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知识范文第1篇

关于知识经济问题，是我国学术界当前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总的说来，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它的技术层面，很少涉及到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以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待长期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胄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个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它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加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订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关于创造性人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辈出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我国晚清大学者龚自珍对此也有极为深切的感受。从他所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九州生气情风雷，万马齐暗诚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看到，其中的前两句充分反映了他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禁锢压抑了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无限惋惜和哀叹。而后两句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为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热切追求和无限向往，因而他的这一寓意极为深刻的诗篇，就是今天读来，也足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由于知识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紧密联系的，因而它就决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问题，而应首先看作是社会文化问题。发展知识经济，使它真正为人民造福，首先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的独立和人的尊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做到以人为本、技术为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促进知识经济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提供无穷尽的精神和智慧的源泉。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同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一）从宏观上看

首先要明确，在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形成和发展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果没有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以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扑面而来的以创造性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和结果，从而使我国又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即导致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无法融入世界性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

那么，知识经济为什么必然会同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呢？

从社会文化观看，须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谈起。

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正如“在其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根据提出的‘一边倒’的国策，在经济上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国家所有制，所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集体所有外，都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大统一’的直接管理；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经济体制上的‘大统一’，要求文化上的‘大统一’与之相适应。‘大统一’的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一元性、依附性和驯服性的显著特点。

一元性是指强调‘社会本位论’，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不应有独具‘个性’的自我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要求每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就会被诬为‘个人主义’严重而受到批判。

依附性与一元性相联系，强调任何人不能游离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外，其工作和生活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层层依附于上级的金字塔式的依附网络。

驯服性是指强调个人对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不容任何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任何‘越轨’之处。要求人们以做组织的‘驯服工具’为荣。

这种‘大统一’的文化，一方面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成员中极少数先进英雄模范人物‘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相等同，严重脱离社会客观实际，势必导致‘假、大、空’风气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它对人的‘个性’的扼杀，也对社会成员主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起到严重的窒息作用。”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界“万马齐暗”的局面，怎么有可能为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无限生机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呢？

市场经济体制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基础是确认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并不因金钱或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有利于调动人类可贵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即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学·孔经》）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表现为力求达到永无止境的更加完美境界的精神。经济生活中这种精神的发扬，有助于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可以为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从以上关于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宏观基础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涉及到的首先是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对有关问题如果不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就有可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机械论或工具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二）从微观上看

再从微观上看，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实行真正民主的、人性化的管理，借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奠定微观基础，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本来西欧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TheRenaissance）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已经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公民（citicens）至少从理论上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如可参与议员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等。可是，在企业内部，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仍然是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化管理，广大员工仍处于无权的状态，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为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控制。从而使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智慧和创造力，因受到种种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

如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落实自然无从谈起。

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企业内部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DemocracyMovement）正是以彻底改变上述违反历史进步潮流的情况，作为其基本出发点。“‘产业民主运动’认为，企业内部传统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等级制度所形成的管理权力结构，必须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使之与反映历史进步潮流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相适应。即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要体现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时也应体现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处于无权的状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在企业内部实行‘产业民主’，将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转变为横向（扁平式）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借以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力，把人本主义、民主管理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过程的始终。从而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人性化的组织（HumanizedOrganization）。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发挥出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生根、发芽、结果形成广泛的人文基础。企业经营目标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管理会计，作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一切活动，也应以企业的经营目标为中心，力求能卓有成效地促进和服务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应怎样界定企业的经营目标？国内外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其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又同人们对人性（personality）怎样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大家知道，美国学者AbrahamH．Maslow是研究行为科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本世纪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HierarchyofNeeds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5个等级，依次是：①生理的需要：是指衣、食、住等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②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的生活及其生命、财产能得到安全保障的需要。③友好与归属的需要：是指人进入组织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友好相处，成员对所在组织形成归属感的需要。④尊重的需要：是指人应受到尊重，在组织中形成自重、互敬的良好气氛，进而激发人们对所从事的工作产生自豪感的需要。⑤自我实现（Self－actuality）的需要：是指人对完成自己矢志献身的创造性事业，可从中得到最大自我满足的需要。这种自我实现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以上5个层次的需要，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

我感到，对AH．Maslow的理论．也可从另一角度来领会，据以把人依次分成三种类型，即经济人（Economicman）、社会人（Socialman）和文化人（Culturalman）。意思是可粗略地认为：侧重于第1、2层次的人属于“经济人”；侧重于第3层次的人属于“社会人”；而侧重于第5层次的人属于“文化人”；而第4层次则介乎第3层次与第5层次之间，既同“社会人”有关，也同“文化人”有关。

对人的类型作这样一种分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认为可以作为确定企业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作为由员工组合而成的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客观依据。

具体地说，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前期，本世纪初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学家认为，企业的组成人员，都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经济人”。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也遵循“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因而企业整体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对员工的激励也主要运用经济激励机制。

