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在高等教育阶段，从教育投资一收益的角度审视主要发生在低收入群体身上的"因教致贫"现象，可以发现，"因教致贫"现象存在的直接原因在于教育成本的增加，而教育收益的相对低下导致的教育投资收益率的下降，则是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通过新的制度设计，平衡不同高校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尽可能地减少低收入人群的教育投资风险，是目前解决"因教致贫"问题比较可行的办法。

一、"因教致贫"现象的产生

中国从1989年开始试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以来，经过八年探索，在1997年，全面实施了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建立了由国家、学生个人（家庭）为主分担高等教育成本机制。约翰斯通教授首创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在中国高教育投入体制改革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与此同时，由于个人分担高等教育成本额的快速上涨，成了中国民众反映强烈的"因教致贫"问题的直接导因，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甚至政治问题。"因教致贫"现象的出现却令人们不禁产生困惑：教育究竟是治疗贫困的良方还是导致贫困的恶疾？尤其是发生在低收入群体身上，他们认为供孩子读书就像一场。

二、"因教致贫"现象及其危害

（一）何谓"因教致贫"

从学理上讲，对教育的投资带来的应该是"因教致富"而不应该是"因教致贫"。在我国当前出现的"因教致贫"现象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因制度、政策、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制约而出现的失常现象。具体来讲，"因教致贫"是指接受教育的社会个体因教育成本的投入而影响了个体或家庭的正常生活，并因此造成家庭经济贫困的现象。"因教致贫"又可分为"因教成贫"和"因教返贫"两种类型。

（二）"因教致贫"的现状描述

1.高昂的学校收费导致"因教致贫"

教育乱收费"猛于虎"，据教育专家保守估算，近10年来，全国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乱收费的项目是五花八门，如不明就里的高额学费、择校费、扩招费、赞助费等等。从收费的性质上看，主要包括三类。它们分别是：生存性生费、发展性收费和腐败性收费。

2.教育收益的降低导致"因教致贫"

教育的最终产品是学生，学生只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要将这种潜在的生产力投入到实际生产中才能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教育投入得到预期的回报。目前，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就业困难和文凭贬值，使教育很难实现其预期收益，导致学生因教致贫。

（三）"因教致贫"的危害

因教致贫不仅会给个人带来危害，更重要的是给国家、社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危害。主要分为以下四种：合理社会流动受阻；因教致贫限制和阻碍了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渠道。阶层差异代际转移；因教而致贫，因贫而失教仍旧会使低阶层家庭子女无法获得与高阶层家庭子女同样的受教育机会，最终进人较低层次的职业和阶层。客观上复制了父辈的阶层关系，形成了阶层差异的代际转移。读书无用思想重现；因教致贫使新的"读书无用"论在农村一些地区滋生蔓延。社会不安

三、因教致贫现象存在的原因及分析

"因教致贫"现象存在的直接原因在于教育成本的增加，而教育收益的相对低下导致的教育投资收益率的下降，则是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

（一）教育成本的日益高涨成为"因教致贫"的直接原因

自1989年我国高校实行收费制度以来，学费标准呈逐年快速上升的趋势，从最初的几百元逐年攀升至几千元。尽管国家一再出台政策限制学费的快速增长，但是在惯性的作用下，我国高校学费平均水平依然涨到了5000元的关口。再加上住宿费和生活费，快速增长的学费标准给中低收入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在许多家庭，教育支出成了头号开支。与此同时，国家虽然实行了助学贷款制度等一系列学生资助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资助力度和范围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这种"高收费+低资助"的现状增加了直接的教育成本投入，导致了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型因教致贫"。

（二）现行的学校制度降低了低收入人群的教育收益率

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教育收益率也是有高有低的。通常重点大学、热门专业的教育收益率会更高。但是，低收入人群一方面受支付能力的限制，另一方面为了增加高考录取几率，通常更多地集中于一般高校和比较冷门的专业。一般高校与重点高校之间的学费水平差距也并不大，不同专业之间的学费水平差距同样不明显。然而，重点高校和一般高校的毕业生无论在就业、平均薪资水平，还是日后的发展前途方面，均存在显著的差距。重点高校、热门专业的教育收益率将显著高于一般高校、冷门专业的教育收益率。然而，低收入人群大多又集中于一般高校、冷门专业，故此他们的教育投资风险更高。从而导致近年来的"因教致贫"现象屡屡出现。

