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特点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 十八大 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

2012年11月14日，中共十八大顺利闭幕。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有关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引发国内外强烈关注。人们如此关注这一部分，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目前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尤其是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相比，政治体制改革显得相对滞后，并且已经对社会全面改革发展造成了障碍，是中国社会很多矛盾的深层根源；二是本次十八大将会实现新旧核心领导班子交接，新任中国核心领导层将要带领中国往哪个方向走，尤其是政治体制的发展走向如何，也至关重要。本次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将留下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三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发展，人们对于国际国内政治事务了解越来越多，思想呈现多元化，参政议政的意愿及积极性有所增强。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与成因，我们有必要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进行纵向梳理，这也是本文的缘起。

一、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及各方观点

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达。百度百科中的表述如下：“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形式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

还有人说“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是指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政治制度的某些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的自我革新和完善。”

不管如何组织语言进行表述，核心意思都是对“政权组织形式的调整和变革”。目的都是为了使国家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及社会发展相适应，促进社会生产力及各领域的发展。

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政界和学界都有不同声音，观点比较多元。而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各方观点中，比较引起关注的观点有两个，即“顶层设计论”和“摸着石头过河论”。

主张改革需要“顶层设计论”的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和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陈家刚等人。吴敬琏曾在2011年提出，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和实施方案，而不是零碎、个别的政策调整。

陈家刚在2012年发表文章《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顶层设计”》，提出“要对改革的目标、路径、阶段、条件、困难和前景等有清醒的认识和总体规划与设计。”同时文中还说：“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不会照搬照抄西方的具体模式，但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不是西方的专属。”

而主张“摸着石头过河论”的当属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2012年，他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提出：成功的政治改革，多是逐步探索。成功的政治改革大多没有什么“理论指导”，更谈不上什么“顶层设计”，多是逐步摸索，一路探寻，最终获得成功的。这在中国叫做“摸着石头过河”。

这两个理论观点的提出者都有自己的逻辑。主张“顶层设计论”的强调理论先行，认为应该先进行政治框架的合理搭建，政治实践应在政治框架的范围内施行；主张“摸着石头过河”的认为理论先行不可靠，更强调实践先行，认为政策应随着实践来进行调整。

两者的观点都有自己的合理性，笔者认为，理论和实践都很重要。理论先行，进行“顶层设计”可以为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一个大的制度框架，不至于由于盲目实践而迷失了方向。在“顶层设计”的基础上，通过实践，可以对部分不合理的“顶层设计”进行及时调整与完善，从而让制度设计更合理，这样从上而下的“大动干戈”比自下而上的微调与仅在政策执行层面的修修补补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二、十八大报告中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核心内容的表述及解读

在十八大报告的第二部分中，有这样的几句内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第一句话表述的重点是将来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第二句话表述的重点是“自信”。而“道路、理论和制度”在十八大报告中分别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段表述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十八大报告的这段详细表述，让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并呈现出一脉相承的历史感。

第三句话的表述，被很多学者解读为“这表示中国的未来既不走资本主义民主道路，也不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同意这样的解读。

十八大报告的第五部分标题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专门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及历史发展做了概括性梳理，并有这样的表述：“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改革者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有共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及紧迫性；二是改革者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息息相关，是全面改革的一部分；三是为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定了调性，即“可以借鉴，绝不照搬。”四是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步调，即态度要“积极”，步伐要“稳妥”。通观全文，更主要强调的应该是“稳妥”，不能激进，更不能冒险。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的表述和解读

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直到现在，改革开放30多年，政治体制改革也历经曲折。在这30多年中，可以以和国内“6.4风波”事件为分界点，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路程分为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党的核心领导层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及重视程度均有不同。

（一）第一阶段：结束文革——90年代初

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从1979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这一阶段，一大批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中央领导人恢复领导职位。他们充分意识到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危害。邓小平曾指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但“总病根”则是“权力过分集中”。所以这一时期的核心任务是拨乱反正，破除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在党的十一大和十二大时期，对于国内政治体制的弊端有所认识，但是没有专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直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政治体制改革”在十三大报告中被正式提出，并单独作为一部分进行阐述。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我们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深化改革”，“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现代化建设……需要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决不能搞破坏国家法制和社会安定的‘大民主’。”“决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