当工业经济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行为科学家则认为，不能把企业的“组成人员看作是只寻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应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感情、思想、需求。爱好和主动性、能动性的‘社会人’。因而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是一种社会的有机联合体。在这种社会有机联合体中，不存在像‘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个单一的可以普遍适用的经营目标。从长远的观点看，应把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看作是它的总体目标。……必须努力消除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可能导致企业侧重短期行为的种种消极因素。除利润之外，还必须同时在科技开发、产品开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人才开发、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水平、生活福利设施等各个方面同时下功夫，才有可能为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奠定牢固的基础。与此相联系，企业的员工作为‘社会人’，不是单纯‘经济人’，他们的个人目标也是多样化的，应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需要等各个方面，并不会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目标。因而，对人们的激励因素也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而应同时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

当工业经济进一步向知识经济转变，企业的组成是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他们已经达到‘文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企业作为由文化人组成的集体，它们的生产经营当然不会以工业经济后期“企业本位”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更不会以工业经济前期所采用的“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而会适应“文化人”的特点和要求，采用以服务于“社会本位”的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这种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从根本动力上看，必然是以非功利性因素作为主导。这是因为以“文化人”为主体组成的知识经济社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根植于这种大环境的企业，自然会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恢宏的气度，力求应用它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不断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新价值，借以为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如资源、环境、教育等众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尽时能大的贡献。总括地说，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到“企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样化”，到“社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元化”，反映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其中，财务会计能最直接有效地为实现较低层次的

企业经营目标--“利润最大化”服务，而管理会计则有更广的活动空间，即可为实现较高层次的企业经营目标--“企业本位的多样化的经营目标”和“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服务。特别是能更有效地为较高层次的根植于知识经济社会的“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服务。

（二）“决策支持系统”从为“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倒金字塔式”和“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

我们曾较早地撰文论述管理会计是“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首要职能是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问题在于：我们原来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论述，是以纵向的金字塔式的集权化管理模式为基点的。因而对“决策支持系统”如何进行决策研究，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为企业最高领导人进行最终决策的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提供信息与智力支持。这种认识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产业民主运动”的要求，也同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总趋势不相适应。因为知识经济既然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作为最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而知识又是深藏于广大员工大脑中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强制（如通过上级的发号施令）把它挖掘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种新的有效的机制，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自身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动力，使他们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都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企业管理原来的权力结构，即从纵向的集权化、控制性的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知情权和参与权，即坚持员工本位的原则，使每个员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权依据他们直接了解的情况，善于审时度势，适应情况的变化自行进行决策，形成“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系，并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企业对客观环境、条件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从根本上消除在集权化管理模式下凡事要层层请示汇报才能采取行动、势必贻误稍纵即逝的时机而造成损失的严重缺陷。

在建立了“倒金字塔”决策体制以后，企业的高层领导应怎样实现其领导职能呢？我认为，宜实行较为超脱的、富有感情色彩的“鼓舞性领导方式”（Inspirationalleadership)或称“支持性的领导方式”（Supportingleadership），进而收到“官闲民乐”的效果。这里所说的“官闲”，并不是指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制”，企业的高层领导可以无所事事，而是指他们应尽量避免去直接干预其所属各层次、各单位广大员工所从事的日常具体事务，而应集中主要精力去研究企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从宏观上对企业整体性的发展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谋划；而“民乐”，则指广大员工在遵循企业总的经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独立自主。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而不致于经常受到外来的种种无谓的干扰。这样，就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种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条件，有助于促进广大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尽所能，才思泉涌，从而创造出尽可能优良的业绩，为企业整体的健康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系统，应怎样做才能同上述新的决策体制的要求相适应呢？我认为，上述新的决策体制对“决策支持系统”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因为前者要求后者：

既眼睛向下——为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提供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沟通网络，为他们进行日常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又眼睛向上——为企业高阶层领导进行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这样上下结合，使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战略与战术互相贯通，就可收到最优的整体效果。

（三）管理会计将从“财务会计”的“二维结构”向“三维结构”转变，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会计的发展变化同它所依存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会计发展史作一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到，从它的基本结构上看，已经完成了从“一维结构”向“二维结构”的发展，即从“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的发展，这一发展历程，是同从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现在我们面临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新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经济是以创造性知识为其核心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原有的工业经济，于是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从会计上看，依靠财务会计原有的“二维结构”模式是无法解决的。因而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管理会计要突破财务会计“二维结构”的既定框框，转变为在“三维结构”模式的基础上，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较具体地说，从历史上看，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农业经济，生产出来的东西消费以后，如果还有剩余，是以“资产”的形式存在，不管是农民，还是地主，只会把所占有的资产积存起来，甚至把它埋在地下也就是他们只会存钱，不会用钱，更不会把所占有的资产拿去投资，使资产转化为资本，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像“资本”或“投资”这样的经济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占有资产的人要利用会计记账，只要用“一维结构”的单式簿记就够了，因为要掌握资产占有量的增减变化，只需要了解期初原来存多少，本期新收到了多少，本期用掉了多少，最后得出期末还存多少、用公式表示，就是：旧管＋新收－件除＝实在，十分简单明了。

