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范文第1篇

对基本假定持先验观的学者诸如弗朗克·奈特认为，经济学基本上是一个从内在经验所产生的一系列先决条件推断出来的纯演绎体系，那些先决条件本身并不容易接受外界的检验。或者说，建立在人为的“经济人”基本假定基础上的经济学命题系统，其实只是关于抽象人的“行动和欲望的逻辑”！对基本假定持经验观的学者认为，一方面我们关于人类心理或人性的观点归根结蒂来自经验；另一方面由基本假定派生的命题还是关于经验的陈述，并且总是可以对经验资料作出“说明”或“理解”的。

这种难分胜负的争辩的综合后果就是，提出了所谓的“不可辩解的经验命题”说。马克卢普（Machlup）提出：一方面“关于极大化的基本假定可以被理解为对那些已与操作概念无关而由证据排除其矛盾的构思加以理想化”；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经验意义，但“它们凭经验来说虽有意义，却并不要求任何以经验为依据的独立的检验”，甚至对这类假定的直接的独立检验是“令人误入歧途的”。而更令人费解的是，基本假定的这种拒绝经验检验的特征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不可侵犯的，如果当一个更能令人满意的理论体系可以利用时，它们就可能同它作为其中一部分的那个理论体系一起遭到摈弃。

我们知道，康德通过给出“先验综合判断”的辩析而“消解了”传统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立。康德的高明在于，他从传统认识论主－客（这里有逻辑循环，因为客体必须是主体意识中的客体）框架中跳了出来，他已经不着眼于认识过程的考察，而是着眼于既有的知识特征的考察，他把科学知识的逻辑特征界定为“先验综合判断”，并籍此说明了科学知识的理论的普遍必然性，又说明了科学知识的理论的可发展性。从而得出了“我们的理性并不是从自然引出规律，而是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的著名论断。

康德哲学的启示在于，不能固守在认识论立场上对待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其实“经济人”假定从一开始就是方法论意义的，它是科学研究中“思想实验”或“理想实验”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移植和运用。虽然现实的经济行为人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并且其全部行为并不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或者说在现实的经济世界中并不存在这种“理性经济人”。然而，这种假定正如科学研究中的“理想实验”对科学知识和理论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样，它也是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知识和理论的唯一可行方案。

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仍存在着主张以“现实人”替代“经济人”作为构建理论出发点的学者；迄今仍大量存在着要求对“经济人”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给出确定回答的学者，他们的盲目努力恰如钻进了捕蝇瓶的苍蝇，四面乱撞无法摆脱困境。全部问题就在于，他们不懂得“经济人”假定是假设而不是假说，假设的品格是方法论的，是关于研究从何处入手和如何展开的选择；假说的品格是认识论的，是关于现实是如何的假定。作为手段，一方面被更好的方法和手段所替代是完全正常的；另一方面这里不存在直接的经验否证，因为该方法的逻辑品格是“p→q”。若附图{图}p，则q的真值无论如何命题都是真的。众所周知，在经济世界中的p的真值是无法完全确定的。总之，“不可辩解的命题”首先是一个方法论命题，它的“不可辩解性”就是“不可否证性”；它的经验性，则是一种“可能经验性”。

弗里德曼（Friedman）受否证论科学哲学的影响，为驳斥先验知识观给出了一个新基点。他说：“对一项假说有效性的唯一中肯的检验是将它的预测同经验相比较。”所以，经济学家不必费尽心机使自己的假定“成为现实的”（注：Friedman.M.1953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第6章第二部分。）。否证论标准刚刚提出时，曾经给许多经济学家以一种如释重负的解放感觉。因为据此标准，经济学家们不必再为知识前提的复杂性质劳心费神了。但是，当人们具体动用这个附图{图}q→附图{图}

p的标准时却发现产生的困难一点也没有减少。因为我们要弄清这个附图{图}

p是什么，特别是我们常常无法依据

附图{图}

q来断定

附图{图}

p，因为p的品格有时就好象是巴黎的标准米尺。维持根施坦曾说过如下一段颇耐人寻味的话：“一个东西，人们既不能说它是一米长，也不能说它不是一米长，这个东西就是巴黎的标准米尺。但是当然这不是说这根米尺具有什么不寻常的特性，而仅仅说明它在用一把米尺作测量时的语言游戏中所起的特殊作用。”（注：维特根施坦：《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0节。）

