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一体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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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体化的表现范文第1篇
运输化与工业化相伴而生，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没有运输化就没有工业化。运输化理论是首次跳出仅局限于个别运输方式的分析方法，提出将各种运输方式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分析研究的运输发展理论。该理论将经济发展中的运输化过程分为前运输化、运输化和后运输化三个阶段［1］。实际上，这三个阶段也是指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社会经济大系统中的交通运输子系统所处的不同状态。其中，前运输化阶段主要在工业革命发展之前，其特征表现为交通运输条件虽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但从总体上看社会经济对交通运输的依赖比较小；发展到了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系统进一步扩张，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运输速度和质量等的要求越来越高，运输需求越发多元化，并会逐步从初步运输化发展至完整运输化；而到了后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的重要性开始让位于信息化，并体现出后运输化趋势。该理论还指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可以按照运输化的这三个阶段进行划分，这就是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在运输化过程中，人与货物空间位移的范围因现代化运输工具的使用而急剧扩大，交通运输因此成为经济快速发展所依赖的最主要的基础产业。［2］由于仍处于市场经济初级发展阶段，我国的运输化从总体上看也属于初级阶段。探索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使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能够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运输化初级阶段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也是决策者和管理者关注的重要问题。由于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状况很不平衡、基础交通条件也不一致的大国，区域差异及其特征明显，不仅有东、中、西部的局部差异，还有局部之中各省份之间的地域差异，因此基于运输化理论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有一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积极的探讨，比如：郎志红的研究认为，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经济空间结构及区域市场都会产生影响，我们要注意发挥这些有利因素，促进经济发展［3］；周志龙通过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与交通运输结构发展变化关系探讨了交通运输结构的演变规律，分析了不同区域经济因素对各交通方式的影响以及各区域交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情况［4］。但是，基于运输化理论来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却不曾见到，本文拟就此做以下探讨。 一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 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中，整体上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交通运输的进步，而交通运输的改善又将反过来促进和引导社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两者交替推拉、循环往复，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具体到运输化过程的三个发展阶段，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应呈现出了不同的阶段特征：在前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表现出弱需求，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表现为弱支持；在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弱变强，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在后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相对于信息化而言相对由强转弱，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则转而表现为优化支持。不论是整体上的交替推拉，还是阶段化的相互影响，也不论是全局还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实际上正是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耦合作用的过程。所谓耦合，原本是指两个本来分开的电路之间或一个电路的两个本来相互分开的部分之间的交链，可使能量从一个电路传送到另一个电路，或由电路的一个部分传送到另一部分，其中，多个物理场相互叠加的影响问题被称为多场耦合问题。图1为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示意。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直观地体现在其主导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上，并最终以GDP来量化反映；区域交通运输的实现需要有移动线路、沿线设施等基础设施和移动设备，并集中表现为整体上的立体式网状布局，以客运量和货运量来量化反映。两者可视为两个电路或一个电路的两个部分，其间相互交链，能量可相互传送，正似上述的耦合关系。而区域交通运输体系中不同的区域A、B、C，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等不同的运输方式，客运、货运等不同的运输对象，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体系中不同的产业分类等，都可以看作是不同的物理场，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影响，使得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更似多场耦合，变得极为错综复杂。不过，运输化理论将各种运输方式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分析研究的理念，又使得这一错综复杂的多场耦合关系回转到了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相对简洁的两两耦合关系上。正如图1所示，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交链点是运输需求，能量传送的影响机制为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下文则分别就两者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表现以下分析： （一）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 1．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交通运输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它决定着区域交通运输的发展水平。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的建设、结构、布局等都必须服务且受制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它的发展需要对应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层次。另一方面，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是区域交通运输发展的动力。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交通运输发展会不断提出新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同时必然带来区域内外资源、商品流通数量的增加和速度的加快，这就要求区域交通运输能力不断提升，从而带动区域交通投资的增加与运输发展水平的提高。换言之，区域经济体系内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需求增强，使得运输需求随之不断增强，从而推动了区域交通运输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2．区域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反过来，区域交通运输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动脉和联系各行各业的纽带，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和先导作用，区域交通运输为了满足不断增强的运输需求，自身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而运输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也是区域交通运输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同时增强的过程，并会影响和带动区域经济体系内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更直接影响到区域竞争力的提升、产业布局的优化、市场范围的扩大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从而提高区域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具体而言，区域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p#分页标题#e# （1）交通运输能提高区域可达性，增强区域竞争力。区域运输条件改善，运距缩短，运时减少，运费降低，能够提高区域交通运输和社会经济可达性，改变区域经济地理位置，使区域工农业生产的成本降低，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2）交通运输能促进资源和产业布局的优化。交通运输能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分布在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的交流更加方便、频繁，促进区域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使产业布局在更大范围内扩展成为可能，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形成更加合理的生产地域分工格局。 （3）交通运输能扩大市场范围。交通运输对区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区域运输工具速度、运输质量和运输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对外交流的增多与商品流量的增加，进而可促进原有专业化市场的扩大、新市场的形成，以及农村集贸市场的发展。 （4）交通运输能优化区域城镇布局，促进城市化进程。交通运输的发展是城市产生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在交通运输集聚和扩散效应的作用下，原有城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新城镇迅速形成，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城市功能多样化，城镇体系逐渐成熟，从而大大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和沿线地区的发展。 （二）耦合关系的阶段特征 1．前运输化阶段：弱需求与弱支持 此阶段处于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经济发展方式以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由于能够自给自足，因此经济、生活等都相对封闭，交换、出行等非常有限和简单，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需求也相当有限，因而对交通运输的需求较弱。然而，满足需求的过程才是自身发展完善的过程，较弱的需求自然便无法有力地刺激和推动交通运输的快速高效发展。相应地，由于交通运输的缓慢发展，其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也会维持在较低水平，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也仅是弱支持。而这种弱需求与弱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并未充分体现出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2．运输化阶段：强需求与支持 运输化阶段是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阶段，也是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时期。此阶段，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开始步入交替推拉、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快速发展时期。正是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使得集聚、扩散与运输需求三点同时由弱转强，推动了交通运输进一步发展完善，反过来，运输的强需求得到满足，集聚、扩散效应随之增强，基本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而这种强需求与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已基本充分体现出了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3．后运输化阶段：相对弱需求与优化支持 后运输化阶段最为突出的标志是信息化的发展日趋成熟。虽然在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已变得较为充分，可以达到交替推拉、循环往复，以至螺旋式上升发展，但是，交通运输在这一阶段能够达到的理想状态也只是整体上的立体式网状布局，即完整运输化。由于信息的不完全、不对称，即便有了完整的运输布局，但并非所有的运输都是高效、经济、优化的。经济学讲求最优配置，社会经济也讲求最优发展，因此，后运输化阶段的信息化无疑比运输化阶段完整的运输布局更为重要，所有的集聚、扩散、运输需求以及需求的满足和效应的传送都必将借助信息化来最终实现。相对而言，社会经济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强变弱了，而交通运输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相应由支持变为优化支持。