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经济体制范文第1篇

一、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创新开辟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

所谓现代化的命题，无非包含着三个方面：现代化前提、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目标。迄今为止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已经表明，现代化进程的真正开始并不在于现代化本身，而首先在于创造一种良好的、稳定的、持久的、以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制度体系为核心的现代化条件。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正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创新解决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这一基本前提问题，才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得以从不断的失败漩涡中跳出来，开辟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

自鸦片战争以后，面对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严峻挑战，伴随着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运动，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从洪仁干到洋务派，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无数的仁人志士历尽艰难探索着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然而他们的努力却迭遇挫折，他们都没有能够为中国找到一条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为什么中国几代人艰苦寻觅，却不得现代化其门而入？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在承接前人的努力继续奋斗时，不断地在思索着这个问题。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反思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时，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也完全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全新方法论指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以一种对旧制度的批判态度和对新制度的创新理念，重新审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终于找出了在此之前中国各种现代化运动屡屡失败的根源在于所有这些运动最终都未能彻底超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度体系，并最终为这种制度体系所扼杀。太平天国运动试图走出一条“小农经济，平均地权”的农民革命之路，但其在本质上未能突破封建主义的制度体系，其最终结果除了失败无非就是实现封建主义制度体系的新循环，根本不能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洋务运动希望能在维持封建主义制度体系的同时，实现物质技术层面的现代化，然而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共同架构并为其利益服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体系，却象泰山压顶那样摧毁了近代工业化的幼苗。戊戌维新运动幻想在不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体系的前提下，通过平缓渐进地推进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而走出一条与旧制度体系不发生剧烈冲突的改良主义的现代化之路，最终被这种制度体系所扼杀。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虽然已经认识到需要打破旧的制度体系才能引领中国走入现代化，但是他们既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体系，而他们所引入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并不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因此，他们的努力在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光芒一现之后仍然在旧的制度体系下归于失败。从本质上讲，中国共产党之前的所有力求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步力量都没有真正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危机并不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本身，而是自始至终都将扼制现代化咽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体系。

在深刻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现代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代化最凶恶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目标首先就是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恢复民族赖以发展的自主独立。在深刻认识国情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向国人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必须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体系，才能造成中国开展大规模现代化运动的基本条件。而中国共产党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也就成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一个正确纲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义革命从一开始也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症结找到后，如何才能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度体系，为中国开辟一条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当中国共产党按照革命导师经典著作中规定的并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取得胜利的城市工人暴动模式进行革命实践却遭遇了严重的失败和挫折时，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并通过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探寻到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从制度创新的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义革命道路上的创新，首先就在于突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选择，走出了以工人为主力军的城市暴动的这一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定式，创造了以农民为主力军的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新的革命形式。其次，在对革命结果的制度选择上，不仅完全走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体系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而且也超越了苏联模式的苏维埃制度体系，开创了适应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的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在建党之初即已选择了循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道路，但对于新社会的制度构想大体上却来自于苏联的苏维埃制度体系，并由此导致了“左”倾错误的长期存在。直至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才深刻地认识到，虽然通过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但现阶段的任务却是要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首先开辟一条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在此基础上，逐步纠正“左”的方针政策，将苏维埃口号改变为民主共和国口号。抗日战争时期，在规划未来中国前途时，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对新民主主义制度体系的创新设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政治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联合，经济上是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并存，文化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制度体系的科学设计，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最终形成。由于这一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制度反动问题，因而在这条道路指引下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也就必然地彻底地摧毁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体系，引领中国的现代化历史第一次走出了失败的怪圈，走上了正确的现代化发展轨道。