（三）制度性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导致教育投资风险的增大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这两个市场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是很难实现的。与出身中上收人家庭的大学毕业生相比，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大学毕业生一方面在人力资本方面面临学校知名度低、专业偏冷的限制，另一方面受到来自社会资本的先天弱势的影响，往往更难挤进主要劳动力市场。而且，一旦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就很难再回到主要劳动力市场。然而，来自低收人家庭的大学毕业生的暂时失业只能进一步加重家庭经济负担，导致"因教致贫"或增加贫困程度。

（四）教育投资收益的特殊性导致教育投资未能获得及时的补偿及回报

教育投资是以人为对象的投资，与一般物质生产投资相比，具有其独特的方面。首先，教育投资收益具有迟效性，其收益要经过很长的周期才能体现出来。就大学本科毕业生而言，一般需要经过16年的正规学校教育，然后通过工作找寻才能开始获取教育的经济收益。其次，教育投资收益具有长期性。

四、对策建议

从理论上来讲，解决"因教致贫"问题应当从构建合理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保证相对均衡的教育资源供给、实行科学的教育成本核算与收缴制度这三个方面着手。现实中，由于"因教致贫"现象存在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短时间内难以较彻底地解决，需要采取系统的措施才能将其危害性降低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相对而言，降低教育成本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因此，当前的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降低学费标准；二是提高个人教育决策的理性程度，以降低教育风险。这也迎合了社会普遍要求降低当前高等教育学费水平的呼声。

参考文献

[1]赖德胜.教育与收入分配[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8-9.

[2]张国强.因教致贫的社会学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7，（2）.

[3]王成新，王格芳.我国农村新的致贫因素与根治对策[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3，（5）.

[4]赵聚辉，宋述龙.我国高等学校学费标准与居民收入水平、GDP的增长分析[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第2篇

[关键词]义务教育；配置效率；公共选择理论

相对于人的无限欲望，资源总是稀缺的；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欲望必然涉及效率。正如萨缪尔森所言，“经济学的精髓在于承认稀缺性的现实存在，并研究一个社会如何进行组织。以便最有效地利用资源”。对于义务教育来说，资源稀缺同样是不可规避的现实问题。如何在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合理配置这些有限的教育资源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义务教育的经济价值，必然涉及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

在经济学中，效率一般指投入与产出比。从它产生的过程看，主要包括配置和生产两个核心环节，在各个环节分别形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教育经济学所谈到的效率，主要指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同样包括配置和生产两个环节并形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就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看，本文认为，配置效率应当是生产效率得以实现的前提和保障。如果资源配置不合理、配置效率低下，势必造成生产环节缺乏必要的资源投入，从而影响产出，最终影响生产效率。所以，研究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特别是研究通过哪些途径或采用何种方式能更好地配置这些资源乃是当前研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课题。教育作为一个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实践性经济活动。其资源利用效率既要量化。更要质化。依据效率的伦理性特征，衡量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指标也应参照“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如在当前追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教育战略部署下，只有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资源配置方式才可谓达到了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否则，为低效率。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教育机会均等或教育公平、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作用、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路径等方面展开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教育机会均等或教育公平的研究

国外关于教育公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少数民族、种族、女童等弱势群体教育问题上。1966年，美国社会学教授科尔曼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关于教育机会平等》，揭开了世人关注教育机会均等、教育公平的序幕。他通过对美国各地4000个学校60万个学童的数据进行调查分析，发现造成黑人儿童学习水平低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学校的有形条件。在于受种族肤色等因素造成社会地位。科尔曼报告将教育公平放在了社会经济平等的背景上，把教育机会均等提高到改造社会的整体目标上。并强调教育机会均等的确切含义是缩小教育差距。它向国会证明，教育机会的平等，不仅要从教育的投入来考察(考察学生能够获得的公共教育资源)，而且要从教育的结果来考察。这一结论，为美国后来实施的“肯定性行动”(“平权法案”)铺平了道路。公共教育事业大幅度地向弱势人群倾斜，实行所谓“为了平等的反向歧视”。瑞典教育学家胡森(1972)提出教育公平论，主张从起点、过程、结果三个不同层次理解教育机会均等。美国的库姆斯在《世界教育危机：八十年代的观点》(1985)中着重论述了导致教育发展不平衡的一系列因素。美国的豪威尔在《教育机会与公平分配》(2001)中充分阐述了教育平等权利问题。美国的另一位教育家威利的《教育中的优异、公平和多样性》(2000)则提出“政府在配置教育资源时，必须坚持补救办法与防御措施结合，防止优势学校聚集有限的教育资源，扩大差距”。

