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
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第1篇
关键词：单独二孩政策；计划生育；出生堆积；特点
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我国的人口形势也有了一定变化。首先，妇女生育率降低；其次，人口逐渐出现老龄化；第三，少年儿童人口逐渐减少。如果按照此形式发展，维持现有生育水平，少年儿童的人口比例就会出现持续降低，也必将对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产生一定影响；最后，我国的独生子女家庭也会有一定风险性。随着独生子女伤亡率的增加，失独家庭的问题逐渐受到了人们的普遍管制。且按照现有情况发展，我国的独生子女比例还会出现增多的趋势，风险性以及各种隐患就会增加[1]。
一、“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人群分析
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我国的生育率也随之降低，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主要就是为了使出生人口数量增加，使人口的年龄以及性别结构得以优化。在我国范围内，是一项影响较大的政策，但是许多人认为此次政策调整幅度较小[2]。
首先，对：“单独家庭”（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产生的影响较大，而不影响“双独家庭”（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以及“双非家庭”（夫妻双方均不是独生子女）。在现有的计划生育中规定，双独家庭能够生育第二个孩子，非双独家庭则实施一孩半政策；
其次，单独二孩政策会对城市以及农村的单独家庭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多数农村地区，实行的是一孩半的政策，当第一个孩子为女孩时，就可以再生育二孩，政策调整不会对其造成影响，而政策能够影响的就是第一个孩子为男孩的单独家庭。
第三，政策调整也会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存活孩子情况的单独家庭。但一个家庭中已经有2个孩子，就不会受到政策的影响，对于没有生育的单独家庭，调整生育政策就会对其造成影响[3]。
二、“单独二孩政策”影响生育数以及生育率的特点分析
（一）影响具有地区性特点
“单独二孩政策”在不同地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调整生育政策会在原政策较为严格的地区产生较大的影响，相反，原有政策管理越为宽松的地区影响度就会减小。例如，江苏以及四川地区，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较为严格，当政策作出调整后，解除了“单独”妇女的二胎生育限制。
（二）对城乡的影响程度分析
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时，有较为明显的城乡区别，在城市中，较多执行一孩政策，农村地区执行“一孩半”政策较多。
对于非农业户口而言，无论是第一个孩子为男孩还是女孩的育龄妇女，都会受到“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而针对农业户口而言，对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育龄妇女不构成影响。单凭这一点，”单独二孩政策“对城市的影响就较大。
此外，调整生育政策影响地区间出生人口数量的因素主要包括：生育潜能存量的释放比例以及释放进度、生育潜能增量的释放比例和释放进度。计划生育政策在城镇中实施较为严格，导致城镇中独生子女比例相对较高，而“单独家庭”存量以及增量也会相应增大。从此角度来看，调整政策也会对城镇产生较大影响。但是，生育潜能释放比例是调整政策的真实反映，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妇女才是政策调整的真正受益者[4]。据相关调查表明，在我国，已婚妇女生育意愿在城乡之间也存在差别，导致农村生育潜能存量以及增量会小于城镇，但农村的生育潜能存量以及增量的释放比例就会高于城镇。也就是说生育意愿的城乡差异使生育政策调整对程序影响的程度减小了。即使如此，在政策做出调整后，农村的影响程度还是小于城镇。
（三）生育数量的内在以外在约束对张力不同地区的影响区别
外在约束就是指生育政策对人们生育数量的影响，影响因素包含政策本身规定的生育数量以及政策执行的是否严格。内在约束就是人们对生育数量的自我约束，也就是自己本身的愿望，会直接受到意愿生育水平的直接影响。当意愿生育数量大于规定生育数量时，就会增大内在约束以及外在约束的张力，反之就会降低，甚至消失。
此外，在一些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较为严格的地区，执行力度却不一定大，也会出现超生现象，随着有较大的理论张力，但实际上却影响较小，调整生育政策也会产生较小的影响力。
（四）影响不同年龄妇女的生育率
但从生育潜能存量进行分析，政策调整对不同年龄的妇女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生育潜能增量进行分析，也会受到年龄变化的影响，且与生育潜能存量变化极为类似。从释放比例进行分析，只有在生育潜能存量（增量）以及释放比例相结合的情况下，才能将释放量真正反映出来。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当妇女年龄低于35岁时，生育潜能存量以及生育潜能增量就会大于35以上的妇女，潜能释放比例也会随之提升，因此，调整生育政策，对年龄较低的妇女更有影响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生育政策的调整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城镇以及农村地区，因此需要对生育政策调整进行正确的认识以及理解，并对计划生育政策加大重视力度以及宣传力度，对信息管理以及出生监测进行强化。
参考文献：
[1] 贾玉芳.“单独二孩”政策对昆山市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潜在影响分析[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4，22（8）：514-518，525.