在具体检验问题上，他及其弟子们更陷入了无所适从乃至胡言乱语的困境。诸如他们居然玄乎地说：“

重要的是，……一项假说在其种种假定方面必定在描述上是虚假的。”甚至愈虚假愈有价值。对此，许多经济学家都产生了反感，萨缪尔森则把这种华而不实的夸张说法称之谓“F一曲解”。此外，当检验的条件无法完全确定地给出，从而导致“检验”至多是实例说明时，弗里德曼则宣布“科学中根本没有确定性”；反之，当需要肯定知识的经验意义时，他又说新古典研究纲领已经屡次获得检验。弗里德曼的这种态度或观点，被布劳格不客气地指责为“阿尔奇安论点”。他说，“关于阿尔奇安论点的问题正如解决达尔文理论的‘适者生存’的意义问题一样：为了生存，唯一必要的办法是比竞争者更好地适应环境，并且我们正如不能根据天择原理证实目前生存的物种的完美程度那样，也不能根据经济选择来证实目前存在的厂商是最大限度利润的获得者。”（注：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4页。）如此可见，只要你把整个经济学理论作为一种性质的知识来考察，你就无法绕过“不可辩解的经验命题”的分析陷井。

二、经济学知识品格所显示出来的矛盾和复杂的特征状况，根源于经济学理论系统隐含的未为人知的双层结构。这个双层结构就是整个理论大厦可以区分为：一个作为可能必然分析真理的上层建筑部分和一个作为现实偶然经验知识的下层建筑部分的关联结构。弄清楚经济学理论的这个双层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是弄清楚经济学知识性质和特征的根本所在；也是彻底消解本世纪此起彼伏地存在着的关于经济学知识观问题上的哲学纷争的根本所在。

这个双层结构的形成，它起始于“边际的”普遍进军，这个进军的基地是效用分析。从“实体或心理”分析到经验分析的转折点发生在互补性课题上。起初奥斯波茨和利本把不同消费品之间的互补性定义为效用函数的第二级导数；如果一种物品消费的增加提高了另一种物品的边际效用，它们便是互补物品；反之，则为竞争物品。这种企图通过对效用量的比较或加总（事实上这是无法确切地进行的）来说明需求量的情况，属于“实体”分析的认识框架，所形成的定理也属于先验分析的“理解学说”家族中的成员。当经济学家费希尔和帕累托形成如下重要思想：一个物品的“效用”的大小，恰恰是取决于消费多少其它物品，从而互补性应该直接依据无差异曲线的斜度来说明。这就改变了互补性课题的性质，因为第一这里引入了假说，第二分析的对象是经验。于是当希克斯和艾伦1934年进一步提出：依据交叉替代效应的结果（两种或几种商品的价格变动和销售量变动的情况）来说明互补性时，效用分析已彻底转化为需求分析了，效用分析无效用了，因为需求函数告诉了我们想知道的一切。

经济学研究的这个转变意味着经济学研究方式和研究性质的转变，意味着由此产生的知识和理论在性质上的转变。亦即从不可否证的假设转变为可证的假说。“万有引力”就是一个假说，甚至牛顿就不理解自己提出的万有引力，他在写给本特雷的信中说：“引力对物质来说应该是固有的，内在的和必不可少的。这样，一个物体能够通过一个真空作用于远处的另一个物体，无需任何中间媒介就能把作用从一个物体传递到另一个物体。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是天大的谬论，我相信任何搞哲学的人，只要有足够的思考能力，就不会犯这种错误。”（注：引自R·G·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这表明，万有引力对牛顿来说甚至连信念都不是，因为它与众人日常经验中形成的接触作用观念相冲突。但恰恰是理论的假说特征，使得科学知识成为可否证的和可发展的。

当萨缪尔森提出“一致性公理”假说后，经济学的实证研究终于奠定了基础，计量（实证）经济学研究自此开始了蓬勃的发展。从而不仅在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内部形成了独特的双层结构，而且使经济学概念和定理在性质乃至含义上有了二重性。诸如作为经济学核心概念的“效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含义原本是从消费中获得的“满足感”，它属于主观心理性质；而从市场行为视角看，“效用”是通过“偏好”显示在选择行为中的，而“选择”仅仅是由“期望”驱使的交易活动，并且这种“期望值”的确认主要依赖经验。这样，“效用”概念的含义就有二重性：“满足感”和“期望”，并且同一个定理的不同表达方式，显示的知识性质可能不同。

由此我们终于明白了，所谓“不可辩解的经验命题”，它的不可辩解、不可否证性是方法论要求的体现；它的经验性是认识论要求的体现，而它所以能结合在一起，乃是由于经济理论系统内部存在的“转化”功能。而两种性质知识的存在及其转化功能的存在，则根源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在于研究者不能人为地切割、纯化社会活动，从而不可能有合格的能检验理论的实验活动，于是也就不可能有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纯理论。众所周知，诸如当伽利略给出了自由落体定律并在真空中获得检验后，只有愚不可及的人才会进而要求伽俐略给出各种物质比如羽毛，从比萨斜塔塔顶下落的时间和路径的模型。因为理论已经确立了，应用则是应用科学和实践的事情。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十分悲哀的是给出上述性质的模型正是你的天职所在，因为否则经济学理论的意义不知是什么。