新民主主义的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创新的结果，它既不同于社会主义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它在本质上是通向社会主义的一种社会过渡形态。在政治制度方面，超越了当时最为典型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和国体制，而是创制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的民主共和国”的国家体制，在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下，人民享有广泛的民利和自由，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在经济制度方面，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没收官僚资本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国有经济；保护和发展有利于国民生计的民族工商业；最后形成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在新民主主义的制度体系下，虽然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都已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因素，但同时仍包容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因素，但这些资本主义因素又完全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因素，而是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体系下受到社会主义因素导向的变异了的资本主义因素，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中国共产党创制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体系，既规定了未来通过社会主义发展现代化的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又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度体系下如何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革命彻底清除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障碍的问题，从而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开辟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在这一制度体系下，中国的社会发展事业一改过往几十年的颓势，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勃勃生机。以经济发展而言，从1949年至1952年底，仅仅三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就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平，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增加145%，农业增加48.5%，三年中私营工业总产值增长54％，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中的比重由26.3%增长到41.5%，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显著提高，全国各地区职工的平均工资较1949年增长60%？？120%，农民收增长30%。这一切既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基础，也足以证明新民主主义的制度创新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极大促进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创新在根本制度层面上促使并保证了中国全面现代化建设的真正起步。

为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必须首先从社会制度体系上保证和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为此，建立一个能够充分调动全国人民的现代化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全新制度体系就成为中国全面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再次通过制度创新在中国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制度体系。

首先，创建了能够充分调动全国人民投身现代化运动积极性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以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标志，我国与人民民主国家性质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在国家政治制度方面，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超越了当时苏联和西方的制度体系，创制了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管理国家政治事务和社会经济文化事务的权力和民利，成为自己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这一制度创新在保障人民利益的基础上成功地激发出了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建设热情，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政党制度上，中国共产党超越了苏联的一党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通过制度创新成功地创制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通过各派参政议政，形成一种科学的民主机制，充分反映了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意愿，实践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现代化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加速了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从上层建筑的方面确保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正确方向，也最大化地通过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大大促进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发展速度，正如指出的那样：“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

其次，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创建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现代化晚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极其艰难。一方面，高度发展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一批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起着排斥和阻挠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占有资源量少，建设资金严重短缺，建国初，每年用于建设的资金，人均最多也只有20多元。在这种十分严峻的竞争态势下，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失去了指导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现代化晚发国家迅速走向现代化的体制优势，因此，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就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有所创新。1953年，中国共产党及时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式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两项任务，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因此，三大改造的过程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为了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以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并于1956年底，胜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中国确立了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一经济制度的成功创制，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而言，意义重大。一方面，在中国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当家作了国家的主义，在经济上也成为为家的主人。另一方面，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改善了生产条件，壮大了集体经济，促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因而这一经济制度的确立既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它本身也是制度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当然，从历史的角看，这一经济制度并不是十分完美的，在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下的许多经济运行体制并未得以完善确立，特别是当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发展到一定度的时候，这一经济制度在控制经济运行质量等方面就明显有所不足。但从中国当时的国情出发，这一经济制度却是最适应中国当时现代化发展需要的一种经济制度，以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而言，只有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力量，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去发展生产力，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竞争，才能最终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创新而创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仅迥异于西方发达国家已走了几百年的老路，也不同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这是一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走向现代化之路。由于这一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说是既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适应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因此，人民群众投身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极大的激发出来了，在这一制度体系下，中国大规模的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在1953年全面起步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辉煌成就。以经济而言，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679亿元人民币，到1957年就上升为1068亿元人民币。从1953年至1957年在短短的五年中，国民经济迅速发展。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784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6%，平均每年增长达18.4%，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41.5%提高到1957年的56.5%。重工业生产比1952年增长了2.2倍，轻工业生产比1952年增长了83%。1957年钢产量比1952年增长266%，煤产量比1952年增长96%。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57年比1952年提高了52%。农业方面，依靠新的制度优势，不仅抵御住了连续几年的重大自然灾害，而且农业生产仍有较大发展，1957年农副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4.7%，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总产量比1952年增长19%，棉花总产量比1952年增长26%。五年内，全国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提高了22.9%，职工的实际工资增长了30.3%,农民收增长20%左右。其他如科学、艺术、文教卫事业也均得到快速发展。这一切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建立既为中国现代化的起飞奠定了制度基础，也标志着中国全面现代化建设的真正起步。

三、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创新改革和完善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腾飞。