而这种相对弱需求与优化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最终充分体现出了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二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耦合发展的实例分析 在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框架下，本文拟采用相关性分析、因果关系分析、弹性分析等方法来定量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其社会经济的耦合发展关系，并基于相关数据进行实例分析，以为有关决策者和管理者提供参考与依据。自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陕西交通抢抓机遇，加快调整运输结构，协调推进区域交通发展，交通布局和通行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善，发展成效明显。“十二五”期间，陕西省的经济结构特点与经济发展形势，又构成了陕西交通发展新的现实需求，尤其是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经济特色的日益强化，对交通运输能力、布局和结构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5］。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拟选取陕西省交通运输快速发展的2001－201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同时，选取客运量与货运量指标来表征区域交通运输发展水平，选取GDP来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选取的相关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陕西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一）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用来描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本文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或积矩相关系数）来讨论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程度，其计算公式为：其中，x和y为相关变量，分别指表示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r的取值在－1和1之间，符号表示两个变量变化的方向，绝对值表示两变量的密切程度。基于相关数据，采用公式（1），利用SPSS软件分析可得皮尔逊相关系数矩阵，如表1所示。从中可见，相关系数值均大于0．95，表明表征陕西省交通运输发展水平的客运量、货运量指标与表征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GDP指标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二）因果关系分析 众所周知，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GDP的三驾马车，因此，此处仅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研究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间的单向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要求考虑以下回归：对GDP与客运量、GDP与货运量分别进行ADF检验，检验值都大于5％临界值，说明以上两对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对两对序列做一阶差分，再进行ADF检验，得出它们的一阶差分均为平稳序列，说明GDP与客运量、GDP与货运量之间具有协整性，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运用EViews软件可得出如表2所示的检验结果，从中可见，检验结果拒绝了零假设，显示出社会经济发展显著影响着交通运输的发展。#p#分页标题#e# （三）弹性分析 运输弹性系数是交通运输量的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比值，运用运输弹性系数可以判断运输与国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可以反映运输发展是否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适应程度的大小，或运输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持程度。其计算公式为：其中，T、VT分别表示某一时期内发生的交通运输量及其增量，E、VE分别表示同时期内的国民经济总值及其增量。如果运输弹性系数大于1，表示这一时期运输量增长速度高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等于1，表示两者发展速度相同；小于1，则表示运输量增长速度低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首先可计算出所有变量的年增长率，再由公式（4）计算得出运输弹性系数β。为了消除其他不定因素的影响，同时便于比较，本文将陕西省的运输弹性系数划分为2001～2010、2001～2005和2006～2010年三个时段来进行比较，其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见，在不同时段，陕西省的运输弹性系数显现出增大态势，但整体上均小于1。为了对比不同阶段交通运输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或支持程度，本文还选择了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均较高的美国，分析了其同时段的运输弹性系数，如表4所示。从中可见，美国的运输弹性系数也小于1，且在2006～2010年小于2001～2005年，显现出了下降态势。 （四）结果分析 2001～2010年是陕西省交通运输发展较快的10年，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中处于中间阶段，按照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表现，此阶段陕西省的经济发展应对交通运输有较强需求，而交通运输反过来相应支持着其经济发展，两者之间交替推拉、上行发展。通过上述相关性和因果关系的实例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的交通运输发展与其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而且社会经济发展显著影响着交通运输的发展，是推动交通运输发展的主要原因。而运输弹性的实例分析则表明，陕西省的交通运输在经济发展的强需求与刺激下出现了较快增长，客运量与货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分别由2001～2005年的0．3177、0．4571增大至2006～2010年的0．9420、0．7562，对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和支持程度也随之大幅度提高。综合起来看，现阶段陕西省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量化指标计算结果支持了两者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 然而限于发展水平。陕西省的实例分析只能说明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尚处于初步运输化阶段时的耦合特征，无法验证运输化过程发展至完整运输化甚至是后运输化阶段时的耦合特征。为此，本文以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都较高的美国为例进行了运输弹性分析，结果表明，美国2001～2005年客运量与货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已分别达到0．8409与0．8017，处于较高水平，而在2006～2010年则分别下降为0．6456与0．7239，说明随着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交通运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开始让位于信息化，在整体式立体布局已经较为完备的基础上，运输已变得更为高效和优化，不再表现为数量上的单纯增长，而是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表现为对经济发展的优化支持。 三结论与启示 基于运输化理论，本文探讨了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指出两者耦合的交链点是运输需求，能量传送的影响机制为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整体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交通运输的进步，而交通运输的改善又将反过来促进和引导社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两者交替推拉、循环往复，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具体到运输化过程的三个发展阶段，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应呈现出了不同的阶段特征：在前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表现出弱需求，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表现为弱支持；在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弱变强，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在后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相对于信息化而言相对由强转弱，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则转而表现为优化支持。本文还以陕西省2001－2010年的相关数据为例，采用相关性分析、因果分析和弹性分析方法，对陕西省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量化指标进行了分析计算，结果支持了现阶段两者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同时以美国同时段的相关数据为例进行了运输弹性分析，说明了完整运输化或至后运输化阶段时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耦合特征。 本文最主要的启示在于：区域社会经济与交通运输耦合发展，交通运输虽然受制于经济发展，但又可以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对于陕西省而言，现阶段仍处于经济发展运输化过程中的初步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对于经济发展的适应和支持还主要体现于量上的增长，其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基础和先导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有进一步提升的巨大空间，后期一方面应着重准备应对完整运输化阶段的高要求，对交通运输的整体式立体布局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与优化，另一方面还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积极着手进行与交通布局相对应的运输信息化配套建设与准备，为进入以信息化为统领的后运输化阶段奠定应有的基础。此外需要指出，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存在区域差异，但总体上的发展阶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都应处于经济发展运输化过程中的初步运输化阶段，因此，对于陕西省的上述启示应该同样适用于我国的其他经济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表现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经济结构；国际经济秩序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3 — 0051 — 02
国际经济秩序是指特定时期和特定阶段国际社会中的国际行为体（主要是国家）为了某种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进行相互竞争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力量对比均衡状态。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国家间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近年来，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势头强劲，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逐步从体系边缘向体系中心迈进。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融合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的G20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G20的出现与发展势必将对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一、新兴国家崛起使国际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2001年，吉姆·奥尼尔在高盛集团全球经济报告中首次提出“BRICs国家”的概念。2003年高盛集团第99号报告《与BRICs一起梦想：通往2050的道路》预言：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大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罗斯。“BRICs国家”作为新兴国家的领头羊受到世界的关注，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21世纪国际经济发展的最大特征和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最显著标志。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加快了新兴国家崛起与国际经济结构变化的步伐。西方传统发达经济体受到本次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2010年希腊引爆欧洲债务危机，欧洲国家经济面临极大困难并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在世界经济衰退危险加剧的现实情况下，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依然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四国对全球经济增幅贡献率超过45%，成为金融危机下世界经济“火车头”。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2010年“金砖四国”国内生产总值均进入世界前十二位，按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的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中，中印两国进入世界前五的行列，俄罗斯、巴西分别位列第六位和第九位。