2、关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研究

在制度经济学产生之前。人们往往从政治伦理的正义性出发来研究制度问题，基本不研究制度本身的经济效率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特别是英国经济学家科斯(1937)对“交易费用”的发现。标志看为制度分析提供了有力工具。制度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尤其是政府制度也成为了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对象。政府作为一个资源配置的核心主体，也被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人们不仅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评价政府的正义性、公平性，还从经济学视野考核、评价政府的工作效率。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2000)，则是从经济学视野研究政府行为的典型代表。他通过对公共决策行为的研究，揭示出政府与市场一样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并系统分析了政府失灵、政府扩张、政府腐败的原因，指出政府干预经济的结果不可避免带来赤字和通货膨胀，从而粉碎了凯恩斯主义的神话，提出在公共部门内部引进竞争机制的主张，

直接关注教育资源配置问题的当属美国经济学家是弗里德曼。他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1955)中首先向政府垄断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进行问责。他指出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建立起来的公共教育制度是一种政府垄断。由于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公立学校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从教育上看都是失败的。因为它导致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并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并且，学校对学生，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均不负责。他认为应该减少甚至取消政府直接兴办的教育，让市场竞争主体举办教育。政府只制定教学内容和质量的标准，通过教育机构的竞争达到教育运行的高效率。弗里德曼并不简单地反对政府将公共资金用于教育。而是要改变政府提供教育的方式。他提出了著名的“教育券”设想。即政府对教育的资助不直接拨付给学校，而是将其作为教育费用的支付凭证，直接发给学生家长，由其交给所选择的学校抵付个人的教育费用。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3、关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路径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西方国家的公立学校均出现了一系列教育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指责。如僵化的科层体制、教育质量不断下降、学生行为问题突出等。公立学校的办学效率和效益受到社会的普遍质疑，改革者们便开始积极寻找解决对策和路径。

如以英美为首的发达国家便以“质量”、“竞争”、“效率”为核心理念，“重建公立学校”运动，逐渐把公立学校推向市场。“公共教育先在英国，之后在美国、新西兰、加拿大阿尔伯塔和安大略两省开始陷入市场规律的逻辑中。在联邦、州(省)和地方政府的压力下，诸如‘教育选择’、‘教育――企业伙伴关系’等说法逐渐渗透到教育决策走廊。”(史密斯，2000)出现了诸如“特许学校”、“择校”、“教育券”制度等实践模式。

这场改革实质上是对公共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的重大改革，它打破了政府垄断，实行教育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拉开了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序幕。其中有两项非常有代表性的研究。其一，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丘伯、泰力・M・默关于《政治、市场和学校》(2003)的研究。他们通过对两种不同制度下学校(即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效率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和管理方式才是有效率的体制选择。是可供选择的另外一种学校运营方式。所以应该在新的市场制度基础上建立一种全新的公共教育体系，即“学校自和家长、学生的选择权。而不是以直接的民主管理为中心的体系”，加强学校自治并打破科层制的束缚，主要依赖市场和家长选择，政府各级行政机构只对其施以间接调控。他们对教育的市场化改革理念大加宣扬，认为这是“拯救”公立学校的必由之路。其二，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教授惠迪、鲍尔、哈尔平合作的《教育中的放权与择校：学校、政府和市场》(2003)。他们针对近年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瑞典等国出现的教育重建的各种研究报告进行了梳理、分析与评价。这三住学者抓住了放权与择校这两种将公立学校推向市场的基本途径，对教育重建中的学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以市场为导向的教育改革一方面提高了教育绩效。另一方面也拉大了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的差距。并有可能使学校将本来有限的教育资源部分地投入到学校的市场运作之中。如何提高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和教育质量成为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重心。

二、国内关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

国内关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主要从资源配置的现状、资源配置失衡的原因分析以及优化资源配置的对策研究三个方面展开的。