这些表述表明，在具有政改共识的前提下，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最初设计的时候有几点是明确的：“应该改”、“要谨慎改，不搞大民主”、“不照搬西方模式”。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从开始就规定了改革的“方向”和“禁区”。这个“方向”和“禁区”也是后来政治体制改革一直难有大的突破的初始原因。

然而，就在中央核心集体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共识明显，态度明确，准备大力推进的时候，国际国内时局却出现了大事件。国际上发生了“”，社会主义阵营被分化、瓦解，共产主义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宣告失败，转而走向民主发展道路，尤其是苏联的解体，对国内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影响很大；国内在1989年发生了“六四”风波，风波前后出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受国际国内政治事件的影响，国内的核心领导集体开始小心谨慎，警惕国际社会的“和平演变”，甚至在政治道路上开始变得相对保守起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直接体现就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重点只提经济体制改革，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提及很少，这和十三大报告中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阐述形成鲜明对比，也从侧面反映了核心领导层的谨慎态度。

（二）第二阶段：党的十四大至今

在国内外政治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国内出现了“左”和“右”两种思潮，尤其是“左”的思潮，想要否定改革开放的成果，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时，对这些社会思潮进行了纠正，认为发展社会生产力仍是当前最主要任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方针不能变，从而在社会发展的重要关头，稳住了大方向。在这次南巡讲话时，邓小平同志还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但这里的“胆子大一点”主要指的是国内的经济发展道路，而不是十三大上提出来的政治改革道路。

南巡讲话后，在接下来的的十四大报告中，可以看到报告内容重心发生了很大变化，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及不多，偶有论及，也态度保守。

十四大后，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刀阔斧相比，政治体制改革显得相对滞后。在随后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更多的是一种历史性的“提法”延续，创新性及突破性都不够。

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分析

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是大势所趋。和经济体制改革可以“普惠”“皆大欢喜”的结果不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阻力可想而知，具体可以概括如下：

1.从客观层面来说，在理论约束和制度约束下，政治体制改革空间有限。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政治制度”之上的政治体制要坚持，这规定了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改革空间有限。

2.从主观层面来说，既得利益集团缺乏改革动力。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经济迅猛发展。掌握着权力和资本的这部分人获得巨大收益，从主观上缺乏改革动力。

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特点范文第2篇

一、 渐进决策产生的背景和必然性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决策是在改革初始条件下的一下历史存在，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固而有着相当积极的历史意义。改革之初，没有任何经验可以照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循序渐进，在逐步改革的过程中加以修改和完善，另外我国经济改革也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也决定了渐进决策产生的必然。中国改革的特殊性在于：

第一、它是与工业化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面临着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转型。

第二、它是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或基本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宪法制度的逐步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第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在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中逐步确立的，新体制的建立是通过不断试验逐步形成的。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它是市场化和现代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简而言之，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

中国经济改革的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必然要在改革中寻求传统与现代、计划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局部与整体、改革与发展、公有与非公有、国有与非国有的结合，归根结底，要在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之间寻求平衡和协调，在稳定与发展中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二、 渐进决策的基础及特点

既然选择渐进决策为中国改革的指引模式也就应全面了解这一决策，中国渐进式改革决策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目标不是实行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因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保持了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并在基础上逐步政治体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一）先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农村起步，再逐步向城市推进。中国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比较薄弱的农村拉开序幕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过1979年在安徽、四川的试点和逐步扩大，演变为1982－1983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截止1984年底，全国有1.8亿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村经济迅速活跃起来，农产品生产快速增长，农民收入显著增加，使中国能够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为整个改革创造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市场环境，对城市改革产生了很好的示范效应。1984年，改革在城市经济生活的各个层次上展开。城市改革并非像农村改革那样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就经历了扩大自、两步利改税、全面实行承包制、转换机制等政策调整，到目前正在进行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这种先易后难，从薄弱环节突破，再“啃硬骨头”的做法，有利于积累经验和锻炼干部，有利于社会稳定，避免改革走大的弯路。