尽管在人均GDP、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质量等方面，新兴经济体照比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一定距离，但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新兴经济体地位上升，西方发达经济体地位相对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动摇了过去几百年时间里形成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经济格局。新兴经济体正以极快的速度从国际经济体系边缘地带向中心区域靠近，国际经济中心区的国家数量增加，在成员上向新兴国家偏移，“七国集团”垄断世界经济权力的局面将发生变化，国际经济权力分配分散化趋势将逐步加强，权力将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传统强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相对均衡地分配〔1〕（p4-20）。
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发生变化
随着西方传统工业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其管控国际经济发展、应对和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的能力也逐渐减弱，以“七国集团”为中心的国际经济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效率降低，其作为国际经济领导者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1999年，由七国集团首先倡导建立包含十一个新兴经济国家在内的二十国非正式对话机制，以二十国财政部长级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的形式，使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国家就防止金融危机等国际经济问题展开对话。尽管在二十国对话机制内，发达国家仍然主导国际经济议题，但二十国非正式对话机制的建立使新兴经济国家有了平等参与国际经济问题磋商的机会，国际经济治理平台上终于有了新兴经济体的声音。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加快了国际经济权力转移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经济不对称格局，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必然带来国际经济运行与治理机制的新变化。2008年11月，在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召开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G20金融峰会， “决定增强相互合作，努力恢复全球经济增长，实现全球金融体系的必要改革”。新兴经济体在应对本次危机带来的影响，承担国际经济治理责任方面表现突出，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2009年于美国匹兹堡举行的第三次二十国集团峰会上，G20金融峰会被正式界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这个成员占据全球经济总量90%，贸易额占全球80%，融合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经济合作与治理机制，成为代替由传统西方工业化国家组成的垄断国际经济事务的七国集团的新机制。
根据匹兹堡G20金融峰会领导人宣言，“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到至少5%以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世界银行将至少增加3%的投票权”。①2010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批准在2008年通过的改革方案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份额和治理，按照这一改革方案，将有超过6%的份额转移到有活力的新型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金砖四国”将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个最大股东之列。②2010年，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中，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投票权提高3.13个百分点。两大重要国际经济机构在成员份额和投票权上的改革，一方面表现出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新兴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平等参与国际经济问题磋商的承认和对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另一方面，是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机制中争取更大话语权，参与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制定，与发达国家共同分享国际经济权力的具体表现。
三、国际经济秩序从等级向平衡的转变
现存国际经济秩序是二战后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涵盖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领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尽管调整国家间行为的权利和规则不同程度地依赖于意见一致和相互利益，可是，它们的主要根据还是一个社会体系中居支配地位的集团或国家的权力和利益”〔2〕（p49），这种由西方发达国家垄断、反映发达国家利益和要求的国际经济秩序所包含的制度与规则，在全球经济体系内导致了不公平的利益分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相互依赖的加深，技术扩散速度增强，处于经济体系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国际经济秩序是国际经济体系中力量对比关系的外部表现，在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增强，国际经济体系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建立在固有国际经济结构与制度体系基础上的国家经济秩序必然要发生转变。
现实主义认为，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将使新兴国家成为原有国际经济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利用获取的经济权力设法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改变原有经济制度。但从国际经济现实来看，新兴国家群体并不具备颠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能力，也没有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意愿。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与资本优势，仍然处于国际分工的高端，大多数新兴国家经济结构上仍然以制造业和原材料出口为主，经济结构质量和经济发展可持续能力受到质疑。其次，新兴国家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中崛起，是现行国际经济制度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中国和其他新型强国不想抗拒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原则和规则，只是想在秩序内获得更多的权威和领导力”〔3〕（p37）。国际经济制度体系正在现行经济秩序内进行渐进性调整，适应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变化着的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8年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方案已于2011年3月正式生效，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新的份额与投票权改革方案也已提出。“现存国际秩序越是公开并呈现良性，相对于挑战原有秩序来说，崛起国家如果参与其中，那么它获得维护自身利益的机会就越大”〔4〕（p143），当新兴国家群体认为可以通过国际经济秩序内部变革实现其利益，就削弱了新兴国家通过颠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意愿。因而，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将是渐进性的而非颠覆性的。
国际经济秩序变革是一种进程性变化，可以在运行过程中进行渐进性调整。从当前国际经济体系实际情况来看，尽管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生根本性易位的可能性不大。新兴国家的崛起将使国际经济权力分散化，国际经济体系将从由西方国家垄断到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与国际经济结构变化相适应，新兴国家将更多参与全球经济议程的设定，在国际经济机制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和表决权。调整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将同时包容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打破由发达国家垄断控制的等级制国际经济秩序，形成多元共存、相对平衡的国际经济秩序。
结 语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着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关系，新兴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承担责任的表现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份额和投票权改革的要求，清楚地表明新兴国家正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影响力和创制力。国际经济制度与规范正逐步兼容新兴国家的利益诉求，新兴国家群体并不是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革命性修正主义者，国际经济秩序正在传统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国家两个群体的互动中通过和平调整推进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进程。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将逐步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西方发达国家将与新兴国家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国际经济秩序将从由西方发达国家大权独揽的等级制走向由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平等协商、合作共治的更加平衡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参 考 文 献〕
〔1〕 张建新.后西方国际体系与东方的兴起〔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05）： 4-20.
〔2〕 〔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2.
经济一体化的表现范文第3篇
关键词：资本；资本属性；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由资本的生产方式、运营方式、产品的分配方式及相应制度决定下的资本经营者的精神状况及表现，它是资本主体的思想意识、心理动机、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的抽象表达。
一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不同主体间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
较早提出资本主义精神概念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诚实、守时、勤奋、节俭的理性精神和生活态度，是资本家的“节欲”精神，这种精神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促使了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
在韦伯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高度对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以后，西方学者纷纷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研究，并赋予不同的内涵。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由企业家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的统一体。例如，他认为17世纪荷兰的崛起不是起因于新教，而是因为有宽容等其他的精神动因[2]。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在对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背后的意识进行分析后认为，现代化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动因或者“精神”，并不是对“理性经济行为人”的解放，而是民族主义[3]。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历史地讲，有三种连续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们分别代表了冒险、投机和革新等精神，其理想特点是企业家和领导者具有“感召力、想象力、交流的天赋、直觉、灵活性和全面主义”[6]。
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和反映是经济伦理和道德。当代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和著名学者梅原猛在其合著的《回归哲学》一书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他们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以追求利润为主题而获得了发展，现在，道德、伦理和资本主义明显分离了，剩下的只是赚钱，一些经营者缺少社会责任感。他主张超级大企业必须自我抑制，公正经营，不能和政治权力串通一气危害民众的利益[4]。另一位被认为是儒教资本主义之父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提出了“经济道德合一”的思想，则从另一方面阐述了日本资本主义精神[5]。
