合理期待应当是什么，对保险单应当根据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进行解释，即“根据一个未经保险或法律等专门训练的人的理性预期来解释保险单。如果一个理性的人预期保单会对某一种损失提供保障，法院就会要求保险人赔付――尽管可能是合同文字已经清楚地排除了的赔付”[3]。法院尊重并重视被保险人以及受益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客观合理的期待，即使保险单中严格的条款术语并不支持这些期待。

换言之，合理期待学说所考虑的因素并非仅仅在于保险条款不正当性问题本身，保险条款的不公平或不正当只是问题的表象，其实质在于被保险人并不享有实质的合同自由。因为被保险人多数不具有相关保险的专门知识，在保险信息分布上属于弱者，不能做出符合自己意愿的自由选择。因此，合理期待原则将其规制的着眼点前置于保单条款拟订和缔约环节，督促保险人须持诚信与公平交易观念来设计保险条款，主动履行保单条款的提示与醒示义务，使投保人在充分获取相关保险资讯与完全理解保单条款规定的前提下，进一步做出真实的缔约意思表示。

据拉德夫教授（Mark C. Rahdert）归纳，截至1990年末，美国法院在判决中主要将合理预期原则运用于以下四个方面[4]。

一是法院运用最多的是用被保险人的合理预期解释和确定有歧义的保单条款的确切含义，事实上这一层面上功能与传统的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者解释规则的有所雷同。

二是当法院遇到一些保险条款明显对被保险人不公平，或在衡平法上被称为“非良心性条款”时,由于此类条款或是有违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许诺，或是与被保险人在此类保单下的应有基本利益不是非常符合的，此时法院也会频繁运用合理预期原则来调整该类保单条款，以达到相对的公平合理。

三是当法院认为保单中的有些条款即使是叙述明白无误，但由于其实质性地违背了该类保单的宗旨和目的，则法院会引用合理预期原则排除此类条款的适用，但这样的判例不是很多。

四是当保单中某些排除条款严重违背社会公德和公共政策，法院为保护公共良俗，也会偶尔运用合理预期原则而使此类保单条款无效，但这样的情况几近于零。

三、合理期待原则的革命性影响

自合理期待学说被司法部门普遍采用后，尽量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之法理观念，便通过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作为一种新兴的保险合同解释规则来加以贯彻并推展开来的。这一规则突破和超越了传统保险合同的解释规则及其体系，乃至背离了传统合同法的基本思想与法理，对美国保险法的变革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它最终作为一项新兴的重要原则，在美国保险合同审判实务中确立了下来，并对英国保险法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

此后，美国保险行业掀起了一场“悄悄的自我革命”[5]。各保险公司纷纷顺应潮流，通过改良其保险产品、重新设计保单内容、尽量以通俗易懂、清晰明了的语言拟订条款，并在缔约过程中主动向被保险人披露充分而具体的相关保险资讯，帮助被保险人有计划地选择和购买适合其需要的保险，尽量避免和减少因信息的匮乏或不真实，导致消费者盲目购买并不适合自己的保险险种。“从被保险人角度而言，他或她会更加有效地利用保险所具有的危险分散功能，将本应由其承受的危险转嫁给保险人承担；进而言之，无数投保个人有效地应用保险转嫁危险的机制，其积累的整体效应提升了整个社会有效率地分散危险的能力，即实现了保险消费的公平，也促进保险行业的效率”[6]。如此一来，不仅增强了保险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的信心，也对保险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近年来，在英国合同法学术界迅速兴起的同时，也更关注和认同合理期待原则，并在不断地对该原则进行探讨、完善和系统化。合理期待原则也受到了英国立法机构的重视和认可，一些英国法院也有开始采行的倾向。因为英国合同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缺位”,使得英国急需具有相似功能的原则来应对合同法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同时，英国合同法学界也不甘心追随美国，而试图发展自己的合同效力正当化新理论[7]。

四、合理期待原则对我国保险立法的借鉴

综上所述，美国法院通过合理期待原则所倡导和引领的优先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思想，对我国合同法的发展也有一定参考应用价值，对完善我国保险立法与保险市场的规范化运营大有借鉴作用。

1.有利于保险诚信与公平交易的社会价值观念之实施

合理期待原则要求保险公司以一种诚实的合乎道德的方法对公众经营业务，因为这些公众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熟悉保险业务的技术细节。当保险消费者变得更有知识的时候，仍然需要诚实的保险人为其顾客签订满足要求和选择其合适的保险产品。另外，仍然需要有知识的承保人来保护公司和顾客双方的利益，一旦意外损失发生，还需要有同情心和有专业知识的理赔人员来服务。

2.可有效禁止保险人滥用其制度性的优越地位

为了规制保险人不得滥用其制度性的不平等优越地位和合同自由，是合理期待规则一个正当化的理由。它将对保险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前到保单条款拟订环节，要求保险人在设计保单条款时，应充分考虑双方利益的平衡和公平，不得利用格式条款来减少或排除其基本义务，或者从合同中派生出来的普通法上的义务，否则被保险人将诉求合理期待规则，寻求对其他条款提供救济。

3.有利于保险人信息披露义务的实施，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

通过法院赋予被保险人合理的预期以法律效果，促使保险人在缔约过程中积极主动为被保险人披露和揭示丰富而真实的保险信息，以便被保险人在基于充分了解保险条款内容的基础上，去有计划地理性安排和购买适合其需要的保险组合，并尽量避免和减少因信息的匮乏或不真实，导致盲目购买并不适合自己的保险险种，从而体现了优先保护保险交易中弱势群体权益的新兴思潮。

参考文献：

[1]P.S.阿狄亚.合同法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13-14.

[2]王利明.合同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Μ・A・克拉克.保险合同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55.

[4]尼思・布莱克.人寿与健康保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5]王军.美国合同法判例选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