1、关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现状的研究

国内关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现状的研究，主要采用调查法对某些个案法进行数据搜集、整理，建立相应分析模型，并运用数据统计分析方法进行评价与比较。最终得出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如袁蕾、田汉族的《从“择校”看我国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2003)以择校现象为基点，以过去、现在、未来为文章的主线，从实证与规范双重角度探讨了我国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性。郭雅娴的《中国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研究》(2008)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三个维度研究了中国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依据不同层次分别建立相应的模型，证明现有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没有达到最优化。杨斌、温涛的《中国各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评价》(2009)则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十五”期间全国各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评价与比较。进而采用Tobit回归模型考察了影响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因素。旷乾的《窥视均衡――广西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状况的实证研究》(2009)、王水娟、张萌、周奇杰的《贫困山区义务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以贵州某一贫困县为个案分析》(2010)分别选取桌典型样本为个案，采用实证的方式对该地区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现状进行数字解读，发现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不合理是共同现象。张盛仁的《农村人口变化对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基于湖北省农村的调查分析》(2008)、吴春霞、宋伟琦的《阶层差距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失衡问题研究――基于对北京市几所初中的调查》(2009)分别通过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发现，农村学龄人口变化、学生家庭阶层差距都影响了义务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尽管众多研究都发现，当前我国史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呈非均衡状态。但是，这种资源配置的非均衡状态正在逐步改善。配置效率也在逐步提高。如拱雪、张熙的《北京市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差异性分析》(2009)从学校教师队伍、办学条件、财力资源三个方面构建衡量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指标体系。运用平均值法和基尼系数法，发现2002―2005年间。北京市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状况明显改善。区县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其中城乡间教育资源配置差异小于区县间的差异，小学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小于初中，教师队伍、财力资源的差异小于办学条件的差异。

2、关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低效率的原因分析

就目前现有研究来看，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低效率的原因有多方面。既有政策、体质的原因。也有经济水平、学校产权的原因，还有人口流动、政府角色冲突等方面的原因。宁本涛的《调整结构明晰产权――对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制度分析》(2000)、徐文的《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产权分析》(2003)认为，现阶段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实质是教育制度供给与需求的严重失衡。其根源在于学校内部产权界定不明晰，对传教者与受教者双方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政府教育制度供给的不当及相关制度变迁的影响。吕海鸿在《城乡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研究》(2006)中指出，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是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根本原因。差异发展的教育政策是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最直接原因，现行教育投资体制存在的弊端乃是导致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根源。许丽英的《教育资源配置理论研究――缩小教育差距的政策转向》(2007)、刘祖华的《从“消极差别化”到“积极差别化”――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政策的创新逻辑》(2008)指出，教育政策是影响教育资源配置格局的决定性因素。教育政策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的利益代表之间的博弈。在教育资源配置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弱势群体往往被置于边缘甚至被抛出“合法成员”之外。黄幼岩的《欠发达地区普通高中教育资源配置优化研究――以广西南宁市为例》(2008)从宏观、主观、历史、现实、机制以及体质六个角度分析欠发达地区普通高中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原因。张盛仁的《基于人口流动的湖北省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研究》(2008)则认为，人口特别是人口流动对义务教育的资源配置有着重要的影响。

叶忠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的政府财政角色冲突：问题与出路》(2010)中指出，当前既得利益主体的强势、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和原有教育财政体制的惯性，造成政府教育财政角色冲突。成为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体制束缚。杨玉琼的《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资源配置均衡状况研究》(2010)则强调，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教师从业准入资格认定制度无法真正贯彻实施、无制度性的师资交流制度等方面是导致义务教育师资配置不均衡的重要原因。

3、关于优化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对策研究

面对当前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差距巨大

的现实。如何有效实现义务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配置效率也是现有研究广泛关注的核心主题。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对策既包括投入体制改革方面，也包括完善投入法律保障方面，还包括学校布局调整、资源共享、师资流动等方面。