[2] 陈志华，肖汉森，陈倩等.重庆市“单独二孩”政策背景下二孩生育意愿及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4，22（10）：661-665.
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第2篇
关键词：生育政策；经济发展；二孩政策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2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
中国自建国以来至今，其人口的规模和结构都有所变化。人口的发展经历了起伏波折，完成了死亡转变，从高生育、低死亡转变为了低生育、低死亡的国家。而计划生育政策是这一转变的重要促成因素。从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正式提出、80年代正式实行之后，中国人口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出生率逐步下降，人口增长率也显著降低，人口基本保持低水平的缓慢增长。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中国人口达到了约13.4亿人，人口粗增长率从建国伊始的1.90%降至0.37%(此数据是笔者通过《2010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本文想要研究的问题主要如下：从我国目前的人口状况来看，生育政策是否有立刻调整的必要性？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率的持续降低贡献了多少力量？笔者将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和出生率的数据，探索经济发展与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并从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水平出发，思考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差异和人口惯性理论，对生育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
二、回归分析：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于笔者想要论证的是经济发展对出生率有所影响，因此选用的经济体为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且人口发展状况也较为稳定的国家：美国和日本。数据来源主要为联合国数据、2010年美国统计年鉴、2007年日本统计年鉴及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处理软件主要为Stata11.0和Excel。处理方法主要为回归分析。分别建立以下模型：
1.出生率与GDP
分别对美国、日本和中国历年的GDP与出生率做回归，以出生率为因变量，GDP为自变量，观察GDP对出生率的影响有多大的作用。
回归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可知，R2值最高为美国，即出生率的变化之中有43.97%的部分是可以用经济增长解释。最低的为日本，R2值为0.238。中国为0.382。当然，R2值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模型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是较为显著的。
但是此模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自变量GDP只能反映全国的整体水平，会受到人口基数的影响，不能反映个体的生存状况。因此进行第二个模型的建立。
2.出生率与人均GDP
从回归结果可知，日本的R2最高，为0.83；其次是中国，为0.48；最后是美国，为0.44。不论哪个结果，回归关系都较为显著。且GDP的系数都为负，其中中国人均GDP前的系数的绝对值最大，即每增长一个单位，出生率会下降0.004个单位，呈现负相的关系。
因此可推测，经济增长与出生率之间有反向变动的关系。
3.出生率与生育政策、人均GDP
将数据处理成为长数据之后，变量分别为国家代码、时间、人均GDP、出生率和是否有严格的生育政策。
设：实行严格的生育政策时，P=1，宽松的生育政策P=0。则美国日本的P=0，中国P=1。
建立三个模型。第一个模型之中的自变量只有人均GDP；第二个模型中只有生育政策；第三个模型之中的自变量有人均GDP和生育政策。回归结果如下：
其中，不考虑生育政策时，只考虑人均GDP对出生率的影响时，模型的解释程度为0.40，且人均GDP的系数为负，意味着人均GDP增长时，出生率会下降。但是模型之中，这个系数非常的小。
考虑生育政策之后，R2增加了2个百分点，模型的解释能力有略微的提高。但政策变量P的系数为2.04，意味着有严格生育政策的国家的生育率比宽松政策的生育率高2.04‰，这是由于中国原有的生育率较高，可见在此模型之中，政策对生育率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该模型没有表现出政策对生育水平变动的影响。因此此处再生成一个新的变量，为生育率的变动。回归结果如下：调整R2为2.00%，政策变量的系数为-0.013。虽然模型的解释度很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P与生育率变化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但是P的系数为负，可以看出严格的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起到了一定的贡献。
4.对结果的理论解释
从以上的实证和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确实与出生率下降有一定的关系。对这一结果的解释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
其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子女的养育成本会提高，对孩子“质量”的追求也会逐渐代替对“数量”的需求，驱使父母自觉限制生育。在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发展程度来看，在子女数量有限制的情况下，子女的质量显得尤为重要。而父母花费在子女身上的时间、精力等成本也越来越大，机会成本大大增加，因此会自觉地限制生育数量。
其二，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改变了人们对生育数量的追求，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促成并强化了“少生、优育”观念的形成。生育观念与生育意愿不同，生育意愿会受到社会环境和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而生育观念是深刻地植入骨髓的影响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较大。
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第3篇
