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口诀范文第1篇

9月来的最后一周，巴西、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尼等都被IMF怀疑干预汇市，以遏制本国货币的升幅。目前全球货币中，除美元外几乎都处于升值状态中，主要货币如日元升幅已超过12％；欧元尽管刚刚摆脱债务危机，却也已经迅速升值2％。获利者除美国外，别无他国。

然而，货币升值的国家却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像巴西这样稍作干预，甚至日本这一美国的亲密盟友，仅仅做了做干预的姿态，都立即被IMF和所谓国际主流媒体视为“干预自由经济和自由市场调节机制”。这恐怕就是引发曼特加感叹“货币战已经爆发”的主要原因。

美国推动他国货币升值、本国货币贬值的内在逻辑

美国是“二战”后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的最大受益者。1944年至1971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成为全球惟一的本位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是“双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全球货币与美元挂钩)；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擅自单方面放弃“双挂钩”责任，并推动IMF于1976年通过“牙买加协议”(“牙买加协议”的核心，一是多元基准货币，二是浮动汇率制度)。

理论上，1976年后多元基准货币是对美元的削弱，但由于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络，有全球最活跃的金融市场，有全球一致认可的金融评级机构，有全球居垄断地位的会计师事务所，有美国自身可控制的国际规则制定和协调机构(IMF、WB、ISB等)，使得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没有降低美国的国际金融霸主地位，反而合法地放弃了本位币所应尽的国际义务(本位币的发行国有义务控制自身的货币发行量，确保全球的金融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被废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之一正是限制美元的超发)，并可以利用汇率浮动的机制，限制和干预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甚至政治事务(如198S年“广场协议”带给日本的金融效果)。

“牙买加协议”的实施，导致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美国。1985年，协议实施仅仅9年后，美国即结束长达71年的国际净债权国地位，一变而为国际净债务国(当年国际净债务1074亿美元)，从而与80年代初期开始明显呈现的贸易项下逆差相呼应，开启了当代美国独有的经济循环模式：经常账户项下逆差由资本项下的顺差弥补，即借他国的钱来满足本国的消费。从1985年至今的25年时间里，尽管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放大，但国际收支逆差(经常项下与资本项下之和)却部控制在GDP的1％范围内。

也就是说，在长这25年的期限内，美国借助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每年占用他国的资本来满足本国的消费，且这一趋势日渐扩大，难以逆转。

这一模式具有明显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一旦美元失去国际信任，或遇到其他国际货币的挑战，国际资本净流入将会减少，则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其对超量进口商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如美国国内消费无节制膨胀，超过国际资本净流入所能提供的支撑，则经常账户项下赤字将无法弥补，国际收支失衡。两种隋况下，都会导致美国模式破产。

本次金融危机，虽未出现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但对美国模式却产生了阶段性、结构性影响。由于在美国民众利用国际资本享受低息住房贷款的同时，也推高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并通过虚拟资本的放大效应产生连锁反应，导致金融危机，使得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短时间内无法像从前一样，将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送到美国民众手中。因此，至少在中短期内，支持过度消费的消费金融模式面临着调整。这就阻断了国际资本向美国消费者的传递，进而大幅降低美国经济“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消费对美国GDP的贡献在70％以上)，进而产生大量失业，造成实体经济恶性循环。

这种资金链条的中断，对美国而言，虽还不至于导致美国模式破产，但也意味着美国模式的暂时中断，意味着美国必须或修复旧有模式、或重建新的过渡模式。

修复旧有模式，意味着美国继续危机前的低储蓄、高消费、高经常项目赤字、高资本项目盈余的模式。客观上说，这一坐享其成的模式是美国人民最愿意恢复的，但微观上有两个障碍将导致短时间内难遂其愿：一是金融机构尚未完全恢复，无法提供大量的消费信贷。从事美国住房次贷的金融机构已大部分倒闭，所剩的机构需要整体金融市场恢复后才可能重新进入；其他消费金融领域，如信用卡和汽车按揭，也因金融机构风险容忍度的下降和消费者违约率的上升而收缩信用规模。二是美国居民的借款记录、抵押品、就业率等消费贷款所必需的要素尚未恢复，还无法满足金融机构放贷所必备的一些(哪怕是低限)要求，还需要时间。大部分美国民众并非像有些经济学家估计的那样，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他们并不会自愿放弃原有的轻松的消费模式，只是限于外界条件的变化，不得已而过起节俭的、积累了储蓄才能消费的“苦”日子。可以肯定地说，一旦三五年后外界条件具备，2008年前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美式生活”必将重演。只是在这调整期间，美国必须要找到新的过渡模式。

一旦脱离了金融杠杆的支撑，这个新的过渡模式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打工吃饭”，靠实实在在的工作，靠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靠实实在在的出口加工，微观上获得工资收入，宏观上提高就业人口。而美国的生产要素高于全部发展中国家，高于相当部分发达国家，短期内如何提高美国的出口竞争力，如何吸引新的产业回流美国本土，调整金融思索价格就成为最简单、最便捷的选择。

一方面是利率政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投入了大量货币，导致资金市场货币供给远远过剩(由于美国实体经济对货币的真实需求有限，这部分流动性无法进入实体经济)，利率被大幅压低。另一方面是汇率政策，尽管危机前后，美国实体经济稆对全球而言，并没有明显虚弱，但推动美元贬值却是美国上下的共识。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的相对价格叉有太多的人为因素可以主导，尤其对于控制着全球主要金融市场。主要评级机构、主要市场评判机构的美国而言，发动汇率战争不必像“战争”字面上那么血腥，似乎是经济规律、似乎是自由交易就可以自然导致美元大幅贬值、他国货币大幅升值的效果。而他国如要进场干预，则要受到指责和惩罚。

通过压低利率价格、通过压低汇率价格，使得美国的生产要素价格在短期内迅速优于竞争对手，从而产生比较优势，推动产业投资的涌入，推动出口的增长，从而创造就业、提升居民收入，从而恢复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这就是美国所选择的过渡模式。由于需要改变外部需求，这一模式中，汇率的作用无疑要远大于利率的作用。因此，推动他国汇率升值，就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货币战”现实一幕，甚至连美国的亲密盟友――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

利亚，也均未放过，更不用说东南亚、拉美这些原本就虚与委蛇的国家了。

但是美国采取的这一“货币战”模式，对于那些采取固定汇率的国家则无法适用。“牙买加协议”后，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但并非全部的货币都浮动。按照协议，各国可以自主选择汇率制度。现实情况是，有实力的发达国家的核心货币大多选择浮动汇率，无实力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则多半选择固定汇率。中国就属于后者。鉴于中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如果不能从中国分得一杯羹的话，美国的过渡模式仍无法进行。这也就尊致美国在应对中国时，丝毫没有金融市场操作的娇羞掩饰，而是采用的货币要挟与攻击，如直接通过关税手段、直接通过立法程序，来推动中国减少对美国出口、增加从美国的进口、减缓美资企业向中国的转移等。

如前文所述，美国模式的破产，除过度消费外，另一个因素是国际资本不再流入。那么美国当前推动美元贬值，为什么不担心对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呢?对于持有大量美元债权的国家而言，为何还要不断地购买美国债券(即使利率接近于0)呢?

这就是当今特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赋予美国的超级地位所致。“牙买加协议”后，美元成为事实上的全球本位币，美国通过其全球最发达的资本(尤其是债券)市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健全的金融机构，控制了全球的国际贸易结算、资本融资和交易、外汇交易、衍生产品交易、大宗商品交易，备国家在外汇储备中必须保有足够比重的美元，才能最高效率地应对各种经济活动需求。因此，全球国际储备货币中，美元占有65％以上的份额(其GDP只占20％左右)。即使美元贬值(但终究有个度)，只要其他边界条件没发生明显变化，各国对储备货币结构的选择就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所以美国人才能自豪且无所顾忌地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当今世界惟一能威胁美元地位的，只有欧元。就在美国去年底开始明确推行其过渡模式以来，欧洲却“及时”爆发债务危机，导致欧元震荡，许多本已经在考虑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国家，不得不暂时放弃了此种计划。时间上如此巧合，无怪乎引发世人许多遐想。

美国的政策将加速下一轮金融危机的到来

目前，全球对2008年因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并未形成一致答案。对危机累积的微观成因有所共识，如对次贷申请人还货能力的忽视、对次贷衍生品交易的不透明性、对金融机构高风险杠杆的监管缺失等；对危机传导的机理有所共识，如备金融机构在交易账户持有了共同风险敝口(MBS、CDS、CDO等)，导致风险迅速传递，并共同面对流动性危机等；但对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并未有深刻的反思和共识。我们必须要看到，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在于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

“布雷顿森林”体系(双挂钩)废除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完全纸币时代，货币发行不再有“锚”来约束，呈现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各国货币发行多少完全凭各自政府和央行的主观判断。从现实操作来看，各国大多参照通胀率作为货币发行鼠的依据。然而，货币创造出来后并不必然与当期物价指数一一对应，相当部分沉淀下来，暂时脱离资金的投资一消费循环，如货币当局不予超发货币的话，就可能导致流通中货币不足，产生通货紧缩的假象。但事实上，这些沉淀下来的货币并未消失，随时可能形成现实购买力，当沉淀量达到一定数量级后，一旦有外界合适的诱因，必然爆发金融危机。

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又都参与了全球货币的创造。而美元因其特殊地位，成为事实上的全球(纸币)本位币，各国出口商品最后都变成美元的累积，即所谓的美元外汇储备。因而，美元货币约束就成为全球货币供给失控与否的根本。可叹的是，美国恰是此种货币体系的最大受益者，美元的发行不仅不必考虑全球的真实需求(发行美元购买他国商品、供本国人民消费，何乐而不为)，甚至不用过多地考虑美国自身的通胀水平(大量美元沉淀在海外持有人手中，并不立即冲击美国本土居民消费市场)，其对货币发行的道德约束是排在获得本国利益之后的，这就导致美元货币创造迅速膨胀。

第三，浮动汇率和外汇自由交易机制，使得前两个方面的货币创造叉循环派生。某国货币过多地创造出来后(如日元超发部分)，通过外汇交易市场可自由兑换成美元(或其他自由兑换货币，如欧元)，形成美元(或欧元)的超量投放，反之亦然。在此种国际货币体系中，货币叠加积累，形成超量供给就是一种必然。这也是为什么当今世界虚拟经济迅速膨胀，远超过实体经济的真实货币需求，却依然在自我加速、自我创造的本质原因。

超量货币创造出来以后，就具备了独立“人格”，就要逐利。而实体经济提供的可供虚拟经济分配的剩余价值叉相对有限，其结果必然是虚拟经济自我创造交易产品和交易机制，自我进行虚拟价值创造。我们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反思，为祸作乱的MBS、CDO、CDS们是怎么产生的?我们至今仍把它们归结为金融家的贪婪、监管机构的缺失、交易杠杆的过高、交易机制的不透明等等。但是，很少有人思考，如此海量的货币供给，不发起和参与虚拟金融交易的话，他们会去向何方?他们具有如此庞大的资本力量，又是哪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上为资本服务的)政府和国会所能阻挡得了的?

