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文化的关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发行；文化；价值；经济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一、图书发行中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存在的问题

在图书的发行过程中，强调文化价值固然是好事，而忽视了经济价值到头来也丢掉了文化价值，目前存在两种观念，一是过于强调图书发行的文化价值，二是过于强调图书发行的经济价值。

（一）图书发行文化价值高于经济价值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图书担当着承载文化、传递知识、推进文明发展等社会功能，所以，图书的文化价值是第一位的，出版社是文化产业部门，文化建设是其首要任务，文化品位是其立足的基点，文化产品是其生存的条件，强调出版社的社会责任固然是好事，但是出版社改制后，绝大多数出版社是要自负盈亏的，如果没有经济价值，出版社将难以为继。

图书发行只强调文化价值，是对自己的定位不清，认识模糊，还是老观念。出版社已经迈进了企业的门槛，脑袋还留在事业的观念中，这样是不利于出版社的发展的。图书发行成功的最好标准就是要实现图书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最佳结合。在当前的经济大潮中，一些出版社和发行商，只是为了利益而出书，大肆宣扬负面的内容，夸大其词，就是为了博得读者的好感，吸引读者的注意，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像在书名上标新立异，制造噱头，以博眼球，内容上更是不敢苟同。特别是一些明星出书热，文笔一般，甚至他人捉刀，字数不够，用图片、相片凑数。

（二）图书发行经济价值高于文化价值

出版社转企改制后，要“自负盈亏”，要积极地适应市场、融入市场。在图书发行中一些出版社就过于关注经济价值，重视发行利润。但过于重视经济价值往往会忽视了文化价值，有些少儿图书过于注重经济价值，就忽视了少儿书籍应该给孩子传递知识和智慧，应该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审美的愉悦和思想的启迪，应该培养孩子健康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等。在文学类图书中，书名夸张、噱头惊人、内容低级，这种书卖得火，利润可观，却忽视了对青少年的毒害；一些书宣扬封建迷信、看相、算命，却打着科普类图书的噱头，一些政治类图书歪曲正确的伦理观、世界观、价值观，过于宣传西方的自由思潮。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是冲着“一切向钱看”的经济效益而来的，而忽视了文化价值，从而给社会的安定，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恶劣的影响，是过于追求经济价值而忽视文化价值的结果。

二、正确认识图书发行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图书虽然也是商品，但是它不同于一般商品，图书发行要以取得经济价值为目的，但万万不可忽视了文化价值，忘记了图书所承载的文化使命。经济价值是出版社生存的基础，立足的前提，没有实现经济价值的图书发行是失败的发行，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实现双丰收，才是图书发行的成功。

（一）文化价值是图书的“安身立命”所在

出版社是文化产业部门，文化建设是其首要任务，文化品位是其立足的基点，文化产品是其生存的条件，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人类文化的传承离不开书籍的功劳，如果只注重经济利益，书籍的铜臭味太重，对文化，对人类危害巨大。

在图书的发行中，一定要重视文化价值，没有文化价值的图书不是好图书，不管你制造多大的噱头搞宣传，最终是很难实现经济利润的，没有文化价值的图书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就没了内涵，没了灵气，干巴巴的，读起来味同嚼蜡，没滋没味。文化价值是图书的“安身立命”所在，在图书发行中，首先要确定其文化价值，书籍有了灵魂，有了血肉，读者才愿意看，愿意买，在具有文化价值的同时也实现了其经济价值。图书发行中，必须把文化价值放在重要位置，努力满足广大读者的文化需求。提高图书发行的社会价值，向广大读者奉献更多更好的优秀图书，是摆在每一个图书发行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二）经济价值是出版社生存的基础

出版社编写、出版图书，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图书销售不出去，出版社将无法生存，所以追求经济利益是出版社出版、发行图书的目的。当前出版社改企已经完成，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取得经济利润是其存在的基础，企业要生存、要发展、要满足员工的需求，这一切都需要有资金。出版社也只有在资金充盈的前提下，才能出更多的书，出更好的书，才能给社会创造更大的文化价值。一本好书不仅仅是具有社会价值的，只有实现了经济价值，才实现了书籍的双重价值，两者不是对立，而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如果把两者割裂开来，到头来什么价值都无法实现。

三、图书发行应追求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统一

当前图书不再是单纯的精神文化产品，而是特殊的商品，出版业不能单纯讲求经济价值，图书发行也要兼具文化价值。只注重经济价值而忽视文化价值，图书就失去了其本质所在，只注重文化价值而不顾经济价值，出版社就可能会亏损，库存积压，读者看不到，也就失去了其经济价值，所以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是统一的。在两者的关系中，文化价值是图书发行的前提，经济价值是图书发行的基础，两者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经济价值要以文化价值为前提，它不能离开更不能违背这个前提，而文化价值在总体上要以经济价值为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经济价值就难以实现。

一些好的图书，往往是两者兼具的，颓废的、消极的图书可能一时畅销，但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有的图书可能暂时没有好的经济价值，但其文化价值会使他具有长久的生命力，经受得时间的检验，具有很好的发行前景，时间的长河会使他流传久远，也实现了其经济价值。图书发行应追求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统一，为读者提供方便，为自己创造了利润，这样既能取得可观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实现了图书的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于翠玲.从媒介历史看书籍的文化价值[M].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经济和文化的关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模式；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文化；层次分析；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2）-0021-07