（二）先在一段时期内实行价格“双轨制”，逐步并轨后实行市场价格。中国的价格改革采取了“调放结合、先调后放、逐步放开”的方式，经历了一个由“双轨”到“单轨”的过程。1978年以前，中国的商品和劳务价格几乎全部由政府决定。1979年，国务院对粮食收购实行了超定额收购加价政策，对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也相应提高了收购价格。1980年又提高了8种副食品零售价格。从1981年起，在调整部分工业品价格的同时，政府开始在局部的经济增量范围内引入市场价格机制。1985年开始，价格改革已基本转向价格放开。例如，钢材等生产资料超计划产品价格全部放开；放开生猪与蔬菜价格；粮、棉等主要农产品改统购为合同定购。由此形成了计划内价格与计划外价格并行的“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价格的调节范围迅速扩大，1992年下半年，原国家物价局通过修订和颁布新的《价格管理目录》，大范围地解除了价格管制。中央直接管制的商品，由737种减为89种。1993年，又进一步放开了成品油、绝大部分钢材、煤炭、水泥的出厂价格，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放开了粮食和食用油的价格。至此，中国的价格改革由“双轨制”进入并轨后的市场价格体制。目前，市场调节价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达90％以上，在生产资料销售收入总额和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占80％左右。这表明在实物商品价格领域，市场价格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了。

（三）先在东南沿海一带开放，取得经验后再推向沿海、沿边和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特别是建立经济特区，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先生提出创办经济特区，要求特区要象陕甘宁边区那样，要杀出一条血路。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1984年5月，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包括防城港区）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同时在这些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初，又确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开辟为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决定兴办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样，到90年代初，在沿海地区形成了拥有41万平方公里、2亿多人口的沿海开放地带，国家在进出口权限、外汇留成、地方税利上给予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促使沿海地区率先走向国际市场。进入90年代，国家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范围，由沿海向沿江、沿边和内陆中心城市延伸，先后开放了长江沿岸的重庆、武汉、黄石、岳阳、九江、芜湖6个城市，内陆各省会城市，批准设立长江三峡经济开放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有关政策；开放了13个边境口岸城市，促进边贸发展。至1995年底，中国开放地区覆盖354个市县，55万余平方公里，3.3亿多人口，包括经济特区5个，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32个，保税区13个，基本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包括不同开放层次和功能的全方位开放格局。

（四）所有制改革先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整提高，在调整中发展非国有经济成份。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整和提高的同时，大力发展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经济。受传统计划体制束缚较小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所有制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个体和私营经济从无到有，迅速发展，成为所有制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混合所有制经济，包括各种形式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由萌芽到发展，成为中国所有制结构中极富活力的生长点。同时，公有制经济比重相对下降，在全国经济总量（按提供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仍占70％以上，国有经济局部按照“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的原则进行调整，在金融、能源、交通、邮电通讯、民航、军工等产业，以及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精尖技术领域，国有经济仍占主体地位。

（五）先对国有企业改革采取放权让利等政策调整，再转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在中共十四大之前，基本上是按照放权让利和政策调整的思路进行的。1979年5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等6个单位，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个单位进行扩大企业自的试点。1979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80年又发展到60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这就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1992年中国十四大，特别是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后，国企改革转向企业制度创新和进行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改革思路和方针包括：坚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而不是把所有国有企业救活；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抓大放小，对国有大企业进行公司制改组，放开放活大量小企业；把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包括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机制，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

（六）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再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来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没有急于先走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而是先搞经济体制改革，坚持渐进的方式，相应地推进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微观到宏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按照这个目标，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1998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国务院部委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和人员精简，撤销部委19个，减少公务员50％；随后将在全国各省区市进行机构改革，开始建立起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统一有效的行政机构。

三、 渐进决策成功的关键因素

回首二十几年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渐进决策的正确性也凸显出来，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之处在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初步寻找到了一条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具体途径。以下的几下环节对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具有关键性意义。

（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相兼容

党的十五大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度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从而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奠定了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面临着这样一个前人没有解决的世纪性难题，即公有制为主体的。因而，能否实现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从根本上决定着改革的方向和前途、传统的观念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是不可兼容的，中国的改革实践否定了这种观点，中国的改革经验证明：

1、商品关系是内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过20年的深入改革，我国的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在公有制与市场机制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固定、简单和机械式的对应关系，处理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应当从实际出发。从总体上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既要考虑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又要体现市场机制的要求，把计划与市场、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其主导作用。

3、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和排斥的，需要共同发展。各种所有制形式都是与特定的生产力相联系的，都具有相对的效率优势。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以及它们之间的需要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竞争，可以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于推动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正是公有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这种兼容性，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

（二）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协调推进

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中国的经济改革都有没有离开过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单独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实践中同样取得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进展。

1、政治结构是否合理最终只能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标准。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和集中，可以减少改革中摩擦和冲突引起的损耗，有利于党和政府从全局的利益出发推进改革。

