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小波变换；关联效应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并非完全独立，往往以不同方式与资本或劳动要素相结合，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要素生产率方式促进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组合形式不同，对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效率影响差异显著。其中无偏性即中性技术进步能够同比例提高所有生产要素投入效率，以全要素生产率方法就可以有效测算技术进步。但若有偏性技术进步并非单独发挥作用而是依附于资本或劳动投入，并非均等提高资本或劳动质量，仅以全要素生产率方法测算技术进步就存在许多局限，结果可能有悖于现实经济中整体技术进步的作用贡献，也无法刻画经济增长过程中整体技术进步及资本和劳动质量变化的全部。［1］

当前，世界各国普遍出现经济高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共存的现象，事实表明中性技术进步并非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全部。Gordon（1990、 2000、2002），Greenwood and Yorukoglu（1997），Greenwood、Hercowitz、Krusell（1997）和Greenwood、Jovanovic（2001）发现，20世纪90年代后技术进步主要与有形物化的资本品结合，一国经济正是利用内含最新技术的设备投资特别是信息软件业设备，通过资本和技术进步相耦合方式（即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实现快速增长。Gordon［2］和Hulten［3］等测算出机器设备投资中有形的技术进步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贡献，发现1954年到1990年间美国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每年以3%的速率增长，占技术进步总贡献率的2/3以上，其中美国战后60%的生产率增长来自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4］

同样，黄先海等［5］利用中国工业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的技术进步也完全可能融合于物化型设备投资中，通过设备更新换代提升技术进步和生产率。赵志耘等［6］构建了一个区分设备投资和建筑资本投资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界定设备投资和建设投资相对价格与边际收益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依据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高投资收益率和设备相对价格下降的经验事实，发现我国以设备进口为主的技术引进方式实现的设备积累速度远高于建筑资本积累速度，判定了中国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存在性。同时，应该强调，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并非固定不变，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资源要素禀赋和政治经济制度环境约束下，要素贡献都将呈现出时间性和阶段性的变化趋势，而技术进步作用方式因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结构不同而表现迥异，即技术进步作用存在动态阶段性规律。［7］由于国内普遍缺乏对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关注，相关的定量研究也几乎无人涉及，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中性技术进步贡献与经济增长趋势并不保持一致，真实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更多表现出与机器设备投资相融合的趋势。为考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作用特征，本文利用设备工业品与建筑工业品的相对价格指数，构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指数分析蕴涵在设备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变化特征，及其与经济增长率的周期波动关联性。

一、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动态变化规律

在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分析中，通常利用设备品的相对价格来反映。国内外相关研究也多数采用此种方法，如陈师、赵磊（2009）就以消费价格指数与设备价格指数之比来衡量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在此我们以设备资本与建筑资本的相对价格指数的倒数来表征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增长及变化趋势。在此首先利用1980—2007年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的年度相对价格指数来构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指数，如图1所示。

数据显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在改革开放初期变化幅度不大，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中期出现快速增长，特别是在1987年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增长率超过了20%，这表明在此期间我国以设备资本品投资方式实现的技术进步增长迅速，也是类似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升级、缩小和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主要途径。而在90年代中期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增长速度放缓，基本都在4%均值上下小幅波动。考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在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三个时段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7%、4.7%和3.5%，呈现明显递减特征。观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趋势分量，可以看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呈现出抛物线型的增长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峰，表明该时段是我国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快速增长期，90年代中期后增速逐渐转缓。主要原因可能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形成了模仿和复制的成本优势，因此以先进技术设备引进与投入为载体的物化型技术进步成为我国技术快速升级的主要形式，但随着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缩小和边际收益下降，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增长速度会逐渐减缓。进入21世纪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增长趋势分量近似于一条水平线。

为深入分析近年来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变化特征，我们选择月度数据进行细化分析。首先采用分类资产价格指数构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指数，在机械工业品中选择具有较高投资价值且质量发生明显变化的四类工业品，分别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通用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进行加权平均构建设备品价格指数PPIE，以反映机械设备质量变化的综合趋势。其权重为该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即:

之所以选择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等四类制造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原因在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电子等设备技术含量和其他设备相比投资价值更高，技术水平高且技术更新也快于其他设备品，对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表征更直接、更敏感。将设备品价格指数与建筑材料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比值的倒数作为综合设备中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指数ETC，同时还将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指数与建筑材料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比值的倒数ETCCE，以分析蕴涵在前沿设备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如图2所示，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样本区间为1999年1月到2010年3月。 #p#分页标题#e#

图2显示，综合设备中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指数ETC与前沿设备投资品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指数ETCCE具有相似的变化特征，在2003年和2008年都出现快速增长，这与依据年度数据构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指数的结论相一致。其中综合设备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指数ETC在2003年12月阶段最大值为7.5%，2008年8月的阶段最大值为9.02%，而前沿设备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指数ETCCE比综合设备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增长更快，在各个阶段都高于综合设备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增长率，2004年3月的阶段最大值为11.6%，2008年8月的阶段最大值为12.8%。在整个样本区间内综合设备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3.22%，而前沿设备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5.86%。

二、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关联效应

利用月度数据考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率的动态变化规律。综合设备中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ETC和经济增长率GDPR的月度变化路径如图3所示，经济增长率GDPR的月度数据是将季度数据采用频率转换获得。

图3显示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特征有所不同，经济增长率在90年代末期出现下落特征，但在21世纪初期开始平稳上升，在2007年达到的最大值为13%。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在2008年初开始快速下降，但2009年初又出现明显回升。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ETC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速平稳上升特征，与经济增长率相比其波动幅度较小，只是在2003年和2008年出现大幅增长，其变化特征显示其增长并没有受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面，进一步采用小波变换方法分析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ETC和经济增长率GDPR各层分量的变化特征。

从小波变换系数WTf(m,n)中可以得到f(t)在时间窗[mt+n-mΔt,mt+n+mΔt]的部分信息，同时可以得到f(t)在频率窗[θ/m-Δθ/m,θ/m+Δθ/m]的部分信息。因此，当m值小时，mt+n-mΔt和mt+n+mΔt很小，时间窗很小。而在频域上θ/m-Δθ/m和θ/m+Δθ/m很大，频率窗很大，相当于在短周期内用高频小波作高分辨率分析。当m值大时，时间窗很大，而频率窗小，相当于在长周期内用低频小波作低分辨分析。［9］

本文采用DB4小波变换将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ETC和经济增长率GDPR进行分层，根据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和周期的划分，将小波变换的最大尺度α取为27=128个月。通过小波变换，将时间序列分解就可以得到不同尺度下的分量谱图。小波分解后的前三层尺度为21～23，是周期1～8个月的分量，即频率为0.125～1的分量，包含了序列中的随机因素和不规则因素。第四层尺度为24，是周期9～16个月的分量，即频率为0.063～0.125的分量，称为短周期分量，记为ETCS和GDPRS，如图4所示。第五层尺度为25，是周期17～32个月的分量，即频率为0.031～0.063的分量，第六层尺度为26，是周期33～64个月的分量，即频率为0.016～0.031分量，我们将小波分解后的第五层和第六层分量合并，将其称为中周期分量，记为ETCM和GDPRM，如图5所示。第七层尺度为27，是周期65～128个月的分量，即频率为0.008～0.016的分量，我们将其称为长周期分量，记为ETCL和GDPRL，如图6所示。

图4显示，在短周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率波动不同，部分时期呈现出相反的变化特征，如在2000年初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ETCS呈现下降趋势，而经济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在2005年中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达到波峰，而此时经济增长率却处于波谷。对比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发现在短周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比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强烈，波动幅度大。分析短周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率Granger的因果关系，我们发现，当滞后的时期取2个月时，原假设为“ETCS不是GDPRS的Granger原因”的F-统计量小于10%的临界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设，表明在短周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同时，原假设“GDPRS不是ETCS的Granger原因”的检验接受原假设，表明短周期经济增长也不是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Granger原因，因此短周期二者不具Granger因果关系，即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经济增长也不是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变化的原因。