天人协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国汉代著名思想家司马迁曾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所讲的“际”，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古以来，中国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其主导精神都是主张天人调谐的。可以说，天人调谐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精髓。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调谐理念，对当代的经济发展模式、生态环境治理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将具有重要的启迪。

发展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然而我们不能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来求得经济的发展。盲目的追赶只会让我们把经济的发展建立在环境的破坏上。西方工业化前期的境况是最好的教训，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工业有了飞速的发展，而他的飞速发展是建立在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掠夺之上的，这也是他与生俱来的缺陷。盲目的追求高消费与产业升级，虽然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但它采取的掠夺和控制的方式，耗费大量的自然资源，排放自然界无法吸纳的废弃物，破坏自然循环和生态平衡。而发展中国家却仍未摆脱传统工业文明的框架，将制度优越性寄托于经济高速增长的“赶超战略”上，忽略了“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

所以我们要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追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只有推行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是在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增长制约要素、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一种公共财富阶段的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是建立在人类生存条件和福利平等基础上的以全体社会成员生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都仅仅是其技术经济范式的表征。其本质是对人类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其目标是追求可持续发展。

人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社会生产关系进行新的制度安排。这种新的制度框架的核心是要将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行新的规制管理，纳入市场运行机制之中。这必将重新构造社会价格形成机制，从而重新调整社会利益分配关系。当前的循环经济仍然只是在技术层次上的探索，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不断增长，资源制约日益增强，循环经济必将会成为未来人类社会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但这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因为它涉及国家间的价格形成机制与国际贸易，涉及不同类型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利益问题。

本文以文化模式与经济发展为起点，从循环经济和文化模式的概念入手，分析了循环经济与循环经济文化的关系，探讨了循环经济文化的不同层次，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先进循环经济文化模式的新思路。

一、循环经济与循环经济文化的关系

（一）基本概念

要了解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要界定几个关系主体的基本概念。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没有文化就没有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和一些社会学家认为，文化和社会是统一的，文化就是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文化史。“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相当不确定的。许多人觉得文化是用以传播的知识，他的作用在于使人明白道理，认识自然，熟悉历史，等等，这是对文化最狭隘的定义。但多数经济学学者倾向于从分析经济系统的环境，探索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出发，将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精神财富及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系统”。并主张将其区分为智慧文化、规范文化、意识文化和组织文化四种形态。最新的概念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史上的“人化”与“化人”的整个互动过程和成果的总和。文化不只是指文字，它还涵盖了我们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从而作用于经济活动的各个过程中。

什么是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人类正在探索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循环经济的本质是以生态学规律为指导，通过生态经济综合规划，设计社会经济活动，使不同企业之间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上游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成为下游生产过程的原材料，实现废物综合利用，达到产业之间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使区域的物质和能源在经济循环中得到永续利用，从而实现产品清洁生产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环境和谐型经济模式。它不同于传统经济的“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而是通过系统内部相互关联、彼此叠加的物质流转换和能量流循环，最大限度利用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达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注：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1904，1905）译，三联书店，1987版.］

那么，什么是循环经济文化？我们认为，凡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文化型态，即是循环经济文化。循环经济文化是人类的新经济文化运动，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与回归。几十年来，循环经济文化的理念广泛渗透到人类经济、科技、法律、伦理以及政治领域，预示着人类文明已从传统工业文明逐步转向生态工业文明，并将以自然法则为标准来改革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二） 基本关系

1.文化与经济发展

文化是一种独特且重要的资源，是一个被经济学研究所忽视的领域。只是在最近的一些文献中，文化这一“非经济因素”才开始回归到经济学家的视野里。回顾早期和当前关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主要理论观点，梳理各门学科对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五种大致不同的论点。一种观点认为，特定的文化观念是决定人们行为乃至市场扩展、经济进步必不可少的诸多条件中的一个，这一观点主要由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第二种观点因为由马克斯•韦伯（1904，1905）①提出，往往被称为韦伯命题，较为激进地认为特定文化（特别是新教教义）是促进资本主义产生与现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这一观点得到很多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及少数经济学家的赞同与支持。第三种观点则直接否定了韦伯命题，认为文化与经济发展无关。第四种观点虽然承认了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影响作用，但具体立场又有差别，有的学者强调了文化对经济发展存在的阻碍作用，而有的学者注重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多的人则采取了调和的观点，认为一些文化因素具有促进作用，而另一些文化因素会阻碍经济发展，事实上，他们认为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中性的”。第五种观点是由道格拉斯•C•诺思（1981）①提出的，他将文化（或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影响合约实施的不可缺少的变量，而合约的实施则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的状况。文化对经济的发展是存在很大影响的。如果运用得当就能很好的促进经济的发展。可见历史上早已有人关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并且从未停止对他的讨论。

在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世界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争论。一种是“文化决定论”。这一学派的主要观点是，文化对经济的发展承担着决定性的作用，即符合现代精神的文化价值观对现代经济发展起着正面的、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与现代精神不符的、传统保守的文化价值观对经济的发展则起着负面的消极的阻碍作用。因此，一个国家的文化对其现代经济的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本身并无积极与消极之分，关键在于如何利用的问题。将文化按照非此即彼的模式进行类属划分的做法，不仅过于机械，而且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文化中，存在着大量中性的、不易判断其正负作用的因素。更何况在评价、分辨和判断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与糟粕成分，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时，也还存在着其主体不同的价值观和立场的问题。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有时候可以具体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因为社会的文化素质水平也决定了许多的生产关系，先进的文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谓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这也是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而落后的文化代表了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当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1］。

