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经济发展；机遇

一、低碳经济发展背景

“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低碳经济”、“低碳技术”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低碳技术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低碳技术几乎遍及所有涉及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业部门，在这些领域，低碳技术的应用可以节能和提高能效。

2007年9月8日，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五次领导人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联手应对。发达国家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当前人均排放高的现实，严格履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目标，并在2012年后继续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采取相应措施，特别是要注重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清洁技术，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气候变暖是全球十大环境问题之首，其中人类社会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所形成的温室效应是气候变暖的根源。

鉴于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变暖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最大的威胁，早在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154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签订了第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性条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对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公约规定每年举行一次缔约方大会。截至2006年11月，公约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89个缔约方。1997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上，又签订了《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在2012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5.2%。。2006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后京都”问题，即2012年之后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2007年8月2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预备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与会代表认为，工业化国家应力争在2020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25％至40％。

《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该议定书设立了三个具有灵活性的机制，即排放额度贸易机制、共同履约机制以及清洁发展机制。其中“清洁发展机制”（CDM）尤为引人瞩目。“清洁发展机制”是由《京都议定书》第12条设计、规定的一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控排温室气体领域协作双赢的新颖模式。它允许承担控排义务的国家,在另一国投资能够减少排放量的项目，而减下来的排放数额可返还投资国，用以冲抵其本身的减排义务。相比在本国改造企业排放设施所需的成本，发达国家情愿通过CDM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例如，在欧盟国家减排一吨二氧化碳如果需要80—100欧元，在发展中国家则仅需要5—6欧元。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可通过CDM项目获得部分资金，同时又引进保护环境的先进技术。总之，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CDM合作中共同得利,在全球范围又有利于实现《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任务，可谓在全世界开辟了国际投资、贸易的创新领域和创新模式。

基于CDM机制的森林低碳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由于开展CDM低碳项目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各自的吸引力，因此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前，CDM低碳试点项目已经开展起来。截至1998年，在世界各地开展的CDM低碳试点项目已经达到27个。到2005年6月，仅世界银行生物碳基金就已经提交了130多个林业低碳项目建议书，其中包括中国广西项目在内的大约20个项目进入了准备实施的候选之列。预计到2017年，这些项目产生的低碳将达到1000多万吨。“中国东北部敖汉旗防治荒漠化青年造林项目”是《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我国与国际社会合作的首个林业“低碳”项目。在第一个有效期的5年时间内投资15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00万元，其中意大利资助1150万元），在内蒙古敖汉旗荒沙地造林4.5万亩，使约2500名当地农民和林场工人受益，该项目实施的总体目标是提高实施可持续发展政策的能力，并将首次尝试以森林低碳为途径，将防治荒漠化及改善沙区生存条件与增加荒漠化地区农民收入相结合，填补了我国森林“低碳”项目的空白。

除森林低碳项目外，世界各国相继在能源、交通、电力、建筑等温室气体高排放行业实行推行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澳大利亚将从2011年开始试行排放配额交易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排放配额将由政府发放，也可以通过交易获得。全国几千所学校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鼓励家庭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以及对澳大利亚使用核能进行可行性研究等。

英国自2001年4月1日开始征收气候变化税（CCL）。该税是向工业、商业及公共部门（住宅及交通部门、居民除外）征收的一种能源使用税。英国同时还成立了碳基金。碳基金是一个由政府投资、按企业模式运作的独立公司。目标是通过帮助商业和公共部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并从中寻求低碳技术的商业机会。碳基金的资金用于投资方面，主要有3个目标：一是促进研究与开发，二是加速技术商业化，三是投资孵化器。

葡萄牙一直倡导再生能源发电，葡萄牙2006年用电总量中的36%源自再生能源，主要包括水利发电、风力发电和生物质发电等。

我国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比较低，但排放总量位居世界第二。2025年前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预计2050年，我国能源消耗将占世界能源总消耗的60%左右。基于此，发达国家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承诺减排温室气体的呼声越来越高。面对国际减排压力和国内经济可持续增长、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多方面的要求，二氧化碳减排已经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十分紧迫的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

2007年5月23日，国务院下发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节能减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节能减排的决策和部署上来。要把节能减排任务完成情况作为检验科学发展观是否落实的重要标准，作为检验经济发展是否“好”的重要标准，正确处理经济增长速度与节能减排的关系，真正把节能减排作为硬任务，使经济增长建立在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上。

2007年6月3日，中国公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方案》规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考虑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国际与国内、当前与长远,把应对气候变化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结合起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地区规划，努力控制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断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为改善全球气候作出新的贡献。

二、低碳经济研究目的

近百年，全球气候变化最突出的特征是气候的显著变暖，全球气温升高0.3℃～0.6℃，中国的气温在近百年来上升了0.4℃～0.5℃。20世纪50—80年代升温比较明显的是在我国的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西部。1909—2002年的近百年来黑龙江省夏季气温气候基本态的变化处于相对暖期。气温变率基本上保持着加大趋势，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表现为大幅度的上升趋势。全球温室效应已经引起黑龙江省气候的异常变化。

如何制定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政策，限制高碳排放行业的盲目发展，控制我省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低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黑龙江省目前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现状不容乐观。2006年，全省废水排放量11.6亿吨；COD排放量49.8万吨，氨氮5.27万吨，二氧化硫51.8万吨，氮氧化物45.87万吨，烟尘53.8万吨，粉尘12.56万吨，固体废物1.03万吨。2006年全省工业行业废气排放总量达到5991亿立方米，排放量大小依次为火力发电、非金属制品、石油加工及炼焦、燃气生产和供应、化学原料及制造、水泥制造、金属冶炼、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和造纸。

但是，黑龙江省的低碳资源潜力也是十分巨大的。

据2006年末的统计数据，黑龙江省拥有森林面积2007万公顷，活立木总蓄积量15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43.6%；耕地面积1151.6万公顷；水资源总量727.9亿立方米；湿地面积434万公顷；草原433万公顷。

森林、耕地和湿地在吸收、固定二氧化碳中均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进一步界定森林、耕地和湿地的这一特殊功能，如何对低碳经济进行科学评价并通过货币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课题。基于这些问题，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结合黑龙江省相关产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规划，在低碳经济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对黑龙江省碳源分布和低碳潜力进行计算分析。通过对黑龙江省低碳市场的现状及特点的分析，找出其存在的问题，从而为完善我省低碳市场交易提供理论指导，并为制定我省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依据。

三、低碳经济与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机遇

低碳经济是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外交等各个方面综合性很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低碳经济将会极大地扩展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空间，因此，开展对黑龙江省低碳经济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可以使黑龙江省经济发展抓住难得的机遇。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实现黑龙江省“十一五”规划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

黑龙江省是我国资源大省，重工业、高耗能产业集中，长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造成了区域性的水环境、生态系统破坏。黑龙江省“十一五”规划的总体目标主要有：

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以上。

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转变，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25%，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到0.5。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一二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8∶54∶38，现代农业初具规模，六大基地基本形成，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进一步发展。

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5‰以内，耕地保有量控制在1171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到47%，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遏制。

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我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建设生态大省。低碳经济实质是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围绕低碳经济的能源和产业新技术开发应用，无疑会有助于我省改变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促进“十一五”规划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2.低碳经济可以推进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低碳经济积极倡导生物质能源和再生能源利用。在粮食主产区等生物质能源资源较丰富地区，建设以秸秆为燃料的发电厂和中小型锅炉。在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等建设沼气工程，合理配套安装沼气发电设施。大力推广沼气和农林废弃物气化技术，提高农村地区生活用能的燃气比例，把生物质气化技术作为解决农村和工业生产废弃物环境问题的重要措施。大规模开发和建设风力发电，促进风电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积极发展太阳能发电和太阳能热利用，在偏远地区推广户用光伏发电系统或建设小型光伏电站。通过以低碳经济为主导的清洁能源革命，可以极大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推进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3.为黑龙江省农业发展提供机遇