目前关于生育率转变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政策是目前学术界讨论最多的。一些研究认为是政府推动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中国生育水平的下降（Wolf，1986；秦芳芳，1987），理由是在生育率大幅下降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造成的（BirdsallandJamison，1983；孙文生、靳光华，1994）；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是两者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工作状况直接关系到该地区的生育水平（Tien，1984；邬沧萍，1986；李建民，2004）。不过也有研究指出虽然中国生育率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两大因素决定的，但还有一些其它因素在起作用，如文化教育、妇女地位、保健卫生和社会保险、伦理道德和宗教等（Bongaarts，1978；张风雨，1998）。而关于生育率转变所产生的人口效应研究更多的是定性的描述或者是较为粗略的估测。凯恩斯（1937）在《人口减少的经济后果》中最早提出“人口效应”一词。后来，国内学者尹文耀在2007年的《简论“人口效应”与“人口红利”》中把人口事件（如某一时期生育、死亡等人口变动）对人口自身系统状态变化的即时影响和滞后影响界定为“人口自效应”；将人口事件对人口以外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的影响称为“人口他效应”。国家计生委“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研究课题组”（2000）分别以粗出生率和年龄别生育率作为测量生育水平的两种指标，估算出1971—1998年我国计划生育的人口一共少生3.38亿人。陈卫、庄亚儿（2004）利用ARMA模型推算出中国在1971—1998年由于计划生育作用，中国少生了4.05亿人。由于以往的研究采用的方法、基础数据的不同，从而造成其结果而有所差异。细究起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由于各个地区的生育率转变时间不同和速度不同，结果由于样本选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二是由于基础数据的获得性和准确性，使得他们的起始预测年份各不相同，导致最终评估的人口效果有较大差异；三是政策模拟的假设条件的合理性和现实性，没有将有计划生育调控和无计划生育调控区分出来；四是人口效果的评估更多的是定性描述，而缺少定量分析，并且在测算时没有考虑到生育率转变与社会经济变化的关联性；五是评估的结果仅仅分析了人口规模变动效果，而没有对人口结构变动效果进行细致分析。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政策对四川生育率转变过程中究竟起起多大作用？生育率的转变对四川省人口规模变动和年龄结构变动有多大程度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在研究人口战略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将综合运用人口转变理论和比较人口预测法等，通过情景模拟分析四川省生育率转变的人口规模效应与年龄结构效应，以进一步深入认识人口变动的规律性，为完善四川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二、四川省生育率转变的人口效应测算方法
为了能够较好地对生育率转变的社会经济效果做出评估，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对生育率转变的“人口自效应”给予准确评估。所以，本文主要针对“人口自效应”而分析的。首先根据四川省人口普查资料得到1981年的相关人口数据及参数。然后通过比较无强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1978—2010年来经济水平发展和总和生育率水平的变动的关系，据此对四川省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测算。最后利用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模拟不同生育政策假设下的人口发展过程，以比较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人口增长的不同过程和结果。
1.基础数据的准备与参数的设定
本文的两个假设条件：一是人口的死亡模式保持不变；二是所研究的人口为封闭人口。
（1）初始人口。由于四川省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全面实施“独生子女”为主体的人口紧缩政策，同时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滞后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其准确性，我们利用四川省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得到1981年分年龄、性别人口的初始人口数据。
（2）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设定三种方案：一是四川省实际生育水平方案；二是无调控状态下的生育率水平；三是更替生育率水平，即TFR=2.1。三种方案的设定详见下文具体分析。1981年四川省的5岁组的年龄别生育率，根据插值法可以调整为1岁组的年龄别生育率。
2.生育方案的选择
为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转变的作用，我们选择了以下三种生育率方案。
（1）基准方案：人口实际增长的生育水平方案按照四川省1982—2012年实际总和生育率水平下的四川省实际人口增长状态。
（2）比较方案一：无政策干预的生育水平根据世界人口发展的历史经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会不断减弱，生育水平也就随之逐渐降低。基于这一点，本文在借鉴以往研究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比较世界其他无政府强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近些年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总和生育率水平的对应关系，测算四川省总和生育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变动的轨迹。该方案的设计思路是为了表明在无计划生育政策下，在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下，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可能达到的程度。
