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知识范文精选

前言：在撰写经济理论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他人的优秀作品，小编整理了5篇优秀范文，希望能够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经济理论知识范文第1篇

1．1专业培养目标定位不明确当前，我国高职经济管理专业对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甚至出现了和社会发展需求错位现象。注重对学生理论知识的灌输，在培养目标上把学生培养成经济管理研究型人才，这种目标定位有悖于高职专业院校的实际特点。高职培养的学生都是面向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线基础实践性人才，受到这样错位的定位目标的影响，必然会注重对学生理论的灌输，弱化对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由于专业目标培养定位不明确，使得当前的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不能够结合学校、学生和社会发展实际，学生盲目自大，也造成了学生实践应用能力不强，和社会发展实际脱钩，影响学生的就业和发展。

1．2未能突出实践性教学主体地位高等院校不能够突出实践性教学的主体地位，依然沿袭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还有不少院校机械地照搬普通高校的教学模式，不重视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没有给学生提供较多提升应用能力的平台，使得高等院校经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

1．3双师型教师比例偏低由于高职院校缺乏对实践教学质量的评估指标体系，不能对教师的实践教学进行有效的评价考核，很多经济管理专业的教师有着非常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但却没有足够的实践教学经验，不能够对学生的专业实践进行充分地研究和指导。当前高职院校既懂理论更懂实践的双师型教师明显偏少，无法对学生进行实践应用能力培养，也无法突出实践性教学的主体地位。

1．4校企合作的实践教学模式流于形式开展校企合作教学模式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一大特色，是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的重要平台和渠道，经济管理专业需要更好地和企业合作，为学生实践应用创造更多的机会。开展校企合作是培养实践应用人才的重要渠道，但当前的校企合作缺乏完善的政策法规，企业缺乏相应的社会责任，学校没有足够的社会认可度，学校、企业与政府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校企合作实践教学流于形式。

2高职经济管理专业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策略

2．1积极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高等院校经济管理专业要想更好地突出学生的实践应用，为学生的实践提供较好的实习平台，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指导作用，尤其是开展校企合作的实践教学模式，需要政府从中间搭桥，协调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为学校提供更多的积极参与实践教学的企业，同时也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调动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实践教学的积极性。政府改进服务，加大宣传，营造较好的职业化教育环境，进一步完善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教育体系，给予职业院校更多的自主权，营造多元化的高等职业教育结构，加大对高职教育的办学投入，吸收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参与高职院校办学，允许和鼓励海外大学相关机构兴办股份制学校。

2．2强化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高职院校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操作能力，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知识来源于实践，必须在实践当中才能更好地感知，一切知识的学习最终都要指导具体实践。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丰富学生的经验和真正转化为学生的综合技能，引导学生不断地参与实践，在实践中感知所学的经济理论，感知经济发展的形势，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特点，提高学生对经济的管理和决策能力，把学生所学的相关理论与我国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的实际有机统一，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2．3改革教学体制，突出实践性教学高等院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上压缩理论教学，增加实践教学内容，突出强调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在课时安排上向实践教学重点倾斜，改革当前的教学体制和教学模式，更加注重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高职经济管理专业应该把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训、实习机会，大胆地革新教学内容，为学生进行实践学习提供更好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突出实践主题，改变学生和老师的思想观念，构建较为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解决当前高等院校重视理论、轻视实践的教学难题。

2．4积极引导校企合作校企合作是当前我国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最为重要的模式和基础，一定要把校企合作落到实处，不能流于形式。作为高校应该联系更多的企业，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平台，让学生能够参与到企业的相关的管理当中去，在企业的具体实践当中去感知理论知识，不断丰富学生的经验，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让学生的学习与企业的社会发展紧密接轨，让学生的知识和能力能够和社会同步发展。

3结语

经济理论知识范文第2篇

[关键词]知识经济；劳动价值论；效用

世纪之交，随着科学技术知识和信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在工业经济中孕育成长的知识经济已经初见端倪。知识经济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超越工业经济向更高阶段的飞跃，它必将对在工业经济时代创立和成长起来的所有理论提出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不例外。劳动价值理论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它首当其冲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将会抛弃马克思这一理论基石。果真如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在否定的同时又必须看到，马克思这一理论基石需要联系当代的实际，加以深化和发展，与时俱进，才能继续保持和发挥它的理论生命力。正如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在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方面，当前应着重抓住以下三个问题。