2006年，黑龙江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017.6万公顷，其中水稻208.9万公顷。农作物，尤其是水稻在控制温室气体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农业低碳措施主要有：选育低排放的高产水稻品种，推广水稻半旱式栽培技术，采用科学灌溉技术，研究和发展微生物技术等，有效降低稻田甲烷排放强度；研究开发优良反刍动物品种技术，规模化饲养管理技术，降低畜产品的甲烷排放强度；进一步推广秸秆处理技术，促进户用沼气技术的发展；开发推广环保型肥料关键技术，减少农田氧化亚氮排放；大力推广秸秆还田和少（免）耕技术，增加农田土壤碳贮存。

大力发展以低碳经济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对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4.为黑龙江省水利建设提供发展机遇

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9毫米。中国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东北和华北地区干旱趋重，出现南涝北旱的雨型，干旱和洪水灾害频繁发生。

温室效应对黑龙江省水利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提出了严峻挑战。

黑龙江省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161立方米，接近全国人均水平；耕地亩均占有水量仅460立方米，远低于全国亩均水量1430立方米。黑龙江省地表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目前地表水工程利用能力仅为29%，利用水库调蓄利用的水资源仅占5%，工程性缺水矛盾突出。

面对温室效应的挑战，黑龙江省应通过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水资源，完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新机制和推行节水等措施，力争减少全省水资源系统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治水思路，在加强堤防和控制性工程建设的同时，对于生态严重恶化的河流，采取积极措施予以修复和保护。建立国家初始水权分配制度和水权转让制度。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水利工程投融资体制和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加强水资源控制工程（水库等）建设、灌区建设与改造，继续实施并开工建设一些区域性调水和蓄水工程。

全省水能资源开发潜力大，水能技术可开发量约9870MW，发电量约270亿kWh。集中分布在南部、北部山区和黑龙江干流，多数电站开发条件较好。要把发展水电作为促进黑龙江省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化低碳经济方向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做好环境保护和移民安置工作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和利用丰富的水力资源，加快水电开发步伐，因地制宜开发小水电资源。

目前，东北黑土区大约为20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约有11万多平方公里，其中水土流失面积已由50年代的24292平方公里增加到2000年的45106平方公里，由于受资金和技术等因素的制约，水土流失治理速度十分缓慢。低碳经济中的森林低碳，尤其是《京都议定书》中的CDM清洁发展机制，为黑龙江省治理黑土区水土流失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机遇。

5.为黑龙江省林业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依据

为实现从国家最大的原木供应基地向林业生态大省的转变，“十一五”期间，黑龙江省将通过构建林业生态、林业产业和生态文化三大体系，实施退耕还林、封山育林等林业工程。据预计，到2010年，黑龙江全省有林地面积将达到2141万公顷，林木总蓄积达到17亿立方米，森林覆被率提高到47%以上，林业总产值提高到500亿元。实现林区生态、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一直以来，制约黑龙江省公益林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难以建立完善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一个难点在于如何准确、合理地确定补偿标准。通过对低碳资产进行科学的评价，可以为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参考，从而促进黑龙江省林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国家提供生态功能区的服务功能。黑龙江省作为我国最主要的林区，是巨大的“低碳”，通过对黑龙江省低碳问题的研究，积极开展CDM项目，能够吸引负减排义务的国家来我省投资造林，从而带动我省林业发展。

6.为合理计算绿色GDP指标提供帮助

绿色GDP，是指用以衡量各国扣除了自然资产（包括资源环境）损失之后的新创造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由此可见，绿色GDP不仅能够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统一的程度。绿色GDP占GDP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对自然的负面效应越低，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度越高。绿色GDP由于能揭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环境成本，因此，克服了GDP固有的缺陷，成为新发展观指引下引导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对公正地评价社会经济增长进程、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有深远意义。因此，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建议将绿色GDP引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去。然而，在绿色GDP的计算过程中，自然资产损失特别是环境成本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其确定和计量成为问题的难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是构成环境成本的重要因素，因此，对黑龙江省低碳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合理地确定二氧化碳的排放成本，并为其他自然资产损失的确定和计量提供参考，从而为绿色GDP指标的合理计算提供理论指导。

7.为黑龙江省将来可能承担的二氧化碳减限排义务作准备

1998年5月29日，我国签署了旨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虽然暂时我国还不负减排义务，我国的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还不是很高，但排放总量很高，约占全球总量的13.6%，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所以从长期来看，中国在保护全球气候方面承担的相应义务的压力将不可避免地大大增强，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还可能进一步增加，很有可能在将来承担起减排义务。作为林业大省的黑龙江省更是责无旁贷，因此，加强对我省低碳问题的研究，尽早做好减限排的基础性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超级秘书网

8.为低碳交易提供理论指导

导致地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气候变暖的根本经济原因是无偿、无限制地使用地球二氧化碳排放空间。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地球的二氧化碳排放空间作为一种具有稀缺性的资源进行有偿的分配，形成有效的交易机制。根本途径是在全世界首先按国家分配二氧化碳排放权，形成国际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换交易机制，然后在各国国内单位和个人之间也要建立起直接或间接的二氧化碳排放权分配和交换交易机制。无论是国际间的低碳交易还是国内的低碳交易，在低碳量和价值量的确定方面都应有较为准确的依据和标准，对我省低碳问题的研究可为确立这方面的标准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黑龙江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2]李俊峰，马铃娟.低碳经济是规制世界发展格局的新规制[J].世界环境，2008，（2）.

经济与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一）青岛模式

青岛模式是培育大企业、造就大品牌的区域性模式。青岛是我国拥有名牌产品与名牌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它拥有十个中国驰名商标，三十一个中国名牌产品，也是最早拥有国际品牌的城市，其中海尔是中国本土唯一入选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个品牌之一；并于2004年跻身世界五百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品牌和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品牌评比中，青岛入选数量在国内名列前茅，被公认为全国拥有名牌最多的城市。同时青岛还有一个独特的“企业家扎堆”现象，在2004年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中，青岛同时有三位企业家入选。一个沿海中等城市，短短十几年内，同时拥有如此众多的知名品牌和知名企业家，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把这种大企业云集、名牌集聚、企业家荟萃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青岛模式”。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中国最具民营化特色的区域性模式，在温州“人人讲经商，家家有企业”，形成了“以户、村为基本生产单位，以民营企业为支撑，以小商品市场为交易中心，以农民能人为创业带头人”的经济发展格局，其显著特点是经济发展起步于家庭经济，民营经济是其主要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格局在改革开放之初，促进了温州县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并同时影响、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创造了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神话，被经济学界称为“温州模式”。

（三）两种模式的差异

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两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其不同之处下面予以浅析：

1、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看

青岛的名牌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股企业，在青岛实施名牌战略的过程中，从国有或集体小企业壮大发展而来，如：海尔、海信、双星等十大集团，目前这些大企业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整个青岛工业经济的50%以上，体现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与活力。而在温州几乎没有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大力发展的是民营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经济活力十足，民营经济的经济总量占温州经济总量的98%左右，除了电信、银行、电力等国家垄断领域，民营企业几乎无不涉足。温州的民营经济具有显著的家庭经营的特点，在这些民营经济中，不仅个体经济、独资业主制私营经济而且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公司制企业，也都保留着家庭、家族的色彩。