谢华的《我国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与教育公平性研究》(2003)、旷乾的《论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中的法律缺失》(2006)指出，优化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必须完善现有的义务教育的投资体制；制定有关教育投资的法律法规，切实保障教育投资稳定的来源；在义务教育阶段施行免收学生的学杂费；制定国家扶持贫困地区发展教育事业的长期计划。建立贫困地区教育发展基金。尹鹏、赵鹏程的《论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调适》(2004)、杨斌、温涛的《中国各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评价》(2009)认为应进一步落实各级政府的责任，探索多元化的共同投入体制：提高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负担比重。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资源结构优化，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率。任仕君的《县域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2005)、吴开腾和吴立宝的《西部地区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情况问卷调查分析》(20lO)强调，应继续调整布局，改造薄弱学校；提高办学条件，缩小城乡差距；合理配置人才，促进教师流动；成立教辅中心，达成资源共享。杨玉琼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资源配置均衡状况研究》(2010)中指出，应建立教师流动的专项制度，并切实缩小区域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条件差距。詹元灵、王鉴棋的《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问题与对策》(2009)则认为，应建立城市对乡村的义务教育反哺机制，通过城市学校招收农村寄宿学生以及将大学和落后地区农村中小学结对。

三、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立足于不同研究视角，采用不同的分析工具、研究方法，对义务教育配置效率进行了多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研究和论述。既分析了导致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低效或者非均衡发展的原因。又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优化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提高配置效率的对策和建议。纵观已有研究思路、研究方式方法、研究视角以及提出的不同对策，都为本文提供了良好借鉴。

其一，当前我国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是大多研究形成的一个共识。其二，在分析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低效率原因的方面。国外不少研究将其归因于政府对教育的垄断。认为由于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而导致配置效率低下，要求对教育资源配置方式进行问责。但是，这些研究仅仅局限于政府垄断层面，没有继续挖掘之所以垄断的根源，当然也就未能从政府及其核心组成人员――官员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论述。国内相关研究也仅从义务教育资源投入体质、学校布局、人口流动、法律缺失等方面入手。也没有深入关注政府这一教育资源配置活动的核心实体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可见，已有研究太多是从体质、政策、人口、经济等客观因素入手来研究配置效率的。基本没有涉及资源配置主体――政府官员这一核心主观因素。

本文认为。在学校布局调整、免费政策实施之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仍旧低下最根本原因在于县级政府及其官员的自利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县级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义务教育，是一种由法律规定，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必须接受，国家、社会、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优化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既是义务教育基本属性的根本要求，也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具体表现。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从义务教育的性质及其产品属性来看，它既不具有消费上的竞争性，又不具有使用上的排他性，同时还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征。可见，义务教育应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这种产品属性必然要求政府作为核心的资源投入主体。如自2006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问题。并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全部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学杂费，所需经费由政府负责。从根本上说，政府对义务教育阶段各个学校进行投资的过程也是对教育资源进行配置的过程。

就各级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看，县级政府应该是连接中央、省市级政府与各中小学校的枢纽。也是对各中小学校最为了解且联系密切的基层单位。义务教育经费进入到各中小学校必须经由县级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支配、划拨，也就是说，县级政府掌握着该县中小学教育经费的配置权。除生均公用经费外，对哪些学校进行投资、投资金额具体是多少也基本由县级政府决定。可见，县级政府不仅是义务教育资源的投资主体。而且是义务教育资源的配置主体。由此推出，义务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出现了“锦上添花非雪中送炭”的怪象。作为资源配置主体――县级政府理所当然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政府官员的自利行为是导致配置低效率的根源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第3篇

【摘要】目的:了解永嘉县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的人工流产状况和主要原因,为采取相应的干预政策和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级抽样的方法抽取1125名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用结构化问卷进行入户调查,分析人工流产情况及原因。结果:共收集有效问卷1002份,应答率为89%。35.4%的调查对象有过人工流产史,主要原因是政策不允许和暂时不想要。结论:为降低农村育龄妇女的流产率,应加强他们的计划生育政策、避孕知识以及自我保健知识的教育,提高农村育龄妇女的避孕使用率及正确使用率,特别是对有人工流产 ( 一次或多次 ) 史的对象应加强避孕使用指导;对采用宫内节育器的妇女应进行定期检查,保证宫内节育器的有效性。

【关键词】农村;育龄妇女;人工流产;原因分析

人工流产会对育龄妇女的生理和心理造成许多严重的不良影响。伴随着生殖健康理念的提出,人工流产的安全性及其对女性生殖健康造成的潜在危害日益受到关注,人工流产率的高低已成为衡量女性生殖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生殖避孕和生殖保健意识相对较差、又主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因而了解他们人工流产状况并加以分析,有利于为降低农村育龄妇女的流产率,为促进它们的生殖健康提出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采用多级抽样的办法,从永嘉县沿江乡镇、中心城镇、山区乡镇3个类型地区中各抽取1个乡镇,每个乡镇抽取4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抽取90-110名,于2010年3月进行入户调查。对象入选条件:已婚、年龄 20-49 岁、有正常的性生活、未绝育的妇女。