这些资金是次贷产品反复打包销售的购买者，也是次贷产品反复打包加工成新产品的创新者，他们在愉快地进行着左右手互搏的游戏，乐此不疲，却叉注定自甘沉迷、难以自拔。直至有一天，危机出现，他们便结伴集体出逃，侥幸成功出逃者，便立即寻找下一个战场，酝酿着下一个自我交易的游戏。

针对本次金融危机，全球进行了深刻反省，并推动着一系列制度的创新，诸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Ⅲ、美国多德一弗兰克法案、IMF和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银行税、逆周期拨备等等，但所有这些部是围绕微观金融机构的约束、监管，微观金融风险的产生、传递来展开的，都假定金融主体是可以理性和可以约束的，都假定监管机构是中性的和可以超然于资本力量之上的。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努力确有价值，对于缓解金融危机会有所帮助，但也必须要看到，如果国际货币体系不改变，货币创造的机理不改变，就无法约束货币创造，无法约束虚拟经济的进一步膨涨，也就无法阻止超额金融资本的逐利冲动，也就仍然无法预防和控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

事实上，本次对金融危机的救助行为，恰恰在加强下一轮金融危机的势能。美国率先祭出“量化宽松”这一严重违反金融公理和常识的手段，悍然以基础货币(超能货币)来随意购买“有毒资产”、企业债券、企业股权、政府债券，全然没有任何顾忌和约束。究其原因，有应对危机、救急所需，但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印钞票，其后果是全球、而不是美国自身来承担的。

紧随美国其后予以效仿的欧洲和日本，也是同等道理。因为他们的货币也在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有份额，它们的浮动汇率、自由交易的货币机制，也使得他们的超量货币供给可

以向全球范围输出，而不必(暂时)自吞苦果。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无法走出国境，超量派生的货币都反应为本国通货膨胀的话，政府的决策决不会如此轻率和不合经济学基本常识。

近期，美国在经济已经企稳，已经宣布渡过危机的情况下，竟然准备重启“量化宽松”政策，可见得美国连最后一点道德底线都已放弃。如果说2008年启动该政策还可解释为“救急”的话，那么现在启动，则完全是为了引导市场对美元贬值的预期，完全服务于美国急于确立的过渡模式。无疑，　“量化宽松”政策所推动的美元贬值，已经是以邻为壑，已经挑起全球货币战争，而“量化宽松”政策本身所产生的基础货币的超额投放，又必然加速全球货币供给，增加下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势能。

原本是救助危机的手段，竟然成了助长危机的推手，这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使然。鉴于美国在全球金融领域的占比，以及金融产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20％以上)，当下一轮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也注定会对美国带来更大、更惨烈的冲击。

本轮美国“货币战”的本质特征

在确立我们的应对策略之前，一定要认清本轮英国挑起的侧身战的本质特征，其核心有四个方面：

第一，确立美国的过渡模式。

由于短时间内无法恢复消费金融模式，美国的过渡模式只能是通过增加出口。增加实体产业投资，从而增加就业机会，增加民众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奥巴马新政”阐述的要在五年内实现出口翻一番的目标，就是其内涵的最好诠释。

第二，调整金融要素价格。

只有通过调整金融要素价格(主要是汇率和利率)，才能使生产要素价格迅速改变，实现过渡模式目标。而对当前的美国来说，在金融要素饷律餐中，汇率的作用远大于利率，利率政策的运用正是为了呼应汇率政策，较低的资金利率更容易推动汇率贬值。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推低利率、形成汇率贬值预期，配合美元贬值策略。

第三，汇率战争针对全球。

在浮动汇率体系中，只针对一、两个货币贬值，则会因为汇率交叉换算而最终削弱贬值效果(如美元对日元贬值，如对欧元汇率保持不动的话，一旦欧元对日元升值，相应美元兑日元经折算的汇率就会上升，则美元贬值效果失效)，因此，美国只有对全球主要货币，至少是美国主要出口目的地国家的货币进行贬值，才能达到其初衷。在美国出口目的地图家排序中，加拿大、墨西哥、日本、中国、英国分列前五；6至10名中，属于欧元区的有德国和法国，因此这些国家所属的货币，将成为贬值的重点对象。

这其中，人民币注定会遭遇“特殊对待”。一是因为欧日等发达国家同是本次金融危机的受重创者，本国消费需求已经减弱，即使通过汇率手段调节，短期内也不会产生对美国进口的过大需求。而中国在本轮危机中一枝独秀，且进口量持续攀升，只有增加对中国的出口，才能尽快解决问题。二是因为中国实施的是固定汇率机制，不易为美国通过经济手段所操纵，霈要通过政治手段来胁迫。

第四，美元贬值是一种中短期行为。

美元贬值只是服务于过渡模式的确立，不会持久。美国最终会回到危机前的旧有模式上去，即一方面通过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掌控，使得国际资本源源不断流向美国，另一方面通过消费金融模式，将国际资本转化为本国居民的消费性支出，购买全球商品进行消费。而美元如果持续贬值。则这一旧有模式将不可持续。一是因为美元贬值会导致进口商品价格攀升，导致贸易项下逆差过大，一虽超出资本项下的顺差(国际资本流入额)所能支撑的范围，此模式便破产。二是因为美元持续贬值，会使全球降低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中的占比，降低在金融交易中的占比，降低美元的国际地位，从而导致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减少，此模式也将破产。

因此，一旦美国旧有模式所要求的条件恢复，美元贬值行为将中止。这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国际金融市场企稳，叉可以为消费金融机构融资(当然会伴随着新的金融行为创新)，二是美国居民的借贷条件改善，基本能配合金融机构的要求。

中国的应对之策

现在美国已经亮出底牌并开始实砸，对中国而言，除了积极应战，别无他法。应对之策必然是对照其本质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回击。

第一，运用好“拖”字诀。

由于本轮美国货币战的目的是建立其过渡模式，并会逐步阪复到旧有模式上去，因此具有鲜明的时效性，以其旧有模式院复所要求的两个条件来看，时间不会太久。

从国际金融市场来看，大的震荡已经过去，流动性风险基本解除，金融机构的资金量重现宽松之态。资本(股市和馈市)市场融资功能迅速恢复，欧洲债务危机也基本稳定。主要的新监管制度，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三)和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都已明朗，金融机构已经可以在既定的监管条件下重新调整经营策略。

从美国国内消费金融市场来看，美国的楼市基本企稳，新开工量和交易量都在回升，汽车按揭和信用卡贷款的不良率也在好转。尤其是美国的失业率在达到10％以后，没有进一步恶化，且已经在向着好的方向转化，消费金融所要求的必备条件正在恢复。

基于此种判断，时间成为最重要的变量。美国的战略方向随时会发生转变。中美关系是最典型的“相反相成”的关系，会长期处于矛盾的对立与统一的进程当中。因此，当前运用好“拖”字诀最为重要。

一方面，我们何时(至少国力来完全匹配前)都不能主动地成为美国明确的“头号对手”，需要与美国提出的明确而具体的要求桕周旋；另一方面，也不能轻率地对我们的既定方针做出结构性的重大调整，否则一旦外界条件发生变化时，我们今天“下得过实”的棋局会带来长久的被动。

具体落实到汇率政策上，一是应该坚持我们的主动、渐进、可控的汇改方针，在美国政府和国会的舆论达到顶点时就适当调整一下，在处于备方所能容忍的限度内时，就盘整一下，不温不火、气定神闲。二是决不急于对汇率制度和外汇管制政策作大的结构性的调整，决不能一次性大幅升值，更不能承诺放弃对汇率和外汇流动的管制。在美国没有调整到位前，国际间各种经济、金融、政治的关系都是不稳定的，都应在互动中微调，而不是单方面结构性改变。

应该承认，人民币小幅升值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也是较大的，会导致境外投机性资金的持续流入。但是，榴对于一次性大幅升值，对社会的震荡要小，同时也存在小幅升值与贬值交替进行的可能，技术上具有与投机资金周旋的空间。

货币升值几乎是金融领域最重要的事情，凡大的改革事件，时机最为重要。无疑，当美国情况企稳重回旧有模式肘，美元将步入升值通道，届时才是人民币放开管制进行一系列改革的最佳时机。当前，最重要的是忍耐。

第二，运用好“合”字诀。

大国生于天地间，法无定法、纵横捭阖，唱好合纵连横的大戏，自然进退有余。本轮美国的货币战针对全球，尤其涉及到其亲密盟友欧洲、日本、加拿大等，相应地留给中国

的回旋余地就比较大。当前在货币合作上，我们有三个方向可以主动把握：

一是强化与欧元区的合作，支持欧元。

美国对欧元的态度注定会反复无常。一方面担心欧元强大，威胁美元霸主地位，减少国际资本对美国的依赖，因而希望欧元区震荡，欧元贬值；另一方面又担心欧元贬值，会影响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欧美产品的同质化较强，如果欧元相对贬值，国际采购必然偏向欧洲产品，必然导致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受阻。当前欧元区震荡的背后有着太多美国的身影(评级机构、学术机构、IMF等)，因此，欧盟无法就稳定欧元与美国展开实质的合作，这也恰恰为我们留出了合作空间。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欧元，一方面，高滴参与欧洲债券的发行，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欧洲货币基金(EMF)的组建，共同构建欧元救助机制。

二是强化与日本的合作，探讨“亚元”。

今年以来日元兑美元已升值12％以上，日本企业苦不堪言。但对于政治、国防完全依赖于美国，且主流民意仍祟尚美国文化的当今日本而言，只能选择默默忍受。日本前党首鸠山由纪夫所倡导的“脱美入亚”政策虽是昙花一现，却也反映出日本一部分有识之土对现状的强烈忧虑。日元始终没有完成国际化的战略，虽早已经自由流通和兑换，却始终无法成为国际贸易结算、金融交易和外汇储备的主要讨价货币，仍只是美元区的一个附庸。在亚洲，尤其是“东盟10+3”范围内，形成一个独立的货币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日本曾对“亚元”做过很多研究，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提出过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建议，但因英国强烈反对无疾而终。随着中国人民币的崛起，日元在亚洲已经出现被边缘化的倾向。亚洲与欧洲的文化、经济背景完全不同，　“亚元”成为亚洲货币区惟一货币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尽管如此，能否参与探讨“亚元”仍是一个国家货币地位的象征。如果在“东盟10+3”范围内讨论建立货币区，而日本却被排斥在外的话，那将是日本无法承受的。我国可以考虑由民间(如政府出面，美国会直接阻止)发起“亚元”论坛，并主动邀请日本(当然还有其他国家)参加，创造中曰货币联盟的概念。以此分化日本追随美国迫我升值的力量。