图5显示中周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ETCM与经济增长率GDPRM的变化在2008年之前呈现较强的共变特征，即当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达到波峰时，经济增长率也到达波峰；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达到波谷时，经济增长率也到达波谷。但在2000年后，二者变化呈现相反的特征。考察中周期二者的Granger因果关系，和短周期二者关系不同，在9%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ETCM不是GDPRM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表明在中周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不能拒绝“GDPRM不是ETCM的Granger原因”的假设，即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在中周期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中周期分量时差关系发现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最大相关系数为0.9665，但不是在当期，而是在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先行1个月时，这再次印证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图6显示的是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长周期分量的变化趋势，二者呈现完全的共变特征，在经济增长到达波峰时，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也到达波峰，在经济增长到达波谷时，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也到达波谷。

表1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显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率的长周期分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在3%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二者具有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利用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率原序列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ETC不是GDPR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但不能拒绝“GDPR不是ETC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表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率具有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这表明当前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是我国经济增长重要因素。

三、基本结论

本文利用设备工业品与建筑工业品的相对价格指数，构建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指数，分析蕴涵在现代设备投资过程中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并利用小波变换方法分析体现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率的周期波动关联性。结果显示，我国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出现快速增长，之后增速放缓。体现式技术进步呈现出抛物线型变化趋势，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7%、4.7%和3.5%。小波变换分层分析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发现短周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率变化特征不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显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率不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中周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率变化呈现较强的共变特征，并且存在“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的单向因果关系。长周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率变化呈现完全的共变特征且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 #p#分页标题#e#

关系。长中短周期关系显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体现在短期而是中长期，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在于技术进步。这表明在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中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在较长时间内还将是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

参考文献

［1］J. FELIP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East Asina: A Critical Survey［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9, (4)．

［2］R. J.GORDON. The Measurement of Durable Goods Prince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3］HULTEN, R. Charles. Growth Accounting When Technical Change is Embodied in Capital［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4).

［4］GREENWOOD JEREMY, HERCOWITZ ，KRUSELL. Long-run Implications of Investment-Specific Technological Chang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3).

［5］黄先海, 刘毅群. 物化性技术进步与我国工业生产率增长［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6,(4).

［6］赵志耘等. 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J］.经济研究, 2007, (11).

［7］郑玉歆.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其增长的规律［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998, (10).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中国共产党 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通过对世界形势的判断与分析，科学解答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课题，总结马克思主义在时展中的基本经验，有利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时展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当代，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时展相结合，在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基础上，依据国情科学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不落后于时代，也不超越阶段，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在新形势下，要科学回答我们所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使其符合时展要求。从马列主义、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无不体现着时代痕迹，即每个时代都有符合自己时代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以解决时代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自己时代的口号，是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即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质是回答时代重大问题，只有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规律的根本前提。客观世界不仅在发展中表现自己的本质和规律，而且还反映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阶段，由于人们利益需求的不同，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才能不断把握人民利益需求的新变化，才能真正提出或者制定出符合人民利益需求的政策和策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时代内容的转变，及时抓住符合时代潮流的主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

科学判断时代特征

时代特征是世界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根本性变化，主要反映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力与世界交往形式的发展状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不仅要融入世界共同发展的大舞台，而且还要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建立对称性联系，创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把握时代变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关键。当前应将时代特征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特征结合，正如十报告所说，“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要想抓住机遇并回应时代挑战，就需要重新审视当今时代、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十报告把科学发展观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在顺应时代潮流、应对时代挑战和揭示时代主题过程中实现了突破性发展。

科学判断时代特征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必要条件。在国际社会中，当国际形势趋于缓和时，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尤其是世界大国间更加注重竞争对国际形势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发展经济为主，因为“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当前，世界联系日益紧密，各国利益相互渗透，密不可分，“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定位，结合国内的发展现状，制定和调整适合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自觉把握历史潮流

马克思主义能否在中国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适应时展需要，能否同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若时代化不与现代化建设实际相联系，就无法与世界经济建立对称性或匹配性联系，就可能制定出超阶段的发展目标或出现滞后现象。