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建立，使中国真正走上了奔向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另一方面由于1958年后我们党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教条式僵化认识，以至于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原有的制度体系中有一些方面开始出现了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这种不适应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国的现代化步伐从1958年后开始明显减慢，甚至长期停滞不前。中国的现代化又面临着一次严峻的选择：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选择，并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的，离开了社会主义，中国就失去了发展现代化的最现实的基础；但另一方面，我国现代化事业出现的迟滞现象又表明在这个制度体系中已经出现了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不加以改变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不能向前发展。面对这种渔和熊掌必须兼得的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从改革制度着手，通过制度创新成功地解决了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难题，并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杰作？？邓小平理论，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腾飞。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进行了大胆地结构创新，将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科学地划分为规定社会性质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社会基本制度和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的、具有可变性的社会体制两个组成部分。建国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历史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是居于从属地位的社会体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既适应又不适应所反映的正是制度上的适应性与体制上的不适应性。因此，“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但同时，为了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必须“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在这种创造性的制度构想下，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通过制度创改革旧的社会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现代化的发展被完美地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体制进行了深入的全面的制度创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改革历程，也正是制度创新的过程。这种制度创新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而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进行创新改革，根本目的“是调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其次，在对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进行结构创新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体制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制度创新。

在政治上，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列为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一项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深刻认识成果。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始终十分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努力“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改革开放20年来，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以恢复和发展，民主范围进一步扩大，实现了县一级人民代表的直接差额选举，广大农村已经实现了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和创新，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被载入宪法，派参政议政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制度性规范。对人民主利的保护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法律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00多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700多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6000多件。我国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取得显著成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已经初步建成，国家政治生活在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已成为国人共识，人民群众投身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极大的焕发，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新时期的伟大腾飞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制度基础。

在经济制度方面，通过制度创新完善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1958年以后，由于对革命导师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设计的片面理解，我国逐步形成了单一公有制的经济制度,由于这一制度与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严重不相适应，因而使中国的经济失去了应有的活力，长期停滞不前。单一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制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制度创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单一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并开始在实践中探索一种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能最大限度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首先就在制度关系上将长期以来被严重对立起来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在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下统一起来，明确“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间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继而在制度关系上明确了在公有制主体作用下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地位。198211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又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88年3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则进一步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在此基础上，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至1996年，在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已占30．8%，在我国实际上已经在实践中自然形成了以共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但是，随着非公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不断上升，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补充”的法律地位与其快速增长的势头产生了新的制度矛盾，而如果用数量控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法来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同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要求相违背。在这一关键时刻，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大旗，通过制度创新对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了新的更为完善的制度构建。1997年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科学论断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既肯定了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又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体现标准进行了科学的定位，突破了仅对所有制成份作简单量比的传统思维方式，引入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控制力和竞争力这一全新公有制主体地位指标，而且进一步将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身份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明确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和共同发展方针的实施和进一步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最终从基本制度的层面上解决了所有制结构这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难题，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在生产关系方面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高速度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在经济体制方面，通过制度创新构建了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在五十年代中期确立的计划经济的体制，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启动时期曾发挥了特有的优势和重大作用。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世界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这一体制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地束缚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正常发展。为了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得以健康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再一从制度创新入手，对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正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首先在制度层面上将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体制进行了科学的划分，而将计划和市场定位为经济手段和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样就确认了计划经济的非制度性特质和可变性特质，“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人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这一制度创新在理论上回答和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解决的重大的理论课题，在实践上回答和解决了中华民族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所要采取的经济手段及发展模式的现实课题，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腾飞开辟了有效途径。接着，把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制度脱钩，把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脱钩，提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可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最后，党的十四大根据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对接，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概念，并在实践中逐步创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制度创新基础上确立和完善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制度体系，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注入了无穷的生机与活力，中国的现代化在1978年以后一改长期停滞的局面，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腾飞时期，在短短二十余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89404亿元，年均增长达9%以上，远远高于同期发达国家3%左右年均增长率，保持了全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从1978年到1998年，我国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5.9%，现代化水平大大提高。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1998年的5425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长至1998年的2162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7.9％。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降至1998年的44.8％，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67.7％降为53.4％，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分别达到或接近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小康标准（40%？50%）。作为现代化重要标志的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上升至2000年的36.09％。国民素质提高，至2000年，具有初中文化、高中文化和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分别较1990年增加45.5％、38.6％和150.4％，文盲率已降至6.72％，跻身发展中国家的低文盲率国家行列。1995年，我国就提前实现了本世纪未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新近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课题研究表明，到1998年，我国第一次现代化（以发展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经典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已达72.3％，与此同时，我国第二次现代化（以发展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新现代化）也已得到良好的发展，达40.4%。而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从最根本的原因来说，都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相结合进行制度创新的结果，正是制度创新冲破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个难关，极大地唤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现代化热情，才使中国现代化事业在近20年间得以实现历史性的腾飞。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近20年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腾飞已经用事实表明：科学的制度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关键。从制度本身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意义而言，坚持在实是求是、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根据社会发展变化进行科学的制度创新也将是最终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可以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制度创新，使我国的现代化事业行进在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环境下，我国完全有可能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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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