此外，还可考虑中日之间直接以本国货币作为清算货币，并阶段性锁定人民币与日元的汇率。此举对于当前难遏日元升势的日本来说，不啻于一根救命稻草。必将大大瓦解来自日本方面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三是强化与俄罗斯的合作。

俄罗斯代表石油国家，但其不像中东那样已完全为美国所控制，独立性较强，而且其对中亚石油走廊国家有较强的影响力。因此，强化驽俄罗斯的金融合作，会直接削弱美元在石油交易生的垄断地位，直接威胁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而俄罗斯也有着货币独立的强烈愿望，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已两次倡议召开了圣彼得堡论坛，探讨区域货币合作。我国应加快与俄罗斯签订货币互换及石油等大宗贸易往来以本币计价的协议。并在与中亚、中东的类似合作方面释放谈判的信号，以此牵制美国迫我升值的气焰。

第三，运用好“推”字诀。

所谓“推”字诀，即指加快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随着美元的贬值，东盟国家的货币普遍处于升值状态，对这些出口导向的中小国家而富，压力巨大。而东盟相当部分出口是对着中国，其产品出口到中国加工集成后，再转出口到美、欧。以人民币作为东盟与中国之间的清算货币，对减少其汇兑损失意义重大。此外，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企稳，国际游资开始大举进入香港、新加坡等亚洲金融中心，并开始大举购买人民币以及人民币计价产品，人民币在资本市场开始受到追捧。如果说去年我们所推动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更像是中国的独詹戏的话，那么，今天人民币的国际化则开始变成众人参与的交响乐章。此时，我们应把握好节奏，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纳入到中美货币战的总体部署中来。

一方面，在人民币国际化的众多方向与内容上，我们应优先选择对美国威胁较大的加以推动。其一，进一步推动与东盟国家间的人民币跨境结算，尤其在国家间(而不仪是商业银行间)的购售汇和清算体系建设上加大力度，将人民币购售汇和清算在国家层面制度化、体系化。其二，在香港市场推动人民币国债的发行，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只有能买到中国的人民币国债，才导致其主动调整外汇储备结构，才能逐步改变全球储备货币的结构。

另一方面，还要把握好节奏。人民币国际化，意味蕾人民币的净流出，意味着以人民币的形式对全球负债，当海外人民币积累到一定量级时，就会形成对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管制的倒逼，就意味着一部分金融自的让渡。届时，对金融自的维护，既需要国家实力，也需要全球配合。显然，当前以中国国力，以及与美国的关系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历史进程，是一种可以运用的战略手段，单兵突进过深便会四处受敌，只有配合整体国家战略，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才会最终实现。

第四、运用好“打”字诀。

我国奉行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基本外交策略仍应坚持，但鉴于美国已经悍然拉开了货币战的序幕，我们对美国也应侧重“有所作为”，打谈结合，能战方能言和。

一打国债战。

发行国债是当前美国政府能够维持运行的根本保证。我国已经持有8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果简单抛售，必然导致两败俱伤。但对于到期的国债，我国可以不再续购，对于新发行的国债，可以不再购买。从态度上，坚决打击奥巴马政府用我们的外汇储备去填补其财政赤字、维持其政府运转，却叉通过其政府运转来狙击我人民币的做法。不再购买美国国债所剩余的外汇储备，一方面可作支持欧元区的配置，支持欧盟，平衡美国；另一方面可加大对外向型大型企业的注资，更多地配置到海外战略资源的收购兼并方面。此外，对中投的投资额度也可以进一步加大，以国家基金的形式，参与到更广泛的全球经济活动中去。

二打贸易制裁战。

增加商品出口、减少贸易赤字、进而提高国内就业率，是奥巴马经济政策的核心。美国未来五年要增加约12000亿美元的出口，这一目标若离开中国的进口支持，几乎不可能完成。而且美国出口结构中多半是工业产成品，除个别高科技产品外，德国、日本对其具有明显的替代性。因此，中美之间心态相似，都不敢轻易丢掉对方市场。如果美国国会和政府最终通过所谓的汇率惩罚关税的话，中国应坚决祭出贸易制裁的武器，坚决反击奥巴马政府所承诺的“五年出口额翻一番”的计划，逼迫其放弃货币攻击的策略，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在运用其贸易制裁手段的同时，具贸易政策恰恰是其过渡模式的软肋。奥巴马政府推动贸易出口额翻番，必然需要对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予以强化，而汇率惩罚关税的运用则大大破坏了其自身的贸易环境，也使美国处于道德的洼地。其结果只能是在感受制裁他人的同时，却要吞下贸易赤字进一步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苦果。

三打金融限制战。

华尔街是美国的心脏。中国是华尔街复苏的希望所在。

华尔街金融资本与美国政府的观点分和不一。在压制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华尔街金融资本并不完全赞同。因为此举会迫使美元贬值，影响美元的国际地位，长期来看，将影响华尔街的影响力和经济利益。因此，华尔街更倾向于以人民币升值为手段，压制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对此，我们应大胆利用这一分歧，对于支持美政府意见的金融机构，限制其进入中国市场，已经进入的予以限制甚至清退。反之，则支持和帮助。同时，向欧洲、日本进一步开放，形成比较差异和利益诱惑。美国体制的核心是资本置于政府之上，是资本控制政府而不是相反。因此，打好金融限制牌，往往会事半功倍。　第五，运用好“防”字诀。　当前，我国面临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严峻的国际形势。尽管我们在面对美国的货币战时危中有机，但客观环境要求我们务必谨慎对待，按最坏打算，做好防守工作。

1　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防止出现大的动荡。

首先，要将通胀率控制在可承受的水平。2008年我国曾出现了CPI8％的增幅，而2009和2010两年叉投放了18万亿左右的银行贷款，通胀的势能很大。由于我们的生产加工能力较强，容易给有些同志一种错觉，好像物价涨不起来。其实2008年时我们的生产加工能力也是过剩的，但物价却涨得非常迅猛。通货膨胀本质上确是种货币现象，货币量积累到一定势能时，就会呈现结构性的循环攀升。因此，近一两年必须要高度关注粮食等食品类价格、石油用品类价格、市政服务类价格，在外界环境不明朗时，切忌侥幸搞价格闯关，当前并不是价格全面改革的最佳时饥。

其次，要高度荚注就业状况。与美国贸易战一旦打响，一部分出口加工产业势必面临滞销和停工压力。尽管近些年来我们对美国的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纺织品类的占比已不足20％，相对而言抗风险能力有所提高，但由于新一代的加工产业工人已经不可能退回到农村，还原成农民，而会直接形威社会问题，因此，在制订财政预算时，耍提前作出考虑，可在对出口加工企业的退税和补贴方面提前做出些安排。

三是要高度关注股市的变化。随着国际游资的集聚，香港和国内股指已经开始逐步攀升。这种攀升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旦美元重拾升值轨迹，美元汇率和利率都将提升，而人民币升值也就不再威为主题，盾时国际游资自然获利撤离，如果再借助股指期货等做空机制放大盈利倍数，则股市的跌幅将会较为剧烈，自然对整个社会带来较大冲击。因此，对股市的综合管理应该未雨绸缪，以免酿成大的事件。

2　继续扩大内需占比，强化相关制度性建设。

2009年以来，我国内需对GDP的贡献明显攀升，有效地承接了外需减少带来的压力。但由于投资拉动的效应正在逐步减弱，国内消费能否迅速提升并承担起主要引擎的作用，意义重大。这方面有两个要点需要格外重视：

一是财政政策耍继续在带动农村消费市场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围绕家电下乡、农村新型医疗合作保险、廉租房建设等领域应进一步强力推进，缓解农村消费的后顾之忧。

二是建设城镇消费金融体系。围绕汽车按揭、信用卡、教育贷款、旅游贷款、个体工商户经营性贷款、微型企业贷款等领域，持续引导和推动，并为参与其中的金融机构创造较好的政策和经营环境，将城镇居民消费潜能有效释放。

3　主动调整国际金融资产结构，减少可预见的损失。

未来两年，美元将处于低利率和贬值周期，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必将形成一定的相对损失，对于我们25000亿的外汇储备来说，应提前做好应对。此问题处理不好，最终也会演化为社会问题。有三个选择可以考虑：

一是可逐步增持欧元资产。一方面，欧元相对美元处于升值周期；另一方面，欧洲央行对通胀率的重视程度远超过美国，会提前加息以应对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胀压力。因此，欧元资产从利率到币值都会获得相对高的收益。相应的日元也处于升值通道，但其利率始终难摆脱趋近于0的魔咒，相对是次优选择。

二是石油储备的购置和石油期货的投资。全球石油基本都以美元计价，尤其是期货交易所的石油商品更是如此。美元下跌，意味着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的上涨，因此，石油及其交易商品可看作是美元下跌的…种对冲工具。我国原油储备的建立应加大力度，将一部分美元外汇储备提早转换成石油储备，有利无害。即使将来美元重新升值，由于全球货币供给量又上了一个台阶，因此石油价格也不会回跌过多(上一轮石油价格从20余美元涨到120美元左右，即使回跌，也是稳定在80美元左右)。而对于期货交易所交易的石油商品，则可依据专业判断，在两年左右的美元贬值周期内进行相应的操作，对冲―部分美元资产的相对损失。

三是进一步发挥中投和外向型企业的作用，以实体经济和战略资源投资作为金融投资盼必要补充。可考虑以某种制度安排，将一部分外汇储备进一步向中司和有能力走出去的大企业分散，参与境外优蕨企业和战略性资源的投资，缓解我国外汇储备的金融投资已成为全球最大庄家的尴尬。

中国如何在国际间引领舆论焦点

当今世界，一旦被美国锁定为“头号对手”，就势必要面对多国的联合施压，道义上处于下风。无论人民币汇率问题还是地缘政治问题，盖奠如外。摆脱之道是开辟新的舆论战场。以更高的视野和观点引领国际舆论焦点，从而跳出刘方所设定的论点和语境范围，摆脱重重包围。上一次G20会议上，中国政府所抛出的，“超货币”的观点，使得我国处于有利的论战地位，即是最好的例证。