这就是经济学理论大厦必然具有性质不同的双层结构框架的根本缘由所在。就此而言，以往那种笼统地把整个经济学知识捆绑在一起进行评估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陷入无休止的争辩乃至自相矛盾的结构也是必然的。

三、这个上层建筑部分的内容是从“理性经济人”基本假设出发的，运用边际分析方法获得的命题系统；具体地说它就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为逻辑归宿的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于这个理论的认识论性质的评估，美国广泛流传着如下虽然尖刻却不无意义的笑话：

一位经济学家，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化学家一起在一座荒岛上陷入困境。他们带着一大听火腿却没有开听刀。工程师和化学家在按照应用科学进行了各种旨在打开罐头的尝试失败之后，恼怒地转向始终挂着傲慢微笑的经济学家。“你看怎么办？”他们问道。“让我们假定有一把开听刀”，他平静地回答说。……

>自从莱昂·瓦尔拉斯提出“一般均衡理论”以来，难以数计的学者就其现实性问题提出了各种批评，并引发出各种争辩。然而，坚持“真理论”观，则至少应存在关于各种局部均衡理论有效性的独立检验，而仅就劳动市场，其不均衡甚至严重不均衡状况却屡见不鲜；坚持“假理论”观，则意味着无视“外部性”现象和规模经济等的存在，使得一般均衡理论出现了初始条件未被满足的情况。今天，阿罗－德布鲁派终于给出了在若干条件下一个一般均衡体系有一种单独解的证明。但这是一种“存在定理”的证明，它表明理论所给出的仅仅是一个“可能世界”的内部关系，虽然这是一种必然关系，并且能被看作“真理”。

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包括著名的经济哲学家马克·布劳格仍抱怨说，就发现一般均衡理论所引起的均衡力量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而言，可以说我们几乎和瓦尔拉斯一样路途遥远（注：引自R·G·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这就间接地表明，他们仍然直接地把经济学中有关“一般均衡”的语句看作是科学假说性质的理论命题，并希望从中直接派生出可否证的观察命题来。殊不知所谓的“一般均衡”理论，仅仅是规范经济世界的一种工具，一个“范式”（Paradigm），它是选择的产物，它只是提供了一个纯逻辑的练习场所，从本性上就不存在真假问题，而只存在有效与否的问题。“发现”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的工作，乃是构建另一种性质的知识的工作，它是经济学家们在第二阶段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也就是在一般均衡范式指导下形成关于现实经济活力的模型——科学假说（注：Friedman.M.1953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第6章第二部分。）。应该看到，计量经济学已经使新古典经济学命题系统在各领域形成了相对应的模型性知识，它就是我们所讲的作为下层建筑的现实偶然知识。

如何看待现实偶然知识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它与可能必然真理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说如何看待可能经济世界向现实经济世界的转化问题。我们发现，与该“转化”含义相关的实证经济学研究有两种相反的方向。一种是依据基本概念和理论，运用被动设计思路逐步放宽它的假设前提，拓宽它的应用范围使之迎合现实。亨利·勒相热认为，这种方法也是把微观经济理论逐步拓宽为是“关于在社会相互作用体系范围内的选择和人类行为的一般理论。”（注：亨利·勒相热：《美国的新经济学家》，载于《第欧根尼》1988年第2期第251页。）这种“拓宽”的副产品可能涉及到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另一种方向体现在所谓“经济计量学的方法论革命”中，它扭转了以往那种从既定理论派生经验模型的方向，允许将修正的矛头指向先验色彩浓烈的理论模型。

如果说第一种方向无碍于理论内部双层结构之间的逻辑关联，从而能使经济学知识表现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的话，那么第二种方向则不然。在“两个剑桥”的对仗中，技术在利息率变化时的“转换”与“再转换”的可能性证明，已经表明一种语言就是一种世界观的哲理。而考夫兰（Coghlan）率先提出的关于英国货币需求函数出现断裂情况的严厉责疑：影响对M[,1]货币需求的因素与影响对M[,3]货币需求的因素可能完全不同，所以不存在一个一般的货币需求理论能适用任何货币定义的情况；并且也根本无法分离出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说明从略）的情况（注：参见“Atransactionslcmandformoncy”《BankofEnglandQuarterlyBullctin》第18期，第48～60页。），则直指理论的合理性本身。

