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思想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在宗教复兴的现时代，宗教问题不仅影响着世界的稳定，也对我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启示我们，宗教以“精神补偿”的独特方式，整合民族的发展，影响文化领域，促使人们更好地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宗教也制约着社会政治问题，引发许多民族纠纷，还被利用干预他国事务，这给社会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必须汲取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中的有益成分，正确面对现阶段宗教所发生的变化，坚决反对和抵制，用全面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处理我国的宗教问题，克服它给人类社会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充分利用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作为存在多民族和多种的国家，宗教问题对我国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特别在出现全球性宗教复兴的现时代，它不仅关系到我国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更关系到我们能否顺利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思想则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启示一：要充分重视宗教问题对我国社会生活的积极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尽管“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但作为人类认识自身和把握世界的一种异己力量。它却以“精神补偿”的独特方式始终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

第一，宗教对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整合功能。在民族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宗教通过其特定的信仰、组织及体现宗教意识的宗教礼仪等来强化民族意识和调节民族心理，从而加强民族凝聚力。“首先能使接受了它的各种群体、个人与社会集团，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意识的宗教共同体并进而产生组织上的整合；宗教组织则通过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神职人员的传教把具有同一信仰的宗教徒组织起来；宗教礼仪则通过强化宗教意识规范民族行为。”宗教凝聚民族的力量主要是通过民族文化、民族心态、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等形式体现的。共同的、特定的宗教组织和宗教礼仪强化了民族的基本特征，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如伊斯兰教教义成为信仰该教的各民族的最高行为准则，成为各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强大的原动力。但宗教的这一功能只能发生在信奉同一宗教的个人、群体和社会集团之中，信奉不同宗教的个人、群体和社会集团，不仅常常难以整合，还容易造成对立，即使他们属于同一民族或国家。持续几十年至今仍未彻底解决的黎巴嫩的宗教教派纷争便是极好的证明。作为一个存在多民族和多的国家，我们必须既重视发挥宗教的整合作用，更要重视其对民族和国家的制约作用。

第二，宗教能促使人们更好地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借助于神的名义，宗教赋予行为规范一种特殊的神圣灵光，通过宗教法律规范、教内行为的律法规范和宗教道德的行为规范等形式强化和规范人的社会行为。因为仅依靠人类的道德自律和法律的威力来规范仍旧包含野蛮和自私本性的人的行为是远远不够的，借助于神的“威严”和宗教的“劝善”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就是宗教存在的重要依据。“劝人为善”是宗教影响社会的最重要功能，因为“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而在理想主义普遍失落、功利主义到处泛滥的l6世纪的欧洲，正是新教伦理支撑并恢复了西方的道德文明。在充满矛盾和危机的西方现时代，宗教更成为医治各种“信仰危机”的惟一药方，成了“文明生机的源泉”。在建设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也应借助于宗教道德中的宽容、平等、利生、和平、弃恶从善等合理成分，并使其成为我国先进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第三，宗教对文化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许多以宗教为文化传统的国家里，宗教的本质就是文化。宗教并不仅仅只展示神的教义，它还以多姿多彩的哲学、道德、艺术、习俗等形式影响着社会。如欧美的文学艺术、绘画雕塑、音乐戏剧、伦理哲学等，处处可见到基督教的烙印，阿拉伯世界国家更是如此。宗教对我国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佛教而形成的著名的“三大石窟”，因道教而流芳百世的永乐宫壁画，因佛教而产生的“大彻大悟”、“想人非非”、“不可思议”、“燃眉之急”、“回头是岸”等语言无不是最好的证明。宗教本身所具有的延续性、独立性和可变性等特点不仅为其提供了促进文化发展的可能性，也决定了宗教的政治属性首先应取决于执政者，这为宗教提供了与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可能性。正因如此，同志提出了“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进行有限度地团结”的思想，这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是我们党在新时期解决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同时，“宗教即是文化”的理念也将淡化无谓的意识形态之争，使人们更全面地理解宗教的丰富内涵，为信仰者、研究者、管理者提供互相合作的舞台。这对重建我们的道德信仰体系，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宗教还具有调控社会、慈善社会和陶冶情操等功能，同时也对科学发展有重要作用。爱因斯坦曾指出，“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宗教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启示二：要高度重视宗教问题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

由于“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他们就是颠倒的世界”，所以，宗教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狭隘性和欺骗性，也会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造成一定的危害，主要表现为：

第一，多种宗教的存在，带来了许多的民族问题。尽管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在我国现阶段已基本消失，但由于“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因为“宗教偏见的最深的根源是穷困和愚昧”，所以宗教仍具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作为统一的、国情十分复杂的多民族国家，我国不仅有土生土长的道教，也有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更有许多少数民族至今仍信仰的传统宗教和图腾崇拜。它们不仅教派众多、教徒众多，而且有的少数民族甚至全民族都信教。在社会生活中，有的活动还与民族的风俗习惯融为一体，并成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一部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使得民族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更由于宗教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同步性，使得人们还不能科学地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问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的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高度重视宗教问题。

第二，宗教问题总是制约着社会政治问题。由于得群众者得天下的原因，宗教成了阶级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势力争取群众、实现其政治目标的一种精神工具。“创立宗教的人，必须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所以“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宗教的领域”。在阶级社会中，作为人类“精神鸦片”的宗教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为：(1)宗教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最有效的精神工具。利用“天堂”和“地狱”的枷锁角色，它诱导人们“服从权利，因为任何权利都是上帝赐予的”，否则死后不仅得不到宽恕，还要遭到上帝的惩罚，要饱受炼狱之苦，永世不得翻身。(2)宗教是统治阶级对外殖民侵略的工具。历史已证明，宗教的历史不仅是一部统治阶级愚弄和奴役本国人民的历史，更是一部侵略、剥削别国人民的血淋淋的历史。从基督教“十字军”对亚洲的侵略，到哈立法国家利用“伊斯兰教”进行的地区扩张；从近代西方利用基督教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侵略和掠夺，直到今天的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宗教对他国内政的干涉，无不是最有力的诠释。(3)宗教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刽子手。特别在欧洲的中世纪，它不仅扼杀了大量的科学发现，还活活地烧死了坚持真理的塞尔维亚和乔尔丹诺·布鲁诺。恩格斯曾指出：“古代流传下欧几里德几何学和托勒密太阳系，阿拉伯人留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的数学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留下”。当被剥削阶级“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稳，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的时候，也曾把宗教作为发动革命、反动统治的旗帜，如被恩格斯誉为“十九世纪中叶亚洲三大革命风暴”的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印度的民族大起义和伊朗革命等。但作为“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始终是对人类社会的颠倒、歪曲的反映，始终是统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