一、正确认识劳动的内涵和外延

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问题。马克思一再明确指出，劳动(指抽象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和实体。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认识这个“劳动”。按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体力为主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个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信息技术和知识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成了除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之外的另两项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显而易见，现代社会劳动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支出由体力为主变成了脑力为主。脑力劳动又可分为理论研究型、知识应用型、技术创新型和经营管理型等。在新世纪里，现代劳动的知识含量空前增大，劳动的创造性日益提高，脑力劳动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我们对当代社会劳动形式这一新特点，在分析、研究劳动创造价值时必须给予充分的考虑。

其实，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否认科学知识的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这里所说的生产，包括商品从首要生产者到消费者所必须经过的一切行为)，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还是非体力劳动(科学方面的劳动)。”①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当时不可能作出详细的分析和阐述。

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价值的劳动作为一个整体，其内涵主要由科学技术劳动、经营管理劳动和熟练操作劳动三部分复杂劳动构成。不同层次的复杂劳动，在创造价值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外延上，随着科技发展和生产分工的细化，间接生产劳动将会越来越多地从直接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它在生产劳动整体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过去只把直接生产劳动看作价值源泉已不符合实际了，现在应该明确：不论是直接劳动还是间接劳动(包括服务性劳动)，都是劳动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正确认识知识与商品价值的关系

马克思早就肯定了生产力包含着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新发展。随着现代劳动中的知识含量比重越来越高，知识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可见，在知识经济日益发展的条件下，知识与商品价值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密切。

知识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培养(主体化)和产品生产(客体化)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劳动力，知识越丰富，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的价值水平也就越高。形成劳动力价值的劳动，主要来源于教育部门，此外也部分地来源于劳动者家庭及其本人。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劳动力价值应该是整个社会价值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知识转化为活劳动以后，形成更复杂、更高效率的劳动，它所生产的产品(包括硬件、软件和服务等)，也就包含着比简单劳动创造出高得多的倍加的价值。正因如此，社会收入的分配应该向从事复杂劳动的脑力劳动者倾斜，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

现实经济活动中的知识有两种存在形态，即活劳动形态和物化劳动形态。前者主要表现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知识分子的劳动，后者主要表现为有较高知识含量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辅助性用品等。两种不同形态的劳动在商品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是不同的。活劳动形态的知识直接创造了商品的价值，而物化劳动形态的知识虽为商品价值的增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和条件，但其本身价值则不能增殖，只能转移到活劳动所创造的商品价值中。活劳动的知识是创造科技含量高的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但这种价值创造必须与物化劳动的知识相结合，才能变成现实。所以，我认为鲁从明教授根据不同形态的劳动在商品价值形成中的不同作用，把形成商品价值的源泉分为现实源和潜在源两个层次，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他说：“形成商品价值的源泉概括为两个层次：(1)创造价值的现实源，即人类抽象劳动，简称为活劳动(包括转化为生产劳动的知识和信息)，它构成商品的价值实体，这一源泉具有唯一性；(2)形成商品价值的潜在源，即多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土地资源、生产资料，它们是直接决定生产价值的劳动效率的必要的客观条件，具有价值增值的潜在可能性。这层源泉具有多样性。形成商品价值的全过程，就是这样两层源泉的统一。”②对这一问题很值得进一步探索，价值源泉层次论如果能够成立，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知识经济，是相对于“以土地资源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和“以能源、原材料为基础”的工业经济而提出来的，这是以人的智力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它使高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鉴于知识在价值形成中具有首要、高能、高质、高效、创新等特点，因而凝结在劳动(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中的知识含量越高，商品价值也就越大。科技工作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生产经营中通过提高已有产品的生产效率或发明出新的产品，可以创造出巨大的价值，使全社会的商品价值总量大大增力口。

三、正确认识商品价值与商品效用的关系

一般而言，商品是指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也就是说，一个东西要成为商品，必须同时具备3个条件：(1)具有一定的效用(即使用价值)，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某种需要；(2)耗费人类一定量的劳动能力，具有一定的价值；(3)通过以价值和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交换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恩格斯曾经指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末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⑤恩格斯这个结论告诉人们：(1)商品价值是一个成本范畴；(2)形成商品价值有两个基本要素，即费用和效用两个变量；(3)在商品生产费用相等时，商品效用是影响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恩格斯在文中所说的“效用”，一般而言是指商品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属性。现在看来，这种笼统的表述还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商品效用还应该作进一步的分析。我赞成郑志国副教授在《价值增殖规律探究》一书中把商品效用区分为绝对效用和相对效用的观点。绝对效用是指“由商品的物质技术性能决定的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具体属性”；相对效用是指“商品适应市场或消费者需要的程度”。绝对效用和相对效用之间既有内在联系，也有明显区别。