对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总体关系，马里亚诺•格龙多纳（2002）指出，有可能构建两种理想的价值观的体系，一种只包括那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另一种只包括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尽量靠近前一种的国家，就属于现代国家；尽量靠近后一种的，则属于传统国家，一国人民接受什么价值观和不接受什么价值观，属于文化领域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经济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

［注：①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道格拉斯•C•诺思著（1994中文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1～22页。］

戴维•兰德斯（2001）曾断言：“如果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文化乃举足轻重的因素。”［2］从工业污染、资源瓶颈、能源危机到疯牛病、禽流感，当貌似强大无敌的当代经济一再被这些问题击中，人类的反思不能不从发展战略、经济模式上溯到一个本源性的文化问题：人与自然。

张培刚（1999）指出，经济水平的低下限制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而文化意识上的安平乐命和不思进取反过来又强化了传统社会经济的落后状态。于是陷入了刘易斯所说的“贫困文化”恶性循环之中并通过代际关系的影响而世世代代递传下来。［3］这种现世力与约束力颇强的非宗教传统观念，在社会组织和人们心态上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超稳定结构，并严重阻碍着现代经济的兴起与发展。

杨庭硕（1998）认为，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大集合，是多元一体化格局，其中以儒家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之主流。而孔子所讲的“克己复礼”是把握传统文化的要害，“克己”即内省。传统文化有合理的部分，也有不合理的部分。弘扬民族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更新创造的同时，还要注意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和评估，即通过“内省”弄清楚什么是精髓，什么是糟粕，从中找出不足，进行扬弃以适应现代化。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林毅夫（2003）指出，展望21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让生产力尽快发展应该是我们的第一个优先选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人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也会改变。［4］在变迁中，我们会扬弃一些过去的，建立一些新的，但决不是简单地照搬西方的准则。所以，只要让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我们也有办法让中国文化从器物、组织、价值层次上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得到统一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函数表达式，其模型公式为：

R=M（i)f(t,I)

其中：R,M,i,T,I分别表示经济增长率、文化类型、创新精神（系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就是在文化变迁的基础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促进的上升式变化过程。

2、 循环经济与循环经济文化的关系

在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世界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和协调自然。人类大规模征服自然，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出现的。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使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而迅速的变化。同时，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也日益严重地困扰着人类。环境破坏和生态失衡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严重危机之一。就我国而言，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上千年之后，没能独身于此“世界大潮”，破坏自然的现象令人吃惊。如不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能源、资源将难以为继，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我们将难以向人民交代、难以向子孙交代、难以向历史交代。所以倡导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要求［5］。

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认识，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经历了三种模式，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种是传统模式。它不考虑环境因素，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过程。第二种是“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它开始注意环境问题，但其具体做法是“先污染，后治理”，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治理的技术难度很大，治理成本很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都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第三种是循环经济模式。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最终实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符合天人调谐的理念［6］。

循环经济文化强调地球生态系统是脆弱的，如果听任传统工业文明对地球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摧残和破坏，人类将无家可归。人类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能独立于复杂的生态网络之外。人类与自然界的其它生命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可分离。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是协调人类的社会关系，便是追求人类社会的和平与进步。人类以循环经济文化的方式生存，所有先进文化都是生存于自然中的循环文化。生存于自然和社会的文化不能反自然和。文化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就是人类生存的本质。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科学技术不应让人们误认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把“人定胜天”推向极致，将使人类陷入生存困境。环境的权利与义务必须统一。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必须与对环境的修复相平衡。发达国家和高消费人口是全球资源消耗的主体，他们有义务承担起更大的环境责任。自由是对自然法则的遵从，受自然法则的约束。自由不是贪婪与放纵。人类有享受物质生活、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但这权利只能限制在环境承载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7］。

回顾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近现代以来的世界经济之路很大程度上是被西方文化所牵引的，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此，当代中国的循环经济发展不仅仅为了可持续的国富民强，还需要在创新中复兴中国古老的天人智慧。

中国早就有自己的“循环经济文化”。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烧荒的时间；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兽，禁止毒杀鱼鳖。中国历朝历代，皆有对环境保护的明确法规与禁令。而天人调谐正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是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矛盾重要的价值标尺、深厚的理论资源。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儒家提出“天人合一”，人事必须顺应天意，要将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准则，顺应天理，方能国泰民安。中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将“自然”这个概念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因此，我国的循环经济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精神的发扬，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我国的循环经济文化是对世界循环经济理念的吸收和创新。世界循环经济思想的实践，是中国循环经济文化的重要借鉴。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循环经济文化已演化为世界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它迅速超越国家民族以及政党学派的差异，成为人类和平发展的共同选择。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实践经验。人民崇尚节俭、物尽其用，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文化基础。发展循环经济在我国有一个内涵不断扩大、思路逐步清晰、重点不断调整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激励等措施鼓励企业开展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吃干榨尽”工业“三废”；从1994年开始推行清洁生产，现在又倡导发展循环经济，这些都是我国寻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探索。可以推断，循环经济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现途径［8］。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文化，必须处理好循环经济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世界性的环境危机，突出地表现在传统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上。否定传统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探索生态工业经济的新型增长方式，是循环经济文化的重要内容。循环经济文化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要使人类的物质财富持续增长，就必须改变传统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实现“污染排放最小化、废物资源化和无害化”，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这便是循环经济理念［9］。