《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

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政治报告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中国统计摘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5月

现代化经济体制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特色 法制现代化 特征 法治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 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注释：

* 杨亚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行政法。

陈晓玉，1955年――,河北师范大学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建设。

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页

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⑷ 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第135页，群众出版社，1995年

⑸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⑹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现代化经济体制范文第3篇

首先，作者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成功走出了一条既融入国际社会、又自主发展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虽然这种模式还不成熟、不完善，但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模式应当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它还在不断深入、提炼、完善和成熟的过程中。”作者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彻底反思‘苏联模式’，借鉴人类现代文明成果和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而形成并不断升华的独具特色、充满活力和富有成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与实践体系。”当然，书中进一步分析概括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体现在所有制、实现机制、实现路径、发展基础、外部环境、价值理念等六个方面的主要特征。最后，《经济现代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梳理。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经济现代化中至少在三个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总结其经验就是做到六个方面：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战略的新认识。

经济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支持。作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把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置于纵向的历史坐标和横向的世界坐标中予以客观定位和分析，准确评价我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现状和运行规律。认为，“总体来看，我国的经济现代化虽然目前尚处于欠发达水平，面临着众多问题和压力，国际经验也不足已解决中国问题。但也不可否认，我国经济现代化在长期探索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做到既要客观冷静地思考过去，也要认真审视当下，更要展望未来，认清形势，抓住机遇，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作者认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和难以预见的诸多挑战。在客观分析了国内、国际环境形势下，作者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发展战略。认为，“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发韧、起步、探索、改革、腾飞的过程就是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愿景的进程，改革、开放、求实、创新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经济现代化》从战略理念、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三个层面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作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实现发展理念的现代化转型，并引领重要经济领域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变革。”这就需要“坚持科学发展”“坚持和谐发展”“坚持和平发展”。作者认为，战略目标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提出了中国特色经济现代化的理论目标与阶段性目标：“完成经典经济现代化，实现工业化；完成第二次经济现代化，实现知识化和绿色化；迎头赶上世界经济的先进水平，实现综合经济现代化。”在这个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价值目标。针对我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突出问题，作者提出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战略重点：一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中国经济质量；二是以城乡经济一体化新格局优化中国经济结构；三是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重塑中国国际竞争力；四是坚持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五轮”整体推进机制。

三、对中国特色经济现代化具体路径的新抉择。

现代化经济体制范文第4篇

随着综合国力和综合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也推动着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遵循一条科技创新、优质高效的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和农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产业化的进程，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不断优化和发展。机械化和产业化生产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与普及，各种农用机械在相关政策和法规指导下得到了推广与运用，成为了农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农村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是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广大农村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充分解放，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也向更高的层次跨越。