2、从企业的发展战略看

青岛的大企业以品牌产品为基础，致力于实现国际化经营，向世界品牌目标迈进。如2001年第二期美国《家电》杂志对全球前10位家电制造商进行了排名，海尔集团名列第九强，位列日本日立公司之前。温州经济是集群经济,所谓集群经济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生联系密切的企业在空间上积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现象。在温州，往往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形成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一个镇或几个镇形成一类或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从而体现了温州集群经济的优势。

3、从企业决策层看

青岛拥有高素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市场竞争中是理性的决策人，他们在同一个城市中共生共荣，相互借鉴，良性竞争，合作共赢，“君子和而不同”，构成青岛企业家群体的独特现象。而温州自古就有重商传统，全体温州人都崇尚经商，人人都是“小老板”，人人都是自己企业的决策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差异较大的两种经济模式，但他们在同样的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具有同样的外部环境，产生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导致两种区域经济模式不同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区域文化的差异。

二、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

（一）青岛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青岛地处山东胶东半岛，孔子的故乡曲阜距离青岛仅几百里地，因此青岛的传统儒家文化比较浓，青岛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中较多的渗透着传统儒家的精髓：

（1）“义”与“信”。义利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把“义”看作人立身做事的根本，坚持谋求物质利益必须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之上，他主张“见利思义”，亚圣孟子也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胜利”。儒家另一个极力倡导的品德即是诚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信近于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也曾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在这种思想的教化、熏陶之下，青岛人格外具有道德感，“求利不贪财”，他们认为企业固然是求利的，但求利的行为首先要放到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上，讲求信誉，推崇“德是根本，财是末端”，并在企业的经济行为中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青岛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声誉，打响了品牌，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曰：“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种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青岛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事业心以及社会责任感，把企业的发展看作是自身的职责以及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和政治抱负的实现。比如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即是这种思想的生动体现。

2、近代西洋文化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19世纪末青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为了达到对青岛长期统治的目的，耗费巨大精力与财力，不惜巨资建设青岛港口、铁路、城市建筑，从客观上发展了青岛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为贸易往来、海洋作业等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设施保障。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念及其技术条件也随之而入，现代法人制度也随之进入青岛。正因为历史的传统，青岛的大企业在外部条件适宜时，纷纷进行了改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引进西方现代管理制度，运用现代人才管理理念，吸纳人才，提升科研开发能力，并建设了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凝聚力与竞争力。

3、政府制度文化因素。青岛市委、市政府大力扶植名牌企业，为企业的发展和品牌的诞生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较少对企业进行干预，形成“大企业，小政府”的政企关系，把自己的主要职责定位于营造最宽松的环境，放手让企业按照自身特点和内部规律，在市场竞争中自由的发展，但在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上又给予大力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特别是在企业的一些重大项目上，政府根据需要实行重点帮助和扶持，如促成了青啤与美国AB公司、海尔与日本三洋、海信与日本位所等的合作，从而促进了企业的良性发展。同时政府积极保护、推广、宣传名牌企业，为培育品牌产品提供技术和管理保证。政府的支持和企业家的适时决策相辅相成，共同搭建了国有企业的成功之路。另外，青岛市委、市政府还注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坚持把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破除求全责备，论资排辈，简单套用党政干部标准选用企业干部的观念，用发展的眼光选人用人，大胆启用年轻干部，如张瑞敏、汪海、周厚健、鲁群生等一批企业家在35岁左右就被任命担起了重任，这就造就了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企业家队伍，为青岛大企业的发展培育了最重要的人力资源。

（二）温州经济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地处偏僻的沿海边远地区的温州，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魅力的经济奇迹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温州的区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1、地理资源因素的作用。温州的地理环境十分独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多为高山，两条大江横贯其中，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灾害性气候，三面高山一方面挡住了北方冷空气的侵袭，另一方面海上暖湿的东南风在这里受阻上升形成雨水，虽然雨水充沛，但同时也加重了台风的危害，据统计，台风每年侵袭温州两次，其中一次危害较大，气候条件非常恶劣。温州的这种地理环境使得温州能用于农业种植的土地很少，人均不足0.4亩，靠种田难以维持生存。正是这样的地理资源环境造就了温州人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

2、传统的重商主义文化的影响。温州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温州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南宋时期，温州出现了“永嘉事功”学派，又称功利学派，该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用功利来衡量义利，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反对传统儒家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坚持“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治理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即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与私有制的合理性。永嘉学派的这种价值观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的民间心理与文化模式，并内化成了温州人心中的重商观念、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和拼搏精神以及经商理财、富人为本的经济思想。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一旦一种独特的有力发展轨迹建立以后，就能引起一系列的外在外在性、组织学习或效仿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一种行为模式或发展路径之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按原来的路径发展下去，而且依赖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政策环境下，温州传统的经济活动路径制度无疑显示出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指导着温州人的经济行为，激发了温州人的商业潜能，促进了本区域经济的发展，渐渐形成了温州模式。

3、温州浓郁的家庭文化氛围。家庭文化，是指文化在家庭的呈现形态，包括文化的内容和存在形式。广义地理解，家庭文化包括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出的生产方式、物质消费方式、精神消费方式以及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狭义地讲，家庭文化主要是指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的精神生活方式，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文化在特定家庭的存在方式、家庭成员的文化行为方式等。温州经济起步于家庭经济，家庭内的成员彼此了解，这有利于家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依据各自的特长而合作分工，既降低了管理的成本，又提高了经济效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价值观、经营观、创造精神乃至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等培育出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三、正视优劣，取长补短，促进区域间文化经济互动发展

一个区域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先进的文化因素和落后的文化因素，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先进的文化因素是指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反之则属于落后的文化因素，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因此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具有优劣势。

（一）青岛模式的优劣势

就青岛模式而言，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拥有实力极强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的生产领域大多是高新产业，企业开发能力强，产品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具有融取外资、赚取外汇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乃至国际竞争中具有抗御风险的能力；拥有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能在企业的经营中做出理性的决策，等等。但就整个青岛经济而言，其劣势是民营企业不发达，市场经济活力不足，人们受传统儒家的“重本抑末”、“官本位”思想意识的影响，不愿脱离集体，安于现状，市场意识差，因此青岛的打工者多，老板少，市场培育不成熟，市场经济不发达。正如钟朋荣所说：“青岛经济这片森林主要是由几棵大树支撑着，……”这从青岛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来看，显然是不健康的。

（二）温州模式的优劣势

温州模式的优势在于温州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人们的经济活动遵循着市场交换的规则，市场机制全面调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温州的民营企业非常发达，温州有近10万家民营中小企业，除了邮政、电信、电力、银行等部门之外，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这些中小企业来进行，温州人人争当老板，市场经济动力十足。但是由于这些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式企业，而家族文化具有封闭性、落后性以及不规范性的特点，对优秀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的引进具有排他性，因此管理相对简单，未能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因而企业普遍较小，很难做大作强，因此温州的民营企业有一个奇怪的3000万现象，即一个企业资产达到3000万时必然分家；其次产业结构落后，这些家族企业大都以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等传统经济为主，高新技术类产业几乎无人涉足，在国内市场竞争中都很难站稳脚跟，更毋庸说参与国际竞争，这必然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再次，温州的民营企业大都重视利润的实现，而对企业文化重视不足，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对管理者的思维和决策施加影响，一个没有自己企业文化的企业其经营往往是随波逐流，员工缺乏凝聚力和主人翁意识，企业难以健康持续发展。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的优势正是温州模式的劣势所在，温州模式的优势正是青岛模式的劣势之处，要想打破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瓶颈，实现经济模式上的新突破，关键在于破除本区域的区域文化定势，进行区域间文化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这两个区域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据报道，青岛模式握手温州模式，各取所长，各取所需，青岛模式看重的是温州的民资发达，民营企业竞争机制灵活，借鉴其经验，以壮大自己的民营经济实力。而温州看重的是青岛在外资的引进、大企业的规模、品牌的数量等方面的优势，借其经验努力培育自己的大企业大集团。唯有如此，这两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克服发展中的“症结”，获取新的活力，摆脱“日暮穷途”、“终结者”的命运，实现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共赢。