与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不同，国内学者、尤其是经济学界主要是从促进企业发展的角度进行借鉴研究，推崇资本主义所谓企业家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企业家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是个人内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如创新、冒险、敬业、合作等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是财富的重要源泉。
“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假设，可以看出，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众多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正是从理性“经济人”的道德伦理角度分析的。第一，“经济人”是“自利的”，就是说追求自身利益是驱使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的根本目的和动机就是追逐利润，无论是理性的“节欲”精神、奢侈的消费精神，还是企业家个人的冒险和创业精神、经营意识、理念以及个人魅力，都是“经济人”围绕这一目的的精神表现。从“经济人”角度分析，容易将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为自利精神。第二，在斯密看来，交易是出于“把我所需要的给我，你就会得到你所需要的”动机，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时，不得不考虑他人的私利，否则就难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经济人”必须强调道德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必须“理性”交易，这就掩盖了“经济人”理性行为的本质。第三，夸大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利他性”。“经济人”在逐利的同时，无意识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这被认为是经济人假设中最有意义的命题。然而，正是这一“‘经济人’的灵魂”的命题最具有蒙蔽性，它把资本主体的动机深深地掩藏起来了。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精神，把它局限在一定的道德伦理等思想范围内，这和较早前马克思从资本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有着本质区别，它看不到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的道德人”，只能把人看做是单向度的“经济的道德人”。这样的分析，也使人无法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对利润的追求所导致的经济与道德的冲突，主观的道德价值和客观的经济价值分裂的本质。
我们应该看到，在资本主义及其精神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虽然其内涵、表现形式、组成要素等随着不同主体、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条件不断变化，但其背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它只能是资本及其生产方式的反映。资本及其生产方式不仅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而且是它发展演化的动力。而要说明这一点，就必须从资本范畴及其属性出发，对资本属性与主体精神表现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
二
资本精神是由资本主体表现出来的。从个体层面上看，它表现为资本主体运用资本追逐价值增殖的动机、行为、道德表现等，如经营中的诚实守信、社会责任感、生活的理性节俭、个人的贪婪、自私等。通过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反映到主体的精神意识领域和行为上。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的逻辑展开和必然反映。
首先，资本的一般属性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一般性表现。资本的一般性是指资本具有增殖性、运动性、价值性、竞争性、权力性。“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性。”[7]资本一般性是商品经济共有的范畴，它存在于商品经济的任何阶段，任何领域。一方面，资本冲破民族、地域、文化、意识形态、宗教传统的束缚，使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这种一般性，资本对不同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行为动机等产生了冲击。资本与宗教作用，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宗教变革的产物，与文化、道德作用，就是义利统一、理性节俭的意识。资本精神反映在经济观念方面，就是竞争、公平、效益意识，反映在政治观念方面，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意识等。尽管资本主体的这些精神表现可能不尽相同，但都是资本生产、运营等活动方式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以资本运营为典型特征的社会，因而，它的资本主体具有资本一般属性决定的精神表现。
其次，资本的特殊性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资本增殖或者说发挥作用，必须有一定的“作用场”或者经济环境，这个“作用场”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行为动机、目的意图、道德表现、不同企业主体的理念和行为都以市场为中心，以盈利为目的展开，从而形成了既丰富多元又目的单一的充满悖论的精神现象。第二，资本在运动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资本的形式尽管不同，形态不断变化，资本主体的动机却是相同的，但由于资本主体在资本运动中的参与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等地位的不同，相应的形成了主体的不同精神。第三，资本归属不同的主体，资本主体精神表现不同。从主体角度看，资本主体精神有个体（包括企业家）、企业组织（包括跨国企业）、社会（包括经济共同体）等不同类型的精神表现；从资本运动过程看，有不同部门、行业、企业组织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等；从资本体现的生产关系看，它必然反映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和精神；第四，资本必须结合一定的社会形态，资本的增殖属性使得它不断冲破束缚自己的各种藩篱，动员包括精神文化在内的一切力量为自己服务。它不仅和不同的民族、国家、宗教、文化相结合，而且作用于社会结构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习俗、心理等不同层面，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社会不同层面的综合精神表现。
再次，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属性的反映表现在发达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中。一方面，它使得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人们站在了市场经济的同一个平台，从而使经济全球化进程能够迅速发展，资本运营所需的精神能够得以共享认同。另一方面，在世界市场中，经济主体一般都带有强烈的国家与民族的色彩，由于受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经济基础与经济能力，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影响，资本主体精神必然面临着冲突与竞争，各经济主体总是形成有利于自身的经济精神，培育自身的核心价值观，朝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最后，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是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演化发展的三种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的发展，生产、投资、金融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资本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组，这就要求资本主体突破传统思想和特征，具有全球眼光和思维。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要求资本主体更加注重商业伦理、重新定位实现自己动机的手段。所有这些，都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同以往不同的表现。但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未变，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未变。资本主义理性的逐利精神带来了什么呢？人们除了拼命的、单调的、运用一切手段赚钱外，更多的人感到生存状况日益艰难，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人的道德沦丧等，资本不仅把文明带到了全世界，也把危机与灾难带给全世界。
三
可见，从资本逻辑上讲，资本属性、资本主体精神的内在表现是一致的，从本质上不存在“善”，也不存在“恶”。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资本主义特定社会的必然逻辑展开和主体精神表现。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却在生产着矛盾。资本主义始终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自身表现与生产方式的矛盾。
第一，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8]“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8]资本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8]。然而，正是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资本，却是靠剥夺起家的，“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9]“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9]资本同样带着血和火书写着其发展史。而且，这种文明的悖谬还会继续下去，因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绝不罢休”[9]。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一方面创造出物质文明，另一方面表现出这一创造过程主体精神上的虚伪、欺诈和野蛮性的一面。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
第二，包括资本主义精神在内的资本主义文明自身的矛盾不断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虽然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从总体上看，其文明自身的矛盾却不断深化。其表现主要有四个方面[10]：首先，由单一性矛盾和危机向综合性矛盾和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由早期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文明危机”，引向现在的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在内的综合性、普遍性的危机。其次，社会主体自身的“文明矛盾”更加凸显。出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体自身特有的“文明矛盾”或“文明悖论”。再次，由民族—国家范围的矛盾转化为全球性的矛盾。最后，由损害当下文明的矛盾向危及人类文明根基的“生态文明危机”演进。
资本的生产“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9]“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9]资本主义精神及其与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深化和合规律性的演进，既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下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的狭隘性、矛盾性、扭曲性，也预示了它的消亡和终将被更高的精神文明形式所取代。人类文明由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的转型成为必然。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资本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坚持这一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于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如何赚钱，而是探索支持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种精神，找到中国企业家应具有的灵魂。没有精神追求和使命感的企业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企业，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构建资本精神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意义比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如资本原始积累更为重大[11]。其次，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精神、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中，要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对资本加以道德伦理限制，始终体现和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目的，企业及其经营者要从“社会的道德人”角度，实现最广大人的利益，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和谐进步。最后，对待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不仅是认识问题，如何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不是西方学者的方法，建构与培育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承接，体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既包容多样又形成核心价值体系等适合本民族、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问题，恰恰正是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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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体化的表现范文第4篇