二、现代农业经济产业化发展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现代农业经济产业化发展的特点有集约化和高效化、地域化和规模化以及现代化和社会化，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小觑的问题。首先，完善的产业化运作机制是农业产业化持续发展的首要动力。目前我国农业经济的合作组织协作形式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够稳定，不能够充分的发挥农业经济合作的积极作用，责任权利关系不够清晰，内部合作运行机制不规范。其次，由于传统农业发展造成的桎梏，我国目前农业产业化经济的市场竞争力较弱，体现在市场主体和农业经济产品上。农业经济实体的规模小、实力弱、科技含量低，农产品加工深度不高，加工转化率和增值率低，无法抵御市场的风险。再次，农业区域经济与特色经济发展的支柱经济实体是主导型产业，即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源头和基础。由于某些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业经济实体的实力、规模和竞争力普遍较弱，产业发展辐射联动能力较弱，缺乏长远发展的潜力。此外，农业经济合作组织是将广大农户统一起来实现规模化经营的重要方式，而我国多数农业合作组织规模小、服务内容单一、适应和开拓市场的能力较差，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产业化组织机构缺失严重。最后，产业化优惠政策的落实相当困难。在现代农业经济产业化的发展进程中，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许多有利于农业经济长远发展的优惠政策，但是受一些因素的影响落实工作进行较缓慢，实际操作性差，有关部门对惠农政策的具体实施对象和主体不能细化处理，导致现代农业经济产业化的发展进程缓慢。

三、现代农业经济产业化发展的对策

1.加强领导，坚持宏观调控。

农业经济的产业化发展是事关农村改革发展全局的头等大事，这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要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特别是县级领导必须要把发展农业产业化作为重要工作，组织成立专门的协调部门，及时处理和解决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各方面问题，建立健全农业产业化重点培养项目。建立领导责任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使各个部门、单位和环节既能积极参与分工，又能有效配合、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根据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发主导型产业的潜能，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优化农业经济产业化结构。要注重农业经济区域性主导产业的开发和管理，重视协调农业经济实体发展的潜力资源，规范和扶持农业经济产业市场，促进区域主导产业的长远科学发展。

2.坚持科技创新，机制创新。

农业经济实力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需要以科学技术的普及为基础，促进、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因劳动力制宜，全面增强农业经济发展的规模化效应，提升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和综合市场竞争力，加快农业经济的多元化、产业化发展。产业化发展的核心是要建立合理健全的现代农业经济产业化运行机制，要切实处理好各经营环节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使其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健全的产业化运行机制包括四大机制，首先是利益分享机制，风险与利益的一体化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利益结构若出现了失衡的局面，则会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产业化经营的起步阶段，各级政府要强化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积极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法规，协调产业化经营机制内外部的各方面利益关系，充分执行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第二是行为约束机制，即契约、合同机制，使农门与市场与企业形成双向的约束，以保证农产品的顺利销售，形成稳定的共同利益合作。三是市场制衡机制，即通过企业的规模效应和市场垄断效应，通过市场制衡机制的调节来抵御和减轻市场波动所造成的风险和不利影响。最后是辐射带动机制，是指一某个产业为先导，带动另一个或数个产业的全面发展，进而激发市场经济的整体发展。

3.培育市场，注重人才开发。

现代农业经济的产业化发展，本质上说就是发展市场农业经济，积极培育、努力开拓市场，是产业化经营的关键和前提。地方政府要积极培育市场，培育市场主体，进一步把商品经营的权利还给农民，确保农民在市场中的等价交换，平等地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发展开放型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要求切实转变人才培养观念，重视综合性人才资源的开发与培养，通过多种渠道引进和发展技术型人才，创造和谐的人才资源环境，组建开放性经济合作组织机构与联合形式，进而推动现代农业经济产业化的快速发展。

4.健全服务，坚持科学管理。

根据现阶段农业经济的发展，只有小生产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才能统筹兼顾，确保现代农业经济产业化的有序发展。要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把服务市场和产业政策有机结合，形成区域化布局和群体化生产，以获得规模效应。现代农业经济产业化经营是农业产业组织方式、基本经营方式和资源配置形式的深刻变革，关系到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需要深入转换政府职能，建立起一个多层次和多种所有制结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切实为现代农业产业化的经营和发展提供市场信息和技术咨询等服务。要从实际出发，保障惠农政策的落实和科学的管理理念，完善现代农业经济产业化发展政策体系，健全土地经营流转市场，加强农业经济产业化的政策和方案研究，规范管理和运作，保障各项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四、结语

现代化经济体制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管理现代化；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