这就产生了两个有待说明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依据排中律提出的，A与附图{图}

A必有一假；亦即与可能必然真理不一致的东西何以能存在于经济学之中？我赞同非概率主义归纳逻辑的创始人科恩（J.Cohen）的观点。他说，若坚持科学的目的是真理，就等于宣布任何已接受的假说在本质上是免于否证的，其实，科学的目的仅仅是知识，诸如两个治疗某疾病的竞争假说，它们所产生的副作用没有显著不同，但在治疗上是对立的，并且不能结合使用，这就同样有权利作为知识被接纳。在经济学中，对“如何”问题的回答是多元的，对“如何”问题的要求只是“适宜性”。因此，与“知识”相联系的只是“可接受性”和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可靠性”。可见，关于现实的知识不仅在本性上是“偶然的”，而且它的被接纳，也仅仅是比较选择的结果，并且这种比较也只是归纳支持等级的比较。诸如我们发现：E对I的支持不少于E对H的支持，则有S［H,E］≤S［I,E］从而使我们作出S［I,E］假说的选择。

第二个问题是两个层次之间的逻辑自洽性问题。不容否认，这两个层次之间可能存在逻辑不一致性，然而，就绝大部分的情况看，仅仅只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因为无论哪种可能模式一般都能给出现实秩序的。诸如我们以色彩模式和以空间关系模式，同样能将房间里的各事物区分开来，并给以逻辑合理的说明。这也是各派经济学都使用共同的经济学语言，运用共同的经济分析工具，并且声称：他们之间的分歧仅仅在某一点理论或经验上，尽管就是这一点点造成了经济学观上的分歧的原因。

经济理论范文第2篇

第一，生产率的内生化问题一直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核心问题。无论从理论上的熊彼特创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供给学派等宏观经济理论的演变来看，还是从实践中的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和目前的“新经济”，贯穿其中的主线之一，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就是生产率的内生化及其度量问题。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极限和经济周期微波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新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政策含义。例如，即便存在增长的顶部、失业的底部或扩张的极限，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它们在哪里。因此，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有赖于把握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否则，与其自寻烦恼，还不如放弃陈旧的担忧，把自我牺牲性的先验性调整信条放在一边，顺其自然。对中国而言，实施宏观调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都涉及到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问题。所以，“新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必将促进我们进一步加强生产率问题研究，加强对内生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研究。

“新经济”讨论对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1．就财政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财政约束和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性的作用范围。财政约束在刺激私人投资、促进美国历史上时期最长的经济扩张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是维持美国经济动力（momentum）的重要政策之一。财政赤字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影响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在克林顿任期内，美国通过加强财政约束、偿还债务而使美国由过去多年的财政赤字扭转成为财政盈余。美国以往的问题在于，当预算不应该盈余时出现了盈余；美国的私人债务太高了。因此，一旦出现预算盈余，重要的是偿还公共债务。虽然偿还公共债务不仅会影响私人公司和家庭，而且会影响整个经济，但真正重要的是总储蓄率或总债务与财富的比率。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明智地选择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盈余分离出来，用于偿还公众持有的财政债券，这个行动对于维持美国近几年来经历的个人资本的快速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偿还债务不仅是美国已取得的成功和为什么本轮扩张看起来如此年轻的一个重要因素。减少赤字、转向盈余、开始偿还债务帮助美国拓宽了促进本轮生产率拉动型扩张的投资的空间。可以讲，美国“新经济”不仅仅是由于生产率回升本身，而且是由于它与严谨但不过度的财政政策和理智且果断的货币政策的相结合。这些都帮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机会。

2．就货币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货币政策的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强调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货币和经济增长而非股票市场价格。就货币政策及其与“新经济”关系而言，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市场利率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平衡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对于平衡储蓄和投资、保证低通货膨胀下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美国90年代初突然涌现的技术创新提高了投资收益预期，这种预期投资盈利能力的上升会传递到利率，利率最终构成了在非通胀经济中平衡储蓄和投资过程的政策选择。美联储之所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是因为一些不适当的措施已经导致经济扩张的成本上升，这主要归咎于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和一定规模的财富效应的增强。尽管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说明生产率不能继续增长，但是，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经济的不平衡不能上升到使经济扩张偏离其轨道的程度。只有平衡发展的经济繁荣才会无限地继续下去。第二，货币政策目标应该针对宏观经济，应该针对临近的通货膨胀性失衡或通货紧缩性失衡，而不应该是资产价格，即便是资产价格孕育了经济失衡。美国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财富效应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失衡的危险，但这并不意味着使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恢复平衡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要求货币政策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撇开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是否是政府的正当职能这种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谈，以实现该目标为目的的货币政策成功的证据几乎没有。股权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对未来收益及其贴现率的不确定性，很少来自作为中央银行主要工具的隔夜利率的变动。因而，即使鼓励短期利率的大幅波动以应对股票价格的变动，投资者恐怕也很难正确应对股权风险的幻觉。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强调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新经济”的作用，认为即使是最快的计算机也不能撕破规则之书，消除对持续性的财政约束、警觉性货币政策和对未来前景现实预期的需求。