正确把握时代特征是客观推动中国改革实践发展的关键。根据时展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时展变化的必然选择，即“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根据各国实力与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础上，不仅对时代特征做出了科学判断，即时代变化的复杂性、经济发展的一体性、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科学技术的先导性四大特点，而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围绕建设、改革与发展问题展开了新的探索，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的关键。当代世界的发展和竞争，从来就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发展目标，我们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策略。譬如，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实质上就是为实现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相互衔接，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有利资源。可以说，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相连的，邓小平关于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都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践性是邓小平理论的本质特征。

正确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根据时代特征和时展变化，结合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特征，不仅从二者联系中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趋势，而且正确制定适合中国发展的政策和策略，从结合中把握时展趋势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关键。

把握当前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根本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了深刻认识，而且还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通过对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性特征与世界共同发展间的差异，提出适合世界大多数国家共同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尤其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一个长期性和阶段性矛盾相互交织的特殊时期，不仅要结合时代特征的新变化，而且还要结合中国国情和阶段性特征的发展变化，才能制定出适合国情的战略发展目标。

用世界共同发展理念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关键环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通过总结在时代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性特征与世界发展和时代特征之间建立对称性联系，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彼此间的相互依存要求人类树立和平发展的观念，因为只有用世界共同发展的理念才能真正解决和平与发展的根本问题。

坚持以中共为领导核心以群众为实践主体

作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核心力量，中共不仅是国家政策和策略的制定者和决策者，也是探索时展变化的观察者和分析者，其中，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主体，而中共所作的决策必须以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实践的依靠力量。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而且“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共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使中国革命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邓小平坚定地认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这说明中共在实践中不仅历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且还甘当群众的学生，重视“将群众中创造的各种好方法普遍化”。

实现群众利益是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与时展相结合的根本目的。政党作为阶级利益的政治代表，始终把群众利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者把初级阶段国情与时展相联系，分析如何把生产力的基础作用和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与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使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之间建立起对称性联系，促进与带动中国的发展。从如何代表和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邓小平不仅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具体化为“走一步，看一步”的工作方法，而且还要求在实践中用事实说话，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始终坚持把生产力与人民利益标准融为一体，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建立在人民群众实际利益不断得到满足的基础上。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关系是关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其中，在坚持中共领导的情况下，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时展变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特征结合起来，不管时生什么样的变化，都坚持“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就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向前发展。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证分析，新古典经济学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是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新特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是适应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形势和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的“阶级斗争理论”与“暴力革命理论”。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二战”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摆脱其古典形态而步入现代形态阶段，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呈现出了许许多多不同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即生产技术信息化、生产组织网络化、经济“计划化”、资本社会化、管理“民主化”、利润“分享化”和社会“和谐化”等。所有这些，就使得原本以私有制、市场调节和两极分化、社会对抗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发生自我扬弃而不断走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更是表现出了许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大量新特征，即经济市场化、生产要素个人化、生产经营分散化、收入分配差别化和社会分层化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某些具体结论已经明显地不适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所提出的理论挑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必须现代化，否则，它就会作为已经过时的“昨天的理论”而被抛弃。我们应当摈弃以往那种固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具体结论而脱离现代社会现实的教条主义做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对现代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作出科学的解释，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时代特征来看，当今世界一方面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竞争，和平共处，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正确认识与处理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这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在向着多极化、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发展，资本国际化，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信息化与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不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必须面向世界、面对现实，在自己的学科范围寻求科答案。21世纪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纪，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和大趋势。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适应这个新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现代化。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念的提出是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的特征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的实践分不开的。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条件。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包括其科学形式上的现代化，更包括其内容、方法的拓展与理论、体系的创新。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创新是应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挑战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必须实现现代化，不仅是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应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挑战的理论需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这种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方法把经济学看成是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科学。二是个体主义占主导的方法论原则与基本内容。亚当・斯密提出了“经济人”他“看不见的手”的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通过对“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的分析，古典经济学奠定了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继承了个体主义的原则，并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人”假设，使它构成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三是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均衡分析为基本方法，因为“经济人理性”要求行为的一致、有序和可观测，而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人的行为才是稳定的，具有可观测性或实证性，才能表现出“理性”。所以，新古典经济学把制度、人的偏好、企业组织形式及技术水平等容易变化的因素统统看作外生变量，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四是广泛应用数学作为主要分析手段，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最显著的特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巨大的理论挑战：一是其“科学性”的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具有的高度数学化和十分精细刻画的科学形式，从分析方法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定性研究和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似乎成为一种“粗糙”的理论。二是其“现实性”的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从个人所面临的市场经济现象出发，具体地分析个人、厂商的经济活动，描述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很现实的理论。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主要研究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而远离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似乎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论。三是其“有用性”的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具体分析支配人们经济行为的客规律和主观规则，提出具体的经济政策与对策建议，因而成为一种有用的经济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与发展规律，预示社会发展与变革的方向，而这些似乎与人们日常经济生活毫无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就必须迎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在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等方面有新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生活发挥更大、更直接的作用。？？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创新是迎接现代经济学发展新潮流的要求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制度 现代产权制度原则 现代产权制度内涵