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7-0000-02

所谓经济管理现代化，指的就是企业在进行经济管理的过程中，根据信息化时代的时代性特点、市场经济主导的市场环境的总结研究，对传统的企业经济管理行为进行更新换代，让企业的经济管理行为能够跟上快节奏发展的现代经济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势必有很多企业跟不上时展的潮流而惨遭淘汰。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能够适应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化市场经济环境，就要求我国企业能够充分的重视到对于经济管理现代化建设，保证企业的经济管理过程可以满足新时代的新要求，进而促进企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一、我国企业经济发展现状探析

（一）我国企业的发展机遇探析

1.市场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逐步推进，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市场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巨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结构也会更加生动的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魅力，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吸引更多的资金和市场，这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经济交流还会逐步增多，在这个过程中是，我国企业所能够获取的商业机会也势必会持续性增加，为我国企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但是，在新的经济增长点引进的同时，国外的很多企业也会进入我国本已经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来，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添加另一份元素，这就给一些传统垄断企业带来了问题。针对这样的情况，可以看出，在我国企业的未来发展过程汇总，如何正视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市场经济元素比重越来越重的问题，进行对企业的经济管理策略的合理调整，已经成为了大部分企业管理者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2.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发挥为企业引进先进的经济管理理念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

随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企业在进行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可以借助于先进的信息技术，进行对经济管理信息的收集。与此同时，借助于先进的信息传输技术，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企业经济管理经验也可以被我国的企业所吸取，最终帮助我国企业完善自身的经济管理理念打下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由于市场经济运行过程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过程，我国企业的经济管理机制的树立过程离不开对于市场经济经验的吸取，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在进行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就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对已经形成的现代化经济管理经验进行总结归纳，并在后续的经营过程中完善这些经济管理理念，进而促进企业经济管理效率的提升。

（二）我国企业经济管理过程要解决的问题

1.我国企业经济管理现代化程度不高问题

截至目前为止，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取得了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并不足以在短时间内改变我国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后续的企业经济管理过程中，我国企业要正视是我国社会发展程度仍然相对比较落后的事实，并在进行企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知耻而后勇，不断地吸取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持续性的进行对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优化设计，并不断提升企业的现代化经济管理程度，在优化经济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实现我国企业的整体性发展进步。

2.合理疏导我国企业经济管理过程存在的复杂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推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为世界上所有的企业开放，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公司开始涌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来。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具有着先进的经济管理经验的企业势必会给我国企业的正常管理经验带来极大的挑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企业的更新换代，给我国企业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问题。针对这样的情况，在后续的企业经济管理现代化研究过程中，要充分的重视到对于我国企业经济管理过程存在的复杂问题的总结研究，总结出企业经济管理的未来发展趋势，促进企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探析

（一）强化企业经济管理体系建设

在进行企业经济管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的考虑到现代化社会发展过程中给企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并根据这些变化，系统性的进行企业经济管理体系的完善。在这样的背景下，就需要我国企业在进行经济管理的过程汇总，改变传统的经济管理思维观念，重新思考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势下，如何制定新型的企业现代化经济管理体制，进而有效促进我国企业经济管理结构调整，并通过结构的优化设计，实现企业经济管理结构体系的更新换代，发挥出现代化经济管理机制的真正作用。

截至目前为止，在关于企业制定现代化经济管理体制的研究过程中，学术界存在着较多的观念。从一种得到较多学术专家支持的观点来看，未来的企业经济管理机制建设要充分的尊重政府职能部门的规定；另一种得到较多支持的观点则是完全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进行经济管理体系的建立。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两种观点都存在着以偏概全的问题，这既需要在强化企业经济管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既要重视到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化规律的吸取研究，又要尊重我国政府职能部门的经济调控作用，寻找两者之间的和谐点，在稳定中促进企业经济管理效率的提升。

（二）充分发挥尊重市场作用对企业经济管理的影响

我国企业在进行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要充分强调建立和谐有效的现代化经济管理机制，并在进行经济管理策略的研究过程汇总，充分的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基本原则。针对这样的情况，在企业进行经济管理策略的制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企业和市场对于价值规律的要求，动态性的根据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进行对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优化设计，在最大限度上发挥出企业现代化经济管理模式的作用。