参考文献：

[1]戴美艳.品牌的青岛现象[J]维普资讯

[2]杨玉平.“青岛现象”地域因素之我见[J].山东：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5.(12)

[3]钟朋荣.青岛模式VS温州模式谁是中国经济未来的选择？[J].发展论坛2005.(9)

[4]周京.温州文化底蕴与集群经济发展[J]温州：温州论坛2005.(2)

[5]高彦彦，杨德才.区域经济增长的文化分析[J]温州大学学报，2006.(2)

[6]浙江商人网2005年3月16日

经济与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区域经济，顾名思义是“区域”加上“经济”之后两个概念的结合。经济是指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其产物，包括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而区域首先是一定的地理范围概念。至于具体的内涵和定义边界。目前还很难以界定。因此.“区域”这一相对模糊的概念加上“经济”这一专有名词，形成的“区域经济”往往不容易被理解。 这一点无论是学界还是在实践的经济活动中，都有所体现。“区域经济是国家经济的子系统，通常指国内特定地区的国民经济”：“大的区域经济可以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国际经济区，如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田；也有许多学者认为“省际壁垒是区域经济的最大障碍”，这种理解很显然是将区域经济看作是一个国内跨越省际边界的经济区概念。在实践层面上.国家宏观部委将涵盖多省市或多城市的区域经济活动称之为区域经济，例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的概念；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概念都反映了这种认识。地方政府更多地将自己所管辖的行政区看作一定的区域经济，例如将行政区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分为城市经济、农村经济两大部分，然后整体看成是区域经济。而对于企业来说，往往将区域经济直接理解为宏观经济。 那么区域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其边界在哪里？许多学者试图在回避这个问题，认为区域经济是指人类经济资源总量稀缺、赋存不均或不能完全流动的前提下，人类的经济活动与特定的区域相结合的复合体。但这种解释仍未完全揭示出区域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的理解在理论上达成了一些共识，亦即区域经济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一是空间属性。区域经济是探讨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合理配置问题，是空间维度上的经济展现。二是中观性。区域经济是一种承上启下，并有着自己的区域特点的中间性、非均衡经济，是一种介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之间的中观经济。三是相对开放性。区域经济通常在内部具有相对一致的制度、体制和运行规则，而对外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四是动态性。区域经济相对于国家宏观经济来说，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亦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其经济范围可能发生变化。 基于此，要完全理解“区域经济”，首先必须要弄清楚区域的概念问题。 一、区域与经济区域概念辨析 目前对于“区域”概念的界定，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远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正如区域经济学家H.理查森（H.Richafdson）说的“精确地定义区域是如此困难，以至于大多数区域经济学家宁可回避这项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差异，各个学者从自身对于区域经济学的理解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进行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各自展开对区域经济学学科框架和理论体系的构建。这种现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区域经济学科的不成熟。这里，暂且不去讨论地理学、规划学等学科对于区域概念的界定，只就经济学对于区域概念的讨论做出分析。区域的经济学观点主要指从西方传统的经济学视角来看待区域的一些观点，西方经济学者对于区域概念的理解也是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的，但这一类观念在理论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从艾萨德开始就侧重于将区域作为一个抽象的空间概念。 （一）经济学中“无限空间”的区域概念 一般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时，往往做出简单但不太符合现实的假定，即所有生产和消费都集中在一个地点上，这样就剔除了空间因素这一极其重要而很棘手的变量。最简单的例子是运输成本，这种运输成本是因生产区和市场区的空间分离而产生的。一般经济学视这种成本为一种生产成本，并认为降低这种本的主要途径为运输技术的改进和发展。然而，如果调整厂商的生产区位，则可以避免这种额外的成本，或大大节省运输成本。正如贝克曼所指出的那样：“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生产和定价的空间层面，而把它让给了区位论”。从这种角度去理解区域时，区域是一种无限空间，可以由点、线、面来表示，但不包含范围。人们经常接触的空间是地理空间，可以用点（位置）和线（距离）来表述；如果研究的是不同产业或不同人之间的“距离”时，这种空间是一种模糊空间，可以用“模糊位置”、“模糊距离”来表述；如果研究的是“核”与“”的关系，则这种空间为佩鲁的“受力场”，可以用“核”与“受力的通道”来表述。在与这种纯粹空间有关的区域经济学研究内容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是区位决策问题。 （二）经济学中“有限空间”的区域概念 当然.传统经济学有时候也从有限空间角度去理解区域概念。这时的区域，是指一定范围内的空间，可以用点、线 、面来表述，而且还包括了一定范围。人们平时讨论的生产要素的跨界流动、区际经济发展差距、区际劳动分工与贸易等所涉及的区域都属于这种有限空间，这种有限空间包含某种边界，尽管这种边界是较模糊的。胡佛、理查森等学者对区域概念的理解就是这种有限空间。胡佛指出：“把区域视为一种聚合体.可以减少所掌握处理的数据和事件，这有助于描述区域……同样，聚合体能够简化对信息的分析过程.这在一个地区内存在大量相互依赖的单元或活动而这一整体又不仅仅是各个个体的综合时尤其重要。最后，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一聚合体对于管理、计划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需的。从这些可以看到.最适宜的区域划分应遵循行政区域疆界”。从胡佛的阐述中可以看到，从这种角度所理解的区域，必然包括在某一主权国家的疆域内，中央政府对它拥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控制权，或中央政府的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控制权。区域应该理解为有限空间。正如胡佛指出的那样，每一个地区必须包含至少一个“中心城市”组成的核心。这也就是国内学者常常引用的区域概念：区域是由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或者城市、农村、城乡边缘区三元结构组成。 （三）近年来对区域的一些新认识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艾萨德的基础上演化出两种探寻区域本质的研究流派，一个分支是强调聚集的规模报酬递增原理，代表性的有藤田、克鲁格曼等，新经济地理学派在《空间经济学》一书中虽然没有直接给区域下定义，但指出“区域就是一定的经济空间，是各种形式的收益递增和不同类型的流动成本相互平衡作用的结果”。另一支是新兴古典经济学，其更加侧重区域产生的专业化分工基础，杨小凯等从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思想出发，深化了艾萨德等人的区域专业化分工认识。认为专业化与市场交换是产生区域差异的基础.提出区域是一种经济组织，它是随城市的形成而出现的.这种组织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种新兴的区域经济学观在我国学者的著作中也有一定的体现。如郝寿义、安虎森就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上述思想，提出了自组织的概念。 （四）“经济区域”概念的重新界定 通过前面的回顾可以看出，传统意义上的区域概念强调的是一种空间，而近年来一些经济学者（特别是一些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者）的概念则强调是一种经济组织。安虎森尝试用新兴古典经济学视角来解释区域的形成.进一步认为：“以城镇体系为核心的区域空间是一种经济组织，这种组织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人为划分或安排的结果，它所反映的不只是某一生产要素或某一产业产出量的大小（组织的非拓扑性质），它还反映了网络组织和网络的方法效应（组织的拓扑性质），这种拓扑性质可以通过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来表示。”这种将区域抽象为一种经济组织，有其科学性和逻辑上的可接受性。但是，却丢失了区域（或经济区域）的概念本身所蕴含的特有的空间内涵。因为，区域的概念脱离不了“空间”。区域概念不可能，也不应该像“企业”概念那样被无限度的抽象为制度或组织。但是，安虎森对于区域的概念的定义，给出两点重要的启发。第一，经济学，特别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区域应该是市场自发形成的经济区域；第二，区域经济学所研究的区域具有网络结构和网络性质。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理解的区位、经济功能区等相关概念，可以给经济区域下一个简单的定义。 由于要素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造成了不同区位之间的客观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不同区位对于不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吸引力不同。经济行为主体根据其自身约束条件和区位的客观差异，进行合理的区位选择，这种区位选择的结果与客观的区位之间相互结合，形成一定的经济功能区。经济功能区是由同类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聚集。连片分布形成的空间区域。这种功能区一般是以某种经济功能为主，兼有其他功能。由于各种经济活动需要占有或利用一定的地域空间，而地域空间因其附着的要素的差异而表现为异质性，因此各种经济活动之间必然发生空间竞争，导致各种经济功能区的形成。同能性的经济功能区存在着等级网络结构，形成经济功能区之间的纵向分解网络结构：而不同能性、相对同等级的经济功能区则通过部门分工、地域分工，形成横向联合网络结构。这种纵向的分解网络结构与横向的联合网络结构彼此并存，相互重叠，构成了经济区域。 基于此，可以将经济区域定义为：由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具有较强自组织能力、相对独立却高度开放的经济功能区。彼此之间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具有网络特征的经济空间。在这一定义中，居住区可能是一种经济功能区，商业区可能是一种经济功能区，农村地区 也可能归类于一种经济功能区。而且这些功能区可能有其自身的等级性。一方面，每一类经济功能区不同等级构成一种网络结构：另一方面不同种类的经济功能区之间彼此联系，形成另一种网络结构。正是这种不同的网络结构彼此之间的叠加，才形成了相应的经济空间。 二、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演进 前文对区域.特别是经济区域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和重新解释。为区域经济学研究内容的重构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了更好地分析区域的经济研究内容，有必要进一步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一个概要分析。 （一）古典区位论、古典贸易理论构成了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德国农业经济和农业地理学家J.H.杜能提出的农业区位理论.经济学家A.韦伯提出的工业区位理论，经济学家A.廖什提出的市场区理论，地理学家w.克里斯塔勒提出的城市区位论，开辟了研究空间问题的新领域。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者在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D.李嘉图的理论基础上，继承发展了古典贸易理论，力图揭示空间经济的发展和地区间贸易的发生。这些构成了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渊源，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完善的区位科学理论和贸易理论。 （二）新古典经济学支配下的现代区域经济学 二战之后.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大萧条和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若干年是重建国家经济秩序时期。当时的国际环境是一个相互重叠而且实际上很弱的制度体系。经济管理被认为是国家的事。而国内经济管制经常是围绕着大萧条时期传下来的制度来设计的。战后很长时间内，区域经济学被宏观经济学所主导，国家经济体被假设为国际贸易的基石，是贸易计算的边界以及贸易谈判过程和利益的边界。在这个国家边界和影响力的世界里，区域时而被讨论，但是都被理解为国家内部的集团，而不是次国家单位。在这一背景下，新古典经济理论用来描述地区间贸易发生和空间经济规律。其假设前提是充分就业、完全竞争下的产品市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各地区的单位要素价格相同、地区间的运费为零等。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要素报酬的地区差异可以通过要素的流动来达到均衡，即所谓的市场机械主义。这种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关于区域经济集聚和增长的主要理论.并广泛以数学模型加以表达。 几乎与此同时，在美国经济学家W.艾萨德的倡导下，出现了跨经济学与地理学的“区域科学”，“区城科学”使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逻辑、理论和方法，加入了地理学者所重视的空间要素，而且通常以数学模型加以分析和论证。在艾萨德的领导下，区域经济学者开始关注区域增长和产业区位、区域经济差距、城市化的模式、区际间的相互关系和区域政策等方面关于区域的问题。进而，形成了区域经济研究的地理学派、制度学派、管理学派及随后的计量学派等。 （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当代区域经济学研究 从20世纪末开始，世界经济迈入了一个充满着巨大经济变化的时代。区域经济学成为关注以下同题的学术探讨领域，即经济变化背景中的空间范畴和规模经济、这些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驱动力以及全球经济变革中的地方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次区域”与“超区域”并存：“地方”作用与“国家”作用同时提升，这都为当代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课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更多地是在城市上和城市群基础上的区域之间组织，而不是完全被国家空间所决定。相对于国家而言的次国家区域和超国家区域的经济重要性不断得到提升。在欧盟经济中，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已经开始削弱国家的社会契约，实质上取代了有关共享财富和权利的国家综合性协议。但是，很显然国家在比较优势方面依然十分重要。在知识产权、人力资本和金融等领域，国家层面上的管制方式都会深远地影响位于国界内的企业和产业的全球和区域贸易潜力。在此基础上，当代区域经济学形成了几个学派。例如、“新经济地理学派”、意大利学派和加利福尼亚学派、区域竞争学派等。 三、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内容重构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的区域经济研究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困于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研究范式。在此基于上述分析，给出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非均质空间条件下的区域形成问题 主要研究非均质基础上，空间的不完全竞争，如何导致经济区域的形成以及经济区域的边界问题。 （二）区 域经济发展问题 主要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影响要素、运行机制、动力机制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等问题。 （三）区际经济关系问题 主要研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区际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产业协调发展以及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关系研究的核心是“建立区域之间相互依赖或合作的制度安排或秩序”。 （四）区域经济政策与区域治理问题 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地方与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和地方各种区域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区域治理等问题