2、在政治秩序相对集中和稳定的条件下推进改革，有利于党和政府从全局的长远的利益出发，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一的协调，可以有效地组织和动员社会的各种资源和各方面的力量，排除内部和外部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

3、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稳步推进民主化更符合社会发展内在要求。渐进式改革的经验证明，经济与政治、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需要密切配合、协调推进。能否有效协调和配合，这样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三）改革的理论与改革的实践相统一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实践，统一的领导与自发地变迁，自上而下与自下在而上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就是实现这种统一的具体实践。

（四）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相配合

中国20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优越性。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走向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改革的方向不是否定政府的积极作用，肖弱政府的经济职能，而是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改革政府调节方式。近2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既得益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效的宏观调控、适当的行政干预、明智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

四、中国渐进式转轨过程中的弊端

渐进式决策作为新生的改革事物，历史还不算太长，当然会产生一些弊端。

众所周知，体制转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然涉及诸多互相制约、互为因果的改革链条和环节。渐进式改革的出发点就是要保持这些链条和环节的相互适应、相互配套、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个顺畅、有序的良性链锁作用。在改革初期，要做到这点可能并不很难。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事情的发展就会违背渐进式改革者的初衷。因为更加复杂的利益格局会给改革带来各种矛盾和阻力，一些环节出现改革滞后必然难以避免。就中国而言，尽管核心体制部分的改革已进行了多年，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首先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国有企业虽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试点等一系列改革，但经营机制未能得到根本转轨。虽然企业有了不同程度的自力，但微观活动尚未真正摆脱政府的干预，企业引入了激励机制的同时，自我约束机制却弱化；企业已被迫面对市场，但对"市长"仍有较强的依赖心理。总的说来，企业仍处在体制转换的中途。当然，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牵动到整个利益格局的大调整，要涉及到金融、财政、劳动、社会保障等各环节的配套改革，所遇到的阻力非常大，困难也相对大些，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如此迟缓和滞后，必定带来改革成本累进性的增长，而且也会增大整个经济转轨的风险。

其次说说政企分开问题。国有企业要成为独立营运的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必须做到政企分开，这是基本常识。可在中国政企为何如此难以分开？从政府角度看，政府亦存在自身的既得利益，中国划分为"条条"和"块块"的行政体系已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当政府职能的转换触及到敏感的利益调整问题时，改革的阻力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从企业角度看，正因为如前所述的国有企业改革滞后，使得企业行为出现畸化，容易"一放就乱"，令政府管也难，不管也难。

另外还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等一系列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具体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应是渐进式改革者们往往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倾向于回避重大的利益调整。正如前文所述，渐进或改革的要点在于利益格局的"稳健"调整。过于求稳往往会使改革拖延持久，贻误战机。另外，渐进式改革措施多是为解决眼前的困难与矛盾而采取，往往带有过渡性质，容易造成政策的多变、不稳定性，给改革增添难度，并且这种过渡性的措施实施后所形成的利益格局亦因具惯性而难于打破，使必要的新的政策调整难以实行。再有，全面的协调、多方的兼顾，在改革实践中确实难于操作，会导致改革出现僵持、焦灼的徘徊局面。还有，新旧体制的共存时间过长，易使主体行为扭曲，市场正常秩序难以形成和维持，一些不良的经济行为不但能顺利滋生，而且还能拥有一个宽松、舒适的成长环境。总之，渐进式改革易于把问题与矛盾掩盖起来，积重难返，使改革难于取得实质进展。

综上所述，改革过程中的渐进决策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成效也是举世瞩目，充分了解它的内涵及外延，发挥它积极的作用，尽力消除解决弊端，让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服务，推动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

参与文献

1、《市场经济体制宏观调控的国际比较》林兆木等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4.6

2、《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性质与转转方式》郭飞 《车欧中亚研究》 1996.3

3、《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与中国过渡过经济学习的发展》

冯涛 《当代经济学》 1996.1

4、《论中国渐进的体制转型及其矛盾》刘诗白 《经济学家》 1998.2

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特点范文第3篇

一、 渐进决策产生的背景和必然性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决策是在改革初始条件下的一下历史存在，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固而有着相当积极的历史意义。改革之初，没有任何经验可以照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循序渐进，在逐步改革的过程中加以修改和完善，另外我国经济改革也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也决定了渐进决策产生的必然。中国改革的特殊性在于：