虽然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及理论界现代产权制度的重要性作了许多论述，但对其战略地位、原则和基本内涵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这将有助于增强改革的自觉性。

一、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

1、所有制的核心是产权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基础工作是构建现代产权制度。由于所有制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因此，现实生活中所有制各种实现形态及其发展形态，实际是表现为产权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产权可视为所有制的核心，那么，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当然就是现代产权制度。因为，我们要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然不是古典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建立在现代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尤其表现为，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制度基础的市场经济。所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基本原理要求，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理应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

2、按制度经济学理论，产权制度是社会经济制度结构中最核心的制度

林毅夫认为，制度可以区分为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前者是指在特定领域内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组规则；后者则指经济社会中所有制度安排的总和。但制度安排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基本的制度安排和一般的制度安排，因为一个经济社会的制度结构，不是所有制度安排随机的、简单的加总，也就是说，在制度结构中必有一个或几个作为基本制度安排起决定作用，它（们）决定和影响其他一般的制度安排及其性质和功能，从而决定了该制度结构的构成和性质，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实中的制度变迁问题。从经济的制度结构来说，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看作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结构。而所有制或产权制度，则是制度结构的基本制度安排，它决定并影响着其他一般制度安排。例如，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由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安排的形成，更精确地说，是产权制度的变迁，决定并影响了其他一般制度安排的变迁和形成，从而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结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结构转变。所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就是要改革传统计划体制的产权制度这一基本制度安排，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产权制度。

二、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

1、建立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的产权制度

农业社会的权利制度，是以身份权、土地产权为中心的；工业社会的产权制度，是以机器、设备、材料等物质资本的产权为中心的。虽然我国首先需要完成工业化任务，重视物质资本产权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历史的发展趋势，即一个越来越以人力资本产权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社会的形成。为此，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就必须充分体现每个人自由的选择权、流动权、就业权、劳动权、创新权，以及享有劳动（包括一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创造的一切有形和无形成果的权利。

2、建立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

既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那么，在此基本制度规定下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产权制度，就必须体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因此，要建立的现代产权制度，在结构上必须是国有产权、集体产权、社团产权、法人产权、私有产权、个人产权、混合产权等多种不同产权，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联系融合的产权结构。所以，我国既要学习发达国家的产权制度，也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允许和鼓励各种形式的产权制度创新，尤其是各种混合产权制度的创新，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

3、建立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法治要求的产权制度

所谓的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以高度发达的分工和专业化，密切合作和充分竞争为本质特征的复杂经济体系，也是由高度非人格化的交易活动组成的经济体系。在这种经济体系中，一切分工和交换关系，都必须建立在由国家提供第三方的产权界定和保护的基础上即法治的基础上，而不靠传统的身份权关系，如血缘关系、同乡关系、朋友关系、上下级关系等来维系的。因此，我国的现代产权制度，首先要在宪法的层次对所有的财产即无论是公有财产还是私有财产，无论是有形的财产还是无形的财产等等，都必须给予明确的界定和保护，同时还需要严格划清政府公共权利与公民私人权利的范围边界，以防止公权侵犯私权。其次，由于这种现代高度非人格化交易关系，而使得各种交易纠纷十分复杂，因此必须保持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否则，产权的第三方保护将是不可能的。