第三，利用宗教问题干预他国事务。这是当今国际政治斗争的一种新趋向。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是由信仰宗教的民族构成的，而大多数国家则是由信仰多种宗教的多民族构成的。不同的国家有着相同的或不同的民族、宗教，这就为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加了复杂的因素，也为一些国家和组织干涉和侵略其他国家提供了借口和手段。也正是由于宗教的参与，才使得一些国际事务、地区冲突和种族矛盾等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的错综复杂。宗教问题就是冲突的导火索、催化剂，它已成为国际性的热点、难点问题。正是“在2O世纪8O年代，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秘密结成了旨在波兰等国共产党政权的当代‘神圣同盟’之后”，才最终导致了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今天的许多政治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霸权主义以宗教为幌子进行着各种各样的非法活动，使得宗教的角色更加复杂化，更具欺骗性。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又把民族、宗教问题作为遏制、颠覆我国和其不喜欢的国家的重要手段。它们不遗余力地在我国培养教徒，培植地下势力和组织，企图用基督教的思想和价值观取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妄图把中国“福音化”，以最终实现其“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正如同志告诫的那样：“宗教问题的特殊复杂性，说明要了解当今世界必须了解宗教，对宗教问题在当今世界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绝不可低估。”因此，在国际交往日益紧密的今天，我们绝不能忽视宗教问题，否则就是自毁长城。

启示三：必须以与时俱进的眼光来处理我国的宗教问题

“民族、宗教无小事。”为建设“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想社会，我们必须以与时俱进的态度认识和处理作为“人的终极关怀”的宗教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一，必须正确面对宗教在现阶段所发生的变化。在宗教复兴的现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投进了宗教的怀抱(截止2000年，世界总人口约6O．55亿，信仰宗教者约为51．37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84．8％。其中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4种传统宗教的信徒人数，约占世界宗教徒人数的88％以上)。现代化也使宗教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一些宗教团体和宗教学家已不再从“上天”而是从世俗世界寻找圣经、佛祖、真主等主题实现的源泉，把人从重重束缚的彼岸世界拉回到了此岸世界，实现了对教义解释的世俗化；也开始了对人性善恶的冷峻思考，希望用神圣力量的虔诚以消除人的狂妄；重新反省生命的终极价值，把宗教提升到了一种关注人类和服务人类的境地，这对于修复现代社会条件下人们已经破碎的道德信念具有重要作用。面对现代化的压力，许多宗教群体还开始与其他宗教组织和社会组织进行合作，不仅从事经济活动谋求经济利益，也大量从事社会福利和慈善服务事业，这已成为其影响社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尽管这些变化对社会有些积极作用，但并不能彻底根除其消极作用，更不能改变其精神鸦片的本质。

第二，必须坚决地反对和抵制。所谓，“指冒用宗教、气功或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步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就像一个个附在人类社会肌体上的毒瘤，利用各种非科学的手段进行着破坏家庭、残害生灵、危害社会和国家的活动，不断地制造着人间悲剧。如美国的“人民圣殿教”于1978年11月制造的914人的“圭亚那森林集体自杀事件”，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于1995年3月制造的3796人中毒、数十人死亡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乌干达“恢复上帝十戒运动”于2000年3月17日制造的教堂大火案等。据估计，全球组织不少于3000个，信徒达数千万之多。问题对我国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如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不仅不是宗教，而且还反对宗教。我们对此不仅要予以正确区分，更要坚决地反对和禁止。

现代主义思想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老庄思想；后现代主义；二者关系

老庄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第一，产生背景不同，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对西方“文明工业社会”的反思，对哲学发展到高峰的质疑，对盲目追求理性带来的哲学危机的批驳，对现代性进行的拷问。哈贝马斯认为：“没有什么更为‘人道的’东西可以代替进行技术控制这种功能”［1］，是对科学作用的质疑；而“老庄面对的主要是儒家的经学中心和礼教中心”［2］，所以更多侧重于对伦理、道的化解，倡导消极出世，提出“节制”生活方式。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3］；第二，中心问题探讨的方式不同，后现代主义探讨的问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道家思想主要集中在对道的认识，对本原的追求，对人生的体会、理解，然后展开讨论，以此引出一系列的思想批判；第三，体现的最终价值不同：后现代主义注重只立不破，而认识、解决问题更容易走向极端，对于精神和价值体现虚无化，只是“在琐屑的环境之中沉醉于形而下的愉悦之中”［4］，其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真理、价值、精神、道德有很大的破坏性。而道家思想对修身养性的倡导可以作前者的有益补充，它是对人生价值意义的积极探索，而没有自毁性。

然而，把这两种思想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既有哲学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二者都有着深度的反理性，强调虚空性，语言的放荡不羁性，对以往思想的深刻反思、批驳、否定，要求自由、逍遥，倡导对他者的关怀。一方面，二者本身虽有时间之距，却象征着中西哲学合流、融合的趋势；另一方面可以取长补短，互取精华，为我服务。如果我们能较准确的去把握、认识二者的思想，对于哲学的新的研究可指明方向。且其中的思想对我们当今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仍具有积极意义。所以，对二者既不要过分摒弃，也不应生搬硬套，而是要试着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去解析它，以达到发展哲学、建构思想的目的。