1.2 方法:由经过统一培训的村级计生服务员、乡镇计生办(服务站)工作人员担任调查员,实行面对面的入户调查,问卷内容由调查员亲自记录。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特征、婚育史、避孕史、流产史、避孕知识等。

1.3 统计分析:调查数据使用Epi Data3.0(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版)双录入,运用SPSS11.5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

2.1 流产情况及一般人口学特征分析:本次共调查1125名育龄妇女,获得有效问卷1002份,应答率为89%。调查对象中30岁及以下的为244人(21.7%),31~35岁225人(20%),36~40岁325人(28.9%),40~49岁331人(29.4%);初婚年龄16~33岁,平均年龄为(24.66±2.35)岁;职业以农民为主,文化程度按照文盲及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分组分别为10.9%、36.5%、44.7%、7.8%。

2.2 流产状况:有303名育龄妇女有过人工流产史,总人工流产数398次,人工流产率为35.4%,其平均流产次数为(1.31±0.57)次,人工流产以1次为主,占53.2%,流产最多的为5次(仅6人)。

2.3 原因分析

2.3.1 总体情况:有157次人工流产原因为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占所有人工流产的 39.4%。采取避孕措施的对象所采用的避孕方法以宫内节育器 (IUD) 为主,比例为72.3%;其次为;其他避孕方法包括安全期避孕、体外排精、皮下埋植等的比例很小,仅占4.5%。

对妊娠原因的分析发现,有将近一半(48.6%)的人工流产是由于避孕方法失败造成的。在所有失败原因中,IUD移位比例最高 (41.5%);其次为 IUD 脱落,比例为23.9%;所有的人工流产中仅有5.1%是在计划妊娠的情况下进行的,而相当比例 (35.6%) 的妊娠是因未避孕造成的。

对调查对象进行人工流产原因的分析发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妊娠占比例最高,为57.9%;其次为非计划妊娠,比例为35%。“胎儿不正常”或“产妇身体不好”比例仅为1.8%和2.3%。

2.3.2 不同生育时期的流产原因:对不同生育时期人工流产原因分析发现,人工流产原因均以非计划妊娠和政策不允许为主。不同时期人工流产状况有统计学差异,见表1。

2.4 人工流产地点分布:育龄妇女的398次人工流产中,育龄妇女选择人工流产的地点主要集中在计划生育门诊(33.7%)、县级及以上医院(32.5%)、乡镇卫生院(29.5%)。仍有部分育龄妇女选在在私人诊所(3.1%)和自己家中(1.2%)实施人流术。

2.5 流产妇女的避孕知识知晓情况:关于避孕知识知晓情况,问卷中共涉及到了10中避孕方法,有15.4%的流产妇女知道1~2种,有48.6%的流产妇女知道3~4种;知道5种或以上的占34.5%,对避孕知识一无所知的占1.5%。

3 结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永嘉县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的人工流产率 (35.4%),说明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的人工流产率仍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因此,应采取有效的措施降低妇女的人工流产率。

调查中,年龄在35 岁及以上年龄组的人工流产比例较高,这可能与年龄的累加效应有关。因此,应该加强农村育龄妇女特别是特别年龄段妇女的避孕知识和人工流产知识宣教工作,提高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的避孕知识水平及生殖保健意识,从而降低人工流产率。

所有的人工流产中避孕措施失败导致的人工流产占45.7%,宫内节育器避孕失败最高,其原因可能是宫内节育器移位或脱落,也可能与宫内节育器的型号有关。该研究的分析结果提示应加强对使用宫内节育器妇女的体检工作,对宫内节育器移位、脱落的妇女及时落实可行、有效的避孕节育措施。

调查发现流产原因以不符合生育政策的比例明显较多。因此,对多次人工流产对象应加强避孕指导和随访,提高避孕有效性;从而有效降低避孕失败率和人工流产率,保护妇女的身心健康。