经济社会知识范文第2篇

一、社会的价值取向

职业教育处于社会经济系统和教育系统的交联部位，也就是在文化体系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交界处。因此它对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对外开放引起的环境变化等较之普通教育更为敏感。它一方面受到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深远影响，诸如“读书不必种田，种田无须读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另一方面也有力地冲击文化体系的深层结构，使其内核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综观近几十年世界各国教育的改革，经济上的需求往往成为教育改革的原动力。近十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一方面是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另一方面则是经济改革和发展给职业教育不断地注入动力和活力，也给职业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促使职业教育不断深化改革，调整内部结构，并逐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运行机制。

然而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发生的摩擦也使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趋于突出和明显。

诸如，国营大、中型企业不景气，农业基础地位不稳，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流动……，这些问题都对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产生影响。城市的企校联合办学出现波折，农村职校农类专业滑波等都是体制转轨中出现的新问题。

由此可见，职业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得到社会改革系统工程的支持和推动，另一方面也受到它的制约。职业教育在改革大潮中的社会价值取向也随之发生动态变化。虽然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经济建设正在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但在具体贯彻、落实这一战略方针时，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在选择正确合理的社会价值取向时还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和对待。

二、个人（学员）的价值取向

个人（学员）对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求职谋生；二是个体发展。“谋生”常随时代、地域和对象的不同表现为不同的需求。譬如，经济落后地区的农家子弟希望通过职业教育学得一技之长。走上致富之路；经济发达地区的职工、干部子弟则希望能获得一个报酬丰厚、社会地位高的职业岗位。职业教育的专业门类繁多，为发展个人天赋才华提供了广泛选择的天地，因而能满足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发挥个性特长等需求，但求职谋生与个体发展有时是相矛盾的。在目前人们的物质需求未得到较大满足的情况下，往往会舍弃个人的兴趣和特长去谋求高报酬的职业，在选择职业时，家长所起的作用很大，而家长的价值取向又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目前社会上，人们通常把科学家、企业家、高干、工程师、教授、医生称为“人才”，而把普通工人、农民、营业员称为“劳动力”；用人单位也常以学历、文凭作为选拔、聘用人才的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当然，个人和家长对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也会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发生变化。尤其是高新技术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需要大批智能与体能相结合的新型职业人才，“学历社会”将逐渐转向“职业资格社会”，用人单位将越来越重视员工的职业生涯和职业资格。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个人对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能实现求职谋生和个体发展的统一，届时职业指导将成为职业教育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社会广泛地开展起来。

三、企业的价值取向

企业对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是随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计划经济下，企业依附于政府，重在完成计划下达的生产任务，对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侧重于完成眼前的生产任务和职工子弟的入学和就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企业由依赖型转为自我发展型，成为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决策主体、执行主体和利益主体。企业要在市场上赢得竞争优势，就会自觉地引进技术、引进人才，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并不断地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企业也会越来越重视职工教育和培训，以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对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将转到提高劳动劳动者素质和经济效益方面来。

四、职业学校的价值取向

学校对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一方面随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也受到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的影响。学校作为以育人为核心的办学实体，无论在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下，都基本上服从于社会价值取向。这是由职业学校教育属社会准公益性事业的性质所决定的。经济体制转轨和科教兴国战略的确定，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劳动力市场、生源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使职业教育逐渐转入市场和计划双重调节的运行机制。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导致生源市场（各类专业劳动者需求）的涨落，迫使职业学校频频更换专业。但是职业学校不是生产物质商品的企业；培养职业人才不能商品化、市场化，更换专业也不象企业更新产品那样简捷，故职业学校教育偏转到纯经济功利的价值取向不仅有碍于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

五、优化调节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

优化调节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目的是为了较大程度地满足多元价值主体各种合理的需求，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生活的幸福。

（一）职业教育导向性价值目标的确定确定导向性价值目标必须要有科学的价值判断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是判断改革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当然也适用于职业教育的价值判断。在教育界，人们曾对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素质教育）和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服务教育）进行过长时间的争论。实际上社会主义的“功利”和“人本”是辩证统一的。从“功利”的角度看，职业教育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各种职业人才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从“人本”的角度看，职业教育是为了满足人的个性发展的需求，实现人的解放。表面上两者的目的不同，然而辩证地思考，职业教育培养的是发展生产力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又是为了提高人民（社会的主人）的生活水平。因此社会主义的职业教育从本质上讲，是目的和手段的辩证统一。我们确定职业教育的导向性价值目标，既要满足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造就一支数以亿计的各行各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懂技术、业务熟练的劳动者大军；又要满足个人求职谋生和个体发展的需要，使每个劳动者的特长、潜能和创造力充分地发挥出来。

（二）科学、合理地投入、配置、使用职教资源，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体系优化调节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必须科学、合理地投入、配置、使用职教资源，因为职业教育资源是整个教育资源的一部分，教育资源又是社会资源的一部分，数量是有限的。因此教育经费的投入要与国民经济的总收入保持恰当的比例，职教资源的投入也要与整个教育资源的投入保持恰当的比例。更重要的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以及培养造就的劳动力的层次和结构要与经济建设所需的劳动力以及生产部门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相一一致，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一致。