一、思想源起：殊途同归的时代抉择

夏基松认为：后现代源自“世界经济全球加剧”，“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扩大，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矛盾激化。各种社会危机……普遍深化”［5］。刘放桐的观点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批判和超越以及对19世纪中期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反思和发展的浪潮中”［6］产生了后现代主义。二位哲学大家分别从社会背景和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对后现代主义产生根源进行了认识。总之，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社会“危机”到来时人们思想所产生的不同反映，从揭露的社会问题分析：福柯认为诸如边缘性的性问题、精神病问题、监狱问题是资产阶级的权力运用造成的，且权力具有为统治者服务的创造性。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强调了资产阶级运用文化异化人的思想。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揭示了人的一切被打上了商品、货币的烙印。德里达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已“脱节”、“断裂”，是“灾难”、“危机”、“死亡威胁的世界”，时代需要马克思，“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利奥塔认为后工业科技的消极影响使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一切值得怀疑。詹姆逊的意识形态批判从各角度批判了后现代工业社会。查伦·施普莱特耐克要求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统一和谐，主张个人、家庭、邻居、社团、民族、全人类社会和平统一，个人、生物、地球、星体、宇宙和谐繁荣，认为女权与和谐的关系是必然的。从哲学的发展看：后现代主义是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合流的反映，诸如科学实在论与新实用主义，代表有罗蒂、普特南等。后现代主义有反中心、反逻各斯、反基础的特征：海德格尔“此在”包含了主客是对黑格尔以前主客二分思想的批驳，福柯的“主体死亡”，拉康的“消失主体”都是对中心地位的批判，德里达要求对“他者”的关注，对“边缘”性的重视是反对中心主义、反对逻各斯主义。其实，后现代主义更多的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权威、理性的思维方式提出的反抗，一部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史，更像是一部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驳史，一切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价值都要重新衡量、认识。哲学的思维方式走向了一条新路子。

冯友兰认为：道家思想源于“奴隶主贵族被夺了权，失去了他们原有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地位，降为平民或奴隶”，而他们的“地位变了，可他们的思想没有变。”［7］也有的把它作为反儒家礼教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庄子·人间世》中“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显示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无奈，暗含了他们的消极出世的思想。庄子又说“全形葆真，不以物累形”是一种消极的抵抗，故发出感叹“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均出自《庄子·人间世》），所以应该“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至此，由反抗无门，只好明哲保身，形成了自己的全套养生、修身思想。其实老子也想救国：“道常无为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三十七章》，是其积极献言，但奴隶主阶级大势已去，他只得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小国寡民”的梦想，虽其思想是一种倒退，但也反映了他无奈的反抗。纵观道家对儒家批判的言论，那就更多了。《庄子·外物》篇“儒以《诗》，《礼》发冢”是对儒家礼教思想奉行者的道貌岸然却干着鸡鸣狗盗的勾当的揭露。老子提出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十九章》）是对儒家弘扬的知识、分辨术、礼义的批判，认为只有丢弃了它，才能回复人的本性。总之，道家思想“是在对儒家思想的理论观点和它所产生的社会后果的直接的、批判性的反应中形成。”［8］儒道两家的思想具有解构、批判、否定的关系。

无论从产生的背景还是从思想渊源上去探索，后现代主义与老庄思想的出处均有惊人的相似点，后现代主义是对后工业社会的文明而作的深深的反思，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理论的负面效应全面解读，是对现代社会生活如何重建的一种献言，而老庄思想是对上层制度的欺骗性进行的揭露，是对儒家正统思想颠覆性的剖析，是对人生生活方式、人生的价值意义的有益探索。

二、思维方式相通，年代久远的联姻

后现代主义与老庄思想都可称得上反思的楷模，虽相隔两千多年，却有着异曲同工的思维方式，难怪张志伟说：哲学“它更像是围绕着智慧‘圆心’而运转的圆周运动。”［9］因为有着同样的思维方式，比较起来也容易进行了。

（一）强烈的批判性

后现代主义的实质就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是对传统思想从不同角度展开的批驳、否定。海德格尔“此在”的思想是对主客二分的认识的批判，他的“此在”否定了思维与存在的二分模式。后期维特根斯坦日常语言游戏说是对所谓“科学的”逻辑语言的否定，德里达的“反逻各斯思想”是对中心主义提出的挑战，并重新提出了对文本阅读的新方式，它打破了千百年来文本习惯的建构方式。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是对启蒙理性的欺骗性的揭示。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辩证法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性。批判应该是后现代主义一种精神，一种本质，一部蕴涵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史就应该是一部批判史。老庄思想同样也具有丰富的批判性，老子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是对以往道的认识方式的批判，认为应该正确认识“道”和“名”，应该辨证看问题。老子的“大道废，有仁义；智能出，有大伪”是对儒家鼓吹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批驳。在《老子·十九章》中，“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不但批判儒家思想，更要求抛弃它，并尝试着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方略。而《老子·列御寇》中“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是对当时统治阶级虚伪性、欺诈性的批判。在《庄子·?箧》篇中：“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是对儒家提倡的善恶标准的批判。

（二）反理性倾向

无论在后现代主义思想里，还是在道家思想中，都表现出对理性批判、抵制的特征。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他们虽不否定理性的作用，却表现出了消极理性的倾向。福柯的考古学、语言学揭露了它们非连续性、非层次性、边缘性、陌生性、复杂性的特征，是反对理性的系统性。后期维特根斯坦“日常语言游戏说”是对逻辑语言的非系统性认识。拉康的“语言游戏论”更表现出非理性倾向，认为“无意识”是“主体之家”，是对主体理性的否定。而德里达的“反逻斯中心主义”就是对理性的批判。在老庄的认识论中有很多篇章主张“直觉”，《老子·四十七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其出弥迹，其知弥少，是以圣人弗行而知，弗见而名，弗为而成。”认为“道”是超验、不可感知的，只有用直觉的方式才能体验“道”。老子的“绝圣弃智”是对理性的否定。所以老子主张依靠“内心之光明”，“不行而知”（《老子·四十七章》）。《庄子·齐物论》中认为“物无非彼，物无非是”，事物都是差不多的，无原则区别，“是亦彼也，彼亦是也”，理性根本不能把握它，既然不能认识它就不如放弃它。庄子认为“堕肢体，黜聪明，离行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通过“坐忘”达到“以无知知”，这里更是完全放弃了理性的运用。