绝对效用是相对效用的物质基础，是商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具体属性。它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相对效用则是商品适应市场(消费者)需要的一般属性。商品的绝对效用是价值的物质载体，不能成为商品价值实体的依据，而商品的相对效用则与劳动总量有效值的变化是一致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需要通过市场需求来体现，劳动对市场需求的依存度空前提高。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更强化了这种依存关系。因此，商品的相对效用对价值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我们对此必须高度重视，不断加强这方面的具体研究工作。

综上所述，我们当前研究知识经济与劳动价值理论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而又深远的意义。这一研究的深化有利于把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统一起来，有助于大力推行科教兴国的战略；有利于进一步推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劳动价值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推向新的台阶。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476页。

经济理论知识范文第3篇

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

经济理论知识范文第4篇

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本文来自织梦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本文来自织梦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本文来自织梦

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本文来自织梦

经济理论知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治理；善治；中国化；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C9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723（2006）05-00

自从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一词后，治理理论如同一股强劲的风暴席卷全球，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各国政府改革的新模式。因此，许多学者将其作为中国改革走出困境的一条新途径，但这一西方的“舶来品”本身并不完美，它也可能失灵，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比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影响更大；加之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所以在运用治理理论过程中，必须将其合理成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能盲目套用，否则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

一、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主要特征

（一）有关治理的若干理论界定

“治理”，英文为Governance，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在1989年世界银行关于非洲的报告中，“治理”一词首次出现；世界银行1992年度报告的标题就是“治理与发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96年一份名为“促进参与发展和善治的项目评估”；联合国有关机构还成立了一个“全球治理委员会”，并出版了一份名为《全球治理》的杂志。短短十几年，治理迅速发展成为一套内容丰富、适用广泛的理论。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如政治、行政、管理等方面得到广泛运用，并日益受到广泛的重视。

治理理论虽然得到广泛的运用，但治理一词的确切定义在理论界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作为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罗西瑙将治理界定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另一位研究治理的学者格里·斯托克提出了五种关于治理的观点：

1．治理是指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一系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

2．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中存在的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

3．治理明确肯定了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的权力依赖；

4．治理指行为者网络的自主自治；

5．治理认定，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在于政府的权力，不在于政府下命令或运用其权威。

政府可以动用新的工具和技术来控制和指引，而政府的能力和责任均在于此。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合作伙伴》中，将治理概括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二）治理的核心内容与特征

从多位学者和各种机构的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治理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之所以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其关键的一点在于，它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突破零和博弈，实现双赢的一条新道路，即它在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上，由一元、强制、垄断走向了多元、民主、合作。具体说来，首先，治理理论认为政府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民间组织如非政府组织、协会、志愿性组织等同样是合法权力的来源；其次，治理强调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如谈判对话、模糊公私部门之间的界限，并重视公私之间的依赖关系；再次，治理注重在各种组织和个人参与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一个合作的网络，来分担各种公共事务和责任。

通过对治理理论内容的分析，显而易见，治理是在对传统统治的批判与继承上发展起来的。治理与统治相比，其主要特征在于：

1．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控制范围的不确定性。政府、公共权力组织和民间组织都可能成为权力的中心。同时，作用范围也随主体的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化，小到一个具体组织，大到一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都可以是治理理论应用的范围。

2．管理方式由以强制性为主转变为以平等、对话、合作为主的多元化手段。特别是注重在市场原则基础上的分权合作。

3．权力运作向度由单一的官僚制所设计的自上而下转向自组织网络式的多元互动的模式。在治理过程中，它所依靠的是合作网络的一种权威，而不单是政府和公共组织的权威。

4．治理追求的目标由传统的“善政”向一种“良好的治理”即“善治”转变，并由单纯的追求效率转向为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使国家与公民社会形成一种更为有效和良性的互动关系。