调查表明,育龄妇女实施人工流产的地点主要集中在计划生育门诊(33.7%)。因此,要充分发挥计划生育服务(指导)站的技术水平和服务水平,保障育龄妇女的人流安全和提高生殖健康水平。此外还要加强对农村育龄妇女的教育和指导,促使她们选择正规医院进行人工流产,避免在私人诊所或自己家中实施人流。

参考文献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第4篇

【关键词】避孕；人工流产

全球每年有8000万例意外妊娠，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我国每年人工流产均在1000万例以上，1983年达到高峰期（1437万例），90年代中后期每年人工流产600～800万例［1，2］。近年相关研究显示，广州市户籍育龄妇女人工流产率为28．8％，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率为41．6％，且初次人工流产年龄偏低［3］；2011年对北京市社区育龄妇女人工流产的情况调查发现，有57．0％的育龄妇女有过人工流产的经历［4］。近10年来，我国人工流产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呈现重复流产率高和年轻化的趋势［5］。人工流产可能引起慢性盆腔炎、月经异常、不育、流产、早产、胎盘异常、胎膜早破、产前出血等诸多并发症。WHO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每年的不安全流产数达2000万例，因不安全流产而死亡达8万例。相关报道显示，约10．1％的人工流产女性发生近期并发症，包括出血、术后感染等，约18．9％的人工流产发生远期并发症，包括月经异常、附件炎、宫腔粘连等，甚至继发不孕［6］。人工流产还给女性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人工流产后女性的抑郁症发生率明显增加，而且未婚流产者抑郁症发生率明显高于已婚流产者［7］。人工流产的主要原因为未采取避孕措施，其次是避孕失败［8］，也有些是工作、优生优育等原因选择人工流产。为了降低妇女的人工流产率，提高其生殖健康。我们对在我院妇产科行人工流产的女性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分析影响人工流产妇女避孕行为的因素，以更好的指导和开展生殖保健及优生优育工作。

1．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10月—2017年3月在我院妇产科行人工流产的妇女2000例。所有调查对象均确诊为宫内孕早期妊娠（孕周＜12周），主动要求终止妊娠；智力正常，无沟通障碍；能够理解问卷内容，并独立完成问卷调查；自愿参加本次调查研究。

2．方法

问卷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妊娠和避孕情况，避孕、流产知识和需求。研究者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熟悉并掌握调查内容和方法。调查员在人工流产术前以匿名形式完成面对面的问卷调查。研究者负责现场质控，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问卷，对其完整性和准确性进行审核校对，以掌握调查的应答率以及结果的准确性。本次调查共完成问卷2000份，其中有效问卷1962份（98．1％）。

3．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1．0统计软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人工流产女性避孕行为的因素，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一般情况1962例女性年龄15～46（23．9±6．6）岁。其中，未育女性761例（38．8％），已育女性1201例（61．2％）。年龄≥18岁1866例（95．1％），年龄＜18岁96例（4．9％）。文化程度在本科以上312例（15．9％）。另外，本组调查中，多次流产女性1220例（62．2％）。2．避孕行为（1）避孕频率：从未避孕1215例（61．9％）；曾经避孕，现未避孕569例（29．0％）；正在避孕178例（9．1％）。（2）避孕方法：369例（49．4％）；安全期109例（14．6％）；体外排精136例（18．2％）；避孕环69例（9．2％）；避孕药64例（8．6％）。（3）未避孕原因：避孕导致身体不适189例（9．6％）；原避孕方法影响夫妻生活306例（15．6％）；侥幸心理认为偶尔不避孕不会怀孕669例（34．1％）；不好意思买／取避孕工具56例（2．9％）；不知怎样避孕81例（4．1％）；不知哪里可获得避孕工具61例（3．1％）；不会正确使用避孕药具39例（2．0％）；事先未准备208例（10．6％）；想要孩子121例（6．2％）；其他232例（11．8％）。3．影响避孕行为的因素分析根据人工流产女性是否采取避孕措施，筛选本科以上或以下文化程度，是否同居，对避孕措施、流产风险是否知晓，作为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低，同居，避孕措施、流产风险知晓率低是影响人工流产女性避孕行为的主要因素（P＜0．01）（表1）。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文化程度低和流产风险知晓率低是影响人工流产女性避孕行为的独立因素（P＜0．01）（表2）。讨论人工流产给女性的生殖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研究显示，继发性不孕不育女性中，88．2％有过人工流产史，早产概率也较无人工流产史的女性高［9］。因此，寻找影响人工流产女性避孕行为的因素，对于保护女性生殖健康，降低人工流产率具有重要意义。在本次调查的1962例人工流产女性中，近半年均未做到完全避孕。其中，从未避孕女性所占比例最大，避孕方法以最多。未避孕原因以“认为偶尔不避孕不会怀孕”这种侥幸心理为主。文化程度低、同居、流产风险以及避孕措施知晓率低是影响人工流产女性避孕行为的主要因素。文化程度低，接受性教育和性心理卫生教育较少，容易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进而导致其对避孕知识匮乏，人工流产风险意识差。既往研究也显示文化程度低和流产风险知晓率低是影响人工流产女性避孕行为的独立因素［10］。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生儿窒息；原因分析；近年