二、循环经济文化的层次分析

对于循环经济文化的分析，可以分解成不同的层次，从一些发达国家取得的成功经验来看，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上：企业文化、消费文化、园区文化和社会文化。这些层次是由小到大依次递进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平台。

（一）企业层次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首先在企业中培养循环经济文化观念，建立高效节能低污染的生产方式，创建循环型企业文化是构建先进循环经济文化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循环型企业文化是能与其它文化体系相适应、互为依赖、和谐共生的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完善和自我更新能力的不同层次的完整系统。循环型企业是循环型经济模式的一个子系统，必须达到一个内部的平衡，即企业的利益与员工的利益达成平衡，企业的利益与顾客的满意达到平衡，必须使企业发展战略与国家、地区发展战略平衡，企业的发展与生态系统稳定的平衡。企业不能单只注重经济利益，同时，应重视对环境保护的绿色品牌的设计。例如：可回收的、无磷酸酶的、pH值平衡的、不损害臭氧层的等等。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产品实行“绿色标志制度”，我国称为“环境标志”，就是有益于保护生态环境，有助于增强公民环境意识，提高产品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二）消费层次

有人认为，不污染环境，保护环境都是厂商的事，与消费者无关，事实则不然，现代经济，生产是为了消费，许多的产品都是应一种社会需求而产生，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消费决定了生产。

所以我们要倡导绿色消费，是指在消费活动中，不仅要保证我们这一代人的消费需求和安全、健康，还要满足以后的人的消费需求和安全、健康。其基本要求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不造成环境污染；消费者要转变消费观念，在追求舒适生活的同时，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实现可持续消费绿色消费文化是一个新鲜概念，是一种富于创意的消费文化理念，它引导消费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宣扬一种崭新的消费哲学理念和思想意识。

（三）产业园区与区域层次

生态工业园是一种新型工业组织形态，通过模拟自然生态系统来设计工业园区的物流和能流。园区内采用废物交换、清洁生产等手段把一个企业的副产品或废物作为另一个企业的投入或原材料，实现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多极利用，形成相互依存、类似自然生态系统食物链的工业生态系统，达到物质能量利用最大化和废物排放量最小的目的。生态工业园具有横向耦合性、纵向闭合性、区域整合性、柔性结构等特点，循环经济的作用就是为了能使资源能循环的利用，所以从园区的概念从更高的角度整合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废物再利用，保护环境。

循环型区域通常以污染预防为出发点，以物质循环流动为特征，以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最大限度地高效利用资源和能源，减少污染物排放。循环型区域有四大要素：产业体系、城市基础设施、人文生态和社会消费。首先，构建以工业共生和物质循环为特征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其次，建设包括水循环利用保护体系、清洁能源体系、清洁公共交通运营体系等在内的基础设施；第三，致力于规划绿色化、景观绿色化和建筑绿色化的人文生态建设；第四，努力倡导和实施绿色销售、绿色消费。

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集合了若干个企业或者行业，园区内采用废物交换、清洁生产等手段把一个企业产生的副产品或废物作为另一个企业的投入或原材料，实现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形成相互依存、类似自然生态系统食物链的工业生态系统，达到物质能量利用最大化和废物排放最小化的目的，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四）社会层次

循环经济的产生不是偶然，回顾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对自然关系深刻反思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最为可行的重要途径，应该成为我国未来的社会发展模式。循环型社会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为了适应可持续发展、建立循环型社会的要求，需要对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进行重新审视，并建立一种追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为目标的新型文化和价值体系，以指导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循环型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具有多重的意蕴，贯穿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它既包括新的环境价值体系，又包括对人类社会自身新型的价值体系。在这种新型的价值观的指导下，生产者以提供绿色产品为生产理念，实行绿色生产模式；消费者改变传统的生活消费模式，主动选择绿色产品，注重消费过程中对环境的友好性，自觉履行废弃物分类回收处理的责任与义务，最终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建立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

总之，循环经济文化就是要立足于循环型企业文化、绿色消费文化、生态工业园和区域文化，通过立法、教育、文化建设以及宏观调控，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天人调谐观念，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构建先进循环经济文化模式的路径选择

（一）培育生态文化观

应以循环经济为抓手，加快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循环经济是一个新生事物，需要各方面包括政府、企业、公众转变观念，提高认识，这是循环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前提。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不仅为土地、环境难以承载，而且还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市场约束。要走出经济增长困境，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势在必然，不转型就难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发展循环经济触及到了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因此，各级政府都要从战略高度去认识，用全局的视野去把握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提高自觉性和责任感。把发展循环经济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能源结构，实现经济循环化、产业生态化、工业共生化、生产清洁化、资源再生化、废物减量化，积极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延粗放向内涵集约的转变［12］。