二、治理理论的固有缺陷及其移植的历史局限

（一）治理理论的固有缺陷

1．政府与市民组织之间权责不明，界限模糊。治理通过政府与市民组织或个人进行谈判协商，达到合作与共识，但正如斯托克指出，治理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答过程中存在界线和责任方面的模糊之点。当政府与市民之间由于利益的差别而造成治理失败时，他们之间的矛盾将如何解决，由谁协调？公共政策的出台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目标？现代的政府虽然由巨型政府向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转变，但是政府仍然是各种社会组织中拥有社会资源最多、权威性最高的组织，由于界限不明、权力的依赖，加之自组织网络的存在，当出现公共危机之时，政府是勇敢承担责任，还是会欺骗公众，推卸责任？这一系列重要问题，治理理论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2．民间组织的失灵。治理理论注重民间组织的作用，认为公民社会能够沟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分担政府的职能，使政府从那些管不好也管不了的领域中退出，有利于促进政府角色的转变等等。但从现实中大量的事例可以发现，民间组织远没有治理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完美。它们同样有失灵或失败。每个组织都有其自身的利益，由于利益的驱动，它们可能背离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旨，不择手段而追求功利，从而给公民、社会和政府带来一系列的危害。特别是当治理理论使国家某些权力收缩，不再是社会控制的唯一中心的时候，如何克服民间组织的失灵，则是治理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

3．全球治理理论有可能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又一手段。合作治理理论是治理理论的一个分支。它是建立在政府的作用和国家的主权无足轻重、民族国家界限模糊不清的前提之上。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西方化的过程。全球治理自然就是发展中国家被动接受发达国家治理模式的一种过程。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差别，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甚至某些领域不相容。全球治理理论就为大国找到了打开这些国家门户的钥匙，为其推行霸权主义找到了借口。所以，在借鉴治理理论时，如果不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将严重威胁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

（二）治理理论移植中国的历史局限

1．理论必须与现实相结合才能产生作用，而治理理论要想在中国实现其善治的目标，除去其本身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受到我国现有国情的影响。首先，我国的政府角色错位和观念滞后。我国政府虽然经过多次改革，但仍然没有完全实现从“划桨”到“掌舵”的职能转变，全能政府色彩依然很浓，服务意识淡薄。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将政府视为社会管理的唯一中心，习惯于自上而下的集权方式，较少采取合作、互动的方式。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缺少透明性和回应性，责任不明，法律和其他监督体制很难对其产生有效的制约，特别是自由裁量权的过大甚至乱用等等。这些都与治理理论中对政府的要求相差甚远。

2．中国民间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较弱。公民社会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之上的一种关于社会和国家相对立的理论。中国自古就没有公民社会自治的传统，建国后，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也没有为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合适的环境。直到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出现，90年代慢慢兴起。如同中国的民族资本一样，民间组织诞生之初，便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希望独立发展并制约政府，但其生存和发展又不得不依赖于政府的支持。这种组织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而实质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准政府组织，这种组织无法真正实现与政府之间的平等合作或博弈，更不用说实现一种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

3．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的基本倾向和心理反映，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属于一种依附型的政治文化，正是由于其影响，使我国公民普遍存在一种官本位思想，习惯于政府为其做主，即使在其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他们仍然较多地采取一种忍让的态度。在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公民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权利，更谈不上积极的参政议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现公民这一基本条件，就无法形成公民社会，而所谓的治理也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三、中国走向善治的路径选择

我国走向善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但针对善治本身和中国的实际，必须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政府方面

要实现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由官本位思想向顾客服务思想、由人治向法治的三个转变，特别是要树立权力公共性的观念。在具体方式上，用法律规定政府的权力和责任，防止与民间组织之间的模糊不清；通过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作用，通过合同出租、合营化等多种灵活多样的方式，来实现和扩大政府的公共职能；同时，明确公共生活领域权力主体多样化的现实，灵活运用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规制、行政许可以及各种经济法律的手段实现公共职能，以最低的成本求得最大效益的收获，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中尤为关键的一点是政府要能够转变以自我为中心的官本位主义，积极与各种市民组织交流合作，实现一种良性的互动，从而符合“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制性、回应性、有效性”的善治特点。

（二）公民和民间组织方面

要营造一种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培植和完善独立性强的公民组织。公民积极参政议政是实现管理民主化和科学化，提高公共政策回应性的重要途径。而要提高公民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发挥教育的作用，提高公民的素质是一条根本的出路。同时，政治文化的转变，也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我国历来具有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培养相对独立的民间组织，使民间组织摆脱政府的主导，与政府脱钩，同时也要用法律对其进行约束，克服失灵所产生的负效应，完善社会的自治组织结构，提高社会的自治与自律能力，建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信赖、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这是民间走向善治的必经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