[关键词]原始经济体；经济流；经济流剩余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3.08.019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3）08-035-06
笔者曾在“我的经济现象整体观”（参见《时代经贸》2011年9月）一文中，明确提出对经济现象进行动态的整体性观察的理论主张，并从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独特视角，以人类祖先的生存行为现象为观察起点，引出“转换”与“吸收”两大功能，进而得出“原始经济体”的理论抽象，还对原始经济体进行了深层功能结构分析。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原始经济体的体外环境及其成长进化问题做出理论描述。
经济体是一个功能体，视之不见，搏之不得，不包含物质、能量、信息的任何因子。因此，现象世界中包括人体在内的一切要素，均应被视作原始经济体的体外环境。
1 原始经济体的体外环境
1.1 人体
原始经济体的体外环境，可区分为人、社会、大自然3个层次。人，是经济体得以存在、成长和进化的决定性的、第一层次的体外环境，直接与经济体相关联。一物是否为有用之物，完全是相对于人体而言的。现实世界中不存在任何不是相对于人体的有用之物或无用之物。
同样是作为经济体体外环境的社会和大自然，无论其结构如何复杂、规模如何庞大，都无法直接与经济体发生作用，它们都只能通过人的行为来间接地作用于经济体。
人的行为是经济体体内功能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如果没有人及其维持生存的行为，便无所谓经济体的存在；没有人的成长，也无从谈起经济体的成长；没有人的进化，也便没有经济体的进化。要深入了解和把握经济体，必须要首先了解人。
人，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生物。人对自身的了解，并不比对外在世界的了解更多。甚至于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人类自己还仍未完全确认自己的祖先。但经过几代人类学家一百多年的努力，人类对自己祖先的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现在人类学家们几乎可以确认：人类的祖先是300万年至400万年前，用双腿从某种“神秘境界”里“走”出来的。中间经历了4次身体结构上的变化：南猿——能人——直立人——智人。
我们无力对人类的进化过程做出更为详尽的描述，现仅就与经济体相关联的人的一些基本属性，做一个归纳。归纳过程中特别注意到要将迄今为止人类所认识到的自己的最早祖先南猿也包括进来。
我们把人的构成区分为2大部分。第一部分，包含6个要素，即眼、耳、鼻、舌、身、意；第二部分，包含也6个要素，即见、闻、嗅、味、触、识。
包含在这2大部分中的所有要素，并不是一些孤立的存在，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眼见一体、耳闻一体、鼻嗅一体、舌味一体、身触一体、意识一体。
眼见一体，以眼为体，以见为能；耳闻一体，以耳为体，以闻为能；鼻嗅一体，以鼻为体，以嗅为能；舌味一体，以舌为体，以味为能；身触一体，以身为体，以触为能；意识一体，以意为体，以识为能。
眼、耳、鼻、舌、身归于人的肌体；见、闻、嗅、味、触归于人的体能。肌体在意识的统领下发挥出体能，形成人的行为现象。
识，是人在面对外在世界时所表现出来的感觉、印象、记忆、判断、思维、想象等活动的能力；意，则是这种能力的来源。
远古人类祖先的意与识，在原始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的限制下，是浑然未分的，处于蒙昧状态。其生存活动中的行为动机，与其他动物没有本质区别，完全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但随着人类的进化，本能将逐步为欲念所取代，蒙昧将逐步为智能所取代。
与经济体体内功能相联系，意及意识统领下的人的肌体，是在生存行为中发挥吸收功能的基础和前提；识及意识统领下的人的体能，则是在生存行为中发挥
换功能的动力来源，见图1。
随着肌体、体能、意识的成长与进化，体现在经济体中的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也将随之成长和进化。可以这样来形容：体能、识是经济体之“父”；肌体、意是经济体之“母”。为便于与经济体相对照，我们将人的肌体、体能、意识，统称为“人体”。
1.2 种群
社会，是经济体第二层次的体外环境，也是经济体存在、成长和进化的必备环境。但它永远不会成为经济体的直接环境。无论人类社会形态进化到何种程度，无论今后经济体的结构方式会变得多么复杂多样，人体是经济体的直接环境，这一点是始终不能改变的。
但社会又是人体赖以生存、成长、繁衍和进化的直接环境，是要对人体发生直接作用的。因此，社会对经济体的作用是通过人体间接地得以实现的。
与原始经济体相对应的社会环境是最原始形态的人类种群。这里，需要强调远古人类祖先种群的2个特征：①种群内部男人与女人的对立。这种对立，是人体种群得以延续的前提，也是人类社会制度现象产生的根源。因为，人类社会制度现象，其本质含义就是确定人体与人体之间的区分，男人与女人则是种群中人体与人体之间的最初的区分。②种群与大自然的对立。这种对立是种群得以存在的前提，也是人类社会文化现象产生的根源，见图2。
制度现象、文化现象，特别明显的是其中的科学和技术现象，反过来作用于人体，通过人体又作用于经济体，促进着经济体的成长与进化。
1.3 大自然
大自然是经济体最后一个层次，也是最为广大、最为基本的体外环境。以经济体为本位，大自然首先是指日、地、月系统。银河系乃至整个宇宙也都应当包含在大自然的概念之中。大自然与人体、人类社会一起提供了经济体赖以存在、成长和进化的全部资源。
可将蕴含于经济体体外环境中的全部资源归结为3个基本要素：
第一种，是可以看到、听到、嗅到、尝到、触到的以固体、液体和气体形态占有一定空间和质量的东西，譬如山泽之中与人类祖先的生存直接相关的动物、植物、水、土、石、空气等，我们将其统称为物质资源。
第二种，是通过各种方式直接释放出来的或者是可以间接地获得的做功的能力。譬如发自于天空的风雨雷电和来自于太阳的光线，以及来自于地下的热量等，我们将其统称为能量资源。
第三种，是蕴含于整个宇宙的信息资源。信息，20世纪才为人类所认识；关于信息的本质，说法也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信息是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着的，区别于物质与能量，并与之相并列的第三种存在。
本文将信息定义为：人体所获得的关于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的减少。不确定性减少得越多，信息量就越大。两棵果树，这棵树上果子多些，另一棵树上果子少些。第一次在另一棵树上吃到少一些的果子；第二次，在这棵树上吃到多一些的果子；第三次就会再次来到这棵果树下。果子所处方位的不确定性在减少。
大自然无法直接与经济体发生关联，与社会环境一样，也必须通过人体才能发挥出对经济体的资源保证作用，见图3。
资源，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资源，正如前面所讨论的，指的是经济体体外环境中所蕴含的全部物质、能量和信息；狭义的资源则是指作为人类生存行为直接获取对象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对于一个给定的经济体，如果说广义的体外资源是广大或无限的，那么，其狭义的体外资源就总是有限的了。
与远古人类祖先生存状态相伴随的原始经济体，其狭义上的体外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既不包括能量资源，也不包括信息资源，只包括物质资源中极小的一部分，其全部内容也仅限于生长于山泽大地之中的、可供直接食用的瓜、果、鱼、兽等动植物资源。
2 经济流
2.1 经济流的概念
人类祖先要维持生存，就必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连续不断地重复其“摘吃果子”、“掘嚼根茎”、“擒食鸟兽”等进食行为。原始经济体体外环境中的资源要素，在加入人类祖先重复不断的进食过程，从而也是加入原始经济体体内功能重复不断的实现过程之前，本是一种与经济体无关的游离状态下的存在。一旦通过人体的行为被加入进来，处于游离状态的资源要素便会沿着两种功能相互作用所规定的方向，形成一股有序的流动。
我们将被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重复不断的实现过程
纳入经济体而形成流动的体外资源，称为经济流，见图4。
2.2 主流与潜流
原始经济体的经济流可区分为2个层次。原始经济体是以可供人体直接食用的瓜、果、鱼、兽等动植物资源为其直接转换与吸收对象的，因此，狭义资源上的物质流是原始经济体体内经济流的主流。然而，伴随主流一同被纳入原始经济体而形成流动的，还要包括部分其余的广义资源上的物质流，以及能量流和信息流。这部分经济流，并不与人体的行为目的直接关联，而是处于一种不为行为主体所知的潜藏的状态，因此可称之为潜流，见图5。
经济流中包含潜流，这一点是由经济体结构规模与结构形式的有限性与体外环境结构规模与结构形式的广大性和复杂性所决定的。蕴含于规模广大的体外环境之中的各种资源要素，其结构方式要远远复杂于经济体的功能结构。物质、能量、信息在体外环境中本是一种难以分解的混合状态下的存在，当狭义上的资源要素以主流身份被纳入经济体时，能量流、信息流以及广义资源上的物质流也必然潜藏其中。
2.3 经济流的流向
如前所述，在本文的图示法中，转换为先，位于经济体的右侧，朝向经济流的来源；吸收为后，位于经济体的左侧，背向经济流的来源。在这种结构关系中，转换好似一面法力无边的“魔镜”，突然将体外资源要素的游离之“魂”，化为一股有序的“流”，摄入经济体体内，再抛向吸收的“胃囊”。经济流的流向与转换功能的作用方向是相同的，与吸收功能的作用方向则是相反的，见图6。
2.4 经济流的冷与热属性
流经经济体的经济流，要经受经济体体内2种功能的同时作用。从转换一方看，体外资源逐步由无用之物变为有用之物的过程，正是其原有的外部形态及内在结构不断发生着改变、分解或释放的过程；从吸收一方看，体外资源逐步以有用之物被耗费或吸收的过程，则是其处在不断释放、分解和改变过程中的外部形态及内在结构又在不断消失或隐没的过程。经济流在转换与吸收的功能作用下，亦生亦灭。我们比喻地称：处于转换功能作用之下的经济流具有“热”性；处于吸收功能作用之下的经济流具有“冷”性。
经济流的冷热属性变化，直接体现着经济体体内功能的区分，因此也可以说，转换功能具有热性，吸收功能具有冷性，见图7。
在原始经济体中，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是紧密合一的。因此，流经其间的经济流，在同一瞬间既要表现出热性，又要表现出冷性。除非是转换与吸收之间发生了实际分离，否则，经济流冷热属性的变换并不会表现为经济体整体上的冷热更替。
为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从观念上将转换与吸收做一个暂时的分离，使两种功能各归其固有的结构方位。假想：有一股经济流正非常缓慢地以极为松散的粒子状态流经经济体。
当有一颗经济流的粒子流经白框时，见图8，黑框中是空的，这意味着转换功能正在发挥作用，吸收功能处于关闭状态。此时，经济流呈热性，或称经济体呈热性。
当这颗粒子流经黑框时，见图9，白框中是空的，这意味着吸收功能正在发挥作用，转换功能处于关闭状态。此时，经济流呈冷性，或称经济体呈冷性。
伴随着这股经济流的持续流动，经济流将会发生“热转冷”、“冷转热”，往复不断地交替变换。经济流密度越大、流速越快，冷热交替的频率就会越高。冷热交替的频率高到一定程度，经济流既要呈冷性，又要呈热性，结果就是动态的冷热均衡。
我们将这种冷热均衡状态，称作经济流呈中性，或称经济体呈中性，见图10。
转换与吸收，一体两面；经济体、经济流与行为现象，三位一体。转换、热性、动，三者相对应，为一面；吸收、冷性、静，三者相对应，为另一面。
转换功能起作用的时刻，正是经济流呈热性的时刻，同时也正是生存活动中的行为现象表现出动的特征的时刻；吸收功能起作用的时刻，正是经济流呈冷性的时刻，同时也正是生存活动中的行为现象表现出静的特征的时刻。
因此，经济体的功能结构、经济流的冷热属性和行为现象的动静特征，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加以描述。当我们描述经济流的冷热属性的时候，也就是描述了人体行为的动静特征，同时也正是在描述经济体的功能结构。
2.5 经济流剩余
源自经济体体外环境，包含着主流、潜流两个层次和物质、能量、信息3个要素的经济流
，在流经经济体之后，有2个而且仅仅是2个去向：①被彻底转换与吸收，留存于人体之内，消失于经济体；②因无法进一步被转换与吸收，而被排出人体，留存于人体之外。被排出人体的经济流，同时也可视为被排出经济体。
留存于人体之内的经济流，将直接形成人体，维持人体的存在、成长和进化；留存于人体之外的经济流，将会直接造成人体周围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又将会反过来间接地造成人体的变化。我们将第二个去向的经济流称为经济流剩余，见图11。
经济体作为功能体，本是一个无形的存在，其自身并不含有、也从未留存资源要素中的任何因子。因此，作为经济体功能实现产物的经济流的实体，并非果真是留存于经济体之中，而是留存于经济体的体外环境之中，即留存于作为生存行为主体的人体之内或人体之外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中。
但经济体体内功能的实现过程与人体的行为过程却是同步进行，毫厘不差的，因此，完全为人体所吸收，留存于人体的经济流，可视为形成人体，而消失于经济体；被人体所排出经济流，也可视为是被经济体所排出。
经济流流经经济体之后会产生剩余。这一点，与经济流中包含主流与潜流的道理一样，也是由经济体体外环境结构规模及结构形式相对的广大性和复杂所决定的。假如经济体的结构规模及结构形式与体外环境完全吻合，则根本就没有转换与吸收体外资源的必要。经济体体外环境中处于复杂的、混合状态下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在经济体体内功能的作用下，化作经济流之后，一部分得到了彻底的转换与吸收，留存于人体；没有得到转换与吸收的部分，则要被排出人体，同时也可以看作是被排出经济体，形成经济流剩余。
2.6 剩余的构成
经济流区可分为主流与潜流2个层次，进一步还可以区分为狭义资源上的物质流、其余的广义资源上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4个构成。
狭义资源上的物质流，即大自然直接赐予的可食用之物，经过经济体转换与吸收的部分，以化学能或生物能的形式留存于人体之内；未能转换与吸收的部分则主要以粪便或体热的形式被排出人体，同时也可看作是被排出经济体，成为经济流剩余。
在人类祖先谋求生存的活动中，奔跑时无意中碰到的石块，攀爬树木时无意间触动或折断的树枝等，以及作为物质存在形式的人的肌体的各种活动本身，都应被视为经济流的构成部分，它们是广义资源上的物质流。显然，这部分物质流是不能被原始经济体进一步转换和吸收的，因而要被排出人体，同时也可看作是被排出经济体，成为经济流剩余。
一只果子或一块兽肉，当其被纳入经济体而成为转换与吸收的对象时，其生长和成熟过程中所转换与吸收的太阳能、化学能等等，此时都具备着被纳入经济体而形成流动的含义，此即所谓能量流。此外，日复一日的奔跑、攀爬等觅食活动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转换和流动过程，因此，也应一并被视为能量流。能量流，除被人体吸收的部分之外，剩余的部分均以热能的形式被排出人体，同时也可看作是被排出经济体，成为经济流剩余。
与我们关于原始经济体的理论描述相联系，在摘吃果子这样简单的行为过程中，也包含着信息的流动。我们的那位祖先起初并不知道哪里有果子可摘。经过一番寻找，才来到一棵果树下。在整个过程中，通过感官所感知的一切，已经作为“印象”或“经验”留存于他的记忆之中。下一次饿了的时候，他会很快找到这棵果树。没有找到这棵果树之前，这棵果树的方位对他来说是不确定的，现在这种不确定性大大地减少了。这就是信息在流动。由人类远古祖先穴居的山洞通往果树的那条蜿蜒小路，就是信息流经的“印迹”。
与物质流和能量流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经济流中的信息流是没有剩余的。人类祖先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存活动中，通过感官和心智所体察到的一切，都意味着相对于他来说的环境中的不确定性的减少，都将以印象、记忆、经验、知识的形式日积月累地留存于意识之中。即使会有所遗忘，而遗忘本身就是一种意识现象。因此信息是不能被排出人体而留存于人体之外的。
经济流剩余由物质流剩余和能量流剩余2部分构成，不存在信息流剩余。可以对经济流剩余做一个归纳，见图12。
3 原始经济体的成长与进化
在我们的描述中，转换与吸收是一个相当广泛的功能存在，不难看出，关于原始经