转变政府、企业、的发展观念和公众的消费观念是全面推进循环经济的重要社会基础。当前急需各企业转变盲目追求经济利益增长的观念，急需企业家主动、积极地承担保护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社会责任，发挥创新和领导的作用。加强循环经济文化的研究、宣传与教育。提高公众的循环经济意识，树立科学、文明生态观念的任务。

（二）倡导绿色生产观

引导企业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实现企业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有机结合。试点推行企业绿色生产经营管理目标责任制，建立完善企业绿色管理考核制度，使之与企业总体经营管理目标有机融合。加大绿色管理的学习培训、设立分级绿色管理部门和其它相关专职职能部门等多种组织设计与再设计措施，建立健全企业绿色管理组织，造就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具备绿色生产经营管理技能的领导者和企业家，以企业为主体推进绿色生产［12］。

要确立循环型思想的企业文化。将可持续发展观作为自己的经营指导思想。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氛围，它不是管理方法，而是形成管理方法的理念；它不是具体的行为活动，而是产生具体行为活动的原因；它不是人际关系，而是人际关系反映的处世哲学；它不是工作或服务，而是工作或服务中体现的精神境界。因此，走循环型企业之路，要靠持之以恒的宣传、教育等活动进行灌输，使之潜移默化于员工的思想行为之中，从而使循环型企业文化既渗透于企业的一切活动之中，又流溢于一切企业活动之上，成为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无形的、强大的动力［14］。

在生产过程中选择先进生产形式。按照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的要求组织生产。其一是按清洁生产方式组织生产，经济效益的最大量化、人与环境的危害最小量化。其二是按循环经济的要求组织生产。

环境管理建设方面要推进绿色服务，在强化环境管理方面，要努力通过ISO1400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认证，严格按该系列标准要求实施环境管理；要通过清洁生产的审核验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污染物排放总量要达到国家或地方相应标准要求，绝不对外部环境质量造成不良影响。

相关的约束和激励制度也应该加紧出台，健全法制完善标准。国家在大力推进走生态型企业之路的活动中，要在贯彻执行已有的《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相关法规的同时，抓紧制定发展循环经济、走生态型企业之路的专项法规，如《循环经济促进法》、《资源综合利用条例》、《废旧轮胎回收利用管理条例》、《包装物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及相关的技术标准等。同时，强化监督检查，坚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将走生态型企业之路纳入法制化轨道。

（三）弘扬文明消费观

提高全民的资源环境忧患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通过科普及宣传，使人们充分意识到对自然资源过分依赖的局限性，以及生产环境恶化的复杂性和巨大威胁。使全体国民保持清醒地认识，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从每个行业做起，从每个人做起，大力倡导文明消费方式，引导消费观念的转变，增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自觉性。在食品消费上，提倡食用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不食用野生动物；在建筑材料上，注重使用绿色建筑材料；在生活日用品方面，鼓励购买通过环境标志论证的商品；通过调整消费结构，扩大绿色产品有效需求。扩大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纯净技术成果的应用范围，引导人们改变消费习惯。倡导舒适而非豪华型生活环境，鼓励有利于身体和身心的健康消费；倡导利用网络服务，鼓励进行教育研究、文艺探讨、体育欣赏等知识型消费。鼓励有利于降低纸币消费污染的信用型消费［15］。

要使广大群众深刻认识提倡绿色消费的必要性、重要性。要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杜绝和减少人类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和由此而引起的对人类生存造成的威胁，让人们自觉控制自己的行为，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观。二是扩大宣传范围，以唤起全社会对绿色消费的重视。在宣传内容上，不但要宣传绿色消费的作用，而且要使广大民众掌握和识别绿色产品的标志等基本知识，引导消费者进行有效消费。三是动用消费理论，研究居民的消费结构及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程度，预测未来消费的变化趋势，为绿色产业发展打好基础。在生产和生活中充分贯彻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自觉的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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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陆钟武．关于循环经济几个问题的分析研究［J］．环境科学研究，2003（5）．1-5．

经济和文化的关系范文第3篇

过去的30年是中国旅游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30年，国家“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和山东省“关于提升旅游业综合竞争力加快建成旅游强省的意见”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曲阜市也提出了“旅游兴市”的发展战略，后又更明晰的表述为建设“生态式旅游胜地、世界性儒学研究中心、现代化历史文化名城”，确立了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支柱产业的地位。纵观曲阜旅游总收入和GDP的时序变化，可以看出二者持续增加的共同趋势。就世界遗产地曲阜市的现状而言，作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圣地，知名度享誉世界。一方面旅游资源优势突出，孔庙、孔林、孔府1994年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拥有各类文物古迹300多处，其中有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历代古建筑1300多间，古墓葬10万座，古树2万株，古代碑刻5000余块，各类馆藏文物达10万多件；另一方面曲阜作为山东省的一个县级市，行政级别较低，国民经济综合实力较弱，在山东省32个县级市中排名27位，虽然曲阜的经济增长较快，每年的增幅都在12%以上，但仍低于山东全省年均14%以上的增长速度，旅游业发展的经济支撑力较弱。在这样一个弱经济支撑的国际知名世界遗产地，旅游业和城市经济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关系？旅游业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是否居于主导地位？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研究进展