（三）解构性、游戏性

解构（deconstruction）用于消解结构，此时结构不仅指文本结构，“这里的结构实质上指西方文化之根”［6］428，意指对结构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在场主义的批判、否定。对于文本，德里达注重两者间的差异性，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思想文化的变化、发展，使思想文化更具有生命力和创造性［10］。解构强调“不在场”、虚无，不愿束缚于条条框框，强调否定性、差异性、自由性、游戏性。“颠覆”、“消解”、“改变”是其手法，目的达到开放、动态、可变、自由、脱离枷锁束缚。

后现代主义批判传统的“主体性”，批判理性至上，批判普遍性，统一性，蕴含了一种解构的思想，利奥塔的语言游戏说及要求“重写现代性”，罗蒂的反本质主义，否定任何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女权主义者反对“父权制”， 利奥塔模糊性、差异性理论，蒯因的逻辑实用主义及对经验论的批判以及约定的本体论承诺。其思想都是对以往的思想的否定批判，这种批判蕴含着强烈要求取消以往的思想，而倡导一种崭新的思想。这不是对以往的思想的修补，而是完全的抛弃、毁坏。

解构的思维方式在老庄思想中亦有源可寻。“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一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承认“虚无”为万物之本，这是对儒家认识方式的一种反叛、否定。《庄子·大宗师》中“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不可变，可得而不可见” ，是对主体的一种消解，体道只需“坐忘”、“心斋”就可以了。《庄子·齐物论》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思想是对统一善恶标准的消解［11］。故“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物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已。”《老子·二十五章》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无为”的思想，要求“天人合一”是对儒家积极“求知”、“达仁”的解构。（《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远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是对认识方式的解构，此时的认识方式简直是一种游戏了，而在《逍遥游》中的解构思想则更多，此不多叙。

（四）思想多元化

无论在后现代主义之前，还是在老庄思想之前，追求“齐一化”、“同一化”思想是大的趋势，建立宏大哲学体系在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前一直是追求的目标，包括现代哲学中的柏格森想建立生命哲学，罗素想建立逻辑哲学，胡塞尔想通过“现象学”恢复哲学体系，追求“齐一化”仍是他们孜孜以求的梦想。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德里达认为：“西方形而上学具有历史置换的嬉戏性质，应该使限制自由嬉戏的结构‘断裂’、‘瓦解'”。博拉古宣称：“在后现代世界里，理论已经穷尽了自身，世界已经摧毁了自身，剩下的只有碎片。”［12］所以形成的思想参差不齐。德里达重在消解文本结构，福柯从事权力分析，拉康从事精神分析，保尔·费耶阿本德致力于认识论，罗蒂在新实用主义上下工夫，女权主义者为女性争取更多权力等。他们都在努力的摆脱“齐一化”模式，其思想从多方面、多角度认识社会，揭露现实，他们的思想有着更多的可用性和实在性。

老庄思想同样出现了多元：《庄子·齐物论》中的“庄周梦蝶”要求认识多元化。《逍遥游》中语言的放荡不羁性，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本来就应当思想多元化发展。《庄子·齐物论》中认为善恶无统一标准，主张多元化的衡量标准。而老子思想更是庞杂，既有治国思想，又有自己的宇宙观，对生活主张淡泊名利，又想回复到“小国寡民”的“理想国度”去。

这两种思想皆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化的全方位繁荣给予了很好的启发。当然，它们还有诸多其他的相似的认识方式，如共同关注他者、开放性、动态性等，由于篇幅限制，不多做比较。

三、价值互补，两种思想共促哲学发展

在这两种思想体系中，都体现出了对传统理论的强烈的破坏性、否定性，都有着向虚无、向理想方式发展的趋势，但认识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又迥然不同。

（一）老庄思想保守,而后现代思想常向激进

相对于儒家上进求索的积极入世的理论，老庄的言论中常向往着避世、保身。老庄主张的“无为”治世，相对来说是一种保守的思想。如《老子·四十八章》中主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不主张知性，只要求以直觉体“道”，对于“为学”奋发精神是种退步。更甚者他认为“为天下者，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二十八章》）认为在道德方面，还不如儿童时期。在《老子·二十五章》中，提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按自然方式去认识解决问题，认识事物，这也是“无为”方式的延伸。“无为”之中的“理想国”是庄子思想的写照，他主导“无用”“己用”：“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于无为其侧，逍遥于寝卧其下”（《庄子·逍遥游》）。在政治方面，老子希望回到原始的生活方式之中：“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而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认识问题更极端化，更缺乏可实践性、操作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针对现代哲学中的问题的批判。其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它由于不肯定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合理性，更加排斥理性、主体、本质，一切现代性理论在它那里都被解构、消解、否定。哲学理论成为了虚无，一切都变成了“语言游戏”，致使人类建筑的最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被推倒了。所以其理论不但没有超越，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过分的激进，反而成为一种倒退了。两者若能结合起来，后现代主义如果能正确的对待现代社会的问题，而老庄思想能从出世上下工夫，对我们当今社会问题解决是有益的。诸如多关注他者，多考虑生态问题，辩证的思索现实问题，遇到问题敢于解决问题而不回避问题等。当然，对其问题的探讨和解决本身也是对我们当今社会建设进行的有益的探索，社会的建设需要理想，但也要面对严峻的现实，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才有利于社会更好的发展。