为此，投入配置职教资源须注意如下几点：

1．投入渠道多元化职业教育属非义务教育范畴。大多数专业教育和培训是经济活动中人力资源的开发，应计入生产成本。经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劳动者因业务、技术水平提高可增加劳动收入，故职业教育的经费应由国家、企业（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职业教育除了培养造就各类职业人才外，还在实践教学中生产物质商品，故“以教养教”也是职教的一条投入渠道。

2．市场和计划双重调节，合理配置资源用市场调节配置职教资源有利于培养造就的劳动力在层次、结构方面更加符合市场的需求。然而职业教育的专业门类繁多，某些专业培养的是企业所需的劳动者，某些专业培养的是社会公益性和准公益性事业的劳动者。故前者要靠市场调节，双向选择；后者仍须计划调配。

3．构建符合国情的职教体系构建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教体系是合理配置、使用职教资源的关键。所谓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就是职业教育培养造就的人才要与经济建设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类型相同，层次相当，专业对口，质量规格相符，在劳动力市场上适销对路。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按地区构建职教体系，以适应我国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地域经济各具特色的实际；二是要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适时调整职教体系的结构；三是正确选择符合城乡不同经济、社会特点的职教基本模式。在农村宜采用农科教结合的模式，在城市宜采用企校合作的模式；四是一手抓重点示范性职业学校的建设，一个抓社会办学，努力提高办学的规模效益。

（三）把教育目标定位于培养创业型职业人才面对21世纪，职业教育将迎接高新科技生产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双重挑战。原先偏重于培养一技之长和动手能力的职业教育己不能适应时展和国际经济竞争的需要，故就业与创业复合，一技之长与综合能力复合是跨世纪职业教育的导向性价值取向。

就业和创业都有一个“业”字。职业教育以培养职业能力为基础，创业教育旨在培养创新能力。把职业能力与创新能力结合起来，实施二种新的职业教育方式是努力的方向。要实现职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的融合必须调整现行的职业教育的教学体系和课程结构。

（1）扩大职业技能的内涵。在注重培养操作技能的基础上，加强智力技能的培养。

经济社会知识范文第3篇

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到来，英、美、法、德等国先后意识到职业技术教育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多种形式举办学校职业技术教育，同时纷纷开始建立培养高层次技能人才的教育机构。如18世纪末，法国各地创建了一批商业学院和矿业学院等。这些专门学院由政府各部门管理，主要以某一特定学科领域为主或按照某一职业开设相关课程，内容多为近代新兴实用性科学和技术。专门学院的建立是对高等教育的一次重大变革，它们被统称为“大学校”，为法国工业化培养了大批实用型、专家型人才，直接推动了法国工业化的进程。19世纪初，德国建设了一批多科技术学院，开设包括工程、农业、建筑等课程，直接服务于工业发展需要，同时为国家政府部门输送人才。日本的工业革命起步最晚。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开始进行明治维新，一边学习、移植先进国家的文化、技术和近代产业，招聘外籍技术员；一边在工矿业界及其他业界设立矿业学校、教育机构，培养技术人才。职业技术教育与产业的移植紧密相连，通常一个产业兴起，就有为其服务的职业技术教育学校随之开办。职业技术教育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国力迅速增强。

1.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促进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变革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密切了技术与科学的关系，科学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涌现了电力、化学等崭新的工业。随着大工业文明的建立，产业化队伍迅速扩大，欧美各国都采取相应的措施推行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将原始的学徒制转为正规的学校职业技术教育，纳入整个教育体系，形成“双轨制”。同时，各国兴起“新教育运动”“进步教育运动”，纷纷开办了培养新式人才的“新学校”，重视手工操作，采用实际工作的方法训练学生，推动教育面向社会生产实际，促进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如德国早在19世纪前半期形成的“双轨制”进一步得到巩固，到20世纪后逐步制度化。1919年德国颁布《魏玛宪法》，把职业技术教育纳入了义务教育的框架之内。同时，由于大企业的快速发展，企业内部开始实施有计划地传授职业知识和技能的职业培训。1900年，许多大城市将学徒期青少年的学校补习教育定位义务教育写入法律，并决定让企业参与职业培训，承担培训的主要责任，使独立于生产的实训工场及跨企业培训场所得到迅速发展，同时以职业学校教育补充企业实训。这样，一个以工作岗位、实训工场及跨企业培训场所为依托的企业实训培训体系逐渐完善，企业和学校实施职业技术教育，二者互相合作、互相补充，形成了职业教育的“双元制”，并发展成为德国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形式。在1904～1914年的十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增加了1.5倍，职业技术人才缺乏与日益发展的产业革命之间产生了尖锐矛盾。日本先后颁布《实业补习学校规程》《实业教育费国库补助法》等法律，推动职业学校的迅速普及和发展，并于1899年颁布《实业学校令》，使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趋于体系化、制度化，从而建立起适合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培养产业界需要的中等技术和管理人才。1903年日本政府颁布《专门学校令》，促进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机构的迅速发展，以顺应产业界加速发展和技术更新对更高层次技术人才的需求。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中期，日本各级各类职业技术教育获得重大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为各产业部门造就了大批专门技术人才，加快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