经济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房地产虚拟经济重构稳定

在市场经济中，房地产有三个基本功能：一是为消费者提供居住和工作场所；二是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投资或投机机会；三是为整个信用制度提供最基本的抵押资产（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银行抵押资产的90％是房地产）。前者是房地产的自然属性，与是否市场经济无关，后两者则是房地产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功能，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这两个功能。房地产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功能引发房地产在市场经济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基本作用：其正面的基本作用在于房地产可以迅速通过房地产信贷的杠杆撬动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发达地区，导致该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在中国这总是为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土地出让和税收收入）；而基本的负面作用就是它可能带来泡沫经济的风险。可见，房地产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具有很强的虚拟经济的运行特征，把房地产作为虚拟经济的部门之一来进行研究更能体现房地产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性。

然而，在传统经济理论中，房地产（realestate）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最重要的实物资产（realassets），属于实体经济的研究范畴，房地产的变动应该与经济基本面相吻合。但是，现实经济中的“房经背离”和“房地产泡沫”等种种“异象”又说明了仅把房地产作为一种实物资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从当今经济虚拟化的现实出发，运用虚拟经济理论对之进行合理的解释。

一、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

在现代经济中，资本化定价方式越来越普遍，整个经济系统中虚拟经济部分的影响日益增强，相应地，虚拟经济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要。国内外学者对虚拟经济的定义和称呼有很多种，但是它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而存在的看法却是共同的。虚拟经济概念的本质意在概括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基础就是资本化的定价方式。它是观念支撑或心理支撑的价格形成系统，而实体经济是成本支撑的价格形成系统。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房地产的价格形成无疑属于虚拟经济系统。

可见，虚拟经济理论重视预期和心理活动、不确定等因素的作用，它把整个经济系统划分为由成本支撑的实体经济系统和由心理支撑的虚拟经济系统。虚拟经济是一种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其行为基础的特殊的经济运行关系，一种资产，不论其有形还是无形，也不论其是金融资产还是房地产，一旦以资本化定价方式来定价，它就具有虚拟资产的运行特征，就应该纳入虚拟经济的研究框架。虚拟经济中的所有运行特征、运行规律和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无不与资产的这种特殊定价方式有关。对房地产虚拟性的研究也是从资本化定价方式入手的。有关的研究如下：

1.关于房地产定价方式的研究。刘骏民（1998）指出：如果从定价方式的角度来看，即使是狭义的虚拟经济的定义也要包括房地产。随后，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课题组“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报告”指出房地产虚拟性是介于一般商品和金融资产之间的，房地产虚拟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具体包括：房地产存量与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虚拟化的程度以及制度因素（包括土地制度、法律制度和市场结构等影响房地产虚拟性质的主要制度因素）。

2.关于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经济稳定的关系研究。郭金兴（2005）指出：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并不必然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房地产具有稳定经济的内在机理。房地产价格的长期增长趋势可以使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中的货币需求相适应，而房地产价值的相对稳定性对稳定货币发行，从而稳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王国忠（2005）通过计量经济模型的检验发现：房地产价格波动对整个经济价值系统的影响是直接而显性的。房地产价格与货币供应在整个区间内存在双向的影响机制，房地产价格对股票价格与实体经济的价格指标都有着单向的传导机制，房地产的价格波动会影响股票市场的价格及实物生产价格的波动。这说明作为虚拟经济的子集，房地产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如果把房地产部门看成是虚拟经济的一部分，然后再来考察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就会发现，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出现了增强的趋势。鞠方（2005）基于对现代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特殊性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基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二元结构分析框架，提出了房地产市场货币积聚假说，对房地产泡沫的成因进行新的解释。进而把房地产泡沫放在协调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重点剖析房地产泡沫、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三者的互动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并指出：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具有鲜明的虚拟经济特征和实体经济特征的特殊市场，正是由于这种“虚实两重性”，决定了房地产“异象”成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二、从虚拟经济的角度重构房地产经济理

论的基本思路

在认识到房地产的虚拟性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按照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刘骏民，2003），从虚拟经济角度来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这种重构包括以下几个有机的组成部分：①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这是从虚拟经济的行为基础——资本化定价方式的角度对房地产虚拟性进行的研究。②对房地产自身的稳定性的研究。首先，从虚拟经济的运行特征——强波动性入手，然后，对房地产这种虚拟经济成分自身的稳定性进行研究。③从价格的角度来研究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说明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互动关系——房地产如何影响宏观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什么影响。④从资金流的角度阐述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这种资金流包括货币资金流和信贷资金流。分析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波动）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新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⑤指出在虚拟经济条件下政府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干预，以促进经济稳定。⑥案例研究。研究美国、英国、日本、中国等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