第一、它是与工业化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面临着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转型。

第二、它是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或基本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宪法制度的逐步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第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在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中逐步确立的，新体制的建立是通过不断试验逐步形成的。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它是市场化和现代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简而言之，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

中国经济改革的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必然要在改革中寻求传统与现代、计划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局部与整体、改革与发展、公有与非公有、国有与非国有的结合，归根结底，要在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之间寻求平衡和协调，在稳定与发展中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二、 渐进决策的基础及特点

既然选择渐进决策为中国改革的指引模式也就应全面了解这一决策，中国渐进式改革决策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目标不是实行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因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保持了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并在基础上逐步政治体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一）先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农村起步，再逐步向城市推进。中国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比较薄弱的农村拉开序幕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过1979年在安徽、四川的试点和逐步扩大，演变为1982－1983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截止1984年底，全国有1.8亿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村经济迅速活跃起来，农产品生产快速增长，农民收入显著增加，使中国能够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为整个改革创造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市场环境，对城市改革产生了很好的示范效应。1984年，改革在城市经济生活的各个层次上展开。城市改革并非像农村改革那样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就经历了扩大自主权、两步利改税、全面实行承包制、转换机制等政策调整，到目前正在进行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这种先易后难，从薄弱环节突破，再“啃硬骨头”的做法，有利于积累经验和锻炼干部，有利于社会稳定，避免改革走大的弯路。

（二）先在一段时期内实行价格“双轨制”，逐步并轨后实行市场价格。中国的价格改革采取了“调放结合、先调后放、逐步放开”的方式，经历了一个由“双轨”到“单轨”的过程。1978年以前，中国的商品和劳务价格几乎全部由政府决定。1979年，国务院对粮食收购实行了超定额收购加价政策，对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也相应提高了收购价格。1980年又提高了8种副食品零售价格。从1981年起，在调整部分工业品价格的同时，政府开始在局部的经济增量范围内引入市场价格机制。1985年开始，价格改革已基本转向价格放开。例如，钢材等生产资料超计划产品价格全部放开；放开生猪与蔬菜价格；粮、棉等主要农产品改统购为合同定购。由此形成了计划内价格与计划外价格并行的“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价格的调节范围迅速扩大，1992年下半年，原国家物价局通过修订和颁布新的《价格管理目录》，大范围地解除了价格管制。中央直接管制的商品，由737种减为89种。1993年，又进一步放开了成品油、绝大部分钢材、煤炭、水泥的出厂价格，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放开了粮食和食用油的价格。至此，中国的价格改革由“双轨制”进入并轨后的市场价格体制。目前，市场调节价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达90％以上，在生产资料销售收入总额和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占80％左右。这表明在实物商品价格领域，市场价格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了。

（三）先在东南沿海一带开放，取得经验后再推向沿海、沿边和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特别是建立经济特区，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先生提出创办经济特区，要求特区要象陕甘宁边区那样，要杀出一条血路。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1984年5月，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包括防城港区）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同时在这些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初，又确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开辟为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决定兴办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样，到90年代初，在沿海地区形成了拥有41万平方公里、2亿多人口的沿海开放地带，国家在进出口权限、外汇留成、地方税利上给予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促使沿海地区率先走向国际市场。进入90年代，国家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范围，由沿海向沿江、沿边和内陆中心城市延伸，先后开放了长江沿岸的重庆、武汉、黄石、岳阳、九江、芜湖6个城市，内陆各省会城市，批准设立长江三峡经济开放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有关政策；开放了13个边境口岸城市，促进边贸发展。至1995年底，中国开放地区覆盖354个市县，55万余平方公里，3.3亿多人口，包括经济特区5个，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32个，保税区13个，基本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包括不同开放层次和功能的全方位开放格局。

（四）所有制改革先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整提高，在调整中发展非国有经济成份。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整和提高的同时，大力发展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经济。受传统计划体制束缚较小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所有制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个体和私营经济从无到有，迅速发展，成为所有制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混合所有制经济，包括各种形式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由萌芽到发展，成为中国所有制结构中极富活力的生长点。同时，公有制经济比重相对下降，在全国经济总量（按提供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仍占70％以上，国有经济局部按照“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的原则进行调整，在金融、能源、交通、邮电通讯、民航、军工等产业，以及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精尖技术领域，国有经济仍占主体地位。