2.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促使各国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来振兴经济和社会。“二战”成为各国展示技术实力的一个大舞台。各种新式武器的使用迫使各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技术与职业技术教育。同时，战后的恢复与重建，物资匮乏带来的市场需求旺盛，大批退伍军人离开战场进入劳务市场，这些都使得职业技术教育成为首选的措施和途径。因此，各国都把发展各级各类职业技术教育作为加速战后重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二战”后期军事科学技术转向应用于民用工业，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技术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以及就业结构的变化。美、日、法等国先后经历了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及各产业就业人口比例的变化。职业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到职业教育的规模和结构。战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使人们对教育与国家命运、科技和工业的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各国为了迎接技术革命，努力推进教育的现代化，把职业技术教育作为发展国家经济的一种重要措施。“二战”期间，美国的军事技术得以空前发展，同时推进了相关工业如电子、航空等的发展。军人职业技术教育成为“二战”后美国职业技术教育的一大亮点。社区学院纷纷参与其中，开设短期训练课程，为战时军队培养大批技术人员。战后，大量退伍军人进入社区学院参加职业课程学习。因此，战后社区学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为了满足战后重建的需要，日本改革高中教育，设置普通和职业高中，加大对职业高中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有力地促进了职业高中教育的发展，基本适应了日本各个时期经济发展对人力的需求。日本还通过颁布法律，规范学徒、年轻工人的职业训练，引入终身训练体制的理念，设置了养成训练、提高训练、能力再开发等，使企业的培训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完善的企业内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使得日本能够保持极高的工作效率，赢得竞争。1952年，日本打破高等学校的单一结构，开始增设理工科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理工科院校、高等专科学校培养了许多高、中级技术人员，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贡献。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转向低速增长，其产业结构开始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集约型转变。为此，日本政府调整高中职业技术教育和设置新型职业技术教育专门机构——专修学校，使日本的高中阶段职业技术教育向综合化、基础化方向发展，使专修学校教学质量得到保证，发挥更大的作用。

3.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及其发展方式的转变加快了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资本、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也日益频繁。新的职业领域不断涌现，原有领域的硬件设施及生产组织方式发生变化。生产技术的更新周期加快，对较高文化素质和较高技能的知识型工人的需求更加迫切。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职业技术教育开始成为支持区域国际联合经济行动的重要措施。各国失业青年人数的增多，终身教育理念的提出，等等，都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面对挑战，美国积极采取措施，强化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国家战略，先后实施《帕金斯职业和应用技术教育法案》，增加经费投入，并开展了一系列职业技术教育改革，使教育界、产业界合力强化职业技术教育。德国政府制定和颁布了相应的改革计划和法律，要把青年人和企业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的期待纳入一个能确保其人口、质量并具备动机与创新能力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中，承认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教育学历等值等。同时，德国还提出了“关键能力”的概念，认为关键能力是跨职业的基本能力，对劳动者未来的发展起关键性作用。关键能力的培养成为职业技术教育课程开发和教学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并渗透在职业分析、培养目标、教学过程和考试中，在欧盟各国和澳大利亚得到广泛应用。澳大利亚为了解决部门间协调不力的问题，把教育部与劳动部门合为一体，于1987年成立了联邦就业、教育和培训部，对职业技术教育、训练、就业工作的政策和资源进行了整合，从体制上解决了协调不力和效率不高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高度重视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美国设立了“全国职业技能标准委员会”，以促进产业界推出全行业的技能标准体系，负责确认七类职业的技能标准供学校和企业采用。英国政府1986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NationalVocationalQualifications，NVQ），90年代又创立了普通国家职业资格制度（GeneralNationalVocationalQualifications，GNVQ），各类职业资格课程成为综合中学和继续教育学院、技术学院中职业技术教育课程的主体。1995年澳大利亚实施国家教育培训证书框架（AustralianQualificationsFramework，AQF），规范了全国各行各业的教育培训证书，并把职业资格分为12级，从半技术工人到技术员证书，从学士学位到博士学位，全部列入证书体系。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不仅在各国内部推行，而且逐步走向世界。欧盟制定了适用于欧盟各国的“欧洲职业技术教育通行证”，个人只要持有用英、法、德三种文字印制的证书，就可以在欧盟各国的劳动市场通行无阻。

二、发达国家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社会良性互动的经验

1.政府高度重视、实施干预，是推进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职业技术教育的兴衰通常与国家的干预有着直接关系。尤其在工业化初期，即职业技术教育产生、发展的薄弱时期，政府的积极措施显得尤为重要。制定和实施法律是政府干预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手段，它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起着导向和规范作用。发达国家职业技术教育从制度建立到快速发展，各国先后采取立法的手段把职业技术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有效地促进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每当经济社会发生大的变革、职业技术教育面临发展的关键时刻，政府通常都要实施立法。进入20世纪尤其“二战”后，各国相继扩大职业技术教育规模，调整学科结构，以适应产业结构变化。如英国颁布《1944年教育法》，推动了战后英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日本1951年颁布《产业教育振兴法》，促进了职业技术教育适应产业振兴的需要而发展。1963年美国政府根据国内产业结构急剧调整，继续大力推进劳动力再培训的社会现实，制定了《职业技术教育法》，以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立法的适应性。各国对职业技术教育立法既注意到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同时注意结合各自实际及时稳妥予以修订。通过立法，职业技术教育有了资金保障，充分体现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必须有物质保障的原则。1963年美国政府颁布《职业技术教育法》，对职业技术教育注入大量资金。财政的支持极大地促进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反过来，职业技术教育的大发展又促进了国家经济实力的整体提升。各国通过立法明确培训企业和受培训者的关系，以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培训机构与人员资格的规定；对实施培训条例的监督和考试；对职业教育的组织管理和职业教育研究的规定等，使职业教育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依法治教、违法必究的法律体系，以法律形式完善了职业教育的管理和运行，促进了职业教育健康有序的发展。