与此同时，企业对于市场经济规律的遵循正逐步发展成为企业现代化经济管理策略制定的核心原则之一。特别是那些具有市场竞争性的企业在进行经济管理策略的制定过程汇总，更是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不断的进行企业现代化经济管理策略的制定研究，并在进行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出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企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三、企业经济管理发展策略探析

（一）充分解读国家相关经济策略

在进行企业经济管理发展策略研究的过程汇总，要充分的意识到，对于国家相关经济策略的解读，是企业进行经济管理策略制定的风向标，也是企业经济管理策略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具体的来说，虽然在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职能部门不再是市场经济的全盘账控制，但是，对于国家相对重视的行业领域，国家仍然会投入较大的资本。这就需要在进行企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能够对国家相关经济策略进行深刻的研究，结合国家的需要，进行企业的经济行为的优化设计，保证企业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政策福利：

首先，企业要对现行的经济管理制度进行深度解读，在企业范围内设置相应的管理规章制度，保证企业的经济行为可以和国家发展的大趋势处于同一个发展角度；其次，要加强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在市场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相关的经济组织建立，进行相应的经济管理策略的交流研究，促进企业的共同发展；最后，要求政府职能部门在放宽对市场管制的基础上，正视自身的调节作用，对企业的经济管理进行合理的规范，把握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二）加强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自主更新设计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传统的经济管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企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根据对相关文献材料的查询，可以看出，随着市场经济份额的逐步提升，政府职能部门对于市场经济的调控力度已经逐步从明面上的严格控制转化成为无形的调控控制，这也就给了企业在进行经济管理过程中更多的自主性规划设计空间。具体的来说，加强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自主更新设计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加强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自主更新设计，企业可以在内部范围内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对企业的经济管理行为的有效规划设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企业的管理者往往具备着对于企业的实际情况较高的了解程度，就可以帮助企业在进行相关的经济管理制度的制定过程中，有针对性的提升经济管理制度的有效性，为企业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发展基础；

其次，随着我国企业对于现代化经济管理制度的认知程度的逐步提升，在未来的企业经济管理制度完善过程中，企业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符合市场价值规律的现代化经济管理体系，并在进行企业运行管理的过程中，在遵循政府职能部门“无形的手”的调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上实现企业和市场经济环境的有机融合，进而促进企业经济管理效率的快速提升，发挥出现代化经济管理模式的应用潜力；

最后，在进行企业的现代化经济管理模式研究过程中，要求企业不仅仅要对自身的特点进行深刻的总结研究，还要求企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走向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判断。在这样的背景下，就需要企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成立相关的市场调查组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情况进行预先估计，为企业的经济管理行为提供参考建议。

（三）强化企业管理人员的现代化经济管理意识

在进行企业经济管理现代化建设过程汇总，除了要从理论角度加强对企业经济管理制度的优化设计之外，还要注重对企业内部管理人才的现代化经济管理知识的培养，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自上而下的进行对企业经济管理策略的优化设计。具体的来说，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组成部分之一，企业在管理运行的过程中，管理人才始终是决定企业经济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企业要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日趋激烈，就更需要在进行企业经济管理的过程汇总，寻找到足够的经济管理人才来完善我国企业的现代化经济管理体系。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企业在进行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应当定期组织企业管理人员进行相关的现代化经济管理知识培训工作，并组织企业的管理人员进行对先进企业的访问调研工作，不断提升企业管理人员的现代化经济管理素养，从人才的角度促进企业经济管理效率的提升。

四、总结

综上所述，在进行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研究的过程中，要对目前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水平快速提升的实际情况进行总结研究，并对我国企业迎来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挑战进行合理的归纳总结研究，保证所制定出来的企业经济管理策略能够在维持企业稳定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对于企业经济管理策略的优化更新，实现企业管理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我国企业在进行经济管理机制的制定过程中，还处于相对比较混乱的研究状态，企业的经济管理现代化程度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企业经济管理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现有的企业经济管理人员没有充分重视到对于企业经济管理策略的制定研究，导致企业经济管理策略的落后。针对这样的情况，就需要我国企业能够正视自身的经济现状，持续进行企业经济管理策略的优化设计，进而促进企业的稳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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