（五）先对国有企业改革采取放权让利等政策调整，再转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在中共十四大之前，基本上是按照放权让利和政策调整的思路进行的。1979年5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等6个单位，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个单位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80年又发展到60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这就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1992年中国十四大，特别是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后，国企改革转向企业制度创新和进行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改革思路和方针包括：坚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而不是把所有国有企业救活；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抓大放小，对国有大企业进行公司制改组，放开放活大量小企业；把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包括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机制，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

（六）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再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来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没有急于先走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而是先搞经济体制改革，坚持渐进的方式，相应地推进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微观到宏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按照这个目标，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1998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国务院部委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和人员精简，撤销部委19个，减少公务员50％；随后将在全国各省区市进行机构改革，开始建立起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统一有效的行政机构。

三、 渐进决策成功的关键因素

回首二十几年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渐进决策的正确性也凸显出来，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之处在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初步寻找到了一条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具体途径。以下的几下环节对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具有关键性意义。

（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相兼容

党的十五大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度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从而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奠定了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面临着这样一个前人没有解决的世纪性难题，即公有制为主体的。因而，能否实现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从根本上决定着改革的方向和前途、传统的观念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是不可兼容的，中国的改革实践否定了这种观点，中国的改革经验证明：

1、商品关系是内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过20年的深入改革，我国的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在公有制与市场机制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固定、简单和机械式的对应关系，处理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应当从实际出发。从总体上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既要考虑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又要体现市场机制的要求，把计划与市场、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其主导作用。

3、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和排斥的，需要共同发展。各种所有制形式都是与特定的生产力相联系的，都具有相对的效率优势。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以及它们之间的需要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竞争，可以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于推动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正是公有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这种兼容性，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

（二）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协调推进

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中国的经济改革都有没有离开过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单独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实践中同样取得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进展。

1、政治结构是否合理最终只能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标准。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和集中，可以减少改革中摩擦和冲突引起的损耗，有利于党和政府从全局的利益出发推进改革。

2、在政治秩序相对集中和稳定的条件下推进改革，有利于党和政府从全局的长远的利益出发，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一的协调，可以有效地组织和动员社会的各种资源和各方面的力量，排除内部和外部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

3、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稳步推进民主化更符合社会发展内在要求。渐进式改革的经验证明，经济与政治、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需要密切配合、协调推进。能否有效协调和配合，这样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三）改革的理论与改革的实践相统一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实践，统一的领导与自发地变迁，自上而下与自下在而上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就是实现这种统一的具体实践。

（四）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相配合

中国20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优越性。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走向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改革的方向不是否定政府的积极作用，肖弱政府的经济职能，而是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改革政府调节方式。近2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既得益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效的宏观调控、适当的行政干预、明智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

四、中国渐进式转轨过程中的弊端

渐进式决策作为新生的改革事物，历史还不算太长，当然会产生一些弊端。

众所周知，体制转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然涉及诸多互相制约、互为因果的改革链条和环节。渐进式改革的出发点就是要保持这些链条和环节的相互适应、相互配套、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个顺畅、有序的良性链锁作用。在改革初期，要做到这点可能并不很难。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事情的发展就会违背渐进式改革者的初衷。因为更加复杂的利益格局会给改革带来各种矛盾和阻力，一些环节出现改革滞后必然难以避免。就中国而言，尽管核心体制部分的改革已进行了多年，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首先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国有企业虽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试点等一系列改革，但经营机制未能得到根本转轨。虽然企业有了不同程度的自主权力，但微观活动尚未真正摆脱政府的干预，企业引入了激励机制的同时，自我约束机制却弱化；企业已被迫面对市场，但对"市长"仍有较强的依赖心理。总的说来，企业仍处在体制转换的中途。当然，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牵动到整个利益格局的大调整，要涉及到金融、财政、劳动、社会保障等各环节的配套改革，所遇到的阻力非常大，困难也相对大些，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如此迟缓和滞后，必定带来改革成本累进性的增长，而且也会增大整个经济转轨的风险。

其次说说政企分开问题。国有企业要成为独立营运的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必须做到政企分开，这是基本常识。可在中国政企为何如此难以分开？从政府角度看，政府亦存在自身的既得利益，中国划分为"条条"和"块块"的行政体系已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当政府职能的转换触及到敏感的利益调整问题时，改革的阻力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从企业角度看，正因为如前所述的国有企业改革滞后，使得企业行为出现畸化，容易"一放就乱"，令政府管也难，不管也难。