2.学习和借鉴是促进职业技术教育快速发展的重要环节。19世纪中期的世界博览会既是各国经济和技术互相交流的重要场所，又暗含着竞争和较量，成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推进器。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加强职业技术教育。1870年在彼得堡举办的博览会上，俄国提出了技术教育新方案，其教学组织严密而细致，运用分解技术，并按顺序进行教学。“俄罗斯法”直接影响了美国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日本代表团从“俄罗斯法”中大受启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推动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日本的职业技术教育之所以在其经济社会振兴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原因在于擅长对别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学习和借鉴。如果说日本对别国教育经验的学习模仿多于创新，那么美国在学习的同时则更注重结合本国实际加以更新创造。南北战争后，美国大学致力于向德国学习，并于1862年通过《莫雷尔法案》，创办农工学院，面向工农业实际培养专业人员，适应了各州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

3.产教结合是确保职业技术教育成功的唯一途径。目前，国际上比较公认的成功的职业技术教育模式主要有三种：德国的“双元制”、加拿大的“以能力为基础的教育”和澳大利亚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其共同特征就是产教结合。发达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了企业和学校在职业技术教育办学中的权利和义务，形成了政府、社团、产业界、学校共同举办职业技术教育的机制。企业负责提供职业训练场所，开发提供实习教学大纲，同时选派精通业务、受过职业训练的实训教师负责实习教学，使得产教结合在“产”的这一环节取得实效。

4.面向大众是职业技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归宿。终身学习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国通过举办各种社区学院、职业训练、就业培训、老年大学等形式，承担了职中和职后的职业教育，使职业技术教育的功能得以扩展，成为面向社会、面向大众的“大职业教育”。

三、对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启示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方向调整，高职教育的发展迎来了良好的契机。笔者以为还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

1.补充和完善职业技术教育立法，确保立法的可实施性。1996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虽然也明确了企业、学校和学生的权利和义务，但没有给实际操作带来法律依据，难以在各界推行。笔者认为，职业教育立法要把产业、行业、企业纳入到办学主体中，统合教育、培训及就业资源，改变由教育部门独打包唱的现状。纵观发达国家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无不以立法的形式对职业教育经费进行明确规定，并给予较大的资金支持。

2.实施二个“准入”，着力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第一个“准入”是指通过合理设计，严格职业院校教师资格。在德国，要成为职业教育理论课教师必须在普通大学毕业后参加两次国家统一考试。第一次考试为知识和技能鉴定，合格后经历两年预备教师期和1年企业实践，再参加第二次考试，对经验与能力进行测试，通过后才可以获得职业技术教育教师资格。这样教师既受过教育教学训练，又具有行业和社会工作经验，可以为学生的职业教育发展提供良好的指导。担任实训的教师更要具备企业的实际工作经历，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但并不要求大学毕业。德国政府还制定法规，要求职业院校各类教师每年参加进修培训，并作为应履行的义务。当前国内高职院校没有实施教师准入，师资大都为普通高校毕业生，理论略强，实践能力和经验缺乏，不利于职业院校学生的培养。第二个“准入”即通过立法规定企业用工必须持有职业教育证书。我国已经实行了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对初中后实行分流的学生除升入高中，其余应全部进入职业学校，接受规范的职业教育。实行企业用工持证准入，既有利于普及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和劳动素质，也有利于防止企业推卸职业教育责任。

3.改进现有的评价体系，严格考试制度。设立由行业、企业代表组成的职业资格考试委员会，采取统一标准，实行教考分离。德国的职业资格考试很严格，由各类行业协会负责组织实施本行业职业培训考试，与培训学校无关。我们现在也实行了“双证制”，但举行考试的方式和程序都不同，有些证书在一年级下学期就可以通过考试获得，不需要经过系统的学习与实践，行业、企业对证书的认同度不高，致使各方对待考试不够严肃。

经济社会知识范文第4篇

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

一、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

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诚信经济。随着交易规模的日益扩大，交换关系变得十分复杂，交易各方信息不对称的矛盾愈发突出。特别是买方市场形成并成为常态以后，信用交易成为主要的交易方式，商品交换关系也更多地表现为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信用关系。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进一步完善这个体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从近几年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社会信用的严重缺失，是导致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信用环境对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我国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逐渐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经济利益主体趋于多元化。一些经济利益主体不顾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乘市场发育不成熟和市场体制不健全之机，肆意扰乱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特别是近些年来，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走私骗汇、非法集资、恶意合同违约、故意拖欠债务等违法犯罪现象严重。即使在不违法的界限内，也存在着大量失信违约现象。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失信现象，严重地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内经济进入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的程度越来越深，信用缺失的问题不解决，将干扰我国的对外开放，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所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必须着力于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近几年先后部署并开展了一系列打击走私、偷逃骗税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专项斗争，出台和修订了一批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政策文件，初步建立起权责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和执法体系，形成了各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有效地遏制了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蔓延的势头。