（3）比较方案二：更替生育率水平我们在人口模拟情景中还设置了一个总和生育水平保持更替生育率水平（TFR=2.1）的方案。目的是比较该方案与基准方案和方案一之间的差异，这样可以反映出在更替生育水平的条件下，四川省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评估效果和由于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所引起的生育率下降而产生的人口效应。
三、四川省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规模效应
1.总人口规模变动效应
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随之下降。如果按照方案一进行模拟，四川省人口出生率保持在15.88‰-32.09‰之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0.22‰-24.75‰之间。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生育率下降的速度要更快些，从而使得四川省1982—1990年实际的出生率在13‰-8.93‰之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1.4‰-2.3‰之间。可以看出，无政策干预下的生育率转变模式使的人口规模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将方案一和方案二测算的人口数量减去现实条件下的人口数量，就得到了1982—2010年间由于计划生育因素少生的人口数量。由于方案一的生育率下降速度要小于实际的生育率下降速度，所以到2010年四川省的人口规模将达到9707.20-12062.16万人，比从1982年后持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实际人口规模多出1635.45-4020.40万人。由此可以反映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更加快速下降，四川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
2.结构性人口规模变动效应
（1）少年儿童规模的变动。从表4可以看出，如果按照无政策干预下的生育率转变模式，2010年少年儿童规模达到2187.21-3306.82万人，比实际多增加了822.5-1942.11万人。按照1982—2010年四川省实际教育投入计算的话，这将对四川省本来就短缺的教育资源形成更大的压力，导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更加低下。因此，计划生育政策不仅降低了未来人口增长的风险，而且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整体提高。
（2）劳动力人口变动。从表4中可以看出，如果无政策干预，到2010年时四川省劳动力人口总规模将达到7859.83万人，比实际情况要多出2063.34万人，即使按照替代生育率水平来计算，到2010年四川省劳动力人口也将达到6624.66万人，比实际情况多828.17万人。试设想，如果20世纪70年代高生育率得以延续，其后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充分就业战略的实施将会处于一种极其艰难的境地。因此生育率的快速转变，使得劳动力数量增速放缓，为四川省充分就业战略的实施赢得了巨大空间。在1982—2000年间各方案中的劳动力与四川省实际人口中的劳动力的差距并不是很大，主要原因是四川省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时间只不过30年，到2000年劳动年龄人口中只有15-28岁的人口是1972—1985年间出生的人口，而在这个期间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人口的劳动力与各方案中的劳动力人口差距逐渐增大。
四、四川省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结构效应
1.老龄化效应———生育率下降加速人口由年轻型向老年型转变
生育率的转变同时也影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如果按照无政策干预下的生育率转变模式，即按照生育率随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的趋势来模拟四川人口结构发展变化的话，2010年四川省少儿人口比仍然保持在22%以上，而老年人口比重保持在9.23%以下，人口年龄结构保持成年型。而在基准方案中，实际人口中少儿人口比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下降了17.4个百分点，而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了6.27个百分点，到2000年时四川省的人口就已进入老年型阶段，可以说，生育率的快速转变加快了人口老龄化速度。
2.抚养比效应———生育率下降使得劳动力负担
在减轻五、结论与思考本文通过借鉴世界各国总和生育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两者的数量关系，以此测算四川省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水平，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政策条件下的人口模拟，来分析四川省生育率转变对人口总量、老年人口比、抚养比等方面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通到对四川省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进行估算，结果表明：如果按照无计划生育政策干预下的生育率转变模式，四川省从1978年以来的总和生育率都将远远高于实际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即使到了2010年，四川省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仍为2.3左右，比目前实际的总和生育率1.38还要高。
第二，计划生育政策对四川省生育率下降起着加速的作用。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即使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四川生育率水平也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步下降。也即使说，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只是加快了人口的转变和生育率转变的进程，加快了生育率下降速度，并没有改变生育率转变的趋势。
第三，通过对人口规模效应和人口结构效应的分析来看。生育率的快速转变虽有效控制了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加快了四川省人口转变的过程，使得四川省30多年来总人口规模比实际人口规模多出1635.45-4020.40万人。但同时这种过快的转变速度破坏了人口转变的稳定性和平衡性，使得四川省将从一个低风险的人口转变时期逐渐过渡到高风险的人口转变时期。如果按照无政策干预下的生育率转变模式，2010年四川省老年人口比重保持在9.23%以下。而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2010年四川省实际老年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10.95%，所以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人口老龄化速度。