经济与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1.1理论分析模型本文把空间相关定义为观测变量与地理空间位置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和一致性。空间依赖关系即代表着某一地区的观测值由于某种地理空间作用而出现的在地理上的集聚状态，这些地区之间相互联系的因素包括溢出效应及贸易往来、人口流动以及其他有关社会经济活动的交互作用。其中有些因素能够直接在区域关系发挥作用，如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技术和知识溢出、交通运输和交易成本较低等各种经济因素对空间依赖的作用尤其重要。如果假定地区之间存在空间相关，则某一地区的地理位置就会成为影响它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地理位置相似的空间区域则有可能存在一定的条件β趋同。要检验是否存在β趋同，需首先验证地区之间的空间相关关系，其原因在于观测变量之间的空间相关将会使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实效和统计推论的失误。本文讨论由各种交互作用引起的空间依赖关系的形成，以及金融发展水平等社会条件变量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本文在Barro和Sa-la-I-Martin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的β趋同分析，包括空间滞后（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权重矩阵相乘的经济增长率，这里的空间滞后项包含相邻区域经空间权重矩阵量化后的经济增长率。由于空间回归向量Wy一般情况下会与误差项μ相关，因此用OLS法会产生非一致估计。故该类模型多应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LE）、广义矩估计法（GMM）或工具变量法（IV）等。公式（1）的意义在于如下两方面：一方面从增长趋同来看，当我们控制住地理空间效应之后，公式中β的估计值将会提供增长趋同的信息；另一方面，从经济地理角度来看，该方法能够有效测定空间依赖效应，在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给定的情况下，该模型能揭示出某一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如何受到相邻地区经济增长率影响。公式（3）表明，平均来讲，某一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仅受其初始经济水平的影响，而且也会受到(I-ρW)-1所代表的空间相邻地区的影响。从传统的古典经济趋同假设来看，本模型与初始的β趋同概念存在解释偏差，因此我们在解释空间依赖情况下的经济趋同方面应该谨慎考虑。同时考虑到误差作用，公式（3）代表对某一地区的经济冲击不但会影响到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且同样通过(I-ρW)-1项的作用而对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产生相应的冲击。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ErrorModel，SEM）通过相邻区域间的空间协方差来反映公式误差的空间相关关系，有时区域增长的空间相关关系产生相互作用的因素未进入模型中的自变量，在这种情况下空间误差模型的预测结果就较为准确。其中，λ代表公式回归残差的空间依赖性的估计参数，由于该模型使用OLS传统估计进行推论将会产生解释偏差，故该公式一般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LE）或广义矩（GMM）等特殊估计方法。基于空间视角的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经济增长趋同检验能够有效地揭示出区域经济增长中的空间相关关系和溢出效果。但在具体的实际应用中，对于如何确定使用哪个模型作为最佳趋同估计公式需要认真考虑，根据国际上基于空间自相关检验的选择标准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从上述模型中选择最佳的空间回归模型来估计经济增长的空间趋同性、依赖性和溢出效果。