体的描述，只要稍加改动，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动物，甚至是植物的生存行为。但必须牢记：我们所描述的原始经济体，其最直接的体外环境是远古人类祖先的人体，而不是其他动物或植物。其他动物和植物均被视为存在于大自然的物质资源，都是相对于人体而言的有用之物。
原始经济体是针对远古人类祖先单个人体的生存行为所给出的一种功能描述。无论是其结构规模，还是其流量规模，都取决于单个人体的胃口容量，是十分有限的。这种原始的转换与吸收所能够推动的经济流，其主流是物质流，并且仅限于大自然直接赐予的可食用之物。
人类祖先生存于种群之中，这种社会结构是十分松散的，至少在觅食过程中，他们是单独行动的。在通往未来经济生活的大道上，人类祖先总是群体出发，又分头行动，各自头顶一点“黑白闪烁”的原始经济体之光。
此消彼长、冷热更替、动静有常的经济体，是这样一种功能体：其自身不包含物质、能量、信息的任何因子，却带来了物质、能量、信息的循环流动；其自身是物质、能量、信息循环流动的必经之路，物质、能量、信息却未在其中有一丝一毫的留存。“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①。经济体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伴随着经济流的累积，造成了包括人体在内的体外环境的变化。
经济体体外环境的变化，首先是人体的变化。人体的变化集中表现于其生存能力的增强。原先需要花费许多精力四处寻找果子，如今早已知道果子生长在什么地方、如何才能摘到更多更好的果子；原先只能吃到一两种果子，如今早已知道还有哪些种果子也可以食用；原先吃不到或只能吃到野兽的生肉，如今发现偶尔拾到的被野火烧熟了的兽肉更加可口。人体与大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范围和深度在扩大和加深。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肌体、体能、意识的成长。人体的成长又会反过来造成原始经济体中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的增强。原始经济中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的增强，意味着原始经济体在成长。
因为人体在成长，所以原始经济体必然要成长，但其成长不是没有限度的。在原始经济体的成长过程中，要受到来自5个方面的约束。
第一个约束：结构规模的有限性。人类祖先的肌体、体能是有限的。这集中体现为其胃口容量的有限性上面。尽管人体与大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范围在扩大，但一次进食所能够转换和吸收的食物数量毕竟有限。
此外，人类祖先的意识也是有限的。在远古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下，尚未完全脱离动物界的人类祖先除了直接觅食以外，其余的一无所知。人体的肌体、体能、意识的有限性，决定了原始经济体结构规模的有限性。原始经济体本身无法突破这种局限，因此，在本文的图示法中，用以表示原始经济体结构规模的由黑白两色所构成的方形面积的大小，在经济体的成长过程中，始终是不能改变的。原始经济体的成长不表现为图形面积的扩大。
第二个约束：原始经济体体内的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两相对等。无论原始经济体成长到何种程度，绝不会出现转换大于吸收或吸收大于转换的情况。表现在图形上就是分别代表两种功能的黑色面积与白色面积，始终是相等的。
第三个约束：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在原始经济体体内的结构方位固定不变。转换为先，永远朝向经济流的来源；吸收为后，永远背向经济流。不可互换。表现在图形上，就是代表转换功能的白色，始终位于图形的右侧；代表吸收功能的黑色，始终位于图形的左侧。
第四个约束：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的作用方向相反，即两种功能的效用各自由大至小的变动方向是相反的。表现在图形上，就是转换功能的作用方向是由右向左，吸收功能的作用方向是由左向右。箭头的方向不可改变。
第五个约束：转换与吸收二体合一，不可脱离。一旦脱离，则意味着经济体的消失。表现在图形上，就是分别代表两种功能的白色和黑色，始终是连接在一起的。
原始经济体的6个属性：规模有限、功能对等、先后有别、方向相反、二体合一、此消彼长，在原始经济体的成长过程中，前5个属性都不可能发生变化，唯一能够发生变化的，是两种功能之间的相互消长关系。
在前面的描述中，我们曾假定两种功能的相互消长呈线性变化，现在我们仍保持这个假定，通过图形来推演原始经济体成长的整个历程，见图13。
由体内功能增强所带来的原始经济体的成长，并不表现为图形中黑
白两色乃至整个方形的面积的增大，也不表现为两相对等、先后有别、方向相反、二体合一这些属性的任何变化。而是仅仅表现为：伴随着经济流的持续流动和循环累积，两种功能相互消长关系的变化。消长关系变化的结果，是两种功能在原始经济体中的地位关系的改变。
在最初状态下的原始经济体中，能够被转换与吸收的食物种类和数量是单一而有限的，人类祖先没有进行食物选择的自由，原始经济体的体内功能极为有限，两种功能的地位关系是：吸收完全从属于转换，转换完全决定着吸收。表现在图形中，就是代表转换的白色完全处于上方，代表吸收的黑色完全处于下方，参见图13-0。
伴随着体内功能的增强，能够被转换与吸收的食物数量和种类在逐渐扩大，此时，人类祖先开始获得更多的食物，并可以有选择地进食。吸收对转换的依赖程度开始降低。转换与吸收的地位关系开始发生改变，各自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转换功能的支配地位由此开始逐步让位于吸收功能。表现在图形上，就是原先处于上方的代表转换的白色，逐步让位于原先处于下方的代表吸收的黑色。这就是原始经济体成长的全部含义。
原始经济体的成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可将其划分为6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里，体内的功能结构都处于不同形式的平衡状态。图13显示出7种平衡状态。
图13-0中，转换功能完全处于上方，吸收功能完全处于下方。这表明吸收完全由转换来支配。我们把这种平衡状态称为原始经济体的“初始平衡态”。在初始平衡态下，食物种类单一，数量有限，人体之外不存在选择机会。此时，经济体所体现出来的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是极为微弱的，属于经济流累积的初期。前面那位人类祖先的第一幅进食图景，参见（“我的经济现象整体观”，冯力，《时代经贸》，2011年9月，图2），可近似地看作是处于此种状态。从生存活动中的行为现象上，观察不到明显的阶段性区分。此时的人类祖先，严格地讲，远没有具备人的本质特征，是蒙昧状态下的生存本能在支配着人体的生存行为。
图13-1和图13-2所显示的平衡状态，称为“对等过渡平衡态”。图13-1显示出经济体开始成长。此时，人类祖先的觅食能力有所提高，与时同时，经济体所体现出来的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也有所增强。在这种增强的同时，吸收功能的地位有所上升，吸收不再完全为转换所支配。在图13-2中，吸收的地位进一步上升，转换的地位进一步降低。“对等过渡平衡态”下，由于食物种类增加，人体之外开始出现选择机会，但人体之内尚无选择意识。
图13-3中，转换与吸收之间的地位关系完全对等，这也是整个过程中唯一的一次地位对等的机会，称为“对等平衡态”。“对等平衡态”下，食物种类的多样化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人体之外存在着足够的选择机会，人体之内的选择意识即将生成又尚未生成。
图13-4和图13-5所显示的平衡状态，称为“临界过渡平衡态”。在这种平衡态下，两种功能已经开始转向了各自的反面，转换功能开始让位于吸收功能，吸收功能反过来开始支配转换功能。食物种类进一步增加，人体之外的选择机会进一步增多，人体之内的选择意识开始生成。
选择意识一旦生成，则意味着本能开始为欲念所取代，蒙昧开始为智能所取代。本能的行为动机开始为欲念支配下的行为动机所取代；蒙昧的行为方式开始为智能的行为方式所取代。一块生肉和一块被野火烤过的熟肉，这位祖先不加选择地吃了一块生肉，或同样是不加选择地吃了一块熟肉。从外在现象上看，动机不为欲念所支配。但体内的真实感受会告诉他，下一次要选择那块熟肉。再有机会的话，欲念就会发生作用了。有选择意味着有欲念，能选择意味着有智能。欲念与智能的生成是原始经济体成长带给人体的最显著变化。
在欲念的支配下，人类祖先开始有选择地吃到更多种类和充分数量的食物。再也不是摘到什么吃下什么、摘得多少吃下多少。这预示着人类祖先的“幸福”时光即将来临。行为过程的阶段性区分，从这里开始逐渐显露。
图13-6所显示的状态，称为“临界平衡态”。代表吸收功能的黑色完全处于上方，代表转换功能的白色完全处于下方。此时，受到各方约束的原始经济体所能够实现的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转换功能的支配地位完全让位于吸收功能。这也是行为现象上的阶段性区分最为明显的时刻。前面的那
位祖先的第二次进食，参见（“我的经济现象整体观”，冯力，《时代经贸》，2011年9月，图3），可近似地看作是处于这种状态。这位祖先在他图中的演示过程中，无意之间画出了一道人体体表的分界线，给了我们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发现和确认转换与吸收这两种含义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功能存在。
人体中的欲念已经形成。狭义资源上的有用之物的种类，已经为人体中的智能区分完毕。我们的远古祖先终于迎来了“想吃什么，就摘得什么”、“想吃多少，就摘得多少”的好时光。
“福兮祸所伏”。我们的祖先此刻正沉浸于幸福时光，尽情享用着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赐美食。但他们也许不会想到，就在此刻，与其生存行为形影相伴的功能体——原始经济体，已经悄无声息地走到了它的尽头。
自初始平衡态，随着经济流的累积，原始经济体中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的地位关系始终在发生着改变。但这种改变，在前述5个约束条件下，经历了6个步骤，来到如图13-6所示的临界平衡态时，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入了一个“死结”，达到了成长的极限，再也无法成长了。即使耗尽全部体外资源，也无法在维持经济体原有结构不变的前提下，解开这个死结。
经济一体化的表现范文第5篇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又将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由于各国的发展情况不同，其经历的时间长短等情况也就不同。在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生产的工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被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以后，基本实现现代化，我国经济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再经过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最终进入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国，其发展过程是一个特定阶段。其社会性质，属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2～15页）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矗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其他经济成分是指占公有制经济以外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经济成分，它们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归根到底是由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就决定了我们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要发展其他经济成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才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三、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3～14页）
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既有不同点，又有相同点。
个体经济是以生产资料个人私有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经济，是一种小私有经济。个体经营者通常自己购置生产工具、原材料等生产资料，自己参加生产劳动，生产经营的收入纳税后归个人所有。
私营经济是生产资料私人所有，雇佣一定数量的工人从事生产和经营的经济形式，就是说它是以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私有制经济。
二者的不同点是个体经济主要依靠自己和家庭从事生产、经营，私营经济主要是雇佣工人从事生产和经营。
二者的相同点是生产资料、劳动成果都归个人所有，都以单纯追求利润为生产目的，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在我国现阶段，对它们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
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4～15页）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有两种情况，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时，就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起阻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在现阶段，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正是这一规律的具体表现。
五、一部分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7页）
共同富裕与一部分先富起来是统一的、一致的。使全体劳动者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同等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可以借助先富者的经济力量，并通过先富者的示范作用，增强人们的竞争意识，激励广大劳动者积极进取，奋发图强，学习致富技术、经验，探索和开辟致富之路，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六、“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教材第21页）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者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首先，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就在于它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是互相促进的。其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与安定团结之间的关系（教材第21页）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就必须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以改革和发展确保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
八、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教材第29页）