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第4篇
关键词：老龄化;全面二胎;中国经济;计划生育
一、前言
20世纪70年代，为了解决人口增长过快，稳定低生育水平，缓解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和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等问题，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并且在1982年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而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计划生育虽然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但其负面影响也不断显现，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不断突出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今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指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本文将分析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的原因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二、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原因分析
（一）中国面临陷入“低生育陷阱”
在实施计划生育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82年的2.86不断下降到2014的1.55，并且在2012年一度降到1.18。按照鲁茨等人的理论，1.5是一国总和生育率的一个关键点，一旦低于1.5一国的总和生育率就很难再上升到1.5以上，即陷入了“低生育陷阱”。而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非常接近1.5，一旦中国陷入“低生育陷阱”，少子化程度超过老龄化，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导致劳动力的短缺，进而劳动力成本提高，引起外企向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转移，直接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青年人口数下降，直接削弱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不利于高精尖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造成高新技术产业人才的缺失，影响中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青年人口数的不足还会降低消费能力，出口、消费、投资是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而青年人口是消费的主力军，青年人口的减少必然导致内需不足，影响GDP的稳定增长。为了摆脱“低生育陷阱”，中国开始实施全面二胎政策，以此来刺激总和生育力的增长。
（二）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随着2014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人数量达到2.12亿，占总人口比例为15.5%；65岁以上人口数为1.37亿人，占比10.1%。我国老龄化日益严重，并且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未富先老，人口红利消失，造成对投资和建设的需求不足，房价波动严重，并带来一系列社会养老问题。在计划生育大环境下，大量80后、90后都是独生子女，人口老龄化使得在家庭成员中老年人较多，一对青年夫妻需要赡养4个老人，养老、教子问题日益突出，加重年青人身体和精神负担。同时由于老龄人口的增多，制约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同时政府需要加大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上的资金投入，政府的税收主要来源是劳动力人口，而人口的老龄化使得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缴纳养老金的人口不断减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口逐渐增加，政府税收来源不断减少而支出逐渐增大，可能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进一步提高，影响到社会的再分配，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
（三）男女比例失调
受重男轻女观念和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我国目前男女比例达到105:100，男性比女性多出三千万左右，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会对传统家庭的稳定造成影响，引起离婚率的上升，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引起绑架和贩卖妇女等犯罪行为的增长，犯罪率不断提高，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同时男女比例失调还会导致房价的高涨和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加剧，严重影响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三、全面二胎对经济的影响