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特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务实;渐进式改革;对外开放

一、何为“中国模式”

所谓“中国模式”,概而言之就是新中国建立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战略和治理模式,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词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的代名词。人们一般总是把它跟“出口-投资驱动型经济”相提并论,也有学者把中国模式概括为“市场加强势政府”。个人认为中国不能用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来概括,如果一定要概括的话,这个模式就是务实的模式,其中容纳了世界各种经济模式中能够适用于中国的成分,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强有力的政府主导、渐进式改革以及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时进行。实行政府主导下的改革是“中国模式”有别于“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的最大区别。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政府的主导下,才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了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转型的特色。从经济体制上看,中国已经根本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交融的混合经济,在主要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在合理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的作用下,更多地发挥市场、价格、竞争作用的同时。有专家认为,把市场经济写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上,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转型,就是“中国模式”的最大特色。

“中国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中国改革方式的鲜明特点,主要体现在“渐进”――增量先行,双轨过渡,分步推进,循序渐进,先试验后推广,由点到面,实现经济体制的整体转换。中国改革都是务实、渐进式的,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安徽凤阳开始突破、四川成为中国基层民主改革的试验田等。中国的模式转换也没有采取激进式的“休克疗法”,而是渐进式的“摸着石头过河”,先易后难,先试验后推广,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双轨”过渡,积极稳妥,循序渐进,这样阻力更小,成本更低,至少到目前为止的实践证明是更成功的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根据国情和国际环境,在不断的调整中趋向合理化,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色。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互依存,通过国内改革,创造对外开放的条件和环境,提升了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可以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和国外市场。中国的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动力源。

二、“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

(1)从社会制度层面来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新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制度基石和起点; (2)从资源配置的基础来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持久的体制动力;(3)国家的领土完整、独立和社会的长期稳定,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4)坚持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经济决策不可盲目跟着政治风向跑。坚持生产力标准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对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指导思想上起到了方向盘和主心骨作用;(5)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相互配合与推进; (6)正确处理改革和发展中的利益关系。

三、“中国模式”的不足和完善

(1)创新动力不足,技术进步不快;(2)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压力加大;(3)贸易摩擦不断、出口受阻、国际竞争激烈、外贸条件恶化、外贸顺差过大、外贸依存度太高;(4)工业、城市、东部地区发展快,农业、农村、中西部发展滞后,“三农”问题严重,城乡、地区发展差距扩大;收入差距扩大,发展成果分享不均;(5)公共品供给不足,看病难、买房难、上学难、就业难,生产安全和社会治安问题比较严重;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问题比较突出;(6)民主、法制不健全,诚信缺失、道德失范明显,政府腐败现象也比较严重; (7)如何更多容纳和接受广大民众意见,如何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有更多民众参与的公共决策体制,对完善中国模式更为重要。

正是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中国现在提出一系列新的理念、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充实和完善现行的经济模式。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模式”还没有完全定型,还要根据具体发展状况继续进行务实探索。总结30年来改革发展经验,并予以理论化,尽可能形成一套可以同西方沟通的语言,然后传达至外界,以便使外界对中国模式有一个清晰、完整的理解。

参考文献

[1]《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研究范式》.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解放日报.2009-11-11

[2]《中国模式仍需完善》.《权力》周刊.俄罗斯.2009-9-28

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特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课程改革；高职；特色课程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会计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为了满足会计专业毕业生顺利走上工作岗位的需要，构建以会计岗位职业能力为本位，突出会计职业能力培养的特色实践课程体系，实现高职会计专业学生顺利就业，对专业课程的改革，已成为高职会计专业教师探索和研究的重要课题。经济法是我院会计电算化专业课程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必修课程。然而传统理解上法学又不像其他会计专业课程的实践性强，如何进行改革突出特色向来是每位从事该门课程教学的老师头痛的问题。笔者根据自己的一些感受，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一、课程培养目标的改革

过去的经济法课程的教学目标偏重于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经济法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培养学生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开拓分析问题的思路。不太注重学生学以致用，实践能力的培养。导致大学数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印象就是纯理论，为了学习而学习，没有意识到这门课程在其会计职业生涯中起到的作用。因此要改革，首先就要从改革课程目标入手，突出课程的特色，让学生认识到课程的作用。课改后将原课程名称更换为《经济法应用》，课程目标也从原来单一的知识目标拓展为了若干子目标。包括了专业知识目标、职业能力目标和职业素养目标三个部分。旨在改变传统学科研究的课程培养目标和内容体系，构建以培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为出发点，瞄准社会职业岗位群的实际需要，以职业能力训练为基础，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既有较强针对性，又有较强适应性的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同时营造自主学习氛围，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激发学生学习经济法的兴趣。