两年多来的专项整治斗争，着力解决的是市场领域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具有针对性强、行政组织推动、依靠社会力量联合实施等特点，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必须看到，专项整治是一种事后解决矛盾的办法，为治本创造了良好氛围，但很难根除滋生经济秩序混乱的社会土壤，整顿过后秩序混乱的现象还有可能复生。中央提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治本主要是指完善市场经济秩序的制度建设，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建设就是建立社会信用制度，形成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只有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社会信用体系，才能更好地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真正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切实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二、抓好关键环节，建设长效机制

社会信用体系是一种规范诚信的社会机制，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和长效机制。它对于失信行为具有记录、揭露、预警和惩戒的功能，可以有效地遏制市场交易当事人信息不对称的现象，造成一种“违规失信，处处制约；诚实守信，路路畅通”的社会氛围，使失信者付出沉重代价，诚实守信者得到应有的经济利益和保障，从而有力地维护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建设社会信用体系要注重抓好以下关键环节。完善社会信用法律。立法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把信用信息的采集、披露、使用，信用服务机构的市场准入和运行规则，以及政府部门的公共信用服务和监管等，用法律加以规范，使关系社会信用的各个方面都有法可依，有利于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目前，我国协调交易主体行为、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已有不少，但社会信用方面的专门法律还有空白，应当抓紧建设，逐步完善。

倡导诚实守信的社会道德。道德是市场经济秩序的支撑，主要依靠社会公认的价值观、信念、文化习俗和社会舆论来维持，从对人的人格、品质塑造和社会评价上形成对不良行为的约束力。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把诚实守信作为道德教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作为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必须恪守的行为准则。社会信用体系覆盖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涉及法律、制度、道德、管理、服务、信息等许多方面，是一个综合的体系。社会信用缺失，严重损害中华民族明礼诚信的道德传统，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亵渎。因此，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必须以道德为支撑，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关于诚信的宣传教育，普及信用知识，使社会成员树立诚信方面的道德意识，重视他人和社会对自身信誉的评价，增强对各类失信行为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誉从信来，人无信难立，企无信难兴。我们要通过诚信道德这个支撑力量，使我国的信用体系形成最广泛的社会自律机制和道德评判机制，引导和约束经济活动主体守信践诺，自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而健全的信用体系则是产权的有力保障。只有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市场主体才会产生追求长期经济利益的动力，事事处处讲信用、树信誉；只有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才能保护产权不受侵犯，保障产权的合理收益。抓紧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在明晰产权归属的基础上，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健全。

公开政府信用信息。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我国政府各部门，包括有政府背景的特殊企业和公用事业单位，掌握着大量管理对象的信用信息。目前这些信息主要用来为内部监管服务，很少向社会提供。要按照完善法规、特许经营、商业运作、专业服务的方向，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这实际上是要求我国的信用信息服务在政府的依法管理下，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部门应依法公开所掌握的管理对象的信用信息。当然，信息公开应当建立在保护国家安全、保护合法的商业秘密和保护个人隐私的基础上。对此，需要科学地界定，也需要法律规范。公开政府信用信息，不但可以支持信用服务领域的商业运作，从公共管理角度看，也是政府对市场主体监管方式的重要转变，即通过信息的采集、交换、公开，使过去针对某个时点的监管变成全过程的监管；由单个部门的专业监管变为全方位的综合监管；由相互隔绝、各自为战的内部监管变为相互配合、互联互通的开放式监管；由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的监管变为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化手段，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监管。这样一种全新的监管方式，不仅能够有效地处罚违规失信行为，而且能够更全面、更充分地掌握管理对象的信息，从而使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更有效率、针对性更强，并大大降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行政成本。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支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经济结构已变得十分复杂，经济活动的主体日益增多，经济活动的范围扩展到全球。这些深刻变化，使得依靠传统手段对市场实行有效监管已非常困难，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社会信用体系实际上也是一个社会信用状况的动态监测网络，更需要电子计算机、数据平台和信息网络等先进技术手段的支撑，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提供物质前提。近年来，我国实施“金关”、“金税”、“金卡”等工程，对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通过采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建立信用行业标准化体系，可以使各地区、各部门信息互联互通，堵塞监管漏洞，使违法违规、不守信用的行为无处藏身。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体系

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未能在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方面发挥出全面的强有力的作用，必须加快建设步伐。

经济社会知识范文第5篇

一、市场经济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市场经济法治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