（二）老庄思想丰富辨证，而后现论常指向偏锋

老庄的理论中有丰富的辨证思想，诸如“道恒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指出了道是变化的。《老子·一章》开篇指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是对“名”的辨证看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指出了一切事物对立统一。在《庄子·知北游》中“夫昭昭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体现了自然与宇宙的运转流变。《庄子·知北游》中对生死问题的认识也是辨证的：“生也死之续，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后现代思想认识常使用一种否定。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否定、颠覆、背叛。无论对理性、本质的否定，还是对基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在他们那里都没有可肯定之处。萨特认为，存在就是虚无。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13］。他们缺乏两面性看问题，虽然他们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影响很难成为空前，所以招致了一系列批判之声。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中出现的“硬伤”，如若与道家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它更具有现实可用性。后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现实问题批判史，而不过是认识问题方式过激罢了。

（三）老庄思想常于幻想，后现代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认识深刻

老子幻想回归为“小国寡民”以避现实：“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多么美好的一幅原始纯洁质朴生活的图画呵！而在庄子那里，他的幻想近似于神话，气势很恢弘，天地与我共生，我无所不能，我就是自由，逍遥就是我。诸如《庄子·逍遥游》中：“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在《庄子·在宥》中：“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同在《庄子·逍遥游》中：“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还可从《庄子·齐物论》中看到：“天泽焚而能热，河汉洹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

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对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一些危机的反思，福柯运用权力分析监狱、癫狂、性、知识等问题，他运用的考古学、谱系学从边缘入手，是对当今存在的问题全新解读，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是对资本主义权力全面统治的深刻揭露，女权运动者对同性恋者正常生活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工业社会对科技的重视带来的人类生存的隐患，他们呼吁人类要自我认识，改变以前价值观念，要求对生态环境问题给予关注。

老庄思想是对自然回归生活的向往，而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披露为我们解决问题指明了方向。而一切问题由于当时社会的矛盾决定不能解决，只能带来某种社会制度的革命。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生活的厌倦，但又找不到新的出路而抑郁，它的虚无、反叛也是制度本身带来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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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71.

现代主义思想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艺术;现代主义;思想先驱

中图分类号:J1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6)03-0193-02

又站在新旧世纪的交界线上了,上个世纪的喧嚣仿似离去不远。穆夏的招贴、盖拉德的蝴蝶家具、霍塔的塔塞尔公寓、吉玛德的巴黎地铁站、高迪的圣家族大教堂、蒂夫尼的苹果树台灯、赖特的橡树公园、麦金托什的高靠背椅……新艺术所创造和展现的设计风格依旧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我们,吸引我们把目光再一次投向上个世纪之交的先驱者们。

新艺术运动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席卷欧洲和美国,在1890年―1910年近20年的时间里,“波及几乎所有的设计领域,从建筑、家具、产品、首饰、服装、平面设计、书籍插图一直到雕塑和绘画艺术都受到影响”①。它以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为中心,在苏格兰被称作“格拉斯哥”风格(GlasgowStyle),在德国称为“青年风格”(Jugendstil),在比利时为“自由美学”风格(LibresEsthetiques),而奥地利则以“维也纳分离派”(Secession)为代表,西班牙叫做“年轻风格”(ArteJoven),斯堪的纳维亚称之为“工艺美术运动”,而美国的“芝加哥学派”(ChicagoSchool)代表人物路易斯・沙利文和莱特已开始往现代建筑的方向迈进了。

尽管各个国家在新艺术运动的具体设计特点上各放异彩,颇为不同,但从时间、根源、思想等方面,特别是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对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上看,却属同一运动。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新艺术运动的认识和定性,更多的集中在它的装饰特征和表现手法上,称之为“曲线运动”、“面条风格”、“蚯蚓风格”等等,对它的研究过多的沉醉于其鲜明的风格和优美的曲线之中,忽略了这个运动对后来的“现代主义”在精神和思想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和贡献。王受之先生就评说新艺术运动为一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形式主义运动”,而笔者认为,新艺术运动不仅以其特殊的装饰风格,丰富多彩的设计面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设计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更以其超人的勇气告别历史,创造新的形式,以服务大众的民主思想顺应潮流,成为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思想先驱。这一历史意义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1.对历史主义的彻底否定

新艺术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源于19世纪人们对工业生产的恐惧和厌恶,这一点与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颇为一致。但是,它与以往任何历史阶段的探索完全不同,它以彻底革新的姿态完全否定了“历史主义”。以往的设计运动,多以借鉴历史元素和历史风格为出发点,比较钟情于某一历史时期或阶段的风格,如工艺美术运动就崇尚18世纪哥特式艺术风格并从中吸取灵感。而新艺术运动是“驱逐历史主义的另一次战役”。①新艺术基本上完全放弃对任何一种历史传统风格的借鉴,这种开创的精神正是现代主义的精神实质,它奠定了以后各种设计运动对于历史风格的断然否定关系。当人们最终在布鲁尔的钢管椅、密斯的玻璃钢骨大厦中找到新世纪的答案,设计者们真正从精神到形式都告别了过去。而在思想上,新艺术的先驱们已先行了半个世纪了。

2.民主思想的基调

在新艺术运动中,“民主思想成为这一艺术运动的基调”。②新艺术运动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日常用品而非绘画和雕塑,特别是在新艺术的平面设计和插图设计中。“工艺美术运动”的核心平面设计公司―莫里斯的克姆斯特印刷公司,其出版的每种书籍的印刷数量,无非几百本,根本不可能成为大众读物。而在新艺术运动中,随着印刷的发达和普及,海报、书籍、包装、商标和各种平面设计,得以为千千万万的普通大众享用。如美国出版的《哈泼》杂志这类的刊物,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享有的对象。

正如新艺术运动重要的流派“维也纳分离派”设计家奥托・瓦格纳在其1895年发表著作《现代建筑》中所说:“设计应该集中为现代生活服务,而不是模拟过往的方式和风格,设计是为现代的人服务,而不是为古旧复兴而产生。”新艺术设计的出发点是使设计艺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使设计开始真正为大众服务。这与现代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说工艺美术运动代表了一种社会行为,更多的追求产品和装饰的道德价值,完全摈弃工业化,那么新艺术运动不再过多的考虑社会责任和社会道德,不再一昧追求手工艺的纯洁性。“它更渴望立足于对设计和各种材料自身潜力有新感受,去创造一种‘新艺术’”。③虽然新艺术运动的探索失败了,没有能够走上真正民主的设计道路,但在思想上的“民主”革命已经开始了。