三、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关于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决定》已概括为四句话：“归属清楚、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但除了这四条以外，还需要增补很重要的一条，即“选择自由”。另外，“归属清楚”不如改为“界定清楚”似乎更准确些。因此，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界定清楚，权责明确，选择自由，保护严格，流转顺畅。”

1、界定清楚

将归属改为界定主要有两点理由：一是归属在我们的通常理解中，是指财产归谁所有的关系，很容易把它理解为狭义的所有权，从而不利于各种产权关系的把握。二是把它理解为广义的所有权，但这种归属，只涵盖了作为产权的客体与主体的归属关系，难以表达产权的行为边界含义，在现代产权制度中十分重要。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界定清楚的产权，应是具有人格化的产权，也就是说，产权要明确界定在有行为能力的主体上。这不仅是现代产权制度的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公有产权来说或许更重要。在现代市场经济里，交易中的产权更多的是表现为法人产权的行为。法人是法律认可或规范的有独立人格的团体组织，因而，它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团体组织。但是，我国的公有产权，虽然归属十分清楚，如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但是，由于它们不具有这种人格化主体的性质，因此在人格主体上即行为主体上却是界定不清楚的，从而导致交易关系混乱，并为个人侵吞公有产权提供了便利条件，这种不具有行为主体的产权特征，也正是我国国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效率不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只有界定了人格化主体的产权，才能够权责明确。

2、权责明确

完整的产权，显然还包括利益，因此，这里的“权”即权利，涵界了相应的利益，所以，完整的表述应为：权责利的明确。其次，权责明确，只是一个简略的说法。也就是说，现代产权制度，不仅要求在权责利上有明确的、具有人格化的产权主体，而且，权责利还应是对称的，即多大的权力必须与多大的利益，及多大的责任相对应。否则，不对称的权责利将导致权力的滥用，逃避责任，利益分配不对等，从而，产权起不到应有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实际上，产权制度的效率与权责利的对称性是正相关的。所以，权责利最大限度的对称性，是现代产权制度的一个特征。

3、选择自由

为什么要增加这一特征？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社会，每个人只能掌握极片面的一小部分知识，因此，个人最清楚自己范围所及的事情，从而作出最有利的选择。在每个人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市场便把这分散的知识汇集起来形成价格信息。而这样形成的价格机制，才能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所以，有人格化的产权主体，在社会习惯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具有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和怎样做的自由权，这是现代产权制度不同于前现代产权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前现代，因各种国家权力和各种封建特权的种种限制，产权主体的选择是不完整、不充分的，因而他们的创造性也相应受到限制。目前我国就存在类似的限制，例如银行等行业，只对国有企业甚至外资开放，而限制民营企业进入。实际上，现代社会，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如果产权主体充分自由的选择权被抑制了，那么创新的源泉也将同时枯竭。美国硅谷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由于那里的人们限制最少，他们在合作和竞争中都享有充分自由的选择权，从而才可能在无数的“试错”中筛选出具有商业前景的创新技术。所以，我国要建立的产权制度，也应具备这一现代特征。

4、保护严格

产权仅界定清晰还不行，它在各种交易关系中还必须得到严格实施才有意义。马克思也说过，所有权必须实现，否则毫无意义。怎样得到可靠的产权实施，这就必须有严格的保护。虽然传统社会的产权实施可以靠亲缘关系，熟人关系，伦理道德，甚至建立个人武装来维系，但在现代社会，产权的实施主要靠国家的法律来保证，而且，只有在国家法律的保护下，产权的实施才是严格的、可靠的、具有效率的、公正的。所以，保护严格是现代产权制度的一个特征。