在11月于韩国召开的G20会议上，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将面临新的考验。由于世界主要国家货币都已经对美元升值，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就不仅仅是中美问题，很容易演化成中国和多国的问题，很容易成为多国论战的焦点。但是，此次会议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20国领导人不知为何要聚到一起，会议没有主题，全球在稳定金融秩序、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已经失去方向和目标，非常需要一种成体系的建议来凝聚各国的智慧，找到突破点。有鉴于此，我国领导人应提出几条高屋建瓴的倡议，引领国际舆论导向，既对全球货币体系的重构指明方向，造福人类，又有效淡化人民币议题的影响。

如前所述，本轮金融危机是最典型的因为货币超发、虚拟经济自我创造、自我创新所导致的连锁金融反应。而全球范围内货币供给过剩的主要原因。是70代以来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即所谓“牙买加协议”体系。

稳定国际货币金融秩序、防范系统性风险，有赖于全球范围内控制货币发行量；而全球货币创造机制的控制，又有赖于对“牙买加协议”进行修正，在现有基础上，逐步重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我国应针对此焦点问题，提出以下四点倡议：

一，以制度形式确立多元国际储备货币，建立多元本位制。

可按照在国际贸易往来的占比，确立三到四个货币为国际储备货币，按重要程度排序应该是美元、欧元、人民币(必要时可包括日元)。世界各国按照实际的进出易方占比来确立储备货币的币种结构，以此减少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占比，从而减少美元超发对全球的影响。

二，核心储备货币之间采用固定汇率制。

美元、欧元、人民币(以及目元)之间采用相对固定的汇率机制，一定期限内、在一定幅度内汇率相对固定，必要时可阶段性地予以调整。货币与核心储备货币之间可自主选择汇率制度，或固定或浮动皆可。核心储备货币国占金球贸易往来的绝大部分份额，与当前美国只占全球贸易往来的20％的情形大不相同。核心储备货币之间汇率相对固定，会使得全球的汇率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三，确立各国家共同参照的货币发行原则。

当前大部分发达国家货币发行的原则是盯住通货膨胀率，以就业率或国际收支状况来修正。我国是同时参照四个指标，即通胀率(CPI)、经济增长率(GDP)、就业率、国际收支状况。其他发展中国家还包括其他重点关注的指标。但总体上，能够归纳出全球相通的和规律性的指标和指标运用的基本原则。制定共同的货币发行原则有点类似于制定碳减排规则，各国愿望一致，但又各有国情，只有求同存异、逐步引导，才能最终找到共同认可的参照区间。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发起“北京议定书”，先提出一个标准，邀请各国家来讨论，逐步取得全球的共识。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口诀范文第2篇

进入兔年，股市震荡下行，债市也跌跌不休，资金紧张是根本原因。如果说上半年债基折戟多由于打新股被套或割肉引起，那么7月的城投债危机则作为导火索，直接导致债券市场无论品种优劣都被大幅抛售。

这一切在四季度发生改变。经济方面，短期内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强，年内经济增长将持续走弱；通胀方面，形势得以初步缓解，四季度以及明年物价将整体回落；货币政策方面，进一步收紧已无必要，而放松的可能性也不大，整体上会维持当前力度；资金方面，目前商业银行的超储率已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央行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实际调控效果已经接近了的理论上最高存款准备金率――23％，未来再次上调存准率的可能性已不大，这也预示着宏观调控已接近尾声。综合这些因素，近一段时间的债市行情得以确认。

通常认为，债市拐点早于股市拐点到来。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国A股市场从2007年四季度的历史高点6124点一路下挫至2008年底的1664点；债市领先股市6个月左右即展开反弹行情，10年国债收益率从2008年中的4.55%开始一路下行至2009年初的2.67%；而股市则在2009年初才开始反弹，并一路上涨到2009年8月份的3500点附近。

在各种投资渠道均不给力的今天，由于无法断定股票牛市行情是否启动，债市无疑是资金的庇护所、投资的好标的和理财的必要配置。尤其对习惯炒股养基的人来说，这时不妨做做债基，助你更好地适应市场的脉搏。

国家财政部决定11月10日起发行2011年凭证式（四期）国债。该期国债发行总额为200亿元，发行期限截止到23日。发行当日上午9点，笔者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商业银行网点外见到很多人都在抱怨：“来晚啦，国债已经卖完了。”据媒体报道，同样的场景，在全国各地的银行门口几乎都在上演。

债券热潮为什么会来

国债申购热为什么会出现？一是通胀严重程度加剧，银行存款出现负利率，从而使得人们希望采用更有效的理财手段。二是目前正处于本轮加息周期的顶部区域，国债的发行价格显得较为诱人。

从表1可以看出，1978～2010年，33年的年均通胀率为5.18%。今年7月7日起，最新适用的1年期银行存款的利率水平是3.5%。按照现有的通胀速度和利率水平，10万元存银行，20年后将变成7.13万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希望采用比银行存款收益更高的国债来抵御通胀的危害。以最近发行的这次国债为例，一共发行了1年期、3年期和5年期3种面额，票面利率均高于同期银行存款的收益水平。其中1年期20亿元，票面年利率3.85%；3年期100亿元，票面年利率5.58%；5年期80亿元，票面年利率6.15%。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的利率周期每过几年就会变动一次，且呈现较为明显的加息和减息周期，在此期间，存在明显的转折。我们在关注债市时，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这个关键的转折时点。如果是从加息周期转入降息周期的关键节点，则债券发行价格将达到高峰，这样就会出现热销场面，同时，二级市场上的债券的交易价格也不断走强。例如，目前在股市反复震荡的同时，债市交易市场已经开始发力上涨，9月底以来走出了一波小牛行情。

各主要投资品种前景看淡

目前，除了债券之外，个人比较容易接触到的理财产品主要有房产、股票、黄金、基金。事实上，现在这些理财产品都处于低谷或下跌趋势中。

房产在中国进行房产投资有3个秘诀：第一是政策；第二是政策；第三还是政策。由于中国的土地是没有私有产权的，统统归国家所有。因此，房产政策市的现象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将长期存在。这意味着，房地产行情要根本走强，需要国家给予政策支持。而目前国家对房产从紧调控的态度非常坚决，房产的低潮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存在。

股票中国的股市与房地产密切相关，联动性极强，上市公司中几乎有一半属于房地产产业链。炒股炒的是预期，在房地产预期不明朗而七大新兴产业又没有有效成为支柱产业的情况下，中国股市的整体情况很难有较大的改观。虽然由于临近年底，会有常规意义上的券商“吃饭”行情出现，但这一轮行情可能仅仅只是反弹，而并非反转。在继续从紧的货币政策的预期下，股市的真正整体好转可能需要等到明年换届之后才会出现。

黄金1971年7月第7次美元危机爆发，布林顿森林体系瓦解，尼克松政府于8月15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从此，金价开始出现大幅度的波动。1971年7月～1980年1月，是第一轮黄金牛市。从35美元/盎司开始，金价在1980年1月达到最高价850美元/盎司，10年最大涨幅2328.57%。黄金并非永远上涨。1980年1月～1999年7月，黄金一共跌了20年。这是第一轮黄金熊市。美国黄金期货在1999年7月创下252.9美元本轮熊市最低价，20年最大跌幅70.25%。从1999年7月（特别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美元确立长期贬值趋势，正式宣布第二轮黄金牛市启动）到目前，是第二轮黄金牛市。第二轮黄金牛市的金价在2011年9月6日达到至今的最高价1922.6美元，最大涨幅660.22%。目前，困扰美国的最大恐怖因素本・拉登已被击毙，美元未来一段时间内有走强的可能性。因此，黄金在未来半年到1年的时间内可能将维持弱市整体的态势，再出现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基金基金主要分为股票型、货币型和债券型3种。股票型基金的走势与股市相关性很高，在股市整体预期走弱的情况下，该类基金很难有较好表现。货币型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年期银行存款的有效替代品，优点很明显：取用灵活，买入之后，一旦需要用钱，则可以随时赎回，一般来说，2天就可以到账。而缺点也很明显：收益率相对不高。债券型基金的走势与债券市场的走势基本是一致的，在债券市场整体走强的情况下，该类基金可能会有较好表现。

债券投资还能热多久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口诀范文第3篇

经济基本面方面，2012年美国经济呈较为明显的“U”形走势，目前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惟一亮点。

美国经济“U”形走势在GDP及就业数据上表现明显。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2年前3季度美国实际GDP经季调环比年化增长率达到2.0%、1.3%与2.7%，整体表现远好于2011年前3季度的0.1%、2.5%与1.3%；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虽然1～6月月度新增非农就业人数由27.5万大幅降至4.5万，但进入7月份后就业形势再度回暖，7～11月月度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回升至平均15.78万的较高水平。同时，失业率也由8.3%降至7.7%，创2008年12月以来最低。此外，美国就业结构也有较大改善，长期失业人口（失业27周及以上）占总失业人口比重一路下行，由2012年1月份的43.25%降至11月份的39.79%。

此外，美国房地产市场复苏态势颇为抢眼。受超低利率环境、房价触底及投资需求增加等因素刺激，美国房地产市场2012年上半年走出低谷， 正在恢复其支持经济复苏的传统角色，与一年前形成鲜明对比。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将为整体经济活动提供重要提振，特别是在出口等其他增长驱动力放缓之时， 更强劲的市场复苏意味着创造更多就业，并带动更多居民消费支出，从而对GDP作出积极贡献。

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数据显示，2012年1～12月美国NAHB房地产指数基本保持上升趋势，由25大幅增至47。虽然数据说明认为市场形势不佳的营建商仍占多数，但2012年12月该指数升至2006年4月以来新高，已非常接近50的荣枯分水岭。

最重要的二手房销量方面，美国房地产经纪商协会数据显示，2012年1～7月美国经季调并年化二手房月度平均销量为454万幢，最低销量仅为437万幢。但进入8月份后月度平均销量猛增至476.7万幢，较1～7月增长5%。

新屋销售方面，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2年美国新屋销量虽偶有起伏，但整体呈持续上升态势。1～4月，美国月均新屋销量为35.375万幢，5～10月则增至36.633万幢。同时，2012年美国新屋销量均实现同比增长，且增速不断加快。进入5月份后新屋销量同比增速由前4个月的3.5%～11.4%区间猛增至15.1%～27.7%区间。

房价方面，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数据显示，2012年1～9月美国FHFA房价指数同比增速一直呈上升趋势，且除1月份外所有同比增速均为正值，其中2012年3～9月最低同比增速也达到了2.7%，表明2012年美国房价较上年有了较大程度改善。房屋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是其最大资产，房价止跌回升将有效提振消费者信心，促使其增加消费。