1.2俱乐部收敛回归模型为了考察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和区域金融发展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考虑到区域经济收敛的空间效应，本研究设定了如下3个截面回归模型：上述三个模型中，yt0期初人均GDP，xt0期初人均存贷款量，t0表示期初年份，模型①~③主要针对省际层面的数据，t0表示1978年。我国区域经济和金融收敛趋势呈“S”型（林光平等，2005），据此将省级区域的时间段T分为四段：即1978~1991年、1992~2002年、2003~2012年和1978~2012年。Dj代表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虚拟变量。W是空间权重矩阵，i是误差项。假设服从均值同方差无空间自相关的正态分布。将省级地理单元划分东中西三个俱乐部，运用OLS方法估计空间俱乐部模型①，考察是否支持空间俱乐部收敛假设，并检验在控制了空间异质性后，是否仍然存在空间相关性；把空间相关性纳入空间俱乐部模型，用ML方法估计两种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②和③，并根据空间滞后项系数估计的考察区域外溢效应，以及模型设定问题。

2数据、变量与估计结果分析

2.1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的数据涵盖了1978~2012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地区，所有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各省历年《统计公报》。本文使用绝对人均GDP和相对人均GDP两个指标。其中绝对人均GDP为以1978年为基期核算的真实人均GDP绝对值，相对人均GDP为该地区绝对人均GDP与全国绝对人均GDP值之比，以此考察各省区经济水平在全国所处的位置。金融发展指标则主要使用人均贷款量来显示。

2.2估计结果分析

2.2.1区域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模型估计模型①的估计结果如表1显示，为了判断究竟是模型截距还是斜率参数存在区域效应，我们分别对截距不同、斜率相同以及截距相同、斜率都不相同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主要表现为“截距效应”，因此确定以截距不同的模型作为最佳模型进行参数估计。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大多数系数估计值的显著性水平较高，并且整个方程拟合度较好，因此中国省级区域增长支持空间俱乐部收敛假设，并且空间俱乐部收敛的总体速度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态势。从整体上看，模型①的估计结果是较为理想，系数估计值符合预期。模型①的结果表明，在1978~1991年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β估计值为负数，区域金融发展的γ估计值为正，表明在此期间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全开展，故在此期间区域经济收敛主要还是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而在1992~2002年间，区域经济增长的β估计值为正数，表明此期间区域经济增长呈现发散的态势。在2003~2012年间，区域经济增长的β估计值为负数，区域金融发展的γ估计值为负数，表明在此期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逐渐加深，金融发展水平就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重要因素。表2列出了模型①的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通过计量分析发现，2003~2012年间，我国区域经济的收敛趋势主要在于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游地区的经济增长加速收敛。无论是在任何的分位数水平上，经济发展水平居中地区的斜率系数都要高于经济发展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收敛的趋势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发展上游地区增长在逐渐放缓，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居中地区崛起的速度正在加快，结合前文的分析，可以认为区域金融向经济发展居中地区加快倾斜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2.2.2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滞后模型估计模型②的估计结果如表3显示，大部分公式系数估计值的显著性检验效果很好，公式拟合程度也有了进一步提升，表明引入空间滞后因子后使得整个模型较好地捕捉到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收敛状况。但是引入空间滞后项对收敛速度的影响不大。空间滞后项的系数估计值很小，而且很不显著，这种结果与前面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的结果不太一致。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探测到了较明显的区域外溢，但空间计量分析却没有发现显著的区域外溢。我们对此的解释是：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所发现的空间相关性和区域外溢很可能在较大程度上产生于空间异质性，即地区之间的增长业绩相似，可能是由于它们具有相似的区位，而不是真正的区域外溢所致，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中控制了空间异质性之后，区域外溢就变得不显著了。从表4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滞后模型②的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在1978~1991和2003~2012年间分别表现为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在1978~1991年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绝对收敛的趋势，并且越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绝对收敛的趋势越明显。但在2003~2012年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主要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并且在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速度越快，再次证明了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对区域经济收敛的重要作用。

2.2.3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误差模型估计模型③的估计结果如表5和6显示，通过与前面2个模型的对比可以发现，区域经济增长空间误差模型是几个模型中效果最好的。根据表5，我国区域经济收敛趋势在不同时期受不同收敛机制的影响，其中在1978~1991年和整个考察期间主要为绝对收敛机制在起主导作用，但1992~2002年和2003~2012年间，主要受条件收敛的影响，其中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起到决定性作用，其影响力大小和显著性水平均高于其他参数。需要指出的是，在1992~2002年间，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误差因子的影响力度也非常大，这期间虽然区域金融的作用日益凸显，但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误差因子起到主导作用。

2.2.4省际层面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收敛关系表7给出了基于省级区划数据的模型①～③估计和检验结果。可以发现，首先通过绝对收敛模型的估计及检验结果表明，无论用①～③中的任何模型，在考察期内我国省级区域均主要表现为绝对收敛机制，而不存在条件收敛或者空间滞后收敛等情形。由于在模型中引入空间异质性没有消除空间相关性问题，我们在空间俱乐部模型中明确引入空间相关性。我们推断在省级尺度上可能存在着明显的规模收益递增，收敛模型不适合用来研究省级区域的增长问题。模型空间滞后项的系数估计值非常显著，这意味着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省级空间尺度上的区域外溢显著存在，这与省级尺度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的发现是相吻合的。一个地区的增长业绩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因素，而且受相邻地区的影响；一个地区获得有利的增长因素以至良好的增长业绩都将惠及相邻地区。通过省级区域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发现，省级尺度上的区域经济增长表现出了更强的发散性，由于在省级尺度上可能存在规模收益递增，地理分析单元与集聚经济联系更密切，基于收益递减的理论分析框架不适合用来解释省级尺度上的区域经济增长。同时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对于理解省级空间尺度上的区域经济增长是比较适当的，但对于省级尺度而言，空间异质性表现得更加复杂，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过于粗糙，难以充分和准确地识别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异质性。另外，相对于省级空间尺度，省级空间上的区域外溢更加显著，说明溢出效应在较小的空间尺度上表现得更强烈，这暗示着溢出效应的扩散范围有限。