国外对旅游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旅游乘数理论（Archer，Fletcher）；旅游主导型经济增长假说理论，由Balaguer(2002)和Dritsakis(2004)分别通过对西班牙和希腊的实证分析得以证明，但Oh通过对韩国的研究得到了与假设不一致的结论；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假说理论（Ghali和Tosun分别验证了入境旅游对菲律宾和土耳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由于区域差异的存在，一直以来旅游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还是个备受争议的焦点论题，到底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制约，是双向作用还是单向作用，国际上一直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我国关于旅游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2010年起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文章数量有所增加，研究方法日益多样。纵观二十几年的研究历程，旅游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有如下特征：在研究内容方面，二者的互动关系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包括从供给角度对旅游产业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王兆峰等，2009；查芳，2011；钟高峥等，2012）和从需求角度对旅游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张丽峰等，2009；孙虹乔等，2011）；从旅游市场类型角度对入境旅游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庞丽，2006；武春友，2010；黄伟力，2010；张晨，2009；蒋满元，2008；张丽峰，2008）、出境旅游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雷平，2008）和国内旅游市场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屠文雯，2008；赵磊，2011）。此外，还有单向分析旅游业对经济发展贡献的文章，通过测度旅游贡献率水平来衡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大小（周四军，2006）。在研究方法方面，不同于我国其他旅游问题的研究最初多集中于定性分析，我国的旅游与经济关系研究从一开始就大量使用定量分析方法，其中VAR模型及相关的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分析虽然2006年以后才逐渐被采用，但应用最为普遍（杨勇，2006；和红，2006；赵东喜，2007；黄伟力，2010；瞿华，2011；罗文斌，2012；张娜，2012；杨建明，2013）。其次是空间计量模型主要用来分析不同区域旅游与经济关系的差异问题（王良健，2010；向延平，2012），而早期的文章多采用相关分析和灰色理论来说明旅游与经济的关系问题（陶金龙等，2004），此外还有查芳（2011）利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从研究范围看，旅游业发展与当地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可分为国际层面（雷平等，2008）、国家层面（和红，2006；罗文斌，2012）、省级层面（刘长生等，2008；屠文雯，2008；张娜等，2013）、市级层面（陶金龙等，2004；刘桂玉，2008）四类，其中还包括对市辖区的比较分析，如麻学锋等（2012）研究了张家界两区两县及其与全区之间的旅游业与国民经济高增长之间的区域响应性和时间同步性。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旅游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就全国范围而言，得到了旅游业与经济发展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而就旅游业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定量分析则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不同城市由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原因有明显的差异性，因此需要对不同案例城市的进一步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第一，已有的研究缺少从世界遗产地角度对旅游业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曲阜是我国45处世界遗产地之一，选择其作为案例城市对拥有优势旅游资源的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第二，现有研究案例选择的最小范围是地级市，缺乏对整体经济实力较弱的县级市这一级别城市的案例研究，曲阜作为这一行政级别的城市在产业结构、经济实力、城市建设等方面有自身的特征。第三，本文旨在回答拥有优势旅游资源和劣势经济环境的世界遗产地的旅游业与当地经济发展存在怎样的关系，是否有异于其他地方的特征等问题，为世界遗产地曲阜如何促进旅游业和经济的共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基于此现提出以下假设并进行论证：①旅游业和城市经济发展存在长期均衡关系；②旅游业和城市经济发展互为因果关系；③旅游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大于城市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的贡献度。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1、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旅游收入是衡量一个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而GDP是表征一个地区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本文选取1991-2013年曲阜市旅游总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两组数据来样本来验证曲阜市旅游业与城市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原始数据来源主要是《曲阜市统计年鉴》（1991-2013），数据的预处理分为两步：首先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旅游收入和GDP指标数据进行处理，然后对两指标数据取其对数，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LnTOUR和LnGDP分别代表旅游总收入和GDP的对数，ΔLnTOUR和ΔLnGDP分别代表它们的一阶差分。

2、模型选定VAR

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把每一个外生变量作为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是一种非结构化的模型，主要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以及分析随机干扰项对系统的动态影响。利用VAR模型测度旅游业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步骤。

（1）单位根检验。在分析旅游总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首先要对这两列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因为涉及两个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回归，可能会形成结果看上去非常好的伪回归(Granger&Newbold,1974),但是,如果在旅游总收入与经济增长两时间序列之间存在“一起漂移”或同步现象,则可能没有伪回归问题。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Eviews提供了6种单位根检验方法，其中应用较多的是DF检验(Dickey-Fullertest)、ADF检验(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即增广的DF检验)和PP(Phillips-Perrontest)检验。本文将借助这三种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2）VAR模型估计。VAR模型由Sims于1980年提出并引入到经济学中，是用模型中的所有当期变量对所有变量的若干滞后变量进行回归，通常用于多变量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描述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它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作为自回归模型的延伸VAR模型的分析重点在于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变量的滞后结构。

（3）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主要是用来检验一个内生变量是否可以作为外生变量对待。它解决了变量x是否引起y的问题，即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过去的x解释，加入x的滞后期是否使得解释程度提高。如果一个变量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则称它们之间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

（4）脉冲响应函数。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当某一变量受到冲击时，也就是说受到干扰产生波动时，不仅会影响该变量本身，也会经由VAR模型的动态（滞后）结构，将这种干扰传导至系统内其他的变量上，其中，冲击或干扰就被称为脉冲。通过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ResponseFunction）分析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其他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能够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效应。