不过，供求关系不平衡、信贷紧张等结构性因素依然是美国房地产市场未来复苏的重大阻力，目前仍有许多购房者特别是首次购房者没有获得贷款的资质，或无法承受较高的首付款。

政策方面，2012年美国财政状况继续恶化、财政悬崖乌云压顶造成财政刺激政策缺席窘境，导致美国严重依赖货币政策，美联储连续推出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复苏。

虽然在经历了2011年一场元气大伤的预算大战之后，美国完美的AAA信用等级遭到历史上首次调降，但其依然在债务危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已达16.37万亿美元，与奥巴马入主白宫时约10.6万亿美元的水平相比增幅逾50%，距16.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仅一步之遥，致使2012年年初美国需要再次调高公共债务上限。同时，2012财年（截至2012年9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为1.089万亿美元，为连续第四个财年跨过万亿美元大关。种种迹象显示美国“寅吃卯粮”的财政习惯短期内不会改变。

而美国目前面临的最迫在眉睫的财政问题就是财政悬崖。虽然2012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复苏势头渐强，各项经济数据表现亮眼，但步步紧逼的财政悬崖仍是年底美国乃至全球面临的最大经济风险。市场担心，一旦国会无法在期限内达成妥协方案，美国将面临短期违约风险，财政紧缩将抵消宽松货币政策在经济复苏中的作用，失业率将再度飙升，经济将面临严重衰退，并对全球经济构成冲击。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研究报告显示，若财政悬崖成为现实，2013年美国经济将衰退0.5%，失业率将升至9.1%。

目前，两党在财政悬崖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在于选择减赤还是增税。然而，虽然弥合此分歧困难重重，但双方最终仍极有可能达成妥协。2011年夏季两党财政僵局的背景是美国经济极度疲软，双方在经济发展理念上对峙严重。而且，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前夜，共和党不遗余力给奥巴马连任制造障碍，而提高债务上限问题就适时成为共和党手中最有力的武器。但目前美国经济回暖迹象明显，几乎是发达国家中惟一亮点；奥巴马刚获连任，态度将更加强硬；共和党失去比想象中更多的参议院席位，且民调显示若双方无法就避免财政悬崖达成协议，更多的美国人将指责共和党而非奥巴马。这将迫使共和党与实现合作。事实上，奥巴马及共和党领袖均已释放了妥协信号，两党协商态度十分积极。

严峻的财政状况导致美国将刺激经济复苏的重担全部压在美联储肩上。2012年9月14日，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FOMC）推出QE3，以每月400亿美元的进度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2012年12月13日，FOMC又推出QE4，每月采购450亿美元国债以替代“扭曲操作”。同时，FOMC表示0～0.25%的超低利率在失业率高于6.5%，且未来一两年内通胀率预期不超过2.5%情况下将保持不变。

与QE1、QE2相比，QE3、QE4各具特色：就QE3来说，其特色一是无限量，二是目标直指就业市场，三是购买资产对象集中于MBS而非长期国债。就QE4来说，其公开将具体的失业率和通胀率目标作为短期利率上调门槛，对美联储而言是一个重要转变，表明美联储政策更为激进，政策前提更为具体。

美联储之所以推出QE3，是寄望于其能够压低抵押贷款利率，刺激购房和再融资活动，进一步巩固房地产市场的向好趋势。同时资产价格升高带来的财富效应能够促使消费者增加消费，并将宽松效应传导至更广泛的领域，带来更宽松的金融环境，带动经济增长。而QE4的使命则是使美国经济避免在2013年1月1日面临“货币悬崖”（货币投放量从高点骤降），导致美国国债需求锐减从而推高美国长期利率，削减消费者支出和投资。

目前，从房地产市场的角度来说，QE3加之“扭曲操作”的效果还是令人鼓舞的。房地美数据显示，在QE3及“扭曲操作”双重压力下，美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利率已经跌至65年来最低水平。从2012年3月底开始，截至2012年12月13日当周，美国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一路下行。与3月22日相比，当周美国30年期、15年期定息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分别下降0.76与0.64个百分点，均处于历史最低值附近，将进一步刺激房地产买卖。

然而，除房地产市场外，量化宽松政策在其他方面的实际效果恐怕并不理想，原因有七：

一是目前美国经济并不缺乏流动性，而是缺乏确定性。首先，财政悬崖增加了经济前景本已很高的不确定性，令企业推迟投资开支并对招聘用人更加谨慎，使消费者捂紧钱袋；其次，“无限量QE”将促使投资者不断揣测美联储政策退出的时间和对经济产生的效果，反而加重了不确定性。

二是量化宽松政策的边际效益已呈递减趋势，所能产生的效果将十分微小，而且美联储还面临经济好转后在收紧政策时回收流动性的难题。因此，其成本或将大于收益。

三是就业状况的改变往往滞后于经济状况的改变，导致以失业率作为政策红线失去其指标意义。若错误估计经济状况，则在失业率降至6.5%前就可能在美国引发通货膨胀。

四是量化宽松政策能否如美联储所愿刺激消费尚不得而知。虽然伯南克寄希望于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资产价格升高所造成的财富效应有助于促使消费者增加消费，可一旦QE导致美国通胀率抬头，许多家庭因担心工资慢于物价上涨速度将只会增加储蓄，增加消费的愿望恐将破灭。

五是量化宽松政策拉低了长期利率水平，虽然可刺激抵押贷款需求让银行获益，但势必影响存贷款利差，削弱银行盈利能力，对主要依赖存贷款业务的小银行来说更是如此。

六是量化宽松政策将使新兴经济体面临输入型通胀和资产泡沫膨胀压力并削弱其出口竞争力，它们将对美联储和美国政府施加巨大政治压力。

七是为保持极低利率水平，美联储出资让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选择无风险套利，银行用美联储的低息贷款买入国债和政府担保按揭等安全产品，不愿再去承担向小企业贷款的风险，而小企业才是真正创造就业的引擎。

因此，货币政策最终能否单枪匹马地实现美国失业率降低和GDP增长的目标目前尚无法给出定论，而是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

而对全球经济来说，量化宽松政策的长期影响主要体现在通胀压力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各央行注入的海量货币始终未完全进入实体流通环节，尚未对通胀带来实质影响。但必须要看到，货币被创造出来后终将作用于物价，只是需要时间和一定的诱因。尽管不断膨胀的虚拟经济可以包容和消化一定量的货币，但只是改变了货币作用于物价的形式（如通过大宗商品价格、证券市场财富效应传导等），绝不意味着货币对物价的推动效应的消失。考虑到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企稳的状况，QE3、QE4很有可能成为全球性通胀的诱因。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于通胀要素更加敏感，我们对此就更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欧洲金融形势评论

经济基本面方面，受欧债危机拖累，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各项关键经济指标始终处于下行轨道。同时，风险正在向欧元区核心国家扩散，领头羊德国难以独善其身。

2012年二季度开始，欧元区经济已连续两个季度环比收缩，正式进入4年来第二次经济衰退。失业率更是节节攀升，不断打破历史记录。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1～10月，欧元区失业率由10.8%升至11.7%，欧盟失业率由10.1%升至10.7%，失业人口分别高达1870.3万与2591.3万，较2012年1月份分别上涨9.62%与6.32%。此外，欧元区和欧盟年轻人（25岁及以下）失业率分别高达23.9%与23.4%，必将给欧洲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压力。另外，25岁以下年轻人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将极大地损害欧洲人力资本的质量，对其长远发展极为不利。

实体经济方面，Markit Economics数据显示，今年欧元区综合PMI、制造业PMI、服务业PMI均处下行通道，除2012年1月份外，所有月份PMI均在50以下，表明欧元区实体经济始终处于萎缩状态。

德国经济虽无衰退风险，但受欧元区这一德国最大出口市场影响，诸多重要经济数据均不乐观，进入下半年更是如此。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德国GDP增速不断下滑，已很明显被欧债危机拖累。2012年德国季度GDP环比、同比增速均处于下滑状态，环比增速由一季度的0.5%降至三季度的0.2%，同比增速由一季度的1.2%降至三季度的0.9%，显现出明显的感染迹象；欧洲经济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进入2012年下半年，德国ZEW经济景气指数及经济现状指数均出现暴跌。进入2012年6月份，德国ZEW经济景气指数由正转负，表明更多的人对德国未来经济状况持悲观态度。进入7月份，德国ZEW经济现状指数则由1～6月的月均37.4暴跌至7～11月的13.26。

实体经济方面，Markit Economics数据显示，2012年德国综合PMI、制造业PMI及服务业PMI整体上均呈不断下滑趋势，尤其是进入下半年，几乎所有指数均在50荣枯分水岭之下，表明德国实体经济已陷入萎缩。

虽然经济形势并不乐观，但德国经济运行仍存三大亮点：一是财政收入持续增长，二是就业形势良好，三是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财政状况方面，2012年欧洲债务状况继续恶化，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塞浦路斯等国深陷债务危机泥潭，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更是成为欧债危机焦点国家。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二季度，欧元区政府债务占GDP之比由88.2%升至90%，欧盟政府债务占GDP之比由83.5%升至84.9%。最严重者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等国，政府债务占GDP之比分别高达150.3%、126.1%、117.5%和111.5%。与2011年二季度相比，欧盟23个成员国的政府债务占GDP之比出现上升，塞浦路斯、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的升幅分别高达16.5、10.8、10和9.3个百分点。

在所有问题国家中，西班牙已取代希腊成为欧债危机新的风暴中心。西班牙债务危机传导机制清晰，即2008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银行业危机，对银行业的救助放大了西班牙政府的债务。目前，西班牙面临三大难题：

一是经济面临低增长、高失业困境。2012年西班牙经济正式陷入衰退，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前3季度西班牙GDP环比与同比均为负增长，同比最大萎缩幅度达1.6%。就业方面，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西班牙失业率由1月份的23.5%升至10月份的26.2%。同时，西班牙年轻人失业率最低也在50.3%，即西班牙有超过一半的年轻人处于失业状态。

二是银行业危机深重。西班牙银行业贷款中与房地产市场相关的贷款一直占有极高比重。2007年底至2008年初房地产泡沫破裂，大量房地产开发商破产及大量人口失业导致购房贷款坏账率大幅上升，使得银行业被迫持有大量房产和土地。而地产价格下跌导致银行业手中大量囤积的房地产相关资产实际价值大幅缩水，严重影响了西班牙银行业资产的流动性，资本不足导致西班牙银行业贷款意愿下降。要想让货币政策有效，西班牙必须先修复银行体系的传导机制。面对岌岌可危的形势，西班牙政府被迫于2012年6月9日宣布正式向EFSF/ESM申请1000亿欧元援助。