3结论与政策含义

3.1结论本文将省级地理单元划分东中西三个俱乐部，运用OLS方法估计空间俱乐部模型，考察是否支持空间俱乐部收敛假设，并把空间相关性纳入空间俱乐部模型，用ML方法估计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并根据空间滞后项系数估计的考察区域外溢效应，以及模型设定问题。同时，本文将空间计量分析技术与分量回归技术相结合，有效克服了现有研究中使用传统回归方法只能度量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的“平均”影响、而无法体现在条件分布不同位置时外生变量的影响差异的局限和不足。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发散—收敛”的S型增长，整个考察期内省际经济增长β估计值为负数，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正在趋于收敛。同时，研究还发现，我国省级层面的区域经济增长表现出了更强的发散性，相对于省级空间尺度，省级空间上的区域外溢更加显著，说明溢出效应在较小的空间尺度上表现得更强烈。

经济与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一、知识经济是以服务为主导的经济

知识经济是相对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而言的。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交换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知识用于经济，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知识经济时代突出表现为以下特征：

·知识成为主导资本；

·信息成为重要资源

·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成为经济活动的核心

·信息技术是知识经济的载体和基础；

·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资产投入无形化、资源环境良性化、经济决策知识化的发展趋势

知识经济一方面促进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加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知识化取代工业化；另一方面促使全球面临新的国际分工。知识经济发达国家将成为“头脑国家”，而知识经济发展滞后者将沦为“躯干国家”，听“头脑国家”驱使。知识经济发展直接的变化即促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行业。据世界银行1998年发表的《知识促进发展》的报告报道，发达国家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的产值已占GDP的50%，其中高技术产业的产值占25%。在新的世纪，以知识为主导的服务业的发展将以锐不可挡的乘数发展态势迅速成为GDP的主要份额。

知识经济将以巨大的能量一方面势如破竹地改造传统经济，包括传统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将从方式到结构上发生改变，形成新的适应新时代的服务业；另一方面将催动新的服务业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壮大。知识经济时代无疑是服务业大发展并成为经济主导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为服务芝销迅猛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知识经济时代将催动以下服务业大发展：

·信息产业。随着信息技术成为知识经济的主要载体和基础，信息的硬件、软件的发展将以突飞猛进的态势进行。不仅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各国、日本会有更大的作为，而且发展中国家也会有一些国家迎头赴上。例如，印度1997年软件产业的规模已达27.5亿美元，其中出口17.5亿美元，其出口覆盖率分别为：美国占59%、欧盟占22%、日本占4%，东南亚占5%，澳洲占20%。印度软件业的快速发展，引起美国软件业大擘比尔·盖茨的惊叹：下一个软件大国，除美国外将是印度。

信息产业的发展将带动一系列的经济革命，如购销方式将无纸化、电子化发展；库存管理将在追求零库存的条件下实行信息控制；生产工艺和控制手段将成为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保证；企业决策向程序化、规范化、智能化发展；人事管理将依据客观标准进行数据控制等等。

·咨询服务业。各种生产、流通、技术、法律、环保、卫生等涉及广泛领域的咨询业将得到全面发展。

·调研策划业。各类市场调研、分析，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组织将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对信息、知识的需求而相继得到发展成为服务中颇富活力的力量。

·旅游服务业。随着知识经济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改善，人们用于国内与国际旅游的需求将会与日俱增，以适应这种需求而兴起的旅游业将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各国GDP中占有较大比重的行业。

·科技教育保健业。各个领域的科技开发将出现强劲发展态势，尤其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海洋工程等领域将会发生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与科技领域发展的需要相匹配，教育将以产业发展的态势进行快车道。医疗、卫生、全民保健服务业的发展也会开创新的天地。

·环保服务业。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世界各国重视并加强投入环保服务业。治“三废”、防污、处理垃圾、绿化美化、市政管理、资源开发控制、空气监测、防灾减灾等领域将成为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获得全面发展。

从以上诸方面可以看出，知识经济时代是服务业大发展并上升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时代。服务业的发展呼唤服务营销学在更广泛的领域和行业发挥巨大功能作用。

二、知识经济促进服务营销学的发展

服务营销学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方。1996年，美国拉斯摩（JohnRathmall）教授首次对无形服务同有形实体产品进行区分，提出要以非传统的方法研究服务的市场营销问题。1974年由拉斯摩所著的第一本论述服务市场营销的专著面世，标志着服务市场营销学的产生。在该著作中，作者明确指出仅把市场营销学的概念、模型、技巧应用于服务领域是行不通的，而必须建立服务导向的理论架构。视服务营销学为市场营销学的衍生还不够，必须认清服务营销学与市场营销学之间存在着某种质的区别才使服务营销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在服务营销学的形成中，北欧以格隆鲁斯（ChristopherGronroos）和赫斯基（jamesHeskett）为代表的诺迪克学派（NordicSchool）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他们有关服务质量理论及服务营销管理理论成为服务营销学的重要理论支柱。

服务营销学的兴起缘于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和产品营销中服务日益成为焦点的事实。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或称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扩大，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的优化的直接结果必然导致服务业的强劲发展和产品营销中服务成为企业竞争焦点的局面。具体而言，服务业的发展与下述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1．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是服务业扩展的前提条件。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一方面推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另一方面孳生出许多新型的服务业。例如，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为信息咨询、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电讯服务等行业提供了物质和运作手段，从而促成新的服务行业的产业。

2。社会分工和生产专门化使服务业独立于第一、第三产业之外。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产业及行业的专门化程度越来越高。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的进程中，流通业、运输业、仓储业、包装业、通讯服务业、交通服务业等行业相继独立成为第三产业，并日渐成为国民经济中具有特色且具有一定比例的新的产业群，即服务业群。

3．市场环境的变化推动新型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产品越来越丰富，市场竞争也日益加剧，企业为使自己抢占竞争的有利地位，扩大市场占有率，往往在市场营销的各个环节上下功夫，在现代社会尤其在工程（或产品）设计、管理创新、企业形象、广告促销、市场调研、营销网络等方面进行全面开发，为了适应企业的需要，以专业服务为特色的工程咨询、管理咨询、市场调研、营销策划、广告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经纪公司等新型服务行业便应运而生了。

4．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生活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提高生活质量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要求将愈来愈迫切，人们不仅要求满足物质生活需求，而且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更为突出，这样，音像、电视、多媒体等文化娱乐服务业、美容、按摩、健美等保健服务业，外卖、送货、家政等生活服务业，以及各种维护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为己任的环保监测、保护、处理服务业也会越来越壮大。

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是社会经济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使然。在前工业社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农业等第一产业的发展得以发展；在工业化社会阶段，建筑业、冶金、机械、石化、纺织、电子等第二产业的各种行业得到全面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相继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是面对社会各层面的相互沟通的人际关系为主要矛盾的社会，服务业的异军突起是新时代的需要。

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和产品营销中服务活动的日渐突出决定中国导入服务营销学的必要。新中国成立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历了由忽视甚至限制服务业发展到在力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转变，进入90年代以后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以10.5%的速度递增，服务业也由50年代占国民经济总值比重的28.6%上升到1998年的32.8%。

同时，企业在进行有形产品营销时，服务已成为销售的重要手段，成为企业间进行市场竞争的焦点，并日益成为产品市场竞争的主角。企业营销及市场竞争不仅需要市场营销学作为理论基础，而且需要服务营销学作为行动指导。中国服务营销学的兴起和广泛传播将是继市场营销学的蓬勃发展之后掀起的又一个高潮。

服务营销学脱蜕于市场营销学之后，在自己的空间得以茁壮发展。科特勒曾指出，服务代表了未来市场营销管理和市场营销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不少学者敏锐地指出服务营销学的兴起和发展，标志着市场营销领域的服务革命。在欧美地区，服务营销学正蓬勃地发展起来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服务营销学的发展大致上可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60年代-70年代）；服务营销学的脱胎阶段