新生儿窒息严重危害着新生儿的健康，是新生儿脑损伤和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特别是重度窒息，可引起儿童残障、脑瘫，危害社会和家庭。新生儿窒息发生率与当地的围产期保健、产科质量有关。现将近年我院新生儿窒息原因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2005年4月至2007年9月间在我院共出生新生儿1 777例，其中出生窒息86例，占总比率的4．84%，重度窒息14例，占总比率4．05%。男孩人，女孩人，胎龄29~42周，双胎5对，产妇人，年龄19~42岁。

1．2 诊断标准 新生儿出生后1 minApgar评分≤3分为重度窒息,4~7分为轻度窒息,8~10分为正常。胎儿宫内窘迫:胎心>160次/min或

1．3 方法 新生儿发生窒息的原因往往是多种因素交杂在一起,本文从多个角度了解近年窒息发生的原因。其中产科因素包括①早产；②胎位和产程异常:臀位、第二产程延长、急产等；③胎盘脐带异常:脐带因素:脐带绕颈、绕身，脐带脱垂,打结等;胎盘因素:早剥,前置胎盘等；④妊娠高血压疾病；⑤双胎；⑥不明原因宫内窘迫；⑦羊水少。

1．4 资料统计 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见表1,窒息占总比率早产最高40．70%,依次为胎位产程异常26．74%，胎盘脐带异常10．47%，妊娠高血压疾病10．47%，双胎5．81%，宫内窘迫4．65%，羊水少1．16%，合计100%。重度窒息占总比率:早产10．47%，胎盘脐带异常2．32%，原因不明宫内窘迫2．33%，胎位产程异常1．16%，合计16．28%。

2．2 窒息与出生体质量的关系 见表2极低出生体质量儿8例、低出生体质量儿8例、正常出生体质量儿69例、巨大儿1例占总比率分别为:9．30%、9．30%、80．24%、1．16%合计100%，轻度窒息例数5、5、61、1例，合计72例；重度窒息例数4、3、7、0例，合计14例，重度窒息比率50．00%、37．50%、10．14%、0．00%、16．28%，χ2=10．05 P

2．3 窒息与孕母年龄的关系 见表3(略)，χ2=4．71，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4 其他 见表4窒息与性别、胎龄、产检的关系:性别男女轻度窒息和重度窒息相比χ2=0．08P>0．05，没有统计学差异；胎龄轻度窒息和重度窒息相比χ2=3．85，P

3 结论

新生儿窒息和相关的产科因素中显示早产是新生儿窒息的主要原因。早产儿胎肺及各个器官发育不成熟,对缺氧的耐受性较低，出生后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差,易发生胎儿呼吸迫综合征(ARDS),因而易发生新生儿窒息,表4中χ2=3．85 P

出生体质量越轻，窒息发生率越高，χ2=10．05，P

该组产妇的年龄对新生儿出生窒息没有统计学差异，认为近年产妇年龄不是造成新生儿窒息的原因。因为孕母的年龄对自身的激素水平生殖器功能，发育有关，故仍应该注意宣教，尽量避免早育和晚育。

有产前检查组与无产前检查组新生儿窒息发生率经χ2 检验,P0．05，统计学中没有差异，认为男女性别不是窒息发生的原因[3]。

窒息对新生儿造成的伤害后果是严重的，定期了解窒息发生的情况和原因可以提高产科的质量，提高新生儿优生率，避免窒息发生，避免窒息后脑瘫，减轻社会负担。

参考文献

1 金汉珍，黄德珉，官希吉.实用新生儿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4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