二、课程内容的改革

打破原有传统的学科知识体系，以项目驱动教学，将知识重新整合。力求突出课程的实践性。具体而言，选择以下项目实施教学。

（一）经济法知识认知。包括法律基础知识认知、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的大体学习。

（二）企业法。包括非法人企业和法人企业的申办和运作过程中纠纷的解决。

（三）破产法。学习企业破产清算的具体程序和操作。

（四）合同法。包括如何订立一份经济合同，合同纠纷的解决。

（五）劳动合同法。包括劳动合同的订立、劳动争议的解决。

（六）知识产权法。包括商标权和专利权的申请。

（七）市场运行相关法律。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如何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学习。

（八）证券法。包括证券发行与认购条件的学习。

不难发现重构的课程内容以讲授市场主体法律制度和市场主体行为规则为重点。其原因是会计专业的学生将来主要工作在各企业单位，从事财经类工作。因此我们必须向学生讲清楚现代企业法人制度的特点，以及在会计事务所的学生可能接触到破产清算的项目，我们必须让其学会破产清算的程序和基本操作流程。考虑到学生自主创业的需求，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等法律的基本内容也应重点介绍。合同法律制度、劳动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等也应作为教学重点。上述法律制度既是各种会计类、经济类职业资格考试中的重点内容，也是工作中使用最为频繁的法律知识。

三、教学手段的改革

高职高专的教育观念必须从以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以知识传授为主线转变为以能力培养为主线。在教法上要体现高职高专的特点，摆脱纯粹理论教学的桎梏，以实践能力的培养为教学方法改革的重点。具体而言：加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以案例教学为实践教学的主要方法。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要向学生传授一些法律理论外，重点是要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例如如何填写独资企业开办申报书、如何起草和签订合同、如何进行破产清算等。让学生切实感受到经济法的实用性和与会计工作的关联性。同时，采用模块教学模式依托立体化教材，以传统纸质教材为基础，统合多媒体、多形态、多层次的教学资源，包括教师实训指导书、电子教案、试题库等部分。其不同于传统教材之处，在于它综合运用多种媒体并发挥其优势，形成媒体间的互动，强调多种媒体的一体化教学设计，解决了课堂外教学的难题，适应了高职高专实践教学多、学生在校外时间长的特点。

四、实践教学的改革

在专业教学中，课程实训是一个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熟练运用经济法理论指导会计工作的操作是会计专业学生的核心能力。通过课程实训，可以使学生主要达到以下两个目标：一是使学生形成一个广义的经济法的基本知识框架，了解制度背后的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基本原理继续深入学习经济法律知识，分析现实中的法律问题；二是使学生能够在理论的指导下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的同时增强法律意识，养成法律思维习惯。我国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过程中，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财经类专业学生只有从法律视角和经济视角两个角度去考虑事情，才能引导和规范自己的经济行为，而会计工作更加离不开法律作为指引，通过实训使得学生有更加深刻的领悟和体会。在整个课程的教学中，加强实践教学的力度，应至少安排三分之一的课时来进行实训。实训项目的设置紧扣课程目标和内容，重点涉及了企业法、破产法、合同法的知识。通过模拟设置日常生活及从事经济类工作中常见的现象及问题让学生进行分析。在训练过程中，通过各种类型的经济案件案例，使学生巩固了在课堂上所学书本知识，加深了对经济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的理解，增强了感性认识。训练过程中充分融合分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手段，让学生身临其境，使得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动手能力和操作能力逐步得以提高。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语言表达及沟通能力。

总之，为了适应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趋势，适应社会对经济类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和学生对经济法律法规知识的渴望，高职经济类专业经济法课程必须体现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性，既要使学生的法律素养普遍获得提高，同时也要为学生的其他专业课程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如何更好的体现课程特色，打造专业特色将是我们每一位教师不懈追求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原秋华《高职经济法课程改革新思考》《法制与经济》2012.1

［2］刘欢欢《高等学校经济法课程改革的几点思考》《知识经济》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