任何一种经济形态都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我国市场经济也是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具备政治和经济双重属性，这两种属性都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参与者都有权利和义务在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下进行市场活动；既要遵守法治化规章制度，又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则。以上关于市场经济的特性，都需要参与主体及经济活动紧密围绕市场运作，逐渐把过去围绕政府使其成为计划经济的模式、向市场统筹自由经济的模式转变，使市场主体充分发挥潜力和能力。而市场有序运行，必须依靠法治来引导和保障。因此，“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就是市场经济法治化的过程。”要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健全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治制度。

（二）市场经济法治化是保持我国社会稳定的客观需要

维护稳定是一项十分复杂和系统的工程，除了要保持政治和治安的稳定以外，还必须保证经济安全、维护经济秩序。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关系复杂化、经营行为市场化、经济利益多样化，使得问题丛生，矛盾复杂。如果我们不能有力地推进市场经济法治化进程，尽快解决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问题，就会动摇人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甚至产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否发展市场经济的疑问。

（三）市场经济法治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际接轨的必然选择

现代化市场经济是多方位、全面开放的经济，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我国的经济要发展，必须自觉地把经济融入到全球的经济发展之中，不断地扩大开放的范围和程度，提升开放的层次。目前，我国已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但是，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国情的不同，我国在经济运行方面与国际法确认的基本准则和国际惯例还有很大的差别，迫切需要按照国际上确认的基本准则和国际惯例调整现行经济运行规则，或者将国际上确认的基本准则和国际惯例引入到本国的经济运行机制中。而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法治化。

二、法治的市场经济建设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

（一）市场参与者权利不平等，法律制度有待完善

自古以来，由于法治意识淡薄，中国阶级等级观念严重，出现了“即使义务相同、权利也不同”的现象。建国以来，我国已从多方面进行改革，例如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但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等导致的差异性和制度缺陷加剧了特权和等级观念，导致城市规模不同、居民收入不同、工作性质不同下造成的身份不同、地位不同、进而权利不同的严重问题，束缚了部分参与者本应从市场经济中获得公平与自由的权利，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运作和发展，影响了法治化建设进程。这种“义务同、权利异”的不公平现象，相较于市场经济倡导的公平自由原则仍然存在一定距离。

（二）政府或干涉过多、或监管不严，使市场不能完全发挥主观调控的功能

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不能够协调其在市场经济当中的位置，造成许多需要政府管理的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反而在需要自由发展的问题上强加干涉，结果导致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不合理、运行效率低下。一是政府不能认清市场需要何种资源，有些行业一味招商引资导致资源过多，有些行业却面临资源紧缺。二是某些政府部门利用权力扩大管理范围，造成市场经济无法自由发挥协调和倒逼机制，自主监管和创新受到抑制。三是行政权力干涉司法体制，导致腐败、潜规则事件在“利益保护”的帽子之下屡屡发生，侵害了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损害了法律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三）法治建设滞后于经济改革，因“合理不合法”埋下隐患

中国在过去的改革历程中，经济改革先于法治改革，因此很多经济问题出现时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加以约束和管理，这就出现了一些合理但不合法现象的发生，为日后的经济发展埋下隐患。这些隐患在正常情况下不会被引爆，但一旦利益双方产生较大分歧，就有可能随时爆发，这将侵害市场主体的人身权及财产权。权利受到侵害，必将威胁到市场主体对于未来经济稳定的预期，反过来会更加不利于法治化建设。

三、市场经济法治化还需要进一步改革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法治化的进程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执法不严格、司法不公正、已经制定的法律得不到实施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必须采取以下对策予以改进。

（一）健全立法、执法、司法制度，完善市场经济法治保障

在立法方面，首先，要完善法律法规，实践法治化建设，保障全国上下都遵循统一的法律、法规。其次，加快经济立法的进度，把经济体制改革中被证明是成熟的、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尽快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在执法方面，要保障执法的公平公开公正，进一步完善执法程序，防止受利益驱使而知法犯法。在司法方面，要适应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认真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加强领导，统一规划，整体推进司法改革，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保证司法独立和公正，提高司法效率，防止司法腐败。

（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格规范市场经济法治化建设

当前市场经济运行出现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不仅使法治丧失作用，更降低了立法执法的公信力。因此，必须把严格执法、加强监管纳入市场经济的日常管理当中，坚决纠正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立法部门和执法部门要协调配合，保障经济主体的合法利益，严厉打击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一切行为。相关部门应按时披露审查结果，将法治建设公开化、透明化，切实保障市场经济参与主体的知情权和决策权。

（三）普及市场经济法治教育，提高全民法律意识

首先，要发挥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加强司法及行政执法部门的队伍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其次，普及法治宣传和教育，使全民懂法、守法，律己的同时也要律他。尤其要注意提高中小学生的法律意识，让其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离不开法治建设，牢记守法光荣、违法可耻、枉法可恶的价值理念。

（四）加强市场经济监管，提高法治建设实效

现阶段，我国虽然建立了人大对国家行政执法和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制度，以及检察机关专门的法律监督制度，但监督的立法还不到位，监督的机制、措施还不完善，监督力度还不够，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法治化的需要。未来，应当加快监管法律法规的制定，扩大市场经济法治管理的范围和力度，杜绝任何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保障国家经济有条不紊地运行；同时应加强对立法、执法部门的监管，强化执法监察的效果，从源头控制违法违纪的发生。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