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就是既要有较高的增长速度，又要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关键在于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增长速度，又有较好经济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新路子。这就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变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变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九、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5、第36页）
从狭义上讲，经济制度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总和，亦称“社会经济制度”、“社会经济形态”，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等。从广义上讲，经济制度还包括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和管理经济的具体制度，包括有关经济工作的规章制度等内容。生产关系的内容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采取的具体形式、国家管理经济的具体制度等属于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又称“经济管理体系”，是指一定社会制度下国民经济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包括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组织管理形式、管理权限划分、管理机构设置、企业经营方式等内容。经济体制既反映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性质，是基本经济制度得以实施的具体制度和方式，又反映社会生产、经济运行的具体特点和要求，是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
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36～38页）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不可分割的，具体表现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前提和基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一方面把土地承包给农民，由农民分散、自主经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建立起了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善和发展。只有建立双层经营体制，才能更好地发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80年代前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推动了农业生产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为了克服带来的问题，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规模经营，通过创造条件，形成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形成，为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和农户承包经营提供了重要保障。
十一、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教材第44～45页）
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生产和流通的经济手段。计划，就是由国家行政部门通过编制经济发展计划，依靠行政命令下达计划，按计划安排生产和流通。市场，作为调节手段，就是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和商品价格的变化来促使商品生产者调整生产和流通。
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活动中，计划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两种调节手段，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资本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并没有排除必要的计划，并且，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国家宏观计划的范围不断扩大，手段不断改进，力度不断加大。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使市场经济有序地、健康地发展。
十二、市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44～45页）
市场，既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又是调节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种重要手段。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社会生产所需要的人、财、物等各种资源的方式。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要求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
市场不等于市场经济，有市场不等于就有市场经济。市场是在出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时就出现的，而市场经济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全社会生产和流通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时才产生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占主导地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因此存在市场，但不存在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产生的。
十三、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教材第45页）
商品经济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形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主要是指一种经济活动方式。市场经济侧重讲的是一种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有市场经济，就一定是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不一定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而市场经济则是产生于商品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高度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
十四、实行对外开放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间的关系（教材第49页）
实行对外开放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实行对外开放，是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途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是实行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矗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在实行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十五、经济特区与内地之间的关系（教材第53页）
经济特区，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行使主权，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一块特定地区。所以，特区在经济上“特”，在政治上不“特”，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我国的经济特区实行许多不同于内地的特殊经济政策，但同国内其他地区仍保持着广泛密切的联系，既依托内地又服务于内地。全国都可以利用特区，观察和了解现代国际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同时，经济特区比较集中全面地反映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世界各国可以通过经济特区来观察和了解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因此，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十六、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教材第58～59页）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必须的条件。我国向来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著称。自然资源丰富，人力资源充足是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但是，人口多、增量大，按人口平均占有的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已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在工农业生产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一定的条件下，人口数量的多少和增长速度的快慢，对资金积累的规模和速度具有很大影响。人口多、增长快，用于居民消费和社会消费部分的基金就多，国民收入中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就会减少，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十七、人口素质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教材第64页）
人口素质与经济建设是密切相关的。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智力的发展，体力的增强，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实现的。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和经营管理的科学化，要求劳动者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在当今世界，国际的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才和智力的竞争。因此，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大问题。
十八、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0页）
政治制度包括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具体的政治制度。基本的政治制度，在我国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在基本的政治制度下，还有具体的政治制度，即政治体制。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具有稳定性。而政治体制则是基本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它将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健全。正是在不断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促进和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从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
在我国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中，还存在不少弊病，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十九、人民、人民代表和人民代表大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0～78页）
在我国现阶段，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人民的主体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的国家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是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
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只能通过人民民主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来自人民，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代表人民，是人民的公仆。
由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统一行使国家权力。
总之，人民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
二十、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5～76页）
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二者密切联系。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二者是有区别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领导和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二十一、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7页）
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都是国家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构成我国的国家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是分工的不同而不是分权，是一种从属关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国家机关中居于最高地位，其他任何国家机关都不得超越它，也不能与之平列。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执行机关，审判机关（人民法院）、检察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司法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
二十二、人民民主与对敌专政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1～73页）