三是地方政府财政问题凸显。西班牙央行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西班牙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升至75.9%，为22年来最高。二季度政府债务总额为8040亿欧元，其中中央政府债务为6170亿欧元，占GDP的58.3%（2007年为27.7%），地方政府债务为1510亿欧元，相当于GDP的14.2%（2007年为5.8%），该比例同样是22年来最高，地方债增长速度远高于中央政府。其中负债最重地区为经济产出占西班牙全国五分之一的加泰罗尼亚，负债总额约为440亿欧元。截至2012年10月底，西班牙17个自治区中已有超过一半发出求援申请。西班牙中央政府虽然成立了规模为180亿欧元的地方政府救助基金，但被动用资金已近175亿欧元，很可能需要注入更多资金。

考虑到西班牙的经济形势与债务负担，其何时申请援助成为市场关注焦点。若其迟迟不提出求援请求，OMT计划将无用武之地。西班牙之所以在此问题上施展“拖”字诀，主要受三大因素制约：一是不愿忍受苛刻的援助条件；二是意大利目前为欧债危机的“次中心”，一旦西班牙寻求救助，意大利将由次中心变为中心，其在巨大压力下也只能在相关条件下改革本国经济。此外，西班牙政府拖延申请救助，还可与意大利协调立场，联合讨价还价；三是西班牙希望德国经济恶化，使自身在谈判中处于更加有利和灵活的位置。此外，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担忧德国议会对多次救助感到厌倦。

但从该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仍保持在相对低位、融资仍然充足的情况来看，近期西班牙可能都不会求援。只有在面临更大的市场压力的情况下，其才会考虑让渡部分以换取欧盟援助。而压力的来源可能是债券发行需求冷淡或经济下滑加剧等。

西班牙虽有种种理由逃避申请救助，但市场的不耐烦和西班牙经济、财政状况的窘境表明这或许只是幻想。西班牙政府拖得越久，对市场信心及西班牙经济与银行业的伤害也越大。而即便西班牙最终申请全面救助，其谈判过程也将十分漫长艰难，因此欧元区中期内仍将处于欧债危机阴影笼罩之下。

面对萎靡的经济形势及严峻的债务状况，欧洲方面不得不采取货币刺激政策与财政救助措施双管齐下的方法试图扭转局势，但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和救助机制只是缓解欧债危机的外部因素，彻底的结构性改革才是解决欧债危机的关键所在。

欧元区各大经济体状况迥异，但又处于同一货币联盟，若没有某种形式干预，货币联盟将无以为继，而这种干预需要欧央行实施。2012年，欧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甚至“超范围”行权。

一是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欧债危机导致大量投资撤出欧洲，债务国政府及银行融资成本飙升，导致欧洲银行业陷入融资难—惜贷—流动性差—融资难的恶性循环，企业及家庭难以贷款，大量欧洲银行依靠央行借贷维持流动性。因此，欧央行分别于2012年12月21日及2012年2月29日提出两轮三年期LTRO，共涉及一万三千余家欧洲银行、1万亿欧元贷款。

欧央行希望银行获得低息长期贷款后可购买高息债务国国债，从而通过套利利息差获利。此举可补充欧洲银行业流动性，并可提高市场对债务国国债认购率，从而降低欧央行直接购买债务国国债现金压力。此外，欧央行通过LTRO放贷金额越高，投资者风险偏好就越强，高风险资产价格就会上涨。因此，连续两轮超过1万亿欧元的LTRO有助于缓和银行业融资忧虑，提升投资者风险偏好，振兴欧元区国家债务市场，稳定欧元区金融市场。

但LTRO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将其推后。首先，银行并没有义务利用LTRO提供的资金购买债券；其次，即使银行购买问题国家国债，也无法解决欧洲债务自身的可持续性问题。相反，欧央行需满足如此多银行的大规模融资需求，证明欧洲银行业依然面临困境；第三，银行信贷紧缩并未缓解。欧洲数百家银行目前仅有赖欧央行干预而得以存活，其已因持有大量有毒债务而资不抵债，对实体经济支持不大。

二是降息。2012年中旬，经济状况低迷加之通胀压力保持温和、通胀预期受到抑制促使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宣布其上任后的第三次降息。虽然新利率甫一实施，欧洲银行业在欧央行隔夜存款机制中存入的资金数额即由8085.16亿欧元降至3249.31亿欧元，为2011年12月21日以来最低，但银行只是将5000亿欧元现金从欧央行的存款工具中取出并转入其在欧央行中的经常账户，并无迹象表明其利用此资金提供更多贷款或购买因债务危机而遭受重创的欧元区国家债券。此后，虽然欧央行高管多次暗示将进一步降息，且不排除将隔夜存款利率降至负值，而与美、日相比欧央行的确仍有下调利率空间，但降息并不能解决市场对国家和银行业融资能力缺乏信心的问题。

三是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2012年9月6日，由于欧元区经济增长疲软，金融市场持续紧张，且金融市场压力将加剧经济增长和通胀两方面的不平衡状况，欧央行决定启动OMT。OMT计划的实质是中央银行承诺在必要时将以无限火力对债务市场进行干预，以起到稳定金融体系、改善货币政策传导的作用，这意味着在危机进一步恶化时欧央行将不会因不能进行货币融资的桎梏而不作为。相较于此前一系列行动，OMT计划更强有力，表明欧央行在扮演成员国债市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方面迈出了积极和重要的一步。其未来很可能会取得显著效果，甚至为最终解决欧债危机打下基础。

但是，OMT计划终究只是短期措施，而非终极解决方案，原因如下：第一，欧元问题始终是欧元区治理结构问题，如不能有效构筑统一的财政联盟进而政治联盟，各国家不能让渡相当部分政治的话，欧元不稳定性将会持续；第二，OMT客观上保护了财政纪律松弛的国家，而财政自律又是欧元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因此，长期看OMT将导致欧元区各方理念上的严重冲突。

而在财政救助措施方面，一是希腊获得多轮财政救助。作为欧债危机的发源地与核心国家之一，希腊被批准获得1300亿欧元援助资金及多轮债务减免。但一轮又一轮的财政救助仅能对希腊债务危机起到缓解作用，无法从根本上帮助其解决问题。首先，协议更多是从技术层面上延缓债务危机，维持现状，避免无序违约。但如何使希腊重新实现经济增长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其次，协议均要求希腊采取极为苛刻的手段实施紧缩措施，将是其恢复经济增长的沉重枷锁，而且希腊民众也已无法诸多紧缩措施；第三，希腊政府在巩固财政和改革经济方面屡次食言，导致外部援助条件愈发苛刻，今后能否在每次偿债高峰来临前及时获得援助值得怀疑。

二是ESM正式启动。根据欧盟决议，ESM绕过政府直接救助银行既不会增加政府负债，又不会附加改革条件，避免了政府信用恶化。同时ESM还将放弃“优先求偿权”，可极大安抚市场信心，有力缓解欧元区银行业危机，为在欧元区开创最终贷款人制度奠定坚实基础。而且，ESM可直接在一级和二级市场购买重债国国债以压低其融资成本也有助于稳定受援国市场信心，避免资金外流引发银行危机。

三是金融交易税获准设立。2012年法国、德国、比利时等欧盟11个成员国获准设立金融交易税。这11个国家GDP约占欧元区GDP的90%。金融交易税具有双刃剑效应。从正面来看，首先，金融交易税有助于抑制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其次，由于金融交易税是对金融业这一高度盈利且日益投机的行业征税，因此具有“劫富济贫”的性质，可为公共利益筹集大量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欧元区财政困境；第三，征收金融交易税符合新兴经济体的利益。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热钱纷纷涌入新兴市场，不仅推高了通胀水平，加剧了资产泡沫，还引发了本币升值，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因此，新兴经济体普遍支持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必要管制。从负面来看，金融交易税可能会促使金融机构将交易活动转移到没有金融交易税的欧洲国家，从而破坏欧盟单一市场，恶化欧元区的金融分化现象。

在最重要的结构性改革方面最大的成就即为成立银行业联盟。在欧债危机的系统性解决框架中，银行业联盟具有起承转合的重要性，因为欧债危机存在一个“实体经济—银行业—债务”的恶性循环，构建银行业联盟的要义之一就是切断银行业危机和债务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将有效地强化欧盟的银行体系，恢复市场对银行业的信心，促进就业增长。而且，随着2013年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法律框架的建立，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执行层面的问题。今后欧洲一体化的主导议题将正式过渡到“财政一体化”。

日本金融形势评论

经济基本面方面，受全球需求疲软和强势日元拖累，2012年日本经济高开低走，春季开始经济形势显现出恶化迹象。下半年中日争端更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日本政府与日本央行推出多轮财政刺激措施及宽松货币政策，但收效甚微。

宏观层面看，持续的通货紧缩、由出口萎靡导致的经常账户赤字、不可持续的债务和财政问题及日益老龄化的人口结构都表明日本经济前景陷入了极其复杂的局面。具体来看，在欧债危机阴云不散，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放慢、尤其是中国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加之与中国外交纠纷对出口造成伤害，日本经济饱受冲击，由日本大地震重建需求支撑的内需也逐渐开始受到外需恶化影响，出口和工业产出已经下滑，制造业固定投资已表现出疲软迹象，购车补贴政策的到期则进一步削弱了国内需求。

日本内阁府数据显示，2012年一季度日本经济较为强劲，实际GDP环比增长1.3%，折算年率增长5.5%。但二季度增速即由正转负，环比萎缩0.03%，折算年率萎缩0.1%，三季度更是环比下滑0.9%，折算年率大幅下降3.5%，为过去15年中日本第五次陷入衰退。

实体经济方面，Markit Economics数据显示，2012年日本制造业PMI经过前半年的扩张阶段后，进入6月份开始步入萎缩泥潭，且形势不断恶化，11月季调后制造业PMI降至46.5，萎缩速度创19个月来最快。

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2012年1～11月日本仅有两个月实现贸易顺差，最高顺差额仅为617亿日元。而其余9个月均为贸易逆差，最大逆差额为14750亿日元，创最大单月逆差纪录。而四季度带动日本出口下滑的主因是中日争端导致该国对华出口水平下滑。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但2012年10月份、11月份日本对华出口分别同比大幅下滑11.6%、14.5%。

事件后中日之间多年的“政冷经热”转为“政冷经冷”，中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加之中国廉价劳动力资源不断减少，日本企业拥有国内银行更廉价的资金支持，致使日本国内主张“去中国化”、进军东南亚的呼声渐涨，日企撤离中国市场和减少在华投资力度的动向更加明显。