3.大胆革新的实验和探索

新艺术运动大胆尝试和实验了各种想法和材料,开始了对直线几何风格的探讨。工业化生产的新材料铸铁和玻璃作为结构材料和装饰材料,在新艺术运动中得到了最极致的发挥。只要看一看吉玛德(HectorGuimand)的巴黎地铁站,蒂夫尼(Louis Com-fortTiffany)的玻璃台灯和泽林(Bernhard Sehring)设计的柏林蒂次百货商店就十分清楚了。更为重要的是,新艺术运动中的“格拉斯哥”派和“维也纳分离派”率先开始了对几何直线风格的探讨,认识到理性主义和功能的核心作用。简单的几何直线设计、黑白的机械化中性色彩符合大工业生产机械化、批量化、标准化的需要,符合现代主义为大众设计的民主思想。这些探索和尝试为后来的设计者们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在现代主义设计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4.新艺术运动的中坚人物成为现代主义设计的奠基人

新艺术运动打破了纯艺术、装饰艺术和实用艺术之间的界限。19世纪末20世纪初,艺术家转而从事产品设计、平面设计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新艺术的先驱们相信,“即使是绘画和雕塑也应该是有用的”。④比利时新艺术运动的领导人凡・德・维尔德的设计思想就相当先进,它提出“根据理性结构原理所创造出来的完全实用的设计,才能实现美的第一要素,同时也才能取得美的本质。”与同时代的设计师们强烈反对现代技术和机械的立场不同,它提出“技术是产生新文化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凡・德・维尔德已大大超越了“新艺术”的同仁们,成为现代主义设计的思想奠基人。

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德国的现代设计之父彼得・贝伦斯。1895年他从绘画转向设计,并于1900年设计了具有新艺术特征的字体、书籍、商业公司印刷品等等。1907年他为“德意志电器公司”设计了最早的完全功能主义的作品―电风扇、台灯、电水壶,奠定了功能主义设计风格的基础。彼得・贝伦斯设计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工业厂房―德国电器工业公司厂房。他同时还培养了几位最杰出的现代主义设计大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密斯・凡德洛、勒・柯布西耶。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现代主义设计的奠基人。

其他的重要人物还有“格拉斯哥派”的麦金托什,维也纳分离派的约瑟夫・霍夫曼等。正是新艺术运动的一大批设计家和艺术家们,以改天换地的革新思想,探索和实验了设计在新时代下的新形式,成为现代主义设计的奠基人,为现代主义设计的发展铺设了康庄大道。

总之,站在两个世纪的分界线上,虽然在表现形式和手法上最终无法超脱历史的桎梏,但在思想上,新艺术确是以超人的勇气和革新方法,彻底地拒绝历史主义,以关注大众和关注生活的设计为现代主义设计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宣称:新艺术运动是现代主义设计的思想先驱。

①　参见[英]尼古拉斯・佩夫斯纳著《现代建筑与设计的源泉》,三联书店, 2001年版,第32页。

②　参见梁梅著《新艺术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版,第7页。

③　参见[英]贡布里希著,范景中等译《艺术发展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9年版,第300页。

现代主义思想范文第4篇

六年前写完此书，引得不少师友诧异：我怎么会耗费心力在李宗吾这样一个人物身上？他太有名，说凡有华人处，无人不知李宗吾，大概不算夸张。但，也正因为他如此有名，他留给世人的印象，也已定格在“厚黑教主”这四个字上，这四个字，充满了权谋和毫无底线的自利气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到今日，从大街的盗版书摊到机场书店，各种“厚黑成功学”一直在努力证明这一点。我最初知道李宗吾，也是因为这一定格的历史身份符号，甚至差点因为这一定格的印象而与李宗吾失之交臂。

世人对于李宗吾的误解有多深，便对个人主义的误解有多深。在编完《斯人不在》之后，我开始着意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存在个人主义的因子这一命题，并且决定用历史学的方法考察中国思想史上是否存在这样一条隐形的脉络，而李宗吾，便是我的切入点。

从杨朱“为我”到荀子“性恶”，个人主义的薪火在先秦时期其实并非若隐若现，“天下之学，不归杨，便归墨”，说明了杨朱之学在当时曾经是如何显赫，儒家在那时根本还数不上，更不要说是显学。直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个人主义才开始被逼仄在思想史的旮旯里，甚至只剩下断简残篇，以至于我在考察这一思想史脉络的源头之时几乎是无迹可寻，比如当时的社会史、经济史的资料，但是，在阅读历朝历代的史料时，我总是能感觉到中国文化的阴阳两面，或者说，其自身的自我调节：即我们的老祖宗们，并非是由表及里的儒家，更多的是儒家其表，杨朱其里，这和古代帝王常常是“外尊儒术内用玄黄”一样，尽管由于家庭的原因，从小就深受儒家的耳濡目染，这样的结论让我对过去受到的教育不免产生一种幻灭感，但我却不得不“痛苦”地接受这一事实。由于专业上的隔阂，以及体例的限制，在这本小书中我只能对于这个问题做到点到为止而不能完全展开。但我对于自己这一思想史脉络的判断，却颇有信心。尽管我也知道，这一断论在学界难免受到争议。