从短期来看全面二胎直接影响到的就是与二胎直接相关的婴幼儿奶粉、尿布、母婴保健等母婴行业相关产品的增长，带动了母婴行业的繁荣发展。中期来看，全面二胎刺激了与孩子教育相关的早教、小学教育、家教等行业。再者，带动了减肥、运动等与女性健身保健有关产业的发展，刺激了对食品、服装、娱乐等行业的消费需求，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增长。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大，低的总和生育率和日益严重的老龄化是我国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的主要诱因。目前，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大量企业外迁东南亚，二胎政策的放开，将刺激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对冲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为中国劳动力的供给提供后续力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有利于再续中国的人口红利，减少政府在养老保险、社会保险方面的资金压力。同时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大量能为子女提供良好教育环境和素质培养的家庭只生育一个孩子，而农村家庭受传统观念影响超生现象严重，导致农村生育率明显高于城市，但农村家庭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后天学习环境，导致人口素质的降低。而全面二胎能提高社会人口素质，增加企业的人才供给，增强企业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和开发，振兴我国高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平稳实现转型。全面二胎有利于稳定房价，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目前，中国的房价不断上涨，男女比例的失调更是加大了房价的上涨趋势，2015年下半年房价月均增幅达到0.5%，部分大城市增幅甚至达到2%。作为生活必需品，房价的虚重影响了居民生活和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旦楼市价格泡沫破碎，必然严重冲击中国的社会经济，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增长，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全面二胎既能调剂男女比例，同时又增加了对楼市的刚性需求，稳定房价，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平稳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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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卫琴.论单独二胎新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J].财经界2015（4）
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生育政策；徐州
0引言
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例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例的7%时,称为老龄化人口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对徐州劳动人口和社会经济结构等各个方面产生诸多影响，妥善解决和预防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相关问题，是实现我市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
1徐州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1老年人口的规模大资料显示，至2006年底徐州市老年人口总数达132.2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4.2%，80岁以上高龄人口约占老龄人口的16.5%，到2020年将达到190万，约占总人口的18.5%。
1.2老龄化发展速度非常快2005年全市总人口比2000年减少了8.86万人，下降0.99%，而同期的老年人口却增加了16.22万人，增长了22.8%。显然，徐州老年人口增长不仅绝对量大，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
1.3老龄化在城乡间的发展非常不平衡2005年徐州城镇、农村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8.91%和10.78%。
1.4老龄化要超前于经济发展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在5000到10000多美金，而徐州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金，属于中等偏低收入水平的地区，应对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2人口老龄化对我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2.1消费结构面临转变老年人口的增加，用于医疗方面、老年服务的消费需求将增加。对消费总的影响不大，但会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大量资金转向老年人消费，将直接导致从事生产方面的投资相对下降。
2.2影响科技创新老年人口的增加,会降低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下降，从而诱发采取贸易措施来保护国内劳动力市场，削弱了技术进步和灵活劳动力市场对长期增长的贡献作用。
2.3劳动力比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2.4养老、医疗保障压力加大随着人口增长率的下降，生命周期的延长，在不远的将来，一对年轻夫妇可能要赡养4至6个以上老人。养老压力和老年人医疗卫生资源消费压力较大。据统计，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2倍，伤残率是全部人口伤残率的3.6倍。
3现行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从封闭人口看，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西方人口学家在生育率和死亡率对老龄化进程的影响研究中，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是生育率下降，而不是死亡率下降而导致的平均寿命的延长。这一结论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都是成立的。我国学者对新中国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从中国的情形看，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出生率下降是导致人口老化的最主要原因，适当改变生育政策可以加速或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过程。