5、流转顺畅

流转顺畅是指产权的流动性和交易性特征。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效率往往会高于以往的社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社会能够“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每一资源都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用经济学术语讲，叫资源最优配置。那么，为什么资源能够得到最优配置？这就得益于产权的流动性和交易性。例如，同样一元钱，在自己手中只能购买价值一元的消费品，但在企业家手里，它却能为社会创造出10元，甚至百元的财富来。但是，如果这一元产权不能充分流动和交易，那么就到不了企业家手中。产权的流动性和交易性也是现代社会产权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在前现代社会是没有的。因为，不仅产权有种种限制而迈不开步，而且也没有现代这样发达的统一市场。所以，建立流转顺畅的产权制度，意味着要打破我国目前地方、部门分割和封锁的市场状况，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 程启智：内部性与外部性及其政府管制的产权分析[J].管理世界，2002（12）.

[3] 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文版）[M].上海三联书店，1991.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逻辑   历史   错位

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所运用的一个重要方法。恩格斯在《考尔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对这一方法进行了说明：“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①]马克思正是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历史发展趋势。

多年来，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者们对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的科学性以及运用这一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必要性，作了非常充分的论证和说明。但是，当我们自己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及其相互的关系进行分析与研究时，这一方法却往往被遗忘了。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逻辑与历史的错位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所存在的最主要问题。

一

我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总体框架基本上还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翻版，即：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部分，资本主义部分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简单商品经济讲起，一直讲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为止；社会主义部分则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起点，以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为终点。从表面上看，这一体系完全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要求：资本主义部分基础上保持了《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所增加的有关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的章节作为《资本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也基本上反映了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则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灭亡之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过程或历史趋势。然而，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就产生于所谓社会主义部分的起点与资本主义部分的终点之间：当我们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转而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进程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即以“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而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社会主义，则是以不完全成熟或还很不成熟而不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为历史起点。

马克思通过对“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所预见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当然也应当是“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见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在马、恩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一词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②]），而不是指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第一或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更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特点。历史赋予他们使命，就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高度大致勾画出“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明确指出某一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所具有的具体特点，以指导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如列宁所说：“谁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述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例如《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的和主要的著作，对于未来只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只考察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因素。”[③]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理论体系上是马克思《资本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那么，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就应当与马克思所设想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历史起点是一致的，或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已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历史起点。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历史起点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也还没有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已经达到或曾经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或其第一或低级阶段的历史起点。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称“由于工业化纲领的实现，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强盛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④]这就是说，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国”的基础之上。而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⑤]众所周知，工业化本来应当是“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已经完成的历史任务，而且事实上也是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完成的历史任务。邓小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我们虽说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⑥]因此，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总体结构上并不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而是历史过程在理论上前后并非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从工业化已经完成的“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到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并非“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当然，我并非主张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应当脱离我国现阶段的实际而去研究“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或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及其运动规律，而是认为上述在逻辑上前后不一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然导致逻辑与历史的错位，而这种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则是导致我们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的认识，以及这些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之间关系的认识出现偏差的根本原因。多年来正是由于这种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及其运动规律的认识面临着两个非此即彼的错误选择：要么，把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当作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要么，把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当作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前者的实质是提高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表现为典型的教条主义；后者的实质是降低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表现为典型的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

改革开放前，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论述当作教条，即：将马、恩所设想未来社会的经济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于是，以此为理论依据而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主张立即消灭私有制、商品经济以及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等。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也就表现为思想进程超越了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拔高现实社会主义历史起点的教条主义态度被否定了，但贬低马、恩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的经验主义特别是实用主义态度却往往被忽视、容忍或认可了，后者甚至被当作反对前者的重要思想武器。因而思想进程超越历史进程在形式上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当作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为此甚至不惜轻率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例如，为了说明“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突破，不少经济学论文、专著和教科书都引用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社会主义”篇中所说的这样一句话：“一旦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消亡。”[⑦]并理直气壮地断言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这一预见不符合实际。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我们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我们中国或其他现在是或过去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在何时真正实现过“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 （哪怕是强行实现的）呢？即使是在“文革”期间我们也没有能够将个体私有制完全荡涤干净，何况农民兄弟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全民所有的待遇！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说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设想不符合实际呢？又如，有人以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为依据，否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论点，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借助于一系列这样的所谓实践证明，我们实际上几乎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经济特征的设想或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预见全否定了。在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是否会消亡，在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否还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或资本主义是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类问题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实践既不是共产主义的实践，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即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践。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之后，商品经济是否仍然存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或当我国在向成熟的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是否还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目前并没有这种实践可供借鉴。所以，上述所谓实践证明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相错位的检验方法。这种错位的实践证明就是逻辑与历史错位的具体表现。