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2011年度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直接投资金额环比增加2.4倍，达1.5万亿日元，而对华直接投资仅1万亿日元，为连续2年出现“对东南亚投资超过对华”现象；2012年4-6月，日本对东南亚投资同比增加4成，达3800亿日元；7～8月直接投资金额也达1800亿日元，超过对华投资的1500亿日元；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2年10月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4.6亿美元，同比大幅减少32.4%。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已由最初的加工制造业扩大到汽车制造业和商业、餐饮业，投资国家集中在印尼、越南、泰国和菲律宾。

但由于东南亚各国普遍存在政局动荡、劳资纠纷和等问题，主张制造业回归日本国内的声音也日渐强烈，所以部分日企还将高附加值产品转回国内生产。

此外，日本还试图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日本经济产业省数据显示，2011年日本进口稀土中约90%来自中国，目前该比重已降至70%。日本政府和企业目前正加紧与印度、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及北美各国合作，确保稀土资源供给。

但是，“去中国化”将是个漫长过程，且将耗费巨大成本。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也已成为非常重要的市场。对日企经营者来说，中国依然是其最成熟的生产基地及最重要的市场之一，真正摆脱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撤出中国市场在现阶段并不现实。

除下半年经济形势萎靡外，日本还面临两大问题：一是日元升值阴云不散，二是通缩态势顽固。2012年2月份日本央行采用1%的通胀目标表明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致力于恢复一定水平的通胀、对抗通缩。但2012年1～5月日本全国CPI年率及核心CPI年率尚可基本保持正增长，进入6月份后则基本转为负增长，表明日本仍未摆脱通缩顽疾。

经济形势萎靡加之日元升值、通缩顽固迫使日本政府不断推出财政刺激政策及宽松货币政策，试图扭转颓势。但由于财政刺激规模小于2011/12财年，而且时间窗口紧张，其提振经济的效果可能并不理想。而货币政策也无助于恢复日本作为区域需求引擎的地位，且其加大宽松力度所造成的额外流动性很可能会从日本溢出，给亚洲地区经济进一步添加泡沫，值得各国密切关注。

日本财政问题愈发严峻，已成为左右国内政治局势的重要力量。

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三季度末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增至983.295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日本债务飙升原因有三，一是财税收入不足；二是社会老龄化速度过快，社会福利支出不断膨胀；三是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一直陷入经济不景气和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中，政府为刺激经济积累了高额债务。但由于日本债务主要购买方为日本金融机构和国民，且其与希腊相比有自有货币、独立的货币政策、相对强势的经济及巨额的海外资产，因此短期内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若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改变，始终保持寅吃卯粮的状态，未来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不可避免。

在此背景下，日本国会众参两院通过以消费税增税为核心的法案，为1997年以来首次。法案内容为在2014年4月和2015年10月分别将消费税率提至8%和10%，被视为迈向抑制日本不断膨胀的公共债务的第一步措施。

目前，日本消费税率在发达国家中明显偏低，客观上有通过增税消除财政危机的空间。从长期看，税改是日本实现财政重建、遏制公共债务膨胀、稳定经济前景的必要措施。但从中近期看，在外部环境严峻、日元汇率走高、长期通缩背景下，增税无疑会加重民众负担、抑制消费、拉低经济增长率。同时，该法案也令日本政坛矛盾激化，加剧了的分裂。而且，本次通过的消费税法案“先天不足”——为使法案获得通过，野田内阁引入了“灵活性”条款，即增税必须随日本经济状况而适时改变，若其对日本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有可能被叫停。因此，在目前日本经济萎靡的背景下，该法案最终甚至可能根本无法启动。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口诀范文第4篇

总体上看，这仿佛新一届政府一部迟来的“经济金融版”《政府工作报告》，非常清晰的是，这是6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的逐条细化，并将当时会议上的八点“政策措施”扩展为本次“意见”的十点。如此扩展，既是“细化”的表现，可能也是归类从而向相关部委进行分工的方便。

从政策部署来看，以往只有每年3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才会享有如此高规格、专门公开发文明确指定相关职责归属部门来执行的情况，对于国务院常务会议几乎从未见过这种规格。

因而，这其实是本届政府全班底形成全面经济金融调控思路后的一次迟来的“经济金融版”《政府工作报告》。当然，这种明确指定部委的做法，很可能也是本届政府在重大事项上更加强调执行力的表征。

思路上有进展

《意见》指明了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资金分布不合理，产能过剩严重。

《意见》明确了政策导向：要合理保持货币总量，盘活存量资金，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支持“三农”、小微、重点在建续建工程和项目、铁路、保障性安居工程、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消费、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及绿色环保。

对于如何才能“要”到，《意见》认为，要“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金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有扶有控、有保有压”，“增强资金支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意见》的不少措辞，其实在过去多年都是耳熟能详的，但一直未能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意见》所希望支持的领域，要么风险过高，要么根本不赚钱。

尽管如此，本次《意见》仍然在政策措施上有新进展。

首先，在控制风险上，提出了一些新举措。比如，在小微企业的信贷风险控制方面，除过去早已在运作但实际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人民政府建立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担保公司等之外，还提出了“支持小微企业信息整合，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在坏账处置上，过去对小微贷，仅仅提出要“提高坏账容忍度”，本次进一步提出了“支持银行开展不良贷款转让，扩大银行不良贷款自主核销权，及时主动消化吸收风险”。

其次，在消化过剩产能上，首次提出了“四个一”，即“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改变过去一味对陷入困境企业进行救助的做法，首次提出了支持向海外转移一批的必要性，这一方向是非常正确的。

目前中国很多落后的产业（比如钢铁、化工等），在东南亚、中亚、非洲都还算不错，简单设备拆卸到这些经济体重建作价入股，就可以盘活，并获得不错的回报。

同时也提出了不得已还得“淘汰一批”、“压产退市”，只是希望这次淘汰不再是有关部门“按规模”、“按所有制性质”来认为进行的所谓“淘汰落后产能”运动，而是不论大小与出身让市场竞争来自然完成的淘汰过程。

第三，在支农信贷上，《意见》指出，“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林权抵押贷款，探索开展大中型农机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

关注未来可能出台的政策措施

《意见》要求，“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和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引导作用”。

对于再贷款，此前一直主要是支持涉农；关于再贴现，在支持小微企业和涉农贷款（单张票面金额低于500万元）上，7月2日，人民银行已经表示，在2013年已累积使用165亿元的基础上，将再增加120亿元的票据再贴现额度，截至目前，全国再贴现额度为1620亿元；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其实也一直在用来调节信贷贷款。

“对中小金融机构继续实施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增加“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信贷资金来源”。这意味着，未来可能对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在“三农”和小微贷上表现突出的中小金融机构，未来可能存在进一步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

《意见》明确赞成以“内保外贷”为向国外转移产能提供融资、用“外保内贷”支持扩大外资小微企业境内融资来源。当然，这在便利了企业的同时，也同样会使得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性无需实际现金流跨过海关即可实现，由此也对外债统计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会显著增加外汇管理的监管难度。

发债继续被作为重要政策导向性手段。《意见》指出，“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所募集资金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不纳入存贷比考核”；这一措施本次还被扩展到支农贷款上了，“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

与之一致，过去对“小微贷款”考核的“两个不低于”，通过本次《意见》首次被加在了“三农”贷款上：“力争全年‘三农’贷款增速不低于当年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这无疑会给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提出新挑战。

资本市场新举措：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创业板上市速度加快，期货新品种加速推出。《意见》要求，“逐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适当放宽创业板对创新型、成长型企业的财务准入标准……促进创新型、创业型中小企业融资发展”，创业板企业上市门槛的降低，意味着上市速度的加快；“稳步推进期货市场品种创新”，国债期货、原油期货等都已箭在弦上。

只是在债券市场的发展上，基于“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大分类，《意见》明确牵头部门为“证监会”，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是对2011年开始建立起来的由人民银行牵头统筹债券市场发展的“部际联系会议”（人民银行、证监会、发改委）机制的一种调整。

外汇管理将有新突破。《意见》提出，要“推进外汇管理简政放权，完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制度。逐步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改进外债管理方式，完善全口径外债管理制度”。

金融监管也在酝酿新思路。在行业准入上，如果把地方政府股权计算在内，中国几乎所有的银行全部都还是“国有”银行，而本次《意见》明确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未来银行、金融租赁、消费金融公司都将对民营资本开放。

在行业监管上，《意见》表示，“探索优化银行业分类监管机制，对不同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经营地域和业务范围上实行差异化准入管理，建立相应的考核和评估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广覆盖、差异化、高效率的金融服务。”这是首次明确提出分类监管的思路，鼓励银行的差异化发展，未来可能出现的状态是：名称都叫“银行”，监管者也一样，但能够经营的业务范围、地域范围都可能不一样，监管指标的要求也可能不同。

理财业务发展规则无变化。《意见》要求：“按照理财与信贷业务分离、产品与项目逐一对应、单独建账管理、信息公开透明的原则，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加强行为监管，严格风险管控。”这与银监会的监管规则，并无变化。但未来理财产品将会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甚至审计，因为这部分是放在“十、严密防范金融风险”下来讲的。

“休克疗法”非政策选项

此前市场上有一种相当有影响力的看法是，未来可能采取严厉政策，让过剩产能迅速“出清”。

但从本次《意见》看，“休克疗法”绝对不是政策的主观选项。因为《意见》要求：“及时锁定、防控和化解风险，严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意味着，整体上的“休克疗法”不是政策选项，但考虑到“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提法，让个别企业休克则是不可避免的，但底线是不能发展成系统性风险。

经济面临“结构性矛盾”，“资金分布不合理”，是本次《意见》出台的最重要背景。但是，结构何解？

回顾过去30年，中国经济结构和效率相对于1978年之前都有大幅改善和提高。那么，其中的诀窍是什么？只有四个字“改革开放”，“改革”是简政放权、政府的权力范围不断缩小而市场发挥作用的空间持续加大；“开放”为国内提供比较、学习、进步的参照，结构相对于过去的“优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实现的。以之对照从本次《意见》，未来不少领域会有改革突破；但与此同时，由政府更明确直接指导资金流向的意图，似乎也不排除会进一步增强。

其实，从资金层面而言，市场驱动的资金流永远只会流向赚钱的领域。如果对现有资金流向和分布感到不尽如人意，那么，首先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政府希望它们赚到钱的行业却无法赚到钱？政府不太希望赚到钱的领域却赚到了太多的钱？

对于前者，如果从资产负债率来看，根据图1提供的数据，主要是可贸易程度高的行业负债率过高特别是工业（当然，由于公用事业是地方政府的“马甲”，其负债率过高反映的是地方政府负债率过高）——这反过来显示，过去资金一直是在支持他们的（否则，高负债何来？），只是现在不赚钱了资金就不愿进去了；而可贸易程度低的行业，从资产负债率来看总体状态依然尚可，有的甚至还不错，比如医疗保健（这是最近十年唯一一个资产负债率在下降的行业）、信息技术、日常消费和电信服务等。