经过了近两千年的“犹抱琵琶半遮面”，个人主义在近现代中国再一次成为思想史的焦点是在五四时代，不过，那时的个人主义是个舶来品，说句大不敬的话，那时的先贤们，未必弄清了个人主义是个什么东西，即使在今天，在中国，说到个人主义，还是个充满歧义或者贬义的词。而李宗吾的“厚黑学”，发轫于辛亥之后，比五四要早，而且，一生未出夔门的李宗吾的思想资源，完全取法于传统，这是我对李宗吾产生兴趣的原因。而李宗吾的“厚黑学”也经历了诸多阶段的发展，按照我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第一阶段：专门利己主义，主要利己，哪管它又厚又黑，哪管它道德底线，李宗吾从历史中感悟到了这一点，又拿这一点来验证于历史，屡试不爽，这也为他赢得了话语平台，厚黑教主暴得大名，世人对他的印象，即来源于此阶段；但世人不知的是，李宗吾的思想后来有许多发展，最初他考察的只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人物，而当他进一步考察之时，便在普通民众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阴阳两面，而此时，厚黑也有了新的含义，厚是“隐忍”，黑是“坚毅”，厚黑，不过是底层民众在愚民政策下的生存之道，也是中国文化的自我调适；第三阶段，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李宗吾的厚黑与当时时代强音民族主义发生了关联，李宗吾把厚黑从个人性引申到民族性，竟然搞起了“厚黑抗日、厚黑救国”，此时，不但厚黑无罪，简直厚黑有理了。可惜的是，李宗吾后来思想的转变，被他早期“大放光芒”的“厚黑思想”掩盖了。

正是从个人主义思想谱系这个角度出发，我曾经在微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百年思想谱系，个人推崇的是严复、胡适、李宗吾、李泽厚。不幸的是，严复被忽视了，胡适被错过了，李宗吾被误读了，李泽厚先生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当下之所以如此，四位思想家的命运似乎可做注脚。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不仅停留在李宗吾的厚黑思想上，对于教育、社会制度等方面，李宗吾都

转贴于

有自己的思考，这些思考，丝毫不亚于他在“厚黑学”上的创见，不过，同样由于他“厚黑思想”的掩盖，这些天才的创见一直没有受到重视。

此书初版之时，取名为《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新传》，李泽厚先生读完之后在电话中跟我说，对我对于李宗吾“大师”的这一断论有不同的看法，并且要我和他去专门谈一谈这个话题，可惜的是那时总有俗务缠身，而李先生又不是总在国内，以至于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深入和李先生探讨，不过，事后想想，那一题目确有不够严谨之处，且不说“大师”之谓的争论，李宗吾，果真被忽略过吗？他不过是被误读而已，所以后来在台湾再版时书名改为《正说李宗吾——现代思想上的厚黑教主》，在内容上也做了一些修订，加入了一些材料，减少了一些初版时的遗憾。

现代主义思想范文第5篇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后工业时代；晚期资本主义；现代哲学；量子力学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1 ― 0036 ― 03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股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激进思潮，逐渐成为了西方社会的一大显学，甚至开始在西方政治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关于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原因，学界众说纷纭，然而究其根本，无非源自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

一、后工业社会的时代产物

（一）后工业时代：后现代主义产生的经济条件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它的产生离不开现实的生产力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各国相继进入了被丹尼尔・贝尔称为“后工业社会”的阶段，这种转向给传统从事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

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伴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当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人们就开始转而注重精神生活的追求，于是在后工业社会，对于欲望和情感的诉求打破了理性的束缚，人的主体意识迅速提升，传统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现代价值遭遇了空前的质疑和挑战。

詹姆逊教授指出，现代人主体性的丧失是后现代主义反思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这种情况与大众紧张的日常生活有关。众所周知，资本的逻辑是追求更多利润，而增加利润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提高生活效率，于是，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现代人时常感到精神的疲惫和生命力的流失，他们体验到的不再是完整的世界和自我，也无法感知自己与现实的真切联系，“人”变成了碎片化的、无法整合的“个体”。如此，社会文化已经无法承受高深而又厚重的价值内涵，商业消费文化进驻了人们生活的主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启蒙理性精神已经完全被资本逻辑所取代，传统意义上需要理性去订立的善恶、美丑等价值标准，如今都要依靠市场来进行最后裁决。总而言之，一切价值都变得商品化。在自由和解放的虚伪口号下，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倾向却愈演愈烈，于是在资本主义文化内部也出现了反思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后现代主义。他们开始反思现代性的价值目标，揭露“唯资本是从”的统治逻辑，为批判资本主义固有的内部矛盾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二）晚期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政治条件

随着生产力的飞跃式发展，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也发生了质的变化，逐渐从“垄断资本主义”进入了詹姆逊教授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虽然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一直以来都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支持，但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科学的地位才达到了名副其实的巅峰。代表绝对理性的科学具有不可怀疑的确定性和唯一性，它强势排斥其他认知途径，前现代的人们用来进行价值判断的感觉经验在后工业社会已然被彻底批判，斥为偏见和异端，至此，资产阶级政治权威在进行政策制定时完全依赖于科学知识，而疏远和忽视了人文关怀。知识分子的角色从起初的“立法者”变成“解释者”，换言之，从启蒙运动起始，强势的科学话语抢占了人文知识分子制定规则的权力，社会规则全权由科学来订立，人们最终沦为了理性的工具，失去了本性和自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后现代思想家才举起反对科学话语一元模式的旗帜，呼吁各种话语在多元的“游戏规则”下平等对话，要求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兼用情感经验和理性逻辑二者来“逐例判断”。

正如后现代思想家所倡导的那样，后工业社会就是一个“确定性规则”分崩离析的时代，从前理性所订立的不可置疑的秩序、规范都要在多元价值标准的审视中重新评估，这些用现代文化价值无法解释的后现代现象构成了鲍曼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新奇经历”，于是在后工业社会的土壤中催生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观念，试图为时代的现实问题寻求解释和出路。

文艺复兴终结了中世纪神学后，现代人陷入了“上帝死了”的混乱、无序状态，他们迫切地建立起“网格式”的分类统治体系，试图满足潜意识中对规则的渴望。因此，“在现代性为自己设定的并且使得现代性成其为是的诸多不可能任务中，秩序的任务――作为不可能之最，作为必然之最，作为其他一切任务的原型（将其他所有的任务仅仅当作自身的隐喻）――凸现出来。”①也就是说，建立秩序是现代社会的首要任务，而且是最迫切的、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尽快完成的任务，而“代价”就是使人们失去了价值理性和道德判断，最终成为现代社会这座“工厂”中的标准化“机器”，一旦政治权威的决策出现差池，便会出现整个社会的疯狂。