本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就是对于现实社会主义认识的思想进程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相统一的结果。但是，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育领域，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充分的认识和重视，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仍然热衷于归纳所谓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或特点。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中，所谓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特征、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特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特征、社会主义企业的特征、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特点等提法比比皆是。每一次再版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这一系列所谓特征或特点的内容或提法。且不论这些所谓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或特点中有不少内容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体制残余的体现。从逻辑上讲，所谓社会主义的特征，在空间上应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即所有已经进入和将要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在时间上则应适用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即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之前。既然我国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们仅通过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又怎么可能归纳出经得起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检验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特征呢？例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本来就是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将其拔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特征，因为我们现在无法断定这种所有制结构是否应当或能够一直保持到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至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更不能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特征，难道当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在农村也还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吗？难道我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一直保持到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吗？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认识到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没有必要再去热衷于归纳什么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而应将注意力放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上。

二

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不仅使我们对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产生偏差，而且还使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产生偏差。过去，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趋势的论点当作教条，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那么现实中的资本主义也就走投无路了。于是，我们断言资本主义已进入“总危机”，并期待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将在下一次“大危机”中彻底崩溃。改革开放后，当国人再一次放眼看世界时，发现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没有濒临崩溃而且还比我们发达得多。到底如何解释《资本论》问世后一百多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及其变化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进程却又往往落后于当达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这就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发生了很多变化或进行了很多调整，如股份制的空前发展与普及，国家垄断及国家干预的出现和加强，以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等，这些变化或调整到底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能够适应社会化生产力要求的表现，还是它不能适应社会化生产力要求的表现，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所要解决的或不可回避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在涉及到这一问题时总是一味强调这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似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依然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水平上。就连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也认为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国家干预等方式是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我们却不愿意或不敢承认这一点。如果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确实丝毫没有改变，那岂不是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可以而且已经完全适应当今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吗？既然如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何说起？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结论又从何说起呢？恩格斯当年曾将股份公司称之为“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⑧]并预见随着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股份公司“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⑨]他在对资本主义将“不得不”采取的方式进行说明时还特别强调：“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资料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⑩]可见，在他看来，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是由于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得不”采取的国有化，就可以说是采取了社会主义的办法，因为这“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资料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俾斯麦式的带有封建专制色彩的国有化不在此列。因此，所谓“丝毫没有改变”之说的思想进程不仅落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而且还落后于马、恩在世时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当时股份公司已经出现）。

一方面我们的思想进程超越了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我们的思想进程又落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于是，如果将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本主义部分中某些观点或提法与社会主义部分中相关的观点或提法加以对照，就可以发现一系列“既卖茅又卖盾”的说法。如，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独资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化其私有制性质丝毫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独资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化其公有制性质也丝毫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将私人企业购买为国有企业丝毫没有改变其私有制的性质，社会主义国家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也丝毫没有改变其公有制的性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购买本企业的股票不可能改变其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购买本企业的股票却可以更充分地体现其主人翁地位，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如果有人要对这类说法问一个为什么，我们就会理直气壮地回答：这是由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如果有人再问国家的性质是由什么决定，我们又会毫不含糊地回答：这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的公有制为什么要占主导地位？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中国的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美国的股份公司为什么属于私有制性质？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什么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美国的企业都属于私有制性质。我们的很多理论观点包括不少所谓新观点实际上就是依靠这种循环论证支撑着的。

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之贫困的地步呢？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就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因。

注 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

[②]参加赵明义等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纲要》，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4-5页。

[③]《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版，第50页。

[④]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普及版），中文本，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版，第374页。

[⑤]《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2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