这意味着，当前所谓“实体经济”困难、资金不支持的“实体经济”中所谓的“实体经济”，更确切地其实应当是指可贸易性强的行业（特别是工业），这其实正是在所有实际汇率高估经济体都出现过的“产业空心化” 现象。人民币汇率的高估应该对经济的“脱实向虚”负有重大责任。

图2提供的数据支持了这种看法，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同比升幅领先3个月与整个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呈反比。这决定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必然影响着整个经济增速，图3清晰显示出这一点：中国工业增加值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同比增速反向变化，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越高，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速越低。

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在本次《意见》中，竟然完全没有提及“尽快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修正高估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问题；由于对国际问题有意无意的忽略，也直接导致了在“十、严密防范金融风险”下仅明确提及了地方负债、理财、银行坏账、民间集资与非法集资等，但却对国际资本流向逆转与人民币刚性汇率未置一词，在美元即将迎来转折的关口，这无疑是非常严重的失明。前面都是内债，内债易控；美元升值下不能贬值的汇率意味着外债，外债难解。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口诀范文第5篇

由欧洲信用危机引发的欧元震荡，导致欧元兑美元大幅下跌。数据显示，欧元兑美元汇率较欧元正式启动以来达到的最高点，贬值已经超过20％。这意味着，今年以来，人民币兑欧元累计升值14.5％。

银行理财：挂钩欧元产品频现零收益

希腊债务危机持续升级，使得欧元兑美元“跌跌不休”，5月22日西班牙央行接管该国一家银行更是给欧元的走势蒙上一层阴影。与此同时，我国各大银行此前发行的挂钩欧元兑美元汇率的理财产品，也因为“生不逢时”，出现零收益的现象。

2009年年底至今，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升级，导致欧元汇率不断走低。统计数据显示，欧元兑美元于今年5月19日创下近4年以来的新低1.2142，距离去年11月25日的高位1.5144下跌了约3000个基点，跌幅约20％。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银行2009年发行了第4期“金钥匙・汇利丰”五款人民币理财产品，挂钩标的为欧元兑美元汇率。不幸的是，数据显示，2009年12月3日是欧元单边下跌周期开始的前一天，当日欧元兑美元的收盘价为1.5139，12月4日收盘价为1.4856，一天内就下跌了283个基点，超出了理财产品270个点的最大波动区间。上述理睬产品的说明书显示，产品投资区间内，欧元兑美元汇率只要在初始汇率±950个基点内波动，客户在产品到期时就可以享受2.7％的年化收益率，否则只能获得零收益。截至2010年1月21日收盘，欧元兑美元报价1.4083，较初始汇率下跌了1056个基点。

与此同时，深发展发行的“聚财宝”飞越计划2010年1号人民币理财产品同样挂钩欧元兑美元汇率，从2010年4月22日开始计息，到期日为2010年5月10日，在此期间欧元兑美元由1.3389下跌至1.2785，下跌604个基点，超过深发展设定的600个基点的波动区间，收益率最终只有0.1％。

金融专家：建议持有人民币产品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院金融产品中心研究员蔡太雷表示，结构型理财产品的收益除了取决于挂钩标的的走势，还要看产品的具体结构，如果是100％挂钩欧元兑美元汇率，投资风险会相应增加。

“随着欧元兑美元不断创出新低，如果挂钩的产品相应看跌，产品也能获得高收益”，蔡太雷表示，不过国内发行的挂钩欧元汇率产品以看涨欧元兑美元汇率为主，同时区间设置得相对较小，提前“触发”条件最终零收益概率更大。

某大型商业银行理财师则表示，除了挂钩欧元的理财产品外，投资者也要远离投资币种为欧元的产品，因为除了产品本身的风险外，投资者还将承担兑换汇的风险。投资者在购买理财产品时，一定要投资于自己熟悉的市场，在目前欧元区前景不明的情况下，最好是持有人民币进行观望。

事实上，欧元理财产品的发行量也在减少。2009年1月，理财产品按币利一划分，欧元理财产品占当月发行总量的3.5％，人民币产品占60％；而在2010年4月，欧元产品的发行数量仅占当月发行产品总量的1.88％，人民币产品则占到了84％。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院金融产品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理财产品中人民币产品的占比稳定在80％以上，其次是美元产品，澳元和欧元产品的占比仅为个位数。

2、出口企业

目前人民币兑欧元的升值令不少出口企业措手不及，那些去年拿到订单而最近有欧元收入贸易企业不得不承受巨大的汇率损失。更糟的是，今年三季度，中国对欧出口增速可能会下降6％-7％。

商务部：未来几个月出口负面效应显现

中国商务部近日表示，未来几个月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出口的负面效应可能逐步显现。根据已经公布的5月出口同比激增48.5％，提振对全球需求的信心。但商务部称，订单合同从签订、发货到出口结汇，至少需要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因此5月份出口数据反映的是3月之前的订单合同。

而由于希腊深陷债务危机，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时不得不伸出援手，这进一步加深市场对其他国家债务状况的担心，导致欧元汇率重挫。商务部在声明中提到，欧洲债信危机是当前笼罩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之一，将牵制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尽管5月出口激增，但全年外贸前景难言乐观。

此外，商务部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近日指出，今年三季度，我国对欧出口增速可能会下降6％-7％。

出口商：10万欧元订单赔掉10万元

欧元贬值正在蚕食中国出口企业的微薄利润。同时，人民币对欧元的升值会让欧洲的进口商觉得中国的商品正在变贵。

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伟表示，如果人民币升值，走中低端路线的纺织、服装类企业微薄的利润会受到较大冲击，因此他们特别不希望人民币升值；而走高端路线的出口商，也希望对人民币有一个半年以上的预期，这样就可以在订单及价格上加以调整，从购买方和出售方两方面来分担压力。但目前人民币兑欧元的升值令不少出口企业措手不及。

“从广交会接单到现在，10万的欧元订单就要损失掉近10万人民币，公司以欧元结算的订单几乎全部亏损。”广州东莞明月服装出口有限公司老总张明月的语气颇为沮丧。刚刚感受到一丝外贸回暖气息的出口企业，如今却被欧元贬值套牢。讨价还价、推迟订单、换汇结算……面对这场欧元信任危机，尽管出口企业纷纷出招自救，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蒙受了损失。出口企业更为担心的是受债务危机影响，下半年欧洲的订单量出现萎缩，导致企业到时无单可做。

目前，欧盟作为中国最大出口市场之一。张明月的服装出口公司每年出口到欧洲的订单要占到公司全部订单的三分之一。今年初他签了一笔50万欧元的服装订单，规定3个月交货。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10万欧元可兑换97.97万元人民币，但到了交货的时候，还是10万欧元却只能兑换85万元左右的人民币。这笔价值50万欧元的订单，仅汇率波动就损失了60万元人民币。

上海飞马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陆龙生表示，“现在的情况有点类似2008年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的味道。”人民币兑欧元的变相升值，已经将企业的利润一点一点蚕食掉，很多企业接单也只是为了保住客户。因为中小纺织企业利润低，平均利润不超过10％，最近几个月欧元已变相贬值14％-15％，基本抵消了这些企业的利润。

浙江爱美丽童鞋出口企业业务经理王韬透露，目前在业内还很少有悔单的情况，主要是害怕因此而流失客户，所以即使是明知道这个订单赔钱，企业也要坚持交货。“现在外贸企业接单都是这个情况，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保证所有的订单都是挣钱的。”

当然，也有一部分规模较大、议价能力相对较强的出口企业可以采取议价的方式来应对汇率波动问题。尽管这种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弥补汇率波

动的方式往往也要面临着订单流失的风险。但他们选择不接欧元区的订单，因为“宁可工厂不开工也不能赔钱”。

与欧元贬值带来的损失相比，目前出口企业更担心的是下半年欧洲订单出现大幅下滑。去年中国对欧盟出口2360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19.7％。产品主要包括机电、电子产品、纺织、服装、鞋帽等，其中机电产品占出口产品销售额的一半左右。主要出口地区为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如果形势不能扭转，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放缓。

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表示：“4月份，我国对欧出口的增速还维持在25％，但反应可能会比较滞后。在5-6月，特别是三季度反应会比较明显，有可能会下降6-7个点。”

外媒：中国外储3个月账面损失达500亿美元

据路透报道，中国官方外汇储备账面金额已部分因欧元的“跌跌不休”而减值，三个月损失500亿美元。报道称，尽管首季中国外储账面损失500亿美元的绝对额巨大，但相较中国约2.4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说，2％的帐面损失仍属合情合理。

中国外汇储备经营始终坚持“安全、流动、增值”的原则，并进行多元化货币、资产配置。学者研究显示，其中近70％为美元，其余还包括欧元、日元等多种货币。中国外管局此前并公开表示，多元化投资组合中，不同货币、不同资产类别之间此消彼长、互补平衡的效果明显。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称。“我相信政府储备管理政策不会以市场短期波动为考量，多元化构成是长期坚持的目标。”

另有渣打银行在研究报告中称，“按我们的模型，欧元可能占中国外汇资产的25％，仅汇率变动可能就损失了350亿美元。”

张斌则表示：“我算过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情况，2002-2009年期间，以美元计算的平均每年回报率为7-8％，还是不错的。”

市场分析：欧元不可能长期疲软

仅第一季度，欧元兑美元贬值幅度达6％，这必然导致中国所持欧元资产报损。央行最新公布的第一季度新增外汇储备为479亿美元，而外管局公布的同期新增外汇资产为959亿美元，两者相差近500亿美元。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2.4万亿美元，其中绝大多数为美元资产。根据外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3月份外汇储备总额为24470.84亿美元。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中国同期持有美债的数额为8952亿美元，美债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36.58％。在2009年10月份，这个比例为40.30％，美国国债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比例在5个月内减少了3.72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认为，“出于对外储资产安全性的考虑，多元化是必然的选择。”

中国外储的具体构成一直是机密，其中2/3可能是美元资产，25％可能为欧元。分析人士认为，“当前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即使还没有到达底部，电已经离底部不远了。所以此时，其实是我们增持欧元资产的不错时机。”上述分析人士同时指出，“欧元不可能长期疲软，而逢低买人是投资的要诀。”

另外，苏格兰皇家银行美国国债策略分析总监威廉・唐近日表示，中国作为如此巨大的外汇储备的管理者，投资多样化是必然的选择。但事实上，中国的外储投资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除了美国国债市场以外，目前唯一能够接纳中国巨额外储的就是欧洲债务市场。

央行专家：应继续增持黄金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