人民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一方面，对绝大多数人实行民主；另一方面，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民主与专政是分不开的。人民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对广大人民来说是民主，对极少数敌对分子来说是专政。不可能只有民主而无专政，也不可能只有专政而无民主。只有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才能有效地对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同时，也只有坚持对极少数敌对分子的专政，毫不手软地打击敌人，才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二十三、阶级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教材第20、第72页）
阶级与阶级斗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阶级是一个经济范围，是经济实体。当剥削阶级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作为一个完整的剥削阶级就不复存在了。在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整体已不再存在。但是，剥削阶级被消灭了，阶级斗争并没有同时被消灭。因为剥削阶级一经产生，就不仅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而存在，而且是一种政治力量，有自己的思想、政治观点。因此，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同时还存在于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这表明，阶级斗争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范畴。阶级斗争可以直接以完整的阶级为依托，也可以不以完整的阶级为依托，阶级与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分离。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在我国，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社会上还有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还存在危害国家安全的反革命犯罪分子、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严重经济犯罪分子等。对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实行专政，依法打击他们的破坏活动。
二十四、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3～74页）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彼此互相依赖、真诚相待、共同承担着国家和民族盛衰兴亡的历史责任。在现阶段，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任务。
二十五、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6～80页）
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体和政体的关系。两者密切联系，国体决定政体，政体是国体的表现形式。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它的管理形式只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它能最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集中人民的意志，使人民参加对国家的管理，从而保证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且只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才能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有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二十六、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要求四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教材第86页）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不能孤立地、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定其他方面。有法可依，是指立法方面的要求，是法制建设的首要任务，只有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才有法制可言；有法必依是法制建设的中心环节，有法不依，等于无法，只有严格守法，才能实现依法治国；执法必严是执法方面的要求，要执法如山，不徇私情，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违法必究是指无论何人，只要违了法，一律要受法律的追究和制裁，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全面贯彻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才能形成人人遵纪守法的社会风尚，形成依法办事、依法治国的法治环境。
二十七、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88页）
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是密切联系的。首先，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矗法制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来，只有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制；同时，社会主义法制要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只有发扬民主，了解人民的意愿，才能制定出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其次，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社会主义法制以法律形式把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其他权益肯定下来，并用法律手段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人民以法律为武器，同侵犯自身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斗争，使民主权利得到保障。
二十八、宪法与普通法律之间的关系（教材第92～93页）
宪法与普通法律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点：宪法与普通法律，都是法律，在阶级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不同点：宪法与普通法律相比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的总章程，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具有最大的权威性。首先，从内容上看，宪法规定了国家生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普通法律只能依据宪法精神制定国家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行为规范。其次，从法律效力看，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普通法律的立法基矗普通法律、法规都必须依据宪法制定，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宪法为“母法”，普通法律为“子法”，就是从法律效力方面说的。再次，从制定和修改的程序看，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比普通法律更为严格。
二十九、我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02页）
在我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一致的。首先，权利和义务的主体都是人民群众。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既是国家的主人，又是国家的建设者。因此，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又承担着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重要职责。其次，权利和义务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权利是履行义务的前提，只有保证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才能调动公民履行义务的积极性。义务又是实现权利的基础，公民只有自觉履行义务，为社会、为国家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维护社会稳定，搞好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才能为充分享受权利和自由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社会环境。
三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07～108页）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首先，表现在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精神动力。革命的理想、信念，可以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社会主义道德可以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为物质文明建设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严格的纪律，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其次，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只有进行教育、科技、文化建设，才能提高人们的智力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再次，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马克思主义的立尝观点和方法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可见，两个文明建设缺一不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重视物质文明的发展，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必须始终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科技、文化建设，即做到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
三十一、共同理想与个人理想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09页）
在我国，共同理想与个人理想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共同理想从总体上和全局上包括了个人理想，共同理想的实现为个人理想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共同理想还为个人理想指明了基本方向。另一方面，共同理想要通过个人理想来实现。由于整个社会是由各个社会成员及其从事的各行各业组成的。因此，符合共同理想要求的又切合自己实际的个人理想，有利于共同理想的实现。没有个人理想，共同理想就会落空。
三十二、思想道德建设与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09～118页）
思想道德建设与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方面。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部分，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思想道德建设概括起来说，最重要的是加强理想、道德、纪律教育，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既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三十三、纪律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13页）
纪律与自由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自由如果脱离纪律的约束，就会成为损害他人利益的自由。只有遵守纪律，才能保障人民享有最广泛的自由。那种不受任何纪律约束的“绝对自由”，是任何社会都不会存在的。我们不仅要遵守纪律，而且还要同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斗争。只有人人遵守和维护社会主义纪律，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三十四、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20页）
共产主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断完善、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同一社会形态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属于同一性质的社会形态。两个阶段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消灭了剥削制度；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享有管理整个社会事务的权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在整个社会中居统治地位。这些共同点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共产主义因素。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完善、发展，必将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准备条件。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是由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决定的，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起作用的结果。
三十五、共同理想与最高理想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21页）
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与人类的最高理想是密切联系的。具体表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