这一阶段是服务营销学刚从市场学中脱胎而出的时期。这一阶段主要研究的问题是：

·服务与有形实物产品的异同；

·服务的特征；

·服务营销学与市场营销学研究角度的差异。

第二阶段（80年代初——中期）：服务营销的理论探索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探讨服务的特征如何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尤其集中于消费者对服务的特质、优缺点及潜在的购买风险的评估。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主要是：

·顾客的评估服务如何有别于评估有形产品；

·如何依据服务的特征将服务划分为不同的种类；

·可感知性与不可感知性差异序列理论；

·顾客卷入服务生产过程的高卷入与低卷入模式；

·服务营销学如何跳出传统的市场营销学的范畴而采取新的营销手段等。

在这一阶段，美国阿利桑那州州立大学成立了“第一跨州服务营销学研究中心”，标志着对服务营销理论探索的深入。

第三阶段（80年代后期——）：理论突破及实践阶段

这一阶段，市场营销学者们在第二阶段取得对服务的基本特征的共识的基础上，集中研究了传统的4P组织不够用来推广服务的情况下，究竟要增加哪些新的组合变量的问题。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为：

·服务营销应包括7种变量组合，即在传统的产品、价格、分销渠道和促销组合之外，还要增加“人”、“服务过程”和“有形展示”3个变量，从而形成7P组合；

·由“人‘（包括顾客和企业员工）在推广服务以及生产服务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由此衍生出两大领域的研究，即关系营销和服务系统设计；

·服务质量的新解释，确认服务质量由技术质量和功能质量组成，前者指服务的硬件要素，后者指服务的软件要素。服务质量的标准可以可靠性、应对性、保证性和移情性为据；

·提出了服务接触的系列观点，包括服务员工与顾客相互之间沟通时的行为及心理变化，服务接触对整顿服务感受的影响，如何利用服务员工及顾客双方的“控制欲”、“角色”和对投入服务生产过程的期望等因素来提高服务质量问题。

·从对7P研究的深化，到强调加强跨学科的研究的至关重要，服务营销学强调从人事管理学、生产管理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领域观察、分析和理解服务行业中所存在的各种市场关系；

·特殊的服务营销问题，如服务价格理论如何测定、服务的国际化营销战略、资讯技术对服务的生产、管理及市场营销过程的影响等。

服务营销学的发展过程也是服务营销学跨地域、跨国界的传播过程。

中国有条件、有必要推进服务营销学的广泛传播和应用。中国推广服务营销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于：

1．中国服务业亟待加快发展且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据世界银行统计，发达国家服务业生产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以上，中等发达水平的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平均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50%左右，如前所述中国只占32.8%，差距较大，发展空间较大，有必要通过服务营销的传播推动服务业的发展。

2．中国劳力的富余刀切需要开辟更多的就业渠道，发展服务业则是投入小、见效快的最有利的途径。中国目前在服务业领域就业的人数相对滞后，只为20%左右，而发达国家服务业从业人数占社会就业总人数的60%，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达到40%，中国发展服务营销学对于推动服务业领域就业人数的增加也会起推动作用。

3．传统服务业亟待进行改革，新型服务业则需要新的理论武装，发展服务营销学是新旧服务行业发展的共同需要。服务业的行当范围广阔，涉及的领域众多，对于这些千姿百态的服务行业的除旧布新亟需要理论指导，中国在新世纪全面推进服务营销学是为适时。

中国推广服务营销学的条件也业已成熟，这些条件是：

1．中国自20世纪中期导入市场营销学后，已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活跃在大专院校和企业营销活动的第一线，不仅充实和丰富了市场营销理论，而且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他们熟悉市场、熟悉产业、熟悉企业，既懂经济，又懂管理，这对于理性地接受、传播、发展服务营销学具有组织基础和理论保证；

2．中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过程中，十分重视服务业的规范管理并积极推进服务业的发展，为中国服务营销学的扎根奠定了基础。国务院在1985年即批准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对中国三大产业作出了与国际通行的分类法进行分类的决定。按照新的分类法，将中国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分成三大产业，第一产业指农业（含畜牧业、渔业和林业）；第二产业指工业（含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气、热水和煤气、建筑业）；第三产业则是指除了上述各业外的其他产业。中国政府对第三产业的界定与服务业的内涵完全一致，可以说服务业即第三产业。中国政府对服务业的规范管理是推广服务营销的基本保证。

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在199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全会明确指出“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有利于缓解资金、资源供求矛盾和就业压力，优化产业结构，而且有利于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益，促进市场的发育。”党和国家对发展服务业的高度重视为服务营销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3.服务业自身成长、发展以及提高竞争力的需要，使服务业产生了理论渴求感，广大服务业的迫切期待为服务营销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博大的空间。我国服务业不仅面对国内同行业的竞争，而且面对国际强大的服务业的严峻挑战，服务业亟需战斗的思想武器和竞争手段，服务营销学可说是具有雪中送炭之功。

三、服务营销的理论与实践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之一

知识经济时代是加速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时代。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服务营销的理论和实践是必然突破疆域国界的限制，成为具有跨国性、普遍性、通用性的学科。服务营销既是经济全球化中的待业，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因素。

经济全球化的表现之一是各国经济的互相渗透、互相依存，其中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是重要的表现，在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的发展尤为突出。1997年，国际贸易总额达11万亿美元，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35%。在国际贸易中，国际服务贸易以超常态势增长。1970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仅710亿美元，而到1996年即高达12600亿美元，增长16.8倍，平均年增长11.7%，远远高于国际货物出口增长速度。服务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20世纪70-80年代占1/5，90年代则增至1/4。近三十年来，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服务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超过50%以上，其中美国服务业的产值是GDP中的比重已高达75%左右，这意味着国民财富的创造主要依赖于服务业。

经济全球化还表现为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形成。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金融业也是服务业的支柱行业。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的交易量达500-600万亿美元。国际直接投资由80年代中期每年约770亿美元，到1996年增加到3000亿美元。金融交易量和投资额的猛增，反映了全球金融服务业的长足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金融国际化的过程。由于股票、期货以及各种有价证券的大量出现，尤其是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问世，使得货币的面值额迅速膨胀，虚拟成分倍增，这样的状况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或变动性，为适应这一时代特性的要求，各种金融服务大量地应运而生。其中，不仅有金融自身运行的各种服务，还有如何使货币增值的服务，更有规避金融风险的服务；不仅有金融信息服务，还有金融法规服务，更要有金融传输机制、传送手段的服务和高级金融人才的培养和训练。金融服务业不仅自身得以发展而且带动和促进其他相关服务业如电脑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的繁荣。

经济全球化也包容信息全球化的内涵。信息全球化使高新科技成为变革经济结构的动力，导致4.4万个国际企业的出现，导致只掌握关键技术、工艺设计、品牌及销售渠道，而把生产委托给关联企业去做的虚拟企业的出现。国际企业和虚拟企业的出现，使服务营销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服务营销不仅要面对顾客，而且要提供面对内部要支机构和广大员工的服务营销管理。

经济全球化促使制造业的国际营销网络的形成，国际营销网络的完善需要服务营销。营销网络完善人的过程是聚集营销人才、进行营销信息交流、推动适销对路的商品开发市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的每一环节都伴生服务需求，服务营销活动将贯穿营销网络完善化的始终。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服务营销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的发展，反过来服务营销兴盛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实现。

服务营销学将以它科学的、系统的、完备的营销管理理论指导服务业的营销活动实践，从而推动服务业由传统向现代、由国内向国际、自由发向自觉地发展。为服务业企业的成长和国际化进程，为服务业的营销活动和商品营销中的服务提供充分的、明确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