（5）方差分解。方差分解的主要思想是将VAR模型中每个外生变量预测误差的方差按其成分分解为和各个内生变量相关联的组成部分，通过分析内生变量的冲击对用方差来度量的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评价不同内生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

四、结论及建议

1、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VAR模型，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世界遗产地曲阜市旅游业和城市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短期内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曲阜城市经济也呈现增长态势，从相互贡献看，城市经济对旅游业发展的贡献较大，增长较快，得出以下结论：

（1）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曲阜市旅游业和城市经济发展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假设被拒绝。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最佳滞后期旅游业和城市经济发展互为Granger原因，二者联系密切，假设?成立。

（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显示前四期经济增长对旅游业的影响不仅是正向的，而且促进作用快速增加，而旅游业对经济起到先下降再上升的负向阻碍作用，滞后4期以后旅游业和城市经济发展二者之间存在持续的推动作用，只不过城市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的作用较强，而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弱。从方差分解结果得出城市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的贡献作用显著，但相对间接，所以影响反映相对滞后。旅游业发展对经济的贡献作用相对直接，影响反应迅速但贡献度一直停留在较低水平。说明城市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的贡献度大于旅游业发展对经济的贡献度，假设?被拒绝。

2、政策建议

曲阜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以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前提，旅游业可以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支持，而城市经济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曲阜市旅游资源优势突出，但旅游产业化水平较低，旅游的门票经济特征明显，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有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旅游业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协调，未能实现良性循环。针对旅游业和城市经济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提高曲阜市旅游业的产业化水平，完善旅游产业链，充分发挥曲阜市旅游业的关联效应、波及效应和乘数效应等。首先，“孔庙、孔林、孔府”是世界文化遗产，必须依赖强大的旅游解说系统才能让旅游者体验到儒家文化的价值和魅力，同时加快寿丘大遗址、鲁故城大遗址、尼山大遗址等的规划开发。

第二，调整旅游接待业的行业结构，建设高星级接待设施满足高端客人的需要，引入知名饭店集团连锁经济档酒店品牌，打造“儒家文化”主题的私人客栈。再次，丰富旅游产品类型，增加旅游演艺娱乐活动，提升杏坛圣梦等的演出水平和影响力。最后，加快与旅游业相关的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的发展。

第三，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传统产业，壮大优势产业，围绕旅游产业大力发展相关产业集群，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经济支撑力。

第四，充分发挥文化品牌优势，发展文化产业。通过部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曲阜新区文化产业园的建设，提高曲阜文化产业的规模和质量，以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经济和文化的关系范文第4篇

过去，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等所倡导的经济学都强调把“竞争”作为经济学的核心，主张“竞争”是经济学的灵魂，而忽视了竞争的对立面——合作也是经济学的一面镜子。

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期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成功的实践证明，竞争虽然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竞争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但是纯粹的竞争经济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竞争，因为竞争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也离不开合作，离开“合作”就避免不了矛盾的滋生，从而导致市场经济的秩序难以维持，整个经济环境就会一团混乱，而且更多的需要在竞争基础上的合作，所以，经济学由“竞争”转向“合作”是时代及市场经济实践的客观要求，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下面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谈谈创建合作新经济学。

一、“合作”新经济学的理论前提

经济学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在其发展过程中，哲学观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确立正确的哲学观有利于构建“合作”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合作”经济学的哲学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合作”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分析新的经济现象，从标新立异的文化视角考察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随着各国交流和联系的日益密切和加强，全球化和一体化成为经济学领域的趋势和潮流，“合作”在全球化和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合作”有利于消除误会，有利于各国放下矛盾和分歧来求同存异，因为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实质就是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配置和利用，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推广和深化。在“合作”的经济环境下，市场经济必然显示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缺乏应有的人文关系和人本管理理念，而“合作”经济学恰恰注重人文关怀和人本管理。

二、“合作”经济学的文化根基

中国上下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广泛、内容深厚，其中很多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譬如在道家自然观的基础上，完全可以产生自由主义经济学：法家文化也可以成为国家干预主义 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儒家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包容万家经济学。由此看出，中国文化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沃土。

回顾经济学史，可以说，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以“竞争”为主线的，这并不是说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现实世界本来就充满了竞争，已有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正是揭示了这些竞争，而对竞争的另一面“合作”从来没有给予过足够的重视，这里指的没有对“合作”重视主要是说对“合作”没有像对“竞争”那样给予充分的理论研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特别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墨家的“兼爱”、“ 非攻”文化，以及儒家的“以和为贵”思想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合作的痕迹，这些思想很容易成为合作经济学的哲基础，为创建合作经济学提供文化根基。

三、合作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交往生产力

交往生产力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生产力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另一方面，生产力还包括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相互关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对话。生产力是个复杂的庞大的系统，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劳动者、还包括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相互关系，譬如生产的社会分工和协作、劳动的组织管理、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运用等等。