由此，从虚拟经济的角度来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图大致如下：

三、从虚拟经济角度来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意义

在经济虚拟化背景下，研究房地产虚拟性质与宏观经济稳定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大体而言，从虚拟经济的角度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强调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功能，从而将股市、债市、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等看作一个整体来考察房地产，考察资金在这些领域中转移流动的规律及其影响；第二，强调房地产作为资产的虚拟性质和可能的房地产引发的泡沫经济的风险。这种从市场经济功能视角的研究将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有利于正确解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传统经济理论难以有效解释房地产市场运行中的“异象”，只有在对房地产虚拟性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会对虚拟经济的定义和研究领域有更深刻的了解；才会对虚拟经济的理论出发点是把整个经济看作一个价值系统而非物质系统有更深刻的理解；这种研究必将极大地丰富虚拟经济的理论。

有利于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研究房地产虚拟性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指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稳定和协调发展，这在客观上为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并有利于提高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

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协调发展。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房地产的健康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研究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协调发展，从而为经济增长服务。

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事关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稳定，房地产泡沫引发的财富分配效应可能加剧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社会利益主体的矛盾激化。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房地产业也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各国的GDP增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性较强。在此情形下，如果房地产业出现不正常的发展，不仅会导致房地产业衰退，还会对金融体系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不良影响。因此，认识房地产虚拟性并在此基础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发展中的问题，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金融安全、投资决策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AlanGreenspan.Newchallengesformonetarypolicy．beforeasymposiumsponsoredbytheFederalReserveBankofKansasCityinJacksonHole［R］．Wyoming，August27，1999.

[2]刘骏民.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39～42.

[3]刘骏民.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及其命题[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4]王千.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D].南开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5]王国忠.虚拟经济稳定性研究［D］.南开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6]李杰,王千.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06,(2).

经济理论范文第4篇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南。

一、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党的工作重点的确定和转移，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的形成，是他总结以往的教训，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果。

早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就意味着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由于当时我们党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缺乏深刻认识，经济建设经验不足，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从1957年开始出现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到1966年又发动了“”，在理论上批判“唯生产力论”，几乎使国民经济陷于崩溃。从根本上说，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就是没有依据社会性质的变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和主要矛盾作出正确判断，及时地实现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

邓小平同志一贯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建国以后，他成为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的八届一中全会后，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间，邓小平同志敢担重任，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为实现国民经济的迅速好转作出了重要贡献。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他力挽狂澜，对“”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强调发展工农业生产，在短期内使我国经济状况发生了明显好转。在身处逆境时，邓小平同志深刻地反思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入思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积累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工作的重心。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页）“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同上，第250页）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不断出现一些风波，但每次我们党都能正确把握大局，及时排除各种干扰，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紧紧抓住经济建设不放松，20年来我国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二、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计划经济体制有它的长处，在我国经济建设中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步显露出来，主要是过分追求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管理，忽视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分配上吃“大锅饭”，管理上缺乏效率，抑制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必须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了改革的必要性，强调中国必须改革，如果不及时改革，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事业就有被葬送的危险。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定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邓小平同志经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方针政策，对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他指出：“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同上，第370页）

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目的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这场革命，是在过去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它不是要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20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党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摆脱种种“左”的思想束缚，实行全面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等各方面的积极性，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大大解放了生产力。

在改革的实践中，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逐步形成。这一理论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所有制改革、企业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农村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等内容，是一个完整科学的体系，不仅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理论，也突破了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核心，是改革开放20年我们党的一大收获。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的经济改革将进一步深化并取得最后成功。

三、坚持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都要用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

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深刻地认识到了旧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弊病，他曾明确指出“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强调要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实施改革。如何进行改革，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就提出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观点。在1985年10月，他又强调指出，“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同上，第148—149页）1992年，邓小平同志又讲，“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上，第373页）这些论述，为我国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同志在强调引入市场机制、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同时，勾画出了新型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有三个基本点：一是计划是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基础上的全局性、方向性的控制手段。邓小平同志指出，“宏观控制”是在“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同上，第278页）这鲜明地指出了传统宏观管理同新式宏观管理的本质区别，也提出了转变计划管理职能的方向和要求。具体来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管理就是要从以直接管理为主向以间接管理为主转变；从对微观经济活动过多的直接干预向宏观调控转变；从以行政性手段为主向以经济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性手段转变。二是在宏观管理中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都得用。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调节手段的优越性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同上，第16—17页）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手段，建立起高效灵活的宏观调控体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三是宏观管理要具有权威性。邓小平同志指出，“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如果“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宏观调控政策就无法执行，经济也就难以协调发展。（同上，第277、278页）