（三）奥斯维辛大屠杀――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导火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后现代主义起到了强烈的刺激作用。法西斯一手制造的奥斯维辛大屠杀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正是现代性过度发展的结果，给许诺自由和解放的现性带来了沉重一击。虽然传统的社会学宣称，法西斯主义是现代性发展中的一个偶发的病态事件，是现代文明的暂时性倒退，但后现代主义坚持认为，正是现代性的充分发展所创生的“这些规范和制度才使得大屠杀有发生的可能。没有现代文明及其最核心本质的成就，就不会有大屠杀”②，也就是说，奥斯维辛大屠杀并非有悖于现代精神的怪异事件，而正是现代性充分发展所必然产生的“副作用”。

启蒙理性精神开启了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也正是在理性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出现了不加遏制的种族大屠杀，这是情感的疯狂，亦是理智的丧失。鲍曼认为，现性在其无限扩张中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Q言之，大屠杀是现代性理论的内部矛盾使然，“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代表的一切事物的一个对立面。相反，它与现代文明所向往的（令人欢呼的）那一面很好地、协调地依附在同一实体上。”③

在此，后现代主义给出的药方就是：取消对资本权威和科学话语的崇拜，恢复大众进行价值判断的权利。如詹姆逊教授所说，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就是无深度的平面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④。在传统意义上，精英代表着理性和深度，而大众则更多地流露出情感和经验的表达，当大众文化占领了社会主流，昔日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理想、价值、意义都将退场，取而代之的将是无深度的感官和欲望。后现代主义坚持认为，绝对的理性必将导致彻底的疯狂，而避免这一情况出现的唯一方法就是剥夺理性一元话语的权力，消解深度，还大众的非理性文化以施展的空间，用多元对话来对抗“元话语”的权威。

二、西方哲W与科学的思想延续

（一）现代哲学对古典哲学的颠覆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想，它的出现并非学者的凭空想象，而是在西方哲学的深厚奠基之下产生的新时代价值理念。刘放桐教授曾给予后现代主义以高度的评价，称它的出现是“西方哲学发展中一种方向性转换……是哲学思维方式上的一次根本的变更，标志着西方哲学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⑤

从时间序列上看，后现代主义紧密承袭了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悲观主义哲学、以萨特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最主要的还有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与其说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哲学的反叛，倒不如说他们接过了以上哲学家的旗帜，在批判现代性缺陷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这些思想传承的基础就在于他们的共同目标：对资产阶级官方哲学的尖锐批判，即启蒙运动以来至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确立起来的古典哲学体系，只不过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的道路上比19世纪哲学家走得更远。

虽然后现代主义各家学说特色不一，但却共享着相同的态度，那就是格里芬博士所说的“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①具体来说，就是一种共同的基本主张，主张要超越笛卡尔以来确立的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以及在场形而上学等古典西方哲学理念。后现代主义认为，在当今西方社会，形而上学已经失去了建设性的力量，在后现代社会中，结构消失、主体名誉扫地、一切确定性价值都在等待重新评估已成为既定事实。在古典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指导下，人的主体性逐渐被消解，本真的人变得异化、抽象化和工具化，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后现代主义开始了对传统的质疑和对人性的解放，于是他们不再致力于追求世界的终极实在、宇宙的第一动因，不再寻找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甚至不去追寻人生的理想和意义。真理、权威、科学的现代先验价值在后现代主义这里被欲望、交往、理解等日常经验所取代。

（二）量子力学对牛顿体系的瓦解

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与现代科学层出不穷的新理论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古典西方哲学的基础建立在不可置疑的确定性之上，而这种确定性的根源则来自于以牛顿力学体系为代表的近代科学世界观和宇宙观。然而，当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打破了牛顿设立的物理疆界，黎曼几何、麦克斯韦场论、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以及玻尔、薛定谔完善的量子力学共同把科学的确定性一步步地从聚合推向离散。后现代主义正是在这样的世界观指导下开始了对确定性绝对权威的质疑和批判。

在牛顿力学看来，整个宇宙都遵循着一个确定无疑的秩序，有规律地运行，而这一规律同样也是指导社会和人类行为的规范准则。但是现代物理学却证明：万物都在一个没有方向地向四面绵延的场域中发生着相互关联的能量转换。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现在知道，对力学基础的信心是建筑在幻想上的。”②从这样的科学宇宙观推演下去，传统哲学中那些形而上的分离和差异也都将消失，诸如主客、因果、是非、彼此、心物等二元对立的在场结构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哈桑就把“不确定性”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大核心原则。他指出，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揭示出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品格，这是一种对一切构成和秩序的消解，永远处在一种动荡的怀疑和否定之中。现代科学的宇宙观认为，世界并非在有意识地运动，在杂乱无章的现象背后并不存在一个洞悉一切的本质力量，或称其为“规律”。于是后现代主义放弃了对本质确定性的执着，而是专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拒绝挖掘任何深层意义，更拒绝寻找特殊现象中的普遍性。在他们看来，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崇高信念都是人们盲目信仰的短暂产物。在量子力学的宇宙观面前，不仅牛顿力学显得不堪一击，甚至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对世界确定性的信仰也轰然倒塌，几千年来人们对本质、本原和真理的形而上学追求也随之崩溃。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再一次成为悬而未决的难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原因：它以现代西方哲学为基础，继续着对古典哲学的批判；它脱胎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基于社会现实问题，反对科学知识为政治权威做合法性辩护，也反对资本打着理性旗号进行商业化运作；牛顿力学体系的崩溃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一个不确定的全新世界观；而奥斯维辛大屠杀对现代秩序缺陷的暴露和对现代性反思的需求则是促成后现代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

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全面批判，它反对古典哲学为现代社会提供的价值标准，反对近代物理学为现代社会建构的世界图景，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文化逻辑，更揭露了现代性必然导致的灾难结果。据此，后现代主义开始了一场反理性主义、反人道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要求去中心化的思想反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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