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是人从自然束缚下和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双重过程。生产力从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过程实质上是结构性生产力得以释放的过程，结构性生产力主要是指组织、协作、管理等形式存在的生产力，也叫“合作生产力”，结构性生产力中的各种要素协作，从而产生种新的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经济学中，人们的生产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劳动，相互协作，取长补短，才能顺利的进行生产。其次，结构性生产力是单个生产要素协作形成一种“集体力”对抗社会束缚的必然产物。俗话说：“人多力量大、滴水穿石、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所有这些都是强调的“合作”的重要性。经济生产中，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整体的优化，实现熬体功能大干各部分功能之和。所以我们要重视生产力的合作，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四、“合作”的实现方式——实践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实践的生产关系有社会性生产关系和技术性生产关系两种。技术性生产关系主要指生产与劳动对象之间发生的相互联系，其中主要体现了生产功能，而社会性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们对产品的占有。合作在实践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技术性生产关系和社会性生产关系之间架起了中介作用。如果实践生产关系表现为技术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相统一，那么表明“合作”已经顺利实现，而如果技术性生产关系与社会性生产关系相背而行，说明合作并未实现，有待进步的发展。从总体上讲，社会的生产关系制约着物质的生产关系的实现，因为社会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而物质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所以我们更要重视物质生产关系的“合作”实现。

经济和文化的关系范文第5篇

一、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的现有理论述评

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威胁论——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第四，鉴于东亚经济的特殊表现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以东亚为个案对文化变量和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研究亟需进行，以便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战略指导和保驾护航。

二、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化相关性理论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我所指的东亚概念不是纯粹地理意义的，而是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一种结构概念，尤其是指一种具有深厚的和精神气象的文化结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过程，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联性变迁而变迁。因此，东亚概念不仅包括东北亚的儒佛道三教文化区，也包括东南亚的儒佛文化区，甚至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区，当然整个东亚在文化传统上最大的共同点是一个儒佛文化区，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东亚不应该忽视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未来澳洲可能随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东亚化而在文化变迁上进一步向东亚接近，这殊难意料。但我认为东亚概念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意义和政策意义上讲是动态的。

研究东亚区域内传统文化因素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要解决的基本是东亚区域内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究竟有无关联？倘若有关联，则是何种意义上和何种程度上的关联以及如何关联？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即文化——经济间的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有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可操作？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该如何进行类型学的？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除了要考虑儒家文化因素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以及价值观因素对经济发展有无影响？尤其是弥漫东亚的佛教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究竟有无影响和有多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还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如何？文化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及发生作用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发生的和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文化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可否建立某种指标或指标体系以考量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障碍？柯德尔——霍夫亨兹难题（东亚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至其他国家简直无法模仿）该如何解决？福山悖论（力主“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满足了人们最美好心愿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何最后又担心“自由民主制度”导致出现“最后的人”和“东亚的挑战”？）说明了什么？东亚的战后的经济增长是在殖民主义结束、国家独立和政治稳定的大环境下获得的，这与东亚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化更新有没有关联以及有多大的关联？文化变迁是否与制度变迁一样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是否可以假定经济自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短期作用，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起中期作用，而文化变量将对经济发展起长期作用呢？东亚未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否从东亚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发展中吸取智慧、灵感和从中受益？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延绵不绝是否隐含着某种深刻的发展智慧？东亚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是否与西方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同样有效的普适价值？是否东亚经济发展有助于两种文化在东亚的阴阳和合，而这种和合产生更快的经济发展或更有价值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完美发展、的和谐发展和一个美好社会的出现，在此，东亚文化对经济发展将作什么贡献？鉴于此，东亚文化究竟该如何更新？东亚发展模式该如何估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格，物质文化是其果实，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和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精致品和活的灵魂，是建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又会能动地反作用于（促进或阻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挡）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具有对经济进行反馈和反思的功能。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有用的发展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述，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再次强调地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现代化和西化的搭档关系已经被打破，第一，西方殖民统治业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第二，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第三，非西方社会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第四，主要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因此，本土文化对于决定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就更为重要了，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

我认为非西方的现代化包括西方化和非西方化两面，是西方的普适性与非西方的本土性的融合。传统的区域研究专家抱着极其偏狭的观念，完全无视比较文化研究，发展研究正在引导人们重新将焦点对准文化以及主要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其中发展伦正在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对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式发展正在进行价值重估。主张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战略的文化品位。亨廷顿认为，如果东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与将来的发展目标上及目标达成上的差别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找到，那么，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文化对发展的影响要求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我认为，从东亚经济发展和创造奇迹的历史经验来看，外层次的政策因素（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等）和经济自变量，中层次的制度因素（政治经济制度等）和结构变量，深层次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宗教伦理、社会心理、习俗等）和文化变量，都会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而且三层次之间也发生关联和反馈作用。

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

第一，正如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作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著名演讲中所言：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精神制动，包括精神支持或精神障碍。我们必须寻找驾驭和创造这种精神制动的方法。

第二，对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具有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建设意义。

第三，借鉴离我们国门最近、而文化传统又最相似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和文化建设经验。

第四，以东亚地区为个案，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动因、经济发展与精神支持、经济发展与精神动员、经济发展与文化更新（或者说文化变迁）进行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和协调发展以及更快的发展速度。

第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性，该研究将对此提供智力支持。

第六，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推动他们不仅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该具有以上三重含义，方为完美。

进行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的发展上，另外就是对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类型学和结构上（机制上）的分析。

实际价值体现在：一是借鉴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了解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以及这种结构性力量中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从而自觉地利用这种力量去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二是体现在政府的发展战略制定上，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相连带的社会稳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不可小视的力量，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不仅是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而且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得到协调发展，即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人文代价，而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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