四、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

我国历史上经济社会长期停滞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闭关自守。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改变旧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我国曾利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加快工业化进程。以后在较长时期内，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左”的思想影响，我国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历史经验证明，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困和落后，就必须对外开放，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发展不起来的。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正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作出的重大决策。1979年11月，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3—234页）此后，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他的指导下，我国重新确立了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从根本上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就是要使我国经济发展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就是要更好地利用全人类的文明成果，结合我国实际，总结经验，不断创新，争取时间，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关于对外开放理论的正确指引下，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成效十分显著。我国对外开放由沿海到内地，从工业到农业以及第三产业，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沿海开放型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力地带动了周边地区和内陆开放城市经济的起飞，进而又带动了内地经济发展。通过对外开放，我国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比较优势，吸收和利用外来建设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拓展国内外市场，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

五、提出并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对我国的基本国情也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一个准确认识。我们获得这个正确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

建国之初，党对刚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中国国情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迅速恢复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的各项任务。但之后，由于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对我国国情和所处发展阶段的认识发生了较大偏差，给经济建设造成了很大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与沉痛教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提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早在1978年底，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这是我们党重新认识我国基本国情的开始。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在党中央的文件中提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1987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一文中指出，中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根据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了专门而系统的论述，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四大报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进一步作了概括，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基础，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根据。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从国情出发，从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出发，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能得到群众的拥护，生产力就会较快发展，各项事业就会顺利推进；反之，如果离开中国的国情，提出的任务和政策脱离现实、超越阶段，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甚至破坏生产力，各项事业就会受到挫折。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就是要我们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正如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广大人民从切身感受中更加拥护社会主义。”

经济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哲学分析

“循环经济”是最近几年国内学术和政策研究领域频繁出现的一个学术词语。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大量探讨，国家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循环经济的实践。但是，国内生态经济学界、环境经济学界以及主流经济学界对循环经济实质的认识至今仍存在较大差异。为深入揭示循环经济理论内涵，部分学者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如，董艾辉在分析循环经济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一致性的基础上，指出循环经济是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扬弃，也符合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张连国等认为，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有二，即知识论基础与存在论基础。崔胜辉等则从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在内涵和目标上一致性的角度，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和经济伦理观。

应该说，从哲学角度探讨循环经济，既是对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的丰富，也为哲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的研究课题。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循环经济的哲学研究在哲学分析与梳理上还不够全面和系统。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比较系统地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展望循环经济的未来发展。

1.循环经济的哲学涵义

1.1循环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目标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循环经济思想起源于人们对自身生活环境和质量的忧虑，也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达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后果的直接反思，主要针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这种对环境的忧虑逐渐变成一种全球性的反思，环境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我国从参加1972年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开始加入这个行列。循环经济不仅反思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破坏和资源耗竭，也积极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循环经济的目标就是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说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这种发展模式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强调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体系的融合，减少单位产出资源的消耗，节约使用资源；通过生产技术与环境保护技术和清洁生产相结合，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过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通过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等。在经济层面上，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旨在实现经济增长、资源供给与生态环境的均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它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社会大众共有的、稀缺的自然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它既要求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也要求改变环保企业治理生态环境的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效益内部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循环经济的实践性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无论是其思想来源和目标指向都是实践，循环经济的理论发展更是离不开实践，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总结。因此，循环经济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或者实践是循环经济的基础或唯一尺度。

1.2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符合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并对认识起决定作用；人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从感性到理性；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充满着复杂性和曲折性。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正完整体现了上述观点。首先，循环经济在特定时代产生体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工业化以前和工业化的低级阶段，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消耗较少，还不足以使人类对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产生像今天这样的深刻后果。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环境和资源的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和影响时才可能产生循环经济思想。其次，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到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涵或全部规律，而且，认识的深化不可能脱离经济和历史发展阶段。最后，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能动的认识。这不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也不是对实践的简单反映和被动认识，而是为了应用于实践，改造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循环经济的这些特点，可以较好地理解当前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所遇到的种种思想障碍。比如，有人抱怨目前我国生产方式仍较粗放、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较大等。这是事实，但也要注意到，我们不可能脱离我国的历史前提来谈论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不是先知先觉的智者，而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者。在实践的过程中可能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错误本身并不可怕，关键要遵循规律，对自身发展方式进行反思和扬弃，最终解决问题。毕竟，在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上搞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道路和方法可以照搬。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经济起步、经济总量和人民温饱问题，难以为了保护环境从一开始就放弃经济和工业发展。

1.3循环经济的模式特征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联系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正是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孤立地探讨经济问题，或单纯采用经济手段分析解决问题。它要求综合考虑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公平与进步。循环经济深刻分析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对人与自然和谐模式进行大量有益的探讨。同时，将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加以考虑，既注重分析经济生产领域各个部门、行业及其相互联系，又注重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及其相互联系，还注重生产与生活两大部类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中的具体情况与相互联系，统筹考虑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工业与农业、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等在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方面的关系。循环经济在分析问题和提出对策时，也认识到单纯经济知识和经济手段的局限性，强调学科间的联合，强调经济社科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领域的统筹并重。

1.4循环经济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为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范式，强调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代际公平以及国际视野，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既包含科学的逻辑推论，也汲取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正反经验；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态度，也体现了向历史、向子孙的负责态度。循环经济是在环境已遭受重大破坏、资源过度消耗的情况下产生的。根据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历史教训、现代科学和经济学的推断，如果这种趋势不加以阻止和逆转，造成的后果将不堪想象。但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趋势并非不可逆转，通过循环经济的途径，人类完全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分析和对比揭示了人类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2.循环经济的本

质属性与内在要求

循环经济的定义是目前国内学者争论的焦点，根本分歧主要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问题。笔者认为，只有解决本质属性问题，学科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加扎实，学科才能逐步走向成熟。本质属性问题解决了，相应的内在要求就容易了。前面分析的循环经济哲学内涵已为探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作了铺垫。

2.1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

笔者赞同齐建国教授关于循环经济的描述，即循环经济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是中国新兴工业化的最高形式，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态。齐教授认为，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微观上，按照著名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的定义，所谓技术范式可定义为解决所选择的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宏观上，技术范式可定义为社会生产主导技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形态对应不同的技术范式。在技术层次上，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开放（或称为单程）型物质流动模式相对应，循环经济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核心是提高生态环境的利用效率，本质是生态经济。

笔者认为，在齐教授定义的基础上，还可从哲学高度对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作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总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变，每个社会历史阶段都有与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因此，循环经济应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技术范式。循环经济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产生和发展，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使命。可以预见，循环经济将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起重大的历史作用；同样可以预见，循环经济绝不是万能的，不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技术范式的最高形态或终极形式。

2.2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

2.2.1特定的时空观念。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需要明确特定的时空观念。我国是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21世纪开展循环经济，离不开立足自身现实发展循环经济。要花大力气研究我国的实际，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问题，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胜利。同时，要对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有着足够的心里准备。

2.2.2统筹观点。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统筹的观点和系统的观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多问题，但由于资源有限，只能统筹加以考虑。要把握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定重点领域和优先发展领域，循序渐进，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2.2.3理论联系实践。发展循环经济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以此指导实践，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理论。如此反复，推动经济与社会向良性方向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实践的学科，循环经济理论和政策如果只停留在书本中、文件中、口头上，不能在实践中得以贯彻落实，循环经济的目标就会是水中月、镜中花。因此，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观点，尊重客观规律，努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同时反对把循环经济夸大化、万能化的倾向。

2.2.4公众参与。循环经济涉及全社会的各领域，离开公众参与的循环经济将难以成功。目前，我国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尚有待提高，特别需要在社会上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启蒙，通过政府政策宣传，引导社会生产和消费观念。公众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觉醒将是循环经济得以贯彻落实并取得成功的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

3.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

3.1系统的工作思想

发展循环经济特别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立足现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五个统筹，制定系统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综合协调区域、行业和部门利益，以长远发展和大局为重，抓住主要问题，确定重点领域、优先领域和战略步骤。

3.2制度和技术并重

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既注重制度层面的政策设计，也注重技术层面的政策设计。加强对现有经济模式、生产技术与过程、管理方法的改进和创新；加强对项目立项进行充分论证以及项目中、后期的评估；加强对节能减排领域重大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同时，开展大量调查，掌握循环经济的动态发展，及时研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3.3建立长效机制

根据循环经济的不同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大学、公众等，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同时，探讨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有效联系机制，完善政府考核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

3.4自主创新与学习借鉴

既要立足自身国情积极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理论和政策，又要学习借鉴一切有益的国外经济、管理和政策实践的成果；既要发扬自主创新的精神，建立基本技术支撑体系，又要进行必要的技术引进和模仿消化。4.未来展望

发展循环经济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必然既凝聚着人类对自身处境的深深忧虑，也包含了对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美好愿望。马克思主义认为，尽管过程往往充满曲折，世界一直是向前发展的。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有着自身发展规律，虽然当前还有很多争论，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将促使循环经济研究更快走向成熟。循环经济在中国已经启航，并将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进程长期相伴。尽管道路充满艰辛，但前途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李兆前，齐建国.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综述，《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董艾辉.循环经济的哲学思考，《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20卷第1期.

张连国.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东岳论丛》，2005年3月第26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