从理论上讲，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下的最优人口应该不仅仅只关注人口数量和结构，而且更要注重人口质量、人力开发等。但是，计划生育所能直接调节的只能是数量与结构。经过20多年的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我国的人口数量问题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突出，相反，人口结构、人口质量问题显兀出来。
一个国家或地区科学合理的生育更替水平一般用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来计算，国际上公认的标准是2.1~2.2，也就是说达到这个水平国家和社会经济才能可持续的发展。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为2.0。研究证明，1.8的总和生育率，是我国保持合理人口结构的“黄金分割点”：既保持生育率和出生率的较低水平，又保持人口年龄、性别等的结构控制在合理范围，使人口数量变动与素质、结构变动相协调，同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将人口数量、素质、结构调整到相对较好的状态。
目前徐州城区人口生育水平已降至相当低的水平。资料显示城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5。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在我国，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低生育率会造成人为选择出生婴儿性别的情况增多，影响性别比，对未来的社会造成影响。徐州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徐州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7：100，大大高于无人为干预的人类自然生育103-107比值的正常值。
4建议
4.1认清现状，着眼未来，转变观念，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更要重视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徐州的城乡计划生育政策存在二元化，既农村的二孩生育政策比城市宽松，例如在农村，一方是独生子女户结婚，即可生育二孩，而城市里必须是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才能生育二孩等。这些政策很大程度降低了徐州市城市妇女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使得城乡新增人口数量差别加大，导致徐州城市新增人口数量明显少于农村新增人口数量，反过来由于农村教育条件、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和经济条件较差，其新增人口未来的综合质量明显低于城市新增人口，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解决未来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的调整是要遵循人口自身规律的，是要有前瞻性的。例如现在出生的人口只有在15年或20年以后才能进入劳动力人口的行列，届时如果感到人口过于老化或劳动力不足，再以计划生育来调节将是无济于事的。
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全面构建小康社会也是一个社会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质量的重构过程。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文明加快向农村扩散。由于目前是以城镇人口数量作为衡量城市化标准的，所以许多城市政府部门往往会出现通过行政区划的改变，例如“县”改“市”等方法，来提高城市化水平，但是却忽视了城市化发展的质量，忽视了城市化后人口结构、质量和综合素质水平。城市化不能就城市而论城市，应当以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为依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增加高素质人才的“储备”。
不同的生育政策将决定徐州未来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发展趋势。我们不能再以计划经济的眼光来看待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而是要适应社会时代的变化，适时地将计划生育政策纳入到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中，调整计划生育的运行机制。同时，要在稳定现行政策的前提下，认真研究未来人口发展态势，有针对性地研究各种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计划生育政策的积极作用，而将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消极作用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4.2把现行的追求低生育率的生育政策平稳过渡为“低生育率水平与调控人口年龄结构质量并举”的政策
4.2.1具体是指高于生育率更替水平的农村地区，应继续搞好控制人口数量的工作，使生育率水平降低到2.0左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保持较低水平的主城区，则不再是继续维持这样低的生育水平，而是应该采取合理措施，把生育率的上限调控到1.8的合理水平左右，以达到调控人口结构、人口质量的目的，改善出生性别比问题。
4.2.2为避免回升过快，作为过渡措施，先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且只有一个孩子的夫妇再生一个孩子，如响应者过少，再考虑全部放开，让愿意生育者再生一个孩子，当然生育二胎是上限。实际上，受环境污染、结婚年龄越来越迟影响，现在不孕不育的家庭正越来越多，已占12%多；另外受经济条件和社会综合因素影响，城区有生育二胎或多胎意愿的育龄群众比例不高，有的还选择丁克，不要孩子！因此，对计划生育搞得好的徐州城区，合理调整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是不会回升过快的。
参考文献：
[1]龚幼龙，严非.社会医学[M].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1：44-45.
[2]徐州市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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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竞能